古代生活史——妇女服饰

在封建社会，妇女直接出任官职的较少，更多的是作为夫人参与社会活动，其服饰等级主要取决于丈夫官职的高下。等级最高的是皇太后、皇后，其次是皇帝的嫔妃、诸王太妃、诸王妃、诸长公主（皇帝的姐姐或姑姑等）、公主，以下则是各级官员的夫人。这一时期后妃及官员夫人的服饰大体上沿袭汉代的制度，与官员们的服饰相比，变化要小一些。在祭祀时穿着深衣，即单衣（指无里的袍服），皇太后与皇后的服饰颜色为绀上皂下，其余人皆为全身皂色；在举行亲蚕仪式时所着的服装称蚕衣，皇太后与皇后的服饰颜色为青上缥下，其余人皆为全身青色。自皇后以下至较高级官员的夫人，蚕衣又被用作朝服。三国魏时皇后的蚕衣多使用文绣，西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年）下诏认为文绣不符合古义，改为纯青色，并定为永制。南朝宋以后，皇后祭祀时服袿大衣，《南齐书·舆服志》记载：“袿大衣，谓之袆衣，皇后谒庙所服。公主会见大首髻，其燕服则施严杂宝为佩瑞。袿用绣为衣，裳加五色，锞金银校饰。”刘熙《释名》称：“妇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广下窄，如刀圭也。”据认为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漆屏风上贵妇所着下摆如燕尾的衣服就是袿衣。

据《晋先蚕仪注》，皇后的首饰有十二钿、步摇、大手髻等，戴绶佩。公主以下所能使用的钿数递减，如公主及贵妃等用七钿，九嫔及公夫人等用五钿，世妇三钿。公主会见时可戴大手髻，长公主可用步摇。此外，有关的饰物还有簪、蔽髻、绶带等。南北朝各代稍有增减，变化不大。

当时妇女的一般服装主要有襦、袄、衫、两裆、抱腰、帔、裙及裤褶等。虽然种类不多，但式样变化相当大，各地区亦有差异。如东汉献帝建安（196-220年）中，女子好为长裙而上甚短；三国吴孙休时衣服为上长下短；而西晋初中原地区则上俭下丰，着衣者皆厌腰盖裙；到东晋时江南地区又变为上衣短，带至于腋。而从目前所能看到的图像来分析，实际上衣服式样的变化较文献的记载还要复杂。

上身着襦、衫，下面穿长裙是女子的日常服装，在传世的这一时期古画及出土的壁画、陶俑、画像石等都可看到。《女史箴图》及《洛神赋图》中都对贵妇人的衣着有所刻画。襦、衫一般皆为右衽，在北朝时期亦有左衽者，如北魏元邵墓出土的V型女侍俑和舞俑皆着左衽衫，但V型女侍俑衣袖宽大，显然为胡汉合璧式服装。北齐娄睿墓出土的女侍俑及北齐张肃墓的女侍俑皆着窄袖衫、襦，下穿长裙，裙腰几达腋下。就目前所见陶俑的衣袖而言，女官俑基本上是大袖，女侍俑以大袖居多，亦有小袖者，而做杂役的女仆俑则以小袖为多。不过有些女侍俑虽着窄袖衫，但袖子相当长，将手完全盖住，如东魏崔混墓的女侍俑及前述北齐娄睿墓的握裙女侍俑和女侍跪俑等。

小袖袄是鲜卑等北方游牧民族妇女的原有服装，北魏孝文帝改革服制以前，在鲜卑妇女中颇为流行，即使在孝文帝下令改制后，仍有相当一部分妇女不服从诏令，依旧穿着小袖袄。不过在汉化大潮的趋势之下，这种小袖袄逐渐与汉族传统服饰相互融合，而较少单独出现。

两裆衫原为男子服装，但亦为女子所用。《晋书·五行志（一）》：“至元康（291-299年），中，妇人出两裆，加乎交领之上。”《玉台新咏·吴歌》：“新衫绣两裆，迮置罗裙里。”在新疆阿斯塔那十六国前凉墓葬中发现有绣两裆一件，穿着在女尸身上，两裆为红绢地面，素绢里，内夹丝絮，并以素绢镶边，为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另外，从图片上看，东魏崔混墓中的女侍俑似外罩两裆，但因未见实物，尚不能确定。

抱腹是汉代妇女的内衣，刘熙《释名》称：“抱腹，上下有带，抱裹其腹上，无裆者也。”在这一时期或称为抱腰，庾信《梦入堂内》：“小衫裁裹臂，缠弦掐抱腰。”帔在汉代亦已使用，《释名》称：“帔，披也，披之肩背，不及下也。”其形状与作用类似今天的披肩。南朝梁徐君倩《初春携内人行戏诗》：“树斜牵锦帔，风横入红纶。”表明在这一时期仍继续使用。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画屏风上的头插金花饰物贵妇所披的似即帔。

裙是古今妇女最主要的服饰之一，制作材料及款式也多种多样。当时上层贵妇多着曳地长裙，有时还不止是一层，《晋东宫旧事》记载：“皇太子纳妃，有绛纱复裙、绛碧结绫复裙、单碧纱纹双裙、紫碧纱纹双裙、紫碧纱纹绣缨双裙、紫碧纱双裙、单碧杯文罗裙。”有些裙的价格极为可观，如北齐武成帝高湛为胡皇后造真珠裙裤，所费不可称计。一般传世古画、出土壁画、画像石及陶俑中侍女的裙长亦及地，而劳动妇女的裙要稍短一些，如嘉峪关出土魏晋墓室壁画中的采桑少女等。

裤褶的来源与形制在前面已经加以介绍，在这一时期的女子服饰中裤褶亦占有一定的位置。西晋时裤褶已在一定范围内使用，“（王济家）婢子百余人，皆绫罗裤褶”。十六国时期其应用范围似有所扩大，据《邺中记》记载：“石虎皇后出，以女骑一千为卤簿，令冬月，皆著紫纶巾，蜀锦裤褶。”裤褶在北朝时期更是流行一时，山西太原北齐张肃墓出土的女侍俑即着右衽宽袖大口裤褶。

妇女的发式既有继承，又有创新。除汉代的坠马髻在这个时期仍在应用外，见诸文献的还有灵蛇髻、撷子、飞天、流苏髻、偏髻等。其中灵蛇髻的故事相当有趣，据《采兰杂志》记载：“甄后既入魏宫，宫廷有一绿蛇，口中恒吐赤珠，若梧子大，不伤人，人欲害之，则不见矣。每日后梳妆，则盘结一髻状于后前，后异之，因效而为髻，巧夺天工，故后髻每日不同，号为灵蛇髻，宫人拟之，十不得一二也。”蛇形与髻形确有相似之处，悟出此点，则自不再拘泥于一定的式样，而可随心所欲地发挥。灵蛇的传说既有其荒诞性，亦是从现实生活中产生出来的。撷子流行于西晋惠帝时，“元康中，妇人结发者，既成，以缯急束其环，名曰撷子。始自中宫，天下化之”。南朝宋以后则又流行飞天，“宋文帝元嘉六年，民间妇人结发者，三分发，抽其环直向上，谓之飞天。始自东府，流被民庶”。邓县画像砖中女子发式直向上者，据认为即是飞天。在传世古画及其他考古资料中还可看到文献中未作记载的发式，如北齐崔博墓中女侍俑头上的髻从正面看在头正中凸起，但从侧面看则呈马鞍状，故在发掘报告中被称为鞍形髻；而北齐娄睿墓中女侍跪俑的发式与之相类似，在报告中被称为单髻。北朝崔混墓中女侍俑的发髻由下而上逐层缩小，在报告中被称为盘髻，不过其形与《女史箴图》中对镜观容贵妇的发髻形象相近，似为汉代缕鹿髻的变形。《北齐校书图》中捧几侍女、持杯侍女等皆梳两个螺旋形的发髻，故被称为双螺髻。

除将头发梳成各式发髻外，当时亦使用假髻，前面提到的皇后、公主等使用的大手髻就属于假髻，东晋时曾十分流行。史称：“太元（376-396年）中，公主妇女必缓鬓倾髻，以为盛饰，用既多，不可恒戴，乃先于木及笼上装之，名曰假髻，或名假头。至于贫家，不能自办，自号无头，就人借头。遂布天下。”西安草厂坡十六国北朝墓中袖手女俑及弹琴女俑头上的大十字髻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假髻的形象之一。到北朝后期假髻的式样又有所变化，“又妇人皆剪剔以着假髻，而危邪之状如飞鸟，至于南面，则髻心正西。始自宫内为之，被于四远”。

年轻女性还常将头发梳成双环，在传世古画中颇多，如《洛神赋图》及《古帝王图》中陈文帝的侍女等皆是梳双环。而北魏宁懋石室中有许多年轻女性则梳与双环相近的双丫髻。

在出土的北朝陶俑中还看到一些女俑头戴与男子笼冠相近似的冠，这种女俑形象庄严，衣服较为宽大，而且形体多较同墓中出土的女侍俑为大，故在考古发掘报告中将其称为女官俑，并将其所戴之冠称为笼冠。但这种女式笼冠与男式笼冠的主要区别在于女式冠的两侧向下延伸较多，直到双耳的下部，而在脑后则只到枕部，且冠的中下部较大，与上下相差无几的男式冠差别较明显。在河北景县北朝封氏墓群、太原北齐娄睿墓、宁夏北周李贤墓中都可看到这种戴笼冠的女官俑。另外，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北魏墓中出土的鲜卑形象女俑身穿斜领窄袖曳地长袍，头戴与男子风帽相似的帽子，表明在北魏孝文帝改革服制前，鲜卑族妇女亦戴风帽。

当时妇女的化妆手段与汉代妇女相近似，但做法有所不同。敷白粉使得面部显得更加白皙的习俗流传已久，敷红粉以使面色红润则起源较晚，不过至少在东汉时期已开始施用。刘熙《释名》中讲：“粉，，赤也。染粉使赤以著颊上也。”崔豹《古今注》称：“燕支，叶似蒯，花似菖蒲，出西方，土人以染，名为燕支。中国人谓红蓝，以染粉，作妇人面色，谓为燕支粉也。”在《齐民要术·种红蓝花、栀子第五十二》中有制作燕支的方法。在这一时期使用红粉的范围似较前增大，在诗歌中亦有所反映，如南朝梁元帝《咏歌诗》：“汗轻红粉湿，坐久翠眉愁。”同时亦有在施用白粉的基础之上再加红色，如南朝梁江洪《咏歌姬诗》：“薄鬓约微黄，轻红淡铅脸。”至于使用黄色在脸部化妆，则是在这一时期吸收了北方少数民族的习俗后兴起的。庾信《舞媚娘》：“眉心墨黛直点，额间轻黄细安。”《木兰诗》中“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指的正是这种将剪成各种形象的黄色花纸贴到脸部的习俗。前述江洪的“薄鬓约微黄”意亦同。黛亦是妇女的主要化妆品之一，常与粉连称为粉黛，并引申为妇女的代称。《释名》称：“黛，代也。灭去眉毛，以此代其处也。”据《宋起居注》记载，北凉统治者沮渠蒙逊曾向南朝宋进献青雀头黛百斤，可见当时黛的用量相当可观。将唇部染红的习俗起源甚早，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一时期亦不例外，故在诗文作品中有关朱唇、朱口的记载也相当多。如西晋傅玄《苦相篇》：“低头和颜色，素齿结朱唇。”南朝梁武帝《子夜歌》：“朱口发艳歌，玉指弄娇弦。”在出土壁画及陶俑中亦可看到将唇部染红的现象，如山东临朐北齐崔芬墓室西壁的出行图中侍女即为朱唇；山西寿阳北齐库狄迴洛墓中的女俑脸敷白粉，细眉，朱唇。需要提及的是，当时除妇女外，男子化妆的亦不在少数。三国魏时的名士何晏就是一个典型，而到南朝梁时则发展为社会风尚，贵族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在梁末战乱后这种风气才改变。

最后谈妇女的饰物，在这一时期较主要的饰物有步摇、珰、钿、钗、簪、跳脱（臂钏）、指环等。步摇在汉代已是后妃、公主等人的饰物，刘熙《释名》称：“步摇，上有垂珠，步则摇也。”从史书舆服、礼仪等志的记载看，步摇的应用范围似很有限，但从其他文献、诗歌及考古材料来看，这一时期步摇的实际使用范围要大得多。当然，步摇上的饰物可能相差甚多，但其形制应无大区别。南朝梁女诗人沈满愿《咏步摇花诗》对其作了相当形象的描绘：“珠华萦翡翠，宝叶间金琼。剪荷不似制，为花如自生。低枝拂绣领，微步动瑶瑛。但令云鬓插，峨眉本易成。”步摇不仅流行于中原地区，亦为边境少数民族所喜爱，一说鲜卑慕容氏的上层统治者喜戴步摇冠，其余诸部就称其为步摇，以后音讹而成慕容。慕容氏的名称是否由此而来，尚有异议，不过正是在辽宁北票鲜卑慕容氏的墓葬中发现了步摇的实物。

珰，即今天的耳环，不过当时主要是悬挂珍珠，这一习俗起源于南方少数民族。《释名》对珰的解释为：“穿耳施珠曰珰，此本出于蛮夷所为也。蛮夷妇女轻淫好走，故以此琅珰锤之也，今中国人仿之耳。”西晋傅玄《有女篇》列举了女子的主要饰物：“头安（一作首戴）金步摇，耳系明月珰。珠环约素腕，翠羽垂鲜光。”

钿，是用金、银等或嵌上珠玉作成花朵形的饰物，插于妇女头上作为装饰。前面已经提到后妃、公主及官员夫人是以花钿的数量来区别等级高下的。钿字出现较晚，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原文中无此字，宋朝徐铉校订时新附若干字，钿即其中之一，释文称：“钿，金花也，从金田声。”清朝人郑珍《说文新附考》：“汉已前书无钿，《释名》止言花胜。王嘉《拾遗记》载魏明帝宫人云：‘不服辟寒钿，那得帝王怜。’是汉魏间有此名。”

簪，是男女通用的饰物，男子是用于将冠与头发相固定，而女子则用于固定头发。在南京东晋王丹虎墓出土有金簪，山西大同北魏冯太后永固陵中出土有铜簪与骨簪的实物。

钗，是女子常用的饰物，《释名》：“钗，枝也，因形名之也。”在这一时期的墓葬中曾多次出土各种质地的钗，湖南安乡西晋刘弘墓出土的金钗长11厘米，重12克；王丹虎墓中共出土金钗13件；北京顺义西晋墓还出土有银钗、铜钗等。除一般的双股钗外，还有一种金爵钗，曹植《美女篇》中形容美女的服饰：“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指的就是这种钗。亦称雀钗，是在钗头上作成雀样的花饰，工艺繁杂，而且花费较大。东晋元帝时“将拜贵人，有司请市雀钗，帝以烦费不许”。其使用级别也高于一般金钗，据《宋书·礼志（五）》记载，三品以下官员家中眷属不得使用爵钗，而六品以下官员眷属才不许使用金钗。

跳脱，亦称条脱，是妇女在小臂所戴的金属饰物，垂手时则落到腕部，后世多称为臂钏或腕钏。南朝梁简文帝萧纲《和湘东王名士悦倾城诗》：“衫轻见跳脱。”指的就是风吹衫袖，露出臂钏。北京顺义县西晋墓出土有一对直径6.6厘米，重46.1克的银臂钏。后宫妃嫔使用的饰物中，有些价格极其昂贵，如南朝齐东昏侯潘妃的一只琥珀钏就值170万。

指环，就是今天人们常戴的戒指，当时亦是妇女经常使用的饰物，在这一时期的各地墓葬中出土有相当数量的金、银指环，其形状与今天的戒指大致相似。应当提出的是除去本地生产的金、银指环外，还出土了一些其他地区所产的指环，如南京象山东晋王氏墓群7号墓出土的嵌有金刚石的金指环，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与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出土的镶有青金石的金戒指，经有关专家研究，这些皆不产自我国，而是从国外传入的。

限于篇幅，妇女的一些服饰如绶带、各种珠饰、铃饰等就从略了，至于妇女所穿的各种鞋类，则将在下一小节中加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