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夏商文字之使用状态

中国文字通常指汉字，汉字的历史究竟有多悠久，难以确切回答，但其起源当可追溯到史前时期。《易·系辞》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丗圣人易之以书契。”《尚书序》云：“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说文解字·叙》云：“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务）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把文字的创造，归之于传说时代的黄帝史官仓颉，其前有一个相当长的如结绳记事的酝酿和生成历程。这一说法基本符合文字起源的演进规律。

田野出土史前刻画符号，为探讨汉字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史前刻符，以刻画在陶器上占大宗，也有刻在龟甲、骨器、玉器等其他器物上的，出土地点分布范围甚广。在中原地区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遗址发现的龟甲上的形似“目”、“曰”之类的刻符，年代上限可早到8000年前。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百多个彩陶刻符，与长江中游地区出土大溪文化时期陶器刻符，早到距今6000年左右。在黄河下游东部滨海地区出土陶器刻符，可早到距今7000年左右的北辛文化时期。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朱村及诸城前寨三处大汶口文化遗址，彼此间距离有200里范围，均出土陶器刻符、，或认为已经属于由更早的简单独体字演化成的复体字。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文化时期“陶文”，五行H字，多字成句。在长江下游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发现了5000多年前的多字“陶文”，二行八字。良渚文化时期的多字“陶文”也每有发现。

1.陶寺扁壶朱书陶文 2.王城岗陶文 3、4.偃师二里头陶符 5.郑州商城陶文 6.殷墟陶文 7.吴城陶文

史前陶器刻符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为“陶符”，是陶工为某种用途临时做的记号，无语言基础，也不代表语言，另一类为“陶文”，常刻在陶器的特定部位，用来表示“所有”关系，可能寓图形表词义和读音，类似铜器彝铭中的族徽，但尚未形成代表语言的书面形态，是中国现行汉字的远祖。有迹象表明，史前陶器刻符，有一部分经约定俗成而向文字发展，比较容易在后来的甲骨文与金文中找到结构形态基本相同的文字，其中小部分早在当时就已经是固定的“字”，也有一部分则永远停留在记号层面上。但也有的刻符可能后来向另外的文字系统发展，属于在中国范围内曾经存在又失却传承早已消逝的文字种类。

夏代有文字在社会生活中使用传播，当无疑问。山西陶寺龙山晚期遗址出土的陶扁壶残片上，有毛笔朱书“文”、“昜（？）”两字。王城岗城址出土了“共”字陶文。偃师二里头夏都遗址，出土刻有“目”、“鱼”、“耳”等陶文及40余个陶器刻符，有的由直线组成，类似史前刻符，有的结构比较复杂，已接近殷墟甲骨文。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的三期陶文“车”字，年代约当于夏代晚期，与荥阳西史村商代遗址陶文车字写法一致。山东桓台史家遗址发现岳石文化时期木构井型祭祀坑一个，出土羊肩胛卜骨两片，一片正面刻一个“入”字，反面刻了“□句五”三字（《补编》附录313正反），另一片刻一“羍”字，时代相当于夏代。

文字的使用，在商王朝的政治疆域所及已有相当大的覆盖面，商代中上层社会已把语言文字作为一种记录或文化意识交流的工具。《尚书·多士》记周初周公之说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讲述了殷人的祖先有用册典记载当初灭夏的故事。郑州商城东南出土过两片字骨，一片为牛肱骨骨臼，刻有一个“?”字；另一片为牛肋骨卜辞，刻了十字，辞云：

乙丑贞，比。十月。

又（侑）土（社）羊。

可能是地名、族名或人名。用羊牲侑祭社，与殷墟甲骨文“甲申卜，又土（社）”（《合集》34031），性质相近。郑州商城又出土过两片字骨，分别刻有“厄弜”、“弜厄”（《补编》附录311、312）。所出有的陶大口尊口沿还刻有“臣”、“鸟”字样。

商代前期有的铜礼器已经铭，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商代二里冈期铜鼎，两耳下口沿处各铸一个类似陶符的阳文。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商代前期铜鬲，内壁口沿处有铭“亘”。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的一批朱书陶文，河北邢台曹演庄商代遗址出土的“囧”字陶文，城出土的商代中期陶文等等，时代均早于殷墟甲骨文，但无不显示了与殷墟甲骨文一脉相承的关系。山东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新出一版大龟腹甲，正面残存卜辞16条，共有34字，兆序数字二个，其中两条对贞辞云：“四母彘豕豕豕。弜钟。”记用四种不同的猪牲御祭四母。陕西西安老牛坡遗址出土有陶器刻文“亚”、“戎”等字。甘肃庆阳发现晚商玉戈有刻铭“乍册吾”三字。长江以南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的“戈”字陶文。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出土陶文66字，其中一件黄釉陶罐肩部刻了“中在耑臣，燎祖之”成文陶文八字，还有两件灰陶缽的器底分别刻了“入土（社）耑田”四字、“衣（殷）□于千角，巳（祀）五”七字，行文句法均与殷墟甲骨文类似。凡此均表明商王朝与四土的文字使用方面有着厚实的共性，其时其际文化的互相影响与传播交流是迅速通畅的。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商代前期有铭铜鼎 （见Reflections of Early China，Xiaoneng Yan）

殷墟甲骨文已是相当成熟的语言文字系统，有一定的写刻形式及行文原则，能代表当时社：会所公认的意义与发音，肯定也合乎当时人的说话顺序及不易发生语意上的混淆，“象形、象意及形声的造字法都在甲骨文中出现，其可识以及不能辨识的字已有四千五百个以上”，“最进步的形声字大致占有可识字的百分之二十”。甲骨文词类有名词、代词、数词、量词、时地词、动词、形容词、副词、连词、介词和感叹词等十一类。如数词，自一、二、三、四、五，至十、百、千、万，最高有至数万者，凡十的倍数往往合书。从虚词系统看，单音节虚词的分属大致包括代词、副词、介词、连词、语气词、助词、感叹词等七大子系统，子系统下又可细分，比如代词系统中又分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第一人称代词有余、朕、我三个，第二人称代词有女（汝）、乃，第三人称代词有厥、其、之；指示代词有兹、之。再比如介词系统下有引介时间词语在、及、即、于、、邲、至、至于、卒、终、自、由、从等；有引介处所词语在、即、于、至、至于、自、由、从等；有引介与格词语于、至、至于、自；有引介对象词语先、暨、戠等；有引介施事词语于、自；还有引介受事词语于、至于等等。甲骨文的句子成分，主语一般由名词性词语和主谓短语构成，动词谓语句很常见，宾语通常放在谓语动词之后，但也有宾语前置者，复杂的并列句有三四个动词并列者，单句与复句可分主谓句、非主谓句、联合复句和偏正复句等，已与后世汉语一样。

殷墟甲骨文绝大多数是用刀契刻的，据学者分析，甲骨文契刻有五大笔顺特点：（1）先直后横，斜笔同于直，曲笔的竖形者亦然，这与后世汉字笔顺不同。

（2）上下结构的字，一般都是由上而下契刻完成的，这与后世汉字笔顺一致。（3）左右结构的字，先左后右，也与后世书法习惯相同。（4）中心轴对称的字，则在先直后横、先上而下、先左后右的原则下，先契刻中间部分，再从左而右刻完全字。（5）特殊字形或特殊情况下，有破例。可见中国书法艺术的书写笔顺惯例，至少可追溯到商代。甲骨文契刻的工具，或举小屯殷墓出土的两柄龙形青铜小刀，殷墟武官大墓出土的碧玉刻刀，推测是“仿当日实用刻刀而模制者，至今锋利仍可刻画龟甲”。美国艾兰博士认为玉的硬度足以契刻甲骨，甲骨文契刻不仅是一种操作，又是一种复杂礼仪，殷墟出土的许多精心琢制的动物形玉刀不但“合于礼仪”，“而且大概就是常用以契刻甲骨文的刀”。周鸿翔先生分析了许多殷墟出土铜刀和玉刀资料，按刀锋形制及执刀法的假设，与甲骨片上文字字沟的放大横断面形态作了联系分析，认为甲骨文契刻的工具主要是青铜刀，间或有用玉刀，但青铜刀应较碧玉刀更实用而普遍，他推测当时青铜刻字刀的长度大约为11—15公分，刀柄有或横或直或斜的刻纹，以增加手与刀柄之磨擦以免滑脱，刀柄直径约为0.8—1.2公分，刀锋形态主要有双斜形、一直一斜形、半圆形及平头形四种。朱鸿元先生根据实践经验，认为殷人完全可能利用自然冷却技术处理，使青铜刀达到摩氏5度的硬度，以适合契刻甲骨所要求的摩氏3度的硬度。

殷墟甲骨文还有少量用毛笔朱书墨书的精美书辞，据刘一曼教授统计约有74例，书于卜甲上的有48例，内容有与同版契刻卜辞同属的卜辞，有记贡纳龟甲者，而书于卜骨上的有26例，每每倒书，书辞内容如“甲申卜彡乞燎”（《合集》35260）、“牛二，在四月王……”（《合集》41389）等等，多与祭祀祖先及用牲有关。2002年小屯南地偏东H57又新出土一例卜骨朱书文字，“且辛”两字倒书于牛胛骨的反面内缘处。甲骨书辞的字体一般都较肥大，书于甲骨的反面，有的书写后还被刻过。

除甲骨文外，传安阳出土过商代玺印四纽，形制相似，铜质，扁方形，上有鼻纽。一方边长3.2×2.5厘米，阳文，玺文为“翼子”，氏名加爵称。第二方通高1.5厘米，边长2.4×2.6厘米，重13克，阳文，玺面文字为“亚罗示”，李学勤先生谓“亚罗”是器主族氏，“示”是器主之名。第三方通高1.6厘米，边长2.8×2.9厘米，重20.2克，田字格，朱白文，玺面文字可能读作“旬抑直”，涵义类似某某之玺。以上两方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第四方边长2.5×2.5厘米，玺面阳刻一兽面纹，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除此之外，1998年秋安阳市西郊又发掘出土一方商代铜玺，形制与上述四方同，边长1.5×l.6厘米，厚0.5厘米，纽高0.5厘米，玺面阳刻半个兽面纹，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考古出土的肖形玺印。

（传）安阳出土商代铜玺印

殷墟历年还出土写刻有文字的玉石器约40余件，大都属于贵族特享器物。如著名的殷墟5号墓出土玉戈刻铭“卢方皆入戈五”，记此玉戈属于卢方伯君长皆入贡五秉玉戈之一；另一件石磬铭“妊冉入石”，记石磬为贵妇妊冉的贡品。M1003号大墓出土石簋耳铭“辛亥小臣入禽，俎在軎以”，记辛亥日小臣入献擒获的野味，在軎地俎祭的同时贡呈上此石簋。安阳小屯村北M18号墓出土玉戈朱书铭“在兆执守老在入”，知乃守卫王都外围武士的秉持礼器。1985年刘家庄殷墓出土玉璋朱书文字残片17件，书写有“于小史一”、“于史公”、“于公”、“□于祖□一”、“□□祖甲[一]”等内容，记用此等玉礼器祭祀先公先祖。1999年刘家庄北M1046殷墓出土石璋墨书文字18件，书有“于大子丁”、“于死子癸”、“于长子癸”、“于中子癸”、“于三辛”、“于亚辛”、“于□君乙”、“于祖乙”、“于祖丁”等，内容也是记秉璋祭已故者。1991年后冈M3殷墓发现六件朱书石柄形饰，分别书写了“祖甲”、“祖丙”、“祖庚”、“父辛”、“父癸”、“父□”，似为祖先神主牌位。小屯YM331墓头饰品玉鱼铭“大示害”，大示指商直系先王，佩戴用作“护身符”。传出殷墟的玉瓒柄饰件铭云：“乙亥，王赐小臣瓒在大室。”记此瓒为商王在大室赐小臣的礼物。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馆藏晚商玉戈铭“曰王大乙，在林田，艅”；曰，语助词；艅，人名；字像一人跪而持戈，有奉持之义；记在征人方途中的林田祭先王大乙汤时，艅在侧持此玉戈奉祀，特刻铭旌纪殊荣。可见这类刻写文字的玉石器，通为礼乐、祭祀和仪仗等上层社会用器，占有者曾是商王、方国君长、贵妇或臣正等，文字书刻规范，章法简练，文义通畅明洁，语句完整而具文法，基本为当时高级阶层的文化品物。

河南安阳殷墟西北冈1003号大墓残石簋耳铭

相反，殷墟历年百余件陶文，内容品位一般要低于玉石器文字。据刘一曼教授统计，殷墟出土陶文的地点有小屯、大司空村、后冈、花园庄南地、苗圃北地、白家坟等处，“殷墟陶文有单字122个，其中可以释读的64个，重复出现的41个，不能辨识的字17个，还有易卦数字五组。出土陶文的器类有盆、中柱盆、器盖、豆、簋、、罐、大口尊、鬲、‘箕形器’、范等”。陶文有朱书、墨书或先刻后烧、先烧后刻的，其内容有陶工在陶坯刻作表记的数字符号或位置符号，如“一”、“二”、“三”、“四”、“右”、“中”、“左”之类；有人名、族名、方国名，如“夒”、“”、“乙”、“小子”、“妇守”、“□矣亚”、“亚”、“万”、“戍”、“戈”、“木”、“井”等等；有“己”、“壬”、“乙丁”之类的干支字；有“庚见石旨”、“曰叀多友叀中”、“曰□曰必禽雨”之类的记事文辞；有筮数“一七八六六七、六一七”、“六六七六六八”、“六六七六七一”、“五七六八七一”、“一七六七八六”之类的三爻单卦及六爻重卦。陶文通常书刻于陶器的唇沿、肩部或器表、器壁、器底部位，字体较甲骨文显得“俗气”，结体欠规范，急就有失经意，简略率直，单字为多，长句甚鲜见，大致是在当时的中层社会中发挥其一定的沟通交流与传承作用。

总之，文字在商代社会生活中的使用，无疑远较夏代要普遍。甲骨文与流行于世俗社会的筮数陶文，各地出土的自由不羁、随意草率的陶文，诸多石器文字、骨刻文字，以及庄重典雅的青铜礼器铭文、铜玺印文字，华贵的玉器朱书墨书刀刻文字等等，多层面揭示了商代文字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使用状态。文字在商王朝的政治疆域所及已有相当大的覆盖面，起有相应的文化传播功效，并有效地发挥着一定的内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