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时代背景与社会生活



一 封建王朝不断更迭

魏晋南北朝是长期分裂的时代，是战乱频繁的时代，也是封建王朝不断更迭的时代。这个时期，史家习惯于从建安年间（196-219年）算起，至隋开皇九年（589年）灭陈止，前后近400年。在这约4个世纪中，除西晋曾实现过短暂（约37年）统一外，全国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先后共建立过35个大大小小的政权。各政权间或争夺势力范围，或欲实现全国的统一，群雄角逐，战乱不已，政治风云变幻多端，整个社会处于极度的动荡之中。其战争类别，既有阶级之间的较量，民族之间的战争，又有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混战，杂错交织，难以缕述。大致说来，这个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自汉末战乱至西晋灭亡为第一阶段；自西晋灭亡经东晋十六国为第二阶段；自刘宋代晋和北魏统一北方至隋统一为第三阶段，也即历史上所谓的南北朝时期。在第二、三阶段中，全国处于南北对峙的政治形势，其间北方经历了三次分裂和统一，自西晋灭亡，南方则经历了东晋、宋、齐、梁、陈五个朝代；至隋灭陈后，全国才又实现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

东汉末年，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结果在灵帝中平元年（184年）爆发了以黄巾军领袖张角为首的各族人民大起义，地方割据势力乘机而起。从中平六年（189年）董卓之乱开始，全国各地，特别是黄河流域的军阀之间展开了空前的大血战，其结果是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后来魏灭蜀，司马氏代魏后于太康元年（280年）派兵灭吴。至此，自中平六年董卓之乱开始的全国大分裂局面，在延续了整整91年后，又重新归于统一。

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是世族豪强地主势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他们拥有众多的奴婢、佃客和宗族，役使大量的贫苦农民，广占土地，四处贾贩，牟取暴利；有的还把持选举，世代为官，因而不仅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且有举足轻重的政治实力。所以到了战争年代，他们之中大者跨州郡，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互相攻杀，战祸连年。在长期的军阀混战中，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只是随着三国的形成，社会经济才逐渐有所恢复，到西晋统一后，社会经济才有所发展。

但此景不长，全国很快又陷于社会大混乱。晋朝开国君主武帝司马炎死后，他的白痴儿子惠帝继位，外戚杨骏辅政。惠帝皇后贾南风勾结楚王玮杀死杨骏及其党羽。接着，她又令司马玮杀掉继杨骏辅政的汝南王亮和卫耴。最后，她又处死司马玮，独擅朝政。赵王伦杀了贾后，迁惠帝为太上皇，自称皇帝。齐王冏、成都王颖、河间王颙、长沙王乂等纷纷起兵，展开了诸王之间的大混战。后来参加的还有东海王越和并州都督司马腾。这就是所谓的“八王之乱”。最后，司马越取得胜利，毒死惠帝，另立晋怀帝，混战方告结束。

八王之乱给社会造成了惨重的破坏，因此，在八王之乱后，南北各地相继爆发了流民起义。一些少数民族首领乘机起兵，建立政权。匈奴五部帅刘渊建国号汉，自称汉王，很快占领并州，直逼洛阳。永嘉四年（310年）刘渊死，其子刘聪继位。次年，刘聪派刘曜和王弥等率军攻下洛阳，俘虏了晋怀帝。接着，刘聪又派刘曜率军攻入关中，占领长安。西晋雍州刺史（治今陕西西安市西北）贾疋等拥立司马邺为帝（愍帝），夺回长安。建兴四年（316年），刘曜再度攻下长安，俘虏了晋愍帝，西晋至此灭亡。汉军在洛阳和关中大肆烧杀抢掠，史称“永嘉之乱”。西晋灭亡后，由原来司马越派驻建邺（今南京）的琅邪王司马睿称帝，建立东晋（317年）。南北分裂对峙的局面至此形成。

西晋的内乱和灭亡是士族门阀势力腐朽统治的必然结果。晋武帝即位后，按照古代的分封制，大封宗室27人为王，王国可以自选长吏，并按户数多少设置相应的军队。特别是宗王出镇督军，为八王之乱种下了祸根。西晋的高级官吏，都享有按品级占田荫客荫族的特权，即占有大量的土地和一定的人户而免除国家赋役。这种由皇室、贵族、官僚大地主构成的封建特权统治阶级，自始就显露出其贪残暴戾、淫虐纵恣的特性，而与人民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其内讧和速亡是不可避免的。

西晋灭亡后，在北方进入了所谓五胡十六国时期。这个时期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的地方政权计有：汉（匈奴）、前赵（匈奴）、后赵（羯）、冉魏（汉）、前燕（慕容鲜卑）、前秦（氐），另外还有巴蜀地区的成汉（巴）、西北地区的前凉（汉）和内蒙地区的代国（拓跋鲜卑）等。这些地方政权，除成汉亡于东晋外，其余兴亡情况如下：刘渊建立的汉国传三世而亡，刘曜夺权建立前赵，羯人石勒乘机建立后赵。后赵攻灭前赵，而亡于冉魏。冉魏为前燕所灭，前燕又亡于前秦。另外，前秦还灭了仇池杨氏（白马氐）、前凉和代国，曾一度统一了北方。

十六国前期，北方民族融合的初步发展，为前秦在北方的统一提供了广阔的社会基础。但是在前秦统治区中仍然不同程度地保留有部落制，并存在着严重的民族矛盾。苻坚无视这种民族斗争的形势，贸然进攻东晋，结果在淝水之战中招致大失败（398年），前秦顷刻瓦解，北方又陷于分裂割据的状态。

前秦灭亡后，北方重新陷于分裂，进入五胡十六国后期。这期间的北方割据政权有：关东地区由慕容氏建立的后燕、西燕、南燕和由汉人冯跋建立的北燕，西燕为后燕所灭，而后燕则亡于北魏，南燕亡于东晋，北燕也亡于北魏。关中地区有后秦（羌族），其北面是匈奴铁弗部建立的大夏。后秦亡于东晋而大夏则据有其地，土谷浑灭大夏。陇西至河西走廊有：西秦（鲜卑和敕勒混成的乞伏部）、后凉（氐）、南凉（鲜卑秃发部）、北凉（卢水胡沮渠部）、西凉（汉）。后凉亡于后秦，南凉亡于西秦，西秦亡于大夏，西凉亡于北凉，北凉归降北魏。

北魏是由道武帝拓跋珪建立的，先居牛川（今呼和浩特东），后都平城（今大同）。自道武帝开始，经明元帝拓跋嗣，至太武帝拓跋焘太延五年（439年），北魏完全统一了北方。在此前，东晋也为刘宋所代替，由此正式形成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

十六国时期，前后共经历130余年。其间政权林立，战乱频仍，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创伤和灾难。但与此同时，北方社会也在混乱和苦难中走向新生。一方面，胡族的部落制在混战中趋于解体，或适应新的情况而不断有所调整；另一方面，西晋的士族门阀势力在战乱中受到重创，其势力大为削弱，不得不投靠胡族政权以自存。这样，有些胡族的部众和士族门阀的一部分依附人口都解脱出来，各少数民族封建化进程加深，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北魏统一北方后，所有进入中原的胡族部落进一步解体，而汉族中的封建依附人口一部分也游离了出来，加上北方民族融合的基础扩大，这就为魏孝文帝的改革铺平了道路。太和九年（485年），北魏颁布了均田令，把北方在长期战乱中荒芜的土地分给贫民。次年，又在地方上推行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三长制和均田制相辅相成，不分民族成分而分土定居，统一成为国家编户，不仅有利于社会稳定，而且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实行均田制以后，北方民户大增，经济实力也不断加强，从而奠定了北强南弱的基本格局。

齐高帝萧道成像

但是，魏孝文帝的改革也有其消极的方面，这就是恢复和建立士族门阀等级制度。他不仅将以往汉族中的士家大族按姓氏划分出门第等级，而且在鲜卑拓跋族中也如法炮制，划分出门第高下，仕进和婚姻大致以门第为准。这就不仅人为地激化了北魏统治阶级和各族人民的矛盾，而且在统治阶级内部制造了分裂的因素，其结果便爆发了六镇起义。

六镇指的是沃野镇（今内蒙古五原西北）、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西南）、武川镇（今内蒙古武川县西南）、抚冥镇（今武川县东北）、柔玄镇（今内蒙古兴和西北）、怀荒镇（今河北张家口北）。这是为了防御北方的柔然而设立的。原来北魏的族姓不分高下，官爵唯以武功为准，六镇鲜卑地位颇高，有军功将士也能跻身高位。实行士族制度后，他们的地位降低，连将领也落为寒门。加以北魏原都平城，依重六镇，孝文帝迁都洛阳后，重南轻北，六镇甚至成了发配罪犯的地方。各种社会矛盾集结在一起，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爆发了六镇起义。由此开始，各地的起义屡仆屡起，前后延续了八年之久，给北魏政权予以沉重的打击。世居秀容川（今山西朔州西北）的契胡首领尔朱荣乘机招兵买马，镇压起义，利用北魏皇室的矛盾，控制了北魏政权。后以高欢和宇文泰两人为首的怀朔和武川两大豪强集团兴起后，高欢势力消灭尔朱氏势力，从而使北魏分为东西魏。东魏为北齐所代替，西魏为北周所代替。在频繁的政治变动中，魏孝文帝建立的士族门阀制度迅速解体。北齐政治军事统治出现鲜卑化的趋向，乃是开历史倒车；而北周则由一批胡汉混血贵族进行统治，大量重用汉族士人，因而改革较有成效。因此，北周终于灭掉北齐，重新统一了北方。不久，北周府兵将领杨坚以外戚身份控制了政权，取代北周而建立隋朝。开皇九年（589年），隋文帝杨坚派大军一举灭陈，至此全国复归于统一。

南方最后一个小朝廷陈朝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东晋是以侨姓士族为主，取得吴姓士族的支持后建立的，因而自始就是士族门阀的统治。所谓侨姓士族，指的是北方南迁的士族，其政治势力远远超过吴姓士族。东晋朝廷中的军政大权，主要掌握在侨姓士族手中，他们在朝争权夺利，居官聚敛无度，在野则“求田问舍”。东晋在长达百余年的时间里，既缺乏有作为的皇帝，也很少有作为的将相。政权腐败不堪，朝廷内及中央和地方势力之间，矛盾重重。因此，朝中大权最后落入北府兵将领刘裕手中。刘裕终于废晋恭帝而自立（420年），建立了宋朝。刘宋武帝、文帝两代稍有作为，多有革新，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士族门阀势力。因此，后经齐、梁两朝，虽起用寒人，南朝还是一步步衰落下去。到陈朝建立时，辖境只有江陵以东、长江以南的一隅之地了。所以，北周在灭北齐后，其实力远远超过了南方。陈朝的末代君主陈叔宝，在强敌压境下一筹莫展，沉湎酒色，不理政务，坐而待亡，终于当了俘虏。

纵观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中国封建政权最富于变化的年代。从三国到隋统一，先后共建立约35个封建政权。其主要原因：一是门阀政治；二是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35个政权中，由高门士族和各少数民族贵族建立的共26个，占总政权数的79%。从政治形势和民族融合发展变化看，两晋基本上是门阀政治，从刘宋开始士族走向衰落，到陈朝士族完全没落，南方豪强酋帅兴起，这是两晋南朝封建统治层的大变化。北方十六国前期民族矛盾十分严重，民族融合进入初期阶段，十六国后期民族融合有所发展，北魏统一后，民族融合进入全面发展阶段，在魏末各族人民大起义中，六镇地区各少数民族南下后在共同的起义斗争中，也促进了民族融合的进程。代北地区胡汉豪强酋帅兴起后，建立北齐、北周政权，民族融合才接近完成，最后由隋代周灭陈，全国复归统一。

陈武帝陈霸先像

这个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人口大流动、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大变动的年代，十余个少数民族进入我国北方，其中有1100余万少数民族人口融入汉族。同时东汉末和西晋末北方两次大批人口流居江淮之南，其中仅永嘉之乱以后一段时间内北方人口流入淮河以南的便约有50余万人。这样大规模的少数民族和汉人在全国范围内的大流徙，在我国历史上实属罕见。这对于我国中古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发展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首先促使北方和南方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的重新整合。民族关系重新整合的结果是形成了新汉族；阶级关系重新整合的结果是士族门阀的衰落，庶民和地方汉胡豪强酋帅的兴起。自此以后，门第高下基本上依官位而定，仕宦从法定上说，主要是靠才能了。

这个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百家争鸣的年代。人口的大流动和民族关系的大变动带来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大交流。玄学、佛学、道教、儒学以至法家、名家相互争胜，又相互吸收，导致了文化上的繁荣。人们处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中，思想活跃，视野开阔，感情奔放，富于创新，勇于探索。各种科学技术、哲学、宗教、历史地理、文学艺术、音乐舞蹈、书法绘画、雕刻塑像，均有空前的发展，标志着这是一个政治社会和文化艺术开放型的时代。

二 战乱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由于封建政权更迭频繁，割据因素加重，民族关系复杂，因而又产生了长期战乱的特征。根据大略的统计，这个时期共发生较大规模的战争约500余次（指战争双方兵力在万余人以上者）。除去农民战争之外，其他战争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各派政治势力或割据政权之间的混战；第二类是一个政权内部统治阶级之间的战乱；第三类是各民族贵族之间的混战。这里，我们举一部分典型的战例，可以窥见战乱对人们社会生活影响的概貌。

从东汉中平六年（189年）董卓之乱开始，到曹操统一北方（215年），黄河流域战乱持续26年之久，其中最具破坏性的乃是董卓之乱。董卓凶暴残忍，其部率烧毁洛阳宫庙官府和民居，城内扫地殄尽，洛阳城外200里内无复人迹。董卓徙洛阳数百万人口去长安时，“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董卓死后，三辅民尚有数万户，卓将李催放兵劫掠，“强者回蔽，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东汉兴平元年（194年），关中兵乱后，大旱，“是时谷一斛五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关东诸将讨董卓起兵后，“众数十万，皆集荥阳及河内，诸将不能相一，纵兵抄掠，人民死者且半”。曹操为报父仇，讨伐徐州牧陶谦，当时京师（洛阳）遭“董卓之乱，人民流移东出，多依彭城间”。操军“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曹操又率军“从泗南攻取虑、睢陵、夏丘诸县，皆屠之，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在战乱中，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粮食供应极端困难。如袁绍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军人“取给蒲蠃”；曹操军粮“颇杂以人脯”。刘备军队“饥饿困败，吏士大小自相啖食”。各军事集团以武力强征和劫掠，粮食供给尚且如此困难，人民群众的饥饿窘状便可想而知了。战乱促使社会危机加深，人民无法生存，必然离乡背井向外流亡。东汉末年仅见于记载的逃亡民户，先后共达300余万口。

人民大量死于战乱、流离、灾荒和疫疾，所谓“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甚至造成“千里无人烟”、“白骨蔽平原”的悲惨景象。

西晋八王之乱，从元康元年（291年）贾后杀杨骏开始，到光熙元年（306年）十一月惠帝被毒死为止，前后持续达16年之久。战争初起才两月余，战乱死亡者已达10余万人。当齐王冏等联兵讨伐赵王伦后，各王争权夺利，战乱不已。太安二年（303年）八月，河间王颙、成都王颖举兵讨伐长沙王乂，双方在洛阳激战两月余。长沙王乂前后破成都王颖军，“斩获六、七万人”。河间王颙部将张方率精兵七八万攻入洛阳，“大掠，死者万计”。晋廷“征男子十三以上皆从役。又发奴助兵……公私穷踧，米石万钱”。张方从洛阳退还长安时，“军中乏食，杀人杂牛马肉食之”。张方第二次攻入洛阳，“军人因妻略后宫，分争府藏。魏晋已来之积，扫地无遗矣”。当晋惠帝被张方挟持入长安后，东海王司马越派祁弘等率鲜卑兵西迎天子时，入长安大掠，“杀二万余人，百官奔散，入山中拾橡实食之”。史载：“自惠皇（惠帝）失政，难起萧墙，骨肉相残，黎元涂炭”。又说：“兵革之后，百姓困苦，不闻振救。”在长期战乱中，广大劳苦大众受害最深，田园荒废，生产凋敝，民不聊生。

八王之乱刚结束，各少数民族贵族反晋斗争接踵而来。在西晋末年战乱中，匈奴人刘渊建立了汉国。永嘉三年（309年），刘渊派刘景进攻洛阳时，与晋将王堪战于延津（今河南汲县东古黄河上），“沉（百姓）男女三万人于河”。羯人石勒发动起义后，攻城略地，杀略官兵。永嘉五年（311年）四月，石勒大败晋王衍兵，杀百官将士10余万人，“相践如山，无一人得免者”。六月，汉将刘曜等破洛阳后，纵兵烧掠，宫殿官府化为灰烬，王公士民3万余人被杀。洛阳“饥甚，人相食，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同年秋，汉兵围长安，晋南阳王模降汉。史称：“关西饥馑，白骨蔽野，士民存者百无一二。”永嘉六年（312年）夏，晋雍州刺史贾等围刘曜于长安数月，汉兵连败，驱掠长安男女8万余口，奔回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同年冬，晋并州刺史刘琨为汉兵所败，向代公猗卢请兵，猗卢派部将卫雄等为先锋，同琨反攻晋阳，猗卢亲率大军20万继进。猗卢军与刘曜军大战于汾水，再战于蒙山（今太原市西南），刘曜军大败，伏尸数百里，山为之赤。西晋建兴四年（316年）八月，刘曜军逼长安，内外断绝。长安“饥甚，米斗金二两，人相食，死者大半”。不久，晋愍帝降于刘曜，西晋灭亡。

西晋八王之乱，以及继之而来的各少数民族贵族反晋斗争，长达30余年，其主战场在北方，使黄河流域的社会生产遭到空前严重的破坏，造成“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自天地开辟，书籍所载，大乱之极，未有若兹者也”。在长期战乱摧残下，最受苦的是下层群众，为躲避兵祸、饥荒和死亡的威胁，被迫四处流徙，形成了西晋末年长时期的流民大浪潮。据估计全国各地流徙总人数大约有30余万户，150多万口，实际流徙人数要更多。人口的大量流徙，对于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社会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史称：“自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刘琨在上表中记他亲眼所见，说：“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又说：“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可见无论流亡或未流亡的民户，在战乱中同样在死亡线上挣扎，其生活痛苦至极。

十六国时期北方在一个多世纪里，陷入更加严重的分裂之中，不仅战乱不绝，而且还夹杂着民族仇杀，因而其破坏性尤剧。前后赵之间的战争，从东晋太宁二年（324年）至咸和四年（329年），持续6年有余。史称：“二赵构隙，日相攻掠，河东、弘农之间民不聊生。”两赵在长期攻战中，最大的战役有两次。太宁三年（325年）五月，后赵将石生屯洛阳，大掠河南。前赵中山王刘岳率大军克孟津、石梁二戍，“斩获五千余级，进围石生于金墉（魏、晋洛阳故城西北隅）”。后赵中山公石虎率步骑4万入成皋关，与岳战于洛阳西，岳军大败。前赵主刘曜自将兵救岳，石虎率骑兵3万逆战，前赵兵大败，石虎先后坑其士卒1.6万余人。咸和三年（328年）七月，后赵石虎率众4万自轵关西入击赵，河东地区50余县投降，遂攻蒲阪。刘曜自将中外精锐10万救蒲阪，两军战于高候，后赵军大败，“积尸二百余里，收其资仗亿计”。刘曜进军围后赵将石生于洛阳。十一月，石勒命诸将会荥阳，自统步骑4万趣洛阳，十二月，两军在洛阳城西大战。刘曜10万大军在洛阳城西布阵，石虎率步骑3万自城北向西，攻前赵中军，石堪等各率精骑八千自城西向北，击前赵军前锋。石勒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前赵兵大败，斩首5万余级，临阵活捉前赵主刘曜。咸和四年（329年）正月，前赵太子熙大惧，率百官奔上邽，关中大乱，后赵军进据长安。石虎乘胜与前赵刘胤大战于义渠，胤军大败，“枕尸千里”，不久前赵亡。

后赵末年的战乱和冉魏代赵的战争，被称为“赵魏乱中原”，前后达10年之久。后赵石虎即位后，穷兵黩武。东晋咸康八年（342年）十二月，后赵“敕河南四州具南伐之备，并、朔、秦、雍严西讨之资，青、冀、幽州为东征之计，皆三五发卒。诸州军造甲者五十余万人，船夫十七万人，为水所没、虎狼所食者三分居一”。石虎欲南征，敕诸州兵悉集，并规定：“征士五人出车一乘，牛二头，米五十斛，绢十匹，调不办者斩。”民众“鬻子以供军需，犹不能给，自经于道者相望”。永和三年（347年），沙门吴进向石虎说：“胡运将衰，晋当复兴，宜苦役晋人以厌其气。”虎发邺城近郊男女16万人，车10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广袤数百里。当时“燃烛夜作，暴风大雨，死者数万人”。永和五年（349年）石虎死，后赵发生内乱，“子孙争国，上下乖乱”。虎养孙汉人冉闵和李农等击败石冲后，“坑其士卒三万余人”。当时后赵河北大乱，“遗民二十余万口渡河欲来归附（东晋），会（褚）裒（北伐）已还，威势不接，皆不能自拔，死亡略尽”。羯人3000人欲诛冉闵、李农，反为冉、李所诛，“横尸相枕，流血成渠”。冉闵掌权后，为赢得汉族人民的支持，“宣令内外六夷，敢称兵仗者斩之”。又“令城内曰：‘与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冉闵命大开城门，“于是赵人（指汉人）百里内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门”。冉闵知道羯人不为己用，下令杀羯人，“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永和六年（350年），冉闵在消灭石赵政权后，即皇帝位，改元永兴，国号大魏。冉闵连败石琨于邯郸、张贺度等于苍亭，共斩首近4万人。后冉闵又攻石祇于襄国，为石琨、姚襄等少数民族首领战败，其部属被杀10万人。中原地区大乱，“盗贼蜂起，司、冀大饥，人相食”。石赵时，“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诸夏纷乱，无复农者”。

前秦统一后仅8年，北方又重新陷入了战乱时期。东晋太元八年（383年）冬，秦主苻坚淝水战败退回长安，鲜卑慕容部起兵反秦，先后围邺和长安一年多。史称：“燕、秦相峙经年，幽冀大饥，人相食，邑落萧条。燕之军士多饿死，燕王垂禁民养蚕，以桑椹为军粮。”慕容冲攻长安，“纵兵暴掠，关中士民流散，道路断绝，千里无烟”。前秦时苻登（后为秦主）举兵征伐，“是时岁旱众饥，道馑相望，登每战杀贼，名为熟食，谓军人曰：‘汝等朝战，暮便饱肉，何忧于饥!’士众从之，啖死人肉，辄饱健能斗”。前秦末年的战乱，持续12年之久，前秦亡后北方政权林立，相互攻击，国无宁日。在河西走廊地区，后凉主吕光死后，“诸子竞寻干戈，德刑不恤，残暴是先，饥馑流亡，死者太半”。后凉同北凉、南凉之间战争也相当激烈。后凉吕隆在位时（401-403年），北凉和南凉频来攻伐，后凉都城“姑臧（今甘肃武威）谷价踊贵，斗值钱五千文，人相食，饿死者十余万口。城门昼闭，樵采路绝，百姓请出城乞为夷虏奴婢者日有数百”。吕隆“惧沮动人情，尽坑之，于是积尸盈于衢路”。

在十六国130余年中，北方除少数几个政权统治时期外，战祸相寻，而且是多民族参加的战乱，政治黑暗，在阶级的和民族的双重压迫下，人民群众成年累月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只有到北魏统一北方（439年）之后，政治形势稳定，社会经济逐渐恢复，人民在战乱下的悲惨生活才开始有了转机。

南方地区自晋室南迁（317年）后，大小战乱一直没有停止过，其中以“侯景之乱”最具破坏力。侯景，羯族人，原是北魏六镇军人，后为东魏掌权者高欢大将，专制东魏河南多年。高欢死后，侯景于萧梁太清元年（547年）以所据河南之地降梁。梁武帝企图利用侯景力量向北拓地，不顾群臣的反对，派萧渊明率大军接援，并封赏侯景。渊明怯懦无能，为魏军大败后被俘，侯景也因战败，南逃至梁的寿春城（今安徽寿县）。侯景长期驻守东魏河南，与梁接壤，深知梁朝虚实。太清二年（548年），侯景勾结对梁武帝不满“幸国家有变”的萧正德，渡江攻破建康，进围台城。台城攻守战相持130余天。台城被围之初，城内男女10余万人，甲士2万多人，米40万斛。至城破时，战死及饥饿疾疫而死者十之八九，“横尸满路，不可瘗埋”。城外百姓被驱使起土山攻城，“疲羸者因杀之以填山，号哭之声，响动天地”。侯景放纵士卒掠夺民米及金帛子女，“至是米斛数十万，人相食者十五六”。梁末繁华的建康城，有户28万，如以每户5口计，有140万人。经过侯景之乱，“道路隔绝，数月之间，人至相食，犹不免饿死，存者百无一二”。甚至连“贵戚、豪族皆自出采稆，填委沟壑，不可胜纪”。直到陈都建康时，“中外人物不迨宋、齐之半”。可见建康城破坏之严重程度。

侯景之乱的战火，还蔓延至江浙和长江中游地区。南朝江浙“最为富庶”，“侯景之乱，掠金帛既尽，乃掠人而食之，或卖于北境，遗民殆尽矣”。战乱使人们丧失了抵御灾荒的能力。大宝元年（555年），“江南大饥，江、扬弥甚，旱蝗相系，年谷不登，百姓流亡，死者涂地”。此外，江南百姓为侯景“军人所掠，或自相卖鬻，漂流入国（指入魏境）者盖以数十万口”。史称：“于时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江南经过侯景之乱，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继之而起的陈朝，统治区域缩小，其国力极度衰弱。

上述所举多民族参与的战争，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极为深刻的影响。第一，参战双方消耗大量人力财力，必然会加重对人民的赋役剥削。当时前方一个战士所需军粮和军用物资，后方大约要两个人力运输供应。这就是说，十万军队作战，要二十万人服运输苦役。其他如造甲、造船、造车、筑城和修路所役使的人力，还未计算在内。所以魏晋南北朝人民服役时限，比两汉和隋唐都要长，而且经常征妇女服役。第二，史称：“自顷中州丧乱，连兵积年，或遇倾城之败，覆车之祸，坑师沈卒，往往而然，孤孙茕子，十室而九。”战争的直接后果便是杀人、死亡、伤残，作战双方死亡者主要是劳动群众，而且战士大多是壮劳动力，因而战争直接摧毁社会生产力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第三，大的持续时间较长的战争，使社会秩序混乱，有的军队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农民无法进行正常生产。第四，灾荒和疫疾常常伴随战争而来，在战乱中，政府无力接济灾民，贫苦群众更无抵御天灾的能力。所有这一切，使得在战乱中，城市被毁灭，田园被荒芜，广大人民群众被战死、饿死、病死，或被迫四处流散，大批劳动力和土地分离，使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粮食供应奇缺。军队用人肉作军粮，或将领鼓励战士勇敢作战，以俘虏充饥，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现象。由此可以想见，人民群众大批死亡的惨状，以及幸存者生活的痛苦程度。

三 开放融合型文化特征与社会生活

魏晋南北朝开放融合型文化特征，是由于国内各民族大融合，中西文化交流频繁，以及自觉趋向型的文化心态等时代条件决定的。当时人们的思想较为开放，原先的封闭状态被打破了，首先是汉族对外来文化表现出了一种包容和吸取的积极精神，同时少数民族中的杰出人物也热衷于学习汉族先进文化。尤其在北中国表现得更为明显，无论政治制度、经济生活、礼仪风俗、学术思想等，都不是汉族单一型的，而是以汉族文化为主，对国内各少数民族和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包罗宏富。从人们社会生活的角度看，早在东汉末年，西域文化便传入我国。史称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师贵戚皆竞为之”。西晋泰始（265-274年）以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貊槃，及为煮貊炙，贵人富室，必蓄其器，吉享嘉会，皆以为先”。太康（280-289年）时期，人们普遍以胡人生产的毡“为头及带身、裤口”，并相习成风。西晋灭亡以后，北方和长江上游先后由五胡建立起十四国政权（前凉、西凉、冉魏、北燕为汉人所建立）。当时民族融合还远未完成，匈奴、鲜卑、羯、氐、羌人大都保存着自己的语言、生活习俗和礼仪风俗。

语言是人们社会生活中交往的主要工具。西晋灭亡之后，北方语言较为混杂。十六国后赵石勒称赵王后，“制法令甚严，讳胡尤峻”。有醉胡乘马突入正东门（宫门之一），勒大怒，谓宫门小执法冯翥曰：“夫人君为令，尚望威行天下，况宫阙之间乎!向驰马入门者是何人，而不弹白邪?”翥惶恐忘讳，对曰：“向有醉胡乘马驰入，甚呵御之，而不可与语。”勒笑曰：“胡人正自难与言（指汉胡言语不通）。”恕而不罪。石勒将与前赵刘曜战于洛阳，群臣皆以为不可。勒咨访沙门佛图澄。澄曰：“相轮铃音云：‘秀支替戾冈，仆谷劬秃当。’此羯语也。”秀支，军也。替戾冈，出也。仆谷，刘曜胡位也。劬秃当，捉也。佛图澄回答石勒的话译为汉语为：“军出捉得刘曜。”可见十六国时期，在北方流行着少数民族语言。北魏初期，鲜卑语盛行。道武帝时（386-408年），晁懿“言音类帝（道武帝）”，“以善北人语（指鲜卑语），为黄门侍郎”。孝文帝改制以前，魏廷汉语和鲜卑语并行，改制以后虽禁鲜卑语，但仅限于30岁以下的人，而30岁以上的鲜卑人，并不要求立即改说汉语。更何况孝文帝改制后只有4年时间即死去，以后改制实际上处于流产状态，因而北方势必恢复汉语和鲜卑语并存状态。魏末于谨“解诸国语（懂多种少数民族语）”，孙搴“通鲜卑语”而被重用。高欢行军，“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高）昂（汉人）若在列，则为华言”。可见高欢的士兵既懂汉语，也晓鲜卑语。即便是在南方，东晋统辖区域内居住的蛮、俚、僚等少数民族，也是“鸟声禽呼，言语（与汉人）不同”。东晋王导拜扬州刺史时，宾客数百人中有胡人，导特到胡人前用胡语褒誉胡人，“群胡同笑，四坐并欢”。桓温南蛮参军郝隆在群僚诗会上云：“娵隅跃清池。”温问：“娵隅是何物?”答曰：“蛮名鱼为娵隅。”温曰：“作诗何以作蛮语?”可见南朝也有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现象。

再如胡服。十六国时和北魏前期，胡人多穿胡服，自不待论。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年）改制，明令禁穿胡服，改着汉人服饰。经过4年以后，太和二十三年（499年）正月，孝文帝从邺城回到洛阳，犹“见车上妇人冠帽而着小襦袄（指鲜卑服饰）者”。孝文帝责问留守洛阳的任城王元澄：“尚书何为不察?”澄对曰：“著犹少于不著者。”足见当时还有不少人着鲜卑冠服者。

魏廷改胡服，从太和十九年（495年）“班赐冠服”开始，全部冠服的制定，“积六载乃成”。此时孝文帝已病故，服饰改制并不彻底。萧梁大通二年（528年），陈庆之北伐，次年五月占领洛阳。陈庆之亲见洛阳“礼仪富盛，人物殷阜”，从而重视北朝文化。据说他回江南后，“羽仪服式，悉如魏法。江表士庶，竞相模楷，褒衣博带，被及秣陵（建康）”。庆之子陈暄，也仰慕北朝文化，他曾“帽簪钉额，条布裹头，虏袍通踝，胡靴至膝”，使朝士哗然。陈庆之北伐离孝文帝改制已有30年，而北方鲜卑人仍多穿胡袍胡靴。

北周君臣“平时常服或杂胡制，而元旦朝贺，即服用摹拟礼经古制之衣冠”。北齐文宣帝高洋（550-559年在位）曾“散发胡服，杂衣锦彩”。东魏高欢部将羯人侯景，“与人论掩衣法为当左，为当右”?尚书敬显俊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为是。”王纮反对说：“国家龙飞朔野，雄步中原，五帝异仪，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这次争论以掩衣左右皆可而结束，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人认为胡服和汉服杂用均可的一种文化观念。我们在现存北朝壁画、画像石（砖）及陶俑等形象资料中所看到的一种服饰裤褶，既有右衽，也有左衽，正是当时现实生活的反映。

隋代议定仪礼时指出，北魏天兴（398-403年）初，“撰朝飨仪，始制轩冕，未知古式，多违旧章”。孝文帝时，“讨论经籍，议改正之。唯备五辂，各依方色，其余车辇，犹未能具”。魏末孝明帝熙平（516-517年）时，侍中崔光等“采其议，大造车服”，“自斯以后，条章粗备”。这里说明北魏礼仪车服改制，经历三个阶段，直至魏末，也只是“条章粗备”，当时政治腐败，不可能付诸实施。所以隋太常少卿裴政奏曰：“后魏以来，制度咸阙。……舆辇衣冠，甚多迂怪。今皇隋革命，宪章前代，其魏、周辇辂不合制者，已敕有司尽令废除。”隋内史令李德林上奏也称：“周、魏舆辇乖制，请皆废毁。”隋文帝从之。他们都认为北魏北周衣冠礼仪“多参胡制”，“舆辇衣冠，甚多迂怪”，即不符合汉族衣冠礼制。他们对孝文帝改制，弃而不谈，似乎透露出孝文帝改制虽曾大刀阔斧实行于一时，但他很快死去，收效甚微。十六国北朝胡服在中原地区流行，使秦汉以来汉族服饰主流由“上衣下裳”，逐渐向“上衣下裤”转变，并由北方向南方流传，隋唐以后，这种服饰便在汉族人民中得到普及。

关于饮食。西晋以后五胡入主中原，同时西域文化传入了中国，因而带来了胡汉饮食文化的融合。《史记·匈奴传》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北方各少数民族饮食大体同匈奴人一样，食肉饮奶酪为其基本特征。如鲜卑、敕勒、柔然和羌人中的一部分都属于这种饮食结构。魏晋以后，酥油同汉族茶饮相结合，成为酥茶或奶油茶。奶酪、胡饼（芝麻烧饼）、胡饭（卷面饼）等少数民族饮食，东汉末年在中原地区传开后，经魏晋以后成为南北汉族人民喜爱的食品。北魏神瑞二年（415年）秋，平城遭饥荒，群臣议欲迁都，崔浩反对说：“至春草生，乳酪将出，兼有菜果，足接来秋，若得中熟，事则济矣。”崔浩的献策被采纳，果然主要靠畜牧业生产度过了灾荒。北魏太武帝（424-451年在位）也曾说：“国人（指鲜卑拓跋族）本着羊皮裤，何用锦帛?”可见在北魏初年，牛羊肉和皮毛以及奶酪在人民生活中的重要性。但太武帝时俘宋将毛修之，“能为南人饮食……主进御膳”。这表明太武帝也喜爱南方汉族人的饮食。

南朝士族王肃太和十七年（493年）降魏后，开始“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饮鲫鱼羹，渴饮茗汁”，只经过数年以后，王肃在殿会上，“食羊肉酪浆甚多”。孝文帝感到奇怪，问肃曰：“卿（食）中国之味也。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王肃回答说：“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王肃所讲为汉胡饮食并重的观点。东晋王导喜吃奶酪，王羲之爱吃胡饼，沈约被赐酥油，合汉胡饮食为一体的酥茶和奶茶，成为北方各少数民族喜好的食品等等，都可以说明当时汉胡饮食文化交融的状况。

最能代表开放融合型生活习俗的，乃是汉人生活起居中坐姿的改变。我国自殷周跪坐习俗（双膝前跪，臀部坐在脚后跟上）形成后，成为儒家礼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视箕坐（臀部坐地，两腿前伸）和垂脚高坐皆为不恭敬的傲慢行为，在正式礼仪场合最为忌讳。由于汉末以后，中西文化交流频繁，“胡床、胡坐”即垂脚坐胡床（折叠凳，俗称马扎子）和佛教徒垂脚坐“小床”（凳子前身）在汉人生活中传播；国内各民族大融合，少数民族箕坐对汉人的影响；加之玄学兴起，礼教动摇，促使汉人生活起居发生了巨大变化，即由原来殷周秦汉时汉人的跪坐礼俗，逐渐改变为垂脚高坐。这个变化过程大约从东汉末年开始，经魏晋至南北朝时，汉人不仅垂脚坐“胡床”比较普遍，也偶有坐高足小床（小凳前身）的，再经隋唐至五代，汉人垂脚坐凳、椅的生活习俗最后完成。自此以后，我国古代跪坐礼俗和低矮床、榻逐渐消失，并形成了我国人民丰富多彩的高足形床、椅、凳等居室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