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衮服、朝服与公服

这一时期南北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在服饰的发展演变上留有明显的痕迹，并对隋唐时期有着很大的影响。服饰的发展演变在社会各阶层有着不同的表现，我们首先来研究一下皇帝与朝廷官员服饰的演变过程。

在汉代以前，在朝会、祭祀等正式场合的标准服装是上襦下裳，而深衣，即长的袍服是作为便装使用的，到东汉时期则除天子、公卿的衮冕之服外，改以长至脚背的袍服为朝会服装。魏晋南朝时期基本上沿袭东汉的服制，而稍加改动。天子在祭祀天地、明堂、宗庙及元会（在元旦时朝见群臣）、临轩（在任命三公等重要大臣或处理重要事务时，皇帝为表示郑重，不坐在殿上，而来到殿前，故称临轩）穿着的衮服仍为上衣下裳，据《晋书·舆服志》中记载：“衣画而裳绣，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藻、火、粉米、黼、黻之象，凡十二章。”唐代阎立本所绘《古帝王图》中晋武帝即着衮服，则为后人研究提供了具体的形象资料。除冕服外，皇帝在朝会及其他场合所穿着的皆为袍服，如释奠先圣时穿皂纱袍，朝会时穿绛袍，另外还有被称为杂服的青、赤、黄、白、黑五色纱袍，在拜陵及吊祭大臣时则着单衣。三国魏文帝曹丕与秘书丞薛夏讨论经传，见其衣薄，解所御袍服赐之。在袍服内衬有领、袖颜色与袍服不同的中衣，如穿绛纱袍则配皂缘中衣，穿皂纱袍则配绛缘中衣。

诸侯王及三公九卿等大臣在随同皇帝祭祀天地、宗庙时亦穿着衮服，形制与皇帝的相似，只是纹饰及衣料有所不同。

群臣在朝会时穿五时朝服（五种颜色不同的朝服），这五色是随季节变化而改变，春天为青色，夏天为朱色，季夏（夏季的第三个月，即六月被称为季夏）为黄色，秋天为白色，冬天为皂色。南朝宋时规定，地位较高的官员穿用五时朝服，稍低者穿四时朝服（缺白色的秋季朝服），更低者则仅一种朝服，不随季节更换。魏、西晋时期朝服所需衣料由朝廷供给，东晋时只供给一部分衣料，到南朝宋文帝元嘉（424-453年）末，因国库空虚，停止供应，由百官自备。南朝时期尽管规定有五时朝服，但大臣实际穿着皆为朱色朝服，朱衣遂成为文职官员的代称。梁武帝天监（502-519年）以后，皇太子、诸王亦不再穿用五时朝服，而着朱服。此外，还有颜色及图形各异的纱袍、锦袍、绫袍等，如曹操曾赐给杨彪的错彩罗锦袍，西晋惠帝赐给卢志的鹤绫袍等。

十六国时期作为统治者的少数民族将自己的一些服饰习惯带入中原地区，同时他们又接受了汉族政权的部分传统，因而服制较为混乱。据《邺中记》记载：“石虎正会，虎于正殿南面临轩，施流苏帐，皆窃拟礼制，整法服，冠通天，佩玉玺，玄衣莚裳，画日、月、火、龙、黼、黻、华虫、粉米。寻改车服，著远游冠，前安金博山、蝉翼，丹纱裹服。”

北魏初期在拓跋鲜卑本族服饰的基础之上，又吸收了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一些服饰特点，《南齐书·魏虏传》称：“佛狸（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小名）以来，稍僭华典，胡风国俗，杂相糅乱。”东魏、北齐时人魏收在所撰《魏书·礼志四》中也承认在道武帝拓跋珪时期：“时事未暇，多失古礼。”而拓跋焘则“仍世以武力为事，取给便习而已。至高祖（北魏孝文帝元宏）太和（477-499年）中，始考旧典，以制冠服，百僚六宫，各有差次”。《资治通鉴》亦记载依据北魏旧制，群臣在季冬朝贺时，服裤褶（详下文）行事，到太和十五年（491年）十一月才由孝文帝下诏废止旧制。至太和十六年三月，孝文帝又下诏废止戎服（即裤褶服）祭天的旧制。说明在此之前，裤褶服是参加朝会与祭祀的正式服装之一。南朝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年）进入北魏的褚莚在参加北魏元会看到大臣的服饰时曾做诗加以讥讽：“帽上著笼冠，裤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显见孝文帝所制订的朝服样式是在裤褶服的基础上加以改进而成，尽管吸收了一些熟悉南朝典制的人参与设计，但习惯于南朝朝服式样的觉得有些不伦不类。北魏孝明帝时再次对服制进行改革，依照汉晋旧式制订五时朝服的规格样式，服装进一步趋向博大，其程度已超过南朝。因此使得在北魏末期战乱中到过洛阳的陈庆之十分艳羡，他返回南方后，“羽仪服式，悉如魏法，江表士庶，竞相模楷，褒衣博带，被及秣陵”。

不过北魏统治后期的这种汉化趋势被末期的战乱所中断，取而代之的是由北方边镇兴起而最终遍及中原的鲜卑化潮流，这种潮流在服制方面的反映则是导致法令与实际的背离。由于东、西魏及随后的北齐、北周都标榜自己是北魏政权的继承者，故在有关服制的法令上多遵循北魏后期的制度，北齐武成帝高湛河清（562-565年）中还制定法令，予以进一步完善，而北周则依据《周礼》改官制服，这些在《隋书·礼仪志》中都有较详细的记载。不过，在实际生活中却并非如此，《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北齐官员的服饰：“有长帽短靴，合裤袄子，朱紫玄黄，各任所好。虽谒见君上，出入省寺，若非元正大会，一切通用。”北周宣帝即位后，大成元年（579年）正月初一“周主受朝于路门，始与群臣服汉、魏衣冠”。胡三省在注中提出：“以此知后周君臣，前此著胡服也。”应该注意的是，胡服在这里不仅指裤褶服，而且指这一时期流行的圆领窄袖袍。北周武帝保定四年（564年），执掌朝政大权的宇文护始令在袍服下加栏，使其具有下裳的形制，就是对这种窄袖袍的改造。这种加栏的袍后被称为襕衫，在隋唐时期成为相当流行的服装。北周宣帝传位给儿子后，自称天元皇帝，称自己居住的地方为天台。大象二年（580年），“诏天台侍卫之官，皆著五色及红紫绿衣，以杂色为缘，名曰品色衣。有大事，与公服间服之”。这种品色衣遂成为隋唐以后依据官品来分朝服服色的滥觞。作为朝服附件的主要有绶带、笏、白笔、紫荷、佩剑等。绶带是系于印柄的装饰性丝带，故多与印章连称。其规格随品阶高下而有所不同，各朝代的规定亦不尽相同，汉朝规定诸侯王、丞相、大将军等为金印紫绶，二千石以上官员为银印青绶，比六百石以上至比二千石的官员为铜印黑绶，比二百石以上至四百石官员为铜印黄绶，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沿用其制而略加修改。在朝服的腰间右侧，有一皮制的鞶囊，缀于革带，用来盛放官印，绶带可放入囊内，亦可悬垂于腰间，以作为装饰。鞶囊又称旁囊、绶囊，其上刺绣为虎头，故亦称虎头鞶囊。十六国后赵石虎时曾将其改为龙头鞶囊。鞶囊及绶带的具体形制可参见山东沂南东汉墓出土的画像石刻。

笏，是官员在上朝及参见上司时手中所持用以记事的板。在先秦时期，无论贵贱，手中所持皆称为笏，而在这一时期，一般官员所持的称为手版，只有尚书令、仆射及各部尚书的手版头有白笔，以紫皮裹之，称为笏。手版或笏多以竹、木制成，亦有以玉、象牙、犀角等制作的，如东魏时高洋即持犀手版。

白笔，原是用以在笏上记事的笔，为取用方便，插于耳侧，山东沂南东汉墓出土的画像石刻有官吏插笔于耳侧的形象。但在这一时期已演变为一种服制形式，魏晋南朝时期规定只有三台五省二品文官簪白笔，其余官员在加内侍位时才可簪白笔；北齐时则七品以上文官穿朝服时皆簪白笔。另外，在北魏宁懋墓石室的石刻中官员冠上自脑后升起直垂到前额的饰物，也是由簪笔演变来的，并成为北朝的特别标志。

紫荷，亦称契囊，是在朝服肩部外缀的一个紫色夹囊。《宋书·礼志五》记载：“朝服肩上有紫生袷囊，缀之朝服外，俗呼曰紫荷。或云汉代以盛奏事，负荷以行，未详也。”魏晋南朝时期都缀于朝服的左肩部，北齐时则录尚书事、尚书令、尚书左仆射将紫荷缀于左肩部，尚书右仆射、吏部尚书缀于右肩部。

佩剑，在这一时期已失去其原来的进攻与防卫功能，成为朝服的一种装饰。在《晋书·舆服志》中记述了其演变过程：“汉制，自天子至于百官，无不带剑，其后惟朝带剑。晋世始代之以木，贵者犹用玉首，贱者亦用蜯、金银、玳瑁为雕饰。”阎立本《古帝王图》中晋武帝像即有其佩玉首剑的形象。不过，在北朝后期，战争频繁，粗豪习武之风盛行一时，许多官员平时佩带真剑，但在上朝时则禁止佩带真剑，而换用木剑或解下真剑。

上面所提到的朝服是地位较高官员的服饰，低级官吏及侍卫武职则穿着单衣、或裤褶等。魏晋南朝时对于各种官员的服制有较为具体的规定，但对于不同品阶官员的服制没有统一的标准，北齐时规定七品以上官员穿着朝服（亦称具服），八品以下至流外四品穿着公服，流外五品以下至流外九品着衣为公服。八品以下官员所服的公服亦称从省服，其形制较朝服简单，没有皂领袖、皂撰（缘边）、绶带、佩剑、蔽膝、白笔、簪导等，也没有作成曲领、方心的形制。虽然前面已提到北齐时的服制法令有些徒具空文，但公服制度却为隋、唐等朝代所沿袭，成为官员的主要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