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金国纪事

历史大观园宋元文明 2020-07-23 13:14:16 0

生女真东边濒临大海（日本海），那里盛产名贵珍珠。北宋末年，开封上流社会奢侈无度，皆以从契丹输入的“北珠”为贵。其实契丹的“北珠”得自女真。契丹统治者为从北宋换得大批有用之物，每年都派出官员前往滨海地区掠夺珍珠，经过之处，女真人不堪其扰。契丹的“银牌天使”，直接使命是向生女真人索要海东青，这是一种猛禽。天鹅食蚌，藏珍珠于嗉内。契丹人放出海东青，擒杀天鹅，即可获取珍珠。因此，征求海东青的使者络绎不绝，他们恃大国使命，每晚都要让妇人“荐枕”，唯择美好妇人，不问其有夫无夫及阀阅高下，致使女真人不堪忍受。契丹统治者将通过生女真直到东海之滨的这条道路称为“鹰路”，他们为获取海东青，不惜为保护“鹰路”畅通而经常诉诸武力，于是就有所谓鹰路之战。最初，女真人到处开展反抗斗争，契丹统治者计无所出，只好借助生女真各部中最为强大的完颜部为之讨除。辽道宗寿昌二年（1096），陶温水及徒笼古水纥石烈部阿合版及石鲁阻绝通往海滨地区的“鹰路”，并且捕杀辽朝派出的捕鹰使者。辽军无力讨除，道宗只好诏令生女真节度使完颜部首领盈哥率部前往镇压。纥石烈部的生女真人利用当地严寒的自然条件，以水浇在城上，令其结成坚滑无比的防御工事。对此，辽军简直无计可施，然而这种工事却抵挡不住完颜部以劲弓利矢发动的猛烈攻击。经过数天激战，盈哥率部攻入城内，救出了大辽使者。

辽朝与盈哥，不过是相互利用。辽借助盈哥保持鹰路畅通，而盈哥则可以借助辽朝的威势，乘机制服生女真各部。盈哥后被金朝尊为穆宗，完颜部统一生女真各部的事业，正是在他当首领时，有了长足的进展。当初，诸部各有信牌。后来，盈哥采纳阿骨打建议，下令“擅置牌号者置于法”，于是，生女真各部始有统一号令，民听不疑。辽对完颜部的依赖愈深，盈哥号令各部的权威也越大，他才是“鹰路之战”的真正受益者。

继盈哥而立为生女真节度使的是其侄乌雅束。辽天庆三年（1113）乌雅束死，其弟阿骨打自立为生女真节度使，为此而遭致辽朝的不满。辽遣阿息保前来责问阿骨打为何不为乌雅束发丧，实际上是指责他不该不禀告辽朝就自行袭位。阿骨打则毫不退让，他反过来责问辽使说：“有丧不能吊，而乃以为罪乎？”辽朝无可奈何，第二年，只好遣使正式命他袭位为生女真节度使。

阿骨打即位后，与早已具有很大权力的国相撒改分治诸部。此时他已决心要摆脱辽朝的控制。不过，他还不完全了解辽朝的虚实，于是，派出蒲家奴及宗室习古乃、完颜银朮可等前往辽朝境内，以要求归还叛人阿疏为借口，实则打探虚实。二人回来后，一致反映辽朝统治者骄肆，军备废弛。于是，阿骨打决定出兵伐辽。同年（辽天庆四年，1114），阿骨打进军宁江州（吉林扶余境内），仍以引渡叛人阿疏为借口。他命诸将传梃而誓，誓词中说：“汝等同心尽力，有功者，奴婢部曲为良，庶人官之，先有官者叙进，轻重视功。苟违誓言，身死梃下，家属无赦。”这个誓词反映了建国前夕女真社会的现实：氏族社会内部已经产生了不平等，产生了地位高下有别的官职，并且还产生了奴隶制度。这样的社会进步使阿骨打得以拥有比氏族公社首领大得多的权威，并且能调动更多的力量，从而为伐辽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先决条件。阿骨打率部打下宁江州以后，接着，又在距宁江州不远的出河店大败辽军。经过宁江州、出河店两次重大战役之后，貌似强大的辽政权充分暴露出了腐朽不堪的本质。

宁江州战役一结束，国相撒改即令其子宗翰会同完颜希尹等向阿骨打“劝进”，促请其称帝建号。他们认为建立女真王朝的时机已经成熟，要求阿骨打立即称帝。阿骨打则认为不妥。他说：“一战而胜，遂称大号，何示人浅也。”他不急于称大号，但客观形势不允许他久拖不决。女真人迫切要求摆脱辽朝的奴役，他们需要马上建立自己的政权，产生自己的皇帝，以便统一部署对辽战争。于是天庆四年（1114）十一月，阿骨打之弟吴乞买又会同撒改、辞不失等再次“劝进”，最后，阿骨打同意了大家的意见，于天庆五年（1115）元旦正式宣告即皇帝位。国号大金，改元收国。

从太祖阿骨打开国至熙宗时期，这是金朝开国及创立制度的阶段。天辅五年（1121）阿骨打告诉他的弟弟吴乞买：“凡军事违者，阅实其罪，从宜处之。其余事无大小，一依本朝旧制。”所谓“本朝旧制”亦即女真氏族社会的旧传统。这说明当时还没有创立新制，遇有旧制无规定者，例如军事方面有违犯，就只好“从宜处之”，亦即酌情处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熙宗即位之后。天眷二年（1139），臣下请立制度，“建官正名，欲垂范于将来”。熙宗实现了太宗的未竟之业，为金朝确立了立国制度。金熙宗创立制度的主要依据，不是女真人固有的氏族制度，而是唐宋的制度。所谓“参用辽宋为帝制”，其中“辽制”实际上是指辽朝承袭唐朝的制度。汉族知识分子在金朝创立制度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宋人宇文虚中于建炎二年（金天会六年，1128）以资政殿大学士的身份为“祈请使”使金，被留不遣。金朝当时正忙于研讨礼仪、制度，熙宗颇爱虚中有才艺，授以官爵，令其与韩昉等人共掌词命。韩昉出身燕京大族韩氏，他和宇文虚中在金朝创立制度的过程中，一个在辽制方面备顾问，另一个在宋制方面供谘询。

金熙宗虽然以辽（实际是唐）宋制度为依据创立了金朝的制度，但这仅仅是开始。他要全面推行这种本质上属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必须与金初仍然很严重的分权倾向作斗争，必须削弱女真氏族贵族的势力。他在这方面还未及获得成功，皇统九年（1149）十二月九日夜，就被其堂兄弟完颜亮杀害了。完颜亮夺得了皇位，这个新皇帝虽然把被他取代的熙宗说得一无是处，但是，他不仅没有否定熙宗在制度方面的变革，而且将这种变革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他最重要的措施就是于贞元元年（1153）迁都燕京。他下令让上京地区的女真贵族都随迁燕京。这样，就使得这些大贵族都脱离了原来的社会基础，从而也就再无力左右朝廷了。此外，燕京的地理位置便于朝廷直接控制中原，这样就可以收回军事将领手中的大部分权力，以解决这些人搞分裂割据的问题。不过，最初在迁都问题上，他为了减少来自女真贵族的阻力，并没有向他们交底。他只是告诉这些大贵族说，迁都只是为了治理中原更为方便，“两京一体”，上京的地位似乎并不改变。后来的事实证明，所谓“两京一体”，只不过是他安抚女真贵族的权宜之计。他在迁都之后，不仅不再保留上京原来的地位，而且几乎将其彻底废弃。正隆二年（1157）十月，完颜亮下诏“命会宁府毁旧宫殿、诸大族第宅及储庆寺，仍夷其址而耕种之”。他之所以要采取这样的措施，目的就是要断绝女真大贵族恢复上京政治中心地位、从而重新左右朝廷的念头。

不仅如此，完颜亮为了进一步扩大金朝的统治区域，进而统一全中国，还欲将都城迁到汴京。理由是他认为燕京僻处一隅，不能“光宅中土”，只有汴京，才适合作为都城。因此迁都燕京后不久，他就下令修建汴京大内。由于他过分使用民力，再加上连年进行“南伐”，沉重的负担，使广大人民生计断绝，于是到处燃起了反抗的怒火。海陵王完颜亮不仅丧失了皇位和性命，而且遭到新统治者金世宗百般攻击和诋毁，但是他在金朝历史上占有的重要地位却是无可争议的。金世宗和金章宗时期的所谓大定、明昌之治，正是在海陵王创造的基础上形成的。

正隆六年（1161），宗室完颜雍乘海陵王忙于从事南伐战争及北方发生契丹人大规模的反抗斗争之机，在辽阳起兵称帝，改元大定。他即位之后，迅速平定了契丹人的反抗，并与南宋议和，从而使金朝境内的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出现了所谓大定之治。其孙章宗即位后，又有所谓明昌之治。金末及元初的文人对世宗和章宗，多极尽美化之能事。说“大定之治近古所未有，纪纲法度备具周密”。甚至把他比做汉文帝，“金源大定始全盛，时以汉文当世宗，兴陵为父明昌子，乐事孰与东宫同”。不仅世宗的所谓“大定之治”问题尚多，章宗“明昌之治”的所谓“清明”，也往往是表面现象。刘祁说他“学止词章，不知讲明经术为保国保民之道，以图基祚长久，又颇好浮侈，崇建宫阙，外戚小人多预政”。这些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南迁燕京以后，尽管金朝全面采行汉制，但重要权力仍然主要掌握在女真贵族手中，朝廷上明显存在一种排斥汉族知识分子的倾向，女真统治者只是利用这些人参与议论，而真正的决策权及重要的行政权力，是不肯交给他们的。金朝统治者重用吏，提拔这类人担任要职。汉族士人即使在朝廷上做了官，其地位也仍然很低下，这种情况，在卫绍王即位后更加严重。

至宁元年（1213），有所谓胡沙虎之变，卫绍王被一个飞扬跋扈的败军之将胡沙虎杀害，章宗兄完颜珣即位，是为宣宗。宣宗时期迫于新兴起的蒙古日益严重的侵逼，不得不于贞祐二年（1214）放弃中都，将都城南迁汴梁。这次迁都，与海陵王准备迁都汴梁完全不同，这一次不是为了积极进取，而是为了躲避蒙古人进攻的锋芒。迁都汴京以后，表面上看来，金朝的政治制度并无重要变化，但是，由于女真人进一步成为少数，而且加速与汉族融合，燕京地区的大族也丧失了原来的社会基础，因此，尽管金朝统治者仍然对中原的士大夫存有偏见，但这些人在金朝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还是得到了加强。另一重大变化，就是腐朽倾向的日益严重。刘祁指出：“南渡之后，为宰执者往往无恢复之谋，上下同风，止以苟安目前为乐。”

南渡之后，金朝一方面受到蒙古大军日益严重的侵逼，另一方面还受到山东等地红祅军的威胁，此外各地还纷纷出现了据地自保的地主武装。金朝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元光二年（1223），金宣宗病死，太子完颜守绪即位，是为哀宗。天兴元年（1232）初，金军主力在钧州（河南禹县）南三峰山与蒙古大军遭遇，全军覆没。接着，汴京被围，哀宗被迫出逃，最后，于次年夏到达蔡州（河南汝南）。金政权在此又苟延残喘半年。天兴三年（1234）年正月，蔡州被宋蒙联军攻陷，金朝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