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使衣着形式丰富多彩。在宋代，不但许多衣装可以在市上买到，就是“纽扣”一类的小物件也成了商品。在唐宋之际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和民族交融不断加深的大背景中，人们的衣饰也随之而“变古”。
南宋淳皊庚戌（1250）年，史绳祖撰文说：与三代相较，衣裳冠履“乖甚”，古代有冠而无巾，“近代反以巾为礼而戴冠不巾者为非礼”；朝服幞头，“乃后魏狄制，后唐施长脚以别伶优之贱，至今士夫安之”；古有舄，有履，有屐而无靴，武灵王之后用靴。北宋末尝变靴为履，高宗时又变履为靴；后魏胡服便于鞍马，遂施裙于衣，为横幅而缀于下，谓之襕，成为“今之公裳”；庆元间“四凶”劾朱熹，“以深衣冠履而为怪服、妖服”。凡此诸条，史氏以为皆“变古”之制。此言大体道出了宋代服饰上的两个变化，即：一是等级严格的古代服制已不再被恪守；二是宋代服饰深受少数民族的影响。宋时于较新奇的冠幅、衣裳以至鞋履，不时有“服妖”的指责，正好说明宋代的服饰正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服饰等级制度从宋初就未被严格遵行。《宋史》卷153《舆服志五》载，太平兴国七年（982）有诏说：“士庶之间，车服之制，至于丧葬，各有等差。近年以来，颇成逾僭。”景皊三年（1036），有民间冠服等犯制之禁。至和二年（1055）禁天下衣黑紫服者，也是因为“士庶浸相效”宫中衣色引起。仁宗时张方平上奏曾言：“巾履靴笏，自公卿大臣以为朝服，而卒校胥吏，为制一等，其罗縚、绮纨，织文、絺绣，自人君至于庶人，同施均用。”元皊时，文彦博指出：“数十年风俗僭侈，车服器玩多逾制度。”张耒在《衣冠篇》中也说，当时胥徒的冠服与知州、县令相差无几，公卿大夫与武官、技术官的衣冠没有太大的区别。《麈史·仪礼》亦言当时“衣冠之制，上下混一”。宋时出现的印花丝织品，称“缬帛”；加入金钱编织的丝织品，称“销金”，民间多有生产和服用，政府也是屡禁不止。
南宋时，服饰的这种变化更趋明显。绍兴四年五月，朝中对衣服“贵贱几无差等”的问题进行了一番讨论。赵彦卫说：“至渡江，方着紫衫，号为穿衫尽巾，公卿皂隶，下至闾阎贱夫，皆一律矣。”孝宗时，李椿曾上奏说：“自军兴以来，士大夫服紫衫以便戎事，不为过也，而四方皂吏士庶服之，不复有上下之别。且一衫之费，贫者亦难办。甲服而乙不服，人情所耻，故虽欲从俭，不可得也。”略同时，梁克家记闽地昔日风俗，“自缙绅而下，士人、富民、胥吏、商贾、皂隶衣服递有等级，不敢略相陵躐。士人冠带，或褐笼衫，富民、胥吏皂衫，贩下户白布襕衫，妇人非命妇不敢用霞帔，非大姓不敢戴冠用背子”。而“三十年来渐失等威，近岁尤甚。农贩细民至用道服、背子、紫衫者，其妇女至用背子霞帔”。原先的“等级”已不再被遵行。如前所叙李心传说，中宫常服与士大夫家无多大区别。秦桧子僖尝衣“黄葛衫”，说这是“贵贱所通用”的。朱熹也说：“今衣服无章，上下混淆。”嘉定八年（1215）十二月三十日朝会之时，仗卫者之冠服“或乃持幞帽于手，系衫服于腰，短褐便衣，恬无忌惮”，可见“服制”的混乱程度了。
除了等级差别已“上下混淆”外，各行业原已有的服饰区别也在发生着变化。《东京梦华录》卷5《民俗》说：“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色目。”而《梦粱录》卷18《民俗》记杭城风俗，谈到上述各行有各行服色之后接着说：“自淳皊（1241-1252）年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服，三五成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非复旧时淳朴矣。”行服“旧规”不再被严格遵行了。
沈括说：“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靿，皆便于涉草。”宋代屡次下令禁止士庶和妇女仿效契丹人的衣冠和装饰。如庆历八年（1048），禁止“士庶仿效胡人衣装，裹番样头巾，着青绿，及乘骑番鞍辔，妇人多以铜绿兔褐之类为衣”。《江邻几杂志》载：番俗“妇人不服宽裤与
，制旋裙必前后开胯，以便乘驴。其风闻于都下妓女，而士人家反慕效之，曾不知耻”。大观四年（1110），又下诏说：“京城内近日有衣装杂以外裔形制之人，以戴毡笠子，着战袍，系番束带之类”，“宜严行禁止”。政和（1111-1117）初，朝廷下令禁止“著蕃服”，“不得辄戴毡笠子”，后又多次禁止百姓穿戴契丹服装，如毡笠、钓縚（妇女袜裤）之类。这说明违禁者极多，大有无法禁绝之势。在金人日益严重的威胁面前，禁断更加严格了。宣和五年（1123）十二月四日，尚书省称，禁“蕃装胡服”虽已很严，但“近日士庶于头巾后垂长带，有类胡服，亦合禁止”。类似者不免，真可谓风声鹤唳了。据袁醁记载，徽宗（1101-1125）初，汴京妇女们“作大鬓方额”，后又“尚急扎垂肩”，旋又“多梳云尖巧额，鬓撑金凤”。契丹服装的颜色，如“茶褐、黑绿诸品间色”，也在这时传入汴京。而契丹原有的小袖圆领衫也逐渐成为汉族服装，如宋公服“曲领大袖”乃是。政和时，袁縚为教坊判官制撰文字，曾有“浅淡梳妆，爱学女真梳掠”之语。正如苏辙诗所描述的那样：“左衽今已半。”
孝宗时有人指出：在临安府，归附人“往往承前不改胡服”，而“诸军又有效习蕃装”；又有言自十数年来“服饰乱常”；“今来都下年来衣冠服制，习为虏俗。官民士庶浸相效习。……姑以最甚者言之：紫袍紫衫必欲为红赤紫色，谓之顺圣紫。靴鞋常履必欲前尖后高，用皂草，谓之不到头。巾制则辫发低髻，为短统塌顶巾。棹篦则虽武夫力士皆插巾侧。如此等类，不一而足。”不仅“习以为仪略无愧色”，甚至“又身披虏服而敢执事禁庭”，说明几乎已完全与北方民族结合了。
朱熹说过：“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领衫、靴鞋之类，先王冠服扫地尽矣。”这是说得不错的。宋朝的服装，大抵只有“祭服”、“朝服”等，或者如司马光等提倡但不太流行的“深衣”等还保留了汉制外，其他都是从“胡服”变化而来或受其深刻影响。
影响是互动的，少数民族也深受汉族服装的影响。契丹、女真早期服饰等级并不严格，南下后，方仿汉制制定了严格等级关系的“服制”。如《辽史》卷56《仪卫志二》说：“契丹转居荐草之间，去邃古之风犹未远也。……太祖帝北方，太宗制中国，紫银之鼠，罗绮之篚，麇载而至。纤丽耎毳，被土绸木。于是定衣冠之制，北班国制，南班汉制，各从其便。”其实，其所定“国服”，也带有很强的汉制影响：“重熙以后，大礼并汉服矣。”真宗时路振奉使契丹，在幽州见居民棋布，“俗皆汉服，中有胡服者，盖杂契丹、渤海妇女耳”，显然已有汉化者。后见“虏主……衣汉服，黄纱袍，玉带”。正如他所说：“（契丹）自与朝廷通好已来……服冠带以却毡毳。”女真服饰受汉制影响更为明显，北宋末“番官”平居衣着简易便，无上下之辨。传金太子初入中原时，“止着褐布衫。既拔京城，其下无不衣锦绣。至月旦及视事，则幞头、公服、靴笏皆如中国之制”。《金史·舆服志》载“服制”：“皇帝服通天、绛纱、衮冕、逼舄，即前代之遗制也。其臣有貂蝉法服，即所谓朝服者。章宗时，礼官请参酌汉唐，更制祭服。……”金熙宗“雅歌儒服”，海陵王“见江南衣冠文物”而慕之。天德二年（1150）六月，海陵王“诏河南民衣冠许从其便”。大定二十七年（1187），世宗禁女真人“学南人衣装”，均表明受汉人服饰影响日益强烈。也正如《金志·男女冠服》所说：“自灭辽侵宋，渐有文饰，妇人或裹逍遥巾，或裹头巾，随其所好。”西夏统治者时常受宋的封赏，锦衣之赐为其大宗，李德明曾说“吾朝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是受宋服饰影响而不可低估。
南方民族亦然。《岭外代答·海外黎蛮》说：“熙宁中王祖道伐定黎峒，其酋亦有补官，今其孙尚服锦袍，银束带，盖其先世所受赐而服之云。”又言黎人半能汉语，“十百为群，变服入州县墟市，人莫辨焉”。南方其他地区各民族在与宋朝政府的交往中，也时有得到包括衣装在内的赏赐，如《东京梦华录》卷6《元旦朝会》记南蛮五姓番入拜，“旋赐汉装锦袄之类”，受至宋人服饰的影响也是必然的。
《左传》定公十年，颜师古疏。
《宋史》卷152，《舆服志四》；卷149，《舆服志一》。
《宋史》卷151，《舆服志三》。
《宋史》卷152，《舆服志四》。
《宋史》卷153，《舆服志五》；顾炎武：《日知录》卷15，“衫帽入见”；王栐：《燕翼诒谋录》卷4。参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第9章《宋代服饰》，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
王栐：《燕翼诒谋录》卷2；《文献通考》卷113，《王礼志八》；《宋史》卷153，《舆服志五》。
《宋史》卷153，《舆服志五》。
《论语·尧曰篇》；吕希哲：《吕氏杂记》卷下。
引自《说郛》
71。
《宋史》卷153，《舆服志五》；朱熹：《晦庵集》卷68，《深衣制度》。
漆侠：《宋代植棉考》（《求实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宋代植棉续考》（《史学月刊》1992年第5期）；王曾瑜：《中国古代的丝麻棉》（台湾《历史月刊》1991年第39期，1991年4月）。
王巩：《闻见近录》（《说郛》 50）。
蔡襄：《蔡忠惠集》卷18，《国论要目十二事疏·明礼》。
吴自牧：《梦粱录》卷2，《清明节》。
蔡眥：《铁围山丛谈》卷2；吕祖谦：《吕东莱文集》卷1，《为张严州作乞免丁钱奏状》。
晁说之：《晁氏客语》；《宋史》卷450，《尹榖传》；陶榖：《清异录》卷3。
《宋史》卷65，《五行志三》，“博焦”即“婆焦”，详后。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10。
俞琰：《席上腐谈》（《说郛》卷75）。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10；陆游：《家世旧闻》。
龚明之：《中吴纪闻》卷6，“结带巾”。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10，卷9；吴自牧：《梦粱录》卷3；曾敏行：《独醒杂志》卷9。
袁说友：《论衣冠服制》（《历代名臣奏议》卷120）。
程大昌：《演繁露》卷12，“幞头垂脚不垂脚”；沈括：《梦溪笔谈》卷1。
《东京梦华录》卷3，卷6，卷9；《梦粱录》卷1，卷5，卷6。
文莹：《玉壶清话》卷2；吕祖谦：《少仪外传》卷下。
《石林燕语》卷10。
《剑南诗稿》卷8，《小憩长生观饭已遂行》。
《东坡全集》卷24；苏轼：《调谑编》（《说郛》卷34下）。
程颐：《程氏外书》卷12；《宋史》卷298，《陈希亮传》；卷278，《雷简夫传》；卷457，《魏野传》。
苏轼：《东坡志林》卷2，《记道人问真》；王安石：《临川集》卷27，《和耿天骘以竹冠见赠四首》。
吴处厚：《青箱杂记》卷2。
《宋史》卷153，《舆服志五》；王得臣：《麈史》卷上，《礼仪》。
王禹翶：《小畜集》卷21；《文献通考》卷113，《王礼八》。
《石林燕语》卷3，这是“重戴”的另解。
高承：《事物纪原》卷3，“帷帽”；周煇：《清波杂志》卷2。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19。
《宋史》卷153，《舆服志五》。
《宋史》卷153，《舆服志五》；王得臣：《麈史》卷上《仪礼》；罗大经：《鹤林玉露》卷7。
《宋史》卷153，《舆服志五》；《朱子语类》卷91。
参朱瑞熙：《宋代的服装风尚》（《文史知识》1989年第2期）。
《石林燕语》卷10；《朱子语类》卷91。
程大昌：《演繁露》卷8。
《朱子语类》卷91；陆游：《家世旧闻》卷上。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2。
《东京梦华录》卷18、卷5；孔平仲：《珩璜新论》。
王栐：《燕翼诒谋录》卷1；《宋史》卷153，《舆服志五》。
杨亿：《杨文公谈苑》（《宋朝事实类苑》卷25引）。
参《会编》卷66，卷67；岳珂：《鄂国金佗续编》卷27
《宋会要》职官77之50。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8。
《宋会要》职官68之11；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甲集。
胡三省：《通鉴释文辩误》卷11，“《通鉴》卷252”。
魏泰：《东轩笔录》卷13。
《东京梦华录》卷4“皇后出乘舆”，卷2“饮食果子”；《梦粱录》卷3。
庄绰：《鸡肋编》卷下。
《宋文鉴》卷24。
沈括：《补笔谈》卷1；《宋史》卷413，《赵汝谠传》；欧阳修：《六一诗话》引。
王禹翶：《小畜集》卷8；范仲淹：《范文正公别集》卷4，《道服赞》。
《石林燕语》卷10。
程大昌：《演繁露》卷8，《褐裘背子，道服襦裙》；蔡眥：《铁围山丛谈》卷2。
史绳祖：《学斋占毕》卷2，《饮食今皆变古》。
吕祖谦：《少仪外传》卷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下称《要录》）卷108，绍兴六年十二月。
周密：《齐东野语》卷11，《道学》；陆游：《老学庵笔记》卷9。
岳珂：《桯史》卷5。
岳珂：《愧郯录》卷12，《文武服带之制》；王得臣：《麈史》卷上；陈世崇：《随隐漫录》卷3。
张师正：《倦游杂录》（《宋朝事实类苑》卷25引）。
曾三异：《因话录》（《说郛》卷19）。
吕本中：《紫微杂记》（《说郛》卷31）。
《梦粱录》卷1，《八日祠山圣庭》。
《宋史》卷153，《舆服志五》；《学斋占毕》卷2，《饮食衣服今皆变古》；欧阳修：《归田录》卷2。
《宋史》卷455，《吕祖俭传》；张詠：《乖崖集》卷5。
张孝祥：《于湖集》卷2；叶绍翁：《靖逸小集》；《剑南诗稿》卷31。
《东坡全集》卷28，《谢人惠云巾方舄》。
林洪：《山家清事》；刘延世：《孙公谈圃·序》；袁说友：《论衣冠服制》（《历代名臣奏议》卷120）。
《清波杂志》卷8。
王栐：《燕翼诒谋录》卷4。
《铁围山丛谈》卷1；《宋史》卷65，《五行志三》。
《梦溪笔谈》卷19，“器用”。
《长编》卷167，皇皊元年十月。
《燕翼诒谋录》卷4。
何鑅：《春渚纪闻》卷4，“施癆婆”条；庄绰：《鸡肋编》卷上。
陆游：《入蜀记》卷6；《剑南诗稿》卷26。
《东京梦华录》卷2，“饮食果子”；周密：《武林旧事》卷6，“酒楼”。
《梦粱录》卷2，“诸库迎煮”，卷20，“嫁娶”。
陈元靓：《岁时广记》卷11；朱弁：《续覮輢说》（《说郛》卷38）。
袁醁：《枫窗小牍》卷上（《说郛》祒30）。
佚名：《采兰杂志》（《说郛》祒31）。
《宋史》卷65，《五行志三》；《吕氏杂记》卷上。
《武林旧事》卷6，《小经纪》。
袁醁：《枫窗小牍》卷上。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14；《宋史》卷151，《舆服志三》。
朱祣：《萍洲可谈》卷2。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说郛》卷4）。
王栐：《燕翼诒谋录》卷5；《宋史》卷65，《舆服志五》。
岳珂：《程史》卷5，“宣和服妖”。
《老学庵笔记》卷2。
《宋史》卷65，《五行志三》。
范致明：《岳阳风土记》（《说郛》祒62）。
《契丹国志》卷23“衣服制度”。
分别见《长编》卷81，大中祥符六年九月乙卯；卷97，天禧五年九月甲申。
厉鹗：《辽史拾遗》卷15，引《燕北杂记》及《契丹国志》；《梦溪笔谈》卷1。
武皀：《燕北杂记》（《说郛》卷4）；《金史》卷43，《舆服志下》。
《说郛》卷4，《使辽录》；《契丹国志》卷25，《张舜民使北记·佛妆》；《萍洲可谈》卷2。
唐慎微：《证类本草》卷8，“栝楼”。
《契丹国志》卷23，《兵马制度》；卷25，胡峤《陷北记》；卷26，《诸蕃记·室韦国》。
《宋史》卷490，《外国传六》。
参史金波等：《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8年。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梦溪笔谈》卷25；《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长编》卷115，景皊元年十月丁卯；卷512，元符二年七月丙午。参吴天墀：《西夏史稿》第30、4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增订本。
本段所言西夏图像，均据史金波等《西夏文物》所附图版。
参史金波等：《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宇文懋昭：《金志》（《历代小史》卷62）；《会编》卷3。
参宋德金：《金代的衣食住行》（《辽金史论集》第3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以下“衣服之制”未注明者，参《金史》卷43《舆服志下》。
罗继祖：《枫窗脞语·金李元妃画像》，中华书局1984年版。
《要录》卷28，建炎三年九月末。
《金史》卷35，《礼志八》。
《宋史》卷475，《吴曦传》。
《会编》卷99。
陈准：《北风扬沙录》；洪皓：《松漠记闻》，均见《说郛》
55。
范成大：《揽辔录》；周煇：《北辕录》（《说郛》 56）。
《枫窗小牍》卷上。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6，《服用门·毡》；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之《志器·蛮甲》。
吴儆：《竹洲集》卷10，《邕州化外诸国土俗记》。
《桂海虞衡志·蛮》；《岭外代答》卷3，《外国门下·西南夷》。
《老学庵笔记》卷4。
《桂海虞衡志·瑶》；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14“融州”。
《岭外代答》卷6，《器用门·蛮甲胄》。
《桂海虞衡志·西原蛮》；唐顺之：《荆川稗编》卷117。
《长编》卷270；周去非：《岭外代答》卷6，《服用门·婆衫婆裙》。
《桂海虞衡志·黎》；《岭外代答》卷10，《古迹门·儋耳》。
庄绰：《鸡肋编》卷中。
《武林旧事》卷6，《小经纪》，《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多有此类记载。
《学斋占毕》卷2，《饮食、衣服今皆变古》条。
张方平：《车服论》（《历代名臣奏议》卷119）。
《长编》卷396，元皊二年三月。
张耒：《柯山集拾遗》卷9。
参朱瑞熙：《宋代社会风尚概述》（《抚州师专学报》1991年第3期）。
《宋史》卷152，《舆服志四》。
赵彦卫：《云麓漫钞》卷4。
李椿：《论非命官军兵朝省人不得服紫衫》（《历代名臣奏议》卷117）。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40，《岁时·序拜》。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秦小相黄葛衫”；《朱子语类》卷91。
《宋会要》刑法2之141。
《梦溪笔谈》卷1。
《宋会要》舆服4之7。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禁蕃曲毡笠》；卷13，《诏禁外制衣装》；《宋会要》舆服4之7。
《宋会要》刑法2之88。
《枫窗小牍》卷上。
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上。
杜承武：《谈契丹小袖圆领衫为左衽--兼谈圆领衫的款式变化和衣衽关系》（《辽金史论集》第3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朱弁：《续覮輢说》（《说郛》卷38）；苏辙：《栾城集》卷16，《燕山》。
《宋会要》兵15之12；《宋史全文》卷25上，乾道四年（1168）七月袁说友：《论衣冠服制》。
《朱子语类》卷91，《礼·杂仪》。
路振：《乘轺录》（《宋朝事实类苑》卷77引）。
《会编》卷99。
《要录》卷161。
《金史》卷8，《世宗纪》。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汉人的饮食文明经历千百年的发展，饮食的水平不断提高，饮食的品种也愈益丰富。但是，限于古代的生产水平，饮食文明的成果往往被社会上层享用，而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差距却不断地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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