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拼图——“挑动黄河天下反”，红巾军起义

元顺帝妥懽帖睦尔是忽必烈的四世孙，元朝最后一位皇帝。他与忽必烈一样，都是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忽必烈在位三十五年，妥懽帖睦尔在位三十七年，但妥懽帖睦尔统治元朝的时间恰好是三十五年。但忽必烈开创的大元朝，在妥懽帖睦尔手中覆亡。

顺帝一朝大致分为三个时期，伯颜擅权时期、脱脱“更化”时期和与红巾军作战时期。

1340年，妥懽帖睦尔采用政变手段废黜伯颜迎来亲政，起用脱脱实行“更化”。亲政初期，他勤于政事，颁行法典，加强廉政，举荐逸隐之士，改年号“至正”，史称“至正新政”。但社会积弊已久，这一切措施也没能阻止农民起义的爆发。

凡事都有来由，引发农民起义的是朝廷的两项措施：“开河与变钞”。元末朝廷面临两大危机：一是国库空虚，朝廷不是想发展生产增加收入，而是靠印钞填补缺额，引起持续的通货膨胀，市面上伪钞流行，法律对造印伪钞惩处虽重，但仍阻止不住人们铤而走险；二是黄河水患，1244年、1248年黄河两次决口，水患所至，生计全无，死者满路，疫情蔓延。

1251年，脱脱甘冒风险，同时实施变钞和开河两大行动。按脱脱所说，“事有难为，犹疾有难治”，但“必欲去其疾”。如果说开河还是为了民生的话，变钞则是饮鸩止渴，向社会转嫁朝廷财政危机。元廷发行“至正中统交钞”，以新钞对折贬抑“至元宝钞”价值，以弥补入不敷出的财政收入。这无疑是朝廷对人民的一次暴力抢劫。新钞发行之后，立即引起恶性通货膨胀，民怨沸腾，元朝的合法性开始动摇。而同时开始的治河工程，征用民工二十万人，民间负担沉重，白莲教徒以“挑动黄河天下反”为借口，发起暴力反抗的动员。

白莲教渊源于中国佛教净土宗，多称白莲社或莲社。这是一个大众化的教派，它的方便法门是，只要在世时常念“阿弥陀佛”，死后便可由阿弥陀佛“接引”，到他掌管的净土世界去。

韩山童就出生在一个白莲教世家，元廷要治河的消息传来，他决定利用这个时机武装暴动。1251年4月，韩山童纠合杜遵道、罗文素、刘福通，聚众三千人在颍州颍上（今安徽境内）杀黑牛白马，誓告天地，宣布起义。韩山童被前来征剿的元地方武装擒获处死，其妻携子韩林儿随杜遵道、刘福通突围，然后重新聚集，攻占颍州（今阜阳）。起义军头裹红布，号称“红巾军”。

韩山童部颍州首难成功，各地群起响应，揭竿而起，虽彼此互不统属，但都以“红巾军”为号，互为呼应。在各支起义队伍中，比较大的、一时成势的有：邳州（今江苏邳县）的李二，拥众十万，攻占徐州；罗田（今湖北境内）的徐寿辉，自立为帝，国号“天完”；淮西的南方白莲教“祖师”彭莹玉，后并入徐寿辉部；河南西部的王权，占领河南府路（今洛阳），称“北锁红军”；占据襄阳路的孟海马，称“南锁红军”；定远（今属安徽）的郭子兴，占领濠州（今凤阳），称濠州节制元帅；泰州的张士诚称雄苏北，称诚王，国号大周；还有台州黄岩的方国珍，较早被官府逼反，在红巾军起义前两三年就自霸一方，与元朝分庭抗礼。

面对这些乌合之众，元廷调兵遣将，分头进剿，到1254年，在各个战场差不多将红巾军逼入绝境。是年11月，脱脱总兵百万，将张士诚围死在高邮城中，攻陷苏北所有城池。史书记载，张士诚在高邮城中意志消退，“日议附降”。到12月，元廷内争升级，朝中政敌担心脱脱拥兵自重，突然削去他的兵权，将他革职流放云南。后中书平章政事哈麻假传元惠宗诏令迫其自尽。一俟脱脱奉诏，百万大军顿时四散，张士诚绝处逢生，红巾军死灰复燃，成燎原之势。

1355年2月，杜遵道、刘福通迎请韩山童之子韩林儿在亳州（今安徽亳县）建国，国号宋，年号龙凤。韩林儿称帝，又号“小明王”。韩林儿始终是一个傀儡，开始听命于杜遵道，刘福通杀杜遵道后，自命丞相，又加封太保。自龙凤三年（1356），刘福通不再消极应战，遣兵外线，组成东、中、西三路红巾军北伐，而刘福通自率中央红巾军巩固河南地盘。1357年，攻克汴梁，小明王移都于此。三路红巾军与河淮之间的中央红巾军中心开花，辐射四方，形容为“巴蜀、荆楚、江淮、齐鲁、辽海，西至甘肃，所在兵起，势相联结”，龙凤政权盛极一时。

1359年，三路北伐兵马由盛转衰，元军主力对龙凤政权的“都城”汴梁实施合围，至8月，汴梁城破。刘福通护韩林儿突围，退守安丰（今安徽寿县）。之后两年，刘福通已无力号令在外诸将，红巾军各支也开始内讧、火并。

1363年3月，张士诚遣将围攻安丰，刘福通困守孤城。安丰旦夕之际，刘福通向坐镇应天府的朱元璋求救。自此，历史进入朱元璋时代，大明的序幕渐渐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