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郭威的遗产



慕容彦超、王峻、王殷，三大藩镇，经由“郭威模式”，解决了。但这种模式，作为政治遗产，它的野蛮性质和文明性质共存于一个时空中。这就为后来的大宋帝国留下了一个两难的选择：不杀藩镇，藩镇有可能作乱；杀藩镇，国家法制就会受到伤害，天下文明也遥遥无期。

郭威的肺腑之言

太祖郭威做后周大帝不过三年时间。

三年时间里，他做了三件大事：扫灭慕容彦超、罢免王峻、杀死王殷。这三件事都关系后周帝国的稳定，更关系“天下意识”的推演。三件事解决之后，柴荣大帝接手后周，已经没有了内部的反对力量，所以能够致力于解决北汉、淮南、契丹问题。

且说慕容彦超。

慕容彦超在郭威颠覆后汉的战争中败北，逃回兖州大本营，一直心惊肉跳。他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这个新兴的王朝后周。他前前后后，出尔反尔，种种迹象表明，已经乱了方寸。

开始，有个反对郭威的人跑到兖州来投奔他，慕容彦超将这个人抓起来，送回了朝廷，这是在买好郭威。

随后，慕容彦超又派使者入朝进贡，再一次表示臣服，也是在讨好郭威。

郭威则担心他有疑惧，开诚布公地给他写了一份诏书，内中说：“今兄事已至此，言不欲繁，望弟扶持，同安亿兆。”

这里的“今兄事”仨字理解不一，可以是第一人称郭威自己，意思是“现在我老哥的事”，也可以是第二人称慕容彦超，意思是“现在你老兄的事”，还可以是第三人称，指后汉，“今兄”可能是“令兄”，指刘知远，因为慕容彦超与刘知远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意思是“你哥哥刘知远开创的大汉国事”。但不论怎样，都不难体会郭威这番话的实在。现如今，我的事情已到这个地步，不想多说啦，只希望你能鼎力扶助我，共同安定亿万黎民百姓。

后来，郭威没有因为慕容彦超对隐帝的忠诚而批评他，反而拿着这个说事，表彰了他。他决定给慕容彦超加官，加为中书令，让他升格为国务大臣，依旧要他镇守兖州，做他的泰宁节度使。

诏书说，汉朝丧德，君主年少，听用谗言，所以在危急关头，召爱卿奔赴宫阙。那时节，爱卿疾驰而来接受命令，只用了两夜便赶到京城，这真是拯救国家危难而不顾惜自身啊！听到君主召唤而不等驾车，这是孔夫子的教诲，你做到了。等到上天结束汉朝国运，你的军队在京师郊外溃散，投降的将领、溃败的军队，一个个接踵而至，爱卿却掉转马头，直接返回兖州。对于国君，对于时势，你都做到了有始有终。这才是古语所谓“危乱见忠臣之节，疾风知劲草之心”啊！如果为臣者都能做到爱卿这一步，那么有国家的君主谁不想任用！……如果对汉朝三心二意，又怎么肯对周室忠信不二呢！爱卿由此而有恐惧，不也过分了吗！爱卿只管尽心竭力，安民体国。事奉朕的节操，如同事奉从前君主，这样，不但黎民获得平安，而且国家也依赖于此。朕只想肯认爱卿的表率作用，从未议论过移镇撤换。朕之由衷诚言，都在这里啦！

我认为郭威这一番话应该是肺腑之言，此中并无权谋欺诈之心；或者说，至少表现了诚意，大家如同往日平安相处，不想撕破脸皮。

而慕容彦超在犹疑中做了一个不自量力的决定：反。

慕容彦超战略受挫

徐州刘赟被杀之后，郭威平定了徐州可能的反叛，这件事让慕容彦超认为危险正在到来。于是开始积聚粮草，招纳亡命，准备起事。他还联络北汉与南唐，以此壮大实力，但他投寄给北汉的勾结文书被郭威部下截获，慕容彦超不知道，还假装派出使者到朝廷上表说自己有多么忠心耿耿，但实际上是去刺探情报。更拙劣的是，他往日与名将高行周不合，这一次又向郭威献上镇守东平（治所在郓州）的藩帅高行周写给兖州的信件，内容都是诽谤朝廷，与慕容彦超勾连的意见。郭威一眼看到，即刻判断“这是慕容彦超挑拨离间的诡计”。为了证实这个判断，郭威令人去调查，果然，高行周所在的郓州大印，有个小缺口，印文有断痕，不相连接。而慕容彦超交上的“高行周来信”用印，则完好无损。郭威一笑，将这类书信转给高行周。高行周感动得向郭威上表效忠。

慕容彦超的“反迹”已经越来越明显了，郭威就派出了朝官领兵赶赴山东地界“巡检”，以此来防备兖州可能的兵变。

慕容彦超还想继续刺探郭威，于是放出胜负手，上表要求“入朝”。这意思就是放弃兖州藩镇，等于放弃兵权。他想用这个办法看看郭威是不是同意。如果同意，就是对他不放心；如果不同意，证明也许还暂时相信他。但郭威知道慕容彦超不过是效法当年石敬瑭刺探李从珂的故技，但还是答应他，说你既然想入朝，就来吧。果然，慕容彦超不过是虚晃一枪，马上又上表说：“境内多盗，未敢离镇”，兖州境内土匪强盗很多，我得在这儿坐镇，离不开。

慕容彦超用这个小儿科的手法判定郭威已经失去了对他的信任，于是开始公开反叛。他调发乡兵进入城中，挖沟渠引泗水灌注护城河，紧锣密鼓地作战防守备。泰宁军辖境以兖州为中心，周边尚有若干州郡，也都在他军政管辖之下，为此，他将多面泰宁军旗授予各个州郡太守，让他们招募“群盗”，同时在四境剽掠，积聚军粮。

这时候传来王峻在北部边疆打败北汉和契丹联军的消息。

郭威知道后，马上下令，告知沂州、密州，这两个原本属于泰宁军的州郡现在不再隶属泰宁军。同时，开始正式讨伐慕容彦超。

讨伐大军由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禁军步军总司令）、昭武节度使（治所在今陕西凤县）曹英为都部署（战时总司令），齐州防御使（治所在济南）史延超为副部署，皇城使（略相当于京城警卫部长）向训为都监，陈州防御使（治所在今河南周口）药元福为行营马步都虞候（略相当于讨伐军步军马军总参谋长）。

这位药元福将军乃是五代时期一员常胜名将，几乎没有战败的记录。郭威因为他年老经验丰富，告诫曹英、向训等人，不得按照一般军礼见药元福，都要像对待父亲那样对待他。

这时候，南唐在发威，调出五千精兵，驻扎在下邳（今属江苏睢宁），准备与兖州形成所谓掎角之势，援助慕容彦超。但这部分援兵听说朝廷的大兵来到之后，又后退百余里，退屯沭阳。但后周大兵迅即追击，大破唐兵，杀死、淹死唐兵千余人，还抓获了南唐一位将军。

这一仗对南唐打击还不算太大，毕竟根基未动，但对兖州的打击可就太大了。原来，慕容彦超认为，后周不过刚刚成立，根基未牢，很容易被摇动。所以他北结刘崇，南诱李璟，让他俩一南一北侵犯后周边界，这样后周应接不暇，兖州就可以乘机而动。没有料到，王峻打得北汉、契丹从晋州往北奔逃几百里，而南唐兵则大败于沭阳。史称“彦超之势遂沮”，慕容彦超的战略规划受到挫败。

悖天命将士离心

曹英将兖州围住，效法当年郭威打河中李守贞，也开始建设长连城。慕容彦超知道长连城的厉害，心想早动也许还有机会，就趁长连城尚未合围之际，多次出城冲击包围圈，但每一次都遭遇了名将药元福。

药元福舞动一副长挝，无人能敌。长挝是一种混合了矛和斧的长柄兵器，头部像一个握拳伸出中指的人手，可刺、可砍。当年骁将李从璋到河中去杀安重诲，就用的是这种兵器。不过铁挝有长有短，李从璋操练的可能是短柄铁挝，药元福舞动的则是长柄铁挝。

慕容彦超和他的部下没有人能与老将药元福单挑。

集团冲锋也无效，因为长连城大营相当机动，瞭望哨一旦发现城中异动，就会将消息传到营中，大营马上做出安排，以逸待劳，等待兖州兵来犯，这边就万弩齐发。长连城的城墙不高，等于一道掩体。

慕容彦超已经无计可施。

长连城修好之后，曹英准备合围攻城。

慕容彦超的麾下，一位判官崔周度，当初知道大帅要反时，曾劝谏他说：“我们兖州这个地方，古来属于鲁国，是诗书礼乐的地方。自从西周以来，鲁国虽然不能称霸诸侯，但用礼义守护，您也知道是很长时间存在于世上的。您对国家没有私恨，干吗要疑神疑鬼？何况主上已经多次开导诫谕，可以说是关怀备至啦！假如咱们能撤去防备，归降投诚，完全可以坐享太山那样的平安。想想那些反叛者杜重威啦、李守贞啦，等等，这些人结果干成什么了吗？”

慕容彦超闻言大怒，根本就不听他的，却怀恨在心。

等到兖州被围，慕容彦超搜集而来的粮草眼瞅着坐吃山空，于是开始在城内搜刮士庶财富来供应军需。私有财产几乎等同于人命，城中人因为捍卫私有财产被借由“兖州保卫战”而处死很多。

慕容彦超勒索士庶钱财，是有前科的。当初，他在镇守郓州时，听说当地寺庙的方丈们很富有，就想着怎么榨取他们的钱财。他于是召集他们来府中吃饭，但是一天过去了，到了傍晚要走了，还是不设席，没有饭吃。方丈们饿着肚子走回去。这样过了好几天，最后一天，还是饿着这些和尚，到了晚上，设宴，内中放了肉。和尚们已经顾不得了，就大吃一顿。不料慕容彦超在食品中下了催吐药，据说是一种苍蝇卵，结果和尚们吐得满地都是，一检查，呕吐物中很多肉。和尚哪能吃肉啊，这不犯忌吗？于是慕容彦超开始展开一轮批评和自我批评。和尚们认错。怎么认错啊？受罚。于是，慕容彦超得到了一堆可观的银两。

郭威围城之际，前陕州司马（略相当于三门峡市军事参谋）阎弘鲁因为畏惧慕容彦超，怕他有残暴之举，献出了全部家产。但慕容彦超仍认为他有隐瞒，就命令崔周度去搜索阎府。

崔周度对阎弘鲁说：“先生您的死生，可就联系在你献出财产的多少上啦！此时应该无所吝惜。”

阎弘鲁闻言，流着眼泪向自己的妻妾们叩拜说：“把全部、所有、一切财物都拿出来，救我免死吧。”

妻妾们都说：“真的一点儿也没有了！”

崔周度将情况汇报给慕容彦超。慕容彦超仍不相信，就拘捕了阎弘鲁夫妻，押入兖州大牢。

这时，有个奶妈从阎府泥土中扒到一个金镯子，献给了官府。这个傻婆娘的意思是，希望能借此将主人赎出来。

不料慕容彦超一见说道：“这就是阎弘鲁干的事！他隐藏的必定还有很多！”于是下令拷打阎弘鲁夫妻，一直打到皮开肉绽而死。

慕容彦超又认为崔周度是在袒护包庇阎弘鲁，也下令将他在闹市砍头。

慕容彦超凌虐士庶，抢掠私财，草菅人命，已经没有星点继续藩帅执掌军政的合理性、合法性和正当性。他悖逆天命，不自量力，反叛朝廷，可谓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此人又特别吝啬，在他个人生命处于极度危机之中时，还在敛财，还在埋藏金银财宝，准备他日继续享用。如此一来，他连那些临阵磨枪、散财收买人心的武夫们都不如，很快招致将士离心。他麾下已经没有像样的人物。

如俗话所说：他的日子不多了。

兖州破险遭屠城

夏季来临时，郭威开始亲征。半个月之后，御驾到达兖州。

郭威给了慕容彦超最后的机会，派人招谕。但城上人口出不逊。几天后，郭威部署妥当，命令诸军合围攻城。

在此之前，有个方士曾对慕容彦超说：“根据天象来看，将军应该有福运到来。为啥呢？因为天上的土星现在已经运行到二十八宿的东方，就在角、亢二宿之上。这个角、亢二宿啊，是咱们兖州的分野。只要在土星下面就会有福运。”

所谓“分野”是星相学家们的一种传统说法，意思是：地上的某州某郡对应于天上的某星某宿。星宿有变化，对应的地方就有变化。这个地上与天上对应的部分就是“分野”。

慕容彦超一听大喜。因为兖州对应天上的土星，所以在兖州城里马上建土星祠堂，开始祈祷求福。并命令民间必须树立黄色旗幡。

但这时候兖州城里已经人无斗志，将领士卒们陆续有人偷偷打开城门出城投降。几天后，郭威大军破城，官军呐喊着涌入兖州。

慕容彦超正在土星祠里祈祷，闻讯急忙组织亲兵拼力战斗，哪里还有胜算！他见大势已去，想想这个土星他妈的也没有给自己带来什么福运啊！于是一把火烧了刚刚建起的土星祠，带着妻子儿女投井而死。他一个儿子出城逃跑，被追兵抓获，当即杀死。

后周官军开始在兖州城内大肆抢掠。城中已经被慕容彦超抢劫过一次了，这次又遭抢劫。有人为了捍卫仅有的一点生活资料，拼命抵抗，史称死者近万人。这是郭威在历史上留下的一大罪恶。

慕容彦超反叛之际，曾经招募两千多名盗贼，安置在自己手下充当侍卫，但是等到城破，这些来自山林的粗犷强悍之徒，根本就没有派上用场，全部投降。

郭威杀得兴起，准备将兖州城里所有将吏全部诛杀。

他似乎忘记了王处讷的点拨和教诲。事实证明，人的根性改变起来，很难。但幸好有跟从郭威讨伐兖州的文职官员。这时，随从郭威的翰林学士窦仪知道他的屠戮念头后，就去约见当朝宰辅冯道、范质，几人商议后，认为不当如此，于是三人联袂去见郭威。向盛怒中的天子表示了他们的意见：不同意这一场屠杀。他们三人给出的意见就是：兖州将吏，都不过是“胁从”，而“胁从”无罪，无罪，则不当杀。郭威与一般昏暴之君比较，他的优秀之处在于，他能够接纳不同意见。他同意了这三位元老的意见，下了赦免令。

窦仪，还有他的兄弟窦俨、窦侃、窦偁、窦僖，就是《三字经》中“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中的“五子”，其中最有名气的是窦仪和窦俨。这俩儿子都很出色，在后周到大宋的文治推演中都有出色贡献。五代十国杀伐之气重，藩帅和帝王们以杀戮为日常作业，对人命没有怜惜，更无敬畏，是窦仪等人一点点地为天下推演了祥和之气。到了赵匡胤建国，这才有了对生命更理性肯认，以至于赵匡胤有了“宁不得江南，不可辄杀人也”的王道理念，这个理念体现了“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的儒学圣贤价值观。

“银包铁”人心解体

慕容彦超可能算是对后汉很忠诚的一位将军。

他是刘知远同母异父的兄弟，也是沙陀人，长了一副麻子脸，身体又黑，过去曾经冒充汉人姓“阎”，因此有个绰号叫“阎昆仑”。

“昆仑”这个词，常见于中古以来的汉语典籍中，一般泛指中印半岛南部、南洋诸岛各国，以及中东甚至非洲等地的外国人。过去有人认为“昆仑”可能不包括非洲人，但《旧唐书·南蛮传》中介绍“林邑”国，说“林邑以南，皆卷发黑身，通号为‘昆仑’”。林邑，据考在越南中部，但“以南”就太辽阔了。这里说的“卷发黑身”就是典型的非洲人特征。很有可能是非洲人到南亚来的侨居者，被当作了南亚人。当然，也不排除中印度人种，因为那里的人，虽然不特别的黑身，但卷发还是有的。所以慕容彦超的“阎昆仑”绰号，也意味着中国与南洋、北非、中东的文化交流的普遍性。一直到大宋时代，与外国人的交流更为频繁，海上贸易也更为常见。闲话表过不提。

且说慕容彦超被围时，曾登上城楼遥望，他见郭威居然亲临城下，冒着箭矢礌石，指挥三军，大有一种势不可当的气势。下来后，他有了忧虑，于是勉励士兵说：“你们好好为我尽力，我库中金银如山，如果能保全兖州城，我全部拿来赐给你们，你们不愁富贵。”

将士们很早就听说兖州军库货财丰厚，确实也来了积极性。

但这时候有个老兵跟大家透露了底细，他说：“我可知道侍中存在库里的银锭，我告诉你们，那些银锭都是‘银包铁’，里面是铁胎，得到又能值几个钱啊？没用的！”

于是守城军开始传扬这个秘密，人心渐渐解体，不多久，城陷。

郭威进入兖州后，也听说了“银包铁”的传闻，就派人去仓库检验，果然，其间银铁胎者占了十之七八。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慕容彦超像赵在礼一样，也是个生意将军。但赵在礼敛财是明抢，做生意却还算诚实，没有听过欺诈作假之类的传闻。慕容彦超却是作假高手，而且还是做假币的高手。

此人开过当铺，那时候叫“质库”，是唐代以来就存在的押物、放款、收息的商铺。此类商铺还有信用放款功能，是传统中国最早的信用机构之一。慕容彦超却在其间玩弄起了诈术。

最初，有市侩拿了“银包铁”的元宝来典当，换铜钱。多年后，管理“质库”的库吏，也即当铺总经理发现了这个现象，向慕容彦超汇报。慕容彦超一听，大怒，但略想想，忽然对库吏说：“这事也好办。你啊，在质库墙上掏个洞，然后将重要的金银器材之类转移到安全地方，把库里搞得乱一点，就像被盗过的样子，然后向我申报，就说质库失盗，我自有办法。但要注意保密这个事！”

库吏按他说的做好后，慕容彦超向境内下令：“我作为节度使，在此管理士庶，但是不谨慎，遭遇盗贼，偷去库银若干。我这罪过不轻。但是我担心百姓会说我隐藏库银，假称失盗。为了证明这一点，请境内士庶三天内到府库来，说明自己典押的东西，要说清东西的样子，跟质库的底单相对。符合，我自当赔偿，不这样说明的，反而是一种过错。”

士庶听说，赶紧写说明，我当初典押的啥啥啥，啥啥啥。就有过去典押了“银包铁”的市侩心想，这次又可以捞一把啦，于是来说当初的银锭形状。很简单，造假市侩入网。

有意味的是慕容彦超的处理方式。

他将这位市侩放到密室之中，派出亲信多人，去跟他学造“银包铁”之术。技术似乎也不很复杂，于是，亲信与这个市侩开始了昼夜打造。打造出来的“银包铁”元宝，用处就是“广府库”，扩大库银的存量资产。

郭威看到的造假的兖州库银，就是这一批玩意儿。这就是慕容彦超向守军许诺，守住兖州后，发给将士的玩意儿。他造了假，却将真金白银带到自家府上收藏。纸包不住火，有消息透露出来，令守卫兖州的将士知道了假币用途，于是有了鸟兽散。慕容彦超的机心，最终害了他自己。

“勾距之术”捉盗贼

所谓“机心”，按照传统儒学的说法就是“勾距之术”。章太炎先生认为，这是一种“阴鸷”心态。古人对此的解释就是：市场中，想知道马的价钱，先问狗的价格，再问羊价、牛价，最后问马价，比较一番，而后可以推知马的价格是否属实。这是一种辗转推问的功夫，为道家所擅长。典型的话语就是所谓“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想要拿那个东西，一定要先给人一点东西。

史称慕容彦超就有这类“勾距之术”。

说兖州有一盗贼，假装大官的跟班，跨着驴，在闹市买了价格昂贵的绫罗十多匹，讨价还价，定好价格后，带着物主来到一处宅门，把驴给这个人说：“这就是我主人的本宅。你先等在这里，我带上东西让主人去看，把咱说好的钱拿来。”物主答应后，等了很久不见人出来，叩门，才发现是一座空宅。于是大叫“有贼”。兖州的巡防警察来到，怀疑物主欺诈，一直带到府中。

慕容彦超听说后，对这个汉子有了怜悯之心，就对他说：“不要担忧，我来为你抓这个盗贼。”于是，留这个物主在府上，将驴交给马厩的看守，对他说：“要把这个驴高高地拴起来，不给它水草，干着它。”第二天，将这头又饿又渴的驴子派人放到通衢大道上，对亲信说：“这是盗贼的驴。一天一宿没吃没喝了，饥渴中，一定会奔跑回家，悄悄跟着就知道谁是盗贼了。”果然，这头驴走入一条小巷，转了几个胡同，忽然有几个小孩子在门侧，看到驴就高呼道：“咱家的驴回来啦！”主人听说，出门来看，被巡防警察按住，果然就是骗取绫罗的盗贼。

这类故实，可以当作饭后谈资，也可以略作破案案例来看，但儒学不认为这类“勾距之术”可以施用于军政管理。就有格局的政治军事治理而言，战略应该是光明的。作用于人心的“阴鸷”也即“勾距之术”一旦成为常态，就有了宫廷或政府内部的勾心斗角，那是人人自危也危及始作俑者的内耗局面。文明治理，如果可以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窃钩”之术不足以治国；如果神往于“窃钩”之术治国，往往距离“窃国”不远。

当然，对慕容彦超还不足以言此。

梦祥兆城破拜圣人

说郭威征兖州，多日不能破城，曾得一梦。他梦到一人，状貌甚为“伟异”，壮伟异常，穿着王者之服，对郭威说：“陛下明天应该破城。”等到醒来，天还没有亮，就私下对左右说：“梦中有此征兆，岂可不预作准备？”

于是万事俱备，当天凌晨即发起总攻，郭威亲自督率诸军。到了中午，城陷。郭威带着大军进入时，有关部门经过掐算后，认为应该从“生方”进入兖州，“生方”也许是“生门”的意思，总之，从这里进入后，一路上要由前导“鸣鞘”，挥动鞭子开路。显然，这个“生方”道路狭隘，转过几条街巷后，忽然看到一处门墙甚为高大，一问，原来是孔子庙。郭威对近臣说：“我昨晚的梦，那人难道就是孔夫子吗？不然，为何要选择这条路走呢？”他决定下车参拜。

一进入大堂，看到夫子像，正是他梦中所见的“伟异”之人。心下大喜，于是叩首再拜。

近臣中有人劝谏他：“孔子，不过是过去春秋时的陪臣，您是当朝的天子。天子不应拜陪臣啊！”

郭威说：“夫子，圣人也，百王取则。而又梦告寡人，得非夫子幽赞所及耶？安得不拜！”孔夫子啊，是圣人啊，历代天子都要遵从夫子制定的规则。何况又在梦中告诉我破城之期，之所以破城，难道不是孔夫子暗中对我加持的结果吗？哪里能够不拜孔夫子！

拜后，郭威又下令孔庙周围数十户人家都为孔庙的“洒扫户”，负责孔庙的日常维护。又令孔氏后人袭“文宣王”的人作为本县县令。

郭威此梦或为一个推演文治的安排。

郭威本人尚不足以施行文治天下，但他能到孔子儒学中去寻求治理天下的思想和精神资源，在五代乱世中，具有筚路蓝缕的意义。它是天下趋于文明的一缕曙光。一直到周世宗开始兴办国子监，到赵匡胤时代开始推行太学制度，结束藩镇的武夫治国模式，文教兴国，才正式开始。

最强的文官阵容

解决了慕容彦超的问题，新兴的后周朝廷，内部出事了。

这事跟王峻有关。

王峻的父亲曾经做过官乐营使，这个职务略相当于文工团长，王峻从小受老爸影响，唱歌才艺了得，曾先后被好几个藩帅欣赏，干了一阵子优伶们干的活儿。但这不是王峻的抱负所在。后来他又投靠了张延朗，就是后唐那个著名的财政大臣。但张延朗得罪了石敬瑭，后唐被后晋颠覆，张延朗被石敬瑭杀死，王峻被分配给了刘知远。

石重贵之后，契丹占据中原，王峻跟郭威说：“契丹贪残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国。”这个战略判断经由郭威传给刘知远，坚定了刘知远抵御契丹的决心，也使刘知远发现了王峻的不凡不俗。

刘知远称帝后，王峻成为后汉一位带兵打仗的将军。李守贞、赵思绾、王景崇三镇反汉时，郭威主力平定李守贞，王峻参与平定了赵思绾，从此升为宣徽北院使，负责传达皇上的诏命。王峻从此有了可以预期的前程。

刘知远死后，契丹侵犯河北，所过之处，杀人、抢掠，无所不为。而边境各藩帅都只顾自己固守，并不出击。当时契丹的流动骑兵甚至来到冀南大名附近。后汉朝廷有隐忧，于是派遣枢密使郭威督率众将前往邺都（今属河北邯郸），抵御来犯之敌，王峻则以宣徽使身份在郭威营中监军，相当于前敌总政委。

但隐帝昏妄中派人刺杀郭威和王峻，并在京师将郭威和王峻的家属全部杀光，这就让王峻与郭威结成了坚定的生死同盟，一起反叛了后汉。

为了鼓舞将士反叛，王峻甚至怂恿郭威做出了大兵进入汴梁，可以劫掠士庶的残暴决定，煽动了士卒渴望一战发财的野蛮心理。

邺都大军进入汴梁之后，后汉皇太后任命王峻为枢密使，和郭威共同主持朝政。后来郭威再次领兵出京，滑州兵变，不得已返回京师称帝，王峻则在京城极力配合郭威，匆忙中做出部署：派出郭崇威等人分别开赴宋州和许州，看守住隐帝的几个兄弟，以防意外，这就使郭威能够顺利地控制了局势。

王峻，对后周的建立功勋卓著。

郭威于是封赏他为枢密使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即成为国防部长兼国务大臣，成为后周一等一的重臣。

当时郭威立朝，有几个很像样的大臣，比较起来，在五代十国中应该算是最强的文官阵容了。

譬如老臣冯道，此人虽然无廉耻，历任诸朝宰辅，也没有更多战略远猷，但治理邦国，他有一个长处，就是不嗜杀。他不仅自己不嗜杀，还常常劝导君王不嗜杀。这在戾气深重的五代十国中，应该是一点祥和之气。

譬如老臣范质，此人虽然并无气节可言，但他敏于政务，注重法制，处理政事，公允得当，有宰相之大体，在推动邦国正规化建设方面，也很有建树。

譬如老臣李谷，此人有士行，对传统士大夫精神有坚守。当初郭威围困河中李守贞，刘知远已经病逝，故史称郭威有“人望”，也即被士庶所拥护，此际，郭威应该已经萌生了不确定的“异志”。他知道时任转运使（后勤部长）的李谷是一个有知人之明的国士，就多次“以微言动之”，用暗示的语言试探李谷。李谷很明白，“但以人臣尽节为对”，但是李谷只对郭威谈论人臣应该有的节操。这一番对话不见史录，但可以想见当时的风景。那是当世两个高人之间的互相捉摸和探底，来来往往，像一场智力推手，在主体和主体之间有了各自恪守底线的欣赏。史称郭威因此对李谷特别钦佩，即位后，首先起用李谷为相。而李谷也确实不负所望，史称此人“沉毅有器略，在帝前议论，辞气慷慨，善譬谕以开主意”，沉静坚毅富有才器胆略，在后周太祖前议论时政，言辞慷慨有大义，并善于运用譬喻来劝谏或启发君主的意向。

此外还有王溥、魏仁浦、窦仪等人。

王峻也算是这一群文职官员之一。

王峻的战略大局

但王峻不同于诸文官的是，他还能带兵打仗。

北汉刘崇趁后周初建，以为有机可乘，于是联系契丹一起来攻击后周的北部辖地晋州（今属石家庄）。郭威即刻任命王峻为前敌总指挥，率兵救援，并下诏诸君都受王峻节制，“听以便宜从事，得自选择将吏”，王峻可以按照战场形势自己做主，不必请示朝廷；还可以自己任命文武官员。王峻出征的时候，郭威还到西城率百官为他饯行。

王峻大军到达陕州（今属河南三门峡市）没有继续开拔，逗留了十多日。郭威担心，怕晋州守不住，见王峻又不前行，就准备御驾亲征，从泽州（今属山西晋城，在晋东南与河南交界处）与王峻合兵一处，然后北上救援晋州。他派遣使者把这个意见告诉了王峻。

王峻知道后，马上给郭威回信，大意说：“晋州城池很坚固，北汉轻易无法攻破。现在刘崇的军队前锋锐气十足，暂时不可以力争。我屯兵不进，就是在等待他们士气低落罢了，不是心虚胆怯。陛下新近即位，不宜轻动。想一想，如果陛下大驾从汜水出来，那慕容彦超要是领兵进入汴京，岂不大事完啦！”

郭威听到这个意见，惊出一身汗来，不觉自己拉着自己的耳朵说：“差点坏了我的大事！”于是，取消了亲征计划。

由此可见，王峻想问题，有战略思考，不仅仅想自己这一堆这一块，还想到江山社稷国家局势。但他这类战略思考，有时也误事。

且说王峻军援晋州，在陕州停留十几日后，他发现了战机，于是火速向晋州挺进。晋州南有个地方名蒙阬，应该是晋州的南大门，形势险要。王峻担忧北汉兵马在此据守，一直盯着前方战报。当天，他听到先锋已经过了蒙阬，大喜道：“吾事济矣！”我的大事就要成功啦！

这时北汉来攻晋州，已经五十多天，一直没有攻克。此时是冬季，正赶上大雪，河北士庶互相聚集在一起，自保山寨，以至于契丹和北汉在野外几乎无法掠夺，军中乏食，人心思归。尤其契丹人，更思念草原穹庐中暖乎乎的日子。所以听说王峻大军到达蒙阬时，一把火烧了军营，连夜遁走。晋州南门一失，等于与中原连成一气，相当于围棋中的“接活”，晋州围解。

这时候，诸将发现了“犁庭扫穴”的战略机缘，要求以晋州为大本营，马上追击北汉和契丹。王峻有了犹豫，但第二天天亮，他还是派出了名将药元福等人率领骑兵追击。药元福等人从晋州一直追击到霍邑（今山西霍州），长驱八百多里，纵兵奋击中，令北汉兵死伤甚重，更多人在溃逃中坠落崖谷而死。霍邑一带道路狭隘，诸将畏懦，不再敢继续前行，药元福在军中还不过是个排阵使，也即带兵列阵的总指挥，在行营中是个副职，但他表示“刘崇带着全国兵马、裹挟着契丹而来，志在吞没晋州等地而后南下，但现在已经气衰力竭，狼狈遁逃，我等如果不能乘此一举剪灭敌军，北汉必为后患！”但诸将都不想继续前行。那个时代，似乎没有几个人愿意豁出性命为国尽忠。药元福坚持己见，但这时候，王峻的使者到了——王峻命令诸将返回，不得继续追击。

一场可能的大捷半途夭亡。

王峻可能有他的“战略思考”，譬如，劳师远征容易疲惫，万一有不测，会全军覆没；北汉和契丹也许有晋州之战后的安排，根基未动，万一与兖州和江南联手，中原难于安定，等等。

但站在时间后面来看，王峻这类“战略思考”实属多余。他失去了一次可能彪炳史册战略大决战的机会。

但王峻这次北征，还是取得了辉煌胜利，史称契丹败退到晋阳之后，检点人马，损失了将近一半。领头的将军自感无功，找了个大酋长做替罪羊，把他“钉”在集市，“钉”了十多天，然后杀了他。而北汉主刘崇则领教了后周的厉害，史称从此“息意于进取”，打消了南下图谋中原的念头。

为得宠王峻罢朝

北汉地方狭小，土地贫瘠，士庶贫困，但又要内供军国，外奉契丹，所以赋役相当繁重，可称民不聊生。晋州之战后，逃入后周境内者有很多。

王峻援晋州，还捎带着解决了永兴（治所在西安）节度使李洪信的问题。李洪信是后汉李太后的从弟，后周建国后，他很提心吊胆，不知应该怎么办，更不敢交出兵权。但他城中的守军不满千人，王峻在陕州时，打着救援晋州的名号，又从永兴军调走数百士卒。等到晋州之围解，北汉兵遁去，王峻又派遣禁兵千余人镇戍长安永兴军。李洪信忖来忖去，知道抗拒是没有希望的，于是“入朝”，正式归附了后周。

王峻不简单。史称他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但他个人的性格因素让他的命运开始向着悲剧趋奔。历史上来看，个人的悲剧，除了制度的、环境的、结构的，更重要的，偶然的因素起作用之外，就是个人性格的因素在起作用。王峻的性格悲剧，与古希腊的传奇英雄很接近。那是命运中无能抗拒的东西。性格即命运，这个浸透了无数血泪的存在经验，古今一体，中外皆然。儒学对此有审视，更有独具东方色彩的解决方案，那就是渗透了圣贤智慧的“礼”。

关于“礼”，我在说到隐帝刘承祐的故实时，已经说过，传统“礼”的要义，可以用“当位”与“节制”两个主题词来概言。这里要补充的意见就是：礼，除了各类儒学讲述意见外，更要知道，它还是用来协调君王公侯乃至于士庶“主体间性”的规则。上下均能恪守这类规则，共同体之间就有良性运转的可能；否则，就是心生怨恨，演绎下去，就是血雨腥风。历史来看，一百场刀光剑影，有九十九场其源头在主体间的“悖礼”。不能“节制”各类欲望，又没有“当位”之念，试图僭越，就是“悖礼”。“悖礼”几乎是数千年间战乱之源。五代十国时期尤其如此。王峻的性格悲剧，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悖礼”。

王峻性情轻浮而急躁，工于算计，贪图权力和利益，更喜欢听奉承话。他那种“以天下为己任”很大程度上是认为只有自己才可承担起治理天下的大任，他人无此本事，甚至连太祖郭威在内，也不及他。

他常常在御前谈论政事，郭威赞同他的意见，他就高兴；不赞同，他就心生怨恨，甚至当场就顶撞郭威，而且出言不逊。这就是“悖礼”。

但郭威比他有气量，更念他是元老旧臣，又辅佐创立了后周帝业，功勋卓著，更一向深知他的为人，所以对他有了宽容和纵容。王峻年纪比郭威大几岁，郭威做了皇上，还是称他为“兄”，公事召他，也称他的字，而不称他名。这就好比刘备称赵云，总是叫“子龙啊”如何如何，而不是“赵云啊”如何如何。在“名”与“字”并行的往古，称“字”不称“名”，是对人的尊重，也透着亲切。但王峻不因此而自我调整心态，反而更加骄横。他认为这一切不仅是应该的，说不定郭威还真的对他有畏惧呢。

不仅如此，王峻还有严重的妒忌心。他看不得他人晋升。当时的枢密副使郑仁诲、皇城使向训、恩州团练使李重进等人，都是郭威在藩镇时的心腹将佐，郭威称帝后，逐渐提拔起用了这些人物。王峻酸得像个醋坛子，开始耍赖，多次上表称说有病，请求皇上解除政务，事实上是以此来试探郭威。郭威也是明白人，比王峻大度。他不与王峻计较，多次派遣左右侍者去劝慰他，并敦促他来上朝——多少国家大事等着你来处理啊！——但王峻对使者的回答，言词、意气都异常激烈，透着顽梗和酸劲。郭威还是不跟他计较。

王峻在“病”中，又给各藩镇节度使去信，要他们保举王峻，意思是“国家不能没有王峻”之类。各藩镇觉得这也不算什么难事，就分别写来“保举证书”。郭威这才感觉到惊讶：如此下去，朝官联络地方，岂不架空皇上？

但郭威还是继续派人去劝慰他敦促他，要尽快来上朝。最后有个朝官给郭威出主意说：“陛下只须扬言：就要亲自驾临王峻府邸，王峻必定不敢不来。”郭威来了这么一招。王峻想想，也差不多啦，折腾个够，上朝了。

郭威对王峻有了不满，但也还是纵容他，不跟他闹翻。

惹帝怒郭威使辣手

当年诬告李崧的人还在，一个叫葛延遇，一个叫李澄。李崧毕竟冤死，又是一时名相，所以，到了郭威时代，就有人要给李崧复仇，其中就有当朝的翰林学士徐台符。他请求捉了这两个恶人，让那边的李崧得以瞑目。

朝议此事时有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冯道为首的“不杀”派。他们认为事情过去多年，期间，朝廷已经多次下过赦免天下的诏书，不应该再动杀机。另一种意见就是王峻为首的“必杀”派。他们认为徐台符这个奏章很义气，对于恶人就该追杀到天涯海角。

两种意见各有一端之理。这时，郭威的天平还是倾向于王峻这边的，他同意了王峻的意见，多少有向王峻讨好的动机。

不久黄河决口，王峻主动请求前往巡视。

郭威趁王峻出巡的机会，召养子柴荣入朝。

原来，王峻特别反对的一件事就是让当时镇守濮阳的镇宁节度使柴荣进京。史称王峻忌惮柴荣的“英烈”，他有点害怕柴荣的英武勇烈，所以，柴荣在镇所时，屡次要求入朝，都被王峻“驳回”。现在王峻暂时不在朝廷，柴荣就趁机来京了。

跟着柴荣进京的还有马全义。此人在河中（今山西永济县）时曾为李守贞的部将，有过几次战役，甚至局部挫败过郭威的部将，现在柴荣麾下执掌亲兵。郭威召见他后，给他补了个殿前指挥使（皇家卫队司令），还对左右说：“这个马全义啊，他很忠于他服务的主人。过去在河中，多次挫败我的军队。你们应该向他学习啊！”

王峻在黄河边，听说柴荣入朝啦，马上从河岸回来。他太担心柴荣啦！

这事让郭威越来越不高兴。

有一次，郭威对王峻说：“朕出身于贫寒之家，可以说是饱尝了人世的艰辛困苦，见多了时世的沉沦动乱，如今成为帝王，岂敢厚待自己的供养而让下民吃苦呢！”这话是自我表白，在帝王中确属难得，但也是对王峻的一个提醒。所以，后来郭威准备把苏逢吉的一处宅子赏赐给王峻时，王峻做出姿态，没有接受，他说：“苏逢吉诛灭李崧家族，就是为了这片宅子啊！”他拒绝了。

但王峻在自己供职的枢密院里修建了一所很气派很豪华很高大的公署。落成时，还请了郭威来观赏。郭威没有说什么，不久，也在宫中的内园里建了个小巧的宫殿。王峻见了，来了严肃劲儿，他批评郭威道：“皇宫宫室那么多，又建这个，有啥用啊！”郭威第一次开始讥讽他：“枢密院的房子也不少啦，你干吗还要在里面再造公署呢？”

俩人像顽童一般在置气。这样，互相离开“礼”就有了距离，君不像个君，臣也不像个臣了。

王峻已经做到了枢密使，但还是多次要求领一个藩镇干干。郭威开始不答应，最后被他磨不过，让他兼任了平卢节度使（治所在山东青州）。这是当年杨光远的镇所。

王峻晚节更加狂躁，“悖礼”之举屡屡出现。

有一位礼部侍郎名赵上交，负责当时的科举考试。考贡生的时候，为了保证考试的公正，赵上交拟定并申明了一项精密制度，其中之一就是恢复唐代以来的“糊名”制，也即将考生的姓名籍贯之类信息用一张小的纸条在考卷上粘贴盖住，这样，批改考卷的主考官就不会知道考生，以此避免营私舞弊。大宋帝国坚持了这项制度，甚至还进一步做到将考生的卷子找人誊抄一遍，主考官只能看到誊抄的卷子，看不到考生的原来卷子。且说这个赵上交用这个办法得到了几个知名的读书人，时论认为“得士”，得到优秀人士。“得士”是考试最终的诉求。国家要“得士”，必须保证考试公正，这是帝制时代考试制度执行者的基本共识。

但王峻开始破坏这个规则。他推举一个他喜欢的童子，希望借助“走后门”方式让这位童子中举。

但赵上交乃是一位负才任气的士大夫，他不吃这一套。这人长得也一表人才，有一种桀骜不驯的才子气。他拒绝了当朝第一权贵王峻的“非礼”也是“非理”的要求。

王峻大怒，但又找不到理由杀害这位礼部官员，就暗中寻机会，直到第二年再次考试，赵上交有了失误，史称“选士失实”。王峻就弹劾他，将他贬为商州司马，这是一个地方小官，相当于县级市里武装部的参谋。但贬官的诏令还没有下，王峻的末路也就到了。

在干部任免这个问题上，王峻更有“逾制”之举。他甚至要直接更换当朝宰辅。国家的宰相任命，他也要说了算。按唐以来，同中书平章事、三司使、仆射、侍中，以及后来的参知政事，都属于宰辅级别的职务。一个朝堂，可以有多个宰辅，各有分工。后周也不例外。王峻看不惯宰辅范质、李谷，多次要求罢免这二人，要他喜欢的端明殿学士颜衎（音砍）、枢密直学士陈观代替二人。

郭威认为任免宰辅是大事，不可仓促而定，国家有制度，应该慢慢考虑，至少还可以“研究研究”。但王峻极力申说替换二人的理由，那架势几乎就是你郭威不答应，我就不干！而且王峻这边也是越说越激动，渐渐有了不逊的话语。从早上一直说到中午，郭威连饭都没有吃，王峻轴劲上来，不达目的不罢休，史称“争之不已”。王峻提这个建议时，正当寒食节。按那时规定，寒食节朝中先后放假五天。朝中除了几个值班的，很是冷清。郭威最后说：“现在正是寒食节，没法宣布这事，等到休假结束，就照你说的办理吧！”王峻得到这个肯定的答复，这才退下。郭威这才吃上了午饭。

但这事最后惹恼了郭威。

郭威动用武装力量，将王峻软禁起来。郭威要想捉拿王峻，不过是分分钟的事，他一直没有动，是真不想动。但王峻如此逼迫郭威，也确实让郭威感到了难堪。而后，郭威紧急召见了宰辅冯道等人。

一见大臣，郭威就流下泪来，他知道，必须动用辣手，对跟随他多年的王峻可能狠了点，但他也确实没有办法了。

他对大臣们说：“王峻欺朕太甚！他想将大臣们全部驱逐，这不等于翦除朕的左膀右臂嘛！朕只有一个养子，但这个王峻却专门设置障碍，不让他进京。朕临时让养子进京入朝，王峻得知就是满腔怨恨。他一身既然已经主持枢密院军事工作，又兼着宰相，居然还要求遥领重要藩镇。这是什么道理啊！朕观察他的志向，似乎永无满足的时候。目中无君如此，谁能忍受！”

第二天下诏，贬谪王峻为商州司马。王峻试图贬谪赵上交的惩罚自己享用了。

郭威的诏书有这样几句话：“肉视群后，孩抚朕躬”，视朝臣如案板上的鱼肉，待朕身像幼稚的孩童。

但王峻到了商州后，得了痢疾，腹泻不止。郭威很同情他，特意安排了他的妻子家人去看他。但这一场痢疾要了王峻的命，不久，王峻死于商州。

开国功臣王殷被杀

王殷与王峻都是开国功臣。郭威怕王殷听到王峻的消息有不安，就让王殷的儿子前往邺都，详细说明王峻之所以获罪的来龙去脉。王殷当时正在邺都镇守，防御契丹。

王殷是史弘肇的亲信，史弘肇跟郭威关系友善，隐帝刘承祐诛杀史弘肇，又想诛杀郭威时，也想顺带着杀了王殷。当时王殷镇守澶州，得到消息后，率先向郭威做了通报。这事等于救了郭威一命。

隐帝在京师派刘铢屠灭了郭威、王峻的所有家眷；又派李洪建去屠灭王殷的所有家眷，但李洪建枪口抬高一寸，只派出人去看守王殷府邸，没有下手杀戮，并且坚持供给王殷全家饮食。李洪建是后汉隐帝母亲李太后的弟弟，刘知远时曾遥领防御使。隐帝诛杀史弘肇等人后，李洪建权侍卫马步军都虞候，代理马军步军总参谋长。他没有奉旨屠戮王殷全家，是一件德举，值得赞赏。

但郭威得到天下后，抓获了刘铢、李洪建等人，虽然赦免了他们全家——与隐帝刘承祐比较，此举要仁慈得多——但还是杀掉了这两个前朝人物。王殷感念李洪建当初高抬贵手的义举，向郭威求情，要求放过李洪建。但郭威没有答应。刘铢、李洪建，显然不是一路人，李洪建没有罪，郭威杀他，实在是过于刚狠。站在历史的后面来看，郭威不分良莠，不做有罪无罪的区分，一律诉诸刑杀，这就是儒学反复讲述的——无道，不可原谅。

王殷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根据儒学“原心”（考察动机，推究本意）的意见，能够体察王殷知恩图报的士行。这不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乱世中，集体作恶，有人能恪守一点良心，就是道义沉沦中的亮色。

王峻主张剽掠京师时，也是王殷（还有郭崇威）向郭威提出了建议：停止剽掠。这件事也不是小事。王殷一言，终止了后面可能继续的作恶，挽救了不知多少京师士庶的生命财产！有人作恶，有人要求中止作恶，这就是道义担当。中国，历史，一点点的温情与祥和，在肃杀冷硬的腥风血雨中，让人看到微弱的希望，这就是道义担当在起作用。

史称自唐末五代，每至改朝换代，攻入京师或藩镇，各军部下就开始分头剽劫，无人能够禁止，连昔日王公大臣也不能幸免遭劫。这类剽劫还被美其名曰“靖市”，意思就是“平定市场”，好像素日市场并不“平定”，有赖诸军前来“平定”，以迎接新的王朝诞生。但“靖市”说得未免堂皇，故还有另一种说法，叫“夯市”。“夯”者，打砸抢掠也。这个倒是道出了大军过后的本相。

现在可以看到，王峻就是主张“靖市”或“夯市”实即“剽掠”的乱世枭雄；而王殷，不是。是否尊重私有财产，是文明与否的一道铁门限。以此来衡王峻与王殷，二人高下立见。

郭威当朝（还没有建立后周），后汉李太后临时执政，王殷被封赏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兵的马军步军总司令。

郭威北上澶州抵御契丹来犯时，京师军事统由王殷负责。当时刘赟正在从徐州向京师赶来，准备出任后汉第三任皇帝；但郭威在滑州发生了兵变，也正在向京师赶来，准备出任后周的第一任皇帝。力量胶着的时刻，京师究竟属于谁，成为决定双方成败的一大砝码。王峻、王殷仓促中做出的决定是：派出郭崇威到宋州（今属河南商丘）去拦截刘赟，以此迎接郭威顺利进京称帝。

于是，郭威胜出。

在拥立郭威称帝的程序中，王殷与王峻一样，都立了大功。

王峻被贬商州之后，王殷得到消息，有了不安的心思。兔死狐悲的悲剧史上常见，王殷担心，很正常。

王殷对这件事的处理是：三次上表，要求放弃邺都藩帅，入朝做京官。这个姿态，就等于向郭威示好：我不要军权，我在您身边。史称郭威“疑其不诚，遣使止之”，怀疑王殷不是真心实意要这么做，派遣使者告诉他不必进京。

显然，郭威知道“入朝”等于“移镇”，也即等于解除兵权。当初石敬瑭用这招刺探过李从珂，近来，慕容彦超也用这招刺探过郭威；李从珂答应石敬瑭可以“入朝”，郭威答应过慕容彦超可以“入朝”，但这二人都反了。现在王殷也要“入朝”，答应他，是不是也要反啊？

郭威没有答应王殷“入朝”，可能就有这方面的考量。

至此，我看到的历史记录开始出现混乱。

记录中说“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同平章事王殷恃功专横”，所谓“专横”的案例是什么呢？说王殷在邺都，节制河北诸镇屯戍大兵时，在应该汇报朝廷，由朝廷下达正式“敕书”也即皇上的手谕文书，才能调动的军事行动时，他用“手帖”就实施了。但究竟啥事？记录中没有说。但这事意味着王殷已经在河北诸镇取得了管控边防军的能力，可能是事实。在那个不是士卒怕藩帅，而是藩帅怕士卒的“权反在下”的乱世，有效管控辖境的武装力量，并不是坏事，更不是“罪恶”。

另一件事说王殷在河北镇守期间，“多掊敛民财”，也即大量地盘剥士庶财产。这件事也没有具体记录，很模糊的一句话过去。后面只说太祖郭威听说后，不高兴，还专门给王殷写去了信件，大意说“爱卿你呀，与国家同为一体。邺都国库里已经很丰盈，你想用就用呗。害怕没有财富吗？”

没有具体的“作恶”记录，只说“专横”“掊敛”，这在史书传记中出现，不那么令人信服。王殷最后被杀，更应给出具体罪证，但没有给，这就尤其不能令人信服。所以，这类记录的混乱不是文字程序的混乱，而是义理的混乱——根据现有资料，看不出王殷获罪的直接证据。

王殷，很可能是被冤杀的。

王殷之死的背后

《旧五代史》说冯道事，有两个故实与郭威有关。这之中透露了一点信息，让我今天有理由相信王殷的所谓“专横”与“掊敛”为子虚乌有。

郭威从邺都起兵向汉隐帝发难，最后汉隐帝被杀，郭威进入京师，百官都来朝谒。冯道是百官中资格最老的大臣，郭威对他也特别尊重，所以见到冯道后，马上向冯道“设拜”，行往日见到冯道时的大礼。郭威的意思是：我推翻了汉隐帝，我就有资格做新任天子，现在我故作低姿态来拜你冯道，你就应该对我有诚惶诚恐之心，直接提出“拥戴”为君的意见。按照常人理解，似乎应该呈现这样的逻辑。但冯道却从容地接受他的拜见，而后，缓缓说道：“侍中此行不易。”

侍中您这一趟来得不容易，辛苦啦！

史称郭威“气沮”，心气受到挫折，“故禅代之谋稍缓”，所以试图直接禅代隐帝为天子的阴谋还要稍稍往后拖一拖，没有马上即位天子。

后来郭威又请冯道赴徐州去册封刘赟为后汉的嗣君，并迎接刘赟还朝来即位做天子，冯道已经看出这事可能不那么简单，就直截了当地问郭威：“侍中由衷乎？”

侍中先生，您让我去徐州干这个活儿，是出自您的真心吗？

郭威发誓说是真的，是由衷的。

冯道又说：“莫教老夫为谬语，令为谬语人。”

你可别说话不算话，我到了徐州说让刘赟来继承皇位，回头您这边变了，我冯道等于跟人说了荒谬的假话，那样一来，我可就成了假话人啦！

这两段故实，都可以让人看到冯道的器局确实不一般，更有相对坦诚的一面，并非单向度的老奸巨猾。

但是后人修史，没有收入这两段故实。因为，如果收入，就会对郭威的形象造成损失。所以《旧五代史》所引，收入这两段故实的《五代史补》，对此评论道：“周世宗朝，诏御史臣修《周祖实录》，故道之事，所宜讳矣。”周世宗一朝，下诏令史臣修《周祖实录》，所以冯道的事，应该有所避讳了。《旧五代史》依据五代各朝《实录》拼凑成书，而这些《实录》“皆无识者所为，不但为尊者讳，即臣子也多讳饰”，这几乎是治史者都知道的常识。

在这样的地方，为“周祖郭威”而删除冯道的“光辉事迹”，就有可能在那样的地方，为“周祖郭威”而增加王殷的“罪恶案例”——但王殷实在是没有“罪恶案例”，只好用一句空洞的大话“专横”“掊敛”而为王殷的所谓“罪恶”定性，以此来证明郭威诛杀王殷的正当性。

从逻辑推演，我愿意得出这个结论。

还可以继续推演：王殷为何获罪？真实的原因是什么？

王殷，与王峻不同，史称王殷性格谦和谨慎，“好礼”。懂得进退之礼，也即懂得节制和当位。他不应该有“逾制”出格的事。此人对母亲还特别孝顺，每当要有与人结交的决定，都要先来禀告母亲，母亲听后觉得可以，他就与人交往，不可以，就不与人来往。因此，王殷即使在军旅之中，也没有过杂的交往。他过去在后晋石敬瑭时做刺史，总是按规矩做事。政事稍有处理不当，被母亲发现，他就自己站在庭院，将一根木杖给下人，抽打自己，以此来安慰母亲。

王殷的曾祖、祖父、父亲都曾做过地方上的中级军官，有家教。这位母亲对儿子管束也严。应该能够看出，王殷一直是一个很本分的军人，也没有太大的野心。石敬瑭时，他母亲去世，他要守墓，但石敬瑭下诏，要他做官管理地方。

王殷上章说：“臣为末将，工作不工作对国家都没有太大的损益。我因为母亲的训导教育，这才成人，现在母亲逝世，我不忍这么快就离开母亲的坟墓。请允许我按规定为母亲守丧三年。”

石敬瑭很赞赏他的孝心，答应了他。

有限的记录也不难分析：王殷没有大恶，他不大可能危及郭威的后周帝国。他最后的悲剧，直接原因，很可能源于一个同僚何福进。

何福进当时是成德节度使（治所在河北正定），与王殷同在河北。史称何福进“素恶殷”，一向憎恶王殷，什么原因，没有记录。根据以上史料记录，可以约略猜测一点蛛丝马迹，很有可能王殷不愿意搭理这个何福进。王殷不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

结果，“福进入朝，密以殷阴事白帝，帝由是疑之。”一向憎恶王殷的何福进，趁着入朝的机会，将王殷的“隐事”也即“隐私之事”，秘密地打了小报告，郭威这才开始怀疑王殷。

但郭威最后决计除掉王殷，很可能源于他自己的一场大病。

郭威最后的日子里，需要做一场祭祀天地的大礼——郊禋。古人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最大的事一是祭祀，一是征战。祭祀尤其重要，它是王朝治理天下合法性的重要表征。郊禋，规定了日子，这时诸藩都需要进京来共同见证这一神圣的时刻。

王殷也进京，被郭威任命为京城内外巡检，京师公安局长。这是当年史弘肇做过的工作。京师大典，需要内外警戒，安全保卫工作很重要。

按照记录中的说法，王殷在京师巡检，每次出入都要带着随从几百人。但即使如此，王殷还是觉得武装力量不够，要求如数配给铠甲兵器，以备巡逻。史称后周太祖郭威对此感到为难。但我实在看不出“为难”的地方是什么。

史书记录又说，当时郭威已经病得很严重了，就要举行祭祀大典，而王殷却挟持功高震主之势，在天子左右，说“众心忌之”，诸位大臣对王殷都有嫉恨。就这样，郭威带病，勉强撑起病躯，坐进大殿，王殷按礼进入问安，于是被拘捕。记录到此，连史书都承认是对王殷的“污蔑”了，史称“下制诬殷谋以郊祀日作乱”，颁下诏书，诬称王殷密谋要在祭祀天地的大典那天发动叛乱。给出的处罚是：流放登州。

登州，在今天的山东烟台庙岛群岛中，古称沙门岛。此地等于当时中原的东端荒凉之地，是出海到辽东的必经之地。流放此地已经算是重刑。

但王殷还没有到登州，刚出汴梁城，就被杀掉了。

还不算完，又派出镇宁节度使郑仁诲到邺都去“安抚”，但这位郑先生到了邺都后，王殷的儿子在邺都任衙内指挥使，并不出来拜见这位使者。郑仁诲又贪图王殷的家财，于是“擅自”将王殷的儿子杀掉，把他的家属都迁徙到登州流放地去了。

据说王殷回朝之前，邺城寺庙的大钟，悬挂处断开，大钟掉落。又有人说邺都府邸的幡竿之上出现火光。还有说法，王殷入朝之前，邺都人为他饯行，王殷上马离开时，马镫断落，王殷也摔在地上。人们认为这都是不祥之兆。这类故实真假难辨，可以看作“命定论”的影响。但即使在这样的故实中，也仍然无法看到王殷的“罪恶”。

船山先生《读通鉴论》，反复陈意，认为五代以来姑息藩镇是国家祸乱之源，因此，应该对藩镇用重典治理，乃至于杀掉几个藩镇，可以立威，也有利于国家安定，但即使如此，船山先生也认为“王殷无罪受诛”。

薛居正《旧五代史》也评论郭威诛杀王峻、王殷，不仅“不能驾驭权豪”而且未免“伤于猜忍”。这是五代时期由藩镇问题而引发的一个军政死结。依郭威的品性，他还没有能力和智慧解决这个问题。至于诛杀王峻、王殷的积极意义，如何令周世宗柴荣可以“乾纲独断”，将国家治理推向秩序化，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慕容彦超、王峻、王殷，三大藩镇，经由“郭威模式”，解决了。但这种模式，作为政治遗产，它的野蛮性质和文明性质共存于一个时空中。这就为后来的大宋帝国留下了一个两难的选择：不杀藩镇，藩镇有可能作乱；杀藩镇，国家法制就会受到伤害，天下文明也遥遥无期。

越是看到这类紧张，越是能够理解赵匡胤的公道之心、仁德之风，以及独具创意的政治智慧和责任担当。赵匡胤，在两难选择中，走出了第三条道路。这是后话，容当后表。

柴皇后一见倾心

郭威称帝两年后，患有风痹，食饮不便，走路困难，而且病情越来越重。

当初在邺都时，他特别喜爱一个名叫曹翰的小吏，感到他才干不一般，就让他在柴荣手下做事。柴荣镇守澶州时，让曹翰做牙将。郭威称帝，以柴荣为晋王，几年后，以柴荣为开封尹，处理京师军政事宜。柴荣还没有召唤曹翰，不料曹翰却从澶州不请而至。柴荣很奇怪，曹翰对他说：“大王您是国家的储嗣，现在主上生病。大王应该亲自进入禁内侍奉医药，照顾主上啊！怎么都这个时候了，还在外面处理事情呢！”

柴荣是明白人，一下子就明白了曹翰这番话的玄机——

军国政令出自郭威，万一有不讳，越是靠近郭威越是占得先机。此外，能够入禁内侍奉医药的不止他一个人啊，至少还有主上的外甥李重进、主上的女婿张永德。这二人战功都比他这位主上的内侄、养子要大，军中影响也比他大，人望更比他高。万一有不讳，万事不可卜啊……

柴荣当晚就入住禁中，亲自侍奉养父。他的姑姑也即郭威的太太柴皇后也侍奉在旁。

说来这位柴皇后也是人物。

她本是邢州（今河北邢台）龙岗人，世家豪门。郭威“微时”，在洛阳就听说过这位柴女士，娶了她。但是据《东都事略》说，是柴女士首先选择了郭威。说柴女士本来是后唐庄宗的嫔妃，庄宗死后，明宗嗣位，将庄宗的后宫女子大多放回原籍。柴女士也在被遣返之中。

她从洛阳来到黄河边时，父母来接她。正赶上大风雨，只好暂时住在旅馆里。

这时，有一男子汉走过她的房门，只见这位汉子衣衫褴褛，几乎不能遮蔽自己。柴女士一见，惊问：“这是什么人啊？”

旅馆的主人说：“此人乃是马步军使郭雀儿也。”原来就是个小官，马步军中的连排长。

但柴女士对他是一见倾心，史料中的说法是“后异其人”（柴皇后对这个人很惊异），于是要嫁给他。而且马上就要嫁！她告诉了父母。

父母悲愤道：“你过去好歹也是皇帝身边的人，回家后得嫁个节度使才门当户对，奈何要嫁这个人！”

柴女士道：“这是一个贵人啊！不可失掉他啊！我囊中有宫中所得的钱财，给你们二老留一半，我要那一半。”

父母最后知道改变不了她，结果就在旅馆里成了婚。

所谓郭雀儿，即周太祖郭威也。柴女士剩下的那一半钱财也不是个小数目，用来资助郭威，郭威于是在汉高祖刘知远那里成为开国功臣。

郭威年轻时，好饮酒赌博，任侠，不拘细行，柴皇后对他规劝很多，史称郭威“每有内助之力焉”。柴荣小的时候就在姑姑身边，很聪明很忠厚也很谨慎，柴皇后特别疼爱他。

郭威对柴皇后有感恩之心，因此将柴荣收为养子，改姓为郭荣。

到了郭威病重的时候，下诏：诸司细小的事情都不必上奏，有大事，则由晋王郭荣禀告，由郭威直接宣布“可”或“否”而告示中外执行。

赵匡胤老爸赵弘殷，此时官拜铁骑第一军都指挥使，转右厢都指挥，领岳州防御使。在与太祖郭威从征淮南慕容彦超时，有功。

柴荣为开封尹时，赵匡胤转开封府马直军使——首都卫戍部队骑兵指挥官，相当于今日京畿军区坦克部队总司令。

公元954年正月，后周太祖郭威死于滋德殿，二十日宣布太祖遗制，二十一日晋王郭荣即皇帝位。郭荣不久恢复原姓，更名柴荣。

郭威死时只有五十一岁。这一年，柴荣三十三岁，赵匡胤二十六岁。

一部兵书打天下

郭威生命短暂，但他在后期建构的后周帝国，确是五代时期表现相对优秀的一个帝国。他有一些德政，可以看出乱世中文明的曙光。

郭威很早就是孤儿，年轻时，有神采，大高个，做事往往与众不同，爱好兵勇之事，从来不想着老实本分种地养家。投在潞州节度使（治所在今山西长治）麾下，因为好勇斗气，有一把子力气，为主帅所喜爱，因此他即使有过错，甚至犯禁，主帅也多能涵容过去。

有一次在城里逛，听说市民们很害怕一个壮健的屠夫，他就借着酒劲去找屠夫买肉，交易过程中，稍稍有点不如意，就厉声叱责这个屠夫，屠夫大怒，露出肚皮拍着说：“你敢刺我吗？”

郭威拿起一把剔骨刀，直接就捅进这厮肚子里去了。

出了人命，闹到府里。节度使大帅放个破绽，让郭威溜了。

郭威很聪明，喜欢操弄笔墨，在军旅之中，经常能够阅读一些公文，对军政事务，常常要弄明白怎么回事，一般人都佩服他的敏锐。有一个同僚叫李琼，有一次跟郭威等十个人在一起聚会饮酒，李琼认真地端详郭威，认为这位大兵不是凡人，于是跟这些人结为兄弟，他举酒，对同僚们说：“我们十个兄弟，有龙有蛇，他日富贵，谁也别忘了谁！如果违背这句话，天神会降下惩罚！”

于是，十兄弟刺臂出血，发了誓。

郭威与李琼关系尤其好。他曾到李琼的家里去看他，见李琼正襟危坐读书，一问，读的乃是《阃外春秋》，这是大唐玄宗时的一位军事家李筌的十卷本军事著作，当时流传于民间。

李琼也很自负，他说：“这书讲‘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分辨存亡治乱，记录贤愚成败，都在此书之中。”

郭威略一读，见内中一些概念术语，似懂非懂，就对李琼说：“这一部兵书，老兄要教教我。”

等到李琼给他讲内中的意思，他很快就理解了兵家的义理。从此以后，这一部《阃外春秋》，被郭威常常带在身上，遇到闲暇就读。有不懂的地方，就问李琼，甚至称李琼为老师。

李琼后来跟着石敬瑭也有战功，曾做到刺史，在石重贵时，遇盗，被杀。

郭威因为一本《阃外春秋》，自学成才，成为那个时期少见的读书人。他又能含英咀华，略经点拨即懂得兵法大要，成长为一个军事统帅。足见乱世之中，成就大事，也有门径。

意味深长的是，郭威的主要思想资源是一本兵家著作，但他在称帝之后，却在政治管理方向上，做出了迥异于五代其他帝王的努力。

他进入皇宫之后，自觉地要求过一种简朴生活（这方面与后唐明宗李嗣源很相近），他令人将内廷中的宝玉器具、金银器具，包括镶嵌有金玉等各种宝装的大床、案几、饮食器皿好几十件，拿到大殿，当着群臣的面砸碎了。还对侍臣们说：“凡是做帝王，哪里用得到这些玩意儿！”

不大懂得天下治理之道的人看到价值连城的宫中“宝物”被毁，会痛惜，但船山先生对此独具只眼，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读通鉴论》中说到郭威毁宝器事时，有一篇长篇议论，大意是说：

人的耳目口体各有所适，而人往往就要求得满足，这就是欲望。对这种欲望，君子懂得节制，庸人一味放纵。放纵而不知节制，那就不仅对自我的道德造成损害，对物质也是一个损害。但一般对物质的需求欲望还不算什么，天下的大恶是超过了耳目口体需要的所谓“宝器”。流俗最贵重的就是这玩意儿。它所造成的危害一般人未必明白。所以孟子要说：“宝珠玉者殃必及身。”为什么呢？因为有此流俗，愚蠢的人会倾家荡产去购置收藏，以至于违背天伦、暴凌孤寡而不顾。富贵的人则会倒空府库、急收税赋、克扣军饷而求所谓“宝器”。流连把玩，危亡之祸已经不被他所关心。人们为了求得合浦之珠，将人杀死在深水之中；为了求得商周礼器，将人毁灭在古墓之中……多少人因此而败亡。很多人连个中的道理都不懂。所以说：郭威刚一建国，就取宫中宝器全部砸毁，倾亿万价值昂贵的宝器，敲碎它成为泥沙。不懂的人为之可惜，哪里懂得这些所谓“宝器”本来就与泥沙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郭威不留它们在天下，不用它们来启动天下人酷爱“宝器”的愚蠢之心，实在是件快意的事啊！

船山所论，自有思想来源，这是儒学教化天下的方法，也是道家重人轻物的理念，对于国家治理而言，有“再使风俗淳”的用心。但这类用心，对习惯于灯红酒绿的世界而言，可能太遥远了。

为民着想减免进贡

郭威还对历代的进贡制度作了更化。

此前，各藩镇，包括边远的异族，如回鹘、高丽等都有进贡“宝物”的“惯例”，到了郭威这里，全都免了。

他下了一篇专门减免进贡的诏书，内中说：

朕以很渺小的出身，现在居于各位王公之上，一直担心我的德行配不上我的地位，自我反省时，总是很惶恐。天下还没有过上好的生活，我哪里可以过分地奉养自己！更不可以在治理之道还没有实现古人的理想时，我就不知道节制地去享用。与其耗费奢靡而让人辛苦劳作，还不如我自己克制欲望而过俭约生活。从此以后，宫中日用所需，一律要有减损；四方所贡献的珍巧纤奇之物，一律都终止，不再进贡。天下州府所贡献的美食之类，都要有所减损。

郭威还不厌其烦地列出了一个各地进贡的美食名单，《旧五代史》中留下了这个名单，大略为——

两浙进贡的细酒、海味、姜瓜；

湖南进贡的枕子茶、乳糖、白沙糖、橄榄子；

河北镇州进贡的高公米、水梨；

易州、定州进贡的粟子；

河东进贡的白社梨、米粉、绿豆粉、玉屑籶子面；

永兴进贡的御田红粳米、新大麦面；

兴平进贡的苏粟子；

华州进贡的麝香、羚羊角、熊胆、獭肝、硃柿、熊白；

河中进贡的树红枣、五味子、轻饧；

同州进贡的石鏊饼；

晋州、绛州进贡的葡萄、黄消梨；

陕府进贡的凤栖梨；

襄州进贡的紫姜、新笋、橘子；

安州进贡的折粳米、糟味；

青州进贡的水梨；

河阳进贡的诸杂果子；

许州进贡的御李子；

郑州进贡的新笋、鹅梨；

怀州进贡的寒食杏仁；

申州进贡的蘘荷；

亳州进贡的萆薢；

沿淮州各郡进贡的淮白鱼；

……

之所以连这些美食都禁止进贡，理由是：

此等之物，虽然都是出于土产，但也都是从百姓家里所取，未免劳烦当地之人，而且还都不便宜。再加上劳役负担，远途运输，运到京师之后，还要囤积在有关部门，甚为无用之物！

郭威从这些不算大的事件中看出其中可能调用的民力，这个就是圣贤之心，不简单。他能节制自己对美味的享用，也是一种“礼”，值得表彰。

开言路以求郅治

与历代富有文明理念的大帝一样，郭威也有开言路以求郅治的用心。

他下诏令在朝文武臣僚，各自都上书给朝廷，凡是有益国利民之事，要尽快形成提案报上来。都要直书其事，不要写得花里胡哨，不必雕琢文字。

诏书说得很谦虚：

朕生长军旅，不亲学问，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国利民之术，各具封事以闻，咸宜直书其事，勿事辞藻。

郭威德政不少。

广顺二年，公元952年，契丹辖地瀛州、莫州、幽州涝灾，发大水，流民进入边塞，散居在河北各地，总数有数十万人，而契丹无力拯救这些受灾人，于是，各州、县也不加禁止，听凭难民南下。后周太祖郭威听到消息后，下诏：有关各州、县必须救济接待流民。

史称此前被抢掠或大逃亡，而跑到契丹去的中原士庶，回来了一大半。

这不是个小事情。安排“异国”难民，是现代文明。后周太祖郭威做到了。

广顺三年，公元953年，南唐旱灾。灾情相当严重，以至于淮南一带，井水、泉水，都已经干涸；淮河干得露出河底，可徒步走过。饥民们渡过淮河北上，人流接连不断。但南唐的濠州（今属安徽凤阳）、寿州（今属安徽寿县）发兵阻止，不许百姓逃亡。百姓与士兵争斗后，有幸运的，就朝北奔来。这样就要消耗属于后周辖境的粮食，有人提出要阻止南唐流民北上。

郭威知道后说：“对方和我方的百姓，都是一样的人。不要阻止，可以听凭南面百姓过淮河，任他们来买粮。”

但南唐人知道这个消息后，马上在淮河南岸修筑仓库，装扮成百姓驾着舟船、车辆到淮北来多买粮食，以此供应军队。

几个月后，消耗了后周大量粮草。到了秋天，郭威不得已下诏说：“南边的百姓用人力和牲口拉粮食，可以准许；但用船只、车辆运载粮食，不准许。”

这个事件，不难看出，对峙着的南唐和后周，谁更文明。

但“春秋责备贤者”，船山先生对郭威的这个良苦用心还是不满意，他为此发布了一个重要意见，在《读通鉴论》中，他认为：郭威禁止船只、车辆运载粮食，只同意用人力和牲口拉粮食，这样，恩惠只能达到附近的士庶，稍远一些的士庶，力气弱无法到达淮河北岸的，就会有人继续饿死。郭威正有吞并江淮的计划，心里只想着不给敌人提供粮食，是为了困扰敌人，自以为得意，但他不知道，这种小人之智，只能白白损害仁义，而实际上也不起作用。

船山认为：不管怎么旱，也不会有饿死的大兵，所饿死的都是庶民。江淮大旱，没有兵食，大兵就会抢掠民间；如果郭威能让对方的大兵有吃的，对敌国的百姓也是一种纾解——因为大兵有了吃的就不会再去掠夺当地百姓了。况且，禁止船只、车辆，那大兵们就会与百姓争着来买米，如此则百姓死伤者就会很多。这样一来让敌方的兵、民都会不满意，“无德于民”，百姓不满意；“积怨于兵”，敌军不满意。就像过去战国时秦国、晋国，也有过类似的事，秦国灾荒，晋国不援助粮食，结果秦国人人同仇敌忾，最后大败晋国。因此，真正“大有为者”，不会与人“争一饥一饱”的利益或损失在哪里。只有深切地研究“人情物理”的机缘，而后才可以“尽智”“全仁”，表现真正智慧的大道，显现整全仁德的义理。郭威这个举动，还不足以达到这个境界。这是“为德不永，而功亦不集”，布施仁德不能有始有终，所以他的功业也没有达到集大成。

船山的结论性意见是：

唯保天下者可以有天下，区区之算奚当哉！

只有心存捍卫天下文明者，可以得天下；区区的算计哪里足以当此！

帝王，是帝制时代的最高精英代表，他的所作所为，直接关系到“天下”兴衰，关系到“天下”文明的方向。船山先生一番“责备贤者”所论，让人看到“人情物理”的深邃之处。这类意见，是邦国治理自然法原理的别样阐释，对政治家而言，就有令人敬畏的警示功能。

郭威已经很努力了，但因为他是帝国第一精英，因此后人的判官之笔有理由对他要求得更为精审。治史，很大程度上是对千人的“审判”。船山先生的意见值得更多关心政治哲学的人，慢慢想一想。

广顺三年，公元953年，历年积累下来的土地归属问题开始呈现。

中国历来有屯田制度。一般就是招募地方农民，到无主的土地去耕种，国家收取赋税。屯田，是寓兵于农的国家战略，利国利民。汉代以来的屯田大多在边疆地区，交给戍卫的兵士耕种。唐末以来，中原开始大量驻军，尤其各大藩镇，大军所在之处都寻找无主之田地设置所谓“营田”，然后招募富裕的农户耕种，交租。地方如此，中央户部，也另外设置相关机构，总管天下“营田”。这个机构所得租税，上缴国库，不隶属于地方州县。这样一来，渐有弊端发生。如有的地方壮丁多，但是没有徭役，因为都在耕种“营田”；有的地方借着“营田”的独立性，收容或庇护奸人盗贼，地方州县也没有法子追究。

任何一个制度施行久了都会有弊端出现，而后需要修补、更化、变革、转型。美国的宪法制度人称良善，但230年来，已经有二十七项宪法修正案实施，正在审议中的还有未获通过的若干种修正案。平均不到十年就有一项修正案被提出并通过。五代以来的屯田制度，也需要修正。

当初后梁时，曾进击淮南，抢掠到数以千万计的耕牛，后梁将这些牛提供给东南各州耕种营田的农户，让他们每年交租。这是郭威接手中原之后，连营田一块接受过来的案例。

后梁到后周，几十年过去了，牛可是都死了，但按照制度规定，租子还不能免。就这一个案例，就让农民深受其苦。因为农民们弄不清这些营田的究竟归属，一般都不敢在所属营田之上投资盖房种树等。先贤云“无恒产者无恒心”，在这个历史故实中得到精准再现。

郭威知道此中弊端。这时正好有关心此事的大臣提出：各地方可以“便宜行事”，撤销营田。

但撤销营田后，已经耕种了几十年土地的农民怎么办？

郭威一道敕令，体现了了不起的民生精神。敕令说，从此以后，全部取消朝廷户部管理的营田事务，将耕种营田的农民，划归地方州、县。他们现在的田地、庐舍、耕牛、农具，同时一并赐给现在的耕种者作为永久产业！以前规定的牛租，从此以后，全部蠲免。

这一件利民的大举措，即刻让境内的农民得到（如俗话所说）生产力大解放。当年，户部就增加了三万多户人口。农民有了这些永久产业，更有了积极性在自家田地上修葺房屋、种植树木，史称农民获取地利数倍于以前。

但觊觎私有财产似乎是人类贪婪的根性。看到有农民因此而获利，朝中就有人对郭威说：“过去留下了那么多营田，其中不少是肥沃富饶的，不如收归国有，将它们卖掉。如此，可以得到至少几十万贯钱财来充实国库。”

郭威更说了一句够得上伟大的话：“利在于民，犹在国也，朕用此钱何为！”

利益在农民那里，就如同在国家一样，朕用这些卖地得来的钱干什么！

短暂的帝王生涯

广顺四年，公元954年，郭威已经病重，在气息奄奄中，多次告诫柴荣说：

“从前我在西征中，曾看到唐朝留下的十八座皇陵，竟然没有一座不被挖掘的！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多藏金银钱财、奇珍宝玉的缘故。我死后，你，一定要给我穿上纸衣，要使用黄土烧制的棺材收敛我。丧事办理要迅速，安葬要迅速，不要把我久久地留在宫中。墓穴里不要用石头，就用砖来代替。工匠役徒都要由官府出钱雇佣，不要白白给百姓添麻烦。安葬完毕，就招募靠近陵墓的百姓，三十家够了，免除他们的各种徭役，就让他们看守陵墓。不修地下宫室，不设守陵宫人，不要造石羊、石虎、石人、石马，只要刻一块石碑立在陵前，写上：‘周天子平生好俭约，遗令用纸衣、瓦棺，后继天子不敢违约。’这是我最后的遗嘱。你如果违背我的话，我可就不施福给你！”

郭威主张薄葬。

按儒学思想，薄葬未必有益于天下，但厚葬的弊端也可以考见。无论如何，郭威想到的是俭朴下葬，这也是有益于民生的举措。对比一下秦始皇即可知道他节约了多少民力，省却了多少民脂民膏。

有记录说：郭威病逝当夜，“东北有大星坠，其声如雷”。

《旧五代史》的主编薛居正对郭威的评价用了近两百字，文采华美，史论精当，值得录在这里：

周太祖昔在初潜，未闻多誉。洎西平蒲阪，北镇邺台，有统御之劳，显英伟之量。旋属汉道斯季，天命有归。总虎旅以荡神京，不无惭德；揽龙图而登帝位，遂阐皇风。期月而弊政皆除，逾岁而群情大服，何迁善之如是，盖应变以无穷者也。所以鲁国凶徒，望风而散，并门遗孽，引日偷生。及鼎驾之将升，命瓦棺而薄葬，勤俭之美，终始可称。虽享国之非长，亦开基之有裕矣。然而二王之诛，议者讥其不能驾驭权豪，伤于猜忍，卜年斯促，抑有由焉。

周太祖郭威没有飞腾之前，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声誉。等到平定西部的河中李守贞，坐镇北部的邺都天雄军，开始有了统御军政的功劳，显示了英伟出众的器局。不久赶上后汉国运衰微，天命有所归属。郭威于是率领雄师扫荡京城，不能不说连他自己也会感到内心有愧；等到手握乾纲而登上帝位，就开始开创美好的风气。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清除了往朝的弊政；过了一年就使天下人心大服，怎么能做到这样改恶从善呢？应该说是郭威应变无穷的缘故。正因为如此，所以鲁国故地的慕容彦超，在被征讨中，望风而散；河东并州的刘氏残余，在后周压力下，只能苟延残喘。等到太祖临终时刻，又命令瓦棺薄葬，这种勤俭的美德，有始有终，值得称道。虽然他享有帝王的时间不长，但作为开创基业来说，已经做得相当充裕。然而最后处决王峻、王殷，谈论这件事的人都讥讽指责他不能驾驭权臣豪士，这种诛杀大臣的无情，亏损了他自己的德行。从因果来看，他之所以在位时间这么短，大概也许是有缘由的啊！

船山《读通鉴论》对郭威的评价也不低。他认为：

唐之亡不可救，五代之乱不可止，自康承训奏使朱邪赤心率沙陀三部落讨庞勋始……朱温甫灭，沙陀旋窃，石敬瑭、刘知远皆其部落，延至于郭威，而中国始有得主之望，祸亦烈矣哉！

大唐灭亡之所以不可救、五代祸乱之所以不可止，原因从康承训上奏让朱邪赤心带领沙陀三个部落讨伐庞勋开始……大唐帝国之后，后梁的朱温也被灭掉，从此以后，中原被沙陀人窃取（后唐、后晋、后汉，都是沙陀人建国），石敬瑭、刘知远等都属于沙陀的部落。这种异族占据中原的格局，直到郭威出现，才使中原有了得到自己君主的希望。引沙陀进入中原的祸患实在是太严重啦！

船山先生念念不忘的是夷夏之辨。这一层道理，在五代乱世中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引动异族入主中原，也许可以解决一时的政权危机，但长久看，为害中原、令衣冠文明沦丧的根源也往往在此。郭威以后，中原政权重新回归本土，这是一件有关族群文明冲突与融合的宏大事件，从中入手，钩沉潜隐其间的故实，也许可以演绎重要的人类文化学成果。

郭威短暂的帝王生涯结束。

后周，进入了大帝柴荣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