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与蒙古的冲突

蒙古的南侵与金朝的灭亡

宋朝末期四十年的历史，我们还是从端平更化说起吧。因为端平元年（1234），外交上发生了金朝灭亡这件非常重大的事件。

持续掌权时间最长的史弥远于绍定六年（1233）十月安详死去。接班继任宰相的是从三年前就作为参知政事辅佐史弥远的郑清之。首先摆在新政权面前的难题是，如何应对金朝与蒙古的战争。

蒙古军从第一代铁木真（成吉思汗）时代开始就与金朝交战。在远征西方，消灭了哈喇契丹（西辽）和西夏、平定了中亚地区后，正式开始南下，侵攻金国。在此之前，为了回避蒙古军的锋芒，金国把都城已经从中都（今北京）迁到汴京。但是金历正大八年（1231）初，就连那个汴京城下也出现了窝阔台率领亲征的蒙古军。蒙古军在翌年暂时撤军。但是异常气象使得夏天的汴京寒冷如冬，城内瘟疫蔓延。金朝把政府机关南迁到蔡州（今河南省汝南），准备在此迎击蒙古军。但是，谁都能看出，金朝的命运已如风中烛火，奄奄一息。

这时宋朝又干了一次趁火打劫的营生。为了报一百年前靖康之变的一箭之仇，宋朝与当时同样，决定与新生势力结伙，共同对付金朝。在黄河以南划归宋朝的条件下，宋朝派遣了孟珙与蒙古军一起包围了蔡州。天兴三年（1234）正月，宋历端平元年，金朝皇帝自缢身亡，持续一百二十年的金王朝统治到此结束。

宋朝乘胜企图收回汴京、洛阳等河南之地，但是蒙古人却违反盟约条件，不愿意交还，两国遂进入战争状态。这时的形势跟靖康之变时完全一样。蒙古军分多路开始进攻，端平二年（1235）蒙古军突破当年金国的国境，直逼长江北岸，并顺江东进，破坏掠夺建康对岸的淮南一带。端平三年（1236），长江支流汉水方面的襄阳宋朝守备部队发生内讧，一部分人带上金银财宝投降蒙古，一部分人为了发泄掠夺市内。据史书记载，自岳家军以来作为这一地带战略要冲持续繁荣一百三十年的襄阳市，在这场骚乱过后，空如旷野，一无所有。后来孟珙夺回了襄阳，但是四十年后，这个城市再次成为血腥争夺战的舞台。

军事上处于劣势的宋王朝

所谓端平更化，其实只不过是在如此形势下的一种宫廷改革而已。而且，真德秀和魏了翁并没有掌握实权，端平三年（1236）接替郑清之成为宰相的乔行简，还是史弥远的心腹。而且为了在前线对抗蒙古军，他任命史弥远一族的史嵩之为京湖安抚制置使。史嵩之在嘉熙三年（1239）升为右丞相，淳祐元年（1241）二月乔行简死后，像当年史弥远那样，成为单独宰相，长期独揽大权。

第四章最后介绍过的孔庙从祀改定政策，也是在他执政时实现的。由此可以看出在军事上处于劣势的宋王朝，企图在文化上宣传自己才是儒教的正统继承者这个意图。把朱熹定为从祀者，就是想极力宣传只有自己（南宋）才是孔子的嫡传，而不是金朝（也包括蒙古）。这对内确实意味着朱子学的胜利，但是对外却不免被人看成行将灭亡者的最后的回光返照。当时著名的正义官僚陈韡在淳祐八年（1248）煞有介事地上奏曰：“本朝属于火德，所以应该盛大祭祀炎帝神农。”他的这个上奏代表了当时士大夫的心情。他们不仅是想祈求神灵保佑，他们更想通过实践这些仪礼，向世人显示自己王朝的正统性。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军还是持续不断地骚扰淮南。但是当时宋军还有击退蒙古军骚扰的能力，而蒙古军也还没有到下决心吞并宋朝的阶段，所以战况一进一退，处于胶着状态。淳祐十一年（1251）理宗皇帝问：“躲避战争的老百姓都回家了吗？”当时的左丞相谢方叔回答曰：“淮南的老百姓都回到原来的土地了，有困难的人政府也照顾着。”不过就是这一年蒙古军也还侵攻过淮南。第二年二月理宗还问，谢方叔回答说：“蒙古军在播种以前撤退了，所以损害不大。”估计说的应该是淮南一带播种冬小麦的事情。

前线各地宋军与蒙古军进入对峙状态。从宝祐二年（1254）起，蒙古军在四川方面安营扎寨，开始屯兵垦田，所以不能像以前那样简单赶走了。而更危机更关键的，却是襄阳攻防战。但是，在说襄阳攻防战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宋王朝朝廷的样子吧。

理宗时代政界的变迁

第四章我们已经叙述过了，仅看宋代的历史记录，理宗朝以后分量很少。这与王朝自身进行历史编纂有关。

重新解构宋代历史的时候，我们研究人员首先参照和依据的是按年代记事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事项记是《宋会要辑稿》等。前者两本都是编辑和加工当时流传的各种一手史料而成的二手史料。在此意义上说，如果有一手史料当然更好。比如如果某个人的上奏文保留在其文集中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会引用那个上奏文。这种年代记原本依据的是朝廷记录的各种政治文书，或者记录官记录的日志、政府高官日记等文献。现在我们能详细知道北宋时代与南宋初期朝廷的动向，就是因为有这两本书。

还有把这些文献临时加工而成的被称作实录或会要的史料。明清时期因为这种实录现存，所以我们可以远远超过宋元时期，非常详细地知道当时政府内部的各种动向。宋代的会要在明代初期还存在，编纂《永乐大典》诸项目的时候被明示引用。清代多次有人从《永乐大典》中抽出有关条目，试图复原当时已经失传的该书。《续资治通鉴长编》本身，就是这种复原的成果。宋代的会要也通过这种手法复原了一部分，被命名为《宋会要辑稿》。

《永乐大典》本身也失传了，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宋会要辑稿》的手抄本得以出版，大大方便了研究者们。但是，也许接下来的度宗时代已经没有编纂理宗时代会要的余力，有关理宗时代的记录几乎没有。

所以，有关理宗时代的现存史料，只有《宋史》最详细。因为《宋史》的编纂有江南的士大夫们参与，所以可以想象，他们在利用蒙古朝廷传下来的文献的同时，还搜集和利用了他们祖先的文集以及当地的碑文史料等。以下，我们根据《宋史》的记录，看一下理宗时代政界的情况。

作为南宋明州士大夫的头目，继祖父史浩以来作为政府首脑随心所欲耍弄权势的史嵩之，失势却很突然。淳祐六年（1246）在他正给父亲服丧的时候，一纸诏书就把他免了。其实这就是一次宫廷政变。

翌年，替代他接任右丞相的是曾经被任命为名誉职位、已经退居二线的郑清之。郑清之淳祐九年（1249）升任左丞相。后来接任郑清之的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谢方叔。其后，经过一次短命政权后，在谢执政时任参知政事的贾似道被谢方叔看中。贾似道开庆元年（1259）就任右丞相。

贾似道与秦桧、韩侂胄、史弥远并称为南宋四大独裁宰相之一。直至德祐元年（1275）失势为止，作为南宋朝廷中政府正常发挥机能时期最后的一任首脑，他充分发挥了支撑摇摇欲坠的王朝免于倒塌的重大作用。但是，史书对他的评价实在是太低了。《宋史》不假思索地就把他塞进了《奸臣传》。

正如第三章我们论述过的，《奸臣传》占《宋史》卷四七一到卷四七四共四卷，其中前两卷记述的是北宋新法党政权的领袖们（不过王安石除外），第三卷记述的南宋初期讲和派宰相们，其中就有秦桧。最后一卷记述的四人中，一个是韩侂胄，一个就是贾似道。可是，却没有史弥远。也就是说，史弥远不是奸臣。其中一个理由，可能就是因为他是明州出身。对于参与编纂《宋史》的士大夫们来说，说到底，史弥远还是值得亲近的同乡。

祖先参与南宋政权中枢的这些编者的倾向性，浓重地残留在《宋史》中。《忠臣传》的十卷中，有一半记述的是靖康之变的殉职者们，另一半记述的是抵抗蒙古军的牺牲者们。为了不致引起笔祸，他们小心翼翼，把侵略者用“北兵”来表现。但是这些传记，却只能是对业已不存的宋王朝尽忠尽力、死而后已的英雄们的慰魂之歌。如果说对于士大夫们来说“青史留名”是人生最大的目标的话，那么他们通过对蒙古军的顽强抵抗，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事实上就有明言自己就是因此而殉职的地方官。

贾似道独揽朝廷大权

我们从这个角度重新审视一下贾似道的传记，就会发现这个人完全是被不把他定成亡国贼不足以平民愤的笔法写成的。导致他的专权的，其实正是当时的士大夫们。他们之中如果有谁批判了贾似道，马上就被当作一个典型发言大书特书。但是退一步说，他们如果是当局的当事人，难道他们就有能力或者方法阻止蒙古人吗？《宋史》用很惋惜的语气记述了理宗政权没有采用白脸书生们理念上的防御论。但是，那些防御方策到底有没有现实意义，却是无法验证的。或者换句话，退一万步说，如果那些方策有效，使得蒙古军没能吞并江南，那么他们这些《宋史》编纂者们其实也就没有可能在蒙古帝国带来的和平环境中安心从事历史书的编纂事业。难道他们没有感到某种自我矛盾吗？

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有高谈阔论的人。他们的高谈阔论被看作空论而遭到排斥，但是一旦现实派失败，后世的历史学家们看到这些高谈阔论，便如获至宝大加称赞。但是，这种历史记载难道没有问题吗？我们知道至少近世的实证史学是与这种劝善惩恶的故事分道扬镳的。

贾似道因父亲的恩荫才当官。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科举官僚。他的发家起因于他姐姐被理宗宠爱。贾似道宝祐二年（1254）受任同知枢密院事（相当于国防大臣代理），从而进入政权首脑部。开庆元年（1259）蒙哥汗率军亲征四川，其弟忽必烈率军攻打鄂州（今武昌以及武汉市的一部）。贾似道受命赴鄂州对岸的汉阳（今武汉市一部）救援，阵中拜命右丞相。恰巧此时蒙哥在四川（合州）阵中死亡，急于回朝争权的忽必烈与贾似道密约讲和后撤军。但是贾似道却把这个撤退当作“自军胜利”报告给临安。这个喜报开创了贾似道造假的历史。贾似道被当作救国的英雄，在万众欢呼声中凯旋。

109 鄂州之战　蒙古军侵攻路线图

翌年，忽必烈独自召开库里台大会，即位蒙古皇帝。为了与宋朝讲和，他派郝经前往宋朝。但是害怕密约暴露的贾似道叮嘱地方官把郝经一行扣留到长江北岸的真州（今仪征），自己像没事儿人似的在临安讴歌荣华富贵。

据《宋史》记载，贾似道乱授官位，笼络当时名士（似道既专恣日甚，畏人议己，务以权术驾驭，不爱官爵，牢笼一时名士）。但是，并不是他一个人有问题，被笼络的士大夫们也有责任。当时临安的风气就是逃避现实，贪图眼前享乐。世界形势并不因为他们的努力就会改变。蒙古军的脚步声渐渐临近。而郝经，那以后竟被软禁十年以上。

在这种形势下，理宗驾崩。理宗没有儿子，以侄儿赵孟启为后继。其实这也是贾似道的馊主意。所以改名为禥的赵孟启虽然即位当上了皇帝（度宗），但是他却在贾似道面前抬不起头。本来皇帝叫臣下时直呼其名，可是新皇帝却叫贾似道“师臣”。别的官僚也拍贾似道马屁，把贾似道比作理想的政治秩序建构者周公旦，称贾似道为“周公”。从这个时候开始，贾似道家成为事实上的政府所在地。而他家的后花园，大名竟然是“后乐园”。

贾似道推行的政策中公田法最有名。为了调达军费，政府强制低价征收江南的耕地为国有地。这在《宋史》中也作为一个恶政而备受诟病。但是现在，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从现代社会经济史的角度看，这个政策有限制大地主独占土地、重建国家财政的作用，值得评价。这是一种沿袭新法党路线的政策，所以开始推行后备受批判。贾似道开陈自己的观点后辞职，但是理宗认为“不能迎合眼前的舆论，而误导了国家财政”，对贾似道表示支持。所以直到贾似道下台为止，这个政策持续推行。由此可见贾似道并不是一个无为无策的平庸之辈。但是对于士大夫以及地主们来说，这个政策仿佛是王安石再来，只能是一个噩梦。由于这个政策，在高谈阔论的正人君子士大夫来看，足可以把他定为“奸臣”一类。也许就是为了对付这些非难，贾似道新设士籍一项，把士人同一般庶民在法制上区别开来。

在这种对贾似道政府非难和默认互为攻防的情况下，蒙古军开始了对南宋的正式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