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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帝国的助跑

历史大观园 宋元文明 2020-05-22 11:03:52 0 贾似道

被遗忘的英雄

契丹帝国几乎是耶律阿保机这个人一生的“事业”。他在唐室断嗣的907年以三十六岁之龄当上了契丹的“可汗”,又在926年以五十五岁之龄意外辞世,其间共二十年。他将此前只是非常松散的部族联盟的契丹族,一下子推上了“国家”的地位,屡次派兵征伐东西、南北,创建起了跨种族、跨地域的“帝国”。在他这一代,不仅是契丹,就连内陆草原乃至亚洲东方的形势都为之一时大变。

在将历史上的特定人物视为“英雄”时,慎重或否定的看法多出自历史研究者。的确,作为人类进步的历史,核心就在于人类这一群体在整体上是什么状态、它如何活动、如何变化。虽说如此,它也因时间和场合而不同。有些人,缺之则历史会成为另外一个样子。他们的实际存在,也是一方面不争的事实。对于这种事情,可以据其大致情况直接认同,没有什么必要顾虑吧。

耶律阿保机无疑是个英雄。尽管如此,对于他的事迹、他的人物形象以及他在历史上的意义等等,无论哪个方面也还不能说都得到了与其实际情况相符合的评价。他的名字暂且不说,就是他的真实形象也几乎不为人知。是否可以说是一位被遗忘了的英雄呢?

五代与契丹同时

原因大致还是在于中华王朝史观。更准确地表述的话,或许可以说是在于中华本土中心史观。在大多数的史家看来,耶律阿保机是“外”人。将中华与“塞外”割裂开来考虑的氛围,仍旧有相当的市场。

在这种氛围中,比耶律阿保机的契丹国晚半个多世纪建立的北宋,被当做了所谓唐朝三百年之“幻想”的不容置疑的后继者。反之,契丹帝国却只留下了北宋北边“野蛮异族”之一的印象。持这种论调的理解和记述,以往滔滔不绝,现在也不能说已经绝迹。那是一种朴素而老套的,因此又是可笑的看法。然而,历史事实又究竟如何呢?

在接近蒙古时代末期,也就是稍晚于《辽史》、《金史》、《宋史》三史的编纂时,陈桱的《通鉴续编》问世了。按时间顺序记述了自唐室灭亡前后至蒙古收服南宋为止三百八十年间国家兴亡的主要历史,是一部庞大的通史。在历史上进行这样的尝试本身,就可以称得上是值得重视的书籍。况且是以耶律阿保机的出现和契丹帝国的形成来开始其贯穿时代史的叙述的。其中蕴涵着强烈而明确的历史观和信息。

同时又是《五代史补编》作者的陈桱,也精通一般中国史上所说的“五代”的历史。他在《通鉴续编》中,让始自阿保机的契丹帝国史占据中心地位,首先讲述了“五代”的兴亡,这部分内容告一段落后,作为下一段历史的展开,另设卷讲述960年赵匡胤篡夺后周王权、发动政变即位之事,也就是北宋的建立。

陈桱的这部史书本身,正如他在卷首所设“书例”中明确交代的那样,贯穿着“尊华夏”的立场。就是说,在普及和定型于蒙古统治时代的朱子学说及其大义名分论的影响下,高声标榜特意偏重北宋、南宋这“两宋”的“中华主义”。在《通鉴续编》中也还是体现了这个特点。

奔向帝国的助跑

9《通鉴续编》的目录以及第二卷的开头部分(台湾“国立”图书馆藏) 由二十四卷构成的《通鉴续编》,在序中阐述了编纂方针之后,在第一卷中简述了自盘古开始的神话先祖的故事,从第二卷开始进入正文。通篇给人始自契丹、五代继后的强烈印象

历史理念与事实主义

如果正视事实的话,只能如此。作为历史叙述,《通鉴续编》是最为名副其实的。

陈桱自己宣称要重视北宋,可是不用说初代的赵匡胤(宋太祖)时期了,就是对于其弟即很可能是弑兄夺权的第二代的赵匡义(宋太宗),也只写到其太平兴国三年(978),以“与五代无异”之语结束,并没有算入“北宋时代”。而是以始于太平兴国四年的讨伐北汉和由此实现的对华北大半区域的不完全占领,作为判断北宋这一王朝国家真正建立的标准。作为史家来说,这是非常能够理解的态度。在他来说,理念和主义另当别论,观察历史的眼睛是事实主义的。

如果考虑耶律阿保机和契丹帝国被“不恰当地”贬损、北宋被“过度地”拔高的背景,与日中两国都有关系,多少会涉及文化论和文明论吧。历来的中国史,冠以“实证”之名要求单个研究的微观情况另当别论,在历史的宏观把握上,总是难免容易向理念性、思辨性、观念性倾斜。在日本,正如从前宫崎市定所言,朱熹的《名臣言行录》成了江户时期幕藩体制中类似儒学教育的“教科书”,书中所收北宋的“名臣”们,由于朱熹本人的特意“拔高”而被尊崇为脱离现实的“伟人”、“圣人”,这或许也是不应忽视的一种原因吧。对于头脑中灌输了这种教育、成为其教育基础的人们来说,北宋和它的士大夫们就只能是绚丽文化之花盛开的大国业绩辉煌的英雄豪杰。

不得不说,那是后世的历史中所创作的过去,或者是由纯朴之心而生的“确信不疑”。在这种情况下,阿保机和契丹之类就变得微不足道。烦扰北宋王朝的“素朴的野性”也好,或是被视为“对文明的侵略者”也好,也许都是出于无奈。是发生在横溢的文明主义被当做美丽梦想的古老的美好时代的事。

夷离堇的立场

《通鉴续编》的记载,从唐室倒数第二个皇帝昭宗的天复元年(901)契丹部族联盟长痕德堇可汗封耶律阿保机为“夷离堇”之事开始记起。公元10世纪,亚洲东方的各国基本上处于整体变化的“变化的世纪”当中。恰好就在最初的那一年,耶律阿保机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所谓“夷离堇”,大概就是突厥的“俟斤”,即相当于irkin的游牧官职。据《新唐书》,从前契丹服属于突厥时,契丹君王家系的大贺氏曾作为“俟斤”统率部民。据说在契丹的近族奚人那里,也是五部各有一位“俟斤”,统领部民。《辽史》“国语解”中,记为“统军马大官”,指最高军事司令官。《通鉴续编》也解释“夷离堇”的意义为“掌部族军民之政”,即总揽游牧部族部落以及军民。总之,可以视为契丹联盟各部之长,掌管军事和行政的指挥官。

在有关契丹的全面而基本的史料《辽史·太祖本纪》中,进一步明确记载阿保机是“本部之夷离堇”。这里所说的“本部”,指阿保机出身的“迭剌部”。由于迭剌部是契丹族中的核心部落,所以阿保机作为迭剌部的首领,并追随痕德堇可汗,走到了契丹联盟中心的地位。当时,他正好是三十岁。作为“英雄”人生的起始,年龄不能算年轻。

模糊的前半生

阿保机出生于唐咸通十三年(872)。据说,他的母亲述律氏(述律氏是与契丹王室耶律氏通婚的部落,汉式称呼为“萧”氏)因梦见太阳堕入体中而受孕。他出生之际,满屋神光和异香,个头就像三岁的小儿,已能爬行。其祖母感觉他不同一般,于是养为己子,经常把他藏匿于其他帐幕,涂抹其面,不让别人见。他长到三个月已能行走,并能快活地讲话,预知到将会发生的事情,说自己有神人相翼卫。

所谓“光”什么的以及被藏于帐幕中的说法,与安禄山有共通之处。总之同属内陆世界流行的“异人传说”。不管怎么说,还散发着王朝始祖身上常有的奇谈的浓厚味道。在这种场合,它究竟具有多大意义呢?

与此相比,说他长大之后成了一个身高九尺的壮汉、能拉开强度为三百斤弓的猛男,或许更是作为游牧武人和军事指导者的重要因素。历史上所见游牧国家的创建者,大体上都是壮汉。加上善射,成为王者不可或缺的条件。阿保机就是这样一个大丈夫,因此十分有意义。

然而,除了这些类似趣闻的事情之外,只是简单记述了他协助父亲的弟弟(或称为“伯父”,感觉有些奇怪)述澜因此而活跃的一些事情,而对他当上夷离堇之前的事情没有怎么具体记载。如后文所述,可以推测他似乎曾是契丹名门的“纨绔子弟”。对于阿保机的前半生是否还有值得一提的事情,总的来说还不很清楚。在这一点上,和其他各个创建国家的英主们相比,界限是清晰的。

另外,他的姓“耶律”、名“阿保机”,都是契丹语,但很难知道其准确发音。关于契丹语,尽管至今已有国内外很多的学者进行过尝试,但是仍然没有达到解读、说明的程度。契丹帝国时代曾创制了大、小两种契丹文字。就表音文字的契丹小字来说,近年来不断有墓志铭等契丹字与汉字合璧资料被发现,或许在不远的将来解明之日就会到来。尽管属于画蛇添足,还是顺带说一句,关于阿保机的名字,在蒙古时代的波斯语世界史《史集》中,用阿拉伯文音写作Abākī。或许与日本语Aboki的发音很相近。

沉没在黑暗中的祖先

我们对阿保机的先祖们更缺乏了解。这里再次冒昧地倒溯时光,将各种文献中片断留存的记载串接起来,则大致情况似乎如下:

“契丹”之名,首见于中国正史之一的《魏书》“契丹传”。在北魏初期的4世纪后半叶,契丹族已经游牧于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两河之地,与库莫奚即后来的奚族也已经结成了松散的联盟关系。

登国三年(388)为北魏军所击破,是有纪年以来最初的记录。契丹族身上充满的独立不羁的气势,是与生俱来的。另外,当时契丹诸族分成了八个大部落,这是延续到阿保机时期的一个传统。

契丹的存在开始受到关注,是进入隋乃至唐代以后的事情。因采取目标为“帝国”的扩张政策,拥有四万多骑兵的契丹部族联盟已成为难对付的“不安定因素”。

由八部组成、以大贺氏部落为中心,契丹曾一度与唐通好,接受其国姓“李”,受到安抚。然而,契丹在万岁通天元年(696)大举动兵,一次次击退则天武后企图全力将其消灭而派遣的军队,使“周”王朝大为惊恐。但契丹最终还是战败了,首领被杀,部众投靠了东突厥。可是当东突厥国内因权力之争发生动荡,它立刻就再次归附了玄宗政权的唐朝,首领李失活获“松漠都督”之号。这是开元二年(714)的事情。从这个时期开始,出现了与安禄山人生的微妙的重合。

与安禄山的缘分

在契丹部族联盟的内部,不久相继发生内乱,大贺氏的统治结束,转入由遥辇氏取而代之成为统治中心的时代。那一时期的事情经过极其混乱,很难全面把握。

不管怎么说,作为出自遥辇氏的第二代首领,阻午可汗出现了。据说他是由实力派人物涅里拥立的。这个涅里,一般被认为是《辽史》所记阿保机的直系祖先雅里。至此,阿保机先祖的影子终于隐约显现了。

在玄宗朝长期的统治期间,天宝四年(745),阻午可汗受赐国姓,更名李怀秀,并受封松漠都督之号。这显然是一种怀柔政策。然而,聚集在阻午可汗麾下的契丹联盟并没有让唐朝如愿以偿,在当年内“叛去”了。此时作为范阳节度使登场的,就是在距此较早时间的开元年间已经在幽州长史张守珪手下积累了征讨契丹的作战经验的安禄山。

契丹和安禄山,被一种不可思议的“缘分”连接起来。安禄山所率领的唐军,击破了阻午可汗的“契丹叛军”。玄宗欲另封其他部落长楷落为“恭仁王”,让他接替松漠都督之位、施行统治,但是楷落已经自称“契丹王”。独立的态势已很难改变。

集玄宗之宠于一身的安禄山,为了进一步迎合帝意,奏请讨灭契丹,动员范阳、云中、平卢、河东之兵十余万,以奚为先导开始北伐,在契丹本土的西拉木伦河之南展开会战,结果大败。此后,契丹与安禄山之间又有几次交手,真的成了彻底的夙敌。此间,安禄山扩充军事力量,并笼络契丹和奚的骑兵,终于崛起。

但是,双方的缘分不解,如前所述,在进驻洛阳的安禄山背后,即幽州及其周围一带,一直受到来自契丹和奚联盟的威胁。尤其是,成为安禄山、史思明“心腹之患”的唐朝名将李光弼不仅出身契丹,而且实际上竟然是“契丹王”楷落的儿子。本应对唐采取对立态度的契丹,却出现了父子共同拯救唐朝的事情。仅此一点,契丹就与直接冲突的安、史的范阳军阀陷入难解的宿怨中。

同时兴起的契丹与沙陀

“安史之乱”成为契丹走向独立的一大诱因。此后,在中国各地割据的藩镇,只是热衷于在边境到处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契丹虽然有时主动进攻,但是来自割据、衰微的唐朝的军事威胁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总之,已经迎来了契丹联盟可以为所欲为的时代了。

契丹和奚两族,看透了呈衰落之势的唐室的情况,经常以几十人的首领结群进入长安,获赏赐而归。他们手下的人也以几百人为单位,逗留边境要地幽州。840年,回鹘刚一瓦解,称耶澜可汗的契丹首领屈戍就用唐朝所赐新印换掉了从前回鹘所赐王印。但那只不过是为了获得赏赐的一件东西。

在唐咸通末年(860—873),契丹王习尔(或为习尔之)自立为巴剌可汗,于是契丹联盟逐渐强盛,版图扩大,以至于史书记载其“土宇始大”。也就是说,在沙陀族首领朱邪赤心镇压庞勋之乱、登上历史舞台的868年左右,契丹也开始扩张。开拓新时代的沙陀和契丹,是在同一时期崛起的。

沙陀在山西地方,契丹在其东北方的西拉木伦河一带,可以说是连根据地都相邻的邻居。只是近似于“现成品”的新政权沙陀,一直奉用唐室的“李”姓。而经历了长期与唐和拓跋政权相摩擦的历史的契丹,以自己是契丹为荣,很痛快地舍弃了“李”姓。契丹联盟的盟主,以自拓跋、柔然、突厥、回鹘以来内陆世界传统的“可汗”之号,作为自己的称号。

肩负“时代”的两个对手,在对待唐室和中华的态度上截然相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情形。

通向阿保机之路

对照诸书的记载,应当认为习尔的“族人”钦德才是相当于封阿保机为“夷离堇”的痕德堇可汗。在他的领导下,契丹自习尔以来的上升趋势一直不减。然而,痕德堇可汗做首领的时间或“在位”的期间,与阿保机自己掌握政权的时间明显交织在一起,各书的记载之间矛盾重重。

下传至阿保机本人的直接谱系中,在曾辅佐阻午可汗的雅里之后,可以举出毗牒、颏领、耨里思、萨剌德、匀德实、撒剌的等七代。据说他们个个都曾当过阿保机所出身部落迭剌部的“夷离堇”。只是每个人的事迹,太缺少具体记载。

撒剌的的长子就是阿保机。阻午可汗接受“李”姓是在745年。如果是那样,以当时为起点按一代大约为二十年来计算,大概是一百四十年。就生于咸通十三年(872)的阿保机的先世来看,除了他父亲和曾祖父的名字发音大致相同外,没有什么特别不合适的地方。

以上的记载如果属实,说明阿保机是出生在一个相当有实力的家族中。实际上游牧民的血缘、家系、身份方面的情况是很复杂的。从一个人向上追索,大概要比汉族的情况困难得多。在这一点上,可以说阿保机是具备了成为王者的资格和条件的。

但是契丹毕竟是由八部组成的松散联盟。拥有“大人”之名的各部部长经过协议,每三年选出代表。“契丹可汗”经选举产生,且为轮流制。君王之位不是限定在某一个人的身上。因此,这成为耶律阿保机必须跨越的第一个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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