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文化百态——唐诗

隋唐文化与唐诗

与隋唐政治和社会同样，从文化方面来说，隋唐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高峰时期。诸如在诗歌方面有王维、杜甫、李白、白居易等人，在书法方面有颜真卿，绘画方面有吴道玄，文章方面有韩愈和柳宗元等人，大凡我们脑海里立即能浮现出来的人名全都是唐代的人物。北宋的代表性文人苏轼曾经非常恰如其分地说：“诗至于杜子美（杜甫），文至于韩退之（韩愈），画至于吴道子（吴道玄），书至于颜鲁公（颜真卿），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

唐代文化不仅水平高，而且涉及文学以及思想、宗教、绘画、书法、雕刻、音乐等等各种各样的领域，因而很难一一加以介绍。然而，如果要说起这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化是什么的话，那么还是当举出文学领域。唐代文学又尤其以诗歌为中心，关于这一点，通过人们常说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这句话就可以反映出来。因此，在这里我们主要以诗歌为中心来思考一下隋唐文化的特质。

如果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概观一下中国文学的发展情况，大而言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春秋战国到秦汉的时期，属于文学还没有成熟的阶段。其后，经过东汉到魏晋以降，文学这一分野形成，出现了被称作“骈俪体”的注重对仗工整辞藻华丽的文章以及五言七言的定型诗，开始出现了自觉、有意识的创作活动。在这一时代，诗歌占据了文坛的中心位置，后来的唐诗就位于其发展的延长线上。因而，对于经过东汉的过渡期，从魏晋到唐代为止的这一时期，可以总括起来视为第二阶段。其后，始于宋代的口语体的戏曲和小说占据了文学史的中心位置，文学的受众中增加了占社会大多数的庶民阶层，这就是第三个阶段。如上所述，中国文学史与中国史的分期几乎重合，第二阶段的顶点就是唐代文学。

下面让我们看一看唐诗的情况。在此之前的隋诗似乎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提及的地方，或许可以视为通往唐初作品的过渡。通常把唐诗大体上分为四个阶段，各个时期有着独具的特色。下面列举各个阶段有代表性的诗人姓名，以供参考。

初唐：武德元年（618）—太极元年（712）

魏徵、上官仪、王绩、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宋之问、陈子昂

盛唐：开元元年（713）—永泰元年（765）

王维、孟浩然、岑参、高适、王昌龄、王之涣、李白、杜甫

中唐：大历元年（766）—大和九年（835）

韦应物、韩愈、白居易、张籍、元稹、柳宗元、李贺、薛涛

晚唐：开成元年（836）—天祐四年（907）

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皮日休、韦庄、鱼玄机

初盛唐时期的唐诗

关于上述唐诗的四个阶段，换言之也可以说成是“形成”—“兴盛”—“展开”—“衰退”的四个时期。粗略地划分起来，包括安史之乱在内可分为前半期和后半期，也就是说，初唐、盛唐是前半期，中唐、晚唐算作后半期。其中，包括隋朝在内的初唐时期是确立诗歌发展方向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或接受或抵制南北朝尤其是南朝的文风的同时，相对于之前的古体诗而言，确立了被称之为近体诗的律诗（五言、七言）的形式，从而决定了唐诗甚至中国诗歌其后的大方向。代表当时诗坛的人物之中，就有被称为“初唐四杰”的武后时期的诗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都才华横溢却在政治上十分坎坷，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在其诗文之中随处可见。其中，骆宾王（640前后—684）参加李敬业反对武后的起事，在其执笔的讨武檄文中猛烈地批判了武后，并以脍炙人口的“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高宗的坟土尚未干透，而继承人皇太子究竟在哪里？！）”的名句而闻名于世。

133 李白（采自《历代古人像赞》）

134 杜甫（采自《新刻历代圣贤像赞》）

盛唐时期恰好相当于玄宗时代。在这个绚丽辉煌的时代之中，涌现了许多独具个性的诗人，从而将初唐的诗歌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唐诗专家小川环树先生曾这样来形容这一时期说：“初唐时期诗人们之间萌发的新文学动向，在这一时期形成美丽的花朵，一时间争相怒放，大量杰出的作家比肩接踵而出。”诗人们走出宫廷，在过去无人涉足的众多领域，诸如下层百姓的生活、异国风情、边塞的风物以及山川风光等中选取素材，以诗歌的形式来加以表现。其中，在众多的诗人中最为耀眼的人物，自不待言就是杜甫（712—770）和李白（701—762）。

两个人显示出了完全不一样的诗风和生活方式。比杜甫年长十岁的李白喜欢饮酒，性情以及生活方式都很豪爽奔放，堪称辉煌的盛唐时期之代言人。而杜甫则着眼于严酷的现实以及民众的苦难。两者的这种不同来源于许多方面，诸如李白出生于从事西域贸易的大商人之家，经济条件优越，无需为生活发愁；而杜甫则出身于一个中下级的官僚之家，科举失败以后，不得已过着流浪和贫穷的生活等。另一方面，他们两个人也有共同之点，这就是他们都是仕途的失败者，而且都因为安史之乱而改变了人生。人们所熟知的杜甫《春望》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就是吟咏被安禄山叛军占领后的长安的名诗。

135 《长江积雪图卷》（传王维作）　在官场有着很高的位置，因倾心于佛教而被称为“诗佛”的王维在绘画方面也很有成就，将大自然描绘得充满了诗情画意

杜甫被称为“诗圣”，李白被叫做“诗仙”。与此相对，王维（701—761）则因倾心于佛教，且开辟了独自的诗歌境界而被称作“诗佛”。他和前两者有所不同，他的家世门第来自太原王氏一脉，而且科举及第，置身于官场。虽然也有过贬官以及流浪的经历，但是其官至接近宰相的“尚书右丞”。他在经历政界沉浮的过程中，远离政治以及党派，格调高雅地吟咏山川自然，代表了盛唐时期的另一个侧面。与日本国的阿倍仲麻吕有着亲密交往的唐人中间就有王维。

此外，王维的绘画也很有名。他在长安的东南方向，即终南山山麓建造有别墅“辋川庄”，以这个别墅的生活为题材的山水画《辋川图》就是他的代表作。王维还被看作将诗情融入自然景观中的文人画“南画（南宗画）”的鼻祖。附带说一下，名作《辋川图》的原本毁于会昌毁佛之时，今已不存。

136 《饮中八仙》　明杜堇绘，把贺知章、李琏、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等各种醉态，按诗意毕露于白描之中

与此相关，在这一时代还有李思训（651—718），他在山水画的山川着色方面描绘细微，将山水画发展到了圆熟的境界，与其子李昭道一起，被誉为“北画（北宗画）”之祖。此外，前文提到的吴道玄（685—758）作为玄宗喜欢的画师，在人物画、山水画、佛画等方面都留下了生动且极具艺术价值的名作，被后世尊称为“画圣”。据说吴道玄曾经随擅长狂草的书法家张旭学习书法，并在其画作中加以体现。总之，在盛唐时期，不仅唐诗，而且在绘画方面也达到了一个高峰。此外，这一时期无论诗人还是画家、书法家间都经常互相交流切磋，是一个具有高度艺术水平的时代。

中唐时期的唐诗与古文复兴运动

绚丽多彩的盛唐时期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而枯萎凋零以后，诗坛进入了中唐时期。就中唐时期的诗人而言，首先要举出来的人物就是白居易（772—846）。白居易出身于一个世代做官的中坚官僚之家，他本人科举及第以后，作为一名锐意革新的官僚而受到了唐宪宗的青睐。然而，其时恰逢宦官专权以及牛李党争笼罩中央政界的时期，白居易因此而受到了贬官的处分。经历了这种挫折以后，白居易从此对于政治谨小慎微，而将全部精力倾注到诗作之中。白居易诗的特征在于平易及明快，除了吟诵玄宗和杨贵妃的情感的《长恨歌》为世人所熟知之外，他还承袭杜甫之余绪，留下了许多描写社会底层生活的作品。

137 古钞本《白氏文集》（文集卷第三）　汇集白居易作品的《白氏文集》经遣唐使之手传入了平安时代的日本

白居易的诗歌表现平易明快、情感丰富，因此而获得了大量的读者。根据记载，据说在公元800年前后，民间已经有人将他的诗作通过雕版印刷出售。这是中国的木版印刷史上划时代的事情。白居易在生前已将自己的作品汇编成为《白氏文集》，该书经遣唐使等之手传入了平安时代的日本，此外还很早就传入了新罗。特别是在日本，白居易的诗歌有很大的影响，相对于盛唐时期具有个性的诗作而言，日本更喜欢中唐时期的诗歌。

中唐时期与白居易比肩的还有韩愈（768—824）。其诗风与白居易截然相反，以豪放和难解而著称，虽然很多诗人都出自于其门下，然而他留下的诗却不太多见。较之诗作，使得韩愈广为人知的则是他的文章。当时盛行六朝以来的四六骈体文（四六句式，讲究对仗工整、平仄韵律、注重用典的美文），韩愈批判骈体文流于技巧和形式主义，陷入靡弱之风的现实，主张回归六朝之前的自由健全的文体。他还著有《原道》等文，批判佛教和道教，强调应该回归儒教的出发点，返回中国原有的时代中去。

对韩愈的古文复兴运动发出共鸣的是柳宗元（773—819），世人将其并称为“韩柳”。但是，在诗作方面，柳宗元乃是承袭王维的自然派诗人。柳宗元的人生的后半期几乎都是在贬官之地的永州（今属湖南省）这样一座地方城市度过的。其发端是因为他参加了贞元二十一年（805）在顺宗时期的一次政治改革即所谓永贞革新，改革受挫以后被贬黜到永州。而当时韩愈站在镇压革新派的一方。

韩愈所提倡的古文运动以及回归儒教的复古主义，如果换个角度来说，其也就是站在反贵族主义的立场以及民族主义的立场之上。贵族们写作四六骈体文以夸示自己的教养，通过声援文学和佛教来与儒教保持距离。此外，佛教同时也是唐代的国际性的代言者。这种贵族性和国际性正是唐朝的特色。针对唐朝的贵族性和国际性，率先从正面提出问题加以质疑的人物就是韩愈。以此为起点，关涉到其后的会昌毁佛，在进入下一个时代即宋代以后，韩愈提出的问题终于得以具体实现。总之，从文化的层面来说，中唐时期也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阶段。在这一时期之中，人们重新审视并改正之前唐朝的积弊，并为下一次的变革进行了准备。

唐诗与科举

唐诗在唐代文化中占据着中心地位。为什么到了唐代以后，人们会对诗歌这么关心，诗坛会呈现出如此活跃的盛况呢？若从历史发展潮流来说，似乎可以指出下述因素，即在六朝以来文学高度发展积累基础之上，入唐以后产生了新的诗歌形式（近体诗），从而给唐诗以巨大的刺激。无论隋炀帝还是唐太宗都经常作诗，上行下效，皇帝的这种做法势必会影响到下面。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还有一点也不能忘记，那就是与科举的关系。

关于始于隋代、在唐代发展起来的科举（正式来说应叫做“选举”）的大致情况，本书的第四章中已经有过介绍。其中，在当时最热门的乃是进士科，竞争率达到数十倍甚至上百倍。当时的俗语中曾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这样略显夸张的说法，由此可见进士科之难。明经科以及明法科、明算科等都是为了选拔特定的领域以及实务方面的优秀人才，而进士科与上述各科不同，进士科则是为了选拔具有广博学识、能够成为未来的朝廷官僚的候补人员，这就是进士科火爆的主要原因。此外，由于进士科并不考核特定专业的技能技巧，谁都可以参加考试，这也是考生众多的原因之一。而在进士科的考试内容中，就有作诗的问题。

从唐代科举制大致固定下来的武后时期以后来看，当时，通过地方考试上来的人（乡贡）和中央的学校考试（监试）过关的人两种人可以参加中央考试（省试、礼部试），通常每年正月左右连续三天举行考试。进士科在这三天期间，要考“贴经、杂文、时务策”三门。所谓“贴经”的试题即是将儒家经典取出一部分进行填空；所谓“时务策”试题就是要考生论述关于时政的对策等；而称之为“杂文”的考试内容则是诗赋，也就是说“诗（唐诗）”和“赋（韵文，四六骈体文）”。就这样，唐诗成为正式的考试科目，为此考生们都要为此而做准备，位居要职的高官们也都会作诗。

而且，汇集在进士科的人多出自于非门阀系统的家庭。从隋朝到唐代前半期，关陇系统的贵族掌握着政权，另一方面，山东贵族尽管已经衰落，却继续炫耀着自己的门第家世。虽然后来旧贵族也开始转向通过科举进入官场的方向，然而在通向仕途的道路上恩荫的特权仍然继续发挥着作用。于是，出身寒门的才俊以及抱有政治野心的人们必然涌向进士科。他们多方打点关系，拜访有权势的达官贵人并呈上自己的作品，或是参加一些社交沙龙，努力使达官贵人们知道自己的存在。王维就曾经常出入于玄宗之弟岐王的府邸，从而最后成功地一举登第。与王维形成对比的是杜甫，杜甫在事前尽管也同样地进行了活动，但结局却未能及第。

如上所述，在唐代诗歌的推广普及上面，科举尤其是进士科起了很大的作用。作诗已经不仅仅是一部分诗人们的事情，而是具有现实的意义，成为统治阶层的共同的教养。进而言之，我们注意到，诗人们或者为了消除在官场受挫的内心伤痛，或为了磨砺对于诗的感性，他们经常到各地旅行，投靠各地有权势的人物以及大商人们。此举广泛地提高了社会上对于诗作的关注，从而在一个广阔的层面上将唐诗推向了顶峰。在此基础之上，在唐代形成了一个共识，即包括诗作在内的文学乃是最高的教养，也是成为当政者的最重要的条件。如果对此进一步追根究底的话，也可以说，在这里我们同样也遇到了贯穿于唐代的贵族性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