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王朝与东亚诸国

东亚的民族迁徙

当欧洲因受“匈人（Huns）”西迁的刺激而出现日耳曼民族大迁徙时，几乎在同一时期，东亚地区实际上也正处在一个激烈程度绝对不亚于欧洲的民族大迁徙的高峰时期。然而，这一方面的情况似乎并不太为人们所熟知。

关于“匈人（Huns）”的源流，今天的人们已经基本上取得了一个共识，即认为其与最早出现于北亚的游牧民族匈奴有关，具体而言其与公元一世纪中叶前后分裂为南北匈奴两部的北匈奴一方有关系。留下的南匈奴才是四世纪的“五胡”时期率先进入中原即华北地区的匈奴。在这种情况下，华北地区的汉民族也开始大规模地向长江流域迁徙，而早先就住在江南的越系以及其他的原住民则在压力之下，迁往南方以及深山之中。

民族迁徙的浪潮也从北方波及了东方。首先，五世纪初，东方大兴安岭以北的柔然（蠕蠕，茹茹）进入了匈奴离开之后的北亚草原地带，并且控制了这一地区，蒙古系统的民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到了六世纪中叶，住在西方的阿尔泰山西南麓的突厥强大起来，又取代柔然成为北亚的统治者。关于后来活跃于欧亚大陆中部的突厥系诸民族的渊源，就可追溯于突厥从柔然的统治下自立出来的这一时期。总之，上述北亚地区一系列的动向，都与匈奴消失之后的诸民族的重新整合联系在一起。

让我们再将目光从东北转向东方。“五胡”带来的中国国内分裂的结果，引起乐浪郡以及带方郡等中国王朝据点的撤退；另一方面，五胡政权之一的后燕则乘机进入东北地区。受到这一动向的刺激，东北地区的高句丽大举南下，将势力扩展到朝鲜半岛北部。为了对抗这一趋势，朝鲜半岛南部的韩族也开始活跃起来，出现了百济和新罗，最终形成了朝鲜半岛三国鼎立的局面。与上述动向相关，随着大陆、朝鲜半岛的人员及文化流入日本列岛，促使了日本列岛从弥生时代向古坟时代的发展，并为其后的国家（王权）奠定了基础。

另外，推动发端于匈奴这一民族大迁徙浪潮进一步升级，并且最后跃升为主角者，则是居住在大兴安岭南部的鲜卑系统的诸部族。刚开始时先是鲜卑系统的慕容部和宇文部动了起来，其后，拓跋部进入华北地区建立了北魏政权，接下来鲜卑诸部族再进一步经过与汉族的融合，开辟了通向隋唐王朝的道路。另一方面，一部分鲜卑族向西挺进，在陇西（今甘肃省）、青海（今青海省）一带，慕容部的一个分支将当地的藏族居民纳入统治之下而建立了吐谷浑。所以，吐谷浑的建国也是民族迁徙的产物。

从五胡时代开始，经过几个世纪民族迁徙的结果，在中国本土由隋朝完成全国统一的同时，隋朝周边各个民族及国家的配置及整合也随之大致确定了下来。也就是说，由于隋朝这一轴心的确立，才导致了周边诸国位置的确立。这样一种整体连动构造在进入其后的唐代以后更加明晰化，其结果便导致了东亚世界这样一种大的区域世界的形成。隋唐国家正是在上述民族大迁徙的基础之上登上了历史舞台，如果我们了解到了这一点，那么隋唐国家具有的浓郁的国际性也就不言自明了。

羁縻与册封

自从汉代以后，中国王朝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也为了形成一种国际性的秩序，与治下的诸民族以及周边的各国之间，广泛地结成了一种称之为“羁縻”和“册封”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政策）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的时期正是隋唐时代。唐朝灭亡以后，伴随着不断高涨的民族意识，这种关系也就随之失去了其政治性和国际性的效用。从这一意义上来看，也可以说“羁縻”和“册封”乃是只适用于隋唐时期的一种系统。

119 隋朝成立前后的东亚民族分布示意图

所谓“羁縻”，指的是拴在牛和马鼻子上的缰绳，人类借此驾驭操纵牛马。其意思也就是说，承认牛马（异民族）在缰绳长度容许范围内的自由，然而一旦牛马（异民族）超越可容许的界限时，就要受到驭手（中国王朝）的强有力的制约。在羁縻政策已经确立的唐代，唐朝当局采取了承认各族首领及其属下部族民的统属关系的同时，在形式上任命部族首领为都督、刺史、县令等职的做法。一方面将各个部族纳入唐朝的统治体制之下，一方面又允许其固有的习俗以及自治，同时在其上面设置都护府这样的机构，以实施从军事方面进行牵制的间接统治。都护府的设置，因各种情况以及时期不同而有所变化，最终在唐朝的周边总共设置了六个都护府。

根据记载来看，唐代设置的羁縻州有856个。与此相对，一般的州只有358个，由此足见当时的羁縻州数量之多。这一现象不仅表现了唐朝当局在处理异民族问题上的细致入微，同时也是唐朝对异民族实施分断统治以防止其坐大措施的一个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各个部族不出现强有力的铁腕领袖，就很难将兵刃指向唐朝当局。

下面再看一下“册封”的情况。本来“册封”就是指用册书（任命书）来委任（封建）王位或者高官。但是这里所说“册封”的意思是，中国皇帝根据周边诸国君长的领地状况，在以王号的形式来承认该君长对于其领土的独立支配权的同时，又给该君长授予中国王朝的爵位（王公侯伯子男等爵位）等，以此来使诸国君长与中国皇帝结成君臣关系。隋唐时代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关系，正是由这种基于册封的国际秩序原理所规定的。西嵨定生先生曾系统地论述过这一课题。西嵨先生特别着眼于隋唐王朝和朝鲜三国的册封、朝贡关系，在阐述倭（日本）位于这一册封圈外的过程中，全面系统地展开论述了有关册封体制论和东亚世界论的相关问题，向研究者提示了这一研究课题。

那么，“册封”与“羁縻”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一种理解认为，“册封”的对象主要是农耕、定居系统，而“羁縻”则是以游牧民族系统为主要对象。但是实际上，在突厥、吐蕃等游牧系统中也有“册封”的情况，而在高句丽灭亡以后的朝鲜半岛也曾设置过羁縻州，显然并非所有的情况都可以用此模式来套用。因此，不如说可以考虑的标准当是根据各个异民族与隋唐王朝的距离感觉。即从隋唐王朝的角度而言，对自己臣服程度高的地方实施羁縻政策，而在其外围独立性强的地方则适用于册封。也就是说，中国王朝在开土扩疆的过程中，将众多的内附异民族以羁縻的形式置于间接统治之下，而将无法收入圈内的地方则用册封的形式。如果这样说来，中国王朝本来所追求的目标应该是羁縻关系，册封关系则是对羁縻关系的一个补充和完善。

东亚的标识：宗教与文字

西嵨定生先生在以册封体制来解释和说明贯穿于东亚世界普遍原理的同时，另一方面也提示了东亚世界具有共性的一些标识，即：汉字、儒教、律令制、汉译佛教（中国化的佛教）。然而这样一来，所谓东亚就成了中国、朝鲜、日本，以及酌情再加上南边的越南这一地区；除此之外的其他地域则都基本上不包括在这个范围之内。但是，实际上在隋唐时代，在隋唐周边的北方以及西方还有很多的国家，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国际关系。在整个国际关系之中，可以说隋唐与朝鲜、日本的关系所占比重并不大，只是属于少数派。

在把所有的周边国家都纳入视野进行整体思考时，我们就可以注意到，不仅共同点，而且非共同的方面其实也都是构成这个东亚世界的重要标识。周边诸民族一方面要与隋唐这样一个具有强大的国力及高度的文化，而且有着深不可测的巨大包容力的王朝做邻居打交道，同时一方面又要顽强地努力避免使自己完全卷入其体制之中。实际上，这些异民族的做法以相反的形态，让人意识到了其与隋唐国家之间的密切联系。

以汉字为例来说，北方的突厥王庭里就有不少汉人，用汉字书写的碑文在其领域内也有发现。可是其公共语言却使用着始于粟特文字的突厥文字，其后又成为回鹘文字。另外一方面，吐蕃也从很早的时期开始就和中国王朝接触，派出了大量留学生在唐朝学习，同时也接受了不少唐人以及唐文化。可是，吐蕃的初代国王松赞干布（弃宗弄赞）却派遣部下到印度，以印度文字为母体创制了藏文。上述突厥和吐蕃都是尽管知道并了解汉字，却最终都没有采用汉字的例子。

120 粟特文摩尼教徒书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柏孜克里克出土）　回鹘文是根据粟特文创制的文字，以表音的方式书写回鹘语言。这篇残卷写着有关摩尼教的内容

突厥以及吐蕃之所以做出了上述选择，一般认为其原因之一是因为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是农耕定居民族的文字，需要长时间的学习才能够掌握。而突厥以及吐蕃都是游牧民族，因而更容易接受表音的粟特系统的文字。同时，恐怕另一个原因也是由于，在汉字所具有的文化力量面前，欠缺独自的文化积蓄的他们缺乏自信，恐惧被汉字完全吞没。他们采取了不接受汉字的做法，反而使得他们在这个文化圈中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同样的情况也反映在宗教方面。突厥的信仰原来虽然是萨满教，其后北齐的佛教僧人惠琳传入佛教，后来道教也传入了突厥。然而佛教和道教都没有能深入渗透进突厥社会。到了继突厥而起的回鹘时期，正如前（参见本书第八章）所述，自从回鹘八世纪后半从唐朝引入了摩尼教，并且将其作为国教加以尊崇以后，摩尼教瞬间就普及全境。这是在佛教及道教传播普及中所见不到的现象。另一方面，吐蕃的宗教原来是萨满教系统的苯教，伴随着唐文化的传入，中国佛教在很早的时候也传入了吐蕃。可是，吐蕃却同时又引入了印度佛教，形成中国佛教和印度佛教并存的局面。而且到了八世纪末，双方的高僧在当时的吐蕃王赤松德赞面前公开辩论，最终中国佛教失败。其结果使得印度佛教在吐蕃取得了国教的地位，从而开辟了向藏传佛教即喇嘛教发展的道路。

无论是回鹘的摩尼教，还是吐蕃的印度佛教，都是不愿意在宗教也就是精神领域中被卷入隋唐体系之中，在上述现象的背后，不正是反映着这样一种强烈的意志吗？面对一种远远高出自己的、具有强大的传播力的高度发达的文化，上述做法也是他们所能够做到的最大的抵抗。当时一方面存在着力图使自己能与唐朝拥有共通文化标识的朝鲜、日本等国；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总想与唐朝保持一定距离的突厥、回鹘、吐蕃等；然而如果从大局着眼来看，以上两种形态的表现方式虽然不同，其实都表现了他们与隋唐王朝的密切关系。我以为，对于上述这样一个以隋唐王朝为中心而形成的世界，应当在广义的东亚文化圈这样一个范围之内来进行理解。

和蕃公主政策及其意义

周边的游牧国家在从文化及精神层面抗拒被隋唐同化的同时，可是另一方面又热衷于和隋唐王朝保持密切的联系。之所以如此，因为希望从中国分得更多的财富这一想法在整个游牧世界中占据上风的缘故。而在建立这种紧密的联系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的人，则是从中国王朝下嫁到游牧世界的公主（皇帝的女儿）们。这种因中国王朝的公主下嫁而建立起来的婚姻关系，往往在暗中规定着东亚国际社会的动向。

121 王昭君（安田靫彦画。日本足立美术馆藏）　嫁给匈奴呼韩邪单于的王昭君的传说，以各种版本代代相传

从中国下嫁到外国的公主称作“和蕃公主”，取自于与蕃族和亲之意。其滥觞可追溯至公元前200年。是年汉高祖刘邦在平城（今山西省大同）的白登山被匈奴包围吃了败仗，作为议和的条件，匈奴方面要求汉朝必须把宗室的女子作为匈奴的阏氏（单于之妻）送往匈奴。在西汉时期，为了达到牵制匈奴的目的，汉室曾两度将公主嫁给乌孙；到了西汉后期，下嫁给匈奴呼韩邪单于（东匈奴）的汉元帝后宫的女性王昭君也是和蕃公主中的一人。在汉代之后，作为周边民族对策之一环，和蕃公主政策备受注目的时期主要是北朝的后期以降，尤其是隋唐时代。

首先看一看隋代的情况。由于吐谷浑自西而来不断向东扩充势力，隋朝便把光化公主下嫁给了吐谷浑；隋朝北方东突厥的沙钵略可汗一直让隋朝感到很头疼，于是隋朝遂将北周时代下嫁给沙钵略可汗为妻的千金公主改封为隋朝的大义公主，以图改善关系。其后，隋朝又把安义公主嫁给了最靠拢隋朝的东突厥启民可汗，安义公主死后，隋朝又下嫁义成公主给启民可汗，以强化关系。对于西突厥的处罗可汗（曷萨那可汗），隋朝则以下嫁公主为诱饵对其进行策反离间，直到最后才将信义公主嫁给了内附隋朝的处罗可汗。不仅如此，隋朝在丝绸之路以及对西突厥政策方面也十分注意，将华容公主嫁给了当时还保持着独立地位的高昌国王麹博雅。总之，隋朝积极地推行和蕃公主政策，笼络北方及西方的诸强国，从而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优势地位。

唐太宗也是一位十分重视和蕃公主政策所起作用的君主。他即位以后不久，突厥（东突厥）就瓦解了。为了在乘隋末混乱发展起来的吐谷浑中培植亲唐派势力，太宗于贞观十三年（639）将弘化公主嫁给了诺曷钵可汗。这其实是为了计划于下一年平定高昌而做的一个布局准备。其后，吐谷浑逐渐衰落，被新兴的吐蕃驱赶至青海，直到逃入唐朝境内才总算保存住了命脉。

吐蕃自从在唐太宗时期与唐朝开始接触以后，自始至终一直向唐朝提出要求，希望将唐朝公主嫁给吐蕃王。其结果，贞观十五年（641）唐朝将文成公主嫁给了吐蕃王松赞干布（弃宗弄赞）；到了中宗的景龙四年（710），唐朝又将金城公主嫁给了吐蕃王尺带朱丹（弃隶蹜赞）。后来，突厥（第二汗国）再度兴起以后，让唐朝感到很头疼，于是唐睿宗遂决定将金山公主嫁给默啜可汗，后因睿宗退位，这一婚事才告吹。另外，在玄宗时期，东北部的契丹以及奚脱离羁縻关系开始活动，玄宗便将与皇族有亲戚关系的外姓女子作为公主下嫁给两个部族的族长，这也可以算作和蕃公主。

隋唐王朝与周边的国家及民族之间，在册封与被册封、君臣关系之上，再加上由于下嫁和蕃公主带来的舅甥关系，从而呈现出一幅复杂的关系图。而这些关系本身却正反映了隋唐时代的一个特征，因而我们有必要对和蕃公主存在的意义进一步加以关注。

和蕃公主的出身

从隋代到唐代中叶为止，和蕃公主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她们都并非皇帝的亲生女儿。与此相对，进入唐代后半期以后，凡是提到和蕃公主几乎只是限定于回鹘一处，而且全都是皇帝的亲生女儿。前后计有：嫁给回鹘第二代葛勒可汗的宁国公主（肃宗的女儿），嫁给第四代天亲可汗的咸安公主（德宗的女儿），嫁给第九代崇德可汗的太和公主（宪宗的女儿）三人。

那么，为什么到这个阶段以后，迄今为止的名义上的公主（假制公主）变成了真公主（真制公主）呢？根据日野开三郎先生的解释，唐代公主下嫁的时候都要带着大量陪嫁嫁妆，但是如果下嫁的公主是皇帝的亲生女儿的话，唐朝就更要准备与其身份相应的更多的巨额陪嫁。而回鹘之所以要求真公主，正是冲着这些巨额陪嫁而来的。此外，加之在绢马贸易中，回鹘一直希望唐朝能稳定持续地向其提供绢帛，在这一意义上真制公主对回鹘来说也十分重要。

在假制公主的阶段，以隋唐方面的权威为前提，重点是放在通过公主这一存在表现出来的国际关系上。然而，当回鹘就公主的出身门第直接向唐朝提出要求时，显然已经是既没有顾忌国际关系，也没有考虑到唐朝的权威问题。

在唐朝的衰退日益明朗化的唐代后半期，早先不断地向唐朝提出希望下嫁公主的吐蕃也渐渐不再提及此事。这是因为随着各族的民族意识高涨以及唐朝权威的低落，基于婚姻而带来的国际关系的好处已经大大减弱。于是，在进入下一个时代即五代、宋代以后，和蕃公主出场的必要性以及舞台已经完全消失。或许可以这样说，所谓真制公主，就是已经完成使命的和蕃公主的最后亮相。

然而，为什么在和蕃公主问题上，假制公主的形式会通行一时呢？关于这一方面，历来的解释主要都是从出嫁一方的情况来进行考察，例如除了陪嫁嫁妆的原因之外，还提出了许多理由如：从皇帝亲情的角度来考虑，皇帝不愿意将自己的骨血送往蕃夷之地；皇帝担心把亲生女儿下嫁会让蕃夷产生出对等的观念，或者担心亲女儿成为蕃夷的人质等等。我以为，关于这一问题还可以更进一步加以探讨。

从本来的意义上来说，朝廷要求和期待和蕃公主能担负起连接不同国家以及民族的责任。如果认为和蕃公主只是单纯嫁人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和蕃公主肩负着体察本国的意向、了解打探对方的国情，或牢牢抓住结婚对象的国王或可汗之心，或以文化、习俗的力量等来感化对方等使命。根据情况有时候还必须具有可能被本国抛弃的思想准备。

122 文成公主像（西藏自治区拉萨，布达拉宫）　传说她是一位丰腴的唐代美女，给西藏带去了中国的制度及文物，为和平做出了贡献

对于深闺中养尊处优长大的皇帝女儿来说，显然无法胜任上述这样一种角色。于是必然需要从皇族中选拔具备上述资质以及容貌的女性。之所以在皇族里选拔，不仅因为其要作为公主出嫁，而且也是为了避免该女性嫁出去以后背叛本国，因而有必要保证其父母的门第血统纯正。可以说，和蕃公主当是经过相当仔细的筛选才决定下来的。

关于和蕃公主都是优秀的人才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下嫁吐蕃的文成公主及金城公主的事例就可以明白。文成公主给吐蕃带去了中国的制度及文物，终止了吐蕃以赤土涂面的习俗，她还通过把吐蕃有地位人物的子弟送去长安游学等方法，致力于推动唐蕃之间的相互交流，使得唐蕃之间不再发生军事冲突。据说文成公主身材丰腴，是一位典型的唐代美女。金城公主则在玄宗年间唐蕃持续对立的形势下，为和平而尽力，努力地致力于唐代文化的传播。

此外还有一位人物也值得注目，这就是隋朝下嫁突厥的义成公主。关于义成公主，史籍里只有她是“宗女”（皇室的女性）的记载。但就是这位宗女在开皇十九年（599）下嫁于启民可汗以后，成为连接隋与突厥的纽带，促使启民可汗臣服于隋朝，并两次迎接隋炀帝到突厥。后来，启民可汗去世后，按照突厥的习俗，她又成为启民可汗之子始毕可汗、处罗可汗、颉利可汗三兄弟的妻子。在这一期间，大业十一年（615）在雁门（今属山西省）隋炀帝被始毕可汗包围，正是义成公主出面救了炀帝。在隋末动乱期间，她又接受了隋炀帝的萧皇后等人，为隋朝尽到了最后的忠节。贞观四年（630）义成公主死于唐军之手。义成公主扎根于突厥，为了生养自己的祖国尽心尽力的形象，可谓是和蕃公主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