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衙禁军的建立及其展开

北衙与南衙：中央禁卫部队

表示唐代的中央禁军（近卫军）时，经常使用“北衙”和“南衙”这两个词。所谓“衙”就是指皇帝的住处或者政府官厅。基于皇帝南面治理天下这一立场，在皇帝居所的南边配置了正式的行政机关以及官厅，并将其统称为“南衙”。提到南边，就包含着正式而且是公共的行政领域之意。

与此相对，北边则是皇帝的私密性的个人空间。南北的关系表现为表里关系，以南为表，以北为里。相当于北门的玄武门是皇帝的私密的，或者说是非正式地利用的城门。凡是正式的行幸等活动，按照规定都要使用从承天门到朱雀门等南边的正门。

南衙本来是指官厅，入唐以后在其中又加上了禁军的意思。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简单说起来，由于皇帝私人的军队即亲军的存在感越来越大，为了与皇帝亲军有所区别而加上了这层意思。也就是说，国家的正规军队是属于南衙管辖的中央军，所以将其称作南衙；与此相对把皇帝的亲军叫做北衙。正如名称所表现的那样，北衙守卫宫城的北门，在宫城以北的禁苑（北禁苑）中设置了军营。

103 仪卫图（唐李贤墓壁画）　担当达官贵人护卫、仪仗等的近卫队及仪仗队，是府兵中的左右千牛卫的任务

所谓南衙禁军，即指中央十六卫的兵力而言。前节已经谈到，番上即赴京城宿卫的府兵根据自己所属的军府分属十六卫中的十二卫。在剩余的四卫中，左右监门卫负责宫城城门的警备并担当相关事务；左右千牛卫担当近卫队、仪仗队的工作，从府兵中选拔补充。

谈到隋代的南衙和北衙的关系，隋文帝实际一直致力于克服二者之间的两重性。隋朝把禁军分为十二卫府，实际上也就是将北周以前的皇帝直属近卫军和地方的府兵这两个系统合二为一。而唐朝的监门卫和千牛卫属于皇帝的近卫军系统，其他的卫则是属于府兵的系统。炀帝即位以后基本延续了隋文帝的这一方针，到隋末时才创建了骁果制以及称作“给使”的近卫队，二元化兵制的苗头刚刚出现，隋朝就灭亡了。

由上述可知，隋朝基本上走的是一条一元化兵制的路线。与此相反，唐朝则从一开始就建立了南衙和北衙的二重结构。这正是在总结了隋朝灭亡的教训后，唐朝就兵制问题交出的一份答卷。

作为统一天下政策的一环，隋朝大力推进兵制的一元化，然而不料却引起了调动指挥兵力的体制僵化以及皇帝亲兵的弱化，导致无法妥善地应对和处理现实状况。唐朝出于对此的反省，遂把中央的兵力分为两个不同的系统，建立了双方互相补充制约的体系。如果说唐朝之所以能延续近三百年的命脉，关键要素之一正在于这种南衙和北衙的关系，我以为也并不为过。

从父子军到北衙四军

唐朝李渊太原起兵时的兵力总数为三万人马，主要来源于太原当地募集的士兵以及隋朝远征高句丽的逃兵。与其他地区的反隋群雄相比，三万人一点也不显眼。然而半年以后进入长安的时候，已经膨胀到二十万人马。这些都是在进军过程中，沿途不断吸收其他叛乱集团以及各个地区兵员的结果。唐朝凭借这支部队，花费十年时间重新统一了全国。

然而，统一完成以后的课题，则是如何对待和安置这些兵士的问题。唐朝让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回到了农村，成为支撑府兵制的中坚力量。除此之外，还留下了三万人在京城长安，担当负责皇帝警卫的近卫部队。三万人的人数刚好与太原起兵相同，或许就是以太原起兵时的人马为母体建立起来的近卫部队。这些人都是与唐室出生入死的同志，非常忠诚团结。在离京城不远当天可以往返的渭水北岸，朝廷给他们分配了肥沃的田地，他们驻防在设置于禁苑中的屯营中，负责担任皇室的警卫。他们的地位与江户幕府的三河时期以来的“旗本”的状况类似。

刚开始时，他们被称作“元从禁军”，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陆续退休，其职务由孩子们继承，所以也被称为“父子军”。至此奠定了相当于皇帝个人亲兵的北衙禁军的基础。其后，太宗又从中选择了一百名骑射精良的士兵，称作“飞骑”，后来又叫“百骑”，作为自己外出时的贴身卫队。到了武后时代，将“百骑”改为“千骑”，到睿宗时期进而扩大为“万骑”，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正式定名为“左右龙武军”。固守宫城北门，与皇帝的距离最近的这支部队在唐代前半期的政权交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在诸如结束武后政治等政变中都担当了主角。

另一方面，从“元从禁军（父子军）”的内部系统来看，首先成立了北衙七营。接着，又以“左右屯营”的形式加以整合。最初是从内部选拔身强力壮者，后来由于供不应求，高宗龙朔二年（662）又从府兵中选拔骑马和射击皆优者加以补充。以此为界，其名称也改为“左右羽林军”，并很快成长为北衙的中心武装部队。

这样一来，到了玄宗朝，取代已经衰退的府兵制，“左右龙武军”和“左右羽林军”即所谓北门（北衙）四军成为正规军的中心。一军的编制为一万五千人，四军合起来达到六万人马。北衙四军采取六番制的形式，担负警备的主要任务。

南衙禁军的变质及解体

正如前节已经谈到的那样，从七世纪末期左右开始，府兵制的破绽越来越明显。其结果，在边境守备方面出现了“长征健儿”及节度使；在内地则组织起来了“团结兵”以及“武骑团”；府兵制的变质及衰退已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其后，边境和地方的这种变化也波及中央，到了开元年间，本来依靠府兵番上宿卫的中央十二卫也面临兵员枯竭的状态。于是，便和边境的做法一样，开元十一年（723）朝廷从府兵中招募老资格的兵士组成新的部队，称作“长从宿卫”。其后，朝廷又把“长从宿卫”的名字改成了“彍骑”，进一步加速这支部队的建设。即总编制定为十二万人，十二卫分别各一万人，采用六番执勤制度，并以京城为中心确定了提供“彍骑”的州。将历来的五番制改为六番制以及确定彍骑州这些做法，都是为了减轻负担、确保稳定的兵员，但是即便这样也很难维持下去。在表面上看起来繁花似锦的玄宗时代的背后，社会底层的阶层分化正在加剧进行，农民逃亡及流离失所现象越来越普遍，要想振兴彍骑及府兵制已几乎不可能。

这样一来，在军府名存实亡、已经无法发挥正常功能的情况下，天宝八载（749）五月，朝廷终于下诏停止了军府（折冲府）征兵的权限。至此，始于西魏的狭义府兵制的使命宣告终结。只是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停止征兵权限并不意味着军府马上就消失，军府的现役军官以及府兵们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而且，即使在唐代后半期，在史料中还是可以见到折冲府及军府军官的名字，他们仍然不时地发挥着某种作用。这一现象促使我们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作为地域社会的一个中心，折冲府在各地有着多么深的根基。

唐长安城中的兵士们

前文在推算唐代长安的人口时，我曾论述了以前所说的唐长安百万人口这一数字应该是可信的（参见本书第六章相关部分）。同时也谈及了府兵制时期的番上宿卫兵士（卫士）的数量问题，指出了定说也有需要修正的部分。

也就是说，历来的看法认为，军府的数量六百处，若以一处军府的标准编制为一千人来计算，推测唐朝的常备军大致应有六十万人左右。由于他们都是卫士，赴京城番上宿卫是其义务。如果按照标准的五番制来计算的话，一番则有十二万人。只是并非所有地方都属于五番制的范围，考虑到这些因素，一番应该在十万人左右。另一方面，还有一种意见一直强调说，府兵存在着因“纳资”（缴纳代役钱）而躲避服役的现象。

相对于这些说法，我认为：府兵并不存在“纳资”制度。此外即便被称作卫士，也未必全员都必须赴京城番上宿卫，因而我推断认为倘若是远方军府的话，府兵则可能是就近到附近的都督府等处执行番上的任务。如果这样来加以理解，那些府兵们也和其他地区的府兵几乎处于同样的条件下，即在五百里以内实行五番制。

在上述前提之下，前往京师番上宿卫的人数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关于这一方面，让我们回想起前面曾经提到过的，军府的百分之四十集中在长安及其周围的关中地区这一事实，这些刚好都是在五百里圈子之内的军府。如果估算一下，其兵员总数当在二十五万人，即便多算一些也不过三十万人左右。如果把这些兵士都看作进京番上宿卫的对象的话，一次赴京师宿卫的人数当在五万至六万人左右。这一数字与迄今为止的说法相比较，明显地要少得多。

然而其后到了玄宗时期，在为了弥补已经解体的府兵番上宿卫制度而建立的“彍骑”中，总人数十二万人采用六番制执勤的方式，也就是说一番两万人。另一方面，在彍骑已经建立期间，北衙兵力大约增加到六万人左右，他们也实行六番制，一番一万人轮流执勤。除此之外再加上仍然继续进京番上宿卫的府兵们，总数合计当在五六万人左右。所以即便在玄宗时期，在兵员人数方面并没有大的变化，可以说这是守卫长安的恰当的人数。

至于赴京师番上宿卫兵士（南衙）的任务，他们主要是全天候即不分昼夜地负责保卫宫城、皇城或整个长安城的安全。具体来说，即守卫各个城门和诸官厅以及长安城内的皇亲国戚的住宅，或者在设置于街头巷尾的“铺（兵士岗亭）”监视城内的状况。此外，遇上大朝会时，兵士们则身着正装在宫殿的殿堂以及道路两边站岗，当皇帝去郊外举行祭祀等活动时则随从护卫。

在不担当执勤任务期间，兵士们在城内固定的场所进行射击和武术的训练，或者列队从事队列行进等训练。在这一过程中，武艺高强的士兵则被选拔出来，补充成为皇帝身边的千牛卫的卫士或者北衙的兵士。我们不能忘记，上述番上宿卫期间的各种各样的训练是兵士们成长为正规兵士的非常重要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