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策军与藩镇兵

安史之乱后的中央军

天宝十四载（755）末，号称二十万（实际是十五万）人马的安禄山发动叛乱时，担任京城长安防卫的是由五六万人组成的北门四军和彍骑。而且，承袭元从禁军余绪的北门四军大都是由达官贵人的子弟组成，缺乏战斗意志。于是，唐朝廷急忙临时募集了一支部队担当洛阳和潼关的防守任务。然而这支匆匆组建的部队都是乌合之众，远远不是安禄山的对手。半年之后的六月份，潼关被攻克，长安也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像样的抵抗就陷落了。据说跟随玄宗逃亡四川的人仅仅有一千三百人，在赴灵武（今天的宁夏银川市）的皇太子（其后的肃宗）身边不满百人。

唐朝的中央军就这样土崩瓦解了。后来，从玄宗手中以半政变的形式取得帝位的肃宗当政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着手组建自己的近卫军。于是，肃宗首先从身边臣子的子弟中选拔组织了一支叫“神武天骑”的部队。回到长安以后，又将此扩充整编为“左右神武军”。新组建的左右神武军与名存实亡的北门四军合在一起，被称作北门六军。

进入代宗时期以后，代宗建立了“左右神策军”作为自己的亲兵。其后的德宗又新设了“左右神威军”，至此北衙十军的体制宣告成立。由于玄宗以后的各朝皇帝都意识到了需要建立自己的亲信部队，于是唐代的禁军便这样迅速地膨胀至十支部队。这件事一方面是导致南衙衰退的主要原因，同时也可以从另一方面来加以理解，即此事也反映了长期受到律令制束缚而衰微的皇权的提高。

如前所述，义父义子以及恩宠等个人之间结成的关系表面化正好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北衙的扩大与上述动向应该是同样的一个背景。在中央的权力和权威不断衰退的大趋势之中，却出现了唯有皇权反而强大起来的扭曲现象。

神策军的扩大与皇权

北衙十军正式形成于德宗的贞元年间。在北衙十军之中，玄宗朝以前的北门四军（左右龙武军、左右羽林军）几乎是一个空架子，有名无实。所以安史之乱以后的六军实际构成了中央军的主体。然而，在六军之中又只有位于中央军的最中心的神策军一直坚持到了最后。这又是为什么呢？

关于神策军出现的背景，我们已经在第三章做了介绍，这里再稍微复述一下其主要内容。神策军的前身是驻扎在防御吐蕃最前线的边防军。安史之乱爆发以后，这支边防军遵照朝廷的命令开赴河北地区的安阳（位于今天的河南省）与叛军作战，失败后撤退至陕州（位于今天的河南省）。失败的边防军在陕州遇上了同样是从安阳败退回来的有名的宦官鱼朝恩，并且愿意服从鱼朝恩的指挥。此事实际决定了这支边防部队以后的发展方向。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进攻长安，代宗到陕州避难，鱼朝恩抓住这一机会以这支部队即神策军护卫代宗成功地回到了京城。从此，作为代宗的亲兵，神策军牢牢地奠定和稳固了自己的地位。

代宗之后的德宗即位后，同样抱着培养自己的军队的想法而组建了左右神威军，企图以此压制神策军的势力。可是没过多久，德宗就全面转换了自己的方针。建中四年（783）朱泚之乱时，德宗被迫逃离京城。当时赶到德宗身边，为德宗复权鞍前马后尽力的正是神策军。与其他禁军不同，在神策军的核心部分有着自从边防军时期以来长期锻炼出来的强悍和团结。除此之外，再加之神策军对将自己提拔到唐军中心位置的皇帝的感恩，以及对于国家的忠诚都比其他部队更加强烈，而且神策军对于宦官的指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抵触。上述这些特质都必然导致神策军成为国家军队的中心。

自此以后，神策军在宦官的统率以及保护之下，迅速扩大势力。到了九世纪前半的宪宗时期，神策军又吸收了左右神武军和左右神威军，整个禁军统合为神策军。与这一动向步调一致，驻防边境地区以及各地的军队要求编入神策军之下的呼声高涨，于是朝廷便将提出要求的部队改编成神策军的外围部队即“神策行营”，统一编入中央军。对于“神策行营”来说，通过此举获得了皇帝亲兵的地位及待遇，而从中央来看则是大幅度地增加了可以直接控制的兵力。其结果使得神策军兵力总数增加到了十五万人之多。

上述事实表现了北衙禁军地位的一大变化，即从仅仅驻防京城和皇帝周围的近卫部队开始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军事力量。这可谓是历史性的一个大转机。已经深入展开的两税法的收入，以及地方官给皇帝的进贡“羡余”，成为支撑这一庞大军费的主要财源。通过上述过程，神策军的力量得到了极大地加强。如前所述，以神策军的兵力以及财政基础为后盾，宪宗开始抑制藩镇势力，除河朔三镇之外，成功地将几乎所有的藩镇变成了“顺地”。在唐代后半期，前半期唐朝国家的那种光彩黯然褪色，皇帝的权威下降，国力明显衰退。尽管如此，皇帝个人名下的财力和兵力的规模在这一时期却膨胀了起来，皇帝的独裁性相对得到了强化。一般认为，唐代后半期皇权的这一倾向乃是宋代君主独裁的先驱。如果以此立论的话，似乎也可以把宪宗时代——即把神策军从中央扩展到全国的宪宗时代视为佣兵制的正式开端吧。

藩镇的军事力量

如果看一下跟随安禄山叛乱的十五万兵力构成就可以知道，构成安禄山叛军核心部分的是被称作“家僮”或“部曲”的擅长骑射的数百名护卫，以及投降的北方游牧民族系统的“同罗”、“奚”、“契丹”、“室韦”等的八千名士兵。同罗等北方民族出身的士兵被称作“曳落河（胡语‘健儿’、‘壮士’之意）”，乃是与安禄山结成义父子关系的亲兵。在其外围才是安禄山在长期担任平卢、范阳、河东三节度使期间培养出来的节度使下属的士兵。节度使属下的士兵叫做“官健”。

安史之乱被平定以后，以河朔三镇为首，各地节度使（藩镇）林立，反唐气氛很浓。各个藩镇的军事力量的基本状况与前述安禄山军队大同小异。譬如代表河朔三镇的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作为安禄山的部下，他拥有长期培养起来的家兵。到了魏博之地以后，他又致力于把握户口，把所有成年男子都编入军队。经过数年时间，组建起来的军队增加到十万人以后，田承嗣又从中选拔身强力壮的一万人作为自己的亲兵（参见本书第三章相关部分），并将这些亲兵称作“衙兵（牙兵）”。衙兵是经过特别选拔而产生的近卫部队，但从大的方面来看，其仍然属于“官健”。

以田承嗣的“衙兵”为嚆矢，各个节度使都纷纷组建了自己的亲兵，一般称作“牙中军”或“中军”或“牙内军”。这些亲兵对于节度使（藩帅）都十分忠诚，大都与藩帅结成了私人性质的义父子关系，因而藩帅也都对他们予以特殊的待遇。在这一过程中，衙兵们奠定了自己的地位，建立了密切的团结关系。遂在藩帅换代或者废立之时，排斥或者威胁不合自己意思的人。这被称之为“骄兵”，在唐代后半期的藩镇里经常可以见到。

对于这种情况，后任节度使采取的对策分为两手，即在笼络安抚衙兵们的同时，着手组建被称为“家僮”或“家兵”的自己的亲兵。藩帅为了进一步强化自己和亲兵们联系的纽带，创造了藩帅一人对多数家兵的集团型的义父子关系。这样一来，藩镇内部的军事力量从大的方面来说划分为“家兵”和“官健”的二重构造，进而如果将“官健”分为“衙兵”和一般的“官健”的话，则可以形成三重关系。

那么，应如何理解这些军事力量呢？按照历来的解释，“官健”被认为是一种新旧方式混合的形式，即从魏博节度使下面的农民中征兵这种老方式与下一个时代的佣兵制度混合的产物。此外大多数意见还认为，家兵（家僮）是节度使的私兵，类似于家内奴隶，因而其不具有承上启下的积极的位置。

但是，正如我们在前文已经谈到过的那样，若从大的方面来看，出现于边防上的“健儿（长征健儿）”还是属于府兵制的范围。同样也不能否认，藩镇内部的“官健”即位于其中心的“衙兵”也具有与府兵制相关的性质。他们都是来自于农民，在根植于农民世界的同时，另一方面他们又是专业士兵。此外，说起“家兵”来，我以为，“家兵”身上所见到的义父子关系其实是率先预告了一个变化的时代。对于掌握权力的实体藩镇来说，所谓“家兵”乃是其从旧有的律令制迈向新的阶段的过程中，必然伴随出现的一种军事形式。也可以说，其性质与皇帝身边的神策军有着某些类似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