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洛阳的景观及其生活

长安与洛阳的位置

隋唐两代长达三百年的首都长安坐落于大陆深处的关中盆地。关中的“关”，指的是这一地区通往东方的唯一的交通干线之上的函谷关或潼关，关中就是处于该关口的内侧之意。关中盆地的南边是东西连绵起伏的秦岭，海拔3767米的太白山是秦岭山脉的主峰。关中的北边到西边的广大区域是高低起伏的黄土高原，在其前边则是自古以来以陇山而知名的六盘山矗立于西方。关中的东侧则是呼啸的黄河奔腾南下，然后在潼关附近向东蜿蜒而去。

83 隋唐关中地区图　关中的“关”指面向东方的交通干线上的函谷关或潼关。“关中”的含义就是被这一重要的雄关守护着的内侧之意。关中地区乃是由天然的地形拱卫起来的战略要地，从西周至隋唐一直是政权的中心地区

84 关中唐十八陵一览表

关中就是这样一个被天然屏障包围起来的大盆地，而且拥有可以养活相当人口的平原部分。此外还有一点不太为人所提及的地方，即关中西边陇山南麓附近有一片辽阔的国营牧场（“监牧地”），在长安近郊也有一块同样的牧场，因而很容易给长安提供大量的军马，这一点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上述环境之中，自从上古时代的周代（西周）以来，这里便成为政治权力的中心地区，并且一直持续到隋唐时代。

然而另一方面，长安作为内陆地区的要塞，在其与外部的交通以及物资的运输等方面又有着一些不利点或曰弱点。只要是首都，就必然拥有大量的消费人口，但关中地区的生产力却无法完全支撑这一方面的需求。弥补这一缺陷的函谷关及潼关交通线又路途险峻，运输困难，经常陷于停滞状态。此外如果再遇上关中发生饥荒，长安立刻就会陷入深刻的粮食危机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就会临时离开长安前往洛阳避难。洛阳位于华北平原的西端，从华北和江南运来的上税米都是先运到这里，然后再由此通过陆路运往关中。对于长安来说，洛阳就是其东方的桥头堡，是连接西方与东方的接点。因此，像隋炀帝和武后那样决意摆脱旧的束缚、开拓新的政治局面之时，洛阳就成了其首选的最好据点。

可是，洛阳在防卫方面却远远不像长安那样坚固，也并非位于东方的中心地带或是立足于交通要冲之地，只不过是依附于长安而存在而已。在历史上，长安和洛阳两个城市就像车辆的两个车轮一样，互相补充完善。但总的来说还是以长安为主，洛阳只是从属性质。

85 隋唐洛阳城（卍：佛寺，∩：道观，△：三夷寺）

谈起长安的位置问题时，还有一点不能忘记。即中国通过丝绸之路与西方世界接触时，位于西北部的长安乃是最合适的地方。自从公元前二世纪后半汉武帝开拓丝绸之路以来，丝绸之路一直作为连接东西方、进行物资和文化交流以及了解对方信息的大动脉而备受重视。到了隋唐时代也是同样，两王朝即使付出多大代价也不肯放松对于西域的经营。长安也因此而奠定了丝绸之路东方起点的地位。尽管如此，唐朝进入后半期以后，随着物资流动以及频繁的人物往来，经济中心开始转移到了经济发达地区，诸如东方的华北平原和长江下游，以及连接二者的大运河沿岸各个城市。在此期间，大食（阿拉伯）等的商人们也乘船从海上来到了广州、扬州等许多城市从事贸易，陆上丝绸之路的地位逐渐被其取而代之。于是，长安的地位遂逐步下降，最后随着唐朝的灭亡而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与此同时，洛阳也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因而，唐朝的灭亡也是宣告了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重心自西向东的大移动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

唐代城市的结构与特色——以长安为中心

正如前文已经谈到的那样，长安城始于隋初宇文恺设计的隋都大兴城。其整体形状呈东西狭长的长方形，南北长8651.7米，东西长9721米。四周被用黄土夯筑起来的城墙包围起来，城墙之外环绕着护城河。城墙的周长大致和东京的山手线^[1]的长度相当，城内的面积约是位于日本京都盆地的平安京^[2]的3.5倍。由此已足以想见长安城的规模是如何之大了。

关于城墙的状况，一般推测其宽度约9米到12米，高度约5米左右。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西安城墙的高度超过10米，用坚固的砖石建造而成，而且拥有高大雄伟的城门楼。若将隋唐长安城与现在所能见到的西安城墙相比较的话，显然要逊色不少。从当时城墙的构造和长度来看，如果敌人来攻城的话，要长期坚守恐怕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唐代的李渊（高祖）之所以能兵不血刃地进入长安城，另外玄宗在听到安禄山破潼关的消息以后，立即慌慌张张地逃出了长安，恐怕都是因为这一原因。

接下来让我们再看一看长安城里边的情况吧。城内最北边是宫城，这是皇帝居住和执政的空间。宫城之南是皇城，其中集中了大量的官厅衙署。居民则生活在皇城南边被称为“坊”的区划之中。如果用城郭的术语来表现的话，宫城和皇城是“城”（内城），而将“城”围起来的整个长安城则相当于“郭”（外郭，外城）。将皇帝（天子）的所在地置于城的最北边的传统就始于这一时期。

粗略看上去，这种做法乃是古典理念中的“圣人（天子）南面听天下”的一个具体体现，然而实际上在《周礼》等文献中，宫城（内城）则是位于王城的中心。所以，我们在重视其与古代典籍的关系之前，首先有必要考虑到长安城与之前的其他都城的关联，诸如北魏的洛阳城以及东魏、北齐的邺城（位于今河北省），这些都城都是将内城即宫殿区设置在北边的先例。

86 隋唐长安城（卍：佛寺，∩：道观，△：三夷寺）

另外，尽管我们说皇帝（天子）的所在位于长安城的最北边，而实际上在长安城之北到渭水之间，还有一片用城墙围起来的面积很大的禁苑（御苑）。在禁苑里边，林木茂盛，有山有水，池水碧波荡漾，其中放养着各种珍贵的动物。这里既是皇帝的狩猎场，又有保卫宫城北门的北衙禁军的兵营。高宗建造的新宫城大明宫也在这一地区。其后，教习音乐的梨园以及打马毬的毬场也都设在这里边。如果加上这片辽阔的禁苑，皇帝的所在地就正好位于整个区域的正中间。洛阳城也是同样，紧挨着内城的西边到北边的区域设置了辽阔的禁苑。隋唐的都城同时附设禁苑，这也是之前各个都城所不曾见到的重要特色。

隋唐都城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东西对称。从宫城的北门玄武门到皇城的南门朱雀门，再进一步向南延伸，经朱雀门街到明德门，以这一南北方向的中轴线为中心，整个长安城呈现整齐的东西对称格局。商业场所也按照这一原则，分别设置西市和东市。中轴线的起点是进入南面的终南山的谷口之一石鳖谷口，由此向正北延伸的轴线就是长安城的中轴线。这一中轴线决定之后，人们在错开自秦岭北流而上的各条河川之间的平原地带之上，按照左右对称的原则设计建造了长安城。

另一方面，由于地形等的制约，隋唐的洛阳城未能建成像长安那样的区划。然而如果按照宫城和皇城为中心来看的话，其也是以纵贯南北的中心轴形成左右对称。若将中心轴向前延伸下去，则是伊水两岸以龙门石窟而知名的西山及其对面的东山，以及作为两座山之门（门阙）的伊阙。

由此可见，隋唐时代的长安城乃是在继承以往的理念及形态的同时，独自创造的一座人工的都城。在这块土地上没有任何过去的建筑物等留下来的影响。其结果，认为帝都就是宇宙中心的看法受到人们的重视，长安遂被设计成为受命于天的唯一统治者即天子治下的天空之都。无论在南郊设置天坛，还是在北边的禁苑里扩充方坛等祭天设施，以及强化仪礼，使仪式更加精密化等举措，则都是为了呼应这一点。

87 唐长安城含光门遗址　含光门是皇城南面的西侧门。在石头的门道上还残留着当时因行车而留下的车辙的痕迹

然而，围绕帝都长安的天空观问题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这就是在这座始于隋大兴城的长安城的建造过程中，是否存在着上述那样一种始终如一的理念呢？对此我们抱有疑问。实际上，长安城的建造理念是根据各个时期的状况而不断地增加和膨胀起来的。关于仪礼、理念和实际做法之间的关系问题，仍有值得研究的余地。除此之外，对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仅仅以中国式的理念来加以解释是不够的。总之不管怎么说，毫无疑问，在这样一座都城的精神和论理之中，必定蕴藏着唐朝这一时代的特质。

坊的结构与特色：居民们日常生活的地方

除了宫城和皇城之外，长安城内南北有十一条街道，东西有十四条街道（包括沿城墙根的道路），呈现棋盘一样的格局。最宽的大街是连接从皇城南门（正门）的朱雀门到南边的明德门的朱雀门街，路宽约150米，道路两旁设有人行道和排水沟，沿街栽满了整齐的柳树。以朱雀门大街为界，西边（街西）是长安县，东边（街东）是万年县。

在长安城内还有一条主要大街，即通过皇城前面，连接东边的春明门和西边的金光门的东西走向的大街，街宽120米。这条皇城前大街是长安城内人员和物资来来往往最繁忙的一条街，无论是出入官厅衙署的朱雀门，还是商业中心东西两市，或者说是前章谈到的花街柳巷平康坊等都是面向这条大街而开。

在这种棋盘状的街道之间则是居民居住的“坊（里）”。“坊”的四周被高约三米的土墙围起来，大坊有四个坊门，小坊有两个坊门。从坊门进去以后，经过坊内的街道和小巷，可以走到各家各户。坊门的开闭由管理各坊的负责人“坊正”负责，每天日出之前的四点左右开门，傍晚日落以后关闭坊门。因此，居民们在太阳落山之前必须回家，而到次日天亮之前不能出坊。但是，有权有势者和大寺院则例外，官方允许他们可以直接面向大街开设大门。

长安城内的街西和街东各有54个“坊”，再加上东西两市，全城总共111个“坊”。其中，大坊四周的周长4公里，其大小正好相当于被京都御所周边道路围起来的御苑的区划^[3]。小坊的周长大致是大坊的一半，约2.1公里。整个城市被棋盘状的街道所分割。在街道之间镶嵌着许多独立性和封闭性都很强的“坊”，这也可以说是长安这一人工都市的另一个很大的特征。此外，洛阳的城市布局也可以说是同样的结构。如果换个角度来说的话，可以说隋唐的长安（洛阳）就好像是许多四方块的集合体，或者说是由许多细胞集合起来的组织。

那么，为什么长安城要采取这样的形态呢？历来的解释是，在汉代的农村，农民们聚居之地按照一百户左右设有“里”这样一级组织，而复数的“里”集合起来就形成了城郭，这种情况经过长时间的演变，最终为都城的建设所继承。然而，“坊”所收容的人数是以万为单位的，因此无论从规模还是从功能上来说，隋唐长安城的“坊”都与汉代大相径庭。

另一方面，在北魏的洛阳城以及北齐的邺城的“里”上面，却也可以见到与隋唐的“坊”有直接联系的解释。根据文献来看，北魏的“里”是每个边长一里（约450米）的正方形，“里”门有四个，由“里正”等进行管理，整个布局也同样按照棋盘状排列起来。这种情况与隋唐长安的小“坊”近似，其很可能就是隋唐长安城的起点。

关于北魏的“里”，我们并不清楚其到底具有多大程度的系统性和实效性。同时也不清楚各个“里”的内部情况及其相互关联。然而仔细考虑起来，无论北魏还是隋唐王朝其实都是以北方游牧民族鲜卑为主流的政权，所以在棋盘格局的里制或坊制中包含着北方游牧民族的想法并不奇怪。由此我联想到了作为游牧世界根基的部族或曰部落的情况。部族（部落）本来就是在族长之下具有生活（生产）和军事两重机能的一个共同体，其在保留独立性的同时，效忠于王（其后的皇帝）。倘若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坊（里）”所具有的特性及其实施的背景的话，其实不难在游牧部族（部落）中找到其原型。

88 北魏洛阳城

构思设计隋唐长安城的当政者们，一方面意识到了中国传统的“里”这一组织形态，另一方面又很重视其与自己出身的游牧世界之间的关联。在此我想指出的是，“坊”这一形式的确十分独特，然而如果仅仅只是局限在中国史上，应该是不会产生出这种形式的。“坊”显现出来的非中国元素明确告诉我们，在隋唐的长安城和洛阳城的设计中也包含着浓郁的北方民族的特质。

从人口的动向所见到的长安

长安居住的场所是“坊”。那么，人们是怎样以这些坊为中心来生活的呢？他们又是如何度过日落以后的漫长的坊内生活的呢？在因芥川龙之介^[4]的小说而广为人知的《杜子春传》^[5]中（原作主人公为“周隋间人”，舞台是唐代长安。芥川将舞台改为洛阳），落魄的杜子春初次遇见老人的时间是太阳完全落山以后的傍晚，地点在长安的东市的西门前。他饥寒交迫，无家可归。根据这一描写，我们眼前不禁浮现出了日落以后在坊外也还有人走动的情景，同时也可以想象出在街上聚集的成群的流浪汉的景象。那么，当时是否真的是严格地执行了关闭坊门的做法，是否真的太阳一落山，坊外马上就回到了空无一人的静寂之中呢？

在长安城内生活的人们包括上至皇帝下到流浪汉的各种人。关于长安城的人口有各种说法：有接近于历来的通说的一百万人说，还有一百五十万人说，近年还有一种呼声很高的看法，认为长安的人口当在五十万至七十万人左右。在考虑长安这座城市的性质时，人口问题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因此在这里我想结合拙见稍稍谈一下这一问题。

在这里我们以唐代最盛时期玄宗的开元天宝时期作为基准来加以观察。前文已经谈到，长安在行政方面由万年和长安两县构成，其管辖区域也包括周边的城外地区。城内城外合计，两县的户数约七万五千户至八万户，一户按照五个人计算的话，总人口当在四十万人左右。这些都是在户籍中登记过的人，也就是“编户”。在迄今为止的研究中，根据这一数据来研究城内的人口数，推断出城内的居民应该有三十几万人。从“编户”总数中减去城内居民，剩下的近十万人就是住在城外的农民。

在这里，我所注目的是这些农民的存在。大家知道，关于长安的“坊”，如果从规模上来说，一个坊的规模相当于地方上的一个县城或者与其接近的大型聚居地。如果是外地的县城，农民们也都住在县城里，白天出城下农田干农活，然而在长安的居民中却见不到农民的身影。尽管据说长安城的南部实际上是农田，但是住在坊内出城去从事农耕事实上是很困难的。

那么，是否应该把这些在长安城外生活的农民排除在城市之外呢？回答应该是否定的。无论是从居民所需粮食的生产，还是遇到危险的时候的保护，或者是日常的往来以及各种杂务的分担，城外和城内都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也是长安的居民。万年县和长安县之所以管辖区域包括长安城附近地区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因此，我不同意将长安城内和城外严格分开的做法。

另一方面，再看看与朝廷有关人员的情况。中央官僚约两千六百人，下级官人以及有职务者（“内职掌人”）大约三万五千人。由此推算，加上他们的家属在内，这一部分人合起来近二十万人。另外，官僚通常都入士籍，下级官员如乐户等也都与“编户”之民不重复。此外还有皇族（包括家属在内合计当有数千人？）及后宫的女性（四万人）、宦官（三千人）以及官奴婢（一万人以上？）。除了上述之外，还有佛教和道教的僧尼约有两万到三万人、科举考生及其随从有一万数千人、至少超过一万人的外国人等等。上述这些人大概有十万人，而且都不是“编户”。如果再加上与官僚有关的近二十万人，非“编户”的居民则高达三十万人左右。

在此值得考虑的是，负责首都防卫的士兵人数是否应该计算在人口之内的问题。士兵的类型分为府兵的南衙系统和作为皇帝禁军的北衙系统。关于两者的情况，在唐代前半期是以南衙为中心，随着府兵制的衰退，北衙势力增强，到了玄宗时期以后两者的地位发生逆转，北衙占据优势地位。

过去一般认为，在府兵制起作用的时期，大约有八万到十万府兵（卫士）交替驻扎在首都长安。我对于究竟是否真的需要这么多人表示怀疑。因为首先警备的任务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其次，仅仅保障供给这么多府兵的伙食本身就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事情。我推测至多不过五万人到六万人左右，而且其中三分之一左右都是由首都的居民（编户）负责供给的（关于这一方面在本书下一章加以详述）。

89 公元800年世界主要城市人口统计表（采自T CHANDLER,G FOX,Three Thousand Years of Urban Growth）

与此相对，北衙是专业士兵，有军籍，家属也都住在长安城内或郊外。截至玄宗时代之前，北衙兵有两万人，其后又有增加，或许增加到了四万人左右。虽然不清楚他们是否全员都带家属，然而粗略估算一下的话，推测包括这些北衙兵的家属在内的有关人员当在十万人左右。当然他们都不是“编户”之民。

考虑长安的人口时不能忘记另外还有一个群体，这就是包括流浪汉在内的没有登记在户籍上的人们。前文提到的杜子春的情况就是属于这一类人。尽管要统计这些人的人数非常困难，但按照某种计算方法，得出了大约十余万人的数字。进入唐代后半段以后，随着从各地流入首都的流浪汉的剧增，推测这部分人口的数字会进一步增加。

如果根据以上的推算，“编户”之民四十万人，朝廷以及与朝廷相关者合起来三十万人，士兵及其相关人员约十万至十三万人左右，户籍登记漏网的人大约十数万人，全部加起来正好一百万人左右。由此足证长安人口一百万人这一通行说法是一个恰当的估算。在当时的世界上来说，拥有百万人口的都市仅此一家。仅仅从这一点来看，唐代就无愧于世界帝国的称号。另外，通过上述长安城人口的构成来看，我们便可以知道长安城的非生产性人口非常多，是一座头大身子小、基础很不稳定的城市。我以为，我们在认识思考长安的时候，一定要随时意识到这一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