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则》与《女论语》

自古以来的礼制与唐代女性的“女戒”书籍

众所周知，中国自古以来礼教要求女性必须做到的条件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为了束缚夫妻关系，还宣扬“夫为妻天”、“夫妇一体”等论调。此外，作为女子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里规定“四德”，即“妇德、妇容、妇言、妇工”。除此之外，作为已婚妇女离婚的条件，还有前文已经涉及的“七出”。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需要制定如此具体的压制女性的理论呢？或者说为什么必须大张旗鼓地压抑妇女们呢？其理由究竟是什么？实际上迄今为止关于这些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尽管人们对于在儒教意识形态之下的女性地位，尤其是关于女性如何被压制虐待等问题一直十分关注，讨论也很热烈，但似乎并没有充分注意到其原因及理由。

言归正传，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隋唐时代的状况。就隋唐时代的女性而言，我们看不到她们是如何受到男人们的压制虐待的。透过隋唐时期女性骑马纵横驰骋的行为、当时男女关系的松弛现象、家庭中主妇地位之高以及女性以妒妇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自我张扬等现象，我们并不能简单地断言女性一定受到了男性的压制。而且武后的统治得以实现也正是由于这样一个时代。如此看起来，似乎可以说隋唐时代的妇女们生活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幸福的一个时期。

81 盛唐婚嫁图（敦煌莫高窟第12窟婚嫁图壁画）　这幅画描绘了唐代结婚宴席的情景

但是，尽管是女性充满活力的这一时代，在男人们的主导下，还是以各种形式推出了看起来与上述时代潮流不和谐的、有关女性必须遵守的规则等，而且其多数都是通过女性自己之手编写的。如果追溯一下这种规则的起源，至少可以溯至东汉的班昭（曹大家）。在班昭编纂的由七条构成的《女诫》中，她强调女性“卑弱”，因而主张妇女只有遵守三从四德才能够生存下去。然而此书出现的背景，乃是儒教作为礼教渗透并左右人们日常生活的东汉时代，其与唐代的环境并不一样。

进入唐代以后，最早出现的这一方面的作品是唐太宗的皇后长孙氏的《女则》十卷。作为太宗最得力的贤内助，长孙皇后是一位尽量远离政治、十分谨慎的女性。她汇总古今妇女的模范事迹以及所犯过错、恶行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针而编写了这本《女则》。

据说在长孙氏死后，太宗看了此书才了解到了长孙氏的思虑之深，为失去如此重要的伴侣而失声痛哭。关于此书的详细内容虽然不得而知，然而估计其基调不外乎是班昭《女诫》的延续吧。

以长孙氏《女则》为嚆矢，唐代出现的这一方面的书籍主要有：侯莫陈邈之妻郑氏的《女孝经》一卷，王博妻杨氏的《女诫》一卷，薛蒙妻韦氏（韦温之女）的《续曹大家女训》十二章，尚宫宋氏的《女论语》十篇，王琳妻韦氏的《女训》等。

此外也还出现了把上述各种著作汇总起来的书籍，其中特别值得注目的是武后的《列女传》一百卷及《孝女传（孝子列女传）》二十卷。这些书都是武后当皇后的时期出现的，估计是出自于武后的智囊团北门学士之手。

武后之所以这样做当然是有其意图的，她想装成不亚于长孙皇后的贤后，以此来掩饰自己的政治野心。唐代前半期编写的这方面的著作几乎都与皇后有着直接的关联，恐怕大多数都包含着政治的含义。

《女论语》所展现的东西

那么，安史之乱以后的唐代后半期的情况如何呢？实际上，上面所列举的书里边，从《女孝经》以下的一系列作品几乎都是唐代后半期时编写的。这一现象提示我们注意到以下问题：一是没有想到在进入唐代后半期以后，出自于女性之手的此类著作会增加这么快；二是很难认为她们编写这些书籍从一开始就是出于权力等政治目的。既然如此，那么这些女性为什么会关注这一方面呢？下面我想围绕其中之一的《女论语》加以考察。

《女论语》的编者是贝州（今河北清河）儒者宋庭芬的五个女儿，编纂的时期在安史之乱之后的德宗朝。宋氏五姐妹受父亲的影响，自幼就对儒学有浓厚的兴趣，厌恶浮华，终身不嫁，发誓以学问立身。她们五人一起筹划编写《女论语》，最后由长女宋若莘汇总、次女宋若昭加注的形式完成了全书。贞元四年（788）她们五人应召进入德宗的后宫，但不是作为嫔妃，而是作为后宫在学问和文学方面的顾问，或者是作为后宫管理事务的宫官尚宫进入后宫的。其后她们也一直长期负责担当后宫以及皇族的教育。可以推测，由于她们的特殊地位，《女论语》一书遂由宫廷进而传播到了社会各个阶层。

根据唐代文献的记载，《女论语》一共有十篇，然而后世的流传本由十二章构成。因此有人认为，该书可能曾经一度散佚，其后在参考前文提及的《续曹大家女训》等书的基础上又重新编撰而成。然而即使现存版本是后来重新编写的，应该说当然也还是反映出了原书的观点以及面貌。

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女论语》的内容，大而言之可以分为三方面：其一，作为女人来说应有的贞淑、温和以及保持节义的生活态度；其二，照料父母、公婆、丈夫，训导子女等女性基本任务；其三，女性应该掌握的手工，待人接物方法，每天的早起以及家务，家产以及家庭安排等具体的工作内容。文章体裁采用四字一句，两句一文，全文押韵的形式，以便读者按照韵律节拍背诵全文。

谈起《女论语》一书，表面看上去该书似乎和东汉的《女诫》的基本方针相同，是《女诫》的延长线上的同一性质的书籍，历来人们对此书的理解也大致停留在这种认识上。可是，事实果真是如此吗？大家都知道，《女诫》一书原来是为待嫁的姑娘所编写的书，内容主要是关于未婚女子应有的状态以及注意事项等方面的说教。与其比较，《女论语》一书则全面地论述了女性应该具备的素质和形象，其中尤其是突出地讨论了母亲在家庭中的作用。除了要求女性必须贞淑、勤勉、服从之外，还强调女子的主要作用在于相夫，当好贤内助，以及妥善安排处理好家务、负责养育及教育孩子等。因此，《女论语》一书实际上将《女诫》以来对于女性的说教以及有关妇女的概念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唐代前半期对于女性自由奔放的行动一直采取了容忍的态度，而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的这一基本方针出现了很大的动摇。时代气氛和社会环境都不再容许这些现象，在这种背景下，女子们也被迫必须选择一种正视现实的生活方式。既然不能再奢望回到以前的荣华，那么只有退居家庭，依附于男人们，重新稳固自己眼前的阵地了。可是，女性的退缩并不意味着单方面地屈从于男性。这部《女论语》以及同时期的《女孝经》和《续曹大家女训》等书，不正是为这些处于转型期十字路口的女性们准备的行动指针吗？这些书籍的出现，实际上也是即将到来的儒教时代的一个预兆。

女子的教育

《女论语》一书的作者脑子里设想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劳动妇女。这些勤劳的女性们每天早晨很早就起来，首先干脆利落地安排处理完全部家务，然后再抽空从事诸如养蚕、织布、缝纫等早已驾轻就熟的女工事务。为了家里的成员，她们要织布、缝衣服，并将织出的一部分布匹出售，以此换得现金收入。有时她们还要下地帮助丈夫干活或者饲养家畜。同时，她们还要致力于勤俭持家，教育并督促男孩子们的学问，并要随时注意不能失礼，如何妥善地待人接物、招待客人。

82 加彩劳动女子泥俑群（吐鲁番市阿斯塔那201号墓出土）　泥俑表现了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情景。从左至右分别是擀面、用磨磨粉、用杵在杵谷物、使用簸箕在筛选谷物

由此来推测她们所属的阶层，应该既不是一年到头日复一日从事农业劳动的一般农民，当然也不是拥有许多仆人的上流社会的高官，而应该是介乎二者之间的中下层的官僚及地主阶层。其中，在唐代后半期取代均田农民而起的土豪地主阶层中，有不少家庭最接近《女论语》中的女性形象。这些新兴的阶层与下一个时代宋代的统治阶层即地主科举官僚有着密切的联系。

如果说《女论语》是以上述阶层的女性为主要对象的话，那么《女论语》的编者事先一定清楚这些女性不仅识字，而且也能理解书中所写的内容。由此可以推知，当时的女性中具备一定程度读写能力的人应该相当普遍。前一节提到的那些花街柳巷的女子们都把写诗作文看作素养之一就是旁证。如果变换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唐代之所以涌现大量为女性而编写的、而且出自于女性之手的著作，其背景之一就是因为存在这样一个女性读者阶层。

那么，女性是在什么地方接受的教育呢？当时，不仅没有为女性而开办的官方教育机构，而且在民间也完全没有像日本的“寺子屋”那样女子也可以参加的私塾。因而对她们实施教育的地方只有在家庭之内，老师就是作为家庭主妇的母亲。

譬如，以著名书法家颜真卿（709—785）为例来说，他家在当时非但算不上一流的贵族，而且在他父亲留下众多子女去世以后，家境实际上已经跌入贫困的谷底。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颜真卿的母亲殷氏在向娘家求援的同时，坚持加强对孩子们的教育，为颜真卿后来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外，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768—824）也是如此。他三岁丧父，长兄取代父母照顾他，但长兄在韩愈十一岁时也去世了。其后，在韩愈去长安为止的八年间的苦读过程中，代替母亲从各方面支撑他的是长嫂郑氏。

在上述这样的家庭里，能识文断字的女性相当多，而且通过她们的教育，这一传统又为下一代所继承下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唐代女性具有的知识水平，我们有必要重新加以审视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