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昌毁佛及其背景

圆仁在长安

圆仁一行于开成五年（840）八月十三日渡过蒲津关，进入了久已向往的关中地区。接着九天以后的八月二十二日，他们从长安城东边的春明门进入长安城内，在位于长安中心的大兴善寺卸下了旅行的行李。第二天，圆仁他们就去了左街的功德巡院，申报了一行的姓名以及来长安的目的，并请求安排在长安期间的寄宿之处。其结果，位于崇仁坊的资圣寺被指定为他们的借宿地，此后到圆仁离开长安为止，他们一直都住在这里。

左街指长安城内的中心轴朱雀门街之东侧，其西侧则是右街。本书前文曾经提到，长安城内及其周边合起来东边叫万年县，西边是长安县。首都的行政就通过这两个县（万年、长安）来实施。但是，安史之乱以后，首都的行政体系瓦解，于是唐朝便在两县之外另行设置了“功德巡院”，以总揽京城整个行政，并由宦官来担任功德巡院的负责人功德使。这样一来，与已经掌握的神策军的权限加在一起，到八世纪末为止，宦官已经从军事和民政两个方面完全控制了首都长安。

其后，功德使向宗教方面也开始发展势力，插手宗教方面的人事。圆仁一行抵达长安以后之所以首先到功德巡院，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由于刚开始借宿的大兴善寺在左街，此外或许和他们来自于东方也有关系，所以他们向左街提出了申请，并被安排住进了左街的资圣寺。当时的左街功德使就是在甘露之变中登场的宦官头目仇士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仇士良又是一位热心的佛教保护者。正因为如此，武宗毁佛行动从仇士良去世的会昌三年（843）六月才正式开始。

到长安以后，圆仁便精力充沛地开始行动起来。圆仁在长安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修习并掌握正统密教，同时打算整理备齐相关的曼荼罗图像和法具，以及佛典等。于是，圆仁跟随大兴善寺的元政学习金刚界法；同时在空海曾留学过的青龙寺，从义真学习胎藏界法和苏悉地法；另外也师从玄法寺的法全修习胎藏界法。并完成了曼荼罗图。进而又学会了修法、教说所必需的悉昙（梵字）学。本来打算一年以后的八月就申请回国，然而拖拖拉拉地日子耽误了下来，从那以后一拖又是四年光阴。

113 不空金刚像（李真画，京都东寺藏）　北印度出身。八世纪中叶在唐翻译《金刚顶经》等，推动了密教的兴盛。

所谓密教本来是指秘密佛教、佛教秘密教义之事。始于印度的佛教在与民间的供养法及咒文（陀罗尼）等结合的同时不断壮大，佛典里也渗透了这方面的要素，通常将此叫做“杂密（杂部密教）”。与此相对，印度在公元700年左右开始的大约半个世纪之中，受印度教发展等的影响，佛教中的密教的要素被作为大日如来的教说加以体系化并且急速发展普及起来。其传播到东亚，便成为深入人心的密教即“纯密（纯粹密教）”。密教在本质上与基于释迦之说的小乘、大乘佛教不同，属于新兴新来的佛教。

代表性的密教经典有二：讲说胎藏界的《大日经》和讲说金刚界的《金刚顶经》。前者由中印度的善无畏自陆路带入唐朝并译成汉文，其后由弟子一行继承。后者则由南印度出身的金刚智与其弟子印度人（一说斯里兰卡人）不空（不空三藏）从海路传入唐朝并翻译成了汉文。将胎藏界和金刚界所说的佛的世界分别用图表现出来就叫做“曼荼罗”。玄宗朝的前期，这两种新的密教先后传入唐朝。其后，不空在玄宗、肃宗、代宗三朝都深得皇帝信任，从而带来了密教的黄金时代。空海、最澄以及圆仁等人到唐代中国的目的，就是学习并掌握这种密教。

零距离所见到的“会昌毁佛”

佛教自从传入中国以后，曾数次受到弹压。其中，如果抛开像三阶教那样某一宗派瓦解的事例（参见本书第一章相关部分），使整个佛教面临存亡危机的大规模弹压前后一共有四次：第一次是北魏太武帝的毁佛（446年）；第二次在北周武帝的时候（574—577年）；第四次是后周世宗的毁佛（955年）；第三次就是圆仁被卷入其中的这次唐武宗的“会昌毁佛”。上述这些排斥镇压佛教的事件，根据当时的皇帝名被总称为“三武一宗法难”。

根据正史《旧唐书》以及《资治通鉴》的记载，会昌毁佛发生于会昌五年（845）的四月到八月间。其结果使得天下的寺院（敕额寺）四千六百所、兰若（小寺）四万所被毁，僧尼两万五千人还俗，属于寺院所有的肥田数千顷（一顷相当于5.8公顷）、奴婢一万五千人被国家没收。在这一过程中，佛教以外的外来宗教摩尼教及琐罗亚斯德教（祆教）也作为邪教被摧毁。在这一时期全国各地都席卷起了废佛毁释的风暴。

然而，会昌毁佛并非突发事件。其实在此之前，朝野上下一直蕴藏着一股反佛教的气氛，到这时最终爆发出来而形成了这场毁佛的风暴。圆仁身临其境地切身感受到了这种日益紧张的空气，观察着事情的动向和发展。根据圆仁的记录，废佛的第一步是在会昌二年三月，当时宰相李德裕奏请严密加强对僧尼的管理；到了十月以后，朝廷下诏，命令逃兵、罪犯、娶妻等而有僧籍者必须还俗，禁止僧尼走出寺院之门，此举使长安城内大约三千五百人还俗。

进入会昌三年，唐朝对于外国僧人的监视强化起来，要求在长安的外国僧人必须申报姓名以及留在长安的理由。当时还留在左街的外国僧人有天竺（印度）僧、师子国（斯里兰卡）僧、新罗僧、龟兹僧等，加上圆仁等日本僧人一共有二十一名。很可能大部分的其他外国僧人都已经感知到了危险而离开了长安。圆仁当初在山东领到的“公验”一到京城就已经失效，没有新的“过所”或者“公验”发下来，他就一步也不能离开京城。

进入会昌四年（844）以后，取代佛教，朝廷向道教方面的倾斜越来越明显。武宗在宫中设置了九天道场祭祀道教诸神；七月份佛教的盂兰盆会时，武宗却在道教的兴唐观祭祀天尊（道教神）。此外，为了制作可以成仙的仙药，武宗又让人在宫中建造了望仙台。望仙台高一百五十尺（约45米），据说从长安城内的大街上也可以看得见。在上述一系列排斥佛教、尊崇道教行动的背后，起主要作用的人物是道士赵归真，李德裕则从侧面加以支持。在圆仁的日记里，记载了这样一段插曲，说望仙台建成以后，当有人问起如此一来是否就可以成仙时，赵归真却“低头不语”。

会昌毁佛的背景及其意义

会昌毁佛是一场在历史上留下重大痕迹的镇压佛教的大事件。有唐一代，深深地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而且拥有着强大教团的佛教界就这样轻易地被摧垮了。根据正式的记载来看，毁佛的风暴只是在会昌五年的数月之间展开的。而圆仁的记录却告诉我们，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实际上在毁佛正式爆发的数年以前，朝野已经有着各种各样的反佛行动。假如可以离开长安自由行动的话，圆仁无疑会充分发挥自己的好奇心，更加详尽地记录毁佛的状况的。

关于会昌毁佛，如果只是将其归结为倾心于道教的唐武宗与赵归真等道士的合谋的话，那就过于简单化了。李德裕就未必是一个反佛教主义者，他却也加入了排佛的阵营。

作为牛李党争的一方领袖，李德裕本是一位热衷于改革现状的人物，皇帝期待他在重建国家财政方面能发挥作用，因而他于开成五年（840）九月重新回到了宰相的位子。李德裕在当地方官时亲眼目睹了佛教界的腐败状况，所以他着眼于藏匿在寺院中的人与财产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也就是说，佛教自身也存在着招致反对的原因。

除此之外，武宗成为皇帝以后，唐朝周围陆续发生了一系列的大事件。首先是在840年，北方的回鹘在遭遇内讧和天灾之后，又因突然受到了黠戛斯人的袭击而瓦解。到会昌二年（842）末左右，回鹘残余势力的行动也被成功地压制了下去。几乎就在同一个时期，另一个重大的消息也传入了唐朝，这就是吐蕃国王达玛的死讯。达玛王对佛教进行镇压的结果，导致他被反对他的僧侣所暗杀。以此为契机，吐蕃陷入内乱的状态。由此，唐朝一举从一直为之头疼的两大外压之下解放了出来。

114 唐武宗端陵全景　在中国大规模镇压佛教一共有过四次。其中第三次就是唐武宗的“会昌毁佛”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和蕃公主降嫁给当时的回鹘可汗的太和公主（宪宗的女儿，武宗的姑姑）于会昌三年（843）三月回到了长安。唐朝当局遂于四月开始对回鹘人信奉的摩尼教进行打压，毁坏摩尼教寺院、没收其财产，并给摩尼教僧侣剃头，让其穿上佛教的袈裟，打扮成佛教僧人的形象，然后加以杀害。就此事圆仁写道：“四月中旬，敕下，令煞天下摩尼师。剃发，令着袈裟，作沙门形而煞之。”

成立于波斯的摩尼教于七世纪末传入唐朝，安史之乱以后，摩尼教又从长安传入回鹘社会，并被回鹘尊为国教。自此以后，摩尼教与在唐朝声名狼藉的回鹘人重合起来，变成了唐朝人憎恶的对象。随着回鹘的瓦解，摩尼教在唐朝便自然成为人们雪恨的目标。不仅如此，如果从上述将摩尼教僧侣打扮成佛教僧侣这一事实来看，实际上也预告了同是外来宗教的佛教的命运。唐朝当局对于摩尼教的镇压，我们可以理解为是镇压佛教的一次前哨战，或者也可以说是点燃了整个排外行动的烽火狼烟。

武宗是一位完全倾心于道教的反佛强硬派，而且佛教界的腐败、过度膨胀，给唐朝国家财政造成困难都是当时的现实。可是仅凭这些条件，并不能轻易地导致毁佛行动的发生。佛教已经非常广泛深入地渗透进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而且在宫中还有像仇士良那样的坚定的佛教信徒。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强有力地把局势推向毁佛的力量，正是回鹘和吐蕃的瓦解。其结果，以国内高涨的排外势力为动力，局势终于突进发展到毁佛的地步。在这个意义上，会昌毁佛是一次民族主义的行动，也是迈向宋代的第一步。

圆仁虽然饱尝了动乱年代的辛酸，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十分幸运地有着曾经站在中国历史上，不，应该说是站在整个东亚历史的关节点上的一次珍贵体验。在唐朝发展繁荣起来的佛教，包括密教以及五台山信仰都以这次毁佛为转折点而急速走向了衰退。圆仁作为一名佛教家，身临其境经历了在毁佛之前唐代佛教大放异彩的回光返照，并亲眼目睹了佛教崩溃瓦解的情景。作为把上述史实传达给后世的活生生的证人，《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记录值得我们永远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