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服饰的地域性差异



一 五方之民服饰的多元形态

《礼记·王制》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暧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中国幅员广袤，寒暖燥湿，地理环境和自然气候迥不相类，服饰呈现的地区性、群体性、多样性等《礼记·王制》所谓“衣服异宜”的多元形态，早在原始社会晚期已大开端倪，至夏商时期，中原华夏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习性不同，服饰差异在许多方面更大大拉开了距离，甚至构成了区、分不同族群的重要标志。

夏商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服饰差异，是相当明显的，正如《晏子春秋·内篇问上》说的“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不同地区社会生活习俗的多样化，毫无例外也反映于服饰的多元性方面。

《礼记·王制》有云：“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郑氏注：“雕、文谓刻其肌以丹青涅之。”孔颖达疏：“文身者，谓以丹青文饰其身。……雕题、交趾者，雕谓刻也，题谓额也，谓以丹青雕刻其额，非惟雕额亦文身也。……趾，足也，言蛮卧时头向外而足在内而相交，故云交趾。不云被发者，发断故也。……衣皮，有不粒食者矣者，以无丝、麻，惟食禽兽，故衣皮；地气寒，少五谷，故有不粒食者。……衣羽毛穴居者，东北方多鸟，故衣羽；正北多羊，故衣毛。”讲中国戎夷蛮狄五方之民，以水土相殊，物产有异，嗜欲不同，生活习性不一，在服饰方面，人体装饰有其各自的风格，发式固具特色，衣服亦相异宜，各各安守成俗。这种服饰的多元形态，显然由来悠久。

《竹书纪年》有云：“（夏）后芬即位三年，九夷来御，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雷学淇指出：“黄白赤玄，以服色而别。”“九夷”亦载见《后汉书·东夷列传》，并云：“东夷率皆土著，憙饮酒歌舞，或冠弁衣锦。”《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有云：“（蛮荆）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前述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墓出土玉人，头戴鸟形羽冠，冠后拖一链环，着羽衣羽裤，羽衣后呈尾形，大概也属于所谓“制裁皆有尾形”之一类（见前第29例）。

商代铜饰件有头发束成左右总角，嘴巴张开而舌头外伸的表示相见礼时的人面像，有可能是本之勾勒周边地区少数族群的形象。

中国上古时代衣式还有左衽、右衽的区分。《论语·宪问》云：“被发左衽”，邢昺疏：“衽谓衣衿，衣衿向左，谓之左衽。”衿同襟，衣襟向左，是为左衽，反之，衣襟向右，则为右衽。殷墟出土人像雕塑，交领右衽或直领对襟衣最为常见，绝少见到有作衣襟向左开者，表明左衽并非为中原华夏族服饰所尚，但对于周边少数民族来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尚书·毕命》云：“四夷左衽”，孔传：“言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被发左衽之人。”《战国策·赵策二》云：“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云：“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其人皆椎结、左衽，邑聚而居。”可知，右衽为中原华夏族服饰所尚，左衽为周边少数民族的一大服饰特色，也是夷夏之别的标志之一，这是可以追溯到商代的。

但也应看到，夏商时期夷夏服饰尽管存在差异，却因人们易地间的社会联系和社会交往的扩大，服饰形态也存在着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交相取舍的现象。举例说，夏商中原地区中下层社会中所见把头发在脑后束一个形如椎髻的发型，后曾长期流行于长江下游东南地区及长江上游西南地区。蜀郡徼外的西南夷“其人皆椎结”，《吴越春秋》也称东南蛮夷“以椎髻为俗”。《说苑·善说》云：“西戎左衽而椎结。”所谓“椎结”，唐颜师古注《汉书·李陵传》“胡服椎结”说：“结读曰髻，一撮之髻，其形如椎。”“椎髻”、“椎结”，所指实一。唯长江下游东南地区吴越人的椎结，又与中原及西南夷人略有区别。1984年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时大墓出土青铜鸠杖上跪坐吴人像，额前及两鬓头发截短散披，即所谓“鬋”，脑后又盘束左右双髻。浙江绍兴出土鸠杖上越人形象，也作此发型，唯脑后仅盘一髻，髻上横向插有双股笄，头顶髡发左右对分。说明江南地区有各具特色的“椎髻之俗”。有迹象显示，夷夏服饰存异又交相取舍，早在夏商时期业已出现。

二 三星堆出土人像的服饰款样

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早期偏晚古城，1986年曾于城内发掘了两个大型祭祀坑，出土大量青铜人像，有立式、跪式、半跪半蹲式、人头像、人面像，又有边璋人物图案等，人像展示的服饰，地方色彩十分浓厚，可以了解商代西南蜀人的服饰款样。

其一，衣着款样。

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一座大型青铜立式人像K2②：149，身高约172厘米，同于真人大小，双臂抱持，手势做空拳状，原应左右手各握持器物，耳垂穿一孔，双手腕各戴三镯，双脚踝各戴一镯，跣足，头戴花状高冠。身上衣服三重，最里的贴身亵衣，鸡心领，窄长袖，袖长及腕，袖口处似有绘绣图案。外套是一件左边无肩无袖的半臂式单袖腋领中长衣，下摆平齐，开领自右肩斜下过左腋绕回右肩相接，呈左衽式，衣上右侧和背部饰龙纹两组，左侧饰回字纹和异兽纹，似为织锦刺绣的写照。右肩斜下经前胸过左腋至后背佩有一根方格绦纹的绶带，两端在后背结节，结节处有一方形凹痕，可能原有带钩之类饰物，学者或称之为“法带”。夹在内衣与外衣之间的中衣，面料亦有与外套相似的大片花纹，领口较大，作橄榄形，正面胸前为交领右衽，后背面为半开口式，袖长及臂，比外套袖口略短，前裾过膝，长于外套，下摆平齐，宽缘边，后裾稍长于前裾，呈燕尾状，摆于左右两侧，垂至脚踝，燕尾厚实，似表示充填物，或认为充填物当是丝绵之类，性质属“絮服”。这类半臂长袖、前襟比后裾短而呈所谓“曲裾”式的过膝长衣，颇近似文献说的“衣裳相连，被体深邃”的“深衣”，但款式较殷墟王都中小贵族或亲信近侍穿的交领右衽深衣（见前第31例），有明显不同，而其领口颇接近长江下游地区安徽含山凌家滩史前玉人之衣领式样。为什么前裾短、后裾长？有学者认为，可能与当时的礼俗与实际功能有关，“后裾因弯腰时会变短容易暴露，所以略为加长。显然已经有了‘撅为不恭’的礼俗观念。若前幅与后幅同长，弯腰又会拖地，不便行事，故前后不一。后片两侧作燕尾形，亦不尽为装饰而设，还有加重后片使之不易翻扬功能。”这座大型青铜立式人像的身份似为群巫之长或方国君主形象。

青铜立式人像K2②：149

应注意者，《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谓长江中游南方蛮荆“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在这一大型青铜立人像的大花纹中衣方面也能见到，其中衣过膝长而为“深衣”之一式，后裾呈燕尾状，摆于左右两侧，正呈“制裁皆有尾形”，但却是长江上游地区西南蜀人的服饰款样。

除上述大型青铜立人像所穿内衣加短袖右衽橄榄形领口、燕尾式“深衣”，再外套半臂式单袖左衽齐膝长衣，是为高级权贵衣着外，一般贵族或武士衣式还有：

青铜人身鸡爪人像K2③：327，残存下裳，是一条长及大腿的有裆裤，臀部绘绣云雷纹，外罩超短紧身包裙，裙前后中间开缝，也绘绣云雷纹，裙缘为竖条纹裾边，似裙褶，出土时裙裾涂有朱砂。

青铜人身鸡爪人像K2③：327 兽首状冠饰人像K2③：264

青铜小立人K2③：296—1 青铜小立人K2③：292—2

兽首状冠饰人像K2③：264，穿对襟花长衣，窄长袖，遍饰云雷纹，两袖饰变形夔龙纹。束腰带两周，在腹前打结，结袢插觿。头戴的兽首状武冠，兽口前张，冠侧有兽目，冠顶两侧兽耳耸立，中间有一竖起的象鼻形饰物。

青铜小立人K2③：296—1，穿无袖对襟鸡心领花长衫，衣长及膝，遍饰云雷纹，下缘有方格边饰，似裙褶。下穿花裤，饰卷云纹及目纹。束编织物腰带二道，在腰前系结，结袢中插觿，着袜及平底花履，履上饰网状纹。此为青铜神坛K2③：296中层四个青铜小立人之一，经复原，手握枝状物，头上戴有十分怪谲的帽冠，为敞口方斗形，帽檐前方呈V形，像一本打开的书，帽箍饰一周几何形纹饰，帽顶伸出一个有长长脖子的侧面人头像，也戴着一顶角形帽。

另一青铜小立人K2③：292—2，为武士形象，跣足，内穿长袖交领衣，外套无袖袒背式铠甲，似皮制，饰有云雷纹。外套前裾短，有两排褶子，下摆齐膝平；后裾比前裾稍长，盖住臀部，有三排褶子，下摆呈弧形。

青铜神坛K2③：296

近侍或下人的衣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对襟素色长衣，长袖，窄袖口，束腰带两道，头戴平顶双角冠，双角向前卷曲如虿尾，位于冠偏后左右两侧。脚穿鞋尖上翘的履。见于青铜小人像K2②：05。

青铜小人像K2②：05 青铜跪坐人像K1：293

2.右衽交领长袖短衣，素面无花纹，领口前后呈橄榄形，衣前下摆作尖角式。束编织物腰带三道。头发往后平排梳理成七八股细辫，再做成往前翘卷的扁高髻形，似用某种胶类定型。下身着兜裆短裤，一端系于腰前，另一端反系于背后腰带下，见于青铜跪坐人像K1：293，殆即所谓“犊鼻裈”。据《急就篇》云：“合裆谓之裈。”唐颜师古注：“膝上二寸为犊鼻穴，无之跨谓之襣，今犊鼻裈也。”又《史记·司马相如传》谓司马相如在蜀郡“身自着犊鼻挥，与保庸杂作”，《集解》云：“今三尺布作，形如犊鼻矣。”是知汉代以降，四川地区平民犹流行这种服装款式。

3.青铜顶尊跪坐人像K2③：48，上身赤裸，穿短裙，系织物腰带一道，结纽于腹前，纽套中插觿。

4.青铜跪坐持璋小人像K2③：325，头部已残，上身赤裸，穿短裙，系织物腰带一道。可与K2③：296神坛顶层20个造型一致的跪坐小人像相参照，后者头戴扁平圆箍“”形冠，耳垂穿孔，腰间也系腰带一道，双手做环握状，但握物已不存，原似亦为璋形物。

5.长衣，衣长或过膝部，或垂及大腿部，下摆宽大，呈喇叭状，有边饰，见于边璋刻绘人物图案，似为舞人衣式。

应注意者，三星堆人像上衣以交领左衽比较常见，但也有交领右衽的，并非完全如文献所说，左衽专为周边少数民族的一大服饰特色，由此构成夷夏之别的标志，至少商代蜀人尚未完全形成此种服饰习尚。

其二，束腰带。

青铜顶尊跪坐人像K2③：48

青铜跪坐持璋小人像K2③：325

这是三星堆青铜人像及边璋人物图案均频频展示的服饰部件，不论是穿对襟长衣、交领短衣、上衣下裈，一般均在腰间束上一道、两道或三道腰带，腰带不是革制，可能为织物编成的长带，在腰前系结。从青铜人像展示的腰带看，结袢中插觿甚多。觿是古人用以解结的对象。《礼记·内则》“小觿”，郑氏注：“小觿解小结也，觿貌如锥，以象骨为之。”《说文》云：“觿，（佩）角锐，端可以解结。”《诗·卫风·芄兰》有云：“童子佩觿”，毛传：“觿所以解结，成人之佩也。”童子佩觿，是早熟标志。在腰带结袢中插觿构成商代西南蜀人束腰带方面的一个特色。

边璋刻绘人物图案

其三，发式。

商代西南蜀人发式大致有编发、盘发、高髻等等。青铜人头像K2②：17，双耳垂各穿一孔，耳旁留鬓发，长发梳向脑后，上端宽带束扎施笄，向下则编结成粗辫一根，垂至背部。与殷人自头顶编一短辫垂至颈部相异。

人头像K2②：58，双耳垂各穿一孔，嘴唇涂朱砂，头发用一较宽的带束扎套住，脑后用蝴蝶形花笄固定。为中原所不见。

青铜人头像K2②：83，头发后梳，双股编结成辫，盘于头上一周，发际线齐耳根，耳上方留短鬓发。盘法也与殷人自右耳后编一长辫，上盘头顶，绕经左耳后而回扣右耳后，很不一样。值得注意者，该人头像的双耳廓周边至耳垂上，均匀地各有三个小穿孔，显然也是为佩戴各种耳饰穿的孔。

青铜跪坐人像K1：293，头发从前向后平排梳理成七八股细辫，再齐齐向前翘卷，做成扁高髻形。按此类发型似用某种胶类将发胶固翘卷定型。这种方法亦见于东南淮夷或长江中游荆蛮人，唯发式有别。

青铜人头像K2②：17 青铜人头像K2②：58

青铜人头像K2②：90 青铜人头像K2②：83

其四，冠式。

商代西南蜀人冠式大致有7种：

1.花状高冠，冠顶中间似盛开花形，两侧似叶，冠前部饰变形兽面，冠下段饰回字纹图案两周，上下两两相对，又脑后冠下发际有两个斜长方形孔，似插笄之孔。此为高级权贵冠式，见于上述大型青铜立人像。

2.扁平冠，类似殷人所戴的圆箍“”形冠，冠边或有饰回字纹两周，上下相对。此为一般贵族所戴，见于青铜人头像K1：11、K2②：90等。

3.双角形“头盔”，前卑后高，上作圆形，角似爵足外侈，冠后直遮颈部，仅露后脑勺，后脑勺处有一插笄痕。此冠式接近殷商王朝家臣贱奴所戴之“爵弁”（见前第23例），但身份却不同，是为一般贵族，如青铜人头像K1：5。

青铜人头像K1：5

4.平顶双角冠，双角位于冠偏后左右两侧，角向前卷曲如虿尾。见于青铜小人像K2②：05，似为近侍下人。

5.山形帽，帽上饰雨点纹，见于玉璋刻绘人物图案，似为舞人之冠。

6.兽首状武冠，兽口前张，冠侧有兽目，冠顶三耸饰物，两侧作兽耳耸立，中间一耸为竖起的象鼻形饰物。见于青铜人像K2③：264。

7.敞口方斗形的帽冠，帽檐前方呈V形，像一本打开的书，帽箍饰一周几何形纹饰，帽顶伸出一个有长长脖子的戴着角形帽的侧面人头像。见于K2③：296中层4个青铜小立人。

其五，履与袜。

流行跣足，贵贱无别。但舞人有穿一种鞋头尖而上翘之深帮履者，见于边璋人物像。有的青铜跪坐人像，也穿鞋尖上翘的履，其中有一例似还套袜。有的青铜立人像，着平底履。

其六，人体装饰与化妆。

流行戴脚镯、手镯，贵贱无别。如上述大型立式人像，左、右手腕各戴三镯，两小腿上各带一方格形脚镯。又编号为K1：293青铜跪坐人像，身份可能为近侍下人，腕上各戴二镯。另外在一边璋上所刻人物，亦有脚镯。

项链，三星堆青铜人像及边璋人物像未见项链装饰，然二号祭祀坑出土许多带有孔径可穿系成项链的玉珠、玉管，颜色有羊脂白、牙黄、栗白、栗黄、淡黄、黄绿、淡绿、墨绿、翠绿、碧绿、深灰等等，色泽美润，其中，有两串玉管出自青铜罍内腹，显然是人体装饰品的项链。

好耳垂穿孔戴耳饰，也是贵贱无别。一般双耳垂下各穿一孔，但也有在耳廓至耳垂上各穿三孔者。如上述青铜人头像K2②：83，双耳廓至耳垂上各有三个小穿孔，用来佩戴各种耳饰。边璋人物图案之双耳垂部有铃形挂饰或双链环耳饰，揭示了耳垂穿孔与耳饰佩戴法有关。这与前述殷人借帽下耳后垂带或发束系结耳环、耳玦的佩戴法，是截然不同的。

三星堆青铜人像还有眉眼描黛与口唇涂朱的化妆现象。如青铜小立人K2③：296—1，双眉与眼眶描画黛色；青铜人头像K2②：58，嘴唇涂了朱砂。

三 金沙遗址出土人像的服饰式样

1983年四川成都方池街遗址出土的青石跪坐人像、2001年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一批石雕跪坐人像和铜立人像等，可以增进了解商周以来西南蜀人的服饰款样。

成都方池街出土青石圆雕跪坐人像，赤身裸体，双手捆缚于身后，面部粗犷，颧高额突，尖下巴，高鼻梁，瘦长脸，大嘴，头发中分向左右两边披开。有的学者认为是商代羌人奴隶形象。也有学者认为羌人披发覆面，与此不类，当属四川盆地地位低下族群的形象。方池街圆雕石人像形象不见于中原商人，此类跪坐石人在三星堆遗址也出土过两件，唯头部都已损坏。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收藏有一件黑色玉石圆雕跪坐人像，据说是1930年前后流传出去的三星堆遗址出土品。

成都金沙跪坐石人像

这些石雕人像与成都金沙遗址出土跪坐石人像均非常相似。后者共发现八件，圆雕和线刻结合，造型基本相同，均为裸体赤足，双手反缚，颧骨突凸出，阔嘴，高鼻梁，“臣”字目直视，耳垂上有穿孔；小分头发式整齐披向两边，成中间低两侧高，前额及双鬓余发都被剃去，头发梳理得就像一本打开的书，即顶发所谓“一本书式”。这种“一本书式”的小分头发式，颇与前述三星堆青铜神坛K2③：296中层四个青铜小立人头上戴的十分怪谲的V形帽冠近似，唯一为发式，一为帽冠，是其异者。这批石雕人像，有的与三星堆青铜人像类似，有眉眼描黛与口唇涂朱的化妆现象。

细辨之，金沙各跪坐石人像小有差异，表情或悲恸，或惊恐，或平静，或苦涩，或茫然。有的人像眼睛还雕刻出瞳孔，有的则是用朱、白颜料分别绘出眼眶与瞳孔。有的人像大嘴张开，显出一副极度惊恐的神情，有的却是阔嘴紧闭，涂有朱色唇膏。又如金沙人像发式虽为头顶“一本书式”，但有的脑后还拖垂长辫，辫子是由四束两两分编成两股，并排垂于后腰背下；有少数人像脑后却未见这种长辫。这类人像均当本之勾勒社会下层的土著族群人的形象。

金沙遗址又出土一件残玉人面像，龇牙咧嘴，耳垂上有小穿孔，头戴卷云尾左右分张的帽冠，与三星堆出土青铜人面像K2③：217的帽顶之左右分张的卷云尾形饰，有异工同曲之意匠。

成都金沙青铜立人像

成都金沙残玉人面像

前节提到，山东益都（今青州）苏埠屯商代墓葬出土车踵，上饰人面，头发上收，束成左右双角，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青铜人面具也有此发式。殷人亦见。然川西地区广汉三星堆、成都方池街及金沙遗址出土人像，尚未见此类头发束成左右总角的发式，但金沙残玉人面像及三星堆青铜人面像头戴卷云尾左右分张的帽冠，或许也属于另一种族群服饰崇尚吧。

山东益都人（今青州）苏埠屯人面车踵饰（山东文物选集）

金沙遗址还出土了一种铜立人像，大眼圆睁，神情肃穆。双臂抱持，手势中空作虚握状，与三星堆大型青铜立人像的手势造型相似，原也应左右手各握持器物。耳垂上有一穿孔。头戴一顶十分奇特的环形无顶的帽圈，帽圈周缘有13根弧形长牙饰，呈逆时针旋转，宛如太阳的光芒。脑后拖垂长辫三股，并排垂至臀部，辫子是把长发先分为六束，再两两分编成三股，拖垂至近腰处用一宽带将三股长辫合扎为一把。身穿长袖袍子，下缘齐平过膝长，有腰带扣腰，似皮革制。正面腰带上斜插一短柄杖，杖头如拳。双腕各套一较宽的箍形饰品，似表示玉腕饰。脚形肥厚，似穿胖靴。当为高级权贵妆束。

川西地区成都金沙遗址出土铜立人像，耳垂上有小穿孔以佩耳饰，好戴腕饰，脑后长发束成长辫下垂，均与三星堆青铜人像妆束类似，生动展示了西南地区族群的形象。金沙遗址出土腕饰，除了较宽的箍形饰外，还出土有透闪石软玉手镯，制作规整，器表光洁，十分精致。

商周以来周边地区方国族群的服饰，尽管与中原地区有相似或接近之处，但其所固有的土著性、群体性和多样性特色，却是不容忽视的事实，这已由远离中原的川西地区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方池街遗址、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人像、石雕人像以及刻绘人像方面，可以得到较充分的谛视。

四 华夏服饰系统内蕴心态的代变

夏商时期，中原王朝实施的广纳兼容各方有利因素的开放性治国方略，使其自成一格的华夏服饰系统，相应注入了不少新活力，在服饰异同方面内蕴的夷夏相斥心态，亦维持在一定的低限。而且因人们易地间的社会联系和交往，夷夏之间乃至“蛮夷戎狄”之间，服饰形态每每互相影响、交相取舍。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谓蛮荆“制裁皆有尾形”，既见于长江中游的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圆雕玉羽人像，又见于四川广汉三星堆大型青铜立人像所穿制裁成后裾稍长于前裾呈燕尾状的大花纹中衣。又如前文提到的“玉鬼神面”，自史前至商周时代数千年间，一直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及黄河流域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广大地区。表现手法通常为头戴高冠，双耳挂环，嘴角各有一对獠牙。一般认为这类“鬼神面”的勾勒，乃出于当时人的制胜邪恶信念。然其冠饰及耳饰当本之现实生活，据其发现地域的广袤和沿演时代之久远，至少表明夏商时期夷夏间的服饰相斥心态，并不构成严重社会问题。

这种状况自进入周代而为之一改。《逸周书·世俘解》记武王克殷后回归宗周，向周庙荐殷俘，“乃夹于南门用俘，皆施，佩衣衣”。孔晁注：“取乃衣之施之以耻也。”由于殷周间的敌忾对立，两者间存在的服饰差异，被周统治者利用来有意制造族类排他心态的一项策略，甚至故意解取对方之衣进行侮辱。

周人服饰观念的一个显著特色，是全面规范夏商以来“服饰异宜”的多元状态，采用族类排他取代夏商以来“同衣服”和“不易其俗”并存的服饰演化进程，打破夏商服饰“礼”制的内、外调整系统，从而确立起对后世服饰礼制有深远影响的“非其人不得服其服”的服饰等级制度。

天津艺术博物馆珮黻大袖衣玉人 河南洛阳东郊周圆雕曲领玉人

周人衣着的一个特色，是周统治者好以华衮大裘象征权威，这与殷统治者尚好穿有华饰的窄长袖短衣，显然不同，《世俘》记“（武）王服衮衣”格周庙。《周礼》言司裘：“掌为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周礼·司服》云：“王之吉服，服大裘而冕。”衮衣大裘当指绘有龙纹之类华饰的宽衣大袍。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有一件头施双笄而身着佩黻大袖衣玉人。沈从文认为，从其衣饰处理方式等看，时代或在商周之际，大致为周人贵族形象。他指出，玉人像衣袖宽大，衣身宽博，下摆过膝，用较宽带子束腰，腰下腹前所系一斧形装饰物，称为“蔽膝”，金文中屡见的“赤芾”，是专指用皮或丝绸制成的这类象征特别身份的红色或杂绣斧形装饰物。可见，衮衣大袍是周贵族阶级的礼服。四川三星堆大型青铜立人像展示的蜀地上层权贵，以内衣加右衽短袖燕尾式“深衣”，再外套半臂式单袖左衽齐膝长衣象征身份权威，与周人的服饰心态似相接近。

周人衣着的另一个特色，是上衣的前部多作“曲领”，为殷人所无。《礼记·深衣》云：“曲袷如矩以应方。”旧注：“袷，曲领也。”《急就篇》卷二云：“曲领者，恐其上拥颈也，其状阔大而曲，因以名云。”所谓“曲领”，可参见洛阳东郊西周早期墓葬出土圆雕玉人，龙形双笄施于头部左右两侧，着窄长袖深衣，束宽腰带，腰下腹前系一斧形“蔽膝”，其衣领正作“曲袷如矩”，衣襟右开而呈曲领右衽式。

洛阳庞家沟西周初墓葬出土的人形铜车辖，其人头戴一罐筒形小高帻，有缨结于颔下以固定其帻，当即《释名》说的“缨，颈也，自上而下系于颈也”。衣装款式基本与上一玉人同，也是曲领右衽窄长袖袍子，宽腰带，系斧形“蔽膝”，可能都属于亲信近侍装束。

河南洛阳庞家沟周初戴高帻人形铜车辖 甘肃白草坡黄玉歧角冠人像

周人的冠式，与殷人也有一定区别。甘肃灵台白草坡M2西周早期墓葬，出有一黄玉人像，头戴一顶歧角高冠；包括上述铜车辖戴高帻人形，均为周人所特有。周原出土玉人，歧角冠更高。陕西宝鸡茹家庄M2西周墓葬，曾出一青铜舞人，身着曲领右衽宽袖长衫，下摆拂地，发型梳成左右内卷、中间耸立的“山”字形高髻。再如发型，白草坡同一时期Ml墓葬，出有一白玉圆雕老妇立像，身体瘠瘦，裸体垂乳，双手抚腹，头上盘发作高螺髻状，形似盘蛇，髻端饰成虎头。此类发型也均不见于殷人。头饰崇尚高高耸起，应为周人较普遍的审美情趣。

陕西周原出土玉人 甘肃白草坡白玉圆雕老妇立像

要之，据夏商时期人像雕刻等有关材料，印证了《礼记·王制》说的中国戎夷蛮狄五方之民，异风殊俗，“服饰异宜”的地缘性或族群性差异。“服饰异宜”的多元状态，与服饰的等级差次，是中原王朝与“四土”及周边方国族群的服饰总观，但细析之，各方却自有其“同衣服”的倾向。所谓“同衣服”，“禁异服”，并非不分贵贱长幼男女，强调齐整一律，实质意义恰恰相反，是紧紧伴随着“明贵贱，序等列”的“礼”制生成过程，得以逐渐形成的一套“非其人不得服其服”的规范而呈封闭呆板色调的服饰等级制度。有迹象表明，夏商时期中原王朝及林立各地的大小方国族群，都已程度不等地确立了这类意义的“同衣服”之制，当然在许多方面尚是相当粗疏简约的。“同衣服”和“不易其俗”，是夏商服饰“礼”制系统内、外调整的两大要质。应该指出，当时中原王朝对于等级制“同衣服”系列的确立和完善，无疑比周边地区方国族群超前一截，但这一阶段还均未发展成利用族类间服饰差别进行排他的异端。《礼记·王制》所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或许可借用来说明夏商服饰地缘形态和中原大国服饰制度对周围地区的全方位渗透，以及中原大国服饰制度对周边地区的全方位影响。“同衣服”和“因俗施政”，是紧相适应于夏统治者的收众立邦和商统治者的四土经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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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巳奈夫：《殷周の“天”神》，图3。

同上书，图2。

引自石志廉：《商石雕羌人像》，《中国文物报》1989年8月11日。

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掘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46页。

石璋如：《殷代头饰举例》，第616-617页，又图版叁：1、2；插图一：IB、Ib。郑振铎：《中国历史参考图谱》，1947-1951年，第2辑，图版三、八至十一。

参见孙机：《深衣与楚服》，《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1期。

《仪礼·士冠礼》，胡培翚正义引。

参见顾万发：《试论新砦陶器盖上的饕餮纹》，《华夏考古》2000年第4期。又王青：《浅议新砦残器盖纹饰的复原》，《中原文物》2002年第1期。

《太平御览》卷六八六引。

《东亚玉器》Ⅲ，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8年，图105。又国家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军事博物馆编辑：《国之瑰宝·中国文物事业五十年（1949—1999）》，朝花出版社，1999年，图版56。

《中国文物精华》（1993），图42。又，宿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考古发现》，第92页。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文物出版社，1984年，图175。又国家文物局编：《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金银玉石卷》，上海辞书出版社与商务印书馆（香港）联合出版，1996年，第25页。

《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彩图六：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博物院编著：《良渚文化玉器》，文物出版社，1990年，图122。

故宫博物院编：《故宫藏玉》，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图18。

Doris J. Dohrenwend： Chinese Jades in the Royal Ontario Museum ，p. 53.

中国玉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玉器全集》卷2，图118。

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46—247页。

参见杨泓：《中国古代的甲胄》，《中国古代兵器论丛》（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9页。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五本·1004号大墓》，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第133—139页。

《侯家庄第五本·1004号大墓》，第31页，插图16；图版24。

《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上），文物出版社，1990年，图70。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五本·1001号大墓》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55页。

胡秉华：《滕州前掌大商周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5），第152页。

杨绍舜：《山西柳林县高红发现商代铜器》，《考古》1981年第3期。

夏路、刘永生主编：《山西省博物馆馆藏文物精华》，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图26。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馆、新干县博物馆：《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15—116页；彩版34。

《中国文物精华》（1990），文物出版社，图版12。

杨绍舜：《山西柳林县高红发现商代铜器》，《考古》1981年第3期，第212页，又图版肆：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柘城孟庄商代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第66页，又图一六。

严一萍：《释 》，《中国文字》第3册，1961年。

中国玉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玉器全集》卷2，图192。

韩建武、干旭：《商代玉人像》，《文博》增刊第二号《玉器研究专刊》，1993年。此件疑伪品，俟考。

胡厚宣师：《殷非奴隶社会论》，《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一册，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之一，1944年。

石璋如：《殷代头饰举例》，第624页，插图四；又图版拾柒：7、8。

汤雷：《安徽舒城县城关出土一件青铜面饰》，《考古》2000年第8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滕州前掌大商代墓葬》，《考古学报》1992年第3期。

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省博物馆合编：《山东文物选集——普查部分》，文物出版社，1959年，图版84。

《新干商代大墓》，第132页。

石璋如：《小屯C区的墓葬群》，《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下，1952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代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11、156、166页。

又见DorisJ.Dohrenwend： Jade Demonic Images from Early China ，Ars Orientalis，1975，Vol.X—35.

Chen Shen： Anyang and Sanxingdui — Unveiling the Mysteries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s ，，Royal Ontario Museum，2002，p.72.

参见林巳奈夫：《所谓饕餮纹は何を表はしたものか》，《东方学报》（京都）第56册，1984年，第59页，图80。

《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彩版4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郑州商代铜器窖藏》，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91页。

Elizsbeth Chilas-Johnson： Enduring Art of Jade Age China ： Chinese Jades of Late Neolithic Through Han Periods， Throckmorton Fine Art，New York，2001，p.5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第二工作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2002年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5期，2003年。又《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2003年第9期。

王凌华、梁郑平：《介绍几件商周玉器》，《华夏考古》1990年第2期。

宿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84页。

参见宋镇豪：《商代玉石人像的服饰形态》图121、123、129、130、132、133、134，《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二集，2004年。

汪青青：《溧阳出土的良渚文化玉器珍品》，《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9月，第67页。

林巳奈夫：《所谓饕餮纹は何を表はしものか》，《东方学报》（京都）第56册，1984年。

张长寿：《记沣西新发现的兽面玉饰》，《考古》1987年第5期。

参见邓淑萍：《雕有祖神面纹与相关纹饰的有刃玉器》，山东大学考古系编《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34—163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临朐文化墓葬》，《考古》1990年第7期。又《中国文物精华》（1992），图60。

《1981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1期。

《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391页。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下七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安志敏：《1952年秋季郑州二里冈发掘记》，《考古学报》1954年第8册。又，安志敏：《郑州市人民公园附近的殷代遗存》，《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6期。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郑州商城——一九五三至一九八五年考古发掘报告》上册，第174页；中册，第831、925页。

李济：《笄形八类及其文饰之演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0本上册，1959年。

《山西省博物馆馆藏文物精华》，图24。

马得志、周永珍、张云鹏：《1953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9册，1955年。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云：“《礼记》称‘南方曰蛮，雕题，交趾’。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趾。”

见《商周青铜器纹饰》，第987页。

江苏省丹徒考古队：《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88年第3、4期。

蔡晓黎：《浙江绍兴发现春秋时代青铜鸠杖》，《东南文化》1990年第4期。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广汉县文化局：《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0期。同：《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5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下引不再另注）。

参见陈显丹：《三星堆一、二号坑几个问题的研究》，《四川文物·广汉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1989年。

参见蔡革：《从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看当时的服饰特征》，《四川文物》1995年第2期。

安徽省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4期。

王伃、王亚蓉：《广汉出土青铜立人像服饰管见》，《文物》1993年第9期。

徐鹏章：《我市方池街发现古文化遗址》，《四川文物》1984年第2期。又，吴怡：《成都方池街石人初探》，《四川文物》1985年第1期。又，王毅、徐鹏章：《方池街古文化遗址的出土文物》，《四川文物》1999年第2期。又，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方池街古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3年第2期。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金沙淘珍——成都市金沙村遗址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2002年。

石志廉：《商石雕羌人像》，《中国文物报》1989年8月11日。

唐飞、孙华：《石跪人像三》，《金沙淘珍——成都市金沙村遗址出土文物》，第176页。

引自张擎、周志清：《石跪人像一》，《金沙淘珍——成都市金沙村遗址出土文物》，第166页。

Wu Hung（巫鸿）：All About the Eyes：Two Groups of Sculptures from the Sanxingdui Culture，Orientations，No.28—8，1997.

张擎、孙华：《玉尖耳神人头像》，《金沙淘珍——成都市金沙村遗址出土文物》，第80—81页。

《绚丽多姿的青铜文明之花》，《中国文物报》1990年11月15日。

王方、周志清：《铜立人像》，《金沙淘珍——成都市金沙村遗址出土文物》，第43—47页。

张擎：《玉环形器一》；李明斌：《玉环形器二》，同见《金沙淘珍——成都市金沙村遗址出土文物》，第100—103页。

范汝森：《商周时代的几件玉雕》，《文物》1959年第7期。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第9—10页。

《洛阳东郊西周墓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4期。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第11页，插图六。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考古发现》，第186页。

《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四），图版九三，又图版说明第13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商代社会以农立国，有一系列“纪农协功”的传统礼俗，甲骨文揭示了不少这方面的奥秘。昔日郭沬若先生曾论及商代农业“于礼有告刍、告麦、祈年、观耤之事”。胡厚宣师董理商代农业礼俗中有求雨、宁雨、年、受年、烝尝、告秋之祭。张秉权先生论甲骨文中“与农业有关的礼俗”，“有求年、祈雨以及收获以后的登尝之礼等等”。日本赤塚忠先生有殷王朝“祈年祭”的整合。杨升南先生有论“商代的礼俗是一种农业礼俗，这套礼俗反映在卜辞中的就是求年、求雨、告秋和登尝几个部分”。这里打算从商代农业社会的总体视角着眼，就甲骨文中农业生产活动方面的礼俗与农业信仰方面的礼俗两个方面，作一综合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