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衣着装饰之原始



一 先民的衣着和发式

（一）衣着装束

人类初始，受生产力极端低下的制约，只能顺乎自然，男女老少尽皆赤身裸体。《庄子·盗跖》形容说：“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人类为谋生存，求发展，在与自然世界的长期艰苦斗争中，逐渐有粗简的原始衣着之作。

文献对此有不少追述。《礼记·礼运》云：

昔者……未有麻丝，衣其（鸟兽）羽皮。后圣有作，……治其麻丝，以为布帛。

《墨子·辞过》云：

古之民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干刍草索），冬则不轻而温，夏则不轻而清。圣人以为不中人之情，故作诲妇人，治丝麻，捆布绢，以为民衣。

《韩非子·五蠹》云：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尧之王天下也，……冬日麂裘，夏日葛衣。

《五经异义》亦云：

太古之时，未有布帛，人食禽兽肉，而衣其皮，知蔽前，未知蔽后。

《易纬乾凿度》郑注：

古者田渔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后知蔽后。

《白虎通德论》卷一云：

古之时……能覆前而不能覆后，卧之詓詓，起之吁吁，饥即求食，饱即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苇。

《淮南子·氾论训》云：

伯余之初作衣也， 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后世为之机杼胜复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掩形御寒。

这些追述揭示的基本事实，是原始衣料大抵不外乎两大类，一类获自动物，有兽皮、毛、鸟羽等；另一类取之植物，有草叶、树皮或葛、麻之类的植物加工品。最初不过是衣皮带茭，极简单地披挂拴结而已，其后乃有麻索缕，手经指挂，编织衣料，或加工鞣制皮革，略事割裁缝缀，制成种种衣装服饰。季节气候不同，其衣亦异。所谓先知蔽前，大概原始先民于服装款式，很早就注入了羞耻意识，而不单单为了掩形御寒。

考古发现的事象表明，约在18000年前，山顶洞人已懂得缝制皮衣技术，出土的一枚骨针，长8.2厘米，针身略弯而圆滑，是经刮磨制成，显然已非初始作品。利用骨针、骨锥缝纫兽皮制衣，旧石器时代晚期并不鲜见。进入新石器时代，更得以广为流行，还出现了骨梭、纺轮的编织衣料工具。如河北武安磁山新石器早期遗址，第一层文化层出土骨锥、角锥、牙锥达110件之多，骨针33枚，又有骨、角梭九件，网梭八件，骨梭针四件。河南临汝中山寨裴李岗文化遗址，时代相近，也有骨锥、骨针等出土。浙江河姆渡遗址也出土了距今约七千年前的骨锥58件，骨针15枚，管状针12枚，还有木纺轮，以及据说是用于纺织的木纬刀和骨纬刀。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出有距今七千年左右的骨锥25件，骨针36件，一些器物上还发现了一经一纬、三经三纬和多经多纬的人字形编织物遗痕。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每有用植物加工成的各种布料出土，如吴县草鞋山遗址曾发现葛布三块，都是纬线起花，属于罗纹组织，花纹为山形或菱形斜纹，经纱密度约每厘米十根，纬纱地部密度每厘米13—14根，其罗纹部分则每厘米为26—28根，显示了相当进步的织造工艺技术。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出土有麻布、丝线、丝带和绢片。麻布为苎麻织物，密度每吋40—78根。绢片是用家蚕丝织成，密度每吋120根。种种迹象表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以来，我国原始先民的衣着，不仅有羽皮制品，又有韧皮类植物纤维麻、葛织物等制品，还育蚕缫丝，织而衣之，衣料来源可谓多种多样。

随着人们逐渐脱离赤身裸体的蒙昧状态，衣以蔽形亦很早被引入丧葬领域，作为一种原始宗教行事而流行于各地。《仪礼·士丧礼》说的“衣尸者，覆之若得魂反也”，实由来甚久。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发现的距今约七千年左右的墓葬，人骨往往用编席裹卷。山东泗水尹家城大汶口文化时期墓葬，男性墓主身上发现有一层白色纤维状灰痕，可能是麻布衣着或盖布。曲阜西夏侯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一些女性和儿童的尸骨上也盖有黑色或白色布纹痕织物。黄河上游青海乐都柳湾遗址发现的距今约四千一百年前后的马厂类型墓葬，人骨周围均有布纹。“衣尸”的事象，大致是现实生活中服饰俗尚的再构。

不过，今天欲想具体考察原始先民的衣着装束，复原久已失落的先民形象，几乎已不太可能。所幸的是，各地时有史前时期刻绘与雕塑的人物造型艺术品出土，结合其他考古发现，或多或少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些信息。

长江中游地区湖北天门肖家屋脊出土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头像7件，一件双耳佩环，头戴平顶角形冠，脑后发髻如虿尾，类似《诗·小雅·彼都人士》说的“卷发如虿”。其余6件中有3件较为抽象，以头戴扁平圆冠、双耳佩环为常式，有的冠前饰涡云纹。但其中有一件佩耳琪，头戴额箍形“”，系结于后脑，箍似用数股皮条卷成。另一例弧形玉片雕人头像，佩耳珥，头戴尖顶瓜皮帽，冠后有披，拖垂颈下。肖家屋脊还出土有用于束发的玉笄，一件青绿玉笄头浮雕鹰，中段穿一孔，制作十分精致。此外，又有上百个形态基本相同的小陶人，头戴浅圆帽，身着细腰长袍，或站或跪，双手横抱大鱼。可见本地区先民冠式与头饰的多样性。

湖北天门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头像

长江下游地区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前后出土了六件距今约四千五百年前的玉雕写实人像及一件玉人头侧面像，再现了当时本地区先民的衣冠装束款式。玉人像有立像，有蹲像，均跣足，束腰带，两臂弯曲，十指张开摆于胸前，双臂饰弦纹六至八个，似表示戴有镯，又均作方脸，长眼粗眉，蒜头鼻，两耳垂穿孔，阔嘴，唇上留短髭，为成年男性形象。这六件玉人像，从头衣看，玉人头戴圆形无沿扁平冠，冠周饰两排方格纹，冠顶中间有一三角形小尖顶；脑后刻四条横线，恰掩遮了后部发式，似与冠饰有关；两耳垂穿孔，颇令人联想到今日女性穿耳带坠的爱美打扮，似当时成年男性自有戴珥饰的俗尚；从体衣看，已开后世上衣下裳的先河，上衣为直领无纽对襟无袖开衫，后背作半开口式，较适合东南地区湿热气候；裤为有前后裆的穷裤。玉人头侧面像，头戴双羽后掩的高冠。

安徽含山凌家滩玉人像

戴冠束腰带，原始社会晚期在东南地区较为流行。如浙江余杭反山良渚文化墓地发掘的11座墓葬，除一座被扰不明外，有九座均出有一种冠状玉饰，出土位置都在头骨一侧，体扁平，形如倒梯形，上端中间有一三角形小顶尖，下端作榫头状，钻有等距离小孔，似作嵌插固定于某类冠帽之用。其中五墓还出有一种山字形玉饰，出土时也均位于头骨上方，中间一叉稍短，上有直孔，插有一根长玉管，也是冠帽上的饰件。此外有四墓的头骨上方均发现四件一套的半圆形玉冠饰，呈等间距围成一圈，原先当是缀在冠帽上的。另外又发现了许多束于腰部的玉管、玉珠。还出有三件精巧的玉带钩，一端有系孔，另一端挖琢成弯钩状，长6—7厘米、宽3—4厘米、厚2—3厘米。类似的玉带钩，在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墓地也有出土，形制稍小，也见于人骨架的腰部。束腰带的装束尚可上溯到五千多年前，苏北邳县刘林大汶口文化遗址，曾发现一种腰带上的骨环，用长方形的骨料雕空而成。可见在东南地区是有传统的。

浙江宁波慈湖遗址还出土了良渚文化时期的木屐。

黄河中上游地区原始先民的衣着装束，不同于其他地区，自具特色。1988年甘肃玉门出土一件人形彩陶罐，作立人形，上身露体，但在胸肩处饰有一周方格纹彩绘，似肩套之形，掩着胸前一部，唯两乳外露，知此肩套起有美饰作用。下着前后开裆穷裤，裤体肥大。脚穿翘头靴。头顶作器口。由此可见新石器时代晚期本地区先民的衣装形象。

宁波慈湖良渚文化遗址出土木屐（据199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

青海大通上孙家寨一座马家窑文化类型墓葬，出有一件彩绘陶盆，内壁纹饰主题在表现集体舞蹈，以五人手拉手队列为组，共三组，舞人下腹一侧均有一道饰物。或以为是一种独特的衣饰，后襟装饰着一条尾巴，其衣为长裙，垂及膝部。但有学者认为是胯间的“生殖器官保护带”装束。也有学者认为，“舞者均为裸体男性，其胯间突出之物应是勃起阳具”，“舞蹈内容似与祈殖仪式相关”。据同墓出有牛尾骨、纺轮、骨珠、穿孔蚌饰看，似舞者穿着一种化装有阳具饰物的衣装，服于宗教活动的特殊场合，另有一番情趣。

辽宁凌源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现一座开凿于坚硬花岗石岩体上的4号大墓，墓主为一中年男性，后脑部戴一淡青色玉凤，右臂戴玉镯，身上还有两个玉环和绿松石坠饰。

总而言之，中国原始社会晚期，先民的衣着装束，已呈现出地区性、群体性、多样性的多元发展形态。黄河中上游地区出现的肩套、穷裤、无沿圆帽、翘头靴等，较之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的上衣下裳，衣有对襟无袖开衫，裤有腰带并以带钩相系，又有扁平冠、玉饰高冠和木屐，构成了各自的服饰特色。

（二）发式头饰

原始时期，先民发式或头部束发的饰件，每因地缘而形态各异。《淮南子·齐俗训》云：“三苗髽首，羌人括领，中国冠笄，越人鬋。”髽首者，谓枲麻束发，一称椎髻，古训说:“椎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椎。”大概曾广泛流行于长江中游地区。西北地区羌人的括领，顾名思义，似指披发于后而额前截成弧线形发式。冠笄者，乃指中原地区束发施笄的成俗。鬋者，是指东南地区越人断发的发式。可知发式构成了不同民族服饰之俗的重要区别标志之一。

唯成俗并非由来有之，也并非面目归一或一成不变。举凡长江中游的髽首，未必尽皆束带。如湖北钟祥六合石家河文化遗址出土玉人头像，以戴一顶平顶角形压发冠，脑后露发作蝎尾形髻，可视为髽首之一型。另外这一带新石器时代墓葬，还时有用作束发的骨锥、骨角笄出土。长江下游东南地区早先也未必流行断发，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早期地层有出束发之骨笄，在晚期地层才几乎不见。常州圩墩遗址马家浜文化时期墓葬，发现一青年女子，束发而并施五笄。上海青浦崧泽遗址也有少量骨笄、骨簪出土。及至良渚文化时期遗址，笄饰始不多见。从中揭示了东南地区发式的演变。

黄河中上游西北地区，史前先民的发式，在考古材料中也有所见。甘肃秦安大地湾出土的庙底沟类型彩陶瓶上的人头，发式是为披发，额部截留成弧线形短发。此类发式，又见诸寺沟石岭下类型红陶瓶上人头、天水柴家坪出土之陶塑人面，以及东乡东塬林家仰韶晚期彩陶人面纹和青海柳湾出土人头形彩陶壶。一般认为，这种发式，后为殷周秦汉时期活动于该地区的羌族所沿袭。但也有人认为，这种前额和两鬓作弧线形断发，后脑勺作平耳垂的整齐断披发，乃是生活在渭水上游一带庙底沟类型时期男子们的标准发式，而青壮年女子却比较流行编发或披发覆面。另外，一些属于半山马厂时期的陶塑或彩绘人面，大都绘作披发覆面形。当然，本地区还有另一些束发形式，如甘肃礼县高寺头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人头陶塑，额前至脑后塑有半圈凸起的细泥带，带上刻节饰，似表现额上套串练以束披发的形象，其两耳垂又穿孔，可能还有戴珥饰的俗尚。在邻近的陕西临潼邓家庄一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遗址，出有一件人像陶塑，裸体，头戴一顶无沿圆帽，帽形鼓满，似皮毛制品，从其两鬓作平耳垂的整齐断披发看，与本地区的流行发式也是一致的。

黄河中下游华北中原地区，束发施笄沿袭悠久。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即出有磨制精细的骨笄、骨管。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出土骨笄达99件之多。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出土骨笄有55件。均是属于七千多年前的遗物。至仰韶、龙山文化时期，笄、簪的出土数更难胜计。陕西蓝田泄湖遗址出有大量T形陶笄、石笄。山东泗水尹家城遗址还出有龙山时期的象牙笄。在河南荥阳点军台和郑州大河村遗址的一些仰韶晚期居址内又发现有一种插笄的土器，少者可插三笄，多者可插十笄。说明梳妆打扮、束发施笄，已成为当时人们起居生活的一项内容。

不过，同为束发，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的居民又自具特色。如大汶口墓地十号墓的人头骨额上同施一象牙梳和绿玉笄，脑后又有二玉笄，额部还戴一串石质饰品，周身覆一层厚约2厘米黑灰，似衣着。另一座五十九号墓，墓主头戴一“束发器”。二十六号墓的墓主头部左侧有一精美的透雕象牙梳。又如同一时期的山东茌平尚庄遗址，在一座墓内的人骨头部，有一牙梳和一“束发器”。男女用成对猪獠牙制成的新月形“束发器”束发，这在中原地区是不见的。后者主要以笄束发，如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共发现骨笄306，陶笄96，石笄11件，只有六件兽牙头饰，笄与牙饰之比为69：1。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自仰韶至龙山时期只见骨笄一种头饰件。说明黄河下游东部地区束发以笄、梳、“束发器”并施，而中原广大地区束发施笄，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服饰系统。

辽宁凌源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新近发现的四号大墓，出有一个裸体青玉立人，通高18.5厘米，双臂曲肘前拱，男性，头发绞短为平顶头，无饰件。由此得见本地区史前先民的一种发式。

陕西西乡何家湾遗址曾出土一仰韶时期骨雕人头像，额上有一道明显的起脊，顶部后收，似为束发之状。半坡和姜寨遗址彩陶盆上均见一种珥鱼人面纹，夸张中寓写实，也是额部发际界限分明，头发上收而挽结头顶，当本之实、际束发形态。陕西华县元君庙仰韶文化墓地M420一具成年女性人骨，额上残留有一条宽约3厘米的灰黑色印痕，从前额发际缠过耳际，绕扎至枕骨下方，头顶又横插一骨笄。三者发式似均有额带之饰，显示了本地区共同性的头饰特征。陕西神木石峁龙山文化遗址出土一玉雕人头像，头顶中央束一高髻，也有助于对本地区束发形式的了解。

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红山文化石雕人像（据《考古》87—6）

应注意的是，山东栖霞杨家圈遗址出有一龙山时期陶塑人头像，头顶有一馒状低突，似在表现一种低髻。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红山文化遗址出有一石雕跪坐人像，头顶有三层“相轮”形装饰，似属一种外套玉箍的高耸发髻。两者发式截然有别。同遗址还出一件石雕蹲踞人像，头顶正中有前后两个立起的乳突，似为收发束角之状。当如《礼记·内则》所云：“男女未冠笄者，……总角”，郑注：“总角，收发结之。”传甘肃出土的一件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陶塑彩绘器盖人头像，头顶亦为结发总角，唯两角结于头顶左右两旁，与上者不一样。可见，不同地区，束发的形式有差异，相同地区也存在着发式的细微不同，然有关束发饰件的取材、制作形制，地区性的群体尚好却是十分鲜明的。

概言之，作为服饰重要分支的发式头饰，中原地区先民盛行束发施笄，或在头顶挽一髻，或又缠以额带；黄河下游山东地区好束低髻，又每以骨梳、笄、“束发器”并施，或又佩额练；北方地区流行高髻，有以玉箍相束，或又有束前后两总角者；长江中游地区之“椎髻”，或以棠麻、平顶角形冠、锥、笄相固；东南地区早先束发施笄为多，晚后断发大盛；黄河中上游西北地区，发式颇为复杂，有前额两鬓截作弧形断发而脑后作齐耳际断披发者，有束左右两总角者，女子间有挽结一辫或披发覆面者，额练亦见，个别聚落共同体成员或亦流行束发，以笄、梳相固，其笄施之头顶，笄尖朝前斜插，梳则别于后脑发际。

二 原始时期人体装饰品

人体装饰品和衣装，前者主要出于增美饰或某种信仰观念，后者则以掩体避寒暑为本，实际功能有别，起始年代不一，最初并无必然联系。

早期人体装饰品主要取材于生产活动中所获石、玉、骨、牙、蚌、贝、螺、蛋壳等等，经适当选择和加工制成，包括颈饰、胸饰、腰饰、头部额饰、发饰、耳饰，以及腕饰、臂饰、指饰、足饰之类。

人体装饰最早之起，似可上追到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二十万年前的北京新洞人遗址，曾发现两件经磨制的骨片。距今约十万年前的阳高许家窑人，曾加工制成球核形骨片。这些遗物表明，当时先民可能已有意识加工成一些粗简饰品，以植物纤维拴结于身作为装饰。至旧石器时代晚期，饰品的种类择取和加工技巧渐趋成熟。距今二万八千年前的山西朔县峙峪遗址，出有用石墨磨制的小装饰品，上有钻孔。距今约一万八千万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至少发现有六种装饰品：其一是白色石灰岩石研磨制成的石珠，有钻孔，共七枚，均染有红色（赤铁矿），且均发现于头骨附近，似为头饰品；其二是黄绿色有孔小砾石，扁圆形，两面钻制；其三是穿孔牙齿，有116枚，属之獾、狐、鹿、狸、虎的犬齿或门齿，有的还染成红色，孔周围光滑有亮光，是穿系戴用甚久之证，概皆穿之成串，作颈部及腰部之饰物；其四是骨坠四件，表面均磨光，上有长形凹入之痕；其五是穿孔海蚶之壳；其六是被染成色的穿孔鱼骨。在辽宁营口金牛山遗址，曾出有穿孔骨饰，孔从两面对刮而成。海城小孤山遗址，出有穿孔兽牙和穿孔蚌壳，在蚌饰边缘沟槽尚留有红色染料，同出还有骨针。可见这一时期的人体装饰品，已从单纯拴结向穿孔挂戴演进，注重饰品的整体加工以及饰物造型、本色乃至染色，所饰部位头、颈、腰均有，呈现出饰品组合化和装饰部位复合化的趋势。从饰物与骨针等同出现象看，人体装饰品和原始衣装似初相结合。

进入新石器时代，人体装饰品日趋繁化，各地均有丰富实物资料出土。有学者曾综合考察了全国几大考古区域所见这一时期人体装饰品，指出它们有三方面的共同因素：

（一）从质地言，都是从早先对兽骨、兽牙、蚌贝等自然物进行简单加工成饰品，而向完全由人工制造的陶、石、玉质饰品过渡发展；

（二）在形制上，以有孔、易穿戴的环形饰品为主流，由此又出现各种形状的如玦、珠、管等小件饰品种类；

（三）从装饰人体部位看，早期偏重头饰和颈饰，后发展到几乎遍及全身的肢饰、胸饰、腰饰、足饰等，而尤重于手、臂部的装饰。

考古发现表明，新石器时代各居民共同体的人体装饰尚好，已呈现出地区性或族系群体等方面不同差异，且时期不同，装饰习俗也并非一成不变。

北京门头沟区东胡林村一处距今约一万年左右的遗址，一具少女尸骨残留有颈饰、腕饰和胸饰三种人体装饰品，颈部的项链是用50枚大小匀称的穿孔海螺串系而成，腕部的骨镯是用七节牛肋骨截段磨制的骨管，长、短相间串联而成，胸饰则为穿孔河蚌制品。这是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北方地区所见人体装饰较齐整的一例。距今约7000年以前，本地区先民还以当地所产煤精制成饰品。沈阳新乐遗址出有煤精制的圆泡形饰、耳挡、圆珠等，还出有石珠、玉珠、玛瑙和木雕饰品。到五千年前后的红山文化阶段，玉饰品大量出现，多为形制较小的片状坠饰，有鱼、鸮、鸟、龟、猪龙等多种动物形象，另又有玉珠、玉环及较大型的璧、璜、箍形器等饰物。辽西牛河梁遗址一号积石冢的M4墓主，一玉箍形器斜口朝下横置于脑后，据说是一种束发器，另外墓主的胸前有二件猪龙形玉饰，并排倒置，背靠背，吻部向外。M15墓主头顶下方也有箍形器，腰部左侧有玉璧、玉环各一，双腕各有一玉环。M14墓主的胸前有一勾云形玉饰，二玉环佩戴在腕部。在东山嘴遗址还出土了陶塑人像的腰部装饰残块，似属一种皮索类腰带。概言之，以玉箍束发，系腰带，胸前佩玉饰，双腕套玉环，是本地区先民人体装饰的典型形象。

与北方地区不同，黄河下游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居民，尽管自有其额戴串饰或头戴玉冠饰，耳挂坠饰，颈戴串珠或佩一对象牙琮，足上套石环或串珠之类的人体装饰法，但手臂戴环、镯却更为普遍，男女老少不拘，环、镯有石制、骨角制、玉制、陶制者等，一般为单臂单环或单镯，戴于左臂还是右臂无定式，也有双臂皆戴的。如山东邹县野店遗址M88一男性墓主，右臂有六枚陶镯，左臂有三枚；M47一男性墓主，右臂有玉环多达九枚左臂有六枚；是较为突出者。另外成年男女戴指环也很常见，指环有玉石或骨角制者等，大汶口遗址M22墓主戴的一个骨指环，其上还镶嵌有绿松石，是很精致之品。

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居民，也有戴指环的，如江苏常州圩墩遗址发现一男性人骨的左手上有一骨指环，但不太多见。而玉石饰品之多是为一大特色，早期佩玉耳块者盛行。圩墩遗址所见成年女子或儿童，双耳或一耳每佩有玉玦。金坛三星村遗址所见，有胸饰玉璜，玉管和玉片串成的腕饰，成对的玉耳坠和玉玦等，如M636一青年女性，右耳佩玉玦，左耳戴骨环。吴县草鞋山遗址马家浜类型墓葬所见，以玉玦最多，也有少量玉环、镯；至崧泽类型墓葬，转以玉石制璜饰最多，大都为胸饰，耳坠次之，又有陶环、石环、玉玦等；晚后的良渚类型墓葬，还出有玉珠、玉璧、玉管、玉珠以及玉镯等饰品。吴县张陵山遗址出土玉饰品57件，经鉴定，多数为阳起石和透闪石软玉，少数为蛇纹石和玛瑙，均产自苏、浙、皖一带。主要为颈饰、胸饰和腕饰，用于前两者的有珠、瑗、环、管、璜、珠、觿、坠、蛙和垂幛形佩饰等，腕饰则一般为玉镯，套在右腕上，一镯或数镯不等。而位于苏北的海安青墩遗址，前期多见玉环、玉璜，后期出现玉坠、琮、璧、瑗等等，然腕饰的玉镯是套在人骨架左腕上。与苏南所见稍有不同。安徽潜山薛家岗遗址所见人体装饰品也主要为玉制品，占总数98%以上，有玉管、玉璜、玉环、玉琮、玉饰等，玉色有白、淡黄、青绿三种，磨制精细，多数留有璇切痕迹。潜山天宁寨遗址一些成人骨架的胸前，佩有玉璜数个，但未见带腕饰的。可见本地区先民的人体装饰均较偏重于上体，既有共同性的一面，又有族系群体方面的若干差异。

长江中游地区先民的人体装饰，也偏重于上体部位。四川巫山大溪遗址所见饰品，早期多耳饰，质料有石、玉、蚌、象牙等，形状有玦形、梯形、方形、圆形、双环形等；晚期盛行以镯为腕饰。石镯最多，蚌镯、骨镯次之，又有象牙镯和玉镯，一般套于左腕，男女皆然。另又有璜、璧、象牙饰、牙饰、蚌珠之类的颈胸饰品，其中蚌珠项链主要为儿童饰品，每串可有数百颗，磨制精细，多者戴至五串。而江汉一带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居民，人体装饰颇为单纯，主要以陶、石制臂环或腕镯为饰，间有戴耳环者。如湖北公安县王家岗遗址墓葬所见饰品仅陶环一种，在总共74座墓中，出此饰品的不过五座，只占6.76%，其中一座的墓主，臂部套至11枚陶环，余四座均为一枚。是知除集中于少数人有此简单美饰外，绝大多数人身无所饰。黄岗螺蛳山遗址十墓，出石、陶臂环者仅三墓，主要属女性饰物。湖南华容车轱山遗址所见，也是女性带腕镯，有套至十一二枚者。湖北宜昌中堡岛遗址所出占大宗的人体饰物也是陶环，有一环颇为别致，内径5.2厘米、高4厘米，外侧有六道突棱，当属腕饰，形制近于长江下游地区所见之琮形镯。另外少数人尚以玉玦、玉璜作颈胸部装饰，也近于长江下游地区人体装饰。种种迹象表明，本地区先民的人体装饰，既与长江下游地区有若干相似点，但大量的陶制环、镯饰品，却更与中原广大地区相接近。

黄河中游中原地区的人体装饰品，数量最大的是环类，多数为腕或臂部装饰，少数为指环或其他部位饰品，自仰韶至龙山时期大体相袭，而且一直以陶制品为主流。西安半坡遗址所出环饰占全部装饰品60%以上，主要为陶环，石环和蚌环甚少。临潼姜寨遗址出土陶环达558枚以上，石环仅六枚。河南汤阴白营龙山文化遗址出陶环44枚，石环四枚，蚌环二枚，分别占总环数的88%、8%、4%。位处中原和江汉平原交界地带的河南淅川下王岗仰韶—龙山文化遗址，出土陶环达390枚，石环三枚，玉环一枚，分别占98.98%、0.76%、0.25%。环的形制颇具匠意，断面有圆形、半圆形、方形、条形、梯形、菱形、三角形、五角形或六角形等，有的素而无纹，有的饰弦纹、划纹、斜行方格纹、乳丁纹、辫形纹、齿形纹、螺旋纹或其他花纹，有的还施红黑彩绘。除盛行戴腕环、臂环外，还流行戴指环，与黄河下游东部地区相类似。如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一具人骨的左手无名指上戴有一个制作精美的蚌指环。此种人体装饰品亦见诸黄河上游地区，如甘肃东乡林家之马家窑类型遗址，出有镯、环、指环达400枚左右，约占全部装饰品的91%以上，陶质最多，石质次之，少数为骨制品。甘肃永靖秦魏家之齐家文化类型遗址，还发现两枚铜指环，均出自人骨手指旁。看来黄河上中下游地区都有戴腕镯、臂环、指环的俗尚。

中原地区先民对颈、胸、腰及头饰也颇为注重。新郑裴李岗遗址即已发现人骨颈部佩有绿松石珠。至于各地仰韶或龙山文化遗址，各类陶、石、骨、蚌、牙、贝、玉质人体装饰品层出不穷，除环饰外，还有璜饰、珠饰、坠饰、节形饰、方形饰、片状饰、管状饰以及动物造型饰等等，极为丰富多彩。不过妇女和儿童用串珠作颈、胸、腰部装饰似更流行。姜寨遗址M7墓内一16—17岁少女，颈、胸、腰、肱骨部位遍置骨珠8577枚，有的尚贴连成串，头部左侧还有玉坠饰，可称得上是盛妆之最。另一M22墓内孩童，头部骨笄二，腰部有骨珠14枚。半坡遗址W152一孩童，头部有青白色玉耳坠一，腰部缠石珠69枚。华县元君庙仰韶墓地M420一女性，头顶插骨笄，颈部有1147颗骨珠串起的项链。下王岗遗址M426一青年女性，颈胸部有382枚骨珠联成的项链，从上到下作两行排列。凡此足以表明当时的人体装饰已有性别和年龄级别的若干区分。

年龄性别的装饰区分，在黄河上游地区也存在，如兰州土谷台半山—马厂类型墓地，所出装饰品主要是骨珠，还有绿松石珠、石管、牙饰等，一般都出自儿童墓，成串的骨珠戴在儿童颈部、手腕处，牙饰在颈下。甘肃景泰张家台遗址不少儿童墓均有骨珠和石耳坠出土，串珠置于颈部，有一孩童颈上骨珠三串有660多颗。甘肃广河地巴坪半山类型墓地，成年女性的颈部大多有骨串珠，双腕有环饰，而男性却不多见。

应看到，原始社会晚期各地区相继出现了不少动物造型或模拟自然物象的人体装饰品。如河南禹县谷水河遗址出有玉龟形饰。汤阴白营遗址出有陶鸟形饰。河北正定南杨庄遗址出有陶蚕蛹饰。陕西西乡何家湾遗址出有石龟、牙觿。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出有玉鸟、玉鸟头形饰。吴县张陵山遗址出有玉蛙、玉觿。浙江余杭反山、瑶山等遗址出有带兽面纹的各种玉璜、玉珠、玉管、玉带钩、玉冠饰、半圆形玉胸饰，以及玉鸟、玉蝉、玉龟、玉鱼、龙首玉牌佩饰等等。辽宁凌源城子山遗址出有玉鸟、玉雕猪首、竹节状玉饰。建平牛河梁遗址出有双联玉璧。阜新胡头沟遗址出有三联玉璧、勾云形玉佩饰、玉鸟、玉鸮、玉龟、绿松石鱼形饰。阜新福兴地出有弦纹兽面圭形玉饰。喀左东山嘴遗址出有双龙首璜形玉饰、绿松石鸮形饰。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遗址出有玉龙环形佩饰。赤峰羊场等地出有玉雕兽形饰。敖汉旗大洼等地出有兽形玉玦。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出有石雕人像、兽首石饰、玉蚕、玉鸟、玉鸮、玉鱼、龙形玉玦、勾云玉饰、三联玉璧等。甘肃永昌鸳鸯池遗址出有白云石雕人头像臂饰。这类装饰品，选料考究，工艺精致，造型奇特，多层面揭示了各地区先民各自的生活崇尚、思想观念和审美情趣。有迹象表明，并非所有人都能佩戴这类装饰品，恐怕主要集中在少数权贵或上层社会阶层中，有的显然已超出了一般的实际装饰功能。

综观之，人体装饰品在原始社会晚期所呈现的地区性、群体性、多样性包括个性化和生理差别的多形多姿状态，与衣着装束的改善趋势亦已异稽而同步，组成服饰的有机相系部分。惟服饰的提高必以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能力为基点，人际间的分配不公现象也势必造成服饰的分化，原始社会晚期人体装饰品的华美化和贵重化，同时又向少数人集中，正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内涵。这种服饰的分化形态，后在夏商社会成为发展的主流，形成服饰的等级礼制，然早先的服饰多元性毕竟也继往而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