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原始时期的饮食

一 火食伊始

人类早期，生活艰辛，古代文献中透露了不少史影：

上古之世……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韩非子·五蠹》）

昔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礼记·礼运》）

太古之人，饮露食草木实，圣人为火食，号燧人。（《公孙尼子》）

这是追想人类在未懂得“火食”之前，生存条件低下，主要靠采集自然界植物野果，捕捞水产，猎取禽兽，生吞活食以维持生计。

考古人类学知识揭示，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从人地空间关系言，有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山林时期，约当旧石器时代，人们赖山林采集和狩猎为生。第二阶段为山前时期，属于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是从高级采集经济向农业文化迈进的萌芽时期。第三阶段为河谷阶地时期，约当新石器时代，农业和家畜饲养业并行发展，出现大的氏族部落组织。

“茹毛饮血”的史影大致反映了人类在第一阶段的生活。然而长期的生存经验积累，这一阶段的中后期，人类逐渐知道了用火。山西南部西侯度旧石器时代遗址，古地磁测定距今约180万年，有烧骨出土，据说是人类早期用火的证据。距今约70万到20万年的北京猿人，已能自觉用火和火食。当时是从天然火中取得火种。大约在旧石器晚期，人工取火方法发明。《古史考》云：

古者茹毛饮血，燧人氏钻火，始裹肉而燔之，曰炮。

《礼含文嘉》云：

燧人始钻木取火，炮生为熟，令人无腹疾。

《河图挺佐辅》云：

伏羲禅于伯牛，错木作火。

《管子·轻重戊》云：

黄帝作钻燧生火，以熟荤臊，民食之无兹 之病，而天下化之。

把人工取火法的发明归诸燧人氏、伏羲或黄帝等传说中的圣人，自不足信，但毕竟揭开了先民很早就从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创造人工取火与以火熟食的史影。

古代取火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利用竹木摩擦产生火花的钻法和锯法；一种是以石击石和由此发展而来的火镰击石法；一种是利用金属镜（阳燧）或透镜聚光的取火法。前两种均属于原始取火法，其中钻木取火最为普遍，可追溯到远古时期，下至汉晋时代人们犹沿用。

今能见到最早的钻木取火实物工具，出土于新疆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墓葬，包括有钻砧和钻杆两部分，钻砧用长约10-20厘米、宽2-5厘米的长条形木片做成，在木片上刻上竖槽和数量不等的小圆窝，钻杆一般也用木质材料制成。有学者据钻砧圆窝里壁多数被灼焦及竖槽形态，推测当时取火，是以钻杆对准钻砧一圆窝，迅速摩擦转动，让木屑顺竖槽落成小堆，直至迸出的火花燃着木屑。这有助于追想原始先民如何人工取火。

取火方法的发明，使先民首次获得了一种支配自然力的能力，在人类进化史上意义重大，因以火熟食，遂导致饮食生活的根本性改观。

二 多元区域性的饮食生活形态

中国幅员辽阔，地势西高东低，一些东西横向和南北纵向的山脉及水系，组成网格状地形地貌，受地区性季风环流和寒温海流变化的影响，东部季风区呈现森林草原景观，西北干旱区则为草原荒漠景观，因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和特定的生态条件的制约，造就了自史前至夏商时期以来基本一贯的不同的区域经济类型和多元性的饮食生活形态。

据地下发掘资料表明，史前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紧紧相应，正有其多元区域性的经济文化发展序列。

黄河中游中原地区，其考古学发展序列可分为两支：一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包括郑州及汝颍中上游一带，先后历经裴李岗文化（BC6200-BC5400）-仰韶文化（长葛五期、大河村一至四期；BC5400-BC3000）-河南龙山文化（王湾二期上层至三期、煤山一期；BC3000-BC2000）。另一支在冀南、豫北地区，先后历经磁山文化（BC6100-BC5200）-仰韶文化（后冈类型、钓鱼台类型、大司空类型；BC5200-BC2700）-河南龙山文化（后冈二期、白营二三期；BC2700-BC2000）。由此不难看出，中原地区新石器文化时代早期，至少可追溯到距今8000年前后的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时期。属于裴李岗文化的遗址目前已发现近60处，主要分布在黄河以南豫西山地东部边沿与黄淮大平原过渡地带，原始农业在当时先民的经济生活中占重要地位，但采集、狩猎和渔捞生产仍占一定比例，还出现了家畜饲养业和制陶业。而冀南豫北的磁山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以北，与裴李岗文化隔河南北为遥邻，代表性遗址发现于河北武安县磁山，当时已有发达的农业，该遗址发现88个窖穴储藏粟，有的炭化粟堆积厚达2.9米，据推算总储量在10万斤以上。这里的先民主要以经营农业为生业，但有一定比例的渔猎经济，已饲养猪、狗、牛、羊、鸡等家畜家禽。

通常认为，中原地区自史前以来属于旱地粟作农业经济文化区，然而新的考古发现使这一认识应作某些修正。淮河上游支流一带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距今约8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的栽培稻遗存，经形态学鉴定，有粳稻（Oryza sativa subspecies Keng Ting）和籼稻（Oryza sativa subspecies Hesien Ting）。除此之外，附近还有九个地点也发现过裴李岗-仰韶-龙山文化时期的水稻遗存，大体分布在北纬33-35°、东经110-114°的黄河与长江流域交界地带的黄淮地区范围内。近年张居中等学者认为，中原地区的黄淮一带，自史前直到商代，可能为稻粟混作区，与冀南、豫北乃至关中地区的旱地粟作农业经济类型是不一样的。如此说来，黄河流域北方地区以粟（小米）、黍（一称糜子）为主食的饮食生活形态，相对于长江流域南方地区以稻米为主食，其南北分野当以淮河流域及黄淮平原为过渡地带。

黄河中上游以泾渭地区为中心，包括甘肃兰州以东，北涉长城一线，晋南和豫西崤山以西，新石器时代文化先后历经大地湾·老官台文化（BC6000-BC4900）-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西王村类型；BC4900-BC2900）-陕西龙山文化（BC2900-BC2000）。有迹象表明，距今8000年以降，本地区先民相继进入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据 ¹³ C测定提供的古代人类食谱显示，从仰韶到龙山文化时期，在本地区先民的饮食生活中，粟一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当然也有部分人偏于肉食。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遗址还出土了距今约7000年左右的炭化黍。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也出土了整罐的黍类作物（又称糜子）。西安半坡原始聚落遗址出土过成罐的粟类作物以及罐装菜籽。甘肃东乡林家仰韶文化遗址不少居室内都发现了5000年前盛装在陶器中的粟、黍及油料作物大麻籽，在一个窖穴内还发现了足有2立方米的扎成小把而整齐码放的带穗黍捆。在陕西西安东100公里的华县柳枝镇泉护村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聚落遗址，新近对当时土块用水洗法浮选出距今约5000-6000年前的已炭化稻米颗粒，据观察分析可能为粳米。陕西扶风案板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两个陶罐，一个装了大量已经钙化的豆类颗粒，另一个盛装着稻谷，年代距今约4600年前。甘肃民乐县东灰山四坝文化遗址，出土有大麦、小麦、黑麦、高粱、粟、黍炭化籽粒，炭化小麦标本经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技术室中子加速器 ¹⁴ C测年距今4230±250年，相当中原地区的夏立国前。这说明，自史前时期起，黄河中上游一带就属于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人们的粒食品种除主要是粟外，尚有黍、大麦、小麦、黑麦、高粱和大豆等，部分地区还种植水稻，各地之间人们的粮食作物并不一律，多少存在着一些差异，有的还种植食用菜蔬，有的似乎仍保留着渔猎或畜养牲类以肉食为生的习性。如上述姜寨和半坡两处原始聚落遗址，均发现了饲养家畜的圈栏，姜寨遗址所见当时先民遗弃的食用动物遗骸，有96.78%属于哺乳动物，大部分是家猪、黄牛、梅花鹿等偶蹄类动物，另有1.95%是鱼类骨头，0.16%为鸟类，可见家畜饲养是人们食物的重要补充来源，而渔猎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是十分次要的。值得注意的是，动物遗骸在姜寨聚落中的五片居住群里主要集中发现于南面一片，说明即使在同一居民共同体内，各群体的饮食习好亦不一样，或因从事的生产活动不同，故食物的来源不同，或以粒食为主，或偏于肉食，饮食生活也是有差别的。

在华北沿海区，以黄河下游泰山地区为中心，包括山东、辽东半岛、苏皖北部及豫东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先后为后李文化（BC6400-BC5500）-北辛文化（BC5500-BC4300）-大汶口文化（BC4300-BC2600）-山东龙山文化（BC2600-BC1900）-岳石文化（夏代东夷文化属此；BC1900-BC1500）。自8000年前的后李文化时期起，本地区先民已相继进入定居农业生活阶段，靠近内陆的冲积河谷平原，农业尤为发达，是史前旱地粟作农业又一重要经济文化区。山东济宁张山、滕县北辛遗址出土的不少陶器上留有粟糠痕迹。胶县三里河大汶口文化时期遗址的一个窖穴内，遗留着体积达1立方米多的炭化粟。枣庄建新遗址大汶口文化灰坑发现有60多粒轻度炭化粟粒。可知粟一直是本地区的重要农作物品种，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农作物品种。如山东日照市尧王城遗址龙山文化层中发现十余粒炭化的人工栽培粳稻籽粒。滕州庄里西龙山中晚期遗址出土了距今约4000年前的炭化粳米、黍、高粱、野大豆、葡萄种子、酸枣果核、李核等。临淄田旺龙山文化遗址灰坑也发现了水稻植物硅酸体存在。此外，山东栖霞杨家圈、赣榆盐仓城、江苏连云港市二涧村、安徽固安濠城镇等遗址，均发现了4000年前后的人工栽培稻遗存。由此可见，这里一些地区亦属于稻粟混作区的过渡地带。本地区家畜饲养也十分发达，品种有猪、狗、牛、羊，一些地点还驯养马和鸡。特别是东方海岱一带，渔猎业在经济生活中的比重远远高于中原地区，许多遗址中都出有大量鱼骨、鱼鳞、螺壳、蚌壳或海产软体动物遗骸。《史记·货殖列传》谓海岱之间膏壤千里，其民“通鱼盐”。《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谓东方海岱“其民食鱼而嗜咸”，看来自史前以来已然。辽东半岛大连郭家村遗址在龙山文化层中出土席篓内存有炭化粟；另又出土农业生产工具174件，渔猎生产工具457件，两者之比是1∶2.8，间接反映了渔猎生产在该地经济生活中所持的举足轻重地位。有象征意义的是，山东广饶傅家大汶口文化时期遗址，曾出土两件陶鼎，一件内盛粟，一件内存鱼骨，恰构成这里先民农渔并重的经济生活写照。

从中国东北至西南环绕中原大地半月形地带之内，自史前以来基本属于畜牧或半农半牧经济文化区。长城以北及内蒙古以东，包括辽西、河北偏北部分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大致为兴隆洼文化（BC6000-BC5300）-赵宝沟文化（BC5300-BC4400）-红山文化（BC4400-BC3200）-小河沿文化（BC3200-BC2400）-夏家店下层文化（BC2400-BC1500）。本地区先民的粒食品种有黍，沈阳新乐遗址即有出土，约距今6000-7000年。古文献中常形容北方地区“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草放牧，居无常处”，“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这是对北方地区民族生活习性的生动刻画。

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自史前以来就一直是我国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在长江中游以江汉平原及洞庭湖周围为中心，包括湘北、湘西、川东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为城背溪文化（BC6500-BC5000）-汤家岗一期文化（BC5000-BC4500）-大溪文化（BC4500-BC3300）-屈家岭文化（BC3300-BC2600）-石家河文化（一称湖北龙山文化；BC2600-BC2000）。本地区的水稻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10000多年前，并可能很早就通过江汉平原传播到中原地区。1988年，湖南澧县彭头山聚落遗址出土的8000年前陶片及红烧土中，发现了栽培稻谷及其印痕。1993-1997年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者又从澧县梦溪八十氾史前聚落遗址发掘收集到大量八九千年前的稻谷，总数近1.5万粒，经中国农业大学水稻专家张文绪教授对其中273粒的鉴定，确定是一种兼有籼、粳、野特征的正在分化的倾籼小粒原始古栽培稻。另外，据该研究所裴平安先生撰文介绍，澧县梦溪八十氾史前稻谷保存状况非常好，有的出土时甚至新鲜如初，有的还可见近1厘米长的芒。这批稻谷之间的个体变异幅度大，群体面貌十分复杂，粒型长宽比最大的与最小的之间有的差距近3倍，有些稻粒外形虽接近现代的籼稻或粳稻，但颖壳硅酸体形态却完全相反，可定名为“八十氾古稻”，现尚在进一步研究之中。1993-1995年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者又从湖南永州道县玉蟾岩两次发掘发现了四粒稻谷壳， ¹⁴ C测定年代在公元前10000年以前。1995年秋末这里又发掘出土原始稻谷和较多保存完好的早期陶片，据分析，稻谷为栽培稻，兼备野、籼、粳的特征，是一种由野稻向栽培稻进化的古栽培稻类型，距今约14000年，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稻谷遗存，将人类栽培水稻的历史一下向前推进了几千年，另外早期陶片也为研究陶器起源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湖南中北部一带发现的距今约7000多年前的印纹白陶，精湛的制陶工艺在当时独树一帜。至大溪文化时期的红陶，常发现有以稻壳作羼和料的，一些遗址的红烧土中也每见稻谷和稻草末，通常又有猪、牛、羊骨及较多的鱼骨、兽骨出土，还有用整鱼随葬的。在屈家岭遗址曾发现500多平方米烧土中拌有密结成层的稻壳，还有猪、狗等家畜遗骸出土。在湖北天门石家河史前城址，发现大片烧土内夹有大量的稻壳与茎叶，猪、狗、鹿、羊等遗骸也出土甚多，还出土有陶鸭，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作品。显然本地区先民很早就进入农业定居生活，以种植稻米作为主要食物来源。惟江汉平原一带发现的史前稻谷，据鉴定属于粳稻，是比较大粒品种，比梦溪八十氾出土的原始栽培稻远为进化。另外本地区家畜饲养和渔猎生产也相当发达。

值得注意者，最近几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美国考古学家联合对长江中游赣北地区稻谷起源问题，进行了专项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基于此，美国安德沃考古基金会主任马尼士博士在1997年10月24日江西南昌举行的第二届农业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国江西省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考古序列》的专题报告，中国考古学专家也提出了相关报告。赣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序列可分四个时期，即新石器时代早期仙人洞上层时期（距今13500-11800年以前）-新石器时代早期吊桶环洞下部（F-P层）时期（距今11800-9600年以前）-新石器时代早期吊桶环洞上部（C-E层）时期（距今9600-8000年）-万年时期（距今7700-6500年）。在这四个时期里，在距今约12000万年前后的第二时期，出土有野生稻的植物硅体化石标本，表明当时先民已采集野生稻谷为粮食，到距今约9000-10000年左右的第三时期，驯化稻的植硅石始有大量增加，表明人们在采集野生稻的同时，已开始用人工方法栽培水稻，自此有了水稻农业，到距今约7500年左右的第四时期，出土的水稻植物硅体化石标本都已是栽培稻。显然，长江以南的江西地区在人类稻作栽培史上有其重要地位。

长江下游太湖平原及杭州湾地区，新石器考古学文化先后历经河姆渡文化（BC5000-BC4400）-马家浜文化（BC4400-BC3900）-崧泽文化（BC3900-BC3300）-良渚文化（BC3300-BC2200）。浙江余杭河姆渡遗址有丰富的稻作遗存，经鉴定属于栽培稻的籼亚种晚稻型品种，近年又从炭化稻中析出普通野生稻谷粒（Oryza rufipogon griff.），显示了当地稻作文化的原生性，故不能排除本地区亦为稻作起源地区。又出土成堆的橡子、菱角、芡实、酸枣、桃子、薏仁米、菌类、藻类、葫芦等湿生、水生或喜温植物遗存，家畜有猪、狗、羊，可能还驯养水牛，水产有青鱼、鲤鱼、鲫鱼、鲶鱼、鳢鱼、黄颡鱼、中华鳖、乌龟等，另还大量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野生动物遗骨。可知这里的先民早在7000年前就已从事水稻的种植，采集、家畜饲养业以及渔猎捕捞在其经济生活中仍占一定比重。据河姆渡人骨样品测定的δ ¹⁵ N平均值达到11.399‰，可知当时人的食肉成分是比较大的，营养水平属于中等。进入马家浜文化时期，稻米是人们的日常粮食，品种有籼稻和粳稻，辅佐性食物有采集而得的植物及渔猎所获的陆生、水生动物。到崧泽文化时期，除了主食稻米外，人们的肉类食品已有相当多来之稳定的家猪饲养，水产食品则有鱼虾龟鳖等。青埔崧泽遗址人骨样品测定的δ ¹⁵ N平均值达到10.854‰，肉食营养水平与河姆渡人相近。到了距今40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江浙一带的原始农业经济全面发展，当地时有成堆的稻谷和稻米遗存的考古发现，还出有许多植物种籽，如花生、芝麻、蚕豆、两角菱、甜瓜子、毛桃核、酸枣核、葫芦等等，有的可能不是野生，而是属于农业栽培作物遗存。

自然气候和地理水文环境的差异，决定了中国自史前以来就形成的不同区域经济类型与多元性的社会生活形态，特别是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及华北沿海区近内陆地带旱作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为继起的以农业经济为主要生业的夏商社会生活的展开，设下了相当丰满的舞台场景。北方地区的游牧经济，与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经济，又随时随地从南北两个方面向中原夏商社会生活大舞台递送去新的内容，而中原的经济文化对周边地区更具有十分强大而深刻的辐射影响力。这种双向的采借和内在的同化或交流存异，构成夏商时期社会生活运作的“大气候”。而夏商社会财富的向权力倾斜和聚拢，内外政治关系的错综交割，势必造成一时代所特有的生活意识和观念，其传统文化的“小气候”也是相当富寓内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