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交通的缘起

原始时期生产力低下，人们受制于自然条件的束缚，通常只能利用自然界的个别要素，依赖在一定地域空间范围内猎获的动物或采集的植物，以维持生活，谈不上会有什么“农工商交易之路通”的交通之举。所谓“上古至治，民朴而贵本，安愉而寡求。当此之时，道路罕行，市朝生草”，多少反映了原始时期交通不发达状况。不过，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在生产活动中逐步通过多种形式的横向社会交往，慢慢扩大了地缘空间的视野，在被动的人地关系中注入了积极求取的因素。“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人类共同的社会性联系和经济上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是交通缘起的原动力所在。

据目前所知，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原始先民已经开辟了内地与沿海地区的交通。地处北京西南周口店的山顶洞人，从百里之外的海滨携回海蚶介壳，在壳的顶端磨出穿孔，做成串状装饰品。与山顶洞人略约同一时期的河南许昌灵井地区的原始先民，也竟持有来之千里之遥的海生软体动物牡蛎壳。

到新石器时代，内地与沿海地区的交通更有进一步发展。郑州西山村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海螺。湖北洪湖乌林矾龙山文化遗址出土长2.4厘米的海贝。甚至距东部海岸直线距离在3000里以上的黄河上游青海乐都柳湾遗址，不少墓葬中都随葬有海贝。海产自然资源在空间上长距离、多方位的流动现象，不管是通过辗转交换而来，还是直接经长途获取，其流动方式虽异，反映的交通之发达程度确实已不能低估。

当时远距离的交通所带来的直接好处，主要促进了自然物资的流通，也包括了矿产品或手工业品等的互通有无。沈阳北郊一处距今7000年左右的新乐遗址，在一座面积为24平方米的半地穴式房址内，发现了许多有明显切割加工痕迹的煤精制品；另一座面积达95平方米以上的半地穴式大房子内，不仅出有这种乌黑发亮的软质煤精制品，还发现了大量有磨痕和刮削痕的石墨、赤铁矿、墨玉雕刻品、玉珠和玛瑙。它们都不是本地产品。据鉴定，煤精的产地在近百里外的抚顺煤田西部；玛瑙出自沈阳南郊苏家屯的康家山；玉的产地更远在400里外的岫岩、宽甸一带。显而易见，原始时代的交通缘起，多数是以人们对于自然资源或贵重物品的求取、开发、加工、利用和流动互通为其动因，是打破物产生态分布系统的初步尝试，交通的发展基本处在自然状态的听任自流之中。

有夏以降，这种消极发展的交通状况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机。首先，交通的开启已成为当时整个社会的集体行为。新出西周恭王时《豳公》铭云：

天令（命）禹尃（敷）土，坠山浚川，乃差彖（地）埶（设）征。

《山海经·海内经》云：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尚书·禹贡》云：

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尚书·书序》云：

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

西周中叶《豳公 》铭记夏禹敷土坠山浚川

《尚书·益稷》云：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刋木，……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

《尚书·吕刑》云：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

《国语·周语下》云：

（禹）高高下下，疏川道（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汨九川，陂障九泽，丰殖九薮，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

《荀子·成相篇》云：

禹有功抑下鸿（洪），……北决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禹溥土平天下。

《史记·河渠书》引《夏书》云：

禹湮（堙）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以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

《夏本纪》云：

（禹）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

《大戴礼记·五帝德》云：

（帝舜）使禹敷土，主明山川，以利于民。

《淮南子·墬形训》云：

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

以上传说未必完全可信，但当本之于一定史影。应该指出，大禹治水发生在原始社会过渡到夏代国家社会形成的大变革时期，禹以决壅通川、治理洪水为契机，运用业已掌握的公共权力，有可能组织起较大规模的人力物力，在夺取治水胜利的同时，似乎已将当时的国土划成几大行政区域，“差地设征”、“任土作贡”，相地之宜而设定贡赋，并且在一定范围内根据山川地理形势规度了若干水陆通道。周代以来人们追忆邈古历史时，每每提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正说明禹动员社会集体力量有意识经营交通的开启，给后世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其次，夏商两朝对其领域实施统治或对周边方国的羁縻与战争，持续地刺激着交通的进一步发展。文献中不乏这方面的史迹。如追叙夏代云：

（禹）修德使力，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大戴礼记·少闲》）

禹攻三苗，而东夷之民不起。（《战国策·魏策三》）

夏成五服，外薄四海。（《尚书大传）卷三《夏传》）

（帝相）七年，于夷来宾。

少康即位，方夷来宾。

后芬即位三年，九夷来御，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

后荒即位元年，以玄珪宾于河，命九夷东狩于海，获大鸟。

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

后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再保庸会于上池，诸夷入舞。（均见《古本竹书纪年》）

可见夏夷之间的交往或交恶是十分频繁的。这里有其政治原因，即夏力图实施对诸夷的政治羁縻。《尚书·立政》记周公之言说：“以陟禹之迹，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显然周代统治者也是以夏对诸夷的政治羁縻作表率的。当然，夏朝在经济上对诸夷自然矿产资源的需求也不失为开发交通的重要原因之一，史传盛赞“昔夏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禹成五服，齿革羽毛器备”，道出了个中奥秘。而所谓来服、来宾、来御、东狩、征伐或通于四海，必定伴随着道路交通的开辟。

商代交通发展的动因与夏代差不多，《诗·商颂·殷武》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享是献物，“来王”指来商朝见，把商与周围国族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表述得相当清楚。《今本竹书纪年》讲了这么一则故事，成汤之时，“诸侯八译而朝者千八百国，奇肱氏以车至”。若汰除其荒诞不经的成分，至少可以说明商与诸方国间的交往联系，靠的是已经建起的交通网络，有的道路规格已达到可以驾车行驶的较高水准。《尚书·洪范》记武王向亡殷贵族箕子请教，箕子用“王道荡荡”、“王道平平”、“王道正直”喻政。如果商代没有值得夸耀的道路建制，就很难用来借题发挥的。另据《史记·周本纪》说，武王灭商乘车进入商都，先有“除道修社”之举。说明周人充分利用了商的便利的交通设施。

夏商的道路交通，除了王国和地方土著国族策动社会力量逐渐开辟和经略者外，还有众多缘民间往来而形成者。《孟子·尽心下》云：“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所谓路是人走出来的，古今中外都如此。《尚书·酒诰》记殷人“肇牵车牛远服贾”，用牛车载货物远行贾卖。异地之间往来频繁，道路自然形成。

夏商部族与部族间的、人与人之间的由此及彼、由近而远的交往和物物交换，已打破了地缘的封闭，丰富了社会生活的内涵，从而也使当时的交通状况出现了多层面的发展。由于交通开通的普遍性和自然空间视野的放开，夏商人的交通地理观念也就上升到了相应的时代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