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东汉文化

东汉的学校，大体上可分为官学和私学两类。官学又分为太学和郡学两级。太学是中央办的最高学府，西汉武帝时创立。其主官西汉称仆射，东汉称祭酒。教师称博士，学生叫博士弟子员，或称弟子，亦称太学生。太学初成立时，规模甚小，只设五个五经博士。五经博士教授的学生每一经有十人，全国五十人。由于名额太少，这正式的博士弟子员就由太常选择。除正式名额外，还有一种跟博士“受业如弟子”的旁听生，由郡国县官从地方上择选好学而又有良好品行的少年，随上计吏倶至太学受业，人数无定员。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尤其是官僚贵族子弟把入太学看成是入仕的重要阶梯，太学便因此获得大发展，太学生的人数与日俱增，至西汉末，太学生达三千人之多。王莽时在长安建筑校舍，可以容纳一万人。

光武中兴，建都洛阳，很快就在洛阳建立太学，广筑学舍讲堂，并亲自到太学嘉奖学生。由于朝廷重视，加上太学生享有官俸，各地学生纷纷涌入太学读书，出现了“诸生横巷”的盛况。光武之后，除和帝、安帝时太学一度不太景气外，其他时期都发展迅猛。质帝本初元年（146），当权的梁太后为了取得外戚、宦官和官僚三个集团的普遍好感，扩大太学生名额，下诏命大将军以下至六百石的官吏俱可送子弟入太学。此后至东汉末年，太学生的人数经常维持在三万人左右。

太学生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五经，由各经博士按师法、家法进行传授。同时也允许向校外的名流通儒受业。如郑玄除了在太学受业，又去师事京兆第五元先；王充一面在太学学习，又去师事史学家班彪；符融曾师事少府李膺。这第五元先、班彪、李膺都不是太学博士。

西汉时，太学对入学者每年进行一次考试，称“岁考”。凡七年考试合格者叫“小成”，九年考试合格者叫“大成”。朝廷根据考试成绩一批批地授予他们不同的官职。东汉时期，由于太学生人数的增多，考试方法作了一些调整。永寿二年（156），桓帝下诏，改“岁考”为两年考一次，废止录用人数的限制。第一次参加考试通二经的补文学掌故，不及格者可等两年后再考，合格者仍可补文学掌故。已补文学掌故的，满两年后可参加高一级的考试，如能通三经者，擢为太子舍人，不及格者过两年可以再考。已为太子舍人的二年后进行通四经的考试，如此下去，直到通五经为止。这样，可以让太学生参加多次考试，对鼓励其不断研究儒家经典，养成通才，有着一定的作用。但东汉注重考试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太学生在考试时往往发生纠纷争吵，互相攻击，甚至为了争等第高下，闹到官府去打官司。熹平二年（175）竟发生用贿赂改兰台漆书经典以合私意的丑事，灵帝不得不令蔡邕写定五经文字，刻石碑四十六通，立于太学门外以作根据。从立石碑以息争讼的这件事，可以清楚地看出东汉太学考试的流弊。

中国的学生自古以来就有一个好的传统，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对政治极为敏感。当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交互掌权而引起朝政混乱时，他们不时酝酿着反对当权集团和要求改良的运动。东汉后期，他们与朝廷鲠直派官僚相联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揭露抨击宦官集团的运动，由此引出了宦官集团镇压太学生的两次“党锢之祸”。

灵帝光和元年（128），宦官集团为了对付反对自己的太学生，在洛阳的鸿都门附近创建了鸿都门学。虽然鸿都门学与太学同属官学，但两者所学的课程大不相同，鸿都门学专门教授辞赋、小说、尺牍和书法，把作赋和写“虫篆”作为取士的标准，凡学生考试及格，即授予高官厚禄，就是不及格的也会授予一小官。虽然宦官集团创建鸿都门学意在用文学艺术来对付太学中不利于自己的经学，但它的设立对于突破“独尊儒术”的文化教育政策有一定的贡献，同时也是后世各种专门学校的滥觞。

东汉还有一种官学，即宫邸学。它始设于明帝永平九年（66）。这是专门为皇室及贵族子弟创办的学校。同时，因外戚势力的极度膨胀，朝廷在南宫建校舍，专门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等四个大姓子弟创办学校，置五经师，聘请名儒讲学。由于这四姓不是列侯，故称“四姓小侯学”。后来，学生对象有所扩大，凡贵族子弟，不论姓氏，皆可入学受业。因这所学校的产生有着鲜明的政治背景，一旦朝廷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它就要遭受被废止的命运。因此一般地讲东汉官学，主要是指太学和鸿都门学以及数量众多的地方郡国学校。与太学相较，地方学校尚无正规的课程设置，往往因人而宜，同时受着兴办者的好尚影响。它的主要任务是推广教化，施行儒家礼乐教育。

与官学相辅相成的是私学。东汉的私学相当发达，无论是学校数量，还是学生人数，都大大地超过了官学。私学一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蒙学，称“书馆”，学生学习的是字书，目的是识字。第二阶段是学习儒家经典，主要是学习《论语》和《孝经》。这一阶段结束后，既可以入仕为吏，在社会上谋求职业，也可入太学深造，或投经师设立的“精舍”、“精庐”专攻一经或数经。

东汉学校教育制度的发展使一批批贵族官僚和地主的子弟成为知识分子。他们是东汉官吏的主要来源，其文化素质的提高直接影响着官吏队伍的面貌。

自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将儒学定于一尊后，儒学开始经学化。虽然儒学的独尊并非儒学的独存，汉代学人在尊奉儒学的同时，仍在“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但儒学已成为当时的文化主潮。今文经学居官学的正统地位。董仲舒天人相感的思想一开始就对经学产生重大影响，今文经学大讲特讲天人感应、符瑞灾异，其末流更是完全离开儒家经典的微言，胡编乱造出种种离奇古怪、荒诞不经的“大义”，附会到天帝和孔子名下。经学走向了谶纬神学。

“谶”，本是应验之义；谶书就是预言之书，所谓“立言于前，有徵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谶书”。此类书有的还附有图样，叫做“图谶”。此时的谶书不讲一般的因果验证，而是专门“言王者受命之徵验”。也就是说，这时的谶书是专门为王者编造的。

“纬”与“经”相对，纬书即是用阴阳五行、天人感应来解释儒家之“经”，并把这种解释托诸孔子。纬书的篇名标题都很古怪，令人费解，但这正显示了它的神秘性。

谶纬最早出现于西汉成、哀年间。齐地方士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结合今文经学和方术迷信创制了谶纬神学，一开始就受到了重视。王莽建立新朝，刘秀光复汉室，都大得力于谶纬。谶纬护佑王权，王权抬高谶纬。建武中元元年（56），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从此经书要义，全依谶纬阐释，纬书被奉为秘经。建初四年（79），章帝召群儒集会并亲临白虎观，名义上是阐释五经同异，实质上是借皇权的威势，用图谶纬书妄解经书。自此经学和神学相结合，谶纬正式成为钦定之学。

东汉时，每一种经书都有若干种纬书与之配套。纬书篇目神奇，妖言怪说充斥其间。如《春秋纬》的《演孔图》说，孔母颜征在梦中与黑帝交而受孕，孔子成了黑帝的儿子，故称“玄圣”。《演孔图》还说：“有人卯金兴起丰”，暗指丰人刘邦得天下乃神之旨意。如此，儒学成了儒教，其典籍成了统治集团的“圣经”。古文经学虽然攻击今文经学，但也没有摆脱谶纬的羁绊。如贾逵为了立《左氏传》，不惜引谶纬以悦人主。马融也曾集诸生考论图纬。郑玄解经时，也常用谶纬的怪异去附会经说。世俗的儒学经过阴阳化、神秘化，最后被抬到了宗教化的地步，孔子亦由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而摇身一变成“通天教主”。儒学以完美的绝对真理自居，拒绝汲取其他学派的思想精华，也就使自己失去了吐故纳新的勃勃生机。

“汉人无无师之学”，这是对两汉经学师承授受的高度概括。相比较而言，西汉重师法，东汉重家法。光武即位之初，就屡有推崇经学之举，从而确立了经学在东汉的地位。具体说来，它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经师众多。东汉经师有居官教授者，有隐居教授者，用郑玄的话说，可分为“在位通人”和“处逸大儒”两类。前者如韩歆、陈元、贾逵、范升、何休等，后者有任安、杨伦、包咸、丁恭、颖容等，此外还有朝野知名的刘昆、欧阳歙、蔡玄、尹敏、陈蕃、宋登等等。二是生徒广大。全国各地，到处有经师讲学，到处是生徒聚听，那些处逸大儒，则自立精舍，招致远方来学之士。《后汉书·儒林传》对此有详细记载。三是著述丰富。西汉经师多专一经，罕能兼通。东汉时这种情况大有改变，博通众经者大有人在，且经解文字汗牛充栋。其佼佼者如景鸾有《易说》、《诗解》、《礼略》、《月令章句》五十余万言；周防有《尚书杂记》四十余万言；何休有《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许慎有《五经异义》、《说文解字》。其他著名经师贾逵、马融、郑玄等均有大量著述。四是古文经学势力日增。经今古文之争在西汉学开始了，但那时今文经学势盛，沿至东汉初中期，虽有郑众、郑兴、贾逵等古文经学派的努力，但今文经学仍然走红。至东汉末，由于马融、郑玄等人在经学上的突出成就，古文经学的势力相应地得到增长。五是家法甚严。师法是源，家法是流，东汉的家法是从西汉的师法中分出来的，群儒治经，各守家法，博士教授，专主一家。不仅十四博士各守家法，就是明经、孝廉也必守家法。师之所传，弟子所授，一字不敢越雷池一步，否则连官也做不成。家法的推崇，使东汉经学走向繁琐芜杂，学风大坏，生徒只知循从师说，诵而不思，死记硬背。活泼的思想被古板的经文所桎梏，理论的发展又受到家法的阻碍，如此，生动的、与现世生活紧密相关的入世儒学渐离其本，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本是经世的学问，此时却成了误人的经说。

正当儒学谶纬神学化之时，也有一些不媚时、不趋势的正直之士，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奋起驳议，力去疾妄。在这些人中，桓谭、王充是代表人物。除外，还有王符、仲长统等人。

佛教何时东来，历来有多种说法，至今仍不能下断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佛教的最初传入当在西汉通西域之后。张骞通西域，打开了中西经济和文化交流之路，当然也为佛教的东传带来了可能。至于文献中比较可靠的记载，则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经过西汉末的传诵，到东汉初，佛教受到了宗室贵族的信奉。光武帝之子楚王刘英首先在其封国彭城招聚西域沙门，祭神求福，开布施之端。此后不久，明帝派使者十八人前往天竺，访求佛法。

佛教初入中土，首先表现为西域各国的高僧携来并翻译大量佛经。民间一直盛传的那个“白马负经”传说，现在已很难考证这是否就是洛阳白马寺的由来，但这些僧人既然为朝廷所延求，待之以礼，并于城门外立舍建寺则是完全可能的。这样，洛阳就成了继彭城之后的又一佛教传布中心。到桓帝建和二年（148），高僧安世高从安息来到洛阳，二十年间共翻译《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十二门经》等佛典九十五部，一百余卷。与安世高齐名的译经师支娄迦谶也于灵帝光和、中平年间译出《道行般若经》、《无量清净平等觉经》等二十三部，六十七卷。他们不仅译经，还到处播扬教义。传说安世高曾经到过荆州、豫章、丹阳、会稽、广州等地，把佛教传到了南土。

东汉末世，佛教已走向民间。灵帝时，徐州刺史陶谦委任丹阳人笮融掌管广陵、下邳、彭城三郡的粮运。笮融利用职权，在广陵大建佛寺，造铜像，以免除徭役招徕信徒，并举行盛大的浴佛法会。

从近几十年的田野考古情况来看，至迟在东汉末，在东至海、西至新疆、北至内蒙古和林格尔、南达四川乐山的广大范围内，佛教都有一定程度的传布，并进入民间，成为平民百姓的基本信仰之一。

东汉是早期道教形成的关键时期。《太平经》的问世、太平道在中原的传播、巴蜀五斗米道的兴起这三件大事都发生在东汉时期。

《太平经》是中国道教的第一部经典，最早被人当作治世良方，于顺帝时由琅琊方士宫崇上献于朝廷。全书一百七十卷，号《太平青领书》。其主要内容是神化老子为天神，宣扬“精气神”三者混一的长生成仙之术和“天地人”三者合一的兴国广嗣之术。可能是由于此书与统治者推崇的儒家经典思想有许多不一致之处，结果被目为妖佞不经而束之高阁。桓帝时又有襄楷再献此书，为当时社会出现的各种矛盾提供对策，同样也未被采用。灵帝即位，这部书才稍为人注意，但东汉王朝已经处在火山口了。此时，钜鹿人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利用《太平经》在中原地区传布太平道，奉“中黄太一”为最高神，以跪拜首过、符水咒语为人治病。十余年间，徒众增至数十万，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以方为教区组织，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设渠帅统领其事。中平元年（184），张角因当时灾疫流行、朝政弊败而发动起义，一时间天下响应，朝野震动。

同一时期，五斗米道活跃于巴蜀。因奉道者须缴纳五斗米，故有此称；又因它的创立者张陵自号天师，也称天师道。张陵是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原本是个儒生，博通五经，只是到了晚年才弃儒从道，潜心于长生之道的研习。张陵死后，其子张衡、孙张鲁相继嗣天师位，继续传道。五斗米道奉老子为教主，设立传教组织二十四治，置祭酒统领道众，治中徒众多者称治头大祭酒。后来，张鲁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雄踞巴郡、汉中近三十年，直到建安二十年（215）才为曹操所灭。

黄巾起义的失败和张鲁政权的覆灭，道教受到很大的冲击，迅速发展的势头被遏制。

东汉的文学成就主要反映在辞赋、政论性散文以及以五言诗为主的文人诗歌方面。

辞赋一直是汉代文人创作的主流，后人常以“铺采文”、“夸丽风骇”来评价汉赋。但在东汉时，汉赋已经走过了旺盛期，成就大不如西汉了，只是以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为代表的京都赋，自成一种典雅和丽的风格，为世人所称道。此外，东汉后期的赋向抒情小赋方向发展，赵壹、蔡邕、边让等人都是这一方面的行家里手。

王符的《潜夫论》、仲长统的《昌言》、崔宴的《政论》、荀悦的《申鉴》等皆为东汉写得较为成功的政论性散文。这些散文从内容上说既不像西汉初贾谊、晁错等人那样以总结历史经验、提供治政方案为中心命题，也不像西汉后期谷永等人的文章，批判那些以阴阳灾异来比附政治得失的言行。他们已将批判的对象从迷信思想转向更具体更广泛的社会现实问题。在风格方面，他们继承了汉代散文一直在发展的骈偶化传统，文章更为整齐工丽。

以五言诗为主的文人诗歌的初步兴盛是在东汉中后期，《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虽然这一时期的文人诗歌仍不足以取代辞赋的主流地位，但至少显示了这么一个趋势，因而为魏晋南北朝以五言诗型为主体的文人诗歌的高度繁荣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历史学在东汉也是一种突出发展的学问。继司马迁以纪传体记录历史之后，班固将此体例应用于断代史的写作，撰成《汉书》。其书问世后，即享有极高的名声，与《史记》并称“史汉”，或又加上《后汉书》《三国志》，并称“四史”。《汉书》之外，荀悦所著的编年体《汉纪》也是一部极有特色和价值的历史著作。

源于先秦的古代宇宙理论在东汉又有了新的发展。郄萌总结了“宣夜说”，提出了“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止皆须气焉”，突破了传统的有形质之“天”的观点。“浑天说”经过张衡的极力推崇，得到了普遍的接受，“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的说法深深地影响了后人。张衡还巧妙地制作了水运浑象仪，直观地演示浑天说思想。此外，他还创造了世界上第一台地震仪——地动仪，并以之成功地测出公元138年发生于甘肃的强烈地震。这时的天文测量也达到了很高的精确度，如《淮南子·天文训》推算出恒星月长度为27.3218504日，与理论值仅误差17秒。

纸的制造对人类文化的播扬具有无法估量的意义。东汉的蔡伦在改进造纸术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他总结前人的造纸经验，大胆革新，开辟了广阔的原料来源，并首创石灰碱液烹煮的新工艺，提高了纸的质量。蔡伦之后，纸的制造和运用迅速普及，以竹帛为主要书写材料的时代结束了。

东汉时期，中外文化交流以更大的规模展开。永平十六年（73），班超出访西域，平定莎车、龟兹等地的叛乱，保护了丝绸之路的畅通。班超的副使甘英还出使大秦，远涉波斯湾，临海而止。与此同时，大批的西域使臣、商人也风尘仆仆于祁连山麓、阳关故道。他们带来了石榴、核桃、蚕豆、胡萝卜，带来了巨象、狮子、鸵鸟、猛犬，带来了箜篌、琵琶、筚篥、胡琴，带来了杂技、幻术、乐舞、绘画。异域的音乐被吸收，李延年因之而更造新声，异域的绘画风格感染了中国画师，在汉代画像石上，出现了穿紧身衣裤的“胡人”形象。桓帝年间建造的山东嘉祥武梁祠画像石刻上刻有长着翅膀的天使，这可能就是受罗马、希腊神话的影响。异国情调的习俗器用，也多多少少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连宫廷中也出现了胡床、胡帐、胡服、胡饭、胡舞等。时至今日，有不少瓜果蔬菜、器用杂物，若论它们的流传历史，就要上溯到东汉这个开放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