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一代，统治者更加推崇儒学，礼制完成了儒学化的过程，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确立了用儒家经典的内容作为衡量是否合“礼”的标准；二是确立“三纲五常”为中国封建礼制和伦理规范、社会秩序的最高准则；三是通过对儒家经典“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的整理和诠解，进一步将中国礼制系统化、规范化和细致化。随着这一过程的完成，东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皆带有礼的色彩。
衣冠服饰本是用来御寒护肤，美化生活，而在东汉却成为区别社会等级的外在形制，服饰的颜色、类型和式样与社会角色联系在一起。在颜色方面，据文献记载，衣裳的颜色为上元下
。选择这样的色彩，基于古人的阴阳观对衣裳颜色的认识，元色是黎明前天空的颜色，而色则是大地的颜色，如此，服饰便与天地尊卑结合在一起，当君主穿着黑色上衣与绛色围裳之时，级别的高贵自然显贵。后来，“五德终始说”盛行，依此观点，帝王各据一德，循环往复。周为火德，秦为水德。但汉高祖未采用“五德终始说”，凡朝会仍穿黑衣。至汉武帝时，因海内升平，疆域大扩，他便自比黄帝，确立汉为土德，正朔服色尚黄。东汉建立后，光武帝认为汉应火德而有天下，所以以红色为最尊，在车旗服饰上用红色正式取代了秦代的黑色和西汉的黄色。百官服色分五色，随季节更换，与四时迎气之制相适应。所谓五色朝服，就是春用青色，百官戴青帻，穿青衣，立青色幡；夏用朱色，而郡县官吏服色为黄；秋用白色；冬用黑色。礼仪迎毕再换成绛红色。但上朝入署皆着皂衣。至于一般官吏衣裳的颜色也有变化，如骑士用绛裤；伍伯服缇衣（丹黄色），
衣赤帻；卫士服黑衣；官府趋走贱人或奴客普遍用白衣、白巾，不戴冠。当然，这是制度上的规定，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对服色颜色多有变更，尤其是贵族或权幸人物。如外戚梁冀曾作“平上车，埤帻，狭冠，折上巾，拥身扇，狐尾单衣”，致使京师贵戚纷纷仿效。士林中的清谈之士，为了显示其卓立不群的清高和儒雅，则多以葛巾和深衣为装束。流风之下，至汉末，连仕宦之人为了附庸风雅，也戴葛巾，穿深衣，而对公服弃之不用。
服饰的花纹图样也被赋予等级含义。明帝永平二年（59）再次重申古制，天子冕服备绣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纹，三公、诸侯用山、龙以下九章，九卿大夫用华虫以下七章，以此类推。这一制度为后来的魏晋所因袭。
至于质料，锦绣绮罗一类质地精良的丝织品视为上服，只有上层人物可以穿用；而纱麻布
一类质地粗疏的织物被目为下服，禁例规定只许平民穿着，二者不好相混。对于商人来说，上品质料更是穿着不得。在东汉，一般平民多用布帛为服，穷苦者则服麻布，连地方上的三老五更也是用白叠布。
东汉的冠冕之制也较完备。皇帝礼冠十二旒，三公、诸侯九旒，卿七旒，冠帽式样繁多，仅《后汉书》中记载的就有长冠、爵弁、通天冠、远游冠、法冠、进贤冠、武冠、高山冠等十六种之多。不管是沿袭古制还是属于新创，皆要符合身份级别，不能违例，如“玄冠”为公卿所戴，“爵弁”为低级官吏所戴，“进贤冠”为文吏、儒士所戴，“巧士冠”为宦官所戴，等等。
朝廷举行祭祀、朝会时必佩大珮，以白玉雕琢而成，上有珩，下有璜，组成一挂玉珮，以显示礼仪之隆重。皇帝系玉珮用白珠，公卿诸侯用彩丝绳，颜色与玉珮相同。
东汉的组绶之制与西汉差不多。组绶皆是用丝带编成的饰物，组多用来系腰，较窄；绶是一条较宽且织有丙丁纹的丝绦，以绶的颜色和绪头多少来区别官职的大小。这种绶是由朝廷统一发放，因系于官印之纽，故也称“印绶”。官员平时在外，必须将官印装在腰间的鞶囊里，并将绶带垂于腰旁，作为官阶的标志。诸侯王赤绶四彩；九卿、二千石银印青绶，三采；公侯、将军金印紫绶，二采；一千石至六百石铜印墨绶，三采；四百石至三百石，铜印黄绶，一采。
东汉的履有单鞋、复底鞋，有用布帛制成，也有用皮革的。当时有进门脱履之俗，连上殿朝会皆是如此，因此着履上殿则被视为殊荣。南方因气候湿热，多不着鞋，从《东观汉记》中的记载看，今湖南一带在东汉时尚不知晓制鞋的方法。
东汉的妇女对梳妆颇为讲究，发式也多种多样，这一点从汉画像砖中可以看得出来。妇女发式前后一般总有一部分被剪平，然后根据自己的爱好，梳成不同的发型。当时的贵族妇女施黛成风，粉施于面，求其白皙；朱涂于颊，求其红润。为了使自己的眉毛黑而细长，不惜剃去眉毛，并黛画其处。如梁冀家的女人好画愁眉，细而曲折，别有媚态，致使京师女性纷起仿效。由于对梳妆的重视，梳妆用品种类繁多，其中汉代铜镜的制作水平至今还为人所叹服。
车舆制度在东汉也臻于完备，车种繁多，用途亦日趋专门化，单辕车减少，双辕车盛行。
最高级的马车当属皇帝所用的“玉辂车”和“金根车”。前者以玉为饰，锡面刻金，五彩缨珞，日月画旗，龙象天明；后者以金为饰，龙图虎纹，也是日月升龙旗帜，鸾雀翟尾。与之相配的还有乘舆和五时车，其中又分立乘的高车和坐乘的安车，各五辆，行于玉辂车和金根车之后，作为副车。此外，皇帝还有用于藉田时乘坐的耕车，阅兵时乘坐的戍车，狩猎用的猎车，等等。这些车均有伞形或方形的车盖，用鸟毛翠羽和其他装饰物制成，车帷的质料是罽，非常华贵。
“轩车”和“辎车”是供高级官员所乘的车子。“轩车”曲辕，前顶较高，车饰华美；“辎车”四周设有帷幔，车箱似屋，可以卧寝。
《后汉书·舆服志》对东汉的车舆记录非常详细，同时也记录了各种车辆的用马制度以及车饰情况，这表明，东汉车舆有严格的等级区分，各色人等依等级用车，不可僭越。如三公、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官员，祭祀天地或随皇帝到庙堂、陵墓祭祀时，都立乘驷驾高车，以示崇敬；平时出行则坐安车。二千以上官员的夫人在朝会时可乘其夫的安车，平时则乘辎车。六百石以上的官员乘用施幡车，这种车是以席子或皮革制成的幡。商人按例不得乘马车。
东汉末期，上层贵族和官员喜乘牛车。牛车安稳，车身高大，可以幛帷设几，任意坐卧。这种情况的产生大抵与当时的人崇尚闲适有关，它直接影响了魏晋南北朝的乘车制度。
东汉皇帝和官员出行时讲究仪卫从仗。出行时，前有开道引路的步卒、导骑和导车，后有从骑从车，有的车子上还竖有各种仪仗，队列中备有种种乐器，一路吹吹打打，浩浩荡荡，场面豪华壮观。皇帝出行有大驾、法驾和小驾。大驾用于祭天地和驭九伐，法驾用于祀明堂和奉宗庙，小驾则用于敬园陵和亲狩猎。大驾由公卿奉引，大将军骖乘，太仆驭车。法驾、小驾由河南尹、执金吾和洛阳令奉引，侍中骖乘，奉车郎驭车。大驾八十一乘属车，备千乘万骑；法驾三十六乘属车，小驾则又减其数。车驾前备置卤簿，各级官员居后护驾。循此之例，公卿以下至三百石以上的官员，出行全有仪仗、骑从。三百石以上的官吏，前有三辆导车，后有两辆从车，由“门下五吏”（贼曹、督盗贼、功曹、主簿、主记）分置前后，带剑。二千石以上增设骑吏四人，三公八人。诸侯王的法驾备卤簿。当然这是制度上的规定，实际情况是地方官出行时仪仗和随从的数量大大地超过，尤其是在一些边郡地区。如《三国志·吴志·士燮传》记载东汉末交趾太守士燮出行时威尊无上，钟磬齐鸣，车骑满道，备尽威仪。徐州凤凰山茅村车骑出行图画像石也反映地方官出行时的从骑有数百人之多。
东汉的婚姻形态是等级性的婚姻形态，虽然它不像魏晋以后那样严格恪守等级内婚制，但门当户对的标准已成风气，公主婚姻对象须是列侯，与皇室男子结亲的多是朝官。在地方上，随着豪强经济的崛起，宗法势力强化，婚姻的等级差异不再松弛。至于细民，也是很自然地与自己地位相近的人结亲，《风俗通义》中就有屠户之女与卖饼郎相互为婚的例子。
东汉时的婚龄，一般是男二十而娶，女十五而嫁。史籍中也有男十五娶，女十三嫁的例子，但只是少数的现象。
在婚姻形式方面，一般百姓多奉行一夫一妻制，而权贵和富户广畜妾媵，实际上属于一夫多妻。这些妾媵多数是由买卖而来。当时的豪富盛行畜养歌舞伎。这种歌舞伎出身微寒，实际是特殊的妾媵。
由于东汉推崇儒学，士大夫以上的家庭多沿袭古礼，采用“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婚仪。一般的平民百姓虽没有这么讲究，但相亲、定亲和成亲这三个阶段是不可少的。
在婚姻习俗上，东汉与西汉差不多。一是当时的女子地位尚没有后世那样沦落，婚姻比较尊重女子本人的意见，如光武帝姊湖阳公主自择宋弘就是典型一例。二是贵族之家重亲现象严重，婚失行辈的例子不少。三是妇女贞节观念淡薄，婚外性关系时有发生，寡妇再醮也是寻常之事。
东汉的丧葬礼仪大体延续秦和西汉，一般分三个阶段，即葬前之礼、葬礼和葬后服丧之礼。第一阶段包括招魂、沐浴饭含、大小殓、哭丧停尸等项内容。入殓时，尸缠用布帛，或以纩绵，死者附身之物有衣、被。贵族为锦衣，平民则是一般常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葬具中出现玉衣作为敛服，《后汉书·礼仪志》记载，皇帝死后使用金缕玉衣，诸侯王、列侯、贵人、公主使用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使用铜缕玉衣。玉衣虽为王家之制，但某些宠幸大臣亦得受赐享用。第二阶段为葬礼，包括告别祭典、送葬和下棺。这是葬礼中最为隆重的部分。贵族之灵柩，上书死者官职及姓名，载之以车；帝王则用辒辌车，具黄屋左纛，配副乘。丧车所过，街路有祭，以人多为尚。重臣之丧，官府遣羽林挽送，或派军士列队以送，也有皇帝或帝后送葬之举。至于平民，则是用牛车载棺而行。第三阶段是服丧守制。服期一般为三年。官吏居丧时要解除职务，如有特殊需要，可以释服，但入署应穿素服，不得参加朝会和祭祀等礼仪。居丧之礼，未葬居服舍，既葬居庐墓，不饮酒食肉，不近妇人，不作乐，不访亲拜友。否则便被认为是逆节，受到舆论鄙薄，甚至要受到法律制裁。而守丧至孝者，可以获得名声，故时人不惜弄虚作假，以欺世盗名。《后汉书·陈蕃传》所记赵宣，于墓道中行服二十余年，州郡礼请，乡邑称善，后为太守查出他的五个孩子皆是行服期间所生。这种情况在当时不是个别现象。
由于重视上冢礼俗，东汉人讲究建坟筑墓，加上炼钢技术的进步而使钢凿便于雕刻，于是石碑和石祠、石阙、石柱一样广泛流行。不仅达官贵人树立墓碑，就是没有官职的平民也立碑石。其中有家属立的，有宗族立的，有门人、弟子立的，也有故吏、地方政府立的。《金石录》等书中，就保存有大量的东汉墓碑刻文。所以，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写道：“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不过，当时的碑是额和碑连在一块石版上，不像后世那样，将碑额和碑面分作两块。碑额多饰有螭、虎等动物图案。
世行厚葬，却有薄葬之论。西汉时有杨王孙的《裸葬论》，刘向的“以俭安神”，皆为薄葬之论。东汉时期主张薄葬的有王充、王符等人。王符是从社会风气和时政的角度，对厚葬的弊端进行抨击和剖析；王充的看法则更为彻底，他认为要从根本上铲除厚葬恶习，就必须让人们明白“死人无知，最葬无益”。人是难以超脱利害的，没有好处的事自然不会有多少人去干，因此，以无神论来抵制厚葬，确实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东汉是传统饮食结构的确立时期。主食构成主要有黍、粟、麦、菽、稻。西汉时期，关中一带以食粟和黍为主，到了东汉，麦食成为主流，江南和巴蜀则食稻米。据专家考证，当时的原粮加工技术有了较大进步，人们不仅沿用杵臼和簸扬法脱谷去皮，还利用自然力和畜力推动石磨，将谷物研成粉末。小麦不加工直接煮食叫做麦饭，由于制作粗糙，多为平民所食。加工成粉末可作麦饼、汤饼和粥。东汉中后期，出现一种叫胡饼的烤饼，上上下下都喜食用，虽贵如帝王，也大啮胡饼，如《太平御览》转引《续汉书》说“灵帝好胡饼，京师皆食胡饼”，即可为证。据《四民月令》记载，当时还出现了一种类似今日片儿汤的汤饼，因煮食方便，推广很快。至于当时的面片是否做成现在这般既薄又小，就很难说了。同时，稻米加工也出现粗细之别。粗加工的米为粝米，细加工的米称为粲米、御米。平民食粝米，粲米以上的精米则供统治者和富户食用。
东汉的副食分蔬菜和肉食品两类。于平民而言，蔬菜是主要的副食。因中西交往的加强，一些原本产于西域和中亚的菜蔬得到移植，也出现在东汉人的食案上。肉食品有家养和野生两类。六畜之中，由于马是重要的代步工具，牛为耕地的主要畜力，官府禁止随便宰杀。因此，时人食用的是羊、猪、狗、鸡四种，尤以猪、狗为常食之物。从《东观汉记》等史籍记载来看，东汉人嗜食下水。至于野生肉类，凡飞禽走兽，只要能得到，都会成为食案上的佳肴。
东汉人喜饮酒。上至宫中宴饮，下到私家请吃，酒是必备之物。当时的酒大都是用黍或高粱煮烂后加上酒母酿成，成酒时间短，浓度不是很高。由于好酒成风，酒也成为随葬品之一。这一点，汉画像石上有较多的反映。
东汉时一般人一日吃两餐。第一顿饭将近中午，称“朝食”或“饔餐”；第二顿饭在午后三时至五时，谓之“
食”或“飧”。但皇室和贵族官僚已有一日三餐的习惯。吃饭时有了食案，食器放在案上再摆到席上，与西汉时直接将食器放在席上有所不同。
东汉人喜歌好舞，歌是脱口而出，舞是随意而起。无论是权贵，还是平民百姓，都喜欢以歌舞的方式来表达个人的喜怒哀乐，宣泄各种情感，而较少压抑和隐藏。这一点充分反映了当时人性格雄放的一面。同时，讲信义、重节气的古风还保存着，连贱民都有义不受辱的自尊。这种强烈的自尊意识带来了复仇之风的盛行。由于私结怨仇，子孙相报，影响了地方治安，故朝廷屡令禁止，可效果不显。直到曹操平定冀州，还下令民间不得复私仇，足见东汉一代，朝廷始终未能阻遏住复仇之风。与复仇相对应的是东汉人知恩图报，典籍中有关报恩笃诚的例子不胜枚举。有人据此两点，说明东汉是雄性张扬的一代。
其实，东汉之雄不仅仅反映在复仇和报恩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他们具有明朗、健康的情感宣泄和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方面。这种精神风貌是中国封建社会处于上升阶段的反映，也是东汉人留于后世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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