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秦汉文化制度

西汉的哲学、学术思想、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都有较高的水平，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汉初统治者以秦亡为鉴，在文化学术思想领域里采取宽容、开放的方针，废秦朝的“挟书令”，并多次派人赴各地去征集未烧毁的图书。刘邦即帝位后，陆贾对他影响颇大。陆贾思想的核心是道家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刘邦以后的惠帝、文帝、景帝都从小读黄老之书，好无为之学。在他们的身旁也有一批好黄老的大臣。黄老思想在汉初盛行的原因，是因为它适应了农民战争后恢复生产、稳定封建秩序的需要。

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当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上台后，这种局面有所改变。前134年窦太后去世，武帝开始排斥黄老刑名之言于官学之外，开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

“罢黜百家”并不现实，也很难做到，而儒学地位的崇尊，则在这时确立。主要表现在：行封禅之礼，置五经博士，兴太学以及董仲舒儒学思想体系的形成。

“封禅”秦代已有。但汉武帝吸取了儒生的建议，把封禅说编织在儒家思想体系之内，以进一步神化儒学。汉武帝前后八次封禅泰山；此外还根据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的儒家理论，于太初元年（前104）宣布改订礼制和历法。认为秦为水德，汉为土德，制定了一套与土德相应颜色的服饰；改正月为岁首，数用五；前113年获鼎后，根据儒家的符瑞说始建年号。这些措施表明，儒家思想已渗透到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

置五经博士与兴太学是尊儒的另一重要内容。秦有博士七十人，六艺、诸子、诗赋、术数、方伎、占梦皆立博士。汉承秦制，诸子都立博士，文帝始置《书》、《诗》一经博士，并立诸子传记博士，景帝时又立《春秋》博士。武帝尊儒后，罢传记博士，又为《易》、《礼》增置博士，始称五经博士。同时，武帝又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在中央和郡国都设立太学，讲授儒家经典，培养经学之才。这样，武帝把博士制度与太学制度结合起来，进而确立了以经术取士的教育制度。前124年，武帝又为五经博士配置弟子五十名，各自随师专经学习。从武帝至汉末太学里讲授的课程有《易》、《诗》、《书》、《礼》、《公羊》、《穀梁》、《左传》、《周官》、《尔雅》等。博士弟子名额至成帝时达三千人。

董仲舒儒学思想体系的确立，从理论上把儒家学说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他在《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中系统地表达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其特点是竭力把人事政治与天道运行附会而强有力地结合在一起，以阴阳五行（“天”）与王道政治（“人”）互相一致，彼此影响，即以“天人感应”为理论轴心，提出了“君权神授”论、“三纲五常”论、“春秋大一统”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论以及“性三品”说、“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循环历史观等，从而完成了对先秦儒学的改造，创立了汉代以后新儒学的思想体系。

儒家经学发展到汉中叶，出现了经今古文之争。

儒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搜集与整理图书的热潮。武帝末年，鲁恭王“坏孔子宅”，发现了一批用战国时篆体书写的经学著作，其中有《尚书》、《礼》、《论语》、《孝经》等数十篇。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在校订、整理国家藏书时，也发现了一批用古代文字写成的《春秋左氏传》、《毛诗》及《尚书》等。新发现的这些用篆体书写成的经书与当时用隶书写成的经书字体不同，篇目有异，于是出现了经今古文之争。一般说来，今文经学对儒家经典任意发挥，用阴阳五行的灾异天变说，迎合统治者的需要；古文经学则把儒家经典看成是历史资料，但也经过学者窜改增加，有许多不可为据的地方。当然在这场争论中含有儒家内部的“禄利”之争，双方都在争取最高统治者的承认和器重，而统治者也从中寻找巩固政权的依据。从这点上讲，双方并没有决然的对立。这场争论后来朝两个方面发展。一是它促使了古代经学的发展，在解释经义、训诂文字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也培养了一批经学大师。另一方面则是使经学神学化，把儒家经典和神学迷信结合起来。假借“天命”和“神”的启示来欺骗和奴役人民，这就是西汉末年出现的谶纬之学。

西汉史学杰出的成就是司马迁的《史记》。这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是武帝时代人，史官世家，因为李陵辩护受宫刑，发奋著书，经十余年努力，终于完成“通古今之变”的这部史学巨著。《史记》记事起于传说中的黄帝，讫于汉武帝，历时三千余年，全书一百三十篇，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五十二万余字，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堪称是第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它影响了二千余年正史体裁的格局，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

西汉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文、赋、诗方面。

文，分史传散文和论说散文。史传散文的代表作是《史记》，它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生动的文学作品。在人物塑造、情节和场面的安排以及语言运用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它的风格雄肆奇伟，行文有感情，有气势，体现了西汉鼎盛时期的文风，鲁迅把它称之为“无韵之离骚”是当之无愧的。西汉后期，刘向的《新序》、《说苑》和《列女传》也是颇有成就的史传散文，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论说散文更是丰富多彩，它包括奏议、政论、书信、专著、杂文等多种体裁。它们或论政治，或谈学术，或批评社会风气，或抒发人生感触，大都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不少作品感情充沛，议论透辟，形象鲜明，具有较高的艺术性。汉初的文章以政论和奏疏为主要形式，内容以总结秦亡教训，探讨长治久安之策为主，其代表人物和作品有陆贾的《新语》、贾谊的《陈政事疏》、《过秦论》和晁错的《论贵粟疏》、《削藩策》等。此外，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所作的《淮南子》也反映了汉初推崇黄老而又兼容百家的思想特点。武帝时期西汉王朝达到鼎盛时期，散文创作空前繁荣。这时出现了一批直接为朝廷歌功颂德、为现行政策服务的作品。其代表作有司马相如的《封禅文》、《谕巴蜀檄》和《难蜀父老》等；反映一些感慨之士的不遇，抒写牢骚不平的作品以东方朔的《答客难》和《非有先生论》为代表。司马迁的《报任安（少卿）书》也是一篇抒情之作，文中叙述了他因李陵事件而受宫刑的过程，抒发了忠而见疑、无辜受刑的悲愤。另外，随着大力提倡儒学，出现了一种典雅醇厚，坐而论道的儒者之文，这以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为代表。西汉后期，儒家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带有浓厚的经学和神学气的文风在此期大为盛行，其代表作有刘向的《使人上变事书》、《条灾异封事》、《极谏用外戚封事》和刘歆的《移让太常博士》等。扬雄的《太玄》和《法言》也写得典雅古朴，是当时的重要著作。

赋，是散文韵文并用、体物写志的一种文体，战国时已有，至汉兴盛，故称汉赋，汉赋大多摹仿楚辞的骚体赋，汉初的代表作是贾谊的《吊屈原赋》和鸟赋》，都是借物抒怀，文词朴实。枚乘的《七发》则是汉大赋之前驱。

汉武帝时最著名的赋家是司马相如，他的《上林》、《子虚》两赋是汉赋代表作。这些赋气势恢宏，景物迷离，词藻华丽而奇僻，反映了西汉国家的宏伟辽阔，物质世界的丰富多彩。后扬雄也作《蜀都赋》，开后世京都大赋之先河。散体大赋的代表作，汉初有严忌的《哀时命》，武帝时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都是抒泄不遇之悲的作品。

诗，指乐府诗。乐府是掌管音乐的官署，乐府诗的特点是诗配有乐曲，能吟能唱，所以时称“歌诗”。汉武帝时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编制庙堂乐歌，歌词主要由文人写作。同时，乐府广泛地在民间采风配乐，因此它的作品大多出自下层人民之手，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如兵徭的痛苦、官府的掠夺、贫民的亡命生活、妇女的悲惨命运等。

汉初，楚声短歌在诗坛盛行，一些帝王、贵族也亲自作诗歌，著名的作品有刘邦的《大风歌》、戚夫人的《舂歌》、汉武帝的《秋风辞》、《瓠子歌》、《天马歌》，江都王女细君公主的《乌孙公主歌》等。

西汉语言学上的杰出成就是扬雄的《方言》，此书是我国第一部方言词汇研究的专著。扬雄花了二十七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方言调查，才写出了这样一部流传至今仍有影响的名著。

强盛的汉皇朝，为艺术的发展开辟了宽广的天地，音乐、舞蹈、美术、雕塑、画像石等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汉代有专掌音乐的官署，汉武帝、汉成帝也都精通音律。汉代的乐器种类繁多，有编钟、编纽、筑、缶、笙、竽、箫、篪、筝、琴、瑟等，武帝以后宫廷的宴庆舞会上增加了从西域传进的琵琶、箜篌、胡笳、角等，丰富了汉人的音乐生活。

汉初盛行楚歌、楚舞，巴渝舞也传入了宫廷。根据汉乐舞画像砖石和文献记载，汉代的舞蹈有：以衣袖和饰物为特征的《长袖舞》、《巾舞》；以执舞具或乐器为特征的《盘鼓舞》、《拂舞》、《鞞舞》、《铎舞》、《建鼓舞》等。与少数民族联系加强后，汉宫廷内也出现了胡舞和包含戏乐、杂技、武术、幻术、滑稽表演的百戏（亦称“角抵”）。汉代的一些妃姬不少能歌善舞，武帝的李夫人，成帝的赵飞燕都是著名的音乐家、舞蹈家。赵飞燕身轻如燕，能在盘上跳舞。

汉代的绘画艺术很发达，今存的杰作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帛画长205厘米，全体呈T字形，分上中下三部分，分别为天上、人间、地下的情景，内容有人物、日月、人身蛇尾之神像等，线条流畅，刻画生动，色彩鲜艳，是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珍品。装饰性的壁画在西汉极为流行，宫殿邸舍和墓室多有画得精致的壁画，这些壁画在湖南、山东、河南、山西、江苏等地都有发现。

雕塑艺术在西汉也有惊人的成就，陕西兴平县霍去病墓前的石人、石马、石牛、石虎、“马踏匈奴”等造像，生动逼真，手法简练，极富浪漫色彩，是古代雕塑史上的杰出创作。

画像石在汉代美术园囿中也是一枝瑰丽的奇葩，它是在石上雕刻出来的“画”，始于西汉末年，盛行于东汉。而画像砖，则是在砖上表现的一种艺术，西汉很盛行。陕西兴平县茂陵附近出土的画像空心砖，郑州新通桥附近出土的一座西汉画像砖墓，是这类艺术品的代表。

丝绸之路的畅通和中外文化的交流，大大开拓了国人的视野，汉人的足迹西至西域、中亚、西亚，东至朝鲜、日本，南至缅甸、越南，开始了解了世界。张骞出使西域后，武帝时代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高峰。长安的宫廷里有西域眩术、幻人的表演。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类似现代的魔术、杂技。武帝还广泛搜求外国的怪兽珍禽，名香异草和各类珍宝，构筑了陈列七宝床、杂宝案、厕宝屏风、列宝帐的四宝宫；建造了陈设火浣布（石棉）、切玉刀（钻石），豢养巨象、大雀（驼鸟）、狮子、宫马的奇华殿。这些都表明此时中外文化交流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

科学技术在西汉有足以称道的成就，在中国和人类文化史上放射出瑰丽的异彩。

天文学因与颁行正朔和推定农时有联系，历来受到官府的重视。《史记·历书》、《汉书·五行志》在这方面有详细的记载。西汉河平年间已有关于太阳黑子的记载，世界天文学界公认它比欧洲的记载早八百年。与天文有关的历法，也取得重要成就。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了元光元年（前134）的历谱，是迄今发现的我国最早历谱。太初年间落下闳等天文学家制订的《太初历》，确立以正月为岁首，采用有利于农时的二十四节气，插入闰月，使错误降低到每三百九十九年始差一日，是当时最先进的历法。成帝时刘歆等又依《太初历》作《三统历》，太阳年的计算已精确到三百六十五天又一五三九分之三三五，一月为二十九天八十一分之四十三。

与天文学有关的数学，最晚到武帝时期，出现了我国第一部天文历算著作《周髀算经》，它记载了用竿标测日影以求日高的方法，从而认识了勾股定理。此外，张苍、耿寿昌都整理过古代的算书。

医学上的成就是编撰于战国时期，写定于西汉的《黄帝内经》，它包括《素问》与《灵枢》（或称《针经》）两部分，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书。西汉医家淳于意（仓公），传阳庆之方，治病多验。《史记》记载了他诊籍医案二十余例，为后世病历的起源。

由于铜铁冶炼和制陶、制革、染色、酿造等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人们已注意观察物质的化学变化现象，积累了些化学反应的知识。物理学在手工艺方面的成就，是至今仍为人们所叹为观止的西汉透光镜的制作。它把光学和青铜制造工艺结合起来，通过光线的照射，铜镜背面的字和花纹能“透”出来折射到墙上。这种奇妙的物理现象，直到本世纪才为世界许多科学家解释清楚。

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纸，西汉末年已出现了一种名叫赫蹄的薄小纸，是漂絮时积留在箔上的残丝。而在这以前，汉人已用植物纤维造纸，这是在西安灞桥汉墓里发现的一些用麻类纤维制成的残片，也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人造纸片。

汉代的地图称“舆地图”，此时也取得不少成就。最著名的是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绘在帛上的三幅地图：地形图、驻军图和城邑图。这些都是举世罕见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