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解读——周秦之际：国家形态的转化



我们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政治变革的本质，在于从建构在西周分封制、宗法制之上的国家形态，向新的、更为成熟的国家形态的转化。“礼崩乐坏”象征着旧制度、旧秩序的瓦解，然而同时也反映了新制度、新秩序的萌生。各个分裂的、走向独立的国家，既导致了旧的国家形态的崩溃和终结，又通过各自范围内的政治实践，创造出新的国家形态的胚胎和雏形。秦国经由改革和兼并战争，创立秦王朝，最终促成了这一转化。

从商朝的方国联合体，到西周统一而松散的王国，再到秦朝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我们从中不难发现中国历史演进的某些轨迹。

秦王朝的产生，可以视为先秦历史发展的一个顺理成章的结局。秦王朝在新的生产力基础和文明程度之上，运用更新了的政治手段，继承、发展了商、周二代的王朝传统，将“统一”的中国推向一个更高的形态。

制度层面的考察就制度层面而论，君主集权制、官僚制和郡县制的形成，推动了周、秦之际新旧国家形态的转化。

古代铜人1在分封制的体制下，诸侯虽为封国之主，然而其权力却是相当有限的。进入春秋时代以后，在各国争霸和兼并日趋激烈的严峻形势下，诸侯们不得不进行改革，奋发图强。一些无能、腐朽的诸侯，或被消灭、兼并，或被取而代之（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各国改革的目标之一，是提高国君作为一国之主的权威。各种制度和措施相继推出，以利于君主的专制集权。战国时期建立的玺、符制度，就很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当时各国国君已收揽了军政大权，成为一国的主宰。

玺（官印）、符（又称兵符、虎符）是两种凭证，国君用以任免官吏，传达政令，调遣军队，派遣使者。官吏的任免以玺为凭，任命时发给，免职时收回。符作伏虎形，其上有铭文，分为两半，由君主和将领各执一半。传令的人必须持有君主的那一半，并与将领那一半相合无误，将领才受命行动。“窃符救赵”事件就反映了这种合符制度。

2随着各国改革的深入，特别是经过战国时期前100年的变法运动，极大地剥夺了世袭贵族的特权，废除了世袭的卿大夫按声望和资历担任官职，并享受一定的采邑收入的世卿、世禄制度，而代之以一整套官僚制度。其要点是：高级官员由国君直接任免。除了君主和一部分封君外，从朝廷到地方的官吏都不能世袭。国家机构是常设的，人员则可能随时变动。官吏以粮食等为俸禄。还有一套相应的考核和奖惩办法，以监督和检查官吏。

下面以宰相制为例，看一下官僚制度是如何取代世卿世禄制度的，以及它所具有的进步意义。

春秋以前，执掌王室和诸侯国大权的卿，都是君主的近亲或近臣，而且世代相传。到春秋时期，一些诸侯国的世卿不仅操有军政大权，而且还凌驾于君主之上，废立或谋杀君主，君主成了傀儡。凡是世卿掌权的诸侯国，内乱不休，国势日衰。春秋初年，楚国率先称王，不久实行令尹制。令尹由楚王任命，并可随时撤换，甚至处死。担任此职的，也不限于楚国贵族。此后，齐桓公任命非贵族出身的管仲为相；秦穆公起用奴仆出身的百里奚，委以重任。这些都是不同于世卿制的宰相制的萌芽。到战国时期，宰相制度已发展为各个大国的基本制度，有相、相国、丞相等不同称呼。宰相制度有明显优点，它打破了血统的限制，使真正有才干的人掌握权力；宰相由君主任命，保证了君权的集中和行使。在行宰相制以前，卿既是最高执政官，又是军事首领。宰相制确立后，文武分职，军政分治，这又有利于提高行政效能。

3郡县制是便于君主集权的又一种政治形式。郡和县作为地方行政单位，出现于春秋。那时，县设于边地，带有军事设防性质；郡则设在戎、狄杂居的地方。战国中期以后，从三晋开始，随后是楚和燕，都形成郡、县两级政权。郡、县两级地方政府均属中央的派出机构，其长官由君主任命，可随时撤换或调动，权力集中于君主的手中。郡县内的农民归国家直接控制和管理。

说明一点：作为新的国家制度中三项最基本要素的君主集权制、官僚制和郡县制，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完全分离的，而是相互依存的。它们的有些内容，相互交叉。像官僚制和郡县制，都有利于加强君主集权，也可以理解为君主集权制的两项内容。

从战国到秦汉，君主集权制、官僚制和郡县制的发展，有着比较明显的因袭特点。以官僚制为例，秦王朝政府部门的设置就是以战国时期各国的官僚制为蓝本的。当代著名史学家杨宽曾指出：“秦汉以后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便是沿袭战国时代的制度的。秦汉时代的中央政府组织，在皇帝之下设有三公，三公是左右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不仅丞相是沿袭战国时代的，就是太尉和御史大夫的官制也还是从战国时代的官制中发展而来的。”（《战国史》）

以邻为壑：乱莫大于无天子然而，战国时期形成的那些独立的中央集权国家，并不能为社会的安定、文明的进步提供有效保障。相反，这些经过变革而实力倍增的国家，反而把人民抛入了空前深重的苦难之中。大规模的残酷的兼并战争，使民不聊生，家破人亡，卧尸遍野。当时有人说：经过一场大战，所有战死人员的丧葬费和伤员的医药费，以及车子武器的损失，即使用10年财政收入也不足以补偿（《战国策·齐策五》）。

各大国割据称雄、互相征伐，如何给人民带来灾难，可以用当时人为造成的水患为例，予以说明。

战国时期，各国奉行“各以为利”的原则治理水利。它们只图自身的利益，不管别人的死活。像齐国和赵、魏2国以黄河为界，西面的赵、魏地势高，东面的齐国地势低，河水常向齐国漫溢。于是，齐国在沿黄河20里处筑了防堤。此后，遇到黄河水涨，河水就向赵、魏泛滥。随即，赵、魏也在沿黄河25里处筑起防堤。这样一来。河水泛滥时又为害齐国。

针对战国时“雍（通壅，意谓堵塞）防百川，各以为利”的做法，孟子曾痛加挞伐。《孟子·告子》记录了这样一段对话：

“白圭说：‘我治理水患比大禹还强。”’

“孟子说：‘你错了。禹治理水患，是顺乎水的本性而行的，所以禹使水流注入四海。如今你却让水流到邻近的国家去（此句原文为：“今吾子以邻国为壑。”壑，意谓受水处）。水逆流而行叫洚水。洚水就是洪水，那是为有仁爱之心的人所厌恶的。你错了!’”（白话今译）

“以邻为壑”，属于对付洪水的办法。而当遇到天旱时，各国又互相争夺水资源，甚至不惜破坏别国的水利。《战国策·东周策》载有“东周欲为稻，西周不放水”一事。那是说周天子的王畿分裂为东周和西周两个小国后，互相之间矛盾重重。一次遇到干旱，东周想引水灌溉稻田，而地处上游的西周则阻塞水道。不让水流入东周。兄弟相“煎”，何其急也。

在战国激烈的兼并战争中，还常常发生用决河堤放出大水，来进攻或对付敌国的事情。比如，公元前358年，楚国伐魏，曾决黄河水灌长垣（今河南长垣东北）。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进攻魏国，包围大梁（魏国都城，今河南开封），因久攻不下，最后引黄河水灌大梁，逼迫魏国不得不投降。赵国在对外作战中，也多次毁决黄河防堤，以致造成连年不断的大水灾。

诸侯林立，给人民的交往和商品流通也带来阻碍。为了勒索钱财，征收苛税，各国到处设立关卡。对此，孟子曾指出：“古代设立关卡是为了抵御强暴；今天设立关卡，却是为了实行强暴。”（《孟子·尽心下》）

面对分裂割据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的痛苦和不幸，公布于公元前239年（秦王政八年）的《吕氏春秋》，说了这么一段话：“今周室既灭，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这话道出了当时人民渴望统一的心声。

这又意味着，在国家形态转型的过程中，战国中晚期出现的分散而各自独立的中央集权国家，尚未成为历史选择的最终结果。

战争：痛苦的必由之路历史进入了两难的境地：分裂，不利于国计民生；消除分裂，从以后的历史进程看，只有通过战争，然而，这同样有害于国计民生。

分析当时的各种言论，可以发现，虽然到战国中期以后，走向统一的大势已趋向明朗，一些有识之士也已清楚地看到，统一终将到来，但是，对统一究竟如何得以实现，看法却并不一古代瓷器致。比如当时的大思想家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年）就认为整个局势最后是会“定于一”的。但他同时又坚信，只有“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这就是说，走向最后的统一，靠的主要不是战争，而是仁义。孟子期盼着有朝一日，能出现一位人物，借助精神的感召力，赢得天下的统一。

稍晚于孟子的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年），也表述过类似的意见。他说：“能让天下归心的，就为王；被天下背弃的，则是亡。商汤和周武王注重和推行道义，兴天下共同之利，除天下共同之害，所以让天下归心，成为王。”（《荀子·王霸》）

与孟子、荀子不同，《吕氏春秋》的作者意识到了必须用武力的方式消灭各诸侯国，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政府。可是《吕氏春秋》又指出，只有用“义兵”，才能赢得胜利。

历史证明了《吕氏春秋》的作者，在展望走向统一的途径这一点上，远比孟子、荀子高明。但是，在长平之战中残杀40万降卒的秦军，能称“义军”吗?

对于战国时期的战争，和秦国如何用武力实现统一，我们已在本书《流血漂橹的战国之“战”》和《从九鼎迁秦到天下归一》两篇中，加以展开。不过，在这里，有必要先引述和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观点。从中，我们可以获取一些重要的启示，从而有助于正确地理解这段历史进程中的某些现象。

恩格斯说：“……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历史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秦国：胜利绝非偶然战争将分裂导向了统一。历史在“两难”之中顽强地开辟出前行的道路，而不惜付出惨重的代价。那么，历史又如何选择了秦国，让它扫平群雄，担当起统一的大任。

要解答这个问题，不妨先听一听在秦国统一六国之前，当时一些人是怎样分析秦国的前景的。

纵横家苏秦（活跃于公元前4世纪晚期和前3世纪前期），曾向秦王游说，说：“大王之国，西有巴、蜀（均为古国名，秦取其地后设巴郡、蜀郡）、汉中（在今陕西西南、湖北西北，秦设有汉中郡）的丰饶，北有胡族的貉（音禾）和幽州（约指今河北省北部及辽宁省一带）的马可供用武，南有巫山、黔中（今湖南洞庭湖以西一带，秦置有黔中郡）的险阻，东有崤山和函谷关的坚固。加上田野肥美，人民殷实，战车万乘（音圣，古代称4匹马拉的车，一辆为一乘），斗士百万，沃野千里，物产丰足，攻之不可得，守之不可坏，正可谓是‘天府’，和天下的雄国。以大王的贤德，士民的众多，车骑的良好，以及对兵法的熟悉，秦国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战国策·秦策一》）

公元前268年，魏国辩士范雎入秦。范雎向秦昭王进言，指出秦昭王可成“霸王之业”。他说：“大王之国，北有甘泉（山名，在今陕西淳化西北）、谷口（地名，在今陕西礼泉东北），南面围绕着泾水（或称泾河，源自宁夏，流经陕西彬县，再折向东南流至高陵南人渭河）、渭水（或称渭河。源自甘肃，向东南流至清水县，入陕西境，横贯渭河平原，东流至潼关，入黄河）。西有陇山（六盘山南段的别称，在今陕西陇县至甘肃平凉一带，山势险峻，为陕、甘要隘）、蜀地，东有函谷关，所以四面都可以固守。大王还有战车千乘，斗士百万。以秦国士卒之勇，车骑之多，去对付东方诸侯，就好比用韩庐（俊犬名）去追逐跛足的兔子。”

辩士的话常带有夸张。但证之于各种史实，以上苏秦、范雎的言论，“水分”并不多，反映的基本上都是实情。两人对秦国可以称帝、成就霸业的见解也大抵相似，主要的依据可概括为：①秦国占据着利于攻又便于守的险要形势；②物产丰饶；③兵力强盛，将士勇猛，装备精良。两人的分析固然不全面，但讲到的几点都是对的。比如，其中的第一点，几乎为所有的分析秦国胜利原因的人所注意，并予以强调。汉代的司马迁甚至说过，自秦穆公至秦始皇，秦国常常称雄于诸侯，是“其势居然也”（是山川形势造成的）。司马迁指的“势”，就是秦国险要的地理形势（《史记·秦始皇本记》）。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苏秦对秦国以“并诸侯、吞天下”相期许，这直接道出了秦国可以担负起统一的重任。而遍索先秦史籍。于秦之外的列国，从无任何人对它们有过如此的期盼，作过类似的预言。即使雄强如齐、楚，也至多许以霸业。由此看来，秦国最后能打败列国,统一天下，绝非偶然。

“什居其六”的雄厚国力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加上富有成效的政策，这就奠定了秦国强盛的基础。

八百里秦川，自古以来就是发展农业的理想之地。自商鞅变法之后，秦国采取“赐爵”、免除徭役等方式，鼓励人们努力从事农耕，从而使秦国的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起来。后来郑国渠修成，又进一步改变了农作的条件。这些为秦国在战争中走向胜利，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秦惠文王（公元前337-前311年在位）时，秦取得了巴、蜀地区。这也是一块自然条件极好，并有着悠久的农业生产历史的地方。经由秦国中央的正确政策和前后数任蜀郡守的积极治理，特别是兴修都江堰，开凿栈道，巴蜀地区迅速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秦国还是中国较早使用牛耕的地区。这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将秦国的农业生产推上一个新台阶，并为秦国增添了威力。在著名的秦赵长平之战之前，赵国大臣赵豹曾力图劝阻赵王与秦开战。理由之一就是“秦以牛耕”，即秦是用牛耕田的。对于代表了一种新的生产力的耕牛，秦国上下都对它十分珍爱和重视。秦国法律规定，每年正月、四月、七月、十月，政府要对各地喂养耕牛的状况进行调查。谁的牛养得好，有奖；否则，予以处罚。

优越的地理环境，加上积极的人为因素，使秦国在战国晚期发展为“超级大国”。司马迁在《史记》中对秦国做过这样一个估计：“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这是说秦国的人口不足全中国的3／10，土地却占了1／3,而财富则占60％。正是在如此雄厚的物质基础之上，秦国得以用武力兼并天下。

七世而胜秦国走向兴盛并统一天下的原因，除了以上所述，还有许多。对此，我们将逐方面地加以评说。这里，只就秦国统治者的作用，提纲挈领地说一下。

自秦孝公到秦王政，秦国共经历了七世君主：孝公（公元前361~前338年）、惠文王（公元前337~前311年）、武王（公元前310～前307年）、昭王（公元前306~前251年）、孝文王（公元前250年）、庄襄王（公元前249~前247年）、王政（公元前246~前221年）。除孝文王即位才3天就一命呜呼，可以不予置论，其余包括在位仅三四年的武王和庄襄王在内，这些秦国国君都是有所作为或在大臣们的辅佐下有所作为的。孝公重用商鞅实行变法，形成了秦国由贫弱走向强盛的一个转折。惠文王杀死与自己宿怨极深的商鞅，却在总体上保留了商鞅推行的政策。这使秦国能在商鞅变法的基础上，继续飞速发展。惠文王还对商鞅变法的部分措施予以调整、修改，比如对游说之士开禁，从而吸引了一批人才人秦，有名的如纵横家张仪，墨家的代表人物腹黄享、田鸠，等等。这多少又可看作是对商鞅变法“矫枉过正”的一种反正。

古代兵器武王虽然缺少惠文王那般智慧和卓识，却也雄心勃勃，在武功上有所建树。昭王登基后，出现了外戚专政、魏冉专权的局面。不过魏冉执政期间，秦国也曾一度在对外军事活动中取得胜利，大大地削弱了齐、楚和三晋的势力。所以，宋代司马光曾评论说：“使天下诸侯稽首（叩头）而事秦，秦益强大者，襄侯（即魏冉）之功也。”（《资治通鉴》卷五·赧王五十年）公元前268年，魏人范雎入秦，昭王在范雎的建议下翦除外戚势力，加强了王权。同时还明确了“远交近攻”的方针，这大大地加快了秦国在兼并战争中走向胜利的步伐。

庄襄王在位以及秦王政亲政以前，秦国处于受吕不韦控制的时代。在这期间，秦国既有出色的武功，又有成绩斐然的文治。亲政后的王政，奉行“独治其民”的原则，平定嫪毐（音涝矮）之乱，又迫使吕不韦自杀，进一步强化君主专制制度。同时起用李斯、尉缭，发动了统一六国的战争，在以前数代君臣业已筑就的基础上，如秋风扫落叶般消灭东方列国，统一中国。汉代贾谊说：“（秦王政）续六世之余烈（功业），振长策（马鞭）而御宇内，吞二周（指西周、东周两个小国）而亡诸侯，履至尊（意谓加强君主专制）而制六合（指天、地、四方），执锤拊（一种刑具）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唐代大诗人李白则在《秦王扫六合》诗中咏道：“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自孝公以下的七世君主，将秦国一步一步推向胜利，推向灿烂的顶峰。

较之东方国家的楚怀王、齐王建之辈，秦国的这些君主，均不失为“明主”。他们是秦国统一大业得以完成的重要保障。

流星，一闪而过公元前221年，庞大、统一、高度集权的秦帝国，宛如横空出世，降生于亚洲大陆的东部，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

像秦王朝那样拥有辽阔疆土，并在其上设置宏大而严密的统治机构，推行各种“大一统”的措施，在当时世界上可谓独一无二。不仅如此，即使近代国家产生以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之外，也是少有能与其相匹敌的。在这个意义上，秦王朝的诞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一大创举。它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被惊叹为世界“第八奇观”的陕西临潼秦兵马俑，便是人类文明史上这项重大创造的一个物化形态的缩微记录。被列入世界“七大奇观”的长城，也折射着它雄浑壮阔的景象。今日所见万里长城。虽非秦长城，而是建于明代，可是无论就其物质形式还是象征意义而言，都与秦王朝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兵马俑和长城，将秦王朝的那种气派和空前盛况，穿越时空，活脱脱展现在今人面前，让世人叹为观止!

可是，从秦王政称“始皇帝”至子婴投降反秦起义军，才仅仅相隔15年。

秦王朝，就像历史长空中的一颗流星，在放出一阵耀眼的光芒以后，就迅速地消逝了。

自掘坟墓的“二世而亡”

嬴政自称“始皇帝”，原指望嬴氏的家天下可以由此而“二世”、“三世”以至传之永远。然而，皇帝的宝座却仅传至“二世”。秦二世胡亥自杀后，子婴即位，但子婴称的是“王”（这意味着秦试图割据称王），而不是“秦三世”。子婴设计杀死了赵高，可面对汹涌澎湃的反秦浪潮，他无力回天，仅在位40余日，就向刘邦交出了国玺。秦朝彻底覆亡。

由于子婴并非称皇帝，又即位不过1月余，所以历史上有秦王朝“二世而亡”的说法。

秦王朝迅速灭亡的原因，一直吸引着古今中外史学家的研究兴趣。他们的见解当然并不完全一致，但有一点却是大家的共识：“二世而亡”与秦朝的暴政有关。

本来，秦王朝建立后，久厌战乱、渴望统一的广大人民，对秦始皇抱有很高的期望。这正如西汉贾谊指出的：“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天下之士斐然向风，……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过秦论》）

可是，秦始皇并没有认识到统一的实现，是因为顺应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历史潮流，也没有意识到，秦初定天下，老百姓最大的愿望是“安其性命”。相反，秦始皇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圣明德智”，并错误地以为这就是秦王朝一切成就的来源。因而，他毫不爱惜民力，动工修建许多规模浩大的工程，横征暴敛，将人民群众置于水深火热之中。

秦二世胡亥篡位后，秦的暴政更甚于往昔。年少无知的胡亥，既无统治经验，在残忍昏暴、穷奢极欲以及搜刮民脂民膏方面，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失去生路的民众只能铤而走险，奋起反抗。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立即使“天下云集而响应，赢（担负）粮而景从”（贾谊《过秦论》）。《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载，当时“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这充分反映了秦王朝已被天下的人民所抛弃，从而，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人民的力量：水能载舟，亦可覆舟陈胜、吴广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它狠狠地打击了秦王朝的残暴统治，表现出人民群众高度的勇敢、智慧和创造精神。“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的这一声呐喊，既是对剥削阶级鼓吹的“君权神授”论给予的当头棒喝，也是代表着人民群众自我觉醒的一声长啸。从今而后，这一口号为所有受欺辱、受压迫的民众奋起抗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陈胜、吴广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由他们引发的反秦武装斗争，却最终推翻了秦朝的腐朽统治。不仅如此，由陈胜、吴广树起的“张楚”大旗，在反秦斗争的过程中，始终不倒。陈胜、吴广的精神激励着各路起义军前赴后继，顽强战斗，直至将秦朝的统治势力消灭干净。

秦朝的覆亡，成为以后地主阶级政治家都必须正视的一个历史经验教训。他们从中咀嚼出的味道，大概苦、辣、辛、酸都有。但有一点他们都不能不重视，那就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民”具有重要的作用，任何轻视民众的力量，都将重蹈秦的覆辙。

唐代的李世民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时，就将君主比作舟，而将民众比作水，以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

长城长城：无尽的思索秦朝一转眼就灭亡了，但最终形成于秦始皇之手的统一帝国的国家形态，却一直延及清末。它既对古代中国的繁荣和文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产生了诸多的负面影响。中国古代社会的许多毒瘤，就是生长在这个皇权高度膨胀的专制体制的躯体之上。

所以，与秦帝国有着密切关系的万里长城，留给后人的就不仅是骄傲和自豪，还有思索。

其实，中华民族对长城的思索，早就开始了。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曾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影响之大，以至在一些地方还为孟姜女塑像修庙。

从前，有一对新婚夫妇范喜良和孟姜女。范喜良被强征去修长城，后来，终于在沉重的劳役中被折磨死去。孟姜女思夫心切，饱含深情地做了寒衣。她带着寒衣历经艰险，跋山涉水，满怀希望与丈夫相会。可是，当她来到长城边，才知道丈夫已死。她放声痛哭，哭声震动天地，泪水四溅，把长城也给冲塌了一道40里长的缺口。

但愿我们以后再站在长城之上时，会对它多一点认识，多一点感受，多一点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