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解读——皇权下的暴政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冠虽穿弊，必戴于头；履虽五采，必践于地。”

《新语·无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

一、民本思想的凋弊春秋战国时期，绽开了一朵极为绚丽的思想奇葩——民本思想。其中最为后人称道并加以广泛引用的，是《孟子》和《荀子》中的两段话：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哀公》）

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当然不同于西方的民主主义。比如，在古希腊实行民主制的城邦，是不允许有君主存在的，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却从来没有而且也从不试图在制度的层面上排斥和否定君主与君权。民本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在于以民权制约或抗衡君权，也即在民与君之间构造一种“张力”。检视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本思想，可将其主要观点归纳为三：

1君权的根本在民；

2立君的目的在于保民；

3如果君不称职，民可以批评以至反抗。

但是，民本思想这朵奇葩在战国晚期逐渐枯萎，至秦王朝几尽凋弊。其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

1适应于战时特点的法家思想受到政治家们的青睐和采纳，而民本思想的积极鼓吹者儒家却往往不能见容于这个崇生活场景尚攻取的时代。一些法家人物，在为大一统的专制帝国摇旗呐喊时，将君权至上论推向极端。《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说：“冠虽穿弊，必戴于头；履虽五采，必践于地。”照他们看来，君主再坏，终究是君主，臣民再好，终究是臣民。这就好比再破烂的帽子也要戴在头上，再美好的鞋子也必须踩在脚下。

法家也有一些重视“民”的言论。然而为法家所看重的，主要是可直接用于耕战的“民力”，而非“民心”。有的法家甚至公然宣称：“虽拂于民心，立其治。”（《韩非子·南面》）丝毫不见民心的向背对为政、治国的重要性。他们还将欲“得民之心”的儒家，斥之为“不知治者”，以为“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为政如果想要适合民意、民心，乃是“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韩非子·显学》）。

法家思想的本意，固然不在于造就一个绝对化的皇权，以让君主毫无约束，但思想界的这种动向，却在事实上为绝对化皇权的出现，做了舆论上的开路工作。

2被胜利冲昏头脑的秦始皇，不仅错误地过高估计了自己的才智和力量，而且想“独擅天下之利”。他以“独制于天下”的政治实践，彻底否定和摒斥了民本思想。

二、“天下皆为虏”

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尉缭就说：秦王政“少恩而虎狼心，……诚使（假如）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奴仆）矣”。不过，那个时候秦王政对自己的“虎狼心”还时常加以克制，对别人的批评和指责有时也能接受和容忍。对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他甚至还可以屈尊相待。正是由于这一点，洞察秦王政本性的缭，最后还是被秦王政挽留在秦国，并担任国尉，为秦的统一大业奔走效劳。

然而，随着秦王政专制政权的巩固和发展，特别是在统一六国后，秦始皇使专制君主的权力在实践中获得了最大程度的实现，他的残忍暴虐的本性就日益暴露出来。

秦始皇以为，凭借强大的军事官僚机器和一整套严刑酷法，就可以任意“臣畜天下”。他视人民为草芥，无休止地横征暴敛，肆意地摧残、蹂躏，自己则穷奢极欲，纵情享受。他对周围的大臣从不放心，“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他每天要亲自处理各种奏章文书，以竹、木简一石（120斤）为标准，不尽此数不休息。公卿大臣们只是仰承秦始皇的鼻息行事，个个诚惶诚恐。背逆他的意愿或惹他不高兴的，随时会遭杀身之祸。

横扫天下、一统六合的英雄，变成了作威作福、荼毒人民的暴君。

中国历史上的暴君并不少见，但以秦始皇所握有的高度绝对化的皇权和凌驾于一切之上而将所有臣民都践踩于脚下而论，他可算是所有暴君中之“最”了。

这里选择秦始皇残暴统治的若干事例略述于后。

三、“运石甘泉口，渭水为不流”

大兴土木，这大约是帝王们共同的“嗜好”，而秦始皇在这方面更是极尽其能事。

早在统一战争还在进行的过程中，秦始皇就在咸阳大造宫殿。每当消灭一国，他就派专人到该国摹绘那里的宫殿建筑，然后依照其式样，在咸阳附近的北阪，筑起同样的宫殿。据载，这个建筑群的规模很大，有各具特色的宫殿、楼阁145个。《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它“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秦人亦将在战争中缴获的钟鼓、美女安置其内。据《三辅旧事》载，那里有“后宫列女万余人，气上冲于天”。北阪仿佛变成东方建筑的博览会、东方美女的展示地。

平定六国后，秦始皇的享乐欲望和好大喜功的心理急剧扩张。他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滥征民力，劳民伤财地兴建了许多浩大的工程。比如：

在平定六国的次年（秦始皇二十七年），他下令在渭南建造信宫。信宫后改名为“极庙”，以象征天极的所在。

同年，下令修驰道。又筑“甬道”，联结极庙与咸阳。所谓“甬道”，就是在道路两侧筑起高墙，专供秦始皇从中行走。不让路人瞧见。

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修直道。

同年，秦始皇以“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为由，在渭南上林苑营建“朝宫”。据载，“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史记·秦始皇本纪》）殿前可树5丈高的大旗。宫前立12个巨大的铜人，各重24万斤，系秦初收缴民间兵器销毁改铸而成。还用磁石做大门，以防有人携带暗器入宫。

按照朝宫建筑群的营建规划，在前殿阿房宫周围，建有大小楼台亭阁相环绕。修建一条阁道，从阿房宫直达南山，在南山之巅再造宫阙。这一构思，可能与秦始皇想便于和天上神仙沟通有关。还要筑一条“复道”（在楼阁之间架设的通道），将阿房宫与咸阳连起来，其中有一段要跨越渭河。

如此庞大的工程，没能在秦始皇生前完工。秦始皇甚至未及予以正式命名。后世根据其前殿叫阿房，就称之为阿房宫。

关于阿房宫，唐代著名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做了这样的描述：“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

现知秦始皇时营造的宫殿还有兴乐宫、梁山宫等等。当时可供秦始皇享用的宫殿，关中有300，关外有400余。咸阳附近的宫殿都以“复道甬道相连”，秦始皇可以随意地行幸、游乐。

除以上所及，秦始皇兴建的庞大工程还有骊山（始皇）陵墓和长城。

据说，修骊山墓和造阿房宫所使用的劳动力达70万人（一说各70万人）。修建长城的劳动力达30万人（一说40万人）。

《剑桥中国秦汉史》（崔瑞德、鲁惟一等著）曾对修建长城的难度以及动用人力的数目作过一番评论。这些话有助于我们加深了解秦始皇是如何劳民伤财的，兹摘引如下：

“……不管长城究竟有多长，似乎可以确定地说，建造这样一种连绵延伸的防御工事，其后勤供应一定远远大于建造一座金字塔、堤坝或其他固定的纪念性建筑物的后勤供应。因为随着（长）城的延伸，筑城活动的中心经常变化，供应线也变得更长。此外，城墙不像正在修建的道路，它本身是很不完善的运输材料的手段。就长城而言，由于它越过的漫长的山脉和半沙漠地带，以及这些地区稀少的人口和冬季的酷寒气候，条件就变得特别困难。对蒙恬能够使之在现场进行真正建设的每一个人来说，需要几十人建造工地上的通道和运送物资供应。死亡的人数也必定是非常巨大的……对这个工程来说，蒙恬的30万人决不是夸夸其谈。”（中译本第78～7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骊山始皇陵的规模也极其惊人。据现代考古工作者的估计，仅陵园中的封土、内外城墙、四大俑坑和防洪水堤等的土方量，就不少于13177万立方米，需10万人干一年才可能完成。骊山陵的石料，采自渭河北面的甘泉山。当时流传着“运石甘泉口，渭水为不流，千人唱，万人钩”的民谣（或作：“运石甘泉口，渭水不敢流”）。工程之浩大、人力耗费之多，由此可以想见。

今天，长城和骊山陵（特别是秦兵马俑）都已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为人传颂，阿房宫等也时常作为一种“美谈”为人提及。可是，千万别忘了，它们是用多少百姓的生命和血汗换来的。

四、“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铺”

古代国家都强制人民承担一定的无偿劳动，此称之为徭役。《汉书·食货志》说：秦时徭役“三十倍于古”。这话或许带有夸张，但从秦王朝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兴建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工程看，其征发的徭役必是极其繁重的。根据一些研究者的估算，秦王朝征发劳役与兵差所使用的民力，总数在300万人上下。这对一个二三千万人口的国家来说，是一个怎样不堪负荷的重担。秦始皇滥发徭役而置正常的生产、生活于不顾，在历史上实属罕见。

当时人民负担的徭役不仅重，而且受到的待遇极差。服役者往往过着非人的生活，像牛马一样被驱使着。在清人杨廷烈所著《房县志》中有一则记载，反映了秦王朝的徭役负担给人民造成了怎样可怕的灾难。文中说：

有人发现一种全身长毛的“毛人”，他们是当年为逃避秦始皇筑长城劳役而躲入深山老林的民夫的后代。由于在森林里生活、繁衍了千百年，所以他们全身都长出了毛。当有人遇见毛人时，毛人会先发问：“长城筑完了没有?秦皇还在么?”如果那人回答：“长城还没筑完，秦始皇还在!”毛人会吓得立刻掉头就跑。

这当然只能视为一个传说。可是倘若历史上没有那样残酷的现实，它也就不会出现。

当时的残酷现实，还吓得老百姓不敢正常地生儿育女。以免使下一辈再遭痛苦。一首秦代民歌唱道：“生男慎勿举（举：养育），生女哺用（，音不，一种糊状食物），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太平御览》五七一卷引）

五、“收泰半之赋”

《汉书·食货志》说：“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过半数，大多数）之赋……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音淡，满足）其欲也。”为了维持秦王朝庞大的国家机器，满足秦始皇等少数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和“大作大为”，秦廷还向全国索取沉重的赋税。

秦代的赋税，主要有田租、口赋和杂赋3种。田租，即土地税，它按土地的多少征收。口赋，即人头税，它按人口征收。秦代的田租仍按古代通行的“十一之税”收取（苟悦《汉纪》），即按1／10的原则分成计征。口赋则远比田租要重，所谓“收泰半之赋”，就是要将一年收入的一大半，作为人头税上交国家。史籍称这种税收是“头会箕敛”，即每到征收口赋时，秦政府将居民召集一处，责令各户按人口交现钱，然后用簸箕敛集运走。如果不采取召集开会的形式，就由“吏到其家”，“以箕敛之”。（《汉书·张耳陈余传》）

劳动人民上交口赋、田租以后，所剩就不多了，一般只能勉强自给，如果遇到天灾人祸就不能维持。然而，秦政府还时常摊派杂赋，这是口赋、田租以外的各色名目的临时征调。

对广大穷苦农民来说，强行征收杂赋，好比是雪上加霜。

六、荒淫又残暴的“真人”

秦始皇在肆意地剥削和压榨天下百姓的同时，自己却纵情享乐，过着荒淫奢糜的腐朽生活。

在秦始皇的后宫中，充斥了数不尽的嫔妃和从全国各地搜罗来的美女。她们都是秦始皇的玩赏之物。秦始皇常常“纵酒后宫”，寻欢作乐。为了便于他轮流在各宫中淫乐，咸阳附近的宫殿都由复道、甬道相通。各宫殿内还都配备了豪华的设施，以供秦始皇生活起居和处理政务之需，史称秦始皇能“各案署不移徙”（《史记·秦始皇本纪》）。

纵欲无度的生活，极大地消耗了秦始皇的精力。加上他素来迷信，于是就一意想找寻长生不死的仙药。一些方士则投其所好，使出各种法子来骗他。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到琅琊（今山东胶南琅琊台西北）。齐人徐市（音福。一作徐福）等上书说，东海之中有蓬莱、方丈、瀛州3座神山，上面居住着仙人，并有长生不死的奇药，请求秦始皇委派他率领童男童女入海寻仙求药。

秦始皇听后大喜，立即下令赶造一批航海大船，并征集男女儿童数千人。徐市就带着这些儿童，驾船入海而去。可他一去数年不归。

秦始皇三十二年，秦始皇东巡到碣石（今河北昌黎北），又派燕人卢生去寻求传说中的仙人羡门、高誓。随后又派韩终、侯公、石生去探求长生不死之药。当秦始皇继续向北巡行到上郡（今陕西与内蒙古的部分地区），卢生求见始皇，号称从大海中寻得鬼神图书而归。图书上写着“亡秦者胡也”。秦始皇以为所谓“胡”就是北方少数民族胡人，就派大将蒙恬发兵30万北击胡人。

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一直未觅得长生不老药的卢生，为了交差，又编造了一套鬼话去哄骗秦始皇。卢生说：屡次寻求神奇的仙药而不得，是因为秦始皇经常被人臣看见，妨碍了神仙的降临。卢生要求秦始皇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居处和行踪，这样就可以得到不死之药。卢生还建议秦始皇经过锻炼成为“真人”，胡诌什么“真人”可以“入水不濡（濡，音如，浸湿），入火不熟（熟，音弱，焚烧），陵云气，与天地长久”。求神心切的秦始皇信以为真，自称“真人”，并宣布从此不再称“朕”。

方士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蒙骗秦始皇：为了追求长生不老，秦始皇竟然也连连相信方士们的胡说，表现得愚蠢之极。

可是，神仙和长生药毕竟是不存在的，谎言也终有被戳穿的一天。按秦法规定，所献之方无效验者，要处以死刑。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方士们变得惊恐起来。

一日，卢生与另一方士侯生在一起商量对策，他们说道：“始皇天性刚戾自用，自以为自己是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人物。他贪于权势，天下之事无论大小都由他裁决，丞相诸大臣都不过是按他的旨意行事而已。始皇只信任狱吏，以刑杀为威，而官员们惟恐得罪始皇而丢掉俸禄，因而没人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

卢生、侯生虽然以行方术为生，行为荒诞，言语不经，但他们对秦始皇和秦王朝的批评，却又切中要害，一针见血。卢生、侯生料定前程凶多吉少，便趁早逃之夭夭。

听到这一消息后，秦始皇大为震怒。他说：“吾召集了那么多的文学方术之士，想以此兴太平。而方士要寻求长生不死的奇药。时到今日，韩终不告而辞，徐市等耗费巨资，却始终得不到奇药。对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可他们却还诽谤我。吾派人调查，还得知在咸阳的诸生，常常散布妖言以乱民心。”秦始皇遂令御史把咸阳诸生全部捉来审问，诸生互相告发，这样查出“犯禁者460余人，皆坑（活埋）之咸阳”（《史记·秦始皇本纪》）。这就是著名的“坑儒”事件。

秦始皇长子扶苏见父皇大施淫威，就加以劝谏：“天下初定，远方的庶民尚未和顺，诸生都诵习、效法孔子的言行，今父皇以重法予以惩罚，臣恐怕天下会不安。请父皇明察。”专横跋扈的秦始皇哪里听得进这一番忠言，立即命令扶苏北赴上郡，去担任正在那里戍边的蒙恬军队的监军。

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坑儒”的前一年，秦始皇还曾下“焚书”令：凡秦记以外的史书和非博士所藏的“诗、书、百家语”都要烧掉，只准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以后若有再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官吏若知而不检举的，与之同罪；命令下达30日内不焚书的，受黥刑并罚4年筑城劳役。

“焚书”和“坑儒”，在中国人的心中留下了永远的伤痛。

七、余论：秦亡之鉴与民本思想的重新提出秦朝统治者的残暴统治，非但没有使自己坐稳江山，反而导致了空前强大的帝国在极其短促的时间里土崩瓦解。这无情的事实，令后人警醒。

人们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时，重新提出了民本思想。汉初的思想家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从秦末大起义认识到，人民有力量支持一个政权，也有力量推翻一个政权。所以，“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适（敌）也。呜呼，戒之哉，与民为敌者，民必慎之。”贾谊重新张扬起“民本”的旗帜，他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新书·大政上》）这就是说，民可以决定国家的安危，可以决定君主的威辱，还可以决定官吏的贵贱，一切都决定于民心的向背。

这种民本思想，对于中国古代高度膨胀的皇权，无疑构成了一种极重要的制约因素。任何统治者若想不重蹈秦朝灭亡的覆辙，就不能不对此给予某种程度的注意，并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所检点。这正如唐代李世民在教诫太子和诸王时所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小心，别让人民的水，翻了君主的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