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解读——韩非及其法家理论

历史大观园秦汉精神 2020-07-10 09:19:01 0

太史公司马迁说：“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礅（音核）少恩。”又说：“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法家的“无情”与无情的历史。

一、韩非的生平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无数的以“帝王之师”自居、或实际上扮演“帝王之师”角色的人物。若以其对帝王、并进而对历史所产生影响的深巨，来对这些帝王师排一座次的话，这坐第一把交椅的，恐怕非韩非莫属了。

韩非约生于公元前280年，为韩国贵族之后。青年时代曾与李斯一起，在儒学大师荀子门下求学。两位学生向荀子学了“帝王之术”，却都背离了老师所持的儒家的基本立场，而成为“喜刑名法术之学”的法家人物。后来李斯先入了秦，而韩非回到韩国。

韩非有严重的口吃，不善于游说，于是就专心于著书立说，他希望用自己的文字去打动当政者。当时韩国已十分衰弱，韩非多次建议韩王采用富国强兵的方法，但韩王不予理睬。有个贵族叫堂谿公，对韩非说，讲法、术等学说是很危险的，劝他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韩非则认为法、术等学说对国家有利，表示不怕因国君昏聩而加罪于他，要继续宣传法家的学说。

可是，韩非的学说始终没有被韩王采用，韩非就一直在家发愤著书。他的书传到秦国，被秦王政看到了。其时，秦王政正在准备完成统一的大业，迫切需要一套适合统治需要的理论。他读了韩非的《孤愤》、《五蠹》，深表赞同，大为赏识。他感叹道：若能见到文章的作者，和他相处在一起，“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李斯告诉秦王，此文作者是韩非，现在韩国。秦王政遂下令攻打韩国，要求韩非归秦。韩王向来不重视韩非，见秦国兴师动众而来，竟是为了一介书生，便无二话，立即将韩非遣往秦国。

公元前234年，韩非到了秦国。秦王政十分高兴。但秦王政生性多疑，且喜怒哀乐变化多端，所以韩非入秦后，没有得到信任和重用。

李斯对韩非的到来十分不乐意。老同学互知底细，更何况，早在荀子门下一起做学生的时候，韩非已表现出高于自己的天资和才气。李斯生怕秦王政将对自己的赏识与恩宠转移到韩非身上。如果韩非一旦被重用，自己的地位就会受到威胁。

不久，韩非上书秦王政，劝他先伐赵而缓击韩。李斯和另一些大臣就乘机加以谗害。他们对秦王说：“韩非是韩国的宗室，他的心终究是向着韩而不向着秦的。这也是人之常情，今天大王不用韩非，等以后时间长了再让他回去，那就给秦国留下一个后患，所以不如趁早找一个罪名将他杀了。”秦王同意了，将韩非交刑吏治罪。

李斯派人给已经下狱的韩非送去毒药，让他自杀。韩非想向秦王表白，但遭拒绝，只好饮鸩而死。这时是韩非入秦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33年。

过了一段时间，秦王政又想到了韩非，后悔将韩非下狱问罪，就派人赦免韩非，但此时韩非早已不在人间。

韩非虽然并未在秦得到重用，甚至遭到了杀身之祸，但他的学说还是对秦王政和秦的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嬴政统一中国前后许多重大的政治措施，都是按照韩非的理论来制定的。

二、《韩非子》：融合法、术、势韩非的思想和理论，集中反映在其自著文集《韩非子》（大约由汉代的刘向最后编定）中。今本《韩非子》共55篇，其中虽有一部分系后人误混羼人，但其中主要的如《显学》、《五蠹》、《定法》、《难势》、《诡使》、《六反》、《问辩》、《心政》、《难一》各篇，皆可确信为韩非所作。从这些著述可以看出，韩非的学说是集先秦法家之大成，融合了法、术、势三个方面。

韩非以前的法家理论，主要分成三派：商鞅强调“法”，主张国君要明法令，用法律来加强统治；申不害（公元前?一前337年），强调“术”，主张国君千万要注意控制、驾驭臣下和人民的手段；慎到（战国时赵国人，曾为齐国稷下先生，生卒年月不详）强调“势”，以为国君必须加强威势来统治天下。韩非对商鞅之法、申不害之术、慎到之势进行了吸收和扬弃，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法家学说体系。

韩非曾多次称颂商鞅，但他又认为商鞅的法治理论有片面性。韩非在《定法》中说：商君之法规定，斩敌人一个首级即得爵一级，要当官的可以委以俸禄五十石的官。当官的人是要有智能的，斩敌人首级只要凭勇力就可以了，怎能叫单有勇力的人去当需要智能的官呢?韩非这话是有道理的，但他自己没有提出法律来，只要求把商君之法规定得更完满、更彻底。

韩非还认为，商鞅谈法治而不谈术，存在缺陷。比如，若按商鞅之法打了胜仗，大臣就更加尊贵；扩大了国土，大臣受封的土地就更多，这样只利于大臣而不利于君主，不能防止臣下发展他们个人的势力、削弱君主的权力。他指出，秦用商鞅之法从而国富民强，然而因为“无术以知奸”，结果，国家富强的成果就被大臣利用为扩张其私人势力的资本。比如，秦昭王时，穰侯魏冉攻齐胜利就取得陶邑作为私人封地，应侯范雎攻韩胜利就取得汝南（即应）作为私封，这就导致秦强盛数十年而不能成就帝王之业。

对曾任韩国丞相的申不害，韩非也予以称赞，但他又不满申不害只谈术而不定法。他认为，申不害虽然多次使韩昭侯（公元前362～前333年在位）用术，却由于不推行法治，法令经常变更，使奸臣有机可乘，犯法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申不害执政17年，而不能成就霸王之业（《韩非子·定法》）。韩非又以为，申不害言术而未尽，因而他对术又做了详细的阐述。

韩非指出：“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术，就是按照才能授予官职，根据他们的名位责求他们的实绩，操握生杀的大权，考察群臣的能力。这是君主必须掌握的东西。法，就是让法令颁布于官府，让百姓把刑罚牢记心头，奖赏那些守法的人，而惩罚那些违犯的人，这是群臣必须遵循和学习的东西。君主没有术，就会在上受蒙蔽，群臣没有法，就会在下闹乱子。这两者不可缺一，都是帝王治国的工具。（《韩非子·定法》）韩非又说：“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术，就是要将权术藏于胸中，在对付纷繁复杂的事务中，暗底里来驾驭群臣。所以法一定要使之彰显，而术则不能让别人窥见。）（《难三》）法是成文法，必须公之于众，至于术则微妙得多了。这是一种极端诡秘的权术，必须隐而不显。

除了法、术，韩非还特别强调势。在他的心目中，君主有了威势才能统治天下；没有威势，即使是古代的圣王尧、舜，也不能定天下。韩非要求国君们运用法和术，建立一套统治全国的情报网，以便居于深宫而能驾驭四海。他以为这就是势。韩非指出，善于用势来统治则国家安全，不知道用势则国家危险。这种威势好比是国君的“筋力”，有了它就能“制天下而征诸侯”，就能使老百姓服帖、顺从。而且，也只有在国君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威势的前提下，才能推行法与术。

三、“独断”论：君主本位主义韩非杂糅法、术、势而形成的政治学说，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即主张极度扩张君权，将君权放在一切之上，以建立君主的独裁统治。

韩非在吸取申不害的术的时候，一并吸收了他那套君主独裁的主张，并把它大大加强起来。《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引用申子的话说：“独视者为明，独听者为聪。能独断（独自决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韩非对这几句话非常钦佩，把它作为自己学说的一项基本原则。他说：“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劝独断也。”（英明君主的治国原则，就表现在申不害劝说君主遇事要能独断的议论里。）

由此，韩非发挥出一整套的尊君理论，以建立超越一切的君主个人的绝对统治权。他认为，君主无论贤愚智不肖，哪怕就是昏主暴君，也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甚至提出，尧禅位于舜，商汤、周武王伐桀、纣，都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因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是天经地义的常道，尧、舜、汤、武违反了“君臣之义”。然而，对于尧、舜、汤、武悖逆“君臣之义”的行为，人们却都加以赞誉，这是天下至今仍不能治理好的根源所在。（《忠孝》）韩非这话本来是批评儒家称颂尧、舜、汤、武的，但他所表露出的思想，却比儒家更卖力也更彻底地维护君君臣臣之义。

为了尊君，韩非不惜以牺牲早期法家如商鞅高度崇尚法的精神为代价。当初，“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战国策·秦策一》，参阅本书《帝业初开：商鞅变法》）。商鞅明知后有新主将决定自己未来的祸福，但并不屈法以求容悦。这一点确实证明了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是和宣扬“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儒家截然不同的，可这样的精神在韩非身上已看不到了。

《韩非子》中虽然也有类似反对君主“释法而任智”（舍弃法律而任凭君主个人的才智。）（《饰邪》）或“释法用私”（舍弃法律而以个人的私欲行事。）（《有度》）的言论，但韩非已非“以法为本”，而是以君主为本。在韩非眼里，法律不过是“帝王之具”（帝王的工具）而已。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一部《韩非子》，谈得最多的是术，而不是法。《外储说右下》说：“故国者，君之本也；势者，君之马也。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于乱；有术以御之，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韩非将国家看作是君主的乘舆，将势视为拉车的马，而术就是驾驭马车的方法。如果没有术，不仅身体劳累，而且要出乱子；有了术，不仅身体逸乐，而且还能获取帝王的功业。

韩非为帝王提供了一整套的驭臣之术。比如：

不要相信人。韩非以为：“人生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人生最大的毛病在于相信别人，相信别人就会被人所制。）（《备内》）他反复向君主进言：“恃（依赖，凭藉）势而不恃信，恃术而不恃信。”（《外储说左下》）他还要求君主抱着怀疑的态度，用种种方法，通过种种事情，窥测臣下的言行举止。

“告奸”。既然人人可疑，满世界都充斥着奸邪，那就要广置心腹，多设耳目。然而这还不算是最好的办法。最有效的措施，是让天下的人彼此监督，互相检举揭发。如此相互怀疑，互相“告奸”，就不怕君主不能洞察一切。

韩非的这套君主独断论，后来被嬴政身体力行，并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四、“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一种国家体制从君主本位的立场出发，韩非对未来国家的体制做了构想。韩非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统一国家，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政事分散在四方，大权独揽在中央。君主掌握纲要，四方的臣民都来效劳）。（《韩非子·扬权》）

为此，韩非要求君主独擅大权，掌握包括立法权、赏罚权和组织人事权在内的一切重要权力。他反复提醒，君臣之间无非是“君垂爵禄、臣卖智力”的权力与利害关系，而不是什么仁与忠的关系。所以“君臣上下一日百战”。只要条件具备，人臣都可能成为“阳虎”（即阳货，春秋时鲁国人，曾专鲁国之政）。

在韩非看来，君主专制的主要危险，来自大臣、重臣（擅令违法之臣），甚至主母（即太后）、后妻（即妻后）、子女、兄弟，这些人都觊觎着王位和王的权力。比如后妃、太子，可谓至亲至爱了，但有时他们却希望君王早死，因为他们担心妻妾众多的君王会因爱的转移而变易储君，影响自己的利益。因此，君王对一切人都不能太信，只有全面地加以戒备才能免除祸患。

韩非主张君王要独操宰制人臣生、杀、富、贵、贫、贱的“六柄”，加强和突出自身的“至贵”、“至尊”，并抑制大臣、重臣，将一切功德美名都戴在自己的头上。

以上由韩非阐述的强化君主专制的理论主张，基本上都体现在了秦始皇所建立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之中：

1帝王独擅权势，集大权于一身。宰相权被分割、侵削，兵权则牢牢控制在皇帝手中（参阅本书《为万世开基业：秦始皇的梦想与构造》）。“事无大小皆决于上。”

2在名与实两方面加强帝王的“至尊”、“至贵”。选用古代最尊贵的称号“皇”、“帝”，制造出“皇帝”这一至高无上的尊称。“命为制，令为诏”（皇帝的命令称之为“制”和“诏”），它们一经宣布即为法律。若诏令与现存成文法的具体规定有矛盾时，以诏令为准。

3绝对掌握宗室、大臣的生杀予夺大权。秦二世胡亥篡位后，与赵高勾结，就毫不费力地滥杀大臣和宗室成员。

五、顺应潮流的思想家韩非是一个关注现实政治的思想家，他对当时的时代特点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因此，现时的君主，“如欲以宽缓之政（宽松和缓的政治措施，指儒家提倡的仁政），治急世（急剧变动的时代，也即乱世）之民”，是行不通的。只有“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不去照搬古代的办法，不墨守成规，研究当代的社会情况，从而制定相应的措施），采取法治，推行强权政治，才能达到强盛的目的。那些想袭用尧、舜、禹、汤、武的政治措施来进行统治的人，犹如“守株待兔”。（《韩非子·五蠹》）

正是针对了“急世”和“争于气力”这个时代特点，韩非通过吸取前辈法家以及道家、名家等的观点，创立了一套学说体系。这套学说也确实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从而为建立专制主义的君主集权制的政权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本书的“概述”中我们曾经指出，春秋战国是从建构在分封制、宗法制之上的国家形态向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转化的时期。在这个转型期里，君主专制政治的形成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它成为推动这一段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杠杆。法家对于中国古代这一专制主义政治的形成，贡献最著。而生活在战国末期的韩非，更是直接促成了秦始皇君主专制主义的政治策略，并进而对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起了催生的作用。

正由于韩非的思想顺乎时势，所以在他人亡以后，他的政治策略并未随之泯灭。李斯谗害韩非，然而仍不得不称他的学说是“圣人之论”、“圣人之术”，把它作为治国的方略。从某种意义上讲，秦始皇和李斯都是韩非思想的实践者。

六、重要的资政学说韩非的理论不仅催化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诞生，而且在以后的2000年中，还一直不断地被人运用，成为指导中国古代政治活动的一种很重要的思想。

三国时候，诸葛亮曾为后主刘禅亲手抄写申不害和韩非的著作，劝刘禅参酌取用。诸葛亮是想用权略智谋来救助刘禅过于仁恕宽厚的不足。刘备临死前也告诫儿子：“丞相（指诸葛亮）替你抄誊申不害与韩非子的书，希望你好好揣摩，这对治国会很有帮助的。”

宋代的王安石，明代的张居正，锐意改革，力图富强，也都参酌、运用了韩非的学说。

近代的严复，因有感于外国列强硬将不平等的“二十一条”强加于中国人头上，曾表示：“在今天要谈救亡图存的学说，我想只有申不害、韩非子的大致可用。”（白话今译。《学衡》七期《与熊纯如书》）

七、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韩非的学说有着严重的缺陷。比如：

山水画尊君抑民。韩非习惯于将人民放到君主和法律的对立面，主张对人民采取严刑，认为哀怜百姓会造成国家的危亡。在韩非眼中，人民似乎是不存在的；耕农时君主需要的是牛马，战争时君主需要的是豺狼，防奸时君王需要的是鹰犬。对君主而言，人民不过是工具而已。

无限制地扩张君权。尤其是韩非以君主的意志当作法令，而且是最高的法令。这就为君主随心所欲、肆意妄为打开了方便之门。

提倡阴险残酷的政治斗争。在韩非的笔下，完全没有美、善的人生，人与人之间充满着尔虞我诈，人人都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个个都处在勾心斗角之中。从韩非的书袋里，掏出了数不尽的诡计、权术，用以帮助、开导与群臣“一日百战”的君主。

片面强调严刑峻法，忽视道德的感化作用。这是所有先秦法家的一个共同特点，也是他们的一个通病。

狭隘的功利主义。韩非只看见“当今争于气力”；他自己的一切努力，也都是为了帮助“明主”在“争于气力”的角逐中赢取胜利。因而对法家以外的其他学说，只要于富国强兵一时没有实效的。他都主张取消。他明确提出“以法为教”（以法作为教育的内容。注：这其实是排斥了其他的教育内容）、“以吏为师”（直接以官吏为师）（《韩非子·五蠹》），成为赤裸裸的文化专制主义的倡言人。

韩非学说的这些缺陷，使得它既非维护地主阶级政权长治久安的灵丹妙药，又在具体的运用和操作中产生了诸多消极的作用、负面的影响。

以秦而论，虽然韩非的理论对秦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发展和最终消灭六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及李斯等人继续推行韩非的理论，加强对人民的严酷统治和残酷剥削，却又激化了阶级矛盾，并助长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残杀，从而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

秦的暴政和秦的覆亡，显然与以上列举的韩非学说的内在的理论缺陷存在关联。比如说，秦朝统治者滥用民力，与无视民众的生命意义和存在价值有关；秦始皇父子肆意极欲、为所欲为，并置法律而不顾，与将君权置于一切之上有关；统治集团中的内乱，与过于强调权术斗争有关：焚书坑儒，与文化专制主义政策有关……

所以，鉴于这样的事实，从汉初开始，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们，就着手反思和调整统治的理论与策略。由此产生的变化之一，是他们舍弃了先秦法家一味强调严刑峻法来统治人民的做法。

当然，韩非的政治学说并没有就此被抛弃，它的许多内容仍不断地被人取用。不过，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统治学说，却确实变化了一种样式——比如，有人称之为“阳儒阴法”。

韩非学说在中国历史上所产生的负面作用，还表现在：它始终是专制独裁论的重要思想渊薮：它不知哺育出了多少阴险诡诈的权奸……

八、悲剧人物韩非为别人总结、制造出了大量的权术、诡计，可他自己却并不以权术和诡计混迹于世：

韩非热衷于谋国，一心研究治国的方略，却拙于谋身；

韩非一生为君主专制制度鼓吹、呐喊，却最终为专制的君主随意抛弃；

韩非明知宣扬法、术具有生命危险，却知难而上，不畏惧为国家的利益而招致祸害。

总之，这是一个“远见而明察”（《韩非子·五蠹》）的人，一个大公无私的人，一个命运不佳的人。

司马迁曾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感慨万千，以为韩非对进说的困难了解得那么周详完备，以至写出了《说难》（进说的困难）这样周密细致的文章，但却最终连自己也没有逃脱进说的祸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