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解读——范雎与远交近攻



范雎，游士出身，以辩才和智谋为昭王所用，并在秦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听其言，观其行，能对战国游士这一类人多一点直观的认识。

一、“秦王之国危于累卵”

范雎（音居），魏人，有辩才，年轻时就投身政治活动。他本打算为魏昭王游说诸侯，对魏国的强盛有所作为，无奈出身贫寒，不能如愿，就先投在魏国中大夫须贾的门下。

一次，他随须贾出使齐国。齐襄王欣赏他的才干，就赏赐给他10斤金子，以及牛、酒等物。范雎不敢收。这事让须贾知道了，回到魏国后就向魏相魏齐打小报告，说范雎将魏国的机密泄露给了齐王，所以齐王要奖赏他。

魏齐大怒，令人笞击范雎，将他的肋骨打折了、牙齿打落了。范雎看情况不妙，就装死，被人卷在苇席里扔进厕所间。须贾上厕所见了，还向苇席上撒尿。

后来，范雎向看守求情，讲你放了我，将来一定重重地谢你。看守就去向魏齐报告，谎称范雎已死，扔掉算了。魏齐相信了。范雎就在看守的帮助下逃了出去。一个叫郑安平的人，又建议范雎改姓换名躲藏起来。就在这时，秦昭王派王稽出使魏国。郑安平混迹其中，侍候王稽。王稽向郑安平打听魏国有何人才，准备加以收罗。郑安平就推荐范雎。范雎夜见王稽。一接触，王稽就觉得范雎确实与众不同。范雎见与王稽谈得颇投机，也就放开了胆。他对王稽说：“秦王之国危于累卵，得臣则安。”（秦王的国家正处于比鸡蛋相叠还要危险的境地。如果用我，就会转危为安。）这话更令王稽对范雎刮目相看。两人遂相约一起离开魏国。

王稽带着范雎向秦国进发。车到秦国边境湖关（今河南灵宝西），恰巧遇上秦相穰侯东巡至此。范雎早就知道穰侯厌恶其他国家的政客，所以躲在车里不出来，以免遭受穰侯的污辱。穰侯询问王稽是否带了外来客入秦。王稽回答：“不敢。”穰侯又特别关照一句：“外来政客对秦国毫无益处，只有扰乱的份儿。”

穰侯的车驾过去后，范雎对王稽说：“穰侯刚才未检查车内，想必还会回来搜索。”就下车独自行走。果然，行出十余里路，穰侯真的派人追过来搜查车子。范雎凭着自己的机敏，避过这场惊险，与王稽一起回到秦都咸阳。

这一年为公元前268年，秦昭王三十九年。

王稽向秦王汇报范雎的到来，还特意将范雎所说“秦王之国危于累卵”这句话提了一遍。可惜，秦王对此未予以重视，只用很差的食宿接待范雎。

过了一段时间，穰侯要带兵越过韩国和魏国，去攻打齐国的纲（今山东东平南）、寿（今山东宁阳北）。范雎闻知，感到进说秦王的机会到了。他上书秦王，要求当面献策。他在信中非常自信地说：“一语无效，请伏斧质。”（如果有一句没有用的话，就用斧子把我劈了。）这话感染了秦昭王，就派车接范雎进宫晤谈。

范雎进了宫中，恰好遇上昭王。范雎装出不认识昭王的样子，对宫中的侍从嚷嚷道：“秦国哪有什么王呀!秦国只有宣太后和穰侯啊!”以此来引起昭王的注意。这话让昭王听见了，他连忙迎上前问候范雎。这一切令在旁的群臣一个个面面相觑。范雎和昭王将如何相待，他们又将谈些什么，对此我们暂且按下不说。这里，先就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的两个问题，即：范雎为何如此痛恨穰侯，又为什么说秦国“危于累卵”，做一些历史的回溯。

二、外戚擅权，“四贵”横行穰侯名魏冉，为秦昭王母亲宣太后的弟弟，因被封在叫穰的地方，故称穰侯。他在秦惠文王、秦武王时就做了大臣。武王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君主，曾将秦国的势力深入到中原，并在周王室面前耀武扬威。武王看中了象征周天子权位的周鼎，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将其据为己有。所以常常以举鼎为戏。公元前307年（秦武王四年），武王在同大力士孟说举鼎时，不慎折断了胫骨，并竟因此死去。

武王无子，武王诸弟纷纷争夺王位。武王的亲生母亲惠文后早死，庶母芈（音密）八子生有3子。身为芈八子弟弟的魏冉，当时居官已久，在朝中权力最大。就将芈八子所生之子立为王，是为昭王。芈八子为宣太后。

昭王即位后，昭王的诸兄弟不服，发动叛乱。魏冉杀了为首作乱的壮和其他诸公子、大臣，巩固了秦昭王的地位。由于这些缘故，另一方面也因为魏冉确有一套手腕，所以自公元前306年秦昭王即位，到公元前265年（秦昭王四十二年），秦国虽几易国相，但实际权力大部分时间都掌握在魏冉和宣太后手中。魏冉先后5次出任丞相，达25年之久，是秦国历史上任丞相时间最长的一个。

昭王即位时，年已20岁，但实际上由他的母亲宣太后代为掌权，魏冉负责执行。这样，一个以宣太后为首的外戚集团，便在秦国形成了。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除了宣太后、魏冉，还有被封为华阳君的宣太后的幼弟，和被封为高陵君与泾阳君的宣太后的另外两个儿子。魏冉与其他三个人，时称“四贵”。

作为昭王前期向东扩展的决策人物，穰侯魏冉颇有一番建树。他起用武将白起，派他率领秦军不断进攻韩、魏、赵以及楚国，多次取得重大胜利。比如，在伊阙之战中，白起指挥秦军打败了韩、魏联军，斩首24万，令山东各国闻风丧胆。以后，魏冉又派白起率军攻入魏国河内地区，取得大小城邑六十余座。再后，魏冉又遣白起南下伐楚，攻破楚国国都郢城（今湖北江陵）。这些军事活动，削弱了山东国家的势力，对秦的统一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随着秦国对外军事斗争的不断胜利，宣太后这一家族在朝廷上的权势越来越大。他们生活骄奢淫靡，飞扬跋扈，每人各自都有一大片封地，成为全国最大的封君地主。又嫉贤妒能，一反秦国一贯吸纳外来人才的做法，拒斥外来的政客、游士。他们欺下蔽上，不把秦王放在眼里。

政治的黑暗，必然影响到对外的斗争，从而导致一系列军事活动的失利。比如，魏冉后来又被封于陶（今山东定陶），其地在齐国边境附近。为了扩大自己的这一方领地，他竟不顾横越韩、魏两国，让秦军长途跋涉去进攻齐国。这种舍近求远的做法，使秦国在战略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这,就引出了范雎“秦王之国危于累卵”的议论。

三、昭王说：“今日得见先生，有幸!”

再说那天范雎进宫正巧碰到秦昭王，他高声叫嚷秦国没有王。这话既道破了当时秦国的症结所在，又触及昭王心头的隐痛。昭王年少登基，无力左右政局，遂使母党势力日益膨胀，一切都把持在太后和魏冉的手中，自己形似傀儡。然而昭王对此并不甘心，他也绝非无能之辈，只是手下缺乏得力的亲信、干将。范雎的出现，令他眼前一亮，隐约感到某种时机的到来。

昭王屏退左右，恭敬地两腿跪在地上，挺着上身，请求范雎说：“先生怎么指教我?”范雎只是说：“是，是。”过了片刻，昭王又请求说：“先生怎么指教我?”昭王如此反复了三遍。最后，范雎讲：“不是臣不说。臣听说从前吕尚遇文王，文王待吕尚厚，吕尚也对文王谈得深，所以文王依靠吕尚的辅佐而征服天下。臣是秦国的一个过客，和王没有什么交情，而臣所要说的事，牵涉到王的骨肉之亲。臣愿效愚忠进谏，却不知王的心思究竟如何，这是王再三问臣，臣却不敢作答的原因。臣不是因害怕而不敢讲，如果臣今天讲了明日就被害，臣并不害怕，因为人免不了一死。如果需要臣死而又能对秦国有所好处，臣是心甘情愿的。然而，臣所害怕的，是臣死以后，天下的人如果都知道臣是为尽忠而身死，以后就没有人再敢对王进言了，也没有人敢入秦了。”

范雎如此一段话语，使昭王不由得心头一热。他说：“今日得见先生，有幸。先生有话尽管讲，事无大小，上至太后，下至大臣，愿先生全部都说出来，以教导寡人，不要怀疑寡人。”

范雎连忙向昭王作拜，昭王也向范雎回拜。于是，范雎说：“秦国地势险要，军队强盛，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这是可以成就王业的地方。民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这是有利于成就王业的人民。大王您有此二者，霸业可成啊!可是，秦国至今已闭关15年，不敢积极地向东方拓展，这是因为穰侯为秦国谋不忠，大王的计策有所失。”昭王忙讲：“寡人愿意听听计策失在什么地方。”

范雎害怕隔墙有耳，不敢说秦国内的事，就先讲对外的事，以此进一步了解、观察昭王。他说：“穰侯要越过韩、魏去攻打齐国的纲、寿，这是失计。出兵少了不足损伤齐国，出兵多了则对秦国有害。今天秦和邻国的关系并不亲善，跨越邻国去攻别国，行吗?这在策略构想上是有疏漏的。以前齐湣王南攻楚国，斩军杀将，辟地千里，可到最后连一寸土地也没有得到，难道是不想得地吗?是因为形势不允许呀!后来各国看到齐国很疲惫，君臣又不和，就兴兵伐齐，大破齐国。齐国所以大败，就是因为伐楚而肥了韩、魏，这也就是所谓的借武器给敌人、送粮食给盗贼。王不如远交近攻，那样，得一寸土地就是王的一寸土地，得一尺土地就是王的一尺土地。今天放弃这样的策略去远攻，不是太荒谬了吗?从前中山国方圆500里，赵国紧挨着它，将它吞并了，别的国家也不能对它怎样。韩国、魏国处在各国之中，是天下的枢纽。大王要想称霸诸侯，就一定要征服韩、魏。以便掌握天下的枢纽，并进而威慑楚、赵。如果楚、赵都依附秦国，齐国也必定依附秦国。”

昭王非常赞赏范雎这一“远交近攻”的策略，就欣然采纳，拜范雎为客卿，参与军事谋划。

四、贬逐“四贵”，范雎为相范雎“远交近攻”的策略付诸实施后，秦国的军事行动就由被动变为主动，并逐步取得一些胜利。范雎也因此进一步受到昭王的信任。随着君臣关系的日益密切，范雎感到向昭王谈论国内事务的时候到了。

一天，范雎对昭王讲：“臣在山东时，只听说齐国有孟尝君，没听说有齐王。也只听说秦国有太后、穰侯、华阳、高陵、泾阳，没听说有秦王。一国的王是一国的头脑，他要定夺国家大事，要有生杀予夺的权威。今天，太后能够擅自行事，穰侯可以出使不报，华阳、泾阳、高陵可以自行决断，这就是人们为什么说秦国无王啊。‘四贵’的权势盛国家就危险，大王的权力就可能倾覆，命令也不能从王出。臣听说善于治国者，就要树立威望、握紧权力，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范雎又引证齐、赵两国权臣废君的教训，说道：“崔杼、淖齿是齐国的臣，齐王为他们所害。李兑是赵国的臣，他困主父于沙丘，百日饿死。现在太后和‘四贵’就好比崔杼、淖齿、李兑。秦国从有等级的官吏到诸大臣，以及大王左右的人，没有不是属于相国穰侯的，王在朝廷实际是孤家寡人。臣实在为王惶恐不安，以后拥有秦国的不会是王您的子孙了。”

昭王听范雎如此一说，万分惊惧，决心铲除祸害。在范雎的帮助下，昭王采取周密部署与果断措施，一举废掉宣太后，同时将穰侯魏冉与高陵、华阳、泾阳君逐出关外。秦王收回了魏冉的穰侯爵号和相印，让他去陶邑休养。当魏冉迁居时，满载珍宝的车辆有1000多乘。在离境出关检验时，有人发现，魏冉的宝器奇珍竟比王室还多。这一年是公元前266年，秦昭王四十一年。

紧接着，昭王拜范雎为相，并封他为应侯（应在今河南宝丰县西南）。从此，秦国内政和军事大权便为范雎所控制。对内，他对政权机构进行清理整顿，废止了贵族擅政的局面，加强了中央集权。对外，积极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并节节取胜。

五、远交近攻：秦加紧进攻三晋在范雎出任秦相以前，昭王即已开始按照范雎的主张，改变魏冉舍近求远攻打齐国的战略。范雎被拜为客卿的当年，秦国就派五大夫绾率兵伐魏，攻取怀（今河南武陟西南）。公元前266年，秦军占据魏的刑丘（今河南温县东）。范雎相秦后，将攻击的矛头又指向韩。

范雎去见昭王，主张先以武力相威胁，迫使韩国就范，如果不成再出兵。韩国虽已趋衰弱，却并不肯将国土拱手相让。于是，自公元前265年开始，秦国连续不断地向韩国发动军事进攻。

向韩发兵的当年，秦军即攻取少曲（今河南孟县境内）、高平（今河南济源西南）。次年，秦将白起攻韩，又拔5城，斩首5万。公元前263年，白起又进兵太行山以南地区。韩国的疆土就这样一块块被秦蚕食掉。

随着对韩扩张的一步步得手，秦国与赵国之间的矛盾就趋于激烈。公元前260年，秦、赵两国爆发了著名的长平大战，秦将白起坑杀40万降卒，惨绝人寰；同时，也极大地削弱了赵国的力量。

六、攻伐邯郸：范雎与白起的矛盾长平一战，秦国威势大震，同时也让白起声名远扬。这引起了范雎的嫉妒。范雎辩士出身，靠游说起家，虽然干练、有谋略，却心胸狭窄，容不得别人与他争锋。白起在魏冉为相时就已功勋卓著，现在长平一战更使他如日中天。范雎惟恐在这个崇尚武功的国度，因白起的功高，使自己身价跌落，从而不能独揽大权。

长平大战后，形势对秦非常有利。白起准备一鼓作气，乘势灭赵攻韩。公元前259年10月，秦军再度攻占上党，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王龅率领，攻下韩国的皮牢（今山西翼城东）；另一路由司马梗率领，占领了赵国的太原。白起自己则统率主力留在上党，等待昭王发出向邯郸进攻的命令。可是，等了两个月，得到的却是“罢兵”的命令。

原来，昭王听从了范雎的话，认为秦兵在外日久，应让士卒休息，并准允韩、赵割地求和。白起只好奉命，班师回国。乘胜灭赵的计划成了泡影，快到手的战功落了空，白起不免心生怨恨。从此，范雎与白起之间的矛盾趋于尖锐。

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赵国、韩国本来说好赔地，可秦兵退后，只有韩国献出了土地，而赵国却变了脸，拒不割地，并且派人去齐国，准备联合抗秦。昭王见赵国违约，还要联络别国一起反秦，就又命令白起率兵伐赵，这回轮到白起说：“不可。”

白起之所以反对伐赵，既有对范雎不满的因素在内，也是出于对形势的分析、考虑。他指出：“赵国自长平之战以后，君臣发愤图强，努力耕作，对外又与燕、魏结亲，与齐、楚连好，处心积虑，备战抗秦。所以，赵国现在是国内实、交外成，秦国不可以攻伐啊。”白起的话显然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昭王和范雎主意已定，就另派王陵率兵攻赵。

公元前258年，王陵在进攻邯郸时受挫，秦军伤亡不少。昭王又想起了白起，想请他出马。白起称病不出。

然而，前线不断失利，消息传来，令昭王十分焦急，就令范雎亲自去劝说白起。范雎无奈，就装模作样地去请白起就职。白起依然推托有病，不肯出战，并进一步分析形势，指出此次出兵，不可能得胜。他说：“现在赵国军民同心协力，誓死保卫国家。山东各国也都对秦国怀有怨恨，秦若攻赵，它们必然相救。秦国远离自己的国土攻打邯郸，赵国坚守，诸侯外援，秦军必受夹攻。”

范雎早就有意让自己的亲信郑安平替代白起，所以白起的拒绝，正合他意。范雎回到朝廷，向昭王禀报，同时也免不了对白起数落一番。昭王听了，大发雷霆：“不要你白起，我也能灭赵。”于是昭王让王龅代替王陵，并增加军队，继续围攻邯郸。

不幸的是，事态的发展恰如白起所预言的。赵国军民拼死抵抗，秦军久攻不下。同时魏国、楚国的援军又赶来攻击秦军，秦军大批逃亡，处境危险。

昭王不得不再去求助于白起。这次，昭王本人亲抵白起府邸，命令白起带兵伐赵，但白起还是以生病为由予以拒绝。昭王火冒三丈，对白起说：“你虽有病，但还是要为寡人出征。哪怕你是躺在床上指挥。”生性孤傲的白起，心里有气，拒不从命，并继续向昭王陈述不可出兵的理由。他对昭王说：“愿大王接受臣之见，这回就放了赵国，让他们休养生息，同时伺机等待东方国家的变故。这样可以安抚东方国家的恐惧，攻伐、诛灭其中骄横和无道的。用道义的力量来命令诸侯，天下就可以定矣。何必一定要先对赵国开刀呢?”

昭王根本听不进去，谈话彻底崩裂。昭王当即削去封予白起的武安君爵位，并将他逐出咸阳，迁至阴密（今甘肃灵台县西）。由于有病，白起没有马上动身。

3个月后，秦军在前线失败的消息传来，昭王又迁怒于白起，令他立即起行，不得滞留咸阳。白起只得起程。

这时，范雎又在昭王面前煽动对白起的不满情绪，说白起心中不服，“其意怏快”，恐怕日后有变。昭王听范雎这么一说，也感到留着这位能攻善战又生性刻薄的人，很可能是一个祸根，就立即派出使者追赶白起。在距咸阳以西10公里一个叫杜邮的地方，使者拦住了白起。使者按照昭王的吩咐，令白起自杀。白起引剑自刭而死。

七、“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

在《史记》中为范雎作传的司马迁，曾详细地记述了范雎与须贾、魏齐之间因私人怨恨而引出的一段故事。俗话说得好，“于细微处见精神”，《史记》中的这些貌似平常琐碎的事情，其实为人们深入了解范雎的为人以及为政，提供了绝好的资料。

范雎早年投在须贾的门下，却不幸受其污辱，幸亏得到王稽和郑安平的帮助，才得以逃到秦国。这事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对此，范雎一直耿耿于怀。后来范雎为相后，恰巧有一次须贾被派到秦国求和。范雎闻知，就特意微服出行，并装模作样地在路上“巧遇”须贾。

须贾只知道秦相叫张禄——这是当年范雎接受郑安平建议而更换的姓名，入秦后一直沿用——却浑然不晓张禄就是范雎。须贾路遇范雎，两人难免一番寒叙。言谈中范雎故意作出不得意状，弄得须贾颇哀怜他。须贾此次身负重任，出使秦国，正需要人帮助，也就想与范雎拉拉关系，帮着走走门路。于是便留范雎吃饭，还送给他一件袍子。席间，须贾提起他那4匹马拉的大车坏了，不能去见秦相。范雎赶紧表示，愿为须贾去借，并陪同前往，代为通报。

范雎为须贾驾着马车来到相府门口，对须贾说：“你等着我，我为君先入内通报。”然后就独自一个人进去了。须贾在门口等啊等，却不见范雎出来，就问看门的：“范叔怎么还不出来?”看门的回答：“没有范叔这个人。”须贾说：“就是刚才给我驾车的那位。”看门的一本正经地对须贾讲：“那可是我们的秦相张君。”

须贾大惊，随即恍然大悟，知道自己被已经飞黄腾达的范雎故意耍弄了。须贾赤膊跪行，要向范雎谢罪。

于是，范雎摆起架势，召见须贾。须贾连连叩头，声言自己该死。范雎当众历数须贾的3条罪状：1当年从齐国归来，你向魏齐诬告我暗通齐国；2魏齐令人打我，又将我扔在厕所间，你不制止；3你还向我身上撒尿。接着，范雎又说，考虑到今日你对我尚有故人之意，还以袍子相赠，所以也就把你释放算了。但是，你要传话给魏王，迅即拿着魏齐的头来，不然的话，马上踏平大梁（魏国都城，今河南开封市）。

须贾回到魏国，并带回范雎的口信。魏齐知道后，慌忙逃到赵国，藏匿在平原君的家里。这事后来传到了昭王的耳朵里，昭王深谙范雎的脾气、性格，知道他必定要找魏齐报仇的，就写信给平原君，要与平原君结“布衣之友”，并作“十日之饮”。

平原君怕秦，就入秦见昭王。昭王逼迫平原君交出魏齐，却遭到拒绝。昭王就将平原君软禁，并致信赵王，进行恐吓。最后，魏齐知道自己因得罪范雎而与秦国交恶，终将一死，就自刭而绝。赵王马上让人提着魏齐的首级，送到秦国，这才暂时免去一场劫难。

范雎在“以怨报怨”的同时，也不忘“以德报德”。对于救过他命的王稽、郑安平，范雎都予以提拔重用。还有那些曾在范雎倒霉的时候给予过帮助的，范雎也竭力加以报答。司马迁对此概括为：“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睚眦，音牙自，指发怒时瞪眼睛。借指极小的仇恨。）

八、辩士与政客：范雎的长与短昭王长期以来一直信任和重用范雎。白起之死，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昭王偏向范雎：或者换一个角度说，是范雎争宠又获得了一次胜利。昭王曾将范雎尊为“叔父”，把他得到范雎比作周文王得到吕尚、齐桓公得到管仲。范雎相秦也确有显著功绩，并为日后秦国最终完成统一大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除了表现于倡议驱逐“四贵”，结束外戚专权，加强中央集权和明确地树立“远交近攻”的战略原则，还体现在其他一些正确的治国政策上。比如在他当权期间，秦廷加强了对巴蜀地区的联系和控制。

自秦惠王降服巴蜀以后，蜀守张若及其继任者李冰，迁移民、筑城市、修水利、治农业，使得当地经济有了长足发展，社会面貌发生很大的改观。但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于是，范雎决定在由秦入蜀的群山峻岭中开凿栈道。千里栈道的开通，便利了秦、蜀间的往来交通，也使秦国的用兵更加灵活，可以由蜀地出击东方国家。此后，秦国不断地恫吓楚国，扬言由蜀地而下，秦军不消几日就可踏平楚国。

在范雎为相期间，当时的大学者、著名思想家荀况曾入秦考察。范雎以礼相待，并询问荀况到秦国后有何观感。荀况说了这样一段话：“秦国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好，既有关隘要塞的险峻，又有山林川谷的富饶。这里的老百姓都很朴实，不尚浮华。他们对官府都很害怕，服服帖帖地听从官吏的摆布，遵守法令。而衙门里的官吏，则奉公守法，认真为朝廷办事，不偷懒，不营私舞弊。贵国的士大夫也都守法奉公，出家门进官府，出官府就回家。不结党营私，识大体，顾大局。再看朝廷，处理政务简捷明快，不为烦琐细务纠纷扯皮，真像古代恬然无治的样子。”末了，荀子感慨地说：“怪不得秦国自孝公、惠文王、武王以至昭公，不断取得胜利。这不是侥幸，是必然的结果啊!”这些话，当然也包括了对范雎治国有方的一种肯定。

但是，范雎相秦也有不当之处。这主要是他心胸狭窄，又过分看重个人的恩怨。范雎与白起的矛盾，就是一个例证。还有，“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的为人处世的原则与作风，使他全无政治家的风度，变成了一个市侩式的报复泄愤者，而且在用人方面也产生问题。像他为感恩而委以重任的郑安平、王稽，后来都给秦国造成损害。郑安平在邯郸之役中被赵国、魏国、楚国的军队内外夹击打得大败，后又被围，突围不出，就带着2万秦军投降了。王稽在任河东太守时，与东方诸国暗地沟通，结果被诛杀。按照秦国的法律，任人不善者，要受到同样的处罚。所以，范雎也险些因王稽通敌而被诛。

太史公司马迁不愧为一位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他以生动、细腻的笔触，记录了范雎与须贾、魏齐、郑安平、王稽之间的恩怨、曲折，并借此告诉人们：先秦的游士，如范雎之辈，奔走于各国，虽不同程度地存有利国利民的志向，但主要还是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他们中的一些人，以辩才取得荣宠，也能提出一些有益的主张，推行一些有益的措施，但称不上是有远见、有气度的政治家，只能是一些政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