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唐诗精神



盛唐气象

唐玄宗天宝年间，有位贵妇人身着男装骑在马上，带领一众人等前往曲池踏青。此行虽然在正史中并没有留下文字记载，却被诗人和画家记录在案。看来，这件事在长安恐怕也轰动一时，甚至成为街头巷尾茶楼酒肆的谈资。

这位贵妇就是虢国夫人。

虢国夫人是大名鼎鼎之杨贵妃的姐姐，当时的流言蜚语似乎暗示她跟唐玄宗关系暧昧。此事当然死无对证，称她为绝代佳人则不成问题，因为她即便拜见皇帝也素面朝天。杜甫的诗就说：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马入金门。却嫌脂粉涴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涴读如卧，污染的意思。化妆品只会破坏容颜，可见其天生丽质国色天香。

所谓盛唐气象，也能从中看出一二了。

《虢国夫人游春图》，唐代画家张萱所绘，此图再现了杨贵妃的三姐虢国夫人及其眷从盛装出游的景象。现藏辽宁省博物馆，为北宋时代的摹本。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 ——杜甫《丽人行》

 

的确，用枯燥的统计数字来证明安史之乱前的大唐处于极盛时期，是困难和没有意义的。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盛世更多的是一种国民心态，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满足感，一种物质充盈和人身安全前提下的内心宁静和骄傲自豪，以及无处不在可以触摸的繁荣昌盛、青春活力和雍容华贵。

盛唐，确实是一种气象。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出土于西安一座建造于公元723年的陵墓。根据一些乐工的衣饰、胡须和面部轮廓，可断定他们来自中亚。唐朝的陵墓常用陶俑陪葬。陶俑多用中亚男人，包括乐工和照管马或骆驼的人。这些陶俑说明了唐代士族对中亚音乐和商队的喜爱。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唐代马球运动，不仅在帝王与文武百官之间流行，还普及于民间，甚至妇女也成了马球活动的参与者。

气象无疑首先表现于城市规划和建筑。正如我们在《隋唐定局》一卷中所说，唐代长安和洛阳的气势恢宏，已经超出了现代人的想象，也让后世自愧不如。明清两代最有鉴赏力的人甚至能够一眼看出，哪些城市是唐代所建，哪些是宋和宋以后的：唐的城廓一定宽广，街道一定正直，基址一定宏敞，绝不会有哪怕一丁点儿小家子气。

可惜再好的复原图和沙盘，也无法真正再现当年，可以一睹芳容的只有壁画和雕塑。尤其是被称为唐三彩的那些工艺品，不但可观赏，而且可把玩。它们是那样地巧夺天工和生机勃勃，那造型，那光泽，那釉彩，本身就是气象。

何况它们还是一个辉煌时代的真实缩影。在一件西安出土的作品中，骆驼上的乐工很明显地来自中亚；另外一尊陶俑则告诉我们，热爱运动的打马球女人是多么地引人注目和受到欢迎。总之，所有这些栩栩如生的雕塑艺术，都在讲述着当时的中国人如何在亚洲创造了英雄般的史诗。

唐诗就更是如此。

诗歌之于唐（其实还有宋）意义非凡。它绝不仅仅只是某种文学样式，更是生活方式，以及一个绅士或者上层人物的身份象征。因此，就连身为女人如武则天，非进士出身如李德裕，也会写诗。而且如我们所知，写得还不错。

读诗、唱诗和听诗的人就更多。同样如《隋唐定局》中所说，那是一种风气、潮流和时尚，是市井小民和青楼女子都要参与其事并乐此不疲的。这就极大地提高了唐人的生活质量和审美品位，使他们变得风流倜傥，就连牢骚也发得对仗工整漂亮潇洒：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但，最能体现大唐精气神的，却是一首《菊花》：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没错，这是黄巢的诗。

据说，是落第后所写。

这很有可能。唐代科举，正月考试，二月放榜，及第的进士“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只可惜没有黄巢的份。好嘛！你不让我戴大红花，那我就披黄金甲；不让使用批判的武器，那就实施武器的批判。咱们秋后算账！

事实上，黄巢正是坐着金色马车进入长安的，他的部队也让黄金之甲满城尽带。但，如果把这首诗仅仅看作发牢骚或者图报复，却未免失之简单。相反，这里面体现出的恰恰是大唐精神和大唐梦——在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和对外开放的前提下，每个人张扬个性和追求幸福的无限可能。

唐诗就是这种精神的最好诠释。

比如李白。

李白无疑是唐诗的代表。但，不代表艺术成就，只代表时代精神。要论艺术成就，则唐诗不如宋词，初盛唐不如中晚唐。唐诗的文学史意义，在于格律诗的发明和成熟；而要论平仄、对仗、用典、吐属和意象，没人超过李商隐：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这首诗基本上是无解的。没人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或者想要说什么。是啊，当时便已惘然的，又如何追忆？但如不追忆，又岂知当时惘然？可见问题不在可说不可说，而在怎么说。把不可说的说得声声入耳，正是李商隐的魅力。

李白却不是这样。

与字字珠玑的李商隐不同，也与工于格律、被后人视为典范的杜甫不同，李白基本上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完全是兴之所至，汪洋恣肆，比如：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又如：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显然，这里面没有什么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只有随心所欲的痛快淋漓，脱口而出的波澜壮阔。实际上李白的诗句不少口气吓人，这会儿要搥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过会儿又恨不得把一江春水都变成好酒：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新酦醅（读如坡胚）。明明是些大话、疯话、牛皮话，但他自己乐意说，别人也乐意听，还百听不厌。

这才是盛唐气象。

实际上在安史之乱前，大唐是相当包容的，既容得下武则天这样的女人，也容得下安禄山那样的胡人，当然更加容得下李白一类的狂人。看看杜甫笔下的酒仙群体吧：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李白当然更不含糊。在一次朋友的家宴上，他大大咧咧豪气干云地对主人说：喝喝喝！干吗告诉我酒钱不够？你不是还有五花马吗？你不是还有千金裘吗？快快快，把你儿子叫出来，拿这些东西去换酒，我们今天一醉方休！

如此反客为主，已近乎无赖。然而在朝气蓬勃百无禁忌的盛唐，这种无赖由于真实、率性、毫不做作，也是讨人喜欢的。因此，李白可以公然声称自己“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简直就是横着走路，豪迈得差点就会吼出“满城尽带黄金甲”来。

就这样，李白鲜活地成为时代的形象代言人。

杜甫也是。

这里说的诗人是杜甫，作品是《丽人行》；画家是张萱，作品是《虢国夫人游春图》。此图现藏辽宁省博物馆，为北宋时代的摹本。对于此图的解读学术界有争议，甚至有学者认为既非游春，图中也没有虢国夫人。本书采信日本历史学家气贺泽保规的说法，请参看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

见杜甫《草堂逸诗》。此诗也被认为是张祜所作，题为《集灵台》（其二），全文为：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文字略有不同。

这一观点引自周时奋《中国历史十一讲》。

顾炎武《日知录》即云：余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

见（法国）勒内·格鲁塞《中国的文明》。

见孟浩然《岁暮归南山》。

本诗在《全唐诗》中题为《不第后赋菊》，《清暇录》则但云此诗是黄巢落第后所作，题为《菊花》。

李商隐《锦瑟》。

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李白《将进酒》。

本段所引分别见李白《江夏赠韦南陵冰》和《襄阳歌》。

杜甫《饮中八仙歌》。

见李白《将进酒》。

李白的话见《上韩荆州书》，文本分析请参看李泽厚《美的历程》。

多样与统一

李白无拘无束，杜甫忧国忧民。

杜甫似乎是带着悲悯情怀降临人世的，因此对苦难的体验超过了同时代人。唐肃宗至德元载（756）冬，大唐政府军与安史叛军在长安西北的陈陶作战，几乎全军覆没。困在京城的杜甫得到消息，悲痛欲绝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

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

这是比《春望》更为沉重，也更有分量的作品。没有煽情的语言，只有如实的记录：寒冬腊月，十郡子弟，四万青年，同日而死，还有比这更惊心动魄的吗？没有。

难怪野旷天清，鸦雀无声。

但，此时无声胜有声。

悲声从心底发出，穿越千年时空直指人心，让我们至今读来仍不免震撼和颤栗。是啊，历史上有过太多战争，也有过太多死难。但是，又有多少人为那些陌生的亡灵，写过如此沉痛和肃穆的墓志铭呢？也就是杜甫吧！

这是一种人道主义情怀。正是这情怀，让杜甫对底层人民的遭遇充满同情。那生离死别的新婚夫妇，那相依为命的老年伴侣，那无家可别的孤独征夫，都让他揪心。也正是这情怀，使他在唐玄宗感觉良好，杨国忠粉饰太平时，敏锐地看出了社会的不公：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情怀是真诚的，关切也是实在的。杜甫客居夔州（夔读如魁，今四川省奉节县）时，有位寡妇常到他门前打枣，杜甫也听之任之。后来，草堂为侨居的晚辈姻亲借用，新房客就筑起了篱笆。杜甫听说，便请那年轻人网开一面：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照理说，杜甫可以不管这件事。毕竟，那只是一个非亲非故的邻居。然而唯其如此，才更需要将心比心。体贴入微的诗人甚至注意到，那无助的老妇每次来打枣时，其实是惴惴不安的；而一贫如洗的她，竟仍是官府征收的对象。

是的。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人民的生活早就水深火热，连天的战火却在继续燃烧，个体命运就这样跟天下的兴亡联系起来。杜诗被称为诗史，并不为过。

难得的是，杜甫对历史的记录并非宏大叙事，而是落到了具体的人物和事件，甚至不怕家长里短。唐肃宗至德二载（757）闰八月，诗人从今天的陕西省凤翔县回到富县的羌村家中，心情既欢快又沉重：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没有一句不是实实在在的生活。

看来，如果说李白纵情释放着心理能量，那么，杜甫便触动了人心最柔软的地方。那善解人意的邻居，渴望父爱的幼子，还有“夜阑更秉烛”的场景，谁不为之感动呢？唐诗通常被认为是不可翻译的，但这几句应该是例外。

这样的诗，王维就不大可能写。

自称“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的王维，对自然界却充满感情。在他眼里，每一条溪流都有生命，每一朵野花也都有故事，空无一人的山林更是充满情趣。就连水中白鹭被溅落的浪花惊起，又安详地飞回原处，都让他欣喜。

王维是大自然亲切的画家。

该图原为宋内府秘物，《宣和画谱》著录，南宋高宗题“王维写济南伏生”，钤“宣和中秘”印。绢本设色长卷，现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的确，王维总是能够把诗和画融为一体，而且不乏大气磅礴之作：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毕竟，作为盛唐诗人，气度几乎是必需的。

但，最耐读的，还是那些绘画小品般的五绝：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这是一组空镜头（scenery shot）。寂静的山涧旁，辛夷花悄悄开放又凋谢着。但，没人知道是热热闹闹地开，纷纷扬扬地落；还是委委屈屈地开，凄凄惨惨地落。不过作为盛唐之音，不会是陆游笔下的梅花：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多半，是旁若无人地开，满不在乎地落。

所谓禅意，也就在这里了。

王维是信佛的，曾皈依荷泽神会禅师，还为六祖惠能写过碑铭。因此他的许多作品，便既是诗也是禅：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此诗可与前首并读。前一首写动，这一首写静；前一首写白天，这一首写夜晚。春夜里，空山一片寂静，桂花落地无声。早已憩息的山鸟却被悄然升起的明月惊醒，莫名其妙地叫了起来，一会儿响起一声，过会儿又响起一声，反倒更加显得万籁俱寂。这可真是此时有声胜无声。

然而禅之为禅，正在自然。所以，尽管辛夷花开得蓬蓬勃勃甚至欢天喜地，却是没有声音的，正如有着鸟鸣的画面其实静止。对立的双方就这样相互契合，一切也都在有意无意之间。这样看来，追问意义其实没有意义，追问动机就更是不必，倒不如鸟宿鸟鸣都自在，花开花落两由之。

这就是禅。

王维也因此获得了“诗佛”的称号，正如李白和杜甫被分别称为“诗仙”和“诗圣”。但，盛唐最有成就的三位诗人恰恰对应着儒释道，却未必是巧合。实际上，隋唐两代的国家意识形态是混合型的，不但儒法并用，而且兼容释道。统治者并不拘泥于某一家的思想，反倒更乐意各取所需为我所用。

开明的态度和开放的政策，造就了文学艺术的生机勃勃和百花齐放。丝绸之路则不但让长安胡商云集，也把这座城市变成国际化大舞台。西域的胡旋舞，中亚的柘枝舞（柘读如这），印度的婆罗门曲，都在这里风靡一时，成为皇家与民同乐的保留节目。这些盛大场面记录在敦煌壁画中，显示出的打击、弹拨、吹奏、拉弦等乐器多达四十余种。

莫高窟第45窟北壁。

莫高窟第445窟，盛唐时期。

无所畏惧无所顾忌地引进和吸取，无所束缚无所留恋地创造和革新，这就是盛唐气象的思想基础。各色人等无论汉胡男女都可以轮番上阵，各种声音无论清浊雅俗都可以竞相争鸣，这就是盛唐气象的社会氛围。

因此，新的文明也一定是多样而又统一的。多样，是因为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选择；统一，则因为同时代人会有相同的感受。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你能一眼看出都是谁写的吗？

前两句是李白的，后两句是杜甫的。

那么，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又是谁的？

杜甫。

这并不奇怪。实际上，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边境战争从来就是唐诗的主题之一，建功立业也从来就是唐人的向往。盛唐有如强汉，少有文弱书生，诗人们至少在精神上是豪雄的。所以就连王维，也不会只看风景。李白、杜甫和其他人，更会将目光部分地投向边塞，投向战场。

但，边塞诗的代表，当首推岑参。

杜甫《悲陈陶》。

见杜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见杜甫《又呈吴郎》。

见杜甫《羌村三首》。

见王维《酬张少府》、《栾家濑》。

见王维《汉江临泛》、《使至塞上》。

王维《辛夷坞》。

此处所引陆游词见《卜算子·咏梅》。

王维《鸟鸣间》（或作《鸟鸣涧》）。

请参看樊树志《国史概要》、《国史十六讲》。

无所畏惧无所顾忌地引进和吸取，无所束缚无所留恋地创造和革新，这两句话是李泽厚先生的，请参看李泽厚《美的历程》。

见李白《渡荆门送别》，杜甫《旅夜书怀》。

见杜甫《前出塞九首》其六。

本段所引诗见王维《陇西行》。

怛罗斯

岑参被称为“诗雄”当之无愧，他的诗确实充满阳刚之气：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

这实在是豪雄之极。

豪雄与性格有关，更与经历有关。进士及第的岑参曾两次出塞，先后在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手下任职，足迹远至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吉木萨尔和库车县，最近处也到了甘肃武威。唯其如此，他才写得出这样铿锵有力扣人心弦的诗句：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

这是西北重镇和军旅生涯的真实写照。

同样，也只有亲历者才会道出边防军的特殊感受：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的确，西域山高路远，征战前途未卜，回家的日子遥遥无期，平安书信当然弥足珍贵。但，边防将士却并非都是强征入伍，自愿从军的也不乏其人，这又是为什么呢？

高适回答了这个问题：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

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

这是真实的心理。如前所述，大唐是一个好舞台，为各色人等提供着自我实现的多种可能性，远赴边疆建立军功便是其中之一。那里固然火山炙热，冰河寒彻，却也有浓郁的异国情调，多情的外族姑娘，旦夕可至的扬名机会，一马平川的广阔疆场，确实能让热血男儿跃跃欲试摩拳擦掌。

更重要的是：天子非常赐颜色。

事实上，从太宗到玄宗，包括女皇的时代，成为世界中心就一直是帝国的梦想。有此梦想也不奇怪。因为长安和罗马一样，都曾经是世界首都，只不过一个是东方的，另一个是西方的。因此，尽管罗马再也回不到从前，却不等于长安的新主人不可以再造辉煌，尤其是在重归一统之后。

奖励边功，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

结果是大唐雄辩地证明自己不输于两汉。在王朝最强盛的时期，太宗皇帝的继承者们成功地将伊犁河流域以及今天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巴尔喀什湖（Balkhash）、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伊塞克湖（Issyk-Kul）和托克马克（Tokmok，碎叶）都置于掌控之中。据说，李白就出生在那里。

但是到唐玄宗天宝十载（751），情况就变了。

说起来这也是帝国最沮丧的一年，三员大将几乎一齐在前方遭遇失败：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在云南败于南诏，东北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败于契丹和奚人。至于另一场败仗，则应由岑参曾经的顶头上司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负责。

这就是著名的怛罗斯战役（Battle of Talas）。

怛罗斯（怛读如答）的准确位置已无法确定，一般认为在今天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这虽然算不上世界大战，意义却是世界性的。交战双方是当时的两个超级大国——大唐和阿拉伯帝国，卷进来的则是夹在当中的大小城邦。

显然，这里面有着错综复杂的民族和国际关系。简单地说，就是吐蕃和阿拉伯帝国都对丝绸之路的某些必经之地表现出强烈的占有欲，尽管那里是大唐的势力范围，当地人民也更愿意接受大唐的保护，成为中华帝国的藩属。

吐蕃和阿拉伯却咄咄逼人。前者一度让大唐失去了安西四镇，二十二年后才被武则天收回。阿拉伯帝国则在征服波斯帝国之后，又把前沿阵地延伸到布哈拉和撒马尔罕，而且进军塔什干（Tashkent），骚扰费尔干纳（Fergana）。

这就只能武力解决了。

据陕西礼泉县唐代长乐公主墓墓道东壁壁画所绘。

天宝六载（747）七月，兵分三路的高仙芝部一万骑兵会师今天阿富汗境内的连云堡，然后乘胜追击，生擒小勃律王和他的吐蕃王后，让青藏高原的极西地区重归大唐。创立奇功的高仙芝，也因此被任命为安西四镇节度使。

不过，高仙芝立了功，也惹了事。天宝九载（750）十二月，他以签订和约的名义诱骗塔什干（石国）国王，从而使后者成为自己的战俘。破城之日，高仙芝还屠杀了当地的老弱病残，并把大量战利品用骆驼运回了家中。

石国王子逃到其他城邦，向粟特同胞控诉高仙芝的背信弃义，所到之处一片怒火。于是，这些原本依附于大唐的印欧语系民族，决定请阿拉伯人来主持公道，这当然是后者求之不得的。刚从白衣大食（伍麦叶王朝）变成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的阿拉伯帝国派出了他们在中亚的部队，高仙芝则率领远征军深入七百里迎战，怛罗斯战役因此打响。

两军相持五天之后，戏剧性的变化发生了。高仙芝带来的铁勒同盟军临阵倒戈，与阿拉伯武士一起夹攻唐军。猝不及防的高仙芝一败涂地，大批将士不是阵亡就是被俘，就连随军的造纸工匠也被胜利者顺手牵羊带回了伊拉克。

阿拉伯人从此掌握了造纸术。

大唐却丢失了抵抗东进势力的边防前哨，只得将中亚的控制权拱手相让。四年半以后，安史之乱爆发，高仙芝和他的亲密战友封常清被杀，再也回不到那片绿洲。

怛罗斯变成了东方滑铁卢。

这是一个转折点。从此，伊斯兰文明在中亚和西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大唐却节节败退步步紧缩。到唐德宗贞元六年（790）秋天，就连准噶尔（北庭）和塔里木（安西）也都彻底失联，成为已非长安可以羁縻的断线风筝。

历史不能假设，因此无法断定如果没有安史之乱，大唐还能不能在中亚重建权威。也许，作为农业帝国，对外扩张在天宝十载已经走到头了，三场败仗就是警示。

那么，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吗？

有。在《兵车行》中，杜甫对帝国连年不断的征伐提出了质疑：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是啊，没人从事生产，国力从何而来？亲人暴尸荒野，百姓难道愿意？

当然不愿意。杜甫这样描述了普通民众像鸡狗一样被驱赶着强征入伍，以及亲人们撕心裂肺生离死别的惨状：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于是诗人悲愤地说：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这就几乎是指名道姓的批判了，表现出的正是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精神。事实上，伟大作品的背后，总是横卧着人类亘古的苦难。真正的诗人，也总是时代敏感的神经。杜甫的《兵车行》有可能写于天宝十载，他的《丽人行》则应该写于十二载。等到十四载冬天，他喊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时，渔阳鼙鼓便终于惊破了霓裳羽衣曲。

唐诗就这样成为唐史。

同样，杜甫也成为另一个时代的代言人，尽管通常都认为他属于盛唐。但，杜甫的盛唐已不同于李白。他开辟的道路则将由新的群体继续前行，并创造出新的局面来。

见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

岑参于天宝三载（744）进士及第，天宝八载（749）任高仙芝的幕府书记，天宝十三载（754）任封常清手下判官，事迹见（唐）杜确《岑嘉州诗集序》、（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三。本段所引诗见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岑参《逢入京使》。

高适《燕歌行》。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天宝十载四月条、八月条。

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安西四镇因吐蕃而废止。武则天长寿元年（692），大唐在龟兹恢复安西都护府。唐高宗永徽二年（651），阿拉伯帝国征服波斯。唐中宗景龙三年（709），阿拉伯帝国征服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唐玄宗开元三年（715），唐军在费尔干纳赶走了入侵的阿拉伯人。请参看（法国）勒内·格鲁塞《中国的文明》。

见两《唐书》之高仙芝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天宝六载十二月条后之追记、卷二百一十六天宝六载十二月条。

见《新唐书·高仙芝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天宝十载四月条。阿拔斯王朝建立于公元750年，定都库法，762年迁都巴格达。

本诗原文作“耶娘妻子走相送”。耶即爷。为了便于阅读，径改作爷。

上引均见杜甫《兵车行》。

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天宝十载四月条，杨国忠派遣御史分道捕人强征入伍，连枷送往军中，送行的父母妻子哭声振野，可视为《兵车行》的时代背景。又，杨国忠于天宝十一载十一月担任右相，因此《丽人行》有可能写于十二载春。至于杜甫自京赴奉先的时间，则在十四载十月到十一月之间，安史之乱正好发生在十一月。

新的诗风

杜甫的贡献在七律。

七律是格律诗的一种，在后世更是常用的一种。但在初唐和盛唐，诗人们更喜欢的是古体，比如李白和岑参；或者五绝和五律，比如孟浩然和王维。王昌龄的名作更清一色都是七绝，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秦时明月汉时关”和“一片冰心在玉壶”。创作七律的也有，却乏善可陈。

让事情发生变化的，是杜甫。

杜甫当然是全才。他的五古如《羌村三首》，七古如《饮中八仙歌》已于前介绍，其余则五律如《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五绝如“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七绝如“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也全都脍炙人口。

但真正超越了前人的，还是他的七律。

比如《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是被称为古今七律之冠的作品，因为不但完全符合格律，而且做到了极致：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简直就是既可以学习又无法企及的范本。

也许，必须稍微讲点这方面的知识。

跟所有格律诗一样，七律最重要的是平仄。平，大体上就是现代汉语四声中的阴平和阳平。仄，则是上声（上读如赏）和去声，再加古代的入声。所以，某些现在读平声的字比如发、七、出，也是仄，因为在古代是入声。

平仄的要求叫粘对。粘就是相同，对就是相反。一般地说，一句当中，第二个字与第四个字，第四个字与第六个字都要平仄相反。一首诗当中，第一句和第二句要相反，否则叫失对。第三句和第二句却要相同，否则叫失粘。以下由此类推。不过，韵脚的字，平仄是一样的。句中某些字，也可以马虎，但平脚的句子不能除韵脚外只有一个平声。

符合要求，又怎么样呢？

就会错落有致。因为字与字，句与句，都是相反之后又相同，相同之后又相反，读起来特别好听。

这是音乐之美。

平仄之外是对仗，包括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副词对副词，形容词对形容词。比如杜甫的“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就是每个字都对上了，可称工对。

这是文学之美。

词性要相同，平仄要相反，这当然很难。但，由于我们这个世界原本充满了矛盾，对仗的使用便可能因为张力而产生奇效，比如“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或者“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

至于七律，也有它的优越性：七言较之五言，八句较之四句，空间更大，余地更多，可以游刃有余地起承转合，尽管难度也因此更大。所以中唐以后，七律便佳作频出，金句迭现。比方说，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许浑的“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以及李商隐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当然，更多的名句应该还是出自七绝。比方说，韦应物的“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韩愈的“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元稹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以及白居易的“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

杜牧就更是堪称七绝之王，他的许多佳作恐怕是必须整首照录的：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实在让人爱不释手，更不用说“停车坐爱枫林晚”和“牧童遥指杏花村”了。

七言和律绝成为主流，已是趋势。

这当然有原因，有道理。五绝太短，不能尽兴，长歌又不便于记忆。包括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那样的名作，也没有多少人背得下来。真正流传千古的，恰恰是那些明白如话让人一见倾心的七绝，比如杜牧的《江南春》：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再就是七律了。七律其实是七绝的叠加，只不过三四两句（颔联）和五六两句（颈联）都必须对仗，四五两句又平仄相同，因此读起来回肠荡气，比如李商隐的《无题》：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在这里，看要读如堪。

无疑，正如杜甫不同于李白，被称为“小李杜”的杜牧和李商隐也各有千秋。商隐耐人寻味，杜牧清新可人，体现出的时代精神却相当一致，那就是沉稳、多样和内向。

沉稳是必然的。安史乱后，人心思治，天下求稳，受够了动乱的君臣都希望过安生日子。所以，尽管有藩镇时不时地叛乱，却很快就平息；尽管朝中派系针尖对麦芒，也最多只是把对手贬到地老天荒，赶尽杀绝的事不大发生。

稳定压倒一切，可谓朝野共识。

于是，尽管有藩镇割据、宦官乱政和派系斗争，中唐的统治集团仍然致力于国家管理的有序化，包括财政收入实行两税法，人才选拔完善科举制。这两种制度及其深远意义是下面一节要展开讨论的，但可以肯定，较之初盛唐生龙活虎的开拓进取，中唐更希望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程式化规范化的七律，便很符合这种心理。尽管它因为过于工整而难免呆滞，但严守格律却能保证基本品质，至少读起来抑扬顿挫。可见平仄和对仗很有意义，呆滞的缺憾则可以由晚唐五代兴起的“长短句”（词）来弥补。

何况没有谁只写七律，即便同为七律也气质不同。事实上，中晚唐文坛人才之辈出，个性之鲜明，风格之多样，均远胜于前，甚至有幽奇诡异如李贺：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

这可真是堪称“鬼才”。

个性鲜明是因为感情细腻。的确，如果说初盛唐更关注外部世界，那么中晚唐便更在意内心感受。因此，就连边塞诗的调性也不同于高适和岑参，比如李益：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没错，反映戍边之苦，批判相关政策的不合理，历来是边塞诗的主题之一。高适就说：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但，高诗是陈述事实，表达的是谴责；李作是描写氛围，表达的是伤感。区别是微妙的，也是明显的。

只不过，这也是时代之别。

此处所引五绝见杜甫《绝句二首》，七绝见《江南逢李龟年》。

见（明）胡应麟《诗薮》。

这里所说只是大而化之的原则性要求，具体情况还要更复杂一些，详请参看王力《诗词格律》。

所引见杜甫《江汉》。

所引见高适《燕歌行》，李商隐《马嵬》。高适《燕歌行》并非格律诗，仍然用了对仗，可见对仗是一种很好的修辞方式。

以上所引分别见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许浑《咸阳城西楼晚眺》，李商隐《无题二首》其一。

以上所引分别见韦应物《滁州西涧》，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一，元稹《离思五首》其四，白居易《暮江吟》。

以上所引分别见杜牧《秋夕》、《山行》、《清明》。

此诗的首句也有人认为应该是“十里”，因为千里之外，怎么知道莺啼绿映红？其实即便十里也不能尽知，南朝四百八十寺更只在想象之中。

见李贺《李凭箜篌引》。

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

这一区别也可以从用韵看出。高适诗用的是仄声韵，李益诗是平声，平声的语气要平和得多。

知向谁边

分界点仍是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以后的大唐似乎换了一个样，不但皇帝不再是李世民和武则天那样的，就连服饰也焕然一新：衣服由紧身窄袖变成长袍宽袖，眉毛则由又细又长变成又短又粗。难怪白居易这样描述老宫女的过时落伍：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

社会上也是另一番景象。实际上德宗以后，上层风气日趋奢华，浅斟低唱和车马宴游成为新的时尚。英勇豪迈的慷慨悲歌不大有了，青春年少的直朴气质不大有了，冲破传统的反叛氛围也不大有了，士大夫们更多地是痴迷于书法、图画、围棋、占卜，以及各种脍不厌细的精美饮食。

这可真是恍如隔世。

◎唐代前后期服饰对比图

盛唐时期，敦煌第151窟北耳洞龛女像。少女头梳双髻，着圆领长袍，选自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

盛唐时期，陕西西安南郊出土韦顼墓石椁装饰画。图中少妇头戴胡帽，身着领袖窄小的翻领胡服，这是天宝年间流行的妇女时装样式。

晚唐时期，选自周昉《簪花仕女图》。图中女子梳高髻，上插牡丹花，身穿大袖纱衫，披锦绣罗帔，下着长裙。

晚唐时期，敦煌壁画第196窟。选自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

变化与两件事情有关，这就是科举制和两税法。后者简单地说，就是以田亩为单位确定地税，以贫富（户等）为标准确定户税，以货币替代谷米和绢帛进行缴纳，每年不晚于六月和十一月起征，其他苛捐杂税全免。由于有地税和户税两种，又是夏秋两季征收，所以叫“两税法”。

平心而论，两税法的意义是积极的，因为赋税的征收由按人口计算变成了按资产计算。户税固然是大户多纳，小户少交，地税也是地多的税多，地少的税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广大贫苦人民的负担，有利于解放生产力，也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可惜在王朝时代，立法者的善意往往是一厢情愿，中晚唐皇帝的诏令更未必能真正实行。贞元三年（787），全国大丰收，物价低到每斗米一百五十钱，粟八十。为了防止米贱伤农，帝国下令以平价收购粮食。这当然是中央政府的惠民政策，结果却是农民苦不堪言，怨声载道。

德宗皇帝得知这一情况完全是意外。十二月某日，他外出打猎路过一家农舍，便信步走了进去。也许，他是想顺便做一次调研。当然，更可能是想听到歌功颂德。

农户叫赵光奇。

唐德宗问：怎么样？老百姓都很幸福吧？

赵光奇答：不幸福。

德宗奇怪：丰衣足食，为什么不幸福？

赵光奇说：因为政府不讲诚信。说是地税和户税之外不取分文，其实额外收的比两税还多。后来又说什么平价收购粮食，实际上是只拿粮食不给钱，还要我们运到老远，害得我们几乎破产。我等愁苦如此，哪有幸福？

德宗叹息，下令补偿赵光奇。

农民赵光奇确实光奇，皇帝唐德宗却其实不德。赵光奇说得非常清楚：朝廷体恤民众的所有诏令，到了地方上从来就是画饼和空文。德宗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只是补偿赵光奇一家，又有什么意义？难怪司马光很不以为然。

但，实行两税法以后，帝国变得安定富庶，官员也变得阔绰起来，则是事实。更重要的是，由于唐代科举之盛始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极于德宗之世，所以创造了两税法的德宗朝，便成为历史的一个分界点——此后的中华帝国将是庶族地主阶级的政治舞台。

没错，科举制和两税法，都是有利于他们的。

新阶级要有新文化。于是有了韩愈、柳宗元代表的古文运动，白居易的新乐府，以及唐传奇。传奇就是小说。小说原本不入流，唐传奇的作者却是大家，比如创作《枕中记》的是史官，创作《李娃传》的是诗人，元代戏曲《西厢记》前身《莺莺传》的作者更是大名鼎鼎的元稹。

实际上传奇与唐诗不但并行不悖，而且相辅相成。白居易写了《长恨歌》，陈鸿就写《长恨歌传》；白行简写了《李娃传》，元稹就写《李娃行》。历来被看作高雅艺术的诗与通俗文学传奇，竟然毫无障碍地“同流合污”。

这是中晚唐的时代精神。

的确，由于越来越多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并逐渐成为官僚队伍的主流，文学艺术的平民化已是大势所趋。事实上，正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指向未来，古文运动也是借复古之名，行创新之实。韩愈和柳宗元们反对四六骈文，则其实是要颠覆门阀士族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权。

因此，韩、柳的文章都明白如话，决不晦涩难懂。比如韩愈的《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此而已。又如他的《杂说四》：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至于柳宗元的《小石潭记》，更是不押韵的白话诗：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白居易的新乐府就更是如此。据说，他的乐府诗是连普通民众都能听懂的。难怪同时代的日本人欣赏唐诗时更偏爱中唐，在中唐诗人中又最喜欢白居易。毕竟，那时他们正在向中华文明学习，而且“文化程度还不高”。

但这并不妨碍白居易写出极其高雅的七律：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与盛唐一样，这里面体现出的仍然是大唐精神，是个性的张扬和幸福的追求，只不过个性更加鲜明，对幸福的理解也各不相同。所以，韩愈可以因坚持己见而得罪皇帝：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杜牧也可以不管不顾地流连忘返于红灯区：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同样，他们可以一面谈情说爱，一面忧国忧民；昨日指点江山，今朝礼佛参禅。因此，尽管柳州城“惊风乱飐（读如斩）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长安和洛阳的牡丹花下仍是游人如织。那是一种时尚，与贵贱穷达无关。相反，官僚政治和派系斗争时代的士大夫，早已习惯了宦海沉浮。君不见，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牡丹也一样。

只不过，牡丹花会被代以黄金甲。

是的，黄巢用他的《菊花》诗，以批判的武器为唐诗精神做了总结，也靠转战南北，用武器的批判为世界帝国画了句号。唐僖宗乾符五年（878）十二月，他攻陷了大唐的东南口岸福州，又在次年兵临广州城下。担任广州节度使的要求被拒绝后，黄巢破门而入，屠杀了坚持抵抗的居民，其中便包括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和琐罗亚斯德教徒。这些外国人是丝绸、瓷器、茶叶、樟脑等中国产品的出口商，黄巢却连桑树都砍掉了，让阿拉伯人很久穿不上漂亮衣服。

这一切，长安市上酒家眠的李白可曾想到？

应该想不到。但传为他所作的《忆秦娥》，却不妨看作长安和长安所代表之时代的悼词：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没错，大唐灭亡后，长安将永远不再成为帝都。代之而起的是新的城市，也将是几乎全新的文明。

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大宋革新》

见白居易《上阳白发人》。

见（唐）李肇《国史补》，并请参看李泽厚《美的历程》。本节所述多处引用了李泽厚先生此书研究成果，恕不能一一注明，谨此鸣谢。

请参看王仲荦《隋唐五代史》。

唐德宗时宰相陆贽的《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即称：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三贞元三年十二月条及“臣光曰”。

唐代科举三阶段，见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

《枕中记》的作者是曾任史馆修撰的沈既济，《李娃传》的作者是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

请参看（日本）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

白居易《钱塘湖春行》。

见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杜牧《遣怀》。

中唐士大夫以赏牡丹为时尚，见李肇《国史补》，本段所引诗分别见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刘禹锡《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三乾符五年十二月条，乾符六年五月、六月、九月条，（阿拉伯帝国）苏莱曼、艾布·载德·哈桑·西拉菲《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2001），同时参看（日本）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法国）勒内·格鲁塞《中国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