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解读——重农抑商的贯彻与落实



商人白圭说：“我做生意，就好像伊尹、吕尚用计，孙子、吴起用兵，商鞅变法一样。如果没有善于权变的谋，当机立断的勇，人卖我买、人买我卖的仁，和狠抓时机的强，虽然想学我这套办法，也是不行的。”

但商鞅、韩非、李斯等人却以为，“商”为“末”，“农”为“本”，应“重农抑末”、“上农除末”。相延2000多年的一种政策从此开启。

可秦始皇又为何表彰大商人寡妇清?

一、从都江堰和郑国渠说起秦昭王（公元前306-前251年在位）时，著名水利专家李冰担任蜀郡（在今四川省境内）守。他利用岷江的水资源，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在李冰的带领下，当地民众在今都江堰市西北的江边修筑一条长堤，称作“百丈堤”，用以保护河岸免被湍急的江水冲坏。在离“百丈堤”不远的江心修筑鱼嘴形堤坝。这个“分鱼嘴”将岷江水流分为两支：东边一支叫内江，又名都江，西边一支叫外江。内江这边，在今都江堰市西南方附近开凿“宝瓶口”，使内江水从此口而下，分出许多大小支渠流入今成都平原，形成一个完整的自流灌溉系统。在“分鱼嘴”和“宝瓶口”之间，修筑一条叫“飞砂”的堤坝，当江水上涨时，内江过多的水，翻过此堤流入外江，这样就可以免除内江地区的水患。外江属于岷江正道，在那里组成航运和另外的灌溉系统。

这就是千古传颂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都江堰的建成，不仅免除了岷江对成都平原的危害,而且使约300多万亩土地得到灌溉,那些常遭水旱之灾的土地变成肥沃的良田。成都平原逐渐变成全国著名的粮仓。人们称之为“天府”之国。唐代诗人岑参，曾将李冰的功绩与传说中的圣人大禹相比。“始知李太守，伯禹亦不如”，认为其功劳超过远古时候平治水土、划定九州的大禹。

秦国在一统天下之前，还兴建了另外一个大型的水利工程——郑国渠。

郑国原是战国后期韩国的一位“水工”，即专门从事水利工程的专家。韩国眼见强秦日益扩张，自己又无力抵抗，就想出“疲秦”一计。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年），韩国派郑国到秦国游说，提议凿一条渠道引泾水流入洛河，即从现今的陕西礼县东北谷口（又叫瓠口）地方起。引泾水往东到今天的三原县北汇合浊水及石川河道，再引向东经过今富平、蒲城而后导入洛水，渠水可用于灌溉土地。韩国的意图，是想用这一庞大的工程消耗秦的力量，使其无力向东扩张。

在建造此渠过程中，秦王政识破了韩国的阴谋，要杀掉韩国奸细郑国。郑国临死前请求能面见秦王一次。见到秦王，郑国竟然从容镇定，不仅不隐讳“阴谋”，反而侃侃而谈，力陈此“阴谋”对秦国并无不利，反而会带来好处。他说：“我劝说秦国的君臣修渠，确实是为了延缓韩国被吞并的时间。可是，渠成之后难道不也是秦国的万世之利吗?”他又建议，“何不让我将这项水利工程完成呢?”

一番富于理智的话语，打动了秦王的心。秦王决意将计就计，使韩王“疲秦”之计，变成造福关中的举措。郑国又全身心地投入到挖渠的工程中。渠道修成后，人们称之为“郑国渠”。

这条人工长河，使秦国关中的4万余顷土地（相当于今天200万亩）得到灌溉之利，成为旱涝保收的丰产田。此前，渭北有不少盐碱地，土质瘠薄，庄稼长得很差。郑国引水灌溉，发挥了洗除盐碱的作用，同时，水中含有的大量沙土，积淀下来使贫瘠的土地得以改良。从此，关中的农业生产面貌发生根本改变，亩产粟可达一“钟”（约合今320斤），这个产量在当时是很高的。

郑国渠、都江堰的兴建，极大地提高了秦国农业生产的水平，从而为秦国统一中国打下了牢固的物质基础。

二、重农政策及农书的出现都江堰和郑国渠的兴建，似乎是两个孤立、偶发的事件，其实不然。战国时代，一些强大的诸侯国都很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像魏国，兴修了引漳灌邺工程。其中秦国长期推行重农政策。尤为注重农业生产的发展。都江堰和郑国渠，正是这种相当明确的治国方略所带来的产物。

巴、蜀是在秦惠文王（公元前337-前311年在位）时并入秦国版图的，秦国占有巴蜀后，积极开发当地经济，还迁徙1万多家秦民入蜀。李冰继续执行前任郡守李若发展生产的措施，并进一步加以推进。至于郑国渠，假使秦国没有重视农业生产的政策和方略，它的修造工程很可能就会因秦王识破韩国的“疲秦”之计而告吹。

从商鞅变法起，秦国就力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的政策。商鞅将男耕女织视为“本业”，将从事商业、手工业以及游说，看作是追逐“末利”。商鞅规定，凡努力从事农业生产，使粮食和布帛超过一般产量的，可以免除本人的劳役和赋税；不安心务农而从事工商业或因游手好闲而贫穷的，全家罚做官奴。商鞅反对人民去当商贾、手工业工人和游士，在他看来，如果商贾可以“富家”，技艺可以“糊口”，游士可以“尊身”，那么人民就会逃避耕作。由于秦国地广人稀，荒地较多，商鞅把奖励开垦荒地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重点。他还招徕韩、赵、魏的无地农民到秦国垦荒，给他们土地和住宅，免除三世的劳役，让他们为秦国生产粮食。

商鞅推行的重农政策，后来成为秦国的一种基本国策。受此影响和带动。到战国末年，秦国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已在各诸侯国中跃居前列。铁制农具和牛耕普遍推广，水利事业长足发展。还出现了总结农业生产的专门著作《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这是我国现存最古的4篇农书。

《上农》等4篇收录于《吕氏春秋》。其中反映的情况，虽不能排除来自其他诸侯国，但无疑包括了秦国在内。《上农》这个标题就是重农的意思。它比较详细地阐述了重农的理论，特别是着重讨论了农业与政治的重要关系。这是秦国重农理论在吕不韦时候的新发展。

《任地》、《辩土》、《审时》3篇，总结、记录了从播种到收获的一整套农业生产经验，涉及农具使用、土地利用、排水洗土，以及时令、虫害与农业生产密切关联的问题。从此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对于如何发展农业生产，已有了相当成熟的经验和比较系统的科学知识。

《任地》以当时农民时常要面临的10大问题开篇，现抄录如下，以帮助大家对战国时代农业生产的具体情状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子能以洼为突乎?”（你能把洼地当作突起来的高地利用吗?）

“子能藏其恶而揖之以阴乎?”（你能把干燥的土地弃于一边，而让出湿润的土地来用吗?）

“子能使吾土靖而甽（音振，田野间的水沟）浴土乎?”（你能使土地不含过多的盐碱，而用沟酬排水洗土加以改变吗?）

“子能使吾士保湿安地而处乎?”（你能使土地保存其湿润，而让好田在地中存在着吗?）

“子能使藿（音贯）夷毋淫乎?”（你能使藿夷这种野草不蔓延危害农田吗?）

“子能使子之野尽为冷风乎?”（你能使田里的庄稼通风良好吗?）

“子能使藁数节而茎坚乎?”（你能使庄稼长得壮实吗?）

“子能使穗大而坚、均乎?”（你能使禾穗长得大而结实、均匀吗?）

“子能使粟圜而薄糠乎?”（你能使玉米长得籽粒饱满而皮薄吗?）

“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强乎?”（你能使米粒长得有油性，吃起来有劲吗?）

以上10个问题，从整理土地、利用和改良土壤一直讲到耕作保墒、除草通风，从而使庄稼长势好、收获多且又好吃。这实际上就是当时精耕细作的10大要领。其中第三点以沟渠引水冲洗盐碱地以改善土质，正与前面所提郑国渠引水洗地相契合。紧接着这10个问题，《任地》又提出5项辩证的耕作基本原则，即土壤的“柔”与“力”（粘和坚硬）、“急”与“缓”（紧密和疏松）、“湿”与“燥”（湿润和干燥）、“息”与“劳”（休耕和连作）、“棘”与“肥”（贫瘠与肥沃）。《任地》指出，这5对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辩土》对《任地》提出的问题做了具体的回答，主要讨论了如何使用土地、以人力改变土质。《审时》则讲了各种庄稼与时间季节的关系。

到战国末年，商鞅倡导的重农和鼓励开垦荒地的政策，已结出硕果。像关中，已由原来成片的盐碱地，变为“膏壤沃野千里”。《尚书·禹贡》说到秦国所属雍州的地质时，就说是“黄壤”，列在“上上”，全国第一。大量的荒地变为已开垦的耕地，可视作战国时期秦国本土最重大的变化之一。

基于以上种种因素，战国末期的秦国，粮食产量猛增，成为诸侯国中最富庶的一个，用后来司马迁的话说，是“秦富天下十倍”。

三、抑商背景之一：战国的商业和商人有意思的是，在战国时期重农思想发展的同时，商业以及手工业渐渐受到贬抑。在一些人眼里，农业是“本”，即国家的根本，而工商业则是“末”，即不重要的；为了国家的利益，必须重“本”抑“末”。但是，我们千万不要由此而误以为战国时候的商业活动，已受此严重摧残而一片萧条。恰恰相反，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商业活动空前繁荣。那么，这该怎么理解呢?重“本”抑“末”的作用又该如何看待呢?先让我们来对战国时期商业的发展和商人的情况，做一番了解。

中国的商品交换活动，早在公元前16世纪至前11世纪的殷代，就有相当的发展。殷人占卜用的大海龟，来自南方；殷墟（在今河南安阳。系殷代后期的都城遗址）发掘所见的鲸鱼骨，也来自南方；还有，丹砂出自湖南、广西一带；松绿石、玉石则产于西北陕甘、新疆地区。殷代已普遍使用具有货币性质的等价交换物——贝。在殷墟的墓中，甚至发现了金属货币——铜贝。有一种观点认为，殷人之所以又称商人，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行商之人。

与“殷人重贾”不同，周人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民族。据《诗经》记载，周人始祖后稷自幼就显示出农艺天才，对农业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后来就被奉为五谷神。战国时代重农思想的发展，不能不说与较多地受到周人这一古老文化传统的影响有关。

西周时的商业和手工业，基本上是由官府经营，商人、工匠多为官府的奴隶，有所谓“工商食官”的说法。这种状况在春秋时期逐渐发生变化，各种私营手工业开始从官营手工业中分化出来，作为独立身份的商人也纷纷出现。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密，商品经济的比重就一天天加大。

商业的兴盛，导致旧的城市格局被打破。中国早期城市的发展，担负着很强的政治功能，它们主要是作为“都邑”（政治中心）而非“市”（商品交易集散地）而出现的。春秋时代以及春秋以前的西周、殷商，国都以外的城市寥寥无几。到战国时期，商业活动已构成城市生活的重要内容，“市”在整个城市中的地位和功能就大大增强。不仅各国国都发展为交通发达、商业繁盛的大都市，像齐国的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赵国的邯郸（今河北邯郸市）、楚国的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秦国的咸阳（今陕西咸阳市）、燕国的武阳（即燕下都，在今河北易县东南）、魏国的大梁（今河南开封市）、韩国的郑（今河南新郑市），还涌现了一批商业城市。重要的有：

燕国的涿（今河北涿州市）、蓟（燕国都之一，在今北京市西南）；

赵国的蔺（今山西离石县西）、离石（今山西离石县）；

韩国的屯留（今山西屯留县南）、长子（今山西长子西南）；

魏国的温（今河南温县西南）、轵（今河南济源县东南轵城）、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

齐国的即墨（今山东平度市）、安阳（今山东曹县东）、薛（今山东滕州市东南）；

楚国的寿春（今安徽寿县）；

宋国的陶邑（今山东定陶县北）；

秦国的雍（今陕西凤翔县南）、栎阳（今陕西临潼县北）。

游说之士苏秦对临淄的繁荣景象曾做过一番非常生动的描述：“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这个舌辩之士的话不免有些夸张，比如说人们把衣襟拉开连起来可以合成围帐，举起袖子可以连成幕，大家把汗水一挥，就好像下雨。但是，也不完全是虚构，考古发掘证实，当时临淄城的规模的确相当大。它由大小两城组成。大城住着官吏百姓，小城是国君的宫殿所在。大城的西边是商业区。在宫殿附近还发现有铸造货币的遗址和铁器作坊。大小城总周长约214公里。由此，可窥见战国城市之一斑。

铸造货币的定型化，并广泛地用作流通和财富的储存手段，是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的又一个重要表征。这些被称为“通货”或“通施”的金属铸币，由于地区不同，形状也不同，主要有：

1刀币，做刀形。流行于齐、燕、楚。

2布，做铲形。流行于魏、韩、赵。

3圜钱，是一种圆形币，做圆形方孔或圆形圆孔。流行于秦、东周、西周及赵、魏的黄河两岸。燕、齐后来也多用圜钱。

4铜贝，是模仿海贝样子做出来的铜质货币，后世因其面上文字不可识，习称蚁鼻钱或鬼脸钱。流行于楚。

5郢爰，是楚国的金币。系一种扁平且钤印有“郢爰”两字的小方块。

商业的发展，也使得富商大贾越来越多。由于从事商品贩卖能迅速致富，拥有巨额资本，令包括国君在内的各种人刮目相看。所以商人的地位在春秋末、战国初已显著上升。当年曾帮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打败吴王夫差的范蠡，后来就弃官经商去了。他在“商海”中搏击了19年，3次致富千金，号称陶朱公。孔子的弟子子贡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家富千金。他常常带着成群的马匹，驮着礼品聘问各国。一些卿大夫也跻身于商业贸易的行列，既当官，又经商，弄权、挣钱两不误，如魏惠王的大臣白圭，采用“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办法，从事倒卖谷物活动。他在丰年抛出丝、漆，收进谷物，待到荒年歉收又售出谷物，收进手工业产品，从中牟取巨额利润。《史记·货殖列传》说，白圭做生意追赶时机的劲头，就像猛兽下山一样，凶猛异常。白圭自己也吹嘘道：“我做生意，就好像伊尹、吕尚用计，孙子、吴起用兵，商鞅变法一样。如果没有善于权变的谋，当机立断的勇，人卖我买、人买我卖的仁，和狠抓时机的强，虽然想学我这套办法，也是不行的。”当时的商人都佩服他，尊他为“祖师”。他那一套掌握时机、贱买贵卖的生意经，成为战国商人普遍运用的手法，并一直为后世商人所推崇。

社会上的贫富悬殊在加大，一些商贾富比封君，而广大的老百姓则难以维持温饱。有的只好靠借债度日。这样，高利贷就发展起来。齐国的孟尝君，就是一个有名的高利贷者。他家养着食客3000人，食邑的收入不足以供养他们，就向穷人放债，从中取得利益。到战国末期，连堂堂的周天子赧王（公元前314～前256年在位）也不得不向高利贷者借钱，在他无力还债时，还要东躲西藏逃债呢。后来欠债实在太多，他索性就不回宫居住，在外造了一座高台，躲在上面。人们称之为“逃债台”。所以后世就把负债多叫作“债台高筑”。

商人在经济上掌握了大量财富以后，便要求参与政治。战国时期有些大商人不仅交通王侯，插手政治，而且还成为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最著名的就要数吕不韦了。这位投机商在发了大财后，竟然还意识到：经营珠宝生意固然可以获得百倍利润，但如果辅佐一个王孙当上国君，就可得到数不尽的利润。于是，他转而做政治上的投机，并最终当上了秦国的丞相。

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使一些人发生恐慌，如临洪水猛兽。于是，抑商的思想与政策，就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出场了。

四、何以抑商：思想与措施不过需要说明一点，在抑商理论提出以前，中国人对商业活动和商人的轻视乃至歧视，既已存在。春秋时期的齐国政治家管仲（?～前654年）将国中居民分为士、农、工、商4类，规定他们分区而居，不得杂处，也不许改变身份。4类人中，“商”居于末位。管仲是一个懂经济、善理财的改革家，他对“商”尚且如此看待，其他的统治者就更不待言了。

儒家创始人孔子，虽有学生子贡经商致富，从现有材料也看不出他对此举以及商业行为有任何直接的否定意见，但是，他所一贯倡导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却着实地将商人身上习见的投机取巧、追逐利润的行径，给彻底否定了。

最早明确提出“重农抑商”思想的人，乃是商鞅。他认为商人对国家依赖性小，而且有钱，不容易听使唤；农民被土地束缚，对国家依附性大，一旦国家有战事，只有农民才肯积极出力；同时国家也只有依靠农民，才能发展农业，才会强盛。“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鞅又认为，人民务农则“朴”（朴实），“朴”则安居乐业、不生奸心，并听从官方的命令。商鞅清楚地体察到，农民辛苦而所得少，商贾安逸却得利多，如果农民纷纷弃农经商，国家必然失去立国之本。据此，他主张用提高粮食价格、加税等办法让经商无利，从而限制商人势力的发展，让农民安心务农。商鞅还提出不准贩运可以牟取暴利的奢侈品，不许商、农直接买卖粮食；对农民则少征徭役，以利他们多垦荒田，多种粮食。这样，农民致力于农，国家实力增强，便可称雄天下。

听听这些有关农与商、“本”与“末”关系的议论，再看看由此而产生出的种种措施，对生活在20世纪末的我们来说，是十分有意思的。这“意思”主要的不在于我们需要就这种抑商的主张和做法，对秦国或秦王朝究竟是对还是错，或有多少对、多少错作出评价，从而“以史为鉴”，而在于这类主张和做法早已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已深深地浸染了中国人的民族心理，因此，听一听、看一看，会有助于更多地了解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和我们自己。顺着商鞅所开的头，我们再听下去，看下去。

战国末期的韩非进一步阐述了“本”、“末”关系及其与国家盛衰兴亡的内在关联。他将“本”解释为农，并将其等同于粮食生产。又将“末”指为工商，把从事手工业、商业的人叫作“游食之民”。韩非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本”、“末”作出如此明确界说的人。他提出要对一切“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的行业予以限制，批评商人和手工业者剥削、掠夺农民，是“五蠹”（音度，蛀木之虫）之一，应该让这些人少而地位卑下。韩非提出只有农业才算是生产劳动，而工商业皆不是。显然，韩非为重农抑商的政策提供了新的理论支点。

由商业投机而发迹的吕不韦，在他以执政者的身份出现在秦国时，也张扬起重农抑商的大旗。他主编的《吕氏春秋》收入《上农》等4篇代表农家观点的论著，和法家一样，《上农》也反对“民舍本而事末”，而且认为人民务农不仅是为了“地利”，还可以“贵其志”。对此，《上农》着重谈了3点：1农民朴实而易于驱使，这可以依靠他们守卫和作战；2农民稳重而不发表私见，这能使他们守法而努力生产；3农民因财产累赘而难于迁徙，这可以使他们死守一处而没有二心。《上农》还指出，人民如果抛弃农业而从事工商“末”业，则会变得巧诈多变，不守法令，没有是非。这当然就会对统治者带来不利。从这番对重农与政治稳定之间关系的阐述看，吕不韦是将重农抑商提到统治之“术”的层面上加以把握的。

受韩非思想的影响，秦始皇进一步推行重农抑商的国策。这不仅实施于秦的本土，还贯彻在连绵的兼并、统一战争之中。每当攻城掠地成功，秦的统治者往往就将被判罪的“罪人”赦免，将其迁到新夺得的土地上去，以补充这些地方农业劳动力的不足。同时，又不断地从山东六国的旧都或大城市中，将旧贵族和大商人驱逐出去，让他们脱离原来的生活基础，流放到外地，以加强管理。留意读史的人会发现，西汉初期由冶铁而成巨富的豪强之家，几乎没有一家不是在战国后期被秦流放出来的。像蜀地临邛（今四川邛崃）的卓氏，其祖先是赵人，本来在赵已从事冶铁业而致富，秦破赵时被迁到临邛。临邛的另一位巨富程郑，也是被从它处迁来。南阳宛地（今河南南阳市）的孔氏，其祖先本是魏人，原本在魏也以冶铁为业，秦伐魏时被迁至南阳。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下令“使黔首（庶民、平民）自实田”，让平民向政府自报占有土地的数额，国家以法律的形式承认其土地私有。这使全国范围内涌现出一大批个体农户，并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劳动生产率也随之提高。秦始皇又采取李斯的建议，将先前的“重本抑末”政策改为“上农除末”。不过要注意，这时的“末”仅限指“商”。“商”被放到了“农”的对立面，被视为非生产性劳动，应予去除。

秦王朝对商人进行了残酷打击。例如，在公元前214年（始皇三十三年）迁往岭南的十多万罪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商人及其后代。同时，又奖励农垦，秦始皇用免除徭役等方法，先后将大量人口迁到边疆和劳动力不足的地区去开垦荒地。如公元前211年（始皇三十六年）迁3万户去北河、榆中（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一带，给爵一级。这些措施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发展。

秦始皇的“除末”政策，从理论上讲，是和韩非的思想一样，过于偏激。因为道理很简单：当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无论什么政府、什么社会，都离不开商业活动。在中国，中央集权制下的自然经济，也需要商品经济作为补充。故而，“除末”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在实践上也是不可能的。但是，事情又似乎并不是如此简单，因为，秦始皇的“除末”究竟意味着什么?又推行到何种程度?这些看来尚需做进一步分析。

五、在“抑商”与“重商”之间：问题的实质其实，不管是“除末”还是“抑末”，都不是要完全取消商品交易和商品经济，而只是想将其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和一定的发展水平。抑商者也好，除末者也好，往往都还有“重商”的一面：肯定商业活动的某些积极作用。商鞅说过：“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农辟地，商致物，官法民。”意即务农、经商、从政是国家的3种主要而且合理合法的职业。他强调：“贵人贫，商贫，农贫，三官贫，必削。”意谓农、商、官3种人如果都穷，国力便会削弱。显而易见，商鞅将商业和农、官同样视作国家所必需的。他要求抑商，很重要的一点，是为了稳定并保证农业有足够的劳动力，也就是为了达到重农的目的。《吕氏春秋·上农》也说过：“凡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农攻（意为：治）粟，工攻器，贾攻货。”承认农、工、贾各有所属，各治其业，可以并行不悖。即使是抑商思想非常偏激的韩非，也曾对商业互通有无的作用做过肯定（见《韩非子·难二》）。

因此，抑商政策与商业的发展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谁若将两者对立起来看待，许多现象就不好理解了。

重农，一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二是为了储备和随时提供军事力量，第三还有利于加强统治和管理，因为农民朴实，而商人“奸巧”。这些经《商君书》、《韩非子》和《吕氏春秋》的阐述，已经非常明白透彻了。它告诉人们，重农抑商政策，除了是着眼于发展经济、扩充军备和武力，还与政治上的专制主义、文化上的愚民政策相辅相承。明了这一点，就能进一步认识到：只要商品经济不损害甚至还有利于统治时，统治者就完全会从“抑商”变为“重商”。

秦始皇的“除末”政策，看来是颇为灵活地加以运用、贯彻的。对东方六国的大工商业主，他视之如韩非所说的“蠹虫”，坚决、无情地予以驱逐、流放。像前面提到过的赵国的卓氏，这位昔日的大富商在秦始皇灭赵国后，被强制迁徙。那时，夫妻俩是推着一辆车子，步行离开原住地。

然而在原秦国本土，并不一概地“除末”，相反，不断地有开发丹穴和经营畜牧业而成为巨富的。巴地有位名清的寡妇，因开发丹穴内的丹砂（氧化汞），得到了很多钱财，又由于她能坚守家业，于是就获得秦始皇的称赞，并为她造了“女怀清台”，从而名扬天下。还有一位叫倮（音裸）的乌氏（今宁夏固原县东南）人。他买了精美的丝织品献给游牧部族的戎王。戎王赠还他大量家畜。倮后来就致力于畜牧业，并成为巨富，也得到秦始皇的褒奖。可见，如何抑商，对统治者而言，有一个“度”的问题。这个“度”就在于如何能够有利于统治者的利益。像清、倮之辈，既不触犯秦始皇的专制统治，又能得到秦始皇的欢心，或许还有助于粉饰升平，所以不但不遭贬抑，反而获得称誉。

六、作用与评价从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段看，秦国的重农抑商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它限制工商业以保护和促进农业生产；反对工商业者的投机取巧行为而调动人民务农的积极性；通过扶持小农经济来巩固君主集权制的社会基础；在兼并战争中及统一六国后，又用贬黜、流放六国豪富的手段，来达到消除社会动荡因素的目的……这一切，使得秦国迅速强盛起来，并最终完成了统一的大业。

在先秦，坚定而持久不懈地施行重农抑商政策的，惟有秦国。然而到头来，秦笑在最后，而那些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发展水平一度远胜秦国、并老是耻笑秦国的国家，最后都纷纷败下阵来，其中的奥妙值得玩味、思索。

秦王朝在度过20来个年头以后便覆亡了，但是，从商鞅到秦始皇所发展、形成的重农抑商的思想，却没有随之消亡，而是跨越、保存、影响了整整2000年。秦汉以降，历代王朝无不奉行以农立国、“重本抑末”的政策，虽然各自特点可能有所不同。对于从汉迄清各代重农抑商的作用及其评价，不在本文的范围。但笔者还是想指出一点：中国近代的落后与统治者老改不掉的“重本抑末”的思路，和因长期纠缠、固执于“本”、“末”之辩而积久形成的社会心理存在关联。

一种政策，从成功，到失败，不同样值得深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