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解读——大秦王朝的来龙去脉



从神话中走来中国古代曾经流传这样一个神话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个名叫女修的姑娘，正在纺织，一只玄鸟（燕子）从天上飞过，掉下一只蛋。女修拣起那蛋，把它吞吃了。谁知道，女修因此怀了孕，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为大业。大业成人后，娶女华为妻，生下儿子大费。大费曾为舜调驯鸟兽，又曾为禹平治水土。舜赐功劳卓著的大费姓嬴。

记录于《史记·秦本纪》中的这个神话传说，折射出秦族先祖的一些情况。据此，有人提出秦族起源于东方海滨。因为，以玄鸟为图腾的氏族，最初就活动在东方。像殷人，他们有着与秦族相类似的有关始祖降生的神话——这神话说，上帝派一只燕子来看简狄，并生下一只蛋，简狄吞吃后，怀孕生下了殷人的始祖——契，就出自东方。

在“西垂”崛起不过，历史文献中正式出现的秦人第一个活动地区，是“西垂”。西垂，即西方的边陲。这显然是出自中原王朝的一种叫法。在中原王朝的统治者眼里，他们处于世界的中心，而在他们的统治区域之外，便进入世界的边缘地带。至于天下究竟有多大，则要视中原与外界交往的范围以及所形成的眼界而定。

秦人曾经生活在商王朝西陲的六盘山与渭水中游地区。后来周兴商亡，秦人被迫向西迁徙，进入荒凉的黄土高原。随着周王朝的边境向外扩展，秦人生活的“西陲”也越来越远，最后到了今天的甘肃天水附近。

在殷商和西周二代，秦族处于受中原王朝奴役的地位。他们被驱赶到西北地区，与生活在那里的戎人、狄人互相往来，杂居共处，并因此有了秦族“杂戎、狄之俗”的说法。

到西周中期，周孝王为了巩固对西北地区的统治，就设法与秦人加强联系。周孝王把秦地（今甘肃秦安、清水一带）封给秦人首领非子，并让他接续嬴姓。从此，非子这一族人就号称“嬴秦”，“秦”成为他们的正式名称。

随着周王室的衰落，秦人的地位和作用愈益受到重视。周王室让秦人去与不断进扰的戎、狄作战。秦人在抗击戎、狄的战斗中强大起来，还被封为“大夫”。

古代铜器公元前770年，戎人攻人西周王朝国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西周灭亡。周平王即位以后，决定将国都东迁至洛邑（今河南洛阳市）。所谓“东迁”，实际上是被戎、狄赶着向东走。平王东逃时，秦襄公率领秦兵一路护送，顺利到达洛邑。因护驾有功，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将周族早年的聚居地丰（曾为周人的都邑所在，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南沣河以西）、岐（歧山，今陕西岐山县东北）一带赐予秦人。从这时候起，建立了秦国。

然而，当时丰、岐之地仍处在戎、狄控制之下。经过秦襄公、秦文公两代人的努力，秦国终于在公元前750年（秦文公十六年），夺回并控制了岐山以西的这片土地。这是关中（东以函谷关为界，相当于今陕西省、部分甘肃省）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它为日后秦国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客观上的有利条件。秦文公又招纳了在战乱中流散的周人，并从他们那里接受了较高的生产技术水平，这使秦人由游牧经济，最后完全转入农业经济。

公元前688年和前687年（秦武公十年、十一年），秦国在一些新征服的地方开始设县，以加强秦对地方的控制。县的原意为“悬”，即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所说的“系而有所属”（用绳子系住，虽悬挂着而有所归属）的意思。这些在边境设立的兼有军事和行政两种性质的组织，归秦国国君直接管辖，不易滋长和形成分封制所带来的地方割据势力。这一措施巩固了初生的秦国，增强了其实力。在武公时代（公元前697～前678年在位），西起甘肃中部，东至华山一线，整个关中的渭水流域，已基本为秦国所据有。德公时（公元前677-前676年在位），秦迁都于雍（今陕西凤翔）。

穆公在位的39年（公元前659～前621年），创下了“秦霸西戎”的业绩。秦穆公本欲东进，向中原谋取霸业。但晋国牢牢地控扼了秦国东进的道路，穆公只得转而向西发展。秦国逐渐灭掉西方戎人所建立的国家20个，开辟国土千余里。这样，使长期以来被戎、狄占据的西北广大地区，得以恢复农业生产，并结束了支离破碎的分割局面，在局部地区实现统一。在统一的政权下，又加速了民族融合。这些为秦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极大好处。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曾高度称颂秦穆公的政绩，以为秦国虽小，志气却很大；地处偏僻，行为却中正；从穆公的用人之道看，是可以称“王”的，在西方称霸不过是小意思罢了。

秦穆公死后，他的继承者们曾积极参与中原的列国争霸，不过终春秋之世，并无大的作为。

改革导向强盛进入战国后，秦国陷入了内部动荡和君权旁落的状况。数次政变，使其实力大大削弱，一些土地也被别国夺去。而在这同时，其他一些诸侯国则在改革的道路上快速前进。秦国显得越来越弱，变得被动挨打。

就在东方的变革浪潮汹涌澎湃、秦国却因内耗而国势日衰的当口，秦献公于公元前384年即位。这位在魏国生活了将近30年，对魏国变法感受良多的君主，立即着手对秦国的旧制度进行改革，从而奏响了秦国改革的序曲。

秦献公即位当年，就宣布“止从死”，正式明令禁止古老而残酷的人殉制。第二年，又将国都从雍迁至栎阳。栎阳在今陕西临潼栎阳镇东北的武家屯附近，处于关中平原东部，沟通着中原与西北的经济往来。迁都于此，显然与繁荣城市、促进经济发展的意图有关。然而，更重要的是，秦献公毅然将国都从关中迁至东部距魏国很近的地方，具有十分重大的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意义，体现了东进的战略思想。

秦献公十年（公元前375年），秦推出“户籍相伍”措施，即对国内居民人数进行调查统计，编制户籍。按每5户编成一“伍”。此举并非秦国首创。在周王朝统治初期，对居民组织就规定过五家为邻、五邻为里（或称五家为比，五比为闾）。但是，秦献公采取的这一措施，不仅强化了基层组织，整顿了社会秩序。还使居民基层组织与军队编制结合起来，便于国家统一征集兵员，保持秦君对军队的领导权。这后面一点使秦献公的“户籍相伍”具有新意，切合了秦国的实际需要。在此前一个时期，秦军大部分都是贵族的私属部队，并经常被作为发动政变的工具。实行“户籍相伍”，剥夺了贵族培植私人武装的特权，消除了秦国动乱的一个根源，从而加强了国君的权力，增强了秦国的实力。

秦献公又进一步推行县制。其中公元前374年（秦献公十一年）在栎阳设县，具有特别的意义。县原本是设于新得来的土地上或边远的地区。在首都也设置县这一军政合一的组织，既表明当时首都处于军事争夺的要冲，地方行政组织必须适应战争的需要。也预示着县制将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加以推广。

古代人物画像经过秦献公的改革和努力，秦国逐渐恢复了实力，并在与魏、赵的军事斗争中逐渐转向胜利。公元前366年（秦献公十九年），秦国大败韩、魏联军于洛阴（今陕西大荔西南）。公元前364年，秦军深入到河东（指今山西省西南部，因黄河经此作北南流向，本区位在黄河以东而得名），在石门（今山西运城西南）大胜魏军，斩首6万级。这一仗杀出了秦国的威风，震动了各国。为此，那个挂名“天子”的周显王还到秦国送礼祝贺。

公元前361年，秦献公死。其时，秦国虽然取得了一点成绩和胜利，但与东方诸侯国相比较，仍处于劣势。孝公即位后，深感秦国的落后，便招揽人才，进行大规模的改革。于是，就引出了著名的“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是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各个方面的新制度，在秦国深深地扎下了根。正是在此基础上，贫穷落后的秦国，在此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一跃而为当时各诸侯国中最富有的国家，并最终为统一中国打下了基础。

也正因此，本书叙述和讨论的重点，就始于商鞅变法，而止于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秦”与“中国”

在秦国走向强盛最后又建立起秦王朝的过程中，“秦”与“中国”这两个名词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发生了极有意思的变化。

据研究，“中国”一词至迟出现在西周武王时期。它的最初涵义，是指国都。周人在灭商以前，将周王所在的丰、镐及其周围地区，称为“中国”。灭商以后，又将原来商的国都（殷，今河南安阳市）一带，也称作“中国”。以后西周覆灭，平王东迁，丰、镐沦为戎人占领区，那里就丧失了“中国”的地位。

在殷、周两代人的观念里，他们（殷人、周人）居于“天下之中”。例如甲骨文记录的殷人常提到的东、西、南、北“四土”以及“四方”，就是以“大邑商”为天下的中心而言的。从春秋战国使用的“中国”一词的内涵看，它已具有“天下之中”的意思，而不局限于“国都”。这一变化的细节，目前尚难确考。

平王定都的洛邑曾作为西周王朝的陪都，它是周公东征胜利后，为了加强对东方的统治而兴建的。周人称洛邑为成周，称镐京为宗周。成周既是国都，又处于南来北往、东转西运的交通枢纽，遂成为兼有政治中心和地理方位双重意蕴的“中国”。

不过，东迁以后，诸侯国的势力急剧增长，周天子的权威则日薄西山，所以，一些得以与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大的诸侯国，也自称起“中国”。这样，春秋时期的“中国”，其范围就由周天子的直属区域扩大到晋、郑、宋、齐、鲁、卫等国，大致覆盖了今河南大部、山西南部、山东西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些地区的人民自称华夏族，自以为自己居于世界的中心地区，并且在种族和文化上不仅有别于而且高出于周边地区的其他民族。

秦族人虽被平王赐予丰、镐之地，以后又从戎、狄手中夺回了关中，但由于政治的、地理的、民族与文化的诸种因素，他们仍长期被摒斥于“中国”之外。当时不能享受“中国”“待遇”的，还有楚、吴、越等国。

进入战国以后，随着韩、赵、魏（这3国是分裂晋国而来的）、齐、燕、秦、楚“七雄”纷争的逐渐展开，各诸侯国之间交往迅速扩大，民族和文化上的差异趋于缩小，“中国”的范围也越来越大，最后将燕、秦、楚3国全囊括于其中。

秦国被接纳进入叫“中国”的行列，是在商鞅变法以后。在商鞅变法以后的130余年时间里，秦国的版图不断扩大，最终又将整个“中国”都划了进去。与此同时，“秦”字的内涵，也由作为一个“诸侯国”，变为代表一个新型的统一的“大帝国”。公元前221年，当秦始皇统一六国，“秦”、“中国”这两个概念，在经过语义上的互不关涉到部分重合的变化之后，划上了等号：秦人=中国人。

我们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和东汉班固的《汉书·西域列传》可以看到，当时邻近的一些少数民族，就称中国人为“秦人”。

可惜的是，“秦”与“中国”的这个等式，未能在汉语中留下痕迹。随着秦王朝的灭亡，代表秦人、秦朝的“秦”字，很快地被斩断了与“中国”的关联。它仅作为中国史上的一群人、一个诸侯国和一个朝代，还继续出现。而不像继它而起的汉代，其“汉”字，在汉代灭亡以后，还继续作为“中国”、“中国人”的代名词而继续存在，并使用至今天。个中原因，固然与大统一的中国和汉民族、汉文化的最终形成是在汉代有关，显然地，也与秦王朝的短命和造成这种短命的暴政不可分——中国人不愿意在自己的称呼中留下秦朝的短命和暴政的阴影。

然而，这仅是汉语中所发生的现象。在英语及其他一些非汉语中，“中国”（比如英语的China）的原意就是指“秦”。中国近代学人薛福成在他的《出使日记》中曾指出这一点。他说，在欧洲各国语言中，英语称“中国”为“采依那”，法语为“细纳”，意大利语为“期纳”，德语为“赫依纳”，拉丁语为“西奈”。这些叫法，究其意义，都是“秦”的音译。

“秦”（China）是英语“中国”及各种非汉语中其他同源名称的原型，这一观点在1986年推出的《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再次被肯定。

秦王朝：中华帝国之母英语等语言以“秦”指称“中国”，或许出于一种偶然——比如，当时秦王朝（或者是强大的秦国）威名远扬，西域的少数民族遂将东方的华夏族人称之为“秦人”。“秦人”的叫法以后又逐渐西传，被其他语系的语言所吸纳。但是我们要注意这样的事实：古代中国主要是以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的形象屹立于世的。这一形象最初由秦王朝塑就。

秦帝国所创拟的国家形态，在经过汉代的进一步完善以后，具有异乎寻常的稳定性。由秦汉以迄清代，它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随着朝代的更替，不断地复现。这一国家形态，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以及中国的方方面面，都带来了莫大的影响。

因此，从这一点上讲，英语等语言以“秦”指称“中国”，并相沿不改，又具有相当大的合理性。

应予重视的“国家形态”

对于秦帝国开创形成的国家形态，以及这一国家形态是如何演变发展而来的，我们有必要给予应有的重视。这里所谓的“重视”，不是指本书将要花费多少的笔墨，来专门研究和讨论这些问题，而是指准备以国家形态的演变为线索，勾画一个比较大的历史背景。从而在这个大背景中，来描述、分析和评估秦国——秦王朝这一段具体的历史进程。这样做，或许能帮助大家高屋建瓴地认识和把握秦国——秦王朝的兴盛发展。

所以，在这里我们将对“三代”（夏、商、周）国家形态的演变，以及春秋战国时期旧的国家形态的崩解和向新的国家形态的转化，做一番粗线条的勾勒。不过，在这之前，有必要再对什么是“国家形态”说上几句。

在经典著作的翻译中，国家形态又往往译作“国家形式”。这是现代政治学中习见的一个词语。一般认为，它包括国家结构形式和国家管理形式。前者是指国家整体构成的形式，诸如：国家整体与各个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后者是指统治阶级组织国家形式的方式，也即通常所说的政体。

“三代”国家形态的演变大势中国古代史书中有所谓“三代”的说法，那是指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朝代（也即国家）夏代和以后相继而起的商代与周代（指西周）。夏代是否存在，以前一度曾成为问题。《史记》有《夏本记》和《殷本记》，记述了夏、商二代的若干事实，由于《商本记》中的商王世系已被晚近出土的甲骨卜辞所证实，因此《夏本记》中的夏王世系估计也不会出自司马迁的杜撰。夏代的存在已很少有人怀疑了。然而对这个最早的国家的详情，目前知道的仍然十分有限。

凭借着甲骨文和大量考古发现的商代遗物、遗迹，再证之以传世文献，有关商代的文明程度以及国家形态，今人已获得初步的认识。

商代已进入青铜时代的繁盛期，出现了规模庞大的都邑（国都），如晚期的河南安阳小屯，对这个都邑，一本名叫《竹书纪年》的先秦书称之为“殷墟”。商王居住在都邑，并且是最高主宰者。甲骨卜辞有“大邑商”、“大邑”，指的就是这种都邑。今人也将此唤作“王畿”。王畿之外，在黄河、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还存在着许多方国，如有方、土方、邛方、鬼等等。商王和方国的首领之间不存在后世那种君臣关系。商王以武力称霸，但众方国并不归商王管辖，而是独立的。因此，商代实际上是军事联盟性质的方国联合体。在《诗经》、《尚书》、《周易》等先秦典籍中，灭商以前的周人，往往称商为“大邦”、“大国”，自称“小邦”、“小国”，这些概念就是建立在这种国家形态基础之上的。

古代铜器基于这样的认识，根据现有的史料，并辅以推测，夏代大概也应该属于这种方国联合体。

经过数代人的苦心经营，“小邦周”的势力逐渐扩大，并大约在公元前1089年，由周武王领导，许多方国共同参加，一举推翻了“大邑商”。

灭商以后的周初统治者，面临着一个难题：如何控制幅员辽阔的疆土?于是，武王和后来的周公，推出了分封诸侯的措施。

分封诸侯，就是将周王室的兄弟叔侄，和其他同姓贵族，异姓亲戚，以及元老重臣，封往各地，建立一些侯国，去统治新占领的地区，充当周朝统治中心的屏障，所谓“封建亲戚，以屏藩周”。后人计算，周初共分封了71国，其中姬姓40国，武王兄弟辈的15国，成王（武王之子）兄弟辈的10国。周初分封的诸侯国有：

卫国今河南北部、河北南部一带，封给康叔；

齐国今山东东部地区，封给军师太公望；

鲁国今山东东南部地区，封给周公长子伯禽；

晋国今山西南部，封给叔虞；

燕国今河北北部，封给同姓贵族召公奭（音士）；

宋国今河南商丘一带，封给降伏的商王室贵族微子。

……

周公死后，周王室继续分封（一说总共分封了800个诸侯）。由此，形成了大小邦国鳞次栉比、星罗棋布的格局。周王分封诸侯，叫作“建国”。每分封一个侯国，周王都要发给受封者文告，叫“册命”，说明封地的疆界，辖区内人民、土地的数量，所赐给的下属官吏、仆役、奴隶以及礼器、车马、服饰等等，以表示给予受封者对封国的统治权力及等级，受封者要对周王承担保卫王室、贡纳、朝贺等义务。周王对他们享有赏罚予夺的大权。国君的即位和废黜，甚至卿大夫的任免，也要由周王过问。

诸侯在国内分封卿大夫，叫作“立家”。所分之地称“采邑”。采邑上的经济收入，作为卿大夫的俸禄。卿大夫以下有士，也被封予食地，他们以土地上的收入作为衣食之源。

周朝统治者所推行的分封制是同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宗法制，简单地说，就是嫡长子（正妻生养的长子）继承父位，为“大宗”，奉祀始祖；其余的嫡子和庶子分封，为“小宗”。

以分封制和宗法制这两项制度为基石，周朝构建起了一个新的国家形态。它的构建原理，可概括为：

周王是“天子”（意为上帝或上天的儿子），并以嫡长子继承法世世相传，称为“大宗”，奉祀始祖。周王的同母弟与庶兄弟（即父王旁妻所生之子）封为诸侯。诸侯也行嫡长子继承法，其对周天子而言是“小宗”，但在各自封国内，又是“大宗”，奉祀始祖。以其他亲戚关系或功臣身份受封的诸侯，一准于此。诸侯的同母弟与庶兄弟等，封为卿大夫，卿大夫的同母弟或庶兄弟则为士，卿大夫对诸侯言，为“小宗”；对士言，又为“大宗”。士的嫡长子仍为士，其余诸子则为平民。

通过这样的逐层分封，并辅以利用血缘关系和垄断祭祀权而建立的“大宗”对“小宗”的统摄关系，一个统一而松散的王国，便取代了原先的方国联合体。这个新的国家形态具有如下突出的特点：

1周王是天下共主。这正如《诗经·小雅·北山》所说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普天之下的土地都归周王所有；普天之下的人都是周王的臣民）周王通过册封、朝聘、巡狩等“礼”的方式，来强调和突出自己与诸侯间的君臣关系。

2归周王直接管辖的地方，其实只限于王畿，诸侯国是各自为政的，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同样，诸侯在其封疆之内也没有支配一切的权力，因为大部分土地已分封给卿大夫，由他们分别治理。

3造成了西周王朝的主权是逐层分化的。

统一、松散、主权逐层分化的西周王朝延续了约300年。其间，这一国家形态促进和维护了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国家形态又逐渐老化、不合时宜。最终，崩解和转化就势在必然。

时间的“锯齿”，噬啮着……

崩解的原因和必然性，可从多方面进行解释。这里我们从最简单、最易理解的两个因素入手，予以揭示。

1经过若干代的传衍以后，周王与诸侯国之间的血缘关系越来越远（原本没有血缘关系的当然就更加疏远），天子利用宗法制对诸侯所具有的统摄、约束力也随之愈益减弱。于是，当诸侯国的实力膨胀到一定程度，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关系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变化，并逐渐导致王纲解纽。天子权威丧失。

2人口的增长，从根本上动摇了分封制。周初推行分封制，既建立了中央政府下的地方政权，并以此起到藩屏周室的作用，同时又为周代贵族如何对财产和权力做再分配，确立了一种方式。这无疑是一项积极、有效的举措。可是，分封制之所以得以施行，是凭借了当时地广人稀，尤其是贵族人口较少这一客观条件。土地是有限的，分封不可能无限制地进行下去。随着人口的繁衍，越来越多的贵族后裔分不到土地。早先有土地的，也发生转移或流失。没有或失去采邑和禄田的贵族，地位随之下降。他们有的成为士，有的甚至变为平民。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人数增多、并且特别活跃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中的不少人，积极要求改变旧体制。

与此同时，社会上的总人口也逐渐增加。原来的荒地，被开垦了；原先无人居住的地区，有人落了户。土地相对地变少了、变珍贵了，各诸侯国开始互相攻城略地，甚至兼并那些弱国、小国，旧秩序逐渐瓦解。

时间犹如一把无形又无情的锯子，锯割着历史过程中的一切，使新的变旧，使曾经朝气蓬勃的转而为暮气沉沉。人口增长和血缘关系因代际扩大而变得疏远，就好比时间的两个“锯齿”，噬啮和破坏着分封制与宗法制，以及建立其上的国家形态。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春秋自平王东迁，中国历史就进入了“东周”时期。东周又分为两段，前期称为“春秋”，它得名于孔子所作的史书《春秋》，后期称为“战国”，其得名与汉代刘向编辑的《战国策》有关。

当年分封出来的诸侯国与王室血缘关系已远，加之各封国内也都发生了沧桑巨变，所以，春秋时期一些诸侯对周王室的贡纳停止或减少，东周王室财政拮据。周平王于公元前720年死去，即位的桓王无力置办丧葬用品，派人向鲁国索求。周襄王时（公元前651～前619年在位）王室没有像样的车子，派人到鲁国去讨。周襄王死后，为办丧事，又去向鲁国要钱。

西周时期，周王室控制着从镐京到洛邑1000多里（按顾炎武说，古之百里，当今之62里。见《日知录》卷三）的土地。平王东迁，王畿面积缩小了约一半。而到周襄王时，天子的直辖区域更缩小到不足200里，形同一个小诸侯国。一些诸侯国则在吞并小国、弱国的过程中，壮大起来。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齐、晋、秦、楚等国在分封之初，都仅有百里或50里，可到后来，这些国家的面积数倍或数十倍于此（楚国曾号称“地方五千里”）。诸侯与王室的地位就颠倒过来。公元前518年，郑国大臣子大叔对晋国执政大臣范献子说，晋国要照顾周王室。他引用《诗经·小雅·蓼莪》中的“缶并之罄矣，惟缾之耻”（瓶中的酒没有了，是饼的耻辱）来比喻王室和晋的关系。“缾”字即瓶。瓶和罍（音雷）都是盛酒器，瓶小、罍大。以罍比喻晋国，以瓶比喻周王室，真够形象、生动的。

春秋东迁以后，周王再也没行过“巡狩”礼，诸侯也难得去朝见天子。地盘缩小，经济困窘，政治失势，王室衰微，天下“共主”名存实亡。

而另一方面，一些国力强盛的诸侯争相称霸。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越国是越族人建立的国家，非由周王分封，但越王勾践曾引兵北上，大会诸侯于徐州‘即今山东省滕县东南’号称霸王。并得到周元王的承认）先后取得霸主地位。这些霸主往往打着“尊王”的旗号，借助周天子的权威，以压服其他诸侯国。他们成为实际上的“共主”。

为了争当霸主，或为了不受他国的欺辱，各国着手进行政治改革，以增强自己的实力。春秋时期，各国之间的争霸战争与各国内部改革与反改革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不过，有一些迹象是明显的：军功贵族的势力在上升，军政大权逐渐落人卿大夫手中。这也就是孔子说的，原来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制礼作乐和出兵都决定于天子）变为“自诸侯出”（决定于诸侯），又进一步变为“自大夫出”（决定于大夫），以至“陪臣执国命”（大夫的家臣把持国家政权）。（《论语·季氏》）

“七国争雄”的战国战国时期的开端，有人定在公元前481年，这一年，齐国大夫田常以武力夺取了齐国政权。也有人定在公元前453年，这一年，晋国的三家世卿瓜分了晋君的大部分土地，晋国事实上分裂为韩、赵、魏3国（习称三晋）。然而，从国家形态演变的角度看，更具意味的事件则是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竟然承认了“三家分晋”，将韩、赵、魏3家由大夫升格为诸侯。

对于这一事件，宋人司马光曾不无痛惜地在《资治通鉴》中说，是周天子自己破坏了封建等级社会的纪纲和名分。司马光还认为，如果周天子当时不给3家以诸侯的名分，那么必然会有伯主（即霸主）出来讨伐韩、赵、魏的。这种看法显然过于迂阔。司马光看不清当时强大的新兴军功贵族推翻已经腐朽的国君，乃是历史的必然。周天子承认3家大夫为诸侯，事实上是承认了当时所发生的天崩地裂的变化。

在三晋建侯后的17年（公元前386年），周天子又同意齐国田氏升为诸侯。

三晋和田齐正式升为诸侯，造就了4个新的国家。这些新兴的国家，经过进一步的改革，先后走上了中央集权的道路。新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不搞层层分封，旧有的小封君逐渐被既非世袭又无采邑的地方官吏所替代。虽然偶尔也把土地封给功臣或子弟，但受封人数少，而且一般封于荒远的边地，所以，他们绝不足与中央抗衡。这样，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国家，首先在这些诸侯国逐渐形成。

周王室分封的诸侯国，大大小小难以计数。据一项统计，春秋时期曾存在过120个。不过，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春秋争霸战争中被兼并了。至战国早期，各地诸侯国只剩下十几个，大的有楚、越、赵、齐、秦、燕、魏、韩8国，小的有宋、鲁、郑、卫、菖、邹、杞、蔡、任、滕、薛、曾等国（这些小国以后相继为大国所灭）。越国于公元前306年被楚国灭亡，其余7个大国史称战国“七雄”。

7个大国的地理位置是：南面是楚，东面是齐。北面是燕和赵，西面是秦，韩、魏在其中。由于秦在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以西，其他6国在函谷关以东，所以有“关东六国”、“山东六国”或“东方六国”等的叫法。

战国中期，中原的一些诸侯国相继称王。“王”原是周天子的称号。春秋争霸，各国仍称“邦”。齐邦、晋邦等称谓屡见于春秋金文，只有不遵从周朝礼制的楚、吴、越才自称为王。然而这并不为中原诸侯承认。而且，楚、吴、越常被当作蛮夷受到排斥。公元前334年，齐国和魏国互尊对方为王。齐、魏相王不啻是惊人之举，它还宣告了春秋以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霸政已经结束，周天子名义上的独尊共主地位也已不复存在。事隔10年，秦为与齐、魏对抗，也称王。过两年，即公元前323年，魏、韩、赵、燕等国又互尊为王。列国称王，均成为名副其实的独立国家。至此，西周王朝所确立的国家形态，破坏殆尽。而同时，新的国家形态正处于痛苦地分娩之中。

在战国中晚期的兼并战争过程中，各国都大力强化了君权，初步形成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建立了以国王为首的官僚政府。在此基础上，各国都成为一个独立的统一体。秦王政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规模上，放大、复制和完善了这样的统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