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满清的征服

1688年，正蓝旗官员佟国纲上书康熙皇帝，希望将他正式登记的族属从“汉军”转为“满洲”。他的伯祖父佟卜年于1580年左右出生在辽东，而后迁徙到位于华中的武昌。他以武昌为籍通过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后金天命元年）的会试，先是担任明朝的县官，之后受召前往东北防御满洲。在一场惨烈的败仗之后，佟卜年被控叛国，于1625年死在狱中，但他始终坚称自己忠于明朝。他的儿子佟国器在武昌长大，并在武昌编了一本族谱，证明自家至少十代以来都是明代忠勇的军士，以此为父亲的忠诚辩护。不过佟国器于1645年在清军征服长江地区时被俘，他与他的家族都被编入正蓝旗汉军。

然而原来那些被佟国器诚实地收入族谱、佟家在辽东的后裔，在清军的征服事业中也表现得一如保卫明朝的佟卜年那样英勇。实际上，辽东佟家的其中一位，后来成为康熙皇帝的外祖父，而使得佟国纲自己亦可算是康熙的叔伯辈。因此，康熙皇帝同意佟国纲的请求，将他重新纳入满洲，然而皇帝也指出，如果将他的远亲也一起改籍可能造成管理上的不便。从此之后，佟国纲和他的部分亲属成为满人，而其他佟姓族人则仍保持汉人身份。在这样的时空下，族群认同远非由基因所决定，而是模糊且具有弹性、可以经由协商改变。

像这样的故事对重新从历史理解这个在1644年入主中国的统治者来说非常重要。不久以前，一般对满族的认识一方面来自“种族终究是种族”的本质性预设，认为每个种族（如同满族）都是由生物或基因因素所决定，一旦决定便永远如此；另一方面，这样的本质性观点也同时建立在一种目的论式的汉族民族主义史学之上，认为在20世纪出现的汉族民族国家是中国2000年王朝历史的必然结果。在这个逻辑之下，包括异族统治在内的所有国祚较久的朝代都大体相似。如满洲或蒙古等外族或可征服汉人的地盘，但如果要让政权保持下去，就得以中国的方式统治，而最终将他们自己变为中国人。

在这种对清朝统治的设想之下，满洲作为一个种族或族群在征服明朝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虽然他们在各方面都是“野蛮人”，在文化上较汉族低等。但在他们入主中原之后，经过一些内部辩论，满人选择以儒家的天子概念来统治中国。这样的决定不可避免的导向文化“同化”（assimilation），甚而在生物层面上也令满族消失。一些满族统治者如乾隆皇帝（1736—1795年在位）警觉到，他们族人与其他人群的区别性正逐渐消失，主张维持“满洲之道”（the Manchu way）以为后盾，然而这些尝试注定要失败。所以当中华民国在1911年取代清朝时，真正的满人已所剩无几，大部分已融入中国人口当中。这样的叙述同时也有一种暗示，即日本帝国主义者在20世纪30年代末于东北建立一个满洲民族国家的企图基本上是一种阴谋，因为以中国的观点，所谓满洲人在这个时候已经不存在了。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清史学家开始以几乎完全相反的观点改写这段叙述。受到文化研究的影响，学者不再相信诸如“种族”这类生物性范畴的本质化概念，而视种族分类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以及社会政治协商过程下的产物。因此，根据这样的新观点，在17世纪时实际上不存在“满洲”这个种族，只有与明帝国东北边疆接邻的众多人群，各自具有相当不同的祖先谱系与文化传统，其中不少人全部或部分的祖先是汉族。这个承继明代皇位的群体不是种族上的满族，而是一个以胜战为目的、有意创造出来的人群组织。这个“征服组织”的领导者认为，分派不同族群认同给他的成员，如蒙古、汉军乃至于满洲等是有用的，而这样的族裔分派与其说是依循既定的生物事实，还不如说是图政治之便。如同上述佟家案例，如果情况需要的话，这些初始的分派可轻易地撤销或更改。

较早的观点认为，刚开始可被区分出来的满人随着时间逐渐被同化或消失，而新的清史叙述则认为满人在整个清朝都实际存在。乾隆皇帝与其他人的努力与其说在守护一个濒临灭绝的民族文化，还不如是说在创造一个具有起源神话、民族语言与文学、鲜明文化特征的民族文化，而这个计划出乎意外得成功。讽刺的是，若满洲在1644年之前实际并不存在，他们在1911年确实存在了。以这样的观点，满洲国的故事的确如同贝托鲁奇（Bertolucci）的电影杰作《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中所呈现的那样。电影中逊位之后的溥仪从上海的颓废生活中被唤醒，回应这些他诚心认为的满洲人民的召唤，领导满洲人在东北的民族国家。日本人的满洲国计划欺瞒之处，并非是纯正的满洲人是否真的存在（此时这样的群体的确存在），而是谎称满洲人会有真正的民族自决。

这样的新叙述本身可能言过其实。第二代的“满洲中心”研究主张从清朝肇始，至少在当代人眼中，即存在着族群或种族区别的现实。例如一项对清代满营的研究显示，满营中的居民与周遭汉族人群始终具有显著的族群紧张关系。然而无论是哪种形式，现在多数史学家喜欢新的叙述胜于旧的，而新叙述的假设即为我们故事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