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组织征服

无论清朝征服者是种族特征鲜明的边疆民族，或者是被特意建构而成的征服组织，他们的成就实属卓越。像这样的杂牌军怎么可能战胜明朝强大战备、按理说是当时世界最强大的战斗武力？

清朝在后来被称为满洲的地方（也就是现代中国的东北）崛起，成为一股新兴的政治与军事势力，是在“爱新觉罗”连续三名部族领袖的努力之下所达成的。“爱新”的意思为“金”，写成中文即为“金”，也就是由女真人建立、从1115年至1260年统治华北的朝代名称，而爱新觉罗氏声称为其后裔。这三名部族领袖是努尔哈赤（1626年卒）、皇太极（1643年卒）与多尔衮（1650年卒）。他们三人为征服明朝所做的准备包括与其他部落结盟、集权化统治与汉化，即采用汉人的组织技术与文化特点（尽管在程度上或多或少有所争议）。

在明朝大部分的时间里，“满洲人”并不存在。东北中国的人群非常多元，虽然他们之中有些在语言上，以及无疑地在基因上有相似之处，但在如此广大、生态如此多样的区域内，没有一种总括的认同可以结合其中的人群。不像过去的女真人或他们西边的蒙古人，爱新觉罗氏与他们的邻居们并非游牧民族。从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早期，他们的发源地——辽河流域一带已经发展为农业与狩猎混合的经济模式，并且有相当数量的跨文化贸易，特别是针对毛皮与获利甚高的人参。在努尔哈赤领导之下，随着明朝本地产人参的耗竭而对于进口人参需求急遽增加，爱新觉罗氏逐渐垄断出口人参到明朝的特许经营权。虽然如同明朝所有的贸易对象一样，爱新觉罗氏也以货品向中国交换丝织品与其他精制的中国产品，然而人参让贸易均势大大地倾斜到有利于努尔哈赤这一边。在17世纪早期，从欧洲与新世界流进明朝的白银中，有25%流向了爱新觉罗氏。这些因贸易而获得的利益被用来购置武器（包括火器）和聘任熟练的军官，大大地资助了清朝的征服事业。

明代对东北边疆的统治权主要落在世袭的部族领袖手上。如同之前大部分的帝国政权，明朝对这些游移不定且通常是军事化的人群采用分而治之的政策，赐给每个部族领袖封号，且时而试图激起他们之间的对立。努尔哈赤是这些与朝廷有封赐关系的领袖之一。在17世纪最初几年，在明朝的鼓动之下，他向一个杀害了其父亲的部族展开复仇计划。为此努尔哈赤通过军事同盟、胁迫与征服的方式与其他部族展开一系列的结盟。其结果乃是创造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联盟。

类似事件之前在明朝年间已经发生过多次，并不让人惊恐。如果一个联盟要成为当朝政权的严重威胁，需要某种固定的建制。这即是努尔哈赤尝试去做的。第一步是为其成长中的族群创造出书写语言，为此他在1599年任命了一组地方学者，采用蒙古字母来书写他们的女真语言，从此诞生后来被称为“满语”的语言。更重要的一步，是他在1615年之前创立了“旗”这个制度。一开始有四旗，后来发展成八旗，如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等等。每个旗代表一个战斗单位，同时也代表一个居住与军事生产的单位，不仅包括战斗的军士，也涵盖他们的家属。当这个制度逐渐定型，每个旗底下被分为满洲、蒙古、汉军等民族群体，然而民族认同的分派并交付予族群群体是权宜之下的结果，且不断在调整。如同中古时期中东的马穆鲁克（Mamluk）军队，所有八旗的成员在法令上均为奴隶。由于八旗成员内部的关系代代相承，受军事作战机构所统治，而此军事机构又同时是行政管理且拥有财产权的机构，因此在这点上类似封建制度。然而其财产系统是以奴隶而非土地为基础，这一点上则又不是那么“封建”。1616年，努尔哈赤将他的政权改名为“后金”。

旗人军队是可畏的战士。骑兵穿着符合旗色的制服，以饰有红色流苏的金属头盔与藤牌护卫。每个人要负责饲养三匹马。士兵配有形式独特的刀剑，有时则是连枷，不过他们最擅长的还是使用弓箭，箭筒中有30或更多支箭。满洲弓短仅约1.2米，但非常强劲，需要长年的力量训练方能娴熟。在疾驰的马背上以左手同时握住弓与缰绳，以右手拉弓的独特方式射箭，是旗人独创的战技，因而在满文中有专门的动词niyamniyambi（骑射）表示。步兵中也包含部分弓箭手，但较常见的是火枪手或火炮手。火枪专属八旗中的汉军使用。他们也向葡萄牙人学会如何铸造火炮，并培养出可以将之拖到战场的兵力，因而被称为“乌真超哈”（ujen cooha，重军队）。

图1 头等侍卫呼尔查巴图鲁占音保（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到后金的第二位领袖皇太极时，始将明朝模式的官僚结构加诸原来部落或封建式的组织架构之上。皇太极不再是各个同等地位的封建亲王中的首领，而是国家结构中独一无二的皇帝/天子，而各旗领袖则是此国家的官员。至少有两个理由让这个变动意义重大：一来提供了一个较优越的政治组织形式，适合用以征服广大的南方土地；再者明白地向明朝皇帝提出挑战，从此明朝皇帝不再将其东北视为是一群附庸臣属，而至少在当下是一个不同且地位平等的国家政体。

至于汉化的议题，我们之前的理解是满洲一如其他征服中国的蛮族，建立起中国式的治理方式与统治正当性，最终实际上变成文明的中国人。现在我们知道这么一面倒的事情并未发生。清朝的统治者以不同的面貌、同时以不同方法来统治其多元的属民（女真、蒙古、西藏、汉）。如果清朝的统治者对中国臣民而言是天子，对蒙古人而言便是大汗，对西藏人而言则是转轮王。清朝是多样化、多民族且被认为应该是普世的帝国，与中国历代前朝有所不同。

也就是说，这个中国东北的征服团队，从努尔哈赤自己开始，计划将他们的统治范围扩张到未来的中国臣民时，相当热衷且纯熟地采用中国的方式。他们积极地任用对明朝不满或只是渴求权力的汉族精英，作为他们新生政权中的文官武将。这些军事人才带来了明朝从耶稣会教士学来的欧式火炮与其他战争技术。他们亦兢兢业业地学习中文，提出翻译中文经典的计划，引进儒家模式的道德规范、政府部门与经世理念。他们模仿明朝逐步建立了一个也有大学士、六部等官职的影子帝国政府。他们也开始经营其他明朝附庸国，特别是与朝鲜的外交关系。

1629年11月，皇太极决定第一次直接对明朝本土用兵。他突破长城，占领了中原的四个城市：滦州、迁安、遵化与永平。然而战场上的将领忽略皇太极善待居民的明确命令，屠杀了迁安与永平的平民百姓。这对致力赢得前线民心的皇太极来说是一场灾难，破坏了其安抚人心的努力，他因而将获罪的属下付诸公开审判。

1631年，皇太极围攻位于今日辽宁省、明军坚守的军事重镇与贸易重镇大凌河。此地堡垒森严，周围环绕着台堡，非常难以攻克。皇太极以两万名军队围攻这个堡垒，再以甫从葡萄牙人那里学会的大炮反复轰击。在数周的攻击、协商与地方指挥官的叛降反复之下，大凌河终于被皇太极的军队攻克——新兴政权的重大胜利。1636年，皇太极以当时可想象出来的、最挑衅的方式向明朝发出战书：他将“后金”王朝改称为清朝。根据中国五行原则，明朝的朝代名属火，自然会胜过熔于火的金朝，而属水的大清将可熄灭明朝的火。

在17世纪40年代早期，大清建国伟业已准备就绪，然而事态却并非一帆风顺。清朝的属民同样为这个时代的灾荒所苦，而被迫要劫掠米粮。八旗军队对上忠诚的明朝将领、守卫中原门户山海关的吴三桂，几乎没有任何进展。这个习惯轻松获胜的政权因而士气大降。而后在1643年9月皇太极过世，其幼子福临继承皇位，由皇太极之弟多尔衮摄政。就在次年，期待已久的征服契机自己出现。中国的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攻陷北京，自封大顺皇帝，除了即刻证明这个政权劫掠与残暴的天赋之外别无建树。惊慌的吴三桂抛下他在东北的职位欲回京驱逐李自成，李欲逃窜到西安，却在1645年夏天时经过华中，在其所剩不多的追随者劫掠粮食时，被村中的民兵所杀。吴三桂引清军入关，进入北京，在此6岁的福临于1644年10月30日即位，改元为“顺治”，意为“大顺的征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