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渡尽劫波

历史大观园明清光辉 2020-07-24 13:03:28 0

刚刚穿越了“崇祯之渊”的明朝人，发现自己陡然变成了一个新王朝的臣民。通往“后崇祯时代”的途径有许多，难易程度各有不同。绝大多数人顺从自己的命运，臣服于满人的统治，而且，如果他们是男子的话，还要以雉发的方式展现个人的忠顺。这是一种侮辱，然而当顺治二年（1645）多尔衮宣布“留发不留头”的禁令后，几乎无人违抗这一做法。但是，确实有一些人在好几年内不曾放弃对明朝复辟的期望。

对于朱氏家族而言，如果顺从于满人，无非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而已，因此，一些王族出借自己的兵力，支援抗清。崇祯十六年（1643）年末，太子逃出北京，但很快被叛军俘获。当朱明王朝试图从崇祯的堂兄弟中寻找继位者时，只有两个合适且能够继统的人选。党争的内耗注定使福王成为弘光皇帝。他做了一年的皇帝，无奈他的军队无法抵挡满人的铁骑，最终他在南京城外战败被擒。于是皇位传给了他的一位远房伯叔祖父（隆武皇帝，约1645—1646年在位），他在位也未超过一年，于是，皇位又传给了他的兄弟（绍武皇帝，约1646年在位），此后又辗转至福王的一个堂兄弟（永历皇帝，约1646—1662年在位）。这些在明亡后继续存在的皇帝所组成的政权，史称南明。

顺治十六年（1659），最后一位伪君永历被迫逃至缅甸，他要躲避的追兵正是吴三桂——这位在崇祯十七年（1644）将满人迎入山海关的汉人将军。此时的吴三桂仍然供满人驱驰，但是到了康熙十二年（1673），当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位皇帝决定削除曾辅助乃父入关的汉族将领的藩地时，吴三桂终于反叛了。即便永历帝已逃到了缅甸境内，他还是被捉住了。他和自己未及弱冠的儿子一起被押解回京，但是行至中途，清廷还是担心他们的存在会激起反清的抵抗行动，于是在康熙元年三月（1662年5月），将他们处决。此后，再无任何朱姓子孙胆敢称帝。

在北京沦陷的第一年，人们希望军事抵抗能够力挽满人入主的狂澜。然而，由于这些行动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随着新朝军队不断南进，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城市相继陷落。与400年前蒙古人入侵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进攻势不可挡。满人宣示，那些开城纳降的将得到宽大处理，而那些抵抗的将被屠城。许多地方将领别无选择，只能束手投降。一些人没有这么做，而满人也说到做到。第一次大规模的屠杀发生在坐落于京杭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扬州城，第二次则发生在长江对岸的嘉定。南京城不战而降，使清军得以分兵挺进，一面溯江而上，一面南下攻入江西省境内。清军在这一地区遇到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抵抗发生在省会南昌。最终，南昌城于顺治二年（1645）夏被攻克。粮食储备不断减少，因此，城内的守兵向城外的清军发起了多次攻击，但没有一次成功突围。南昌守备将领只得祈援于一位自称摩诃般若的游僧，他说只要选14—15名童男，手持长香，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便可退兵解围。按照他的说法，如果清兵是鬼而不是人，那么童男子的净力自可将其驱除。守将采信了他的办法，可怜这些童男惨死于城门外。顺治三年正月（1646年2月）南昌城破，因抵抗大清而横遭屠戮者成千上万。

随着清军的继续挺进，抗清势力被迫进一步南撤，并逐步退入西南，以避免被满人消灭。他们的奋力挣扎留给后世许多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故事，而命运留给他们的结局只有被杀或自尽。这些故事中的危急时刻多出现在《剃头令》颁布之时。顺治元年九月（1644年10月），一位退至上海以南的舟山群岛的抗清斗士，在自裁前留下的绝命词这样说道：

保发严胡夏，扶明一死生。

孤忠惟是许，义重此身轻。

七年后，舟山成为第二波反清势力的基地，但是这次抗争也以失败告终。参与这次抗争的一位斗士也在头发的问题上划下了同样的种族界限。俘获他的清兵将领欲以剃发为条件使他活命，他却断然拒绝道：“吾发可剃，何俟今日？”他的这种挑衅新朝的行为，换来了被砍断四肢而死的悲惨结局。

另一种对剃发令的无声反抗方式是剃光头，即剃度出家。这意味着一种宗教生活的开始，采取这种消极抵抗方式的人也不在少数。我们也许可以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称为政治性僧人，因为他们并没有传戒。新政权没法将全国的僧人集中起来，一一甄别哪些是因信仰而出家，哪些又是因抵抗而出家的。将政治性僧人从真正的僧人中挑剔出来，可能会引起巨大的麻烦和进一步的混乱，因此满人明智地听之任之，留下这条唯一的活路给明朝遗民。一些人在明亡后因此得以安稳度日。石涛（1642—1708），即道济是朱明后裔，明亡时，他才两岁，在他成长的岁月中，为逃避满人的追捕，一路流亡至西南。最终，他成了一名政治性僧人，同时，他也是一个画家，而且可以说是清初最具创造力的艺术家。

当然，这不是大多数人选择的道路。他们还是要挑起自己肩上的担子，继续活下去。到了顺治三年（1646），两个南明小朝廷和许多其他伪政权都已垮台，大多数人开始认为继续反清复明的斗争是毫无意义的。17世纪中期的著名诗人黄媛介，曾在1646年4月4日的清明节写下一首诗。清明是阖家祭扫先祖墓庐，吃冷食以纪念逝者所受苦难的节日。这一年的清明节，长江三角洲和中国其他许多地方的人都有在明亡离乱中死去的亲友可以缅怀。在顺治二年（1645）清军攻占江南之时，黄媛介与自己潦倒的丈夫失散，从此再未破镜重圆。她在这个清明节思念着自己的丈夫，同时严厉谴责那些急于忘却离乱之痛的人：

倚柱空怀漆室忧，人家依旧有红楼。

思将细雨应同发，泪与飞花总不收。

折柳已成新伏腊，禁烟原是古春秋。

白云亲舍常凝望，一寸心当万斛愁。

顺治二年的战乱也夺走了她挚友商景兰（1605——约1680）的丈夫。商景兰自己也是一名杰出的诗人，她时不时会接济黄媛介一家。其夫祁彪佳（1602—1645），声名更在其上。祁彪佳是一位剑胆琴心、积极救世的文人，清军攻陷南京之时，他以身殉国。商景兰的悼亡诗，展示了这对伉俪效忠前朝的不同方式，一位选择了以死全节，而另一位则偷生抚育遗孤。

公自垂千古，吾犹恋一生。

君臣原大节，儿女亦人情。

折栏生前事，遗碑死后名。

存亡虽异路，贞白本相成。

人们对这些牺牲行为的铭记成了它们对抗异族征服的方式，因为面对满人，他们只有遗恨。这在中国历史上并非首次。像宋人那样，明人发现自己与征服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满人也是来自北方草原的入侵者，然而他们选择了与蒙古人所不同的统治方式。蒙元通过强调种族区隔来贯彻秩序；清朝则更愿意标榜多民族统一。而现实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通过铁血征服获得统治权的外来统治阶级。因此，明朝的中华思想（a Chinese China）仍然保留着排斥草原传统的观念。这种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明朝人完全把满人视作文明世界的闯入者。

而这一点也会改变。一旦人们发现满人并不准备在根本上重新组织这个国家，明朝时的那种社会秩序便恢复了起来。反抗的火焰一旦熄灭，从明朝人到清朝人的转变，显得近乎顺理成章。当1912年，一个共和国从清帝国的废墟上崛起时，明朝成为人们追慕不已的最后的“汉族”王朝，然而，历史上所谓的“中国”，并不是清帝国打下的这片疆土。创立民国的革命者无意于恢复明代的疆域。他们对清朝统一的全部领土宣告了自己的主权，从台湾到西藏。然而，他们的做法与忽必烈和朱元璋的又有什么不同呢？他们不都是想维护疆域内的大一统吗？当我们回首时，原来元明从未消失在历史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