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孙嘉淦　策棱　福敏

孙嘉淦（1683—1753）　字锡公，号懿斋，山西兴县人。父孙天绣以义侠闻名乡里，生三子，长子桢淦被同邑富家赵氏所杀，赵氏以金钱收买县衙为之脱罪，其父孙天绣愤恨欲死。当时十八岁的孙嘉淦血气方刚，决心报杀兄大仇，夜间执刀潜入县狱杀死赵氏。同他的二哥鸿淦一昼夜行走三百里，次日凌晨逃到会城，城门刚开启，孙氏兄弟匆匆奔入，无意中迎脸碰撞了一个瓶贩子，将他肩挑的一担子瓶料器皿全部击毁，与瓶贩子发生了纠纷而被逮至县衙。此时，会城已有传闻孙氏兄弟杀人潜逃，县衙捕头审问时孙嘉淦竭力辩解说：“哪有杀人于三百里外者。”因无实证，县衙捕头只断赔偿瓶贩损失，而不涉及杀人命案，孙氏兄弟得以安全地返回本乡。

孙嘉淦家境贫寒，他白天上山砍柴糊口，晚上归家夜读，二十年不辍，康熙五十二年（1713）终于进士及第，为翰林院检讨。孙嘉淦常与当时的大学者朱轼、张伯行一起研究理学，在封建士大夫中享有盛名。他认为：“理学以躬行为本。”因而给自己的处世为人定出了“八约”自诫。所谓“八约”为：“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避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旧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

雍正帝即位不久，号召诸臣上疏言事，广开言路。孙嘉淦上疏说：“亲骨肉、停捐纳（出赀买官）、罢西师（结束对准噶尔部用兵）。”这时候雍正帝即位之初正在打击宗室内部的异己势力和在西北用兵，他接到孙嘉淦的疏奏立即召见诸大臣，对着翰林院掌院学士说：“尔乃容此狂士耶！”廷臣皆为之瞠目咋舌。在这样凌厉气氛下，在场的朱轼环视了一番诸大臣的姿态，然后启奏说：“嘉淦诚狂，然臣服其胆。”过了一会儿雍正帝大笑说：“朕亦不能不服其胆。”便召孙嘉淦入宫，授他国子监司业，为清朝最高学府兼教育管理衙门的重要官员。过了一段时期，一天在诸大臣上朝的时候，雍正帝指着孙嘉淦对九卿说：“朕即位以来，孙嘉淦每事直言极谏，朕不但不生怒，而且很高兴。尔等当以孙嘉淦为榜样。”可见雍正帝是一位政治上成熟的明君。

雍正二年（1724），雍正帝命孙嘉淦主持江西乡试，次年为安徽学政，后升国子监祭酒再调顺天府学政。孙嘉淦任顺天府学政期间，将七十余间官房作为试院，亲自向生员讲授理学，并辑纂《近思录》为教材，他对生员说：“《近思录》是掌握圣学的阶梯，必须好好领会其要义。”一年后又调回国子监任祭酒，雍正帝认为“经术成必人才得”，故命户部每年拨出六千两，另赐官房三百余间作为国子监的分部“南学”，生员三年后经考试，荐举朝廷，以备录用。孙嘉淦根据雍正帝培养人才的宗旨，严立国子监“南学”课程、学规，每五日举行一次会讲，研讨理学经术，一时人才极盛。孙嘉淦官职时有调动，但仍然兼任国子监祭酒。这时候教习宋镐、方从仁修业期满，孙嘉淦向皇帝引荐，但不称雍正帝的心意。孙嘉淦当着众大臣坚持己见与皇帝顶撞。雍正帝大怒说：“你能具文保证他们不会贪庸败事吗？”孙嘉淦回答说：“能。”雍正帝更怒，击案把笔掷向地上，令他写出书面保证来，孙嘉淦毫不思索地俯身取笔，众大臣怒呵：“这是御笔，你敢！”孙顿时醒悟，双手捧起御笔到皇帝龙案前叩头奉上说：“皇上御笔，臣不敢。”雍正帝命刑部议罪，不久，刑部回奏：“孙嘉淦大不敬，罪该论斩。”此时，雍正帝怒气已消了一大半，谕曰：“嘉淦太憨，然不爱钱，可在银库当差。”孙嘉淦被贬职于银库当了一名无品无衔的户部收银员。

户部掌银的是果亲王允礼，他以为孙嘉淦含怨降职，是不会认真当差的。户部流言纷起，说他在收纳入库银时为了沽名清廉，故意纳银不足，库存有缩无盈。允礼乘孙不备，至银库窥视，只见他弯身屈腰与差役一起持衡称量，非常劳累地干着，允礼查询孙嘉淦纳银情形：凡经他所收纳的银两，都专置一处，不与别人混杂，礼亲王命差役当场复核，结果无丝毫差错，允礼惊叹不已。雍正帝听到孙嘉淦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就不计前恨，更加器重他了，又命他署河南盐政。

乾隆帝即位以后，召孙嘉淦来京授吏部侍郎，不久升都察院左都御史，对他也很器重。孙嘉淦认为乾隆帝春秋方盛，理朝经验不足，应全力报答皇恩，于是他即向二十五岁的年轻皇帝上了一个名为“三习一弊”的疏奏。所谓三习，就是皇上习于所闻，喜谀而恶直言，这为之“耳习”；臣下免冠叩首以为尽礼，人君则喜柔而恶刚，这为之“目习”；求天下之士，见之多而以为无奇，人君则高己而卑人，不见己之短，就不见己之所失，这为之“心习”。三习必生一弊，所谓一弊，就是“喜小人而厌君子”，这样势必“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皇上如若能除三习而杜一弊，盈朝太平可久矣，天下就可长治久安。乾隆帝亲览了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连连点头称好，并在众大臣前宣示，加以嘉赞。后来又升迁孙嘉淦为刑部尚书，兼管国子监总务。乾隆三年（1738）四月，调任吏部尚书仍兼管刑部事务，十月又授直隶总督。

清朝前期，京师附近禁酒很严厉，为此犯法受罪者很多，京畿是直隶总督管辖地区，孙嘉淦上任后严格查缉犯禁酒令者，此案面广人众，民怨强烈。于是他向乾隆帝上了疏奏，提出放松禁酒令的请求。他说：“前任总督李卫任内，一年中查获私自酿酒者三百六十四案，犯者一千四百余人。臣只任一月就查获私酿者七十八案，犯者三百五十余人。府、厅、州、县自结之案不知有多少；吏役兵丁获而纳贿放纵者更不知其数，一省如此，他省亦就可想而知。如此禁私酿酒，百姓弱者失业，强者犯令，酒枭聚众，天下骚然，殊非政体。臣认为禁酒宜于歉收不宜于丰年。黄酒用米麦五谷之精，应禁私酿；若烧酒则用高粱佐以豆皮、黍壳、谷糠，原属废物，杂而成酒，可以得价，其糟可饲六畜，化无用为有用。”因此他建议禁酒令应禁歉收而不禁丰年；禁酿黄酒而宽烧酒。清廷接受了孙嘉淦之请，下诏弛禁，放宽了禁酒政策，小民得益。

乾隆六年（1741）八月，孙嘉淦调任湖广总督。湖广为苗民集居地区，苗寨之间往往为争地争水而相互殴斗厮杀，致使苗患滋生，镇压也难收长治久安之效。孙嘉淦赴湖广查察了各地苗案原由及处理办法，广采博闻各方意见，向乾隆帝上了一个疏奏，提出了治苗办法的建议。他认为“治苗在治头人，令各寨用头人为寨长，一峒之中取头人所信服者为峒长，职责是约束寨长而听命于县令。众苗有事，寨长处理不能则告峒长，又不能再告县令，这样地方官可收‘令行禁止’之效。若发生争讼，民有可告官之处，而无仇杀之举。”他说这种治苗办法，“立法简易，因其俗而利导者”，就是孔子所说的“善为政者，因其势而导之”的良策。朝廷议准了他的治苗办法，苗患肃然平息。

乾隆九年（1744），孙嘉淦应召回京，授宗人府府丞，次年又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十五年（1750）授工部尚书，兼署翰林院掌院学士，进为内阁协办大学士。乾隆十八年（1753）十月，孙嘉淦病死，享年七十一岁，赐谥曰“文定”，著有《诗经补注》。

策　棱（？—1750）　姓博尔济吉特氏，蒙古族喀尔喀部人，元太祖第二十一世孙。康熙三十一年（1692）由祖母格楚勒哈屯自塔密尔携策棱及弟恭格喇布坦归顺清朝。康熙帝授策棱三等阿达哈哈番（扎兰章京），赐居京师，入内廷教养。

康熙四十五年（1706），康熙帝把第十女和硕纯悫公主嫁给刚成年的策棱为妻，授和硕额驸。康熙五十四年（1715），策棱赴推河从军，出北路防御准噶尔部策妄阿喇布坦；五十九年（1720）随振武将军傅尔丹出布拉罕，征准噶尔部，屡败敌军，攻占乌兰呼济尔后还师，朝廷授他为札萨克（蒙古族地方长官），以示对他的宠信。

策棱从小生长在蒙古漠外，熟悉那里的山川险隘，他非常痛恨准噶尔部对其所属喀尔喀部落的蹂躏，复仇心理极为强烈。因而策棱治军很严格，训练了千余名猛士置于帐下作为亲兵，平时对士卒磨砺操练，如临大敌，成为漠北的一支雄军劲旅。

雍正元年（1723），雍正帝诏封策棱为多罗郡王。次年，策棱奉召回京入觐，雍正帝命他与同族亲王丹津多尔济驻军阿尔泰，并授以副将军职。他所统的蒙古军队可用正黄旗为标帜，这是给予满洲八旗兵之外将士的最大荣誉，表明清朝同蒙古族的亲密关系。

雍正五年（1727），朝廷命策棱同内大臣四格等赴楚库河，与俄罗斯大臣萨瓦谈判竖立两国边界石碑事宜。事毕，策棱的头脑发热起来，竟不顾清朝制度，为了庆贺两国立界，命士兵鸣炮谢天，因违纪而被议罪该以削爵处分。雍正帝宽宥他的错误行为，改为罚俸。雍正九年（1731），策棱随从靖边大将军顺承郡王锡保讨伐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喇布坦的儿子噶尔丹策零。准噶尔部大将大策零敦多卜率三万之众人掠喀尔喀，策棱同丹津多尔济亲王迎击敌兵，在鄂登楚勒布置伏兵，派台吉（蒙古族爵位）巴海率六百人于夜间入敌营，引诱准噶尔军出营追击，然而伏兵突然杀出，斩其骁将，敌军溃散四处逃奔，清军出师告捷。朝廷下诏进封策棱为和硕亲王，赐白金万两，后又授他为喀尔喀大札萨克。

雍正十年（1732）六月，噶尔丹策零派遣小策零敦多卜，率三万兵马，分兵袭击塔密尔，掠走策棱的两个儿子及大量畜群而去。策棱布置满洲兵设阵河南，自己亲自率万余众埋伏于杭爱山两侧。蒙古诸军设阵河北，小策零敦多卜见满洲兵背水而阵，毫无退路，便冒险下山攻击满洲兵。策棱见敌军已入埋伏圈，即围击准噶尔兵，一声令下，顿时伏兵疾风而至，斩杀敌军万余首级，山谷中尸体遍地，缴获牲畜、器械无数。小策零敦多卜领着部众渡河逃遁，驻在河北的蒙古军待敌军渡河至半时，万箭齐发，矢似飞石，敌军死伤无数，血流河赤，小策零敦多卜也丧命河中，策棱军又获大胜。靖边大将军疏奏报捷朝廷，首表策棱战功。雍正帝接到前线传来捷报，万分喜悦，赐策棱号曰“超勇”，发上谕说：“此次军功非寻常劳绩可比，随征兵弁，著从优加倍议叙。”进策棱为固伦额驸，这时候，他的妻子纯悫公主已经死去，雍正帝追封她为固伦长公主。

雍正十一年（1733）雍正帝下诏，策棱佩定边左副将军印，屯兵科布多，授为盟长（蒙古族地方最高行政长官）。雍正十三年（1735），准噶尔部乞求议和，雍正帝派策棱与准噶尔部首领商定喀尔喀与准部的分界地线。乾隆三年（1738）春，准部首领噶尔丹策零向清朝进表，请求喀尔喀部照现状放牧。乾隆帝上谕说：“蒙古游牧，冬夏随时迁徙。必定山河为界，彼此毋得逾越。”乾隆十五年（1750）策棱病死，遗言请与纯悫公主合墓。谥号曰“襄”。

福　敏（1674—1757）　字龙翰，号湘邻，姓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康熙三十六年（1697）进士，庶吉士散馆以后为知县待选。胤禛未即帝位时，福敏在他的藩邸任弘历（乾隆帝）的老师。雍正帝即位后擢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充任皇帝的经筵讲官。雍正二年（1724）任会试副考官、翰林院教习庶吉士。次年，先迁吏部右侍郎，后授命署浙江巡抚。福敏在浙江期间，上疏用条石改筑海塘，经雍正帝批准，命新任巡抚李卫照福敏所奏勘修浙江海塘。他任职浙江之时，正是雍正帝打击年羹尧的时候，当时雍正帝命都统拉锡赴浙江抄袭年羹尧的赀产，年羹尧闻讯后将家中信函书札自行烧毁。福敏在拉锡返京交差不久，又查出年羹尧《西征随笔》一书，为钱塘举人汪景祺所撰，内容有诋毁康熙帝的字句，汪景祺已为此案而斩首。雍正帝嘉赞福敏办事细心，于雍正四年（1726）擢升他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当年九月又命他为代理湖广总督。湖北沔阳、潜江等十个州县闹水灾，福敏请将仓谷六万石作为赈济灾民，按丁口一体发给，经奏准执行；又奏准用耗羡银两筑江陵、松滋等县的堤岸，不费民财，修成后仍算民堤，百姓加意保护，永受其益。这年湖北安陆、荆州水灾，到初冬大水方退。福敏奏准朝廷后即兴工修筑被大水冲垮的堤岸，但是当年农田遭灾民无冬粮，省库财力有限。福敏令壮丁修堤给赈米代工，老幼妇女照口赈济，这样使饥民得食，而堤也得完固，让灾民过冬以后明年即可春耕，受到雍正帝的嘉奖。雍正四年四月，发生谬冲花苗民暴动，福敏令黔兵截苗乱后路；令楚兵直捣苗寨，把苗民暴动镇压下去。福敏在代湖广总督的短短一年间，又是赈灾，又是筑堤，又是镇压苗民暴动，雍正帝对他的治绩非常满意，亲自写信安慰他说：“朕原命你暂时署督湖广，待有适当人选即命回京，近来满臣中颇乏人才，皇子左右也需你辅助。留你在楚乃出于万不得已，宜体朕意勉为之。”福敏在当时可算是满臣中的贤臣，雍正帝得力亲信。

雍正五年（1727）闰四月，福敏奉召入京授吏部尚书。次年因他在浙任巡抚时庇徇布政使佟吉图动用库银被参劾，罢官落职。雍正八年（1730）复出协理兵部侍郎，后迁为都察院左都御史、署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

乾隆三年（1738）升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乾隆六年（1741）七月，乾隆皇帝首次去热河“行围”（狩猎），福敏担心乾隆帝出京影响朝廷日常政务，便上疏奏给年轻的乾隆帝说：“行围边外，内外章奏按期驰送，仍如在宫一样朝乾夕惕日理万机；留京百官必须因事警察，勿使偷惰者得行其私；巡行之日，言路宜考虑大的利害，防止小事细渎有捐国体，愿皇上像圣祖那样勤政爱民。”乾隆帝看到福敏疏奏即批谕说：“览大学士所奏，老诚忠恳，朕皆嘉纳。”

乾隆八年（1743）福敏上奏论时政三条：“一曰，河防事重，动关呼吸，难容迟滞；二曰，河南石林口等处工程动工初就先保护小民请照赈济灾民例，一面动工，一面安置，不使流移，若地方官不善安抚百姓，辗转越境，宜以玩视罪处置；三曰，江南、湖广多灾，请提留南漕赈济，定数当由皇上裁定，以上不亏储，下不足济食为准。”乾隆帝批准了福敏的奏疏，下户部、工部执行。

乾隆二十一年（1756）福敏患病，乾隆帝亲临看视，并赐医药，次年十月病逝，乾隆帝也亲临奠吊，赐谥号曰“文端”。终年八十四岁。他一生忠心效力雍、乾二帝，为乾隆帝师，乾隆帝对他敬仰之至。直到他的晚年还在谕旨中说：“朕六十年以来孜孜勤政，悉由典学时，得益于久侍讲帏的福敏、蔡世远两师傅之力为多。”

评：孙嘉淦为官能直言极谏，疏匡主德，为朝廷上下所敬慕，有古代贤相之遗风。乾隆帝得悉孙嘉淦死讯，为之深叹曰：“朝中少一正人矣！”

策棱归附清朝以后，受到康、雍、乾三朝皇帝的器重，为清朝额驸，他为平定准噶尔部叛乱作出了重大贡献。策棱与朝廷的关系正是清朝与蒙古族亲密关系的一个缩影；策棱为清朝忠心效力也是清朝对蒙古族具有向心力的反映。

福敏以帝师资格，总督地方，协理内阁，品行端悫，明于时政，外则重视民疾，内则婉而能讽。观其乾隆八年奏疏所论三条，尤切要务而见仁德，足见儒臣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