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允祥　鄂尔泰　张廷玉

允　祥（1686—1730）　康熙帝第十三子。幼年颇受皇父宠爱，康熙三十七年（1698），十三岁的允祥随从康熙帝前往盛京（沈阳）拜谒祖陵，七月出古北口，穿越蒙古诸部，到松花江及吉林乌拉（今吉林市北），南下到兴京（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祭永陵（爱新觉罗祖墓），到盛京祭福陵（努尔哈赤墓）、昭陵（皇太极墓），取道山海关于十一月回到北京。这次随从康熙帝出塞巡游的除了允祥以外，还有胤禛（雍正帝）、允禔、允祺等诸皇子，以及顺治帝的孝惠章皇后，声势非常之浩大。因为这年平定了蒙古族噶尔丹叛乱，声势浩大的巡幸，显然是为了让诸皇子巡察祖先的发祥地，了解太祖、太宗创业的艰苦经历；穿越蒙古诸部，认识今日守业的重任。允祥幼小的心灵里自然深深地烙下继承和开拓祖业的责任感，他是随从巡幸的诸皇子中最年幼的一位，康熙帝把幼子带在身边，一是出于对他的宠爱；二是对他期以厚望。自此以后，凡有巡幸，允祥常随从同行。自康熙中期起，皇太子允礽“专权用事，贿赂公行，人多怨之”。诸皇子各结党羽与皇太子抗争，明争暗斗愈演愈烈，允祥为人诚直，当然也看不惯皇太子的作为，因而日渐亲近胤禛，也参与了反对皇太子的行列。康熙四十七年（1708），康熙帝废黜皇太子允礽，同时对于诸皇子觊觎皇太子地位的争斗也非常生气，所以把允禔、允禩、允祉、胤禛连同允礽都拘禁起来，尤其对他期以厚望的幼子允祥竟也参与其事，康熙更为恼怒，所以不但一起圈禁了他，而且还革去了他的爵位。终康熙帝之世，允祥一直没有复爵。

雍正帝即位，感于前事，立即起用允祥，并视之近臣亲信。一个月之内，就任命允祥与科隆多掌管“会考府”，担负清查亏空的重任；并封他为怡亲王，参与综理朝廷事务。雍正元年（1723）又命他管理户部。允祥是一位善于理财的满洲贵族，他“敬谨廉洁，家计空乏”，被雍正帝委以理财重任以后，“克尽臣弟之道”，总理事务谨慎忠诚，得到雍正帝的嘉奖。

雍正三年（1725）北京附近的许多州县闹水灾，雍正帝命允祥负责治理。允祥即刻察勘了直隶省几条大的河道，并向朝廷疏奏，提出了他的治理规划：他认为卫河是京畿诸河的合流处，是闹水灾的关键地区，治理办法是：一、疏浚沧州的砖河、青县的兴济河，筑减水坝缓解诸河对卫河的冲击力。再于白塘口入海处开一条直河，使砖河与兴济河同归白塘口入海；二、疏浚东定河、西淀河，多开引河，使脉络相通，沟浍四达以防堤岸冲决；三、引永定河水绕王庆坨东北入东淀河，使众水所归至三角淀，此处应逐年疏浚，使浊水不能为患；四、在滦、蓟、天津等诸州县开辟营田，招募农民耕种，设置专官经营。营田为治水利的专用土地，这样把治水和耕种结合起来，起到年年疏浚的作用。雍正帝把允祥的治水规划交部议通过执行。数年之后京畿水灾渐渐减少，收效显著。雍正皇帝为了表彰允祥的政绩，特地亲书“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八个大字的匾额，赐给允祥悬于府邸大堂。雍正帝还向诸王大臣发出上谕，称“怡亲王事朕，克殚忠诚，职掌有九（掌管九个方面的职事），公而忘私，视国如家”。还说：赐给他八字匾额“无一过量之词”，对允祥政绩作出充分的肯定，可见允祥确实是雍正皇帝治世的得力助手。雍正七年（1729）雍正帝设置军机处这一重要的中枢机构，授命允祥为军机大臣，办理西、北两路军机事务，他是清王朝首任军机大臣之一，对完善军机处职掌和发挥军机处职能作出许多贡献。

允祥肩负朝廷重任，身管多职，办事勤慎，终于操劳积疾，于雍正七年十一月患了重病，至次年（1730）五月病危。雍正帝亲自前去探望，当他赶到怡王府的时候，允祥已经与世长辞了。雍正帝失去了这位得力的亲弟，悲痛欲绝，“饮食无味，寝卧不安”，辍朝三日，“上亲临奠”，雍正帝亲自参加允祥殡殓仪式。并发上谕说：“（怡亲）王事朕八年如一日，自古无此公忠体国之贤王，朕待王宜在常例之外，今朕素服一月，诸臣常服，宴会俱不必行。”皇帝为臣下素服一月，可见允祥在雍正帝心里的地位何等的重要。

允祥中年殒命，年仅四十五岁，赐谥号曰“贤”，雍正帝特命恢复他的原名“胤祥”不必避讳，并在谥号“贤”字上加“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八字。

鄂尔泰（1680—1745）　姓西林觉罗氏，字毅庵，满族镶蓝旗人。康熙三十八年（1699）中举人，四十二年（1703）袭曾祖父图扪荫为佐领，授三等侍卫。鄂尔泰颇有文才，侍卫康熙帝狩猎与帝赋诗，受赏识，升为内务府员外郎，雍正元年（1723）充任云南乡试考官，不久晋授江苏布政使。鄂尔泰奉法守纪，早在雍邸时，胤禛偶尔托他办份外之事，均遭拒绝。所以这次雍正帝晋升他为江苏布政使时，表彰他说：“你在雍府为郎官时能拒绝皇子所托，执法坚定，朕很信得过你。”鄂尔泰上任以后，严吏治，重文才，在官廨中建造“春风亭”，礼请当地文人雅士吟诗作文，并将诗文刊刻为《南邦黎献集》。同时，亲自察勘太湖，计划疏浚下游的吴淞港和白茆港，后因调职未能实现。

雍正三年（1725）迁任广西巡抚，署云贵总督事务。云贵、广西集居着苗、僮、彝、倮、白、瑶、黎等少数民族，由土官、土司实行领主制的野蛮统治。贵州的仲家苗在头目的带领下，举兵叛乱，对抗朝廷长达二十余年未能平息。鄂尔泰到任后上疏奏称：“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改流之法，计擒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所谓改土归流，就是废除土官土司制，改为中央直接派遣流官统治，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雍正帝接到疏奏，立即表示支持，命他全权办理“改土归流”事宜。

鄂尔泰从雍正四年到雍正九年（1726—1731）用了五年时间，在云南、贵州、湖南、广西等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

首先将东川、乌蒙、镇雄三府由四川划归云南，并派遣流官统治。东川、乌蒙、镇雄三府，地处四川与云南之间，民族关系复杂，闹事最多，动乱不息。鄂尔泰从这里开刀，以杀一儆百。雍正四年夏天，鄂尔泰先革去东川土司的头衔，十二月派兵入乌蒙。乌蒙土司禄万钟联合镇雄土司陇庆侯，以武力抗拒，鄂尔泰采取“剿抚并用”政策，凡是武力抗拒者，坚决剿平之。由于清廷兵众粮足，土司武装力量被逐个消灭，三大土府得以归流，改设了乌蒙府、东川府、镇雄州，清中央政府派出知府知州隶属于云南省。

东川、乌蒙、镇雄三府“改土归流”实现以后，雍正帝表彰鄂尔泰的功绩，正式任命他为云贵总督，兼管广西，命他全面推行“改土归流”举措。继乌蒙、川东、镇雄之后，“改土归流”就在贵州地区推行。贵州是苗族聚居地区，也是清朝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鄂尔泰在云南派兵至贵州镇压仲家苗叛乱，并驻兵广顺府的长寨，招抚了广顺、定番、镇宁、永平、安顺等千余处苗寨。贵州的南、北、西三面的局势逐渐稳定下来，鄂尔泰集中兵力向黔东推进。这里是贵州著名的“苗疆”地区，周围三千余里，一千三百余寨，经清江、都江可直通湖南和广东，是沟通南北的交通要道，地势非常重要。雍正六年（1728）鄂尔泰任用熟悉地形的张广泗赴都匀、黎平、镇远、清平诸地，“化导群苗，相机剿抚”，各寨苗众便纷纷投诚，黔东局势也趋稳定。清政府在各地设官驻兵，开辟了通向湖南、广东的水陆交通线。

四川凉山是彝族聚居的山区，凡汉彝交界，入山不深的地方有土官土司统治，穷山僻壤则彝民散居。鄂尔泰也派兵进入凉山，自小金沙江外的土司统治地区都设了流官取代土官。湖南西部也是苗民聚居地区，在此以前，已经历了一段“流土共管”时期，土司势力比较薄弱。鄂尔泰“改土归流”声势很大，加上兵威凌厉，湖南苗区土司土官也都接受了这一政策。鄂尔泰用兵凡五年，西南五省广袤数千里的范围内，六十多个土司土官职务被废除，代之以中央政府派出的府、州、县官的直接统治，实现了政治制度的一体化。

鄂尔泰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从历史的长远观点来看，对于巩固边疆和促进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少数民族的社会进步有积极作用。但他以武力剿办为主要手段，众多的少数民族群众成了“改土归流”的牺牲品，其负面影响，也不容讳言。

雍正十年（1732），鄂尔泰应召回京，雍正帝嘉奖他的政绩，授保和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办理军机处事务。鄂尔泰进入了清朝最高的统治机构。这时，蒙古族准噶尔部叛乱，鄂尔泰受命出京，督巡陕甘，经略军务。他派宁远大将军张广泗败叛军于额尔得尼昭，并奏请在甘肃屯田，解决对蒙古用兵时的粮草供给。他在西北用兵又建新功，于雍正十一年六月班师回京，仍任兵部尚书兼署吏部，充任八旗志馆总裁。

雍正十三年（1735）雍正帝去世，遗诏鄂尔泰辅政。乾隆二年（1737）授命鄂尔泰为军机大臣，充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经筵讲官。

乾隆十年（1745）正月，鄂尔泰因疾解任，四月逝世，享年六十八岁，谥号“文端”，著有《西林遗稿》。

张廷玉（1672—1755）　字衡臣，号研斋，安徽桐城人，大学士张英次子。康熙三十九年（1765）进士，康熙四十三年入值南书房，康熙末年先后任日讲起注官、侍读学士、内阁学士、刑部右侍郎。雍正帝即位以后授礼部尚书，仍值南书房。雍正元年充任顺天府乡试副考官，雍正帝嘉赞张廷玉“衡文公慎”，加太子太保衔。同年八月授翰林院掌院学士，不久，调任户部尚书。

张廷玉任户部尚书以后为了清理户籍，向雍正帝上疏奏，建议朝廷把浙江、江西等地的“棚户”编制户口册籍，允许有技勇、读书者可录用充当官差，不得歧视。雍正帝准奏，命当地督抚实行之。明末清初，浙江绍兴的“惰民”，山西、陕西的“乐户”和浙江、江西的“棚民”都被称作“贱籍”，不入户籍，各方面受到歧视。在张廷玉任户部尚书期间，实行“改贱为良”政策，编入户籍，改变了“贱籍”的社会地位。

雍正四年（1726），雍正帝授张廷玉为文渊阁大学士，次年晋文华殿大学士。雍正六年他上疏奏称：“内阁部院奉旨事件，俱交起居注登记档案，惟八旗事件向例不交，起居注无从记载，请亦照阁部院送馆以便纂入起注。”经雍正帝批准建立了八旗档案馆。雍正七年（1729）雍正帝设置军机处，任张廷玉为军机大臣。军机处初创，权操全局，其职制多为张廷玉所订，尤为重要的是建立了“廷寄”制度：就是臣下常规奏章，由通政司提交内阁，大学士票拟谕旨，皇帝定夺发出，叫做“明发上谕”；机要事务宜用奏折，由奏事处呈上军机处，军机大臣草拟谕旨，经皇帝御笔朱批，加军机处印，交兵部传递至有关方面，并加上每日传递行程，如三百里、五百里不等。这种既速又密的传递制度的格式由张廷玉奏定。

雍正十一年（1733），张廷玉上疏提出：“诸行省例，凡罪人重者收禁，轻者取保。独刑部办案，不论情节轻重，不分首者与从者，一律收禁，连累无辜，请如行省例，得分别取保。”雍正帝命九卿议行，成为定例，减少了一些冤案。当年十二月张廷玉奉命回籍祭父张英祠，途中见直隶水灾，虽有赈济，但仍因农田积水不能种麦。他回京后奏请雍正帝“加赈一月”以救灾民“青黄不接之苦”，并建议“以工代赈”，凡地方应修工程派灾民充当，使“穷民得佣工糊口”以维持生计。经雍正帝批准，别处也推行“以工代赈”来解决受灾人民生活之苦。

张廷玉参与机要，与雍正帝朝夕相处，是雍正帝的近臣和亲信。他办事“周敏勤慎”，雍正帝倚为心腹。据《啸亭杂录》的记载：一次张廷玉患病，数日后病愈上朝。雍正帝对两边的近臣说：“朕股肱不快，数日始痊。”近臣争着向皇上问安，雍正帝笑着说：“张廷玉有疾，岂非朕股肱耶？”张廷玉成了雍正帝得心应手的近臣，每天都要被召见商议国事，他回籍祭父张英的时候，雍正帝赐给他许多物品，还特命户部拨库银一万两为建祠费用，又赐给内府所藏书籍五十二种。雍正帝在逝世时遗诏张廷玉死后进贤良祠配祀，给了他最高的荣誉。

张廷玉精通文史，熟谙典章制度，多次充任雍、乾两朝编纂典籍的总裁长官：雍正元年十月充国史馆总裁；二年五月充《会典》总裁；三年二月充《治河方略》副总裁；五年建立八旗事件交起居注登记档案；十三年正月充“皇清文颖”馆总裁；乾隆元年充纂修玉牒总裁；七月充“三礼”馆总裁；四年八月充《明史纲目》总裁；十二年二月充（乾隆）《会典》总裁。张廷玉历任总裁编纂文献典籍，对于完备清代典章制度，保存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张廷玉作为三朝枢臣，熟悉清朝掌故，所以得到康、雍、乾三朝皇帝的器重和尊崇。乾隆八年（1743）七月，乾隆皇帝往奉天（辽宁）谒陵，命张廷玉留京办事，并按王公大臣例的权力处理政事。此时，他年逾七旬，乾隆帝给予免上早朝的殊遇。

当时朝廷党争纷起，有满党与汉党之争，满党官僚多依附鄂尔泰；汉党官僚则依附张廷玉。鄂尔泰与张廷玉两家子弟宾客参与“竞权势，角门户”，开了清代党争的先河。

乾隆二十年（1755）张廷玉以大学士衔致休，三月去世，享年八十四岁，赐谥号曰“文和”。著有《传经堂集》。

评：允祥是满洲贵族中不可多得的理财家。雍正即位，诛杀兄弟，允祥为硕果仅存者，其在朝地位可称如履薄冰，所幸能“敬谨廉洁”警惕从事，自保而又有所建树，于雍正朝多有贡献，为雍正帝治世的得力重臣。

鄂尔泰重文才、严吏治，是清朝前期出将入相的一代名臣。他的业绩一是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虽然在推行过程中也滥杀无辜，数以千计的少数民族百姓成了这一政策的牺牲者，但对于清朝政治制度的一体化是有积极作用的；二是用人有道，有识人之明。他用人讲才职相当，讲珍惜与教育人才。雍正帝赞扬鄂尔泰“卿之识人，实越常人”，又亲书“公忠弼亮”的匾额赐之，可见鄂尔泰在雍正朝之作用与地位的重要。

张廷玉颇有文才，长期内值称旨，一生多致力于编纂清朝典籍。清朝以丰富的典籍编纂著称，张廷玉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