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张伯行　李光地　赵申乔

张伯行（1651—1725）　字孝先，号敬庵，一号恕斋，河南仪封（今兰考）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中进士，授内阁中书后改中书科中书，因父丧回原籍。在仪封南郊购地筑屋为“请见书院”招员讲学，还收藏诸子百家古籍数千卷，在书院讲学、读书、抄书七年。康熙三十八年（1699）六月，大雨冲溃仪封旧堤，张伯行招募民工用土袋堵塞决口，仪封免遭水淹。河道总督张鹏翮视察河工，至仪封见决口已堵，农田无恙，便向朝廷荐举张伯行堪理河务。朝廷命他以原衔赴河工，督修黄河南岸堤二百余里，及马家港、东坝、高家堰诸工程。康熙四十二年（1703）张伯行任山东济宁道，这年正值饥荒，张伯行从家中运钱及粮、制棉衣赈济灾民度过饥寒。康熙帝命他分道治赈灾民，张伯行赈济汶上、阳谷二县发仓粮二万二千余石。山东布政使责备他专擅，并上疏参劾。张伯行回答说：“有旨治赈，不能说是专擅，皇上视民如伤，仓谷重乎？人民重乎？”康熙四十五年（1706）康熙帝南巡至山东，赐给张伯行“布泽安流”匾额以示表彰。

不久，张伯行迁升为江苏按察使。康熙帝南巡至苏州，对随从的大臣说：“朕闻张伯行居官甚清，最不易得。”并命总督、巡抚推举贤能官吏，然而，张伯行榜上无名。康熙帝亲自提名于行宫召见张伯行，面谕说：“朕久识汝，朕自举之。”便授他为福建巡抚，赐给“廉惠宣猷”榜。

张伯行任福建巡抚以后，疏请免台湾、凤山、诸罗三县荒赋。福建米贵，他拨出省库银五万两，往湖广、江西等产粮区购粮，在福建平价出卖，使民间得到实惠。他在福建建造“鳌峰书院”，置学舍，把他所藏的书籍和广泛收集的先儒著作汇刻成《正谊堂丛书》以教生员。张伯行大力移风易俗，福建民间多建庙祭祀瘟神，他命各地毁其偶像，改祠为义塾，招收平民子弟入学读书。福建风俗多尼姑，贫家女子剃发为尼者多至千百，张伯行命她们的家属赎出还俗择偶立家，如家贫无钱则由官府出资赎出。

康熙四十八年（1709）张伯行调任江南巡抚。张伯行与江浙总督噶礼私见甚深，二年以前康熙帝南巡命督抚推举贤能官吏，噶礼故意不荐，张伯行调至江南即与总督发生争执，互相参劾。康熙五十年（1711）江南乡试，副考官赵晋收纳考生吴泌、程光奎贿赂，打通关节，中为举人。发榜时士子（考生）哗然，抬着财神爷的像入学宫。张伯行疏奏其事，正考官左必蕃也以实情疏奏。康熙帝命尚书张鹏翮、侍郎赫寿赴江南按察乡试受贿案。张伯行与总督噶礼会审举人吴泌、程光奎。吴、程招供了通贿事实，还供出总督噶礼索贿五十万两，“保汝无事”的劣迹，张伯行便上疏奏请解除噶礼职并严审治罪。噶礼也上疏指责张伯行未能清理积案，犯有七罪。总督与巡抚互参，康熙帝命两人都解任受审。尚书张鹏翮因他的儿子张懋诚任怀宁县令，故偏袒噶礼。他上奏朝廷说：“赵晋与吴泌、程光奎通贿是事实，拟按律定罪。关于噶礼索贿这是诬陷，张伯行应夺官。”康熙帝指责张鹏翮为噶礼掩饰罪状，故又命尚书穆和伦、张廷枢复讯，结果仍与前审相同，噶礼免议，张伯行部议仍夺官。康熙帝特为此案发出上谕说：“伯行天下清官第一，噶礼虽有才而喜欢生事，无清正名。此议是非颠倒，命九卿、詹事、科道再议。”次日，又召集九卿等官员面谕说：“尔等身为大臣，既知张伯行清廉，当会议时为何不发一言。朕有旨谓伯行居官清正，又同声赞扬。朕为保全廉吏，使正人无所畏忌，海宇长治久安。”命张伯行复官来京，而将噶礼夺官严治不贷。

当江宁市民得知张伯行被解职受审，纷纷罢市，哭声连城。苏州等县百姓也相继罢市，市民扶老携幼，献给张伯行蔬果，皆泣曰：“公在任只饮吴江一杯水，今将去任带走子民一片心。”

张伯行到京后康熙帝命他入值南书房，充任顺天府乡试正考官。

雍正元年（1723）擢升张伯行为礼部尚书，赐御笔“礼乐名臣”匾额。雍正三年（1725），张伯行病卒，享年七十五岁，赐谥号“清恪”。张伯行历官二十余年，未曾携带眷属，任济宁道时随行仅四人，任闽巡抚时也只有十三人。日食简俭，认为“治民以养为先，以教为本”。主持会试对进士们必告以圣贤之学，务实心报国。他对朝廷一片赤诚之心，所以得到康熙、雍正二帝的宠信和殊遇。张伯行著有《困学录》、《续困学录》、《正谊堂文集》、《居济一得》诸书。

李光地（1642—1718）　字晋卿，号厚庵、榕村，福建安溪人。顺治十二年（1655）十四岁时李光地举家避盗于山岩中，脱险归家后努力攻读。康熙九年（1670）会试进士，入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康熙十二年（1673）李光地省亲回籍，次年，耿精忠响应吴三桂在福建举兵叛乱。台湾郑成功的儿子郑经配合耿精忠于福建沿海登岸，驻兵泉州，李光地隐匿山中。耿精忠与郑经先后派人招李光地参加叛乱，都被他坚决拒绝。康熙十四年（1675）李光地上密疏，向朝廷献计说：“闽疆褊小，自二贼割据以来，诛求鞭扑，民力已尽，贼势亦穷。南来大兵宜急攻，不可迟延，恐生他变。汀州有道与赣州接壤，所守贼兵不过千百，仅是疲兵惫卒，宜选择贼防薄弱之处遣精兵万人，佯作入广东而从小路横贯其腹，则三路之贼不战自溃。”李光地将密奏藏入蜡丸中间，派人走简道赴京师，经内阁学士富鸿基呈康熙帝御览。康熙帝得此密疏很感动，便将密疏下兵部领兵大臣。广东尚之信也举叛，清兵到赣州后未能进入福建。康亲王杰书率清军自浙江衢州克仙霞岭，进攻建宁、延平，耿精忠战败乞降，清军进入福建。康亲王令都统拉哈达、赉塔等征讨郑经，并找寻李光地所隐匿的山处。

康熙十六年（1677）清军克复泉州，李光地拜谒拉哈达于漳州。康亲王杰书上疏朝廷，称“光地矢志为国，颠沛不渝，宜予褒扬”。康熙帝就擢升李光地为侍读学士。李光地启程赴京，行至福州，他父亲病死又归家奔丧。

次年，同安贼蔡寅响应吴三桂叛乱，聚众万余以白巾为号，攻掠安溪。李光地招募乡勇百余人，扼守要道绝叛军粮道，迫使叛军散走。不久，郑经派其副将刘国轩攻陷海澄、漳平、同安等地，进逼泉州，断万安、江东二桥，清军南北援绝。李光地向拉哈达告急，但江水涨溢，道路受阻，他的叔父李日带领乡勇上石珠岭，砍荆棘架起浮桥，迎清军过江。清军在泉州大败敌兵，刘国轩入海逃遁而去。拉哈达奏疏朝廷叙李光地功，迁升翰林院学士。

康熙十九年（1680）李光地到京师，康熙帝授他为内阁学士，召进宫内对话。他建议朝廷乘郑经死，子克塽幼弱，部下争权的有利时机，迅速出师统一台湾，并推举内大臣施琅可担负指挥重任。康熙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派施琅出师统一台湾。

康熙二十五年（1686）康熙帝授李光地为翰林院掌院学士，值经筵向皇帝讲经史，兼任起居注官、教习庶吉士。李光地与侍读学士德格勒关系密切，在皇帝面前互相称誉，康熙帝召德格勒与其他翰林院词臣亲试于乾清宫，结果德格勒文字最劣。此时，另一翰林院官员库勒纳参劾德格勒私自涂抹起居注，下狱论罪。康熙帝下诏指责李光地徇私情，李光地引罪请严厉谴责，得到皇帝的原谅，用为兵部侍郎，康熙三十年（1691）命他主持会试。

康熙三十七年（1698）李光地出任直隶巡抚。京畿地区屡遭水灾，康熙帝命他疏导漳河，将黄河水自故道引入运河。康熙三十九年（1700）康熙帝亲临子牙河视察河工，命李光地于献县东西两岸筑长堤，西接大城，东接静海，长二百余里；又于静海广福楼、焦家口开新河，引水入淀。李光地遵康熙帝旨认真执行，竣工以后下流益畅，无水患，康熙帝表彰他的治河成绩，于康熙四十二年擢升为吏部尚书。

康熙四十四年（1705）李光地为文渊阁大学士。康熙帝潜心研究理学，御纂《朱子全书》、《周易折中》、《性理精义》等书，都由李光地校理，平时也常被召入便殿研究探讨理学精神，颇得康熙帝的宠信。

李光地受到康熙帝的殊遇，引起同僚的嫉妒，可是康熙帝对他总是采取保护的态度。例如，他任直隶巡抚时，御史吕履恒参劾李光地在秋审时任意断决。康熙帝审察所参事例不实，便退还了吕履恒的疏奏。又如，给事中王原劾文选郎中陈汝弼受贿纳，法司议罪论绞。陈汝弼乃李光地所推荐，王原弹劾陈汝弼的目的是要坐李的罪。康熙帝亲阅陈汝弼的供词，察出供词非实，命廷臣确核。结果查出陈汝弼受贿供状乃逼供而得，康熙帝就免陈汝弼罪，夺给事中王原官。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李光地更加谨慎小心，在奏章中很少提出标新立异的建议，遇重大事件要待康熙帝直接询问时才表示意见。所以，每次上朝内阁奏事完毕以后，康熙帝就命他独留南书房问话。如安徽桐城贡生方苞因受戴名世案入狱论死刑，康熙帝偶然问李光地说：“侍郎汪霞死后，谁能作古文者？”李光地回答说：“惟戴名世案内方苞能。”方苞因此而获释，并召入南书房与皇帝论经释史。

康熙五十二年（1713）李光地以古稀老人的身份参加了康熙帝亲自主持的“千叟宴”，当场赏赉有加。康熙五十七年（1718），李光地病死，享年七十七岁。康熙帝谕阁臣说：“李光地谨慎清勤，始终一节，学问渊博。知光地莫若朕，知朕者亦莫若光地。”对李光地的一生作出了极高的评价，赐谥号“文贞”。著有《榕村全集》。

赵申乔（1644—1720）　字慎，号松伍，江苏武进人。康熙九年（1670）进士，康熙二十年（1681）授河南商丘知县。他在官刻苦自励，审阅案卷公文每至半夜方息，日出即起巡视民情，亲自审问狱案，凡遇投诉者识一面数年不忘，县内厘政、赋税、库存了如指掌。逢有饥荒他捐献俸米、施粥救饥民，邻县饥民也纷纷到商丘求赈，并叹说：“我县如有如此好官，就不用远道而来了！”赵申乔治商丘县五年有余，惠政斐然。

康熙二十七年（1688）朝廷以赵申乔贤能务实，调京师授刑部主事。康熙四十年（1701）经直隶巡抚李光地的荐举，康熙帝召见赵申乔，经过一番问话后认为他办事敬慎，破格提升为浙江布政使。陛辞时，康熙帝面谕说：“浙江财赋之地，自张鹏翮后钱粮多蒙混，尔当秉公察核，不亏库存也不累民。布政使为一省表率，尔清廉，属吏自然会守法。”赵申乔即刻上任，不用幕僚，办事及处理文书皆亲自动手，按例可得的“耗羡”，但他总不取纳。浙江发征兵粮时，每石加“布袋税”四十文钱，一年计银四千两均加在纳粮民户头上。赵申乔上任不过三天，就首先取消南粮“布袋税”，他下令照京师入仓例，营兵自备米袋，民间不再付给布袋钱。为了使州县不亏空钱粮，当先革除藩司陋习，不准收受下属馈赠。康熙四十一年（1702）康熙帝在上谕中夸奖赵申乔为官清廉，擢升为浙江巡抚。布政使照例“贴解费”甚微，而赵申乔积蓄二千余两，离职时全数移交给新的布政使说：“我在藩库奏销补亏无一文钱，得此二千两，可供你一年的贴解费用，不要增加民间负担。”赵申乔在移居巡抚衙门时，他的仆人背着一肩书箱，便是他升官后的乔迁之喜，为下属树立了表率。

赵申乔任巡抚以后，察视钱塘江堤岸，奏请用石塘代替泥塘，塘外另筑外拥（子塘）可抵潮水之患。他还奏准修葺会稽大禹陵，让百姓瞻仰。

此时，湖南镇筸（今湖南凤凰县）爆发了“红苗”起义。给事中宋骏业参劾总督、巡抚、提督剿抚不力，导致“民乱”愈烈。康熙帝命赵申乔会同侍郎傅继祖、甘国枢前往湖南按察，不久调任为湖南巡抚，命他配合尚书席尔达等率满兵以及广东、贵州、湖北三省提督举大军进攻苗寨。各路清军分道搜剿，杀苗民千余人，三百余苗寨听命约束，苗民起义被镇压下去。

康熙四十三年（1704），康熙帝南巡，在苏州行宫召见了赵申乔，并面谕说：“湖南地偏远，官吏私征，加耗倍于他省，”命他布告诏令申饬整顿派耗。赵申乔回到湖南建亭立碑于街市，严申禁止官吏累民。属吏慑于皇法，纷纷减低耗羡，革除一切私派名目，人民颇受实惠。

康熙四十九年（1710）十二月诏授赵申乔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并发谕旨说：“申乔甚清廉，但负气，人皆畏其直，朕察其无私，是以护惜之。”康熙五十年（1711）赵申乔参劾翰林院编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子遗录》两书中有“大逆”语言，康熙帝便下命刑部查核斩首，此为清朝的第一文字狱案。康熙五十二年（1713）赵申乔调任为户部尚书。

康熙五十四年（1715），山西巡抚苏克济疏劾赵申乔的儿子太原知府赵凤诏，受贿三十余万两。赵申乔上疏奏自责教子无方，致使凤诏居官不肖，请求夺官罢职。康熙帝的批谕是：“词意忿激，非大臣体，命任事如果。”其子赵凤诏坐罪至死。

康熙五十九年（1720）赵申乔病死，享年七十七岁，赐谥号“恭毅”。

评：张伯行居官清廉，爱民如子，敢于参劾贪官。他任官之处均建学院，编纂古籍为教材，发展当地教育，实践“治民以养为先，以教为本”的为官宗旨，深受百姓的爱戴。“在任只饮吴江一杯水，去任带走子民一片心”，这是江苏百姓对张伯行为官的最好评价。

李光地学问渊博，是清代著名的理学家，参与康熙年间的文献编纂，清代学术史上有他的地位。李光地还大力主张统一台湾，并向朝廷推荐施琅为前线统帅，台湾的统一也应有他的一份功绩。

赵申乔为官清廉，办事勤慎务实，因而得以从地方低级小官升至户部尚书。他出于对清朝的忠心，尽力镇压少数民族起义，揭发《南山集》案，可见他清廉勤职目的是为了维护大清王朝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