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黄宗羲　顾炎武　王夫之

黄宗羲（1610—1695）　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其父黄尊素明朝御史，遭宦党首领魏忠贤所害死在狱中。崇祯帝即位后黄宗羲赴京为父申冤，当他赶到北京的时候，宦党垮台，魏忠贤已死。黄宗羲上疏请诛魏忠贤爪牙曹钦程、李实。廷审时与许显纯、崔应元对簿公堂，黄宗羲在衣袖中藏着铁锥，猛刺许显纯，许血流全身；又殴崔应元，拔下他的胡须归祭父亲神主；又去追杀牢卒叶咨、颜文仲，因为其父黄尊素在狱中遭他们的迫害。此时曹钦程已为宦党逆案而下狱，李实疏辩原案非出于他手，还偷偷差人送给黄宗羲三千两银子，求他私下了之。黄宗羲立即上奏说：“李实今日犹能贿赂公行，他所辩之词可信乎？”在与李实对簿时黄宗羲又拿出铁锥刺去，当即被看守官兵阻止。黄宗羲偕曾遭宦党陷害致死的诸家子弟在牢狱门前设祭亡灵，哭声传遍四周。崇祯帝闻知此情形叹息说：“忠臣孤子，甚恻朕怀。”黄宗羲因此免罪归家。

黄宗羲回家以后，勤奋读书，他痛恨科举制度禁锢人们的思想，发愤要改变为了应付科举而读书的风气。凡诸子百家的书他全读，兼收并蓄，博览群书，读完家中的藏书，则去远近的藏书楼抄书，有钮氏的“世学楼”、祁氏的“澹生堂”、黄氏的“千顷堂”、钱氏的“绛云楼”等所藏的书籍。他集各楼堂的抄本和自己家中祖传藏本，建立了“南雷续钞堂”藏书楼，勤学苦读。

这时候，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刘宗周在蕺山讲学，黄宗羲遵照父亲的遗命，来到山阴从学于刘宗周。浙东一些高才名士皆集于蕺山，尤以黄宗羲及他的两位弟弟黄宗炎、黄宗会最具异才，有“东浙三黄”之称。

崇祯末年，南京东林党子弟联名写了一篇名为《防乱揭》的帖子，攻击阮大铖。发起者东林党子弟以无锡顾杲为首；天启年间被害人家属则推黄宗羲为首。阮大铖对他们恨之入骨，按揭帖中签名的一百四十人姓氏，企图伺机报复。不久，明王朝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推翻，接着是清军入关，过江南下，黄宗羲也就踉跄归家。在浙东的孙嘉绩、熊汝霖拥立明朝宗室鲁王朱以海监国，建立政权，依钱江天险抵抗清军。黄宗羲集乡里子弟数百人，号称“世忠营”，上四明山抗清，鲁王封黄宗羲为御史。后来鲁王抗清失败，逃亡海上，黄宗羲在四明山抗清失利，闻鲁王流亡海上，即乘舟赴海与鲁王会合，授左副都御史。他在海上坐舟讲学，还注《授时》、《泰时》、《回回》三历书。鲁王飘流至日本海岸，仍不得志，黄宗羲以为复明已经绝望，便返归故里，尽力于著述，四方从学之士也纷来沓至，听他讲学论道。黄宗羲学问非常渊博，通天文、算术、乐律、经史百家，以及佛、道诸书，尤精史学，他与当时的孙奇逢、李颙并称三大儒。

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开博学鸿儒科以招揽各种人才，翰林院掌院学士叶方蔼特邀黄宗羲参加。他既然曾以复明为宗旨抗清，坚持民族气节，决不任清朝官员，所以婉言推辞。过了不久，叶方蔼与徐元文奉诏监修《明史》，请黄宗羲为顾问，督抚以礼来聘，又遭他的拒绝。徐乾学入值内阁，请黄宗羲的儿子黄百家入史馆，参修《明史》。有一次，康熙帝在召见徐乾学时问及黄宗羲其人其事，徐乾学回答说：“曾经臣弟元文疏荐，可惜他年老而不能来。”康熙帝极重其才，又说：“可召他来京，朕不授其事，若欲归，当遣官送之。”徐乾学说：“他已年老，无来意。”康熙帝叹息不止。黄宗羲虽然固辞不参与修史，但是史局若有大议，必前去咨询，他也认真答疑。如《明史》中的“历志”出吴任臣之手，明史馆总裁请他审正而最终定稿。黄宗羲还向明史馆建议说：“《宋史》别立‘道学传’，这是元代儒生的陋见，《明史》不当以它为例。”明史馆的另一官员朱彝尊早持这个意见，他收到黄宗羲的书信非常高兴，当即将书信示以他人，取得共识。《明史》由此不立道学传，可见黄宗羲在当时知识界中的影响之大。

康熙三十四年（1695），黄宗羲去世，享年八十六岁。

黄宗羲之学，注重自我修养，实实在在地做学问。认为明代学者袭语录断章取义，生搬硬套，不以“六经”为根柢，把经书束置不问，而热衷于空谈，所以现今的学者，应该问学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可治天下。凡不是迂儒，必兼读史，读史不多就不能证明理的变化，而多读而不用心则为俗学，也不能经世。因此，上下古今，领会贯通，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说，都应该精研。黄宗羲精研群学以证经学的做学问态度，为清代学者树立了榜样。

黄宗羲著术非常丰富，涉及经学、天文历算、地理水利、史学诗文等各个领域。其影响最深的是《明夷待访录》和《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集中地表达了黄宗羲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主见，他尖锐地抨击封建君主政治，提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和“工商皆本”的新颖观点，还提出改革土地、赋税、教育制度的主张。黄宗羲这种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理想国”，对中国近代思想界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明儒学案》连同《宋元学案》是我国知识界第一次有系统的总结学术思想发展的不朽著作，形成了以史学研究为特色的浙东学派。

顾炎武（1613—1682）　字宁人，号亭林，初名绛，后改名炎武，江苏昆山人。出身于江南大族，青年时期加入以抨击明末弊政为宗旨的“复社”，提倡读书务实，讲求经世致用。清兵南下攻陷昆山，其母及两个弟弟都死于战乱。母死时告诫顾炎武“勿事二姓”，此时昆山县令杨永言组织乡兵武装抗清，顾炎武与“复社”好友归庄、吴淇沅等人起兵响应。抗清失败以后，他遍游北方各省，结交志士，图谋恢复明朝政权。

顾炎武垦田于山东章丘的长白山下，后又畜牧于山西雁门之北，五台山之东。他勤于劳作，奋发读书，累积千金作为游历各地的费用，得以四次归故都南京谒祭明孝陵，东游会稽山祭禹陵，转返河北、六次谒祭明崇祯帝的“思陵”。他往返河北诸边塞凡十年，于康熙十六年（1677）定居陕西华阴。顾炎武遍游四方之后，抗清复明之心耿耿于怀，认为“秦人慕经学，尊士人，持清议，这些正是别地所缺少的。而华阴地处关河之口，在这里安居，虽足不出户，亦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发生紧急事端，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有志于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所以他选择华阴作为安身立命之地。

顾炎武精力过人，自少至老无一刻离开书本，甚至在旅途中，骑在马上也手不释卷。他善于强记深虑，一目十行，即能背诵。书是他生命中的主体，每逢行程，需二马拖两车书箱。路过边塞亭障，顾炎武总是招呼路人或老兵、老卒，询问当地山岳河川，民情风俗，物产作业。如发现有与书本记载不符者，他便取出书本对勘、批注、把书本记载与实际情形结合考察研究。

顾炎武曾与友人论学说：“百余年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其解。其实，所谓‘性、命、天’，孔子、孟子是很少讲的，而今之君子却常不离口。我认为圣人之道在于‘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所以他主张“经世致用”，为人要有廉耻，要有气节，从而反对空空洞洞地谈论什么“心”、“性”。

经世致用是顾炎武研究学问的出发点，他以为凡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诸方面都是治国之要，经世之纲，所以都要加以穷原究委的进行研究，从而考证得失，纠校前人舛误和补充他人缺憾与不足。经世之用的学术内容，决定了顾炎武重调查研究，广求证据的治学风格。内容浩瀚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日知录》就是他“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做学问方法的范例。顾炎武为了充实《天下郡国利病书》的写作，他详察各地的山川地理和各种制度、掌故的沿革，“一年之中，半宿旅店”，每到一地“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在占有翔实材料的基础上，终于写成了这部一百三十卷的历史地理学的巨著。《日知录》三十卷，是顾炎武三十余年读书心得的结晶，系统地反映了他经世致用学术思想的各个方面和考证稽古的治学方法。顾炎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就是在《日知录》中提出来的，成了爱国主义的座右铭。

顾炎武可称得上是一位学问渊博的全才。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尤其擅长经学、小学、历史学、地理学。他所著的《肇域志》，是在著述《天下郡国利病书》一书考索之余的笔记，合图经而成；《音论》三卷，推经传，探讨本原；《诗本音》十卷，本经之韵互考，证以他书，明古音原作是读；《易音》三卷，即通过《周易》以求古音，考证精确。顾炎武把经学与小学通融于一体，释经义、疏典故，为乾嘉考据学的展开，提供了基本方法，奠定了基石。顾炎武也是形成清代汉学（也称朴学）的开山鼻祖，学者称他亭林先生，对清代学术发展有重大的影响。梁启超说：“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亭林发其端，而后人衍其续。”

顾炎武专心研究学问，坚持不任事清朝的立场，从而过着隐居清贫的生活。翰林院掌院学士熊赐履曾致书聘顾炎武到朝廷修史书，他则以“一死”相拒绝。康熙十七年（1678），清朝开博学鸿词科广招人才，顾炎武作为当时的一位知名人士，许多官僚纷纷致书请他赴京参加，他又以“死”辞之不从。次年，内阁学士叶方蔼致书顾炎武，请他参修《明史》，也遭拒绝。华阴读书之士络绎来到顾炎武的陋室，请他讲学，他谢绝说：“东林覆辙有进于此者乎。”他还终身谢绝文字应酬，有人愿出巨资求他为母写传，他即拒绝说：“文不关于经义政理之大不足为也。”顾炎武的人品和文品，堪称清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康熙二十一年（1682）逝世，享年七十岁，无子。有吴江人潘耒整理他的遗著刊行于世。

王夫之（1619—1692）　字而农，号薑斋，湖南衡阳人。晚年居衡阳的石船山讲学，学者称船山先生。王夫之少年负异才，读书过目不忘，自青年时代开始关心时政，同情人民的疾苦，注意探索历史经验，并参加“复社”，主张进行社会政治改革。明崇祯十六年（1643）张献忠农民起义军攻下衡州（今衡阳），王夫之隐匿南岳山中，起义军执他父亲为人质，要王夫之加入起义军行列。王夫之不从，用刀砍伤自己的肢体后去交换父亲，起义军深为感动，便释放他们父子归家。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身亡，王夫之得知这一消息后哭泣不食数日。顺治四年（1647），桂王朱由榔建立南明永历政权，在明朝大学士瞿式耜的推荐下，王夫之投奔在广东肇庆的桂王政权，任行人司行人。他在南明小朝廷的派系斗争中深受排挤，因而痛感国事糜烂，已不可为，毅然离去，长期隐居在荒山辟野的苗、瑶山寨中从事著述。后来回到衡阳的石船山，筑土室取名为“观生居”，杜门谢客，专心精研学术。

康熙十八年（1679），吴三桂在衡州叛乱，有人要他写“劝进表”去参加吴三桂的叛乱政权，他断毅拒绝说：“亡国遗臣，所欠一死耳。现在为什么要起用我这样的不祥之人呢？”为了避开叛军的纠缠，王夫之逃入深山隐居。吴三桂叛乱平定以后，湖南巡抚得知王夫之不从吴三桂叛乱，十分赞赏，嘱咐郡守送去粮食和布匹表示慰问，并邀请他到巡抚衙门接见。王夫之以身体患病为借口，婉言拒绝。

康熙三十一年（1692）王夫之逝世，终年七十四岁，葬于大乐山，自题墓碑曰：“明遗臣王某墓”。

王夫之著书三百二十卷，被收录在《四库全书》的有：《周易稗疏》、《考异》、《尚书稗疏》、《诗稗疏》、《春秋稗疏》等；存目于《四库》的有：《尚书引义》、《春秋家说》。王夫之的政治观别开生面，对唯心主义的理论进行了无情的抨击，所以他的主要著作不仅没有被录入《四库全书》，而且还列为禁书，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得到大量的刊印。王夫之的代表作是：《张子正蒙注》、《思问录》内外篇、《噩梦》、《读通鉴论》、《宋论》等。

王夫之哲学思想的主要成就是他提出了“理在气中”的唯物主义命题。认为“气”是一切变化着的实体，“理”是“条理”和“概念”，是从“气”（实体）中概括出来的，所以他说：“气者，理之所依也”，“理即气之理”。他的哲学思想精深细密，在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王夫之的政治观和社会观，具有鲜明的革新色彩，企图从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中，提出社会变革的依据。他所著的《读通鉴论》和《宋论》等史学著作中充分反映了他赞扬历史上政治社会改革的进步历史观。

王夫之在学术上的成就，赢得后辈学者的赞誉，清代学者刘献廷说：“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谭嗣同推崇他是“五百年来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王夫之的著作收在《船山遗书》中。

评：黄宗羲怀锥刺奸，英名早著，起事四明，大节凛然，此后，以“忠臣孤子”自持，讲学故里，门下健才辈出，蔚成清初学术巨宗——浙东学派。黄氏学术，虽以王阳明之学为框架，但基础则是构筑于史学之上。宜乎于《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两部学术史外，更有《明夷待访录》，表达其政治理想，含有“朴素的民主主义精神，是对三千年专制政治思想极大胆”的反抗。因此，于黄氏切不可以一般大儒目之。

顾炎武与黄宗羲偕世并出，行藏学问又大致类近，均成彪炳一时的学术巨擘、士林楷模。顾氏一生以光复故国为己任，足迹遍天下，摒弃空谈“性、命”，主张“经世致用”，其文化精神，实高标当世。乾嘉朴学其实上得其方法之一端而遗其人文之真精神；嘉、道以后，国势日蹙，炎武学术精神在新的时代氛围中得到发扬。

王夫之是明遗民中又一佼佼者，其哲学思想，由扬弃程朱、陆王之学入手，将古代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思想，发展到新的高度。史论重势因情，鞭辟入里，然其于“夷夏之辨”、“正统之争”，过于执固，亦为一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