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朱轼　李卫　田文镜

朱　轼（1665—1736）　字若瞻，一字可亭，江西高安人。康熙三十二年（1693）举乡试第一（解元），次年会试中进士，庶吉士散馆授湖北潜江知县。他在任期间执法严明，不畏权贵，并免征“耗羡”，取消本县官吏加在民间的杂税。康熙四十四年（1705）授刑部主事，累迁至郎中，历任奉天府（今沈阳）尹、通政司使等职。

康熙五十六年（1717）授浙江巡抚，朱轼上任以后立即督视钱江海塘，亲见海宁至上虞段年久失修，大潮汛期险情环生。他上奏朝廷提出修筑海塘的具体规划，康熙皇帝就下部议准他的规划。鉴于钱江潮汛由杭州湾入钱塘江，于海宁至上虞段形成怒潮，每天两潮冲击力极大，尤其在七、八月间常闹海灾，所以此段二千余丈海塘，必须格外坚固。因而朱轼规划的海塘修筑工程极大，北岸海宁老盐仓修筑海塘一千三百四十丈；南岸上虞夏盖山修筑一千七百九十丈。他采取“水柜法”即以松、杉木为柜，填实碎石为塘柱，上面覆盖巨石为塘身。外筑附塘为坦坡，砌巨石二三重，高及塘半，用以保护塘址，塘内为河，名曰“防塘河”，万一潮水侵入，可以蓄水，农田可免遭海水淹没，然后在退潮时开闸放水入海。这样巨大的工程，仅用三年时间造成，效果显然。

康熙五十九年（1720）朱轼擢升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次年山西、陕西遭大旱灾，民失作业生计无着。康熙帝命户部拨出库银五十万两，派朱轼与光禄寺卿卢询出京赈济。以五十万两银去赈济数十万灾民，可谓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朱轼往山西察查灾情以后，以为光靠朝廷所拨银两不足赈济灾民的实际需要，故他上疏奏向康熙帝提出了施行赈济的几种方法：一、令被劾司道以下官吏出资赡济饥民；二、富民与商人出资到南方产粮地区买米，暂时停征淮安凤阳等地的关米税，以降粮价；三、流离各地的饥民由所在地方官加以安置，能出资济民者可题荐入仕；四、饥民群聚，易生疫病，该设厂医治；五、详察亏空，少则勒令限期补还，多则严究治罪；六、请山西建社仓以备饥荒，引泉水兴水利灌田，康熙帝批准了朱轼的赈济办法，在山西推行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得到康熙帝的嘉奖。

康熙六十一年（1722），朱轼因父丧乞假回籍，这年康熙帝逝世。雍正帝很赏识他的才能，即位不久就召朱轼回京，充任《圣祖实录》总裁，雍正元年（1723）又命他入值南书房，加吏部尚书衔。充任顺天府乡试考官，雍正帝嘉赞为“公慎”，八、九两月先后充任恩科、正科会试考官。雍正三年雍正帝命朱轼出京勘查江浙海塘，经过实地察勘，他认为江浙之间面临宽阔的长江口与东海，有潮汛而无怒潮，所以江苏段的泥塘只要加高加宽即可；浙江段仍需以垒石为基础，加以修筑。朱轼返京后就向雍正帝疏奏提出了修筑海塘的建议：浙江余姚浒山镇西至临山卫，旧土塘三道，本为灶户（盐民）修筑，今灶户无资，应动用库银；自临山卫经上虞至会稽的土塘七千丈，应以石为基，就石垒土加固，确保汛期安全。江南金山卫、上海华家角、嘉定等地（今均属上海市）的土塘，有的应改筑石塘，有的可在原来土塘的基础上则加高拓宽，就可捍御潮水灌入。雍正帝命户部议后，按朱轼的建议在江、浙沿海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海塘修筑工程，花费银达三十五万两，均由朝廷库存拨出。江、浙沿海受益匪浅，时至今日朱轼所设计的海塘工程，仍在发挥御潮保民的积极作用。朱轼因督修江、浙海塘功效显著，雍正帝授他为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还命朱轼会同怡亲王允祥往直隶查勘水利营田，他与允祥合疏提出“营田事例”四条。雍正八年（1730）五月，怡亲王允祥去世以后，雍正帝便命朱轼全权治理永定河、子牙河等水利工程。

雍正十三年（1735）朝廷议决全面复修浙江海塘，朱轼主动请求负责办理这项重大工程，雍正帝欣然批准，并命当地督抚及管理塘工的官员均听从朱轼节制，朱轼实为海塘工程的总指挥。浙江海塘在朱轼任浙江巡抚期间已经多次修筑，有了较巩固的基础，这次又进行了全面复修，浙江海塘更具有抗御潮汛的坚固作用，数百年来沿海颇得其惠。每年农历八月十八日“潮神祭日”，远涉千里甚至于世界各地的观潮客数以万计纷至浙江海宁，人们站在宽阔、坚固的千里海塘线上，注视着钱江怒潮奇观，顿时展现出千军万马的雄伟气势，惊心动魄的一幕尽收眼帘。人们应该怀念朱轼这位治海专家为修筑海塘所作出的呕心沥血的努力。

1736年乾隆帝即位，朱轼应召返京，命他“协同总理事务”辅佐皇帝处理朝廷大事。时朱轼年已古稀，但他回京伊始就上了两篇疏奏：一篇是奏请朝廷“详察报垦之田”，杜绝虚报升科，以免“小民苦累”。清制，各省开垦荒田数列为地方官考核升降的一个内容，为了升官自县、州、府至省各级官吏层层虚报，而虚报垦田的田赋则推在农民身上，如此年年虚报，则年年增加农户田赋，这是清朝前期吏治败坏的一个新花招。朱轼由知县升为大学士，而长期在地方任职，熟悉疆吏瞒上欺下的伎俩，所以他的这篇疏奏，切中时弊，有利于整肃吏治。另一篇是请敕督抚有司（地方官）断狱务须秉公详慎，“原情酌理，协于中正”。刑具悉遵定制，不得擅用夹棍、大枷。刑法是封建统治者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然而用之不当则会出现“官逼民反”的动乱局面，这篇疏奏提出了清朝严肃法纪的重要问题，所以乾隆帝御览以后，“深嘉纳之”，对朱轼尊崇备至，命充任《世宗实录》总裁。

乾隆元年（1736）九月，朱轼患重病，乾隆皇帝亲自到他的府第探望，朱轼抱疾穿上朝服令其儿子扶掖，“迎拜户外”。次日，朱轼与世长辞，留下遗疏，略言：“万事根本在君心，用人理财，尤宜慎重。君子小人，公私邪正，判在几微，当察其心迹而进退之。……伏祈圣心乾断，永斥浮言，实四海苍生之福。”忠君直谏之心跃然纸上，为此乾隆帝震悼辍朝，亲临朱府致奠，命户部拨库银为他发丧之用。朱轼享年七十二岁，赐谥号“文端”。

李　卫（1686—1738）　字又玠，江苏铜山（今徐州市）人。康熙五十六年（1717）入赀（捐纳）为兵部员外郎，五十八年升为户部郎中。李卫入京以后，常出入雍亲王（雍正帝）藩邸成为胤禛的亲信。胤禛很赏识他的办事才能，“眷遇至厚”。然而，李卫其人自负傲慢，个性好胜，雍正帝时常教诫他为人要注意“涵养”二字，“和平接物，谦恭持己”。雍正元年（1723）授李卫为直隶驿传道（掌管朝廷文书传递），他未赴任又改授云南盐驿道。李卫赴云南上任的时候，自恃皇上心腹，竟“制‘钦用牌’入仪仗”盛气凌人。雍正帝知道以后非常生气，发出谕旨批评他：“闻汝恃能放纵，操守亦不纯。”他上疏辩解说：“受恩重，当不避嫌怨。”李卫受到雍正帝的器重并非他善于阿谀奉承，投皇上欢心，而是严于职守，对朝廷旨令忠实执行，所以雍正帝虽然曾严厉的警告他：“若不痛自刻责，未易改除，将来必以此受累，后悔何及。”可是对他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却很欣赏，因而予以信任。李卫到云南不久，雍正帝命他除了掌管盐政以外，兼管铜厂，次年又提拔为云南布政使，这正是雍正帝以肃吏治国思路的反映。雍正三年，李卫擢升为浙江巡抚，兼管两浙盐政。李卫在浙江首先整顿盐政，浙东沿海滩涂线长，潮涨潮落，滩土含盐分极为丰富，晒盐为浙民重要的谋生职业，盐民称为“灶户”。李卫命沿海府县，把海塘以外大片滩涂划为盐场，以丁入地，计亩征税为地方官府的重要收入。浙江人口密集，沿海府县所产粮食不足口粮，李卫便把盐税收入存银拨出十万两，委派专员往产粮区四川、江西贩运大米至浙江，以平价卖给缺粮户和盐户，这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办法，无须朝廷拨库存赈济而民得实惠。

鉴于李卫的政绩，雍正五年（1727）升授他为浙江总督管巡抚事，兼管江南苏松七府五县盗案。他办“盗案”认真，执法严厉，上任浙江总督不久，就查出江南震泽县竟有“以替身起解”庇护盗贼的假案，原江南督臣范时绎对这类假案不作严厉追究，听之任之有蔓延之势。李卫察出后即向雍正上疏奏，表示要对“江南所留诸盗案穷究党羽，翦除巢穴”，得旨嘉奖。李卫上任后立即缉捕盗贼，“穷究党羽，翦除巢穴”，浙江治安大有好转。同时他招民开垦海涂和兴办水利。江、浙所以多盗贼，原因之一是人多地少，失去作业者只得以偷盗为生。李卫一面穷追严缉盗贼，一面招民垦田、晒盐，尽量减少失业游民。尤其在温、台两州接壤地区的玉环山一带，土地肥饶，出海方便，内可垦田，外可晒盐，可是前任总督满保却认为近海滩，容易为盗贼所居，故禁民开垦。李卫在此处设置水陆营兵严加防范，便招民耕垦，当年起科；同时设灶煎盐，由官府专买专卖，禁止民间私自贩卖。私盐贩子多为亡命之徒，是盗贼的主要成员。渔舟入海发给印牌，以防海盗混入其中。渔盐所征税银，充各地方的公用开支。李卫还在浙东各县兴办水利，在鄞县大嵩港浚河道，筑塘建闸，开支河使数万亩农田得到灌溉；镇海多旷土，他令察量清理，开辟为农田；上虞濒海潮汐，常淹没民田，他上奏请免除田赋，夏盖湖已积淤成田，令察量后允许农民耕种，当年收获当年缴赋。

为了确保地方平安，李卫打击迷信惑众的刁民张云如。江宁有个叫张云如的顽民，以符咒惑众，并结党徒多人相互煽惑欺骗民财。张云如同前江、浙督臣范时绎有交往，还得到按察使马世烆的庇护，因而为非作歹，势力很大。李卫上奏雍正帝详报实情，参劾范时绎、马世烆等腐败官吏。雍正帝朱谕：范时绎等夺官，张云如斩首。

李卫在浙江任职五年，“莅政开敏，令行禁止”，迅捷地施张法网，严缉盗、理逋赋、垦荒土、实仓库，政绩卓著。然而，李卫傲慢自负的习性在成绩面前也有极为充分的表现，竟然在杭州西湖的花神庙中为自己及妻妾塑像，立“湖山神位牌”，供人叩拜。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乾隆帝南巡杭州时发现李卫托名立像的荒诞怪事，十分气怒，命“督抚撤像毁庙，另塑湖神像以昭信祀”。

雍正十年（1732）雍正帝召李卫入京，授直隶总督，署刑部尚书衔。他到京以后的第二年，上疏参劾步军统领、鄂尔泰的弟弟鄂尔奇“坏法营私，紊制扰民”。雍正帝命果亲王允礼及侍郎莽鹄立、海望查察得实，给鄂尔奇以夺官处分。李卫在直隶任职六年，莅政如在浙江，审正府县疆界，增设将吏兵营，捕缉盗贼。乾隆三年（1738）十月病卒，终年五十三岁，赐谥号“敏达”。

田文镜（1662—1733）　汉军正黄旗人，据传曾为雍亲王（雍正帝）藩邸庄头。康熙二十二年（1683）以监生授福建长乐县丞。县丞为八品小官。田文镜勤职务实，办事敏捷，先后升迁为山西宁乡知县、直隶易州知州，尔后又从外官转为京官，历任吏部员外郎、郎中、御史直至内阁侍读学士。康熙五十五年（1716），田文镜奉旨巡视长芦盐政，他视察以后疏奏朝廷，提出了增发长芦“盐引”（即盐票，是政府发给盐商购盐缴税运销的凭证）五万七千余道的请求，康熙帝命山东巡抚核实情况后批准了田文镜的奏请，既增加了国家盐税收入，又活跃了盐商的经营。雍正元年（1723），田文镜奉命祭祀西岳华山。这年山西闹旱灾，年羹尧入觐雍正帝时请朝廷拨粮赈济灾民，雍正帝询问山西巡抚德音，德音复奏说山西无灾。田文镜祭华山西岳途经山西，返京后把山西灾情如实地报告了雍正帝。雍正帝嘉赞他“直言无隐”，并命令他前往山西赈济灾荒。即命田文镜署山西布政使，颇有吏才的田文镜在任职期间与山西巡抚诺岷一起大力推行“耗羡”归公的改革措施，同时清理未结案件，秉公和衷，将积年亏空严厉追逋，吏治为之一新，政绩斐然，因而更得雍正帝的眷遇，升为河南巡抚。田文镜到任后继续推行“耗羡”改革，以严厉刻深为治省准则，督促各州、府、县清理亏空，充实藩库（省财政），开垦荒地，地方官稍有拖延则立即谴谪。知州黄振国、知县汪诚、邵言纶等官员都遭到田文镜的严厉处罚。雍正帝为了嘉奖田文镜严于吏治，给他每年的养廉银为二万八千九百余两，为其原俸的一百八十六倍。

雍正四年（1726）李绂自广西巡抚应召授直隶总督，上任时途经河南开封，田文镜出迎，李绂指责他有意蹂躏读书人。李绂同被黜知州黄振国有私交，他入觐雍正帝时，为黄振国、汪诚、邵言纶等人鸣冤叫屈，并称田文镜把黄振国害死于狱中，以杀人灭口，还责斥田文镜对居官最劣的张球怂恿不咎。此时，御史谢济世参劾田文镜“营私负国，贪虐不法，凡十事”，也涉及黄振国案与李绂所奏一致。雍正帝派出御史查核，黄等未死，认为是李绂与谢济世结党诬陷田文镜，下诏严诘，将谢济世夺官充军，黄振国论斩，李绂降为工部侍郎。

雍正五年（1727），田文镜在河南推行“摊丁入亩”，颇合雍正帝心意，对他更加重用授为河南总督加兵部尚书衔，赏养廉银一万两。田文镜以为“俯仰从容，公私给足”，坚持未受。

次年，雍正帝表彰田文镜“公正廉明”，授河南、山东总督，他在上谕中指出“此特因人设官，不为定例”，意思是河南与山东合在一起设总督这是特殊情况下因人设官，以提高田文镜的地位。田文镜兼管山东以后，马上着手整顿吏治和清理财政。他向雍正帝奏疏说：“山东仓库亏空，主要是地方官吏挪新掩旧，请按河南新旧官吏交替之例，知府、知州、知县离任时，令新接任官稽察，如有亏空，责旧官偿还其半，方得赴新任。道员离任拟此例办。”又疏：“山东钱粮积亏二百余万两，由于火耗太重、私派太多，请令山东巡抚、布政使推行耗羡归公政策，限半年之内追补完额。”雍正帝批准了他的奏请，山东吏治、财政也因此而逐渐好转。

雍正七年（1729）山东、河南遭受水灾，雍正帝命田文镜蠲免钱粮，使两省人民度过灾荒。可是田文镜却隐瞒灾情，向雍正帝上奏疏称：“河南水灾并不严重，收成虽有所减，但实未成灾，仍可照额完成田赋。”他唯恐因减免田粮而影响地方库存，故将真实情况隐瞒不报。二年以后，雍正帝察出河南祥符、封丘等州县人民因受灾而生活无着，有卖男鬻女现象，便派侍郎王国栋往河南赈济灾民。这时候田文镜已年老多病，雍正帝也未去深究他的过失，只是命他解任还京。雍正十年（1732）文镜病卒，享年七十二岁，谥号“端肃”。

评：朱轼科举入仕，又从低级地方小官逐渐迁升到文华殿大学士的高职，历事康雍乾三朝盛世，明君必出贤相，朱轼可谓是清代的一位地方清官、朝廷贤相。应该指出的是朱轼的仕途多半在江、浙沿海海塘线上奔波，修筑海塘为后世造福，值得怀念。

李卫以赀入仕，官至封疆大吏，办事敏捷果断，虽文化不高，然遇文人甚敬。其性格负气好胜，任性放纵。他是实心效劳于雍正帝最得力的疆吏之一。

田文镜有吏才，大力推行耗羡归公和摊丁入亩的赋役制度改革，严于吏治，是雍正年间的著名干吏；晚年隐匿灾情，伤民以逞其能，其端倪于早年之过于严酷已可见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