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讷亲　张广泗

讷　亲（？—1749）　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雍正五年（1727）袭其父尹德公爵。十年（1732）授銮仪使，次年十二月授命办理军机处行走，十三年（1735）雍正帝病重，讷亲受顾命辅佐新帝。1735年乾隆帝即位，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鄂尔泰、张廷玉辅政，称“总理王大臣”。讷亲祖父遏必隆乃康熙帝孝昭皇后的父亲，少年时为宫廷近侍，实属贵戚勋旧，故乾隆帝对他恩眷尤厚，级级提升，在短短的二年间讷亲成为满洲贵族在清政权中掌握最高权力的重要人物之一。“总理王大臣”与“军机处”并立存在于中枢，不利于皇帝“独揽乾纲”。因而在乾隆元年十一月罢总理王大臣事务，军机处成为皇帝得心应手的工具，授讷亲为军机大臣，并加拖沙喇哈番世职（云骑尉世袭）的荣衔。

乾隆三年（1738），命讷亲管理户部三库并协办户部。这时候直隶总督李卫参劾河道总督朱藻有欺诈贪污行为，乾隆帝命讷亲会同吏部尚书孙嘉淦办理此案。结果查实，朱藻被流放。不久，讷亲调升为吏部尚书。

讷亲是满洲贵族的元勋后代，康熙帝时期的遏必隆就是他的祖父。讷亲少年时代曾任皇子弘历（即后来乾隆帝）的近侍，深受雍正帝的宠信。乾隆帝即位后对讷亲恩眷尤厚，步步高升，官至六部尚书，军机大臣。讷亲办事勤敏，事事能合皇帝心意，然而他为人严刻，下属不敢稍有疏失。讷亲出身于满洲贵族的上层家庭，少年入宫侍卫皇子，所以意气骄溢，刚愎自用。左都御史刘统勋曾疏劾讷亲领事过多，任事过于急剧。乾隆帝在上谕中为他辩解说：“讷亲身为尚书，如果办事模棱推诿，便不可取的；有些事情处理失当也在所难免，朕也时刻告诫他不要自满。今天见到这一奏疏，讷亲应当更加自勉。”

乾隆九年（1744）正月，乾隆帝命讷亲出京视阅河南、江南、山东各省驻军情况以及查勘海防、河工。视察以后讷亲向乾隆帝屡上条陈。他在关于三省营伍的疏奏中说：“遍阅三省督抚、河漕、提镇，优绌互见，以河南南阳、江南苏松二镇水师最劣，请命兵吏部加以赏罚。”在诸省吏治状况的奏疏中又说：“各省政事，从督抚到司、道、州、县只有钱粮有册籍可查，至于户口贫富、土地肥瘠、物产丰啬，民情背向，风俗美恶，各级官吏皆漫置不省。对民众教条浮文常多，实意殊少。请朝廷督促各省督抚，令州县官吏对所辖区域普遍进行查勘，提出何事当兴举，何事当整顿，行之有无治效，以实报长官，长官以优劣实奏朝廷，这是崇实效，去虚文，整吏治，厚民生的一项要务。”对于讷亲的奏请，乾隆帝很满意，便交有关部门议行。

乾隆十年（1745）三月，授讷亲为协办大学士，五月授保和殿大学士仍兼吏部尚书。讷亲身居高位后，更加自负自信，遇事意气用事，对于乾隆皇帝的告诫置之于脑后，离皇帝对他的希望越来越远，因而失宠的迹象日益显露。

这时候，大金川土司莎罗奔攻袭革布什咱土司，四川地区又一次爆发了动乱。乾隆帝命川陕总督张广泗率兵讨伐大金川叛军，然清军久攻未能取胜。乾隆帝又授讷亲为经略大臣，率劲旅出师四川平叛。讷亲到任后下令将领限期三日攻克莎罗奔的结寨地噶拉依，但是，清军又是攻而不克，总兵任举战死。讷亲先是冒险强攻，失利后锐挫气沮，命督军将领建筑碉堡，与敌共险作持久战。乾隆帝得到前线战报，痛惜任举阵亡，又以筑碉为非计，便下诏告诫讷亲要因时度势来决定进止。讷亲与张广泗合疏说：“叛军得天时地利之便，我兵无机可乘，冬春之间应减兵驻守，待明年再增调精锐兵勇三万，于四月进剿，足以成功，最迟也不会超过秋天。”讷亲还另上疏奏称：“来年增兵需费百万，待二三年后是否有机可乘，前未可定。”乾隆帝接连收到二份疏奏，内容前后不一、看了十分生气，即发上谕，指责讷亲“身在戎营，目击情状，不能确有成算，游移两可。我师至四万，彼只三千余，何以彼应我则有余，我攻彼则不足？”乾隆帝觉得讷亲不能胜任指挥重任，军机大臣讨论认为应召还讷亲，另派统帅。乾隆帝考虑到大金川并非是大敌强师，朝廷重臣亲自挂帅无功而还，有伤国体，为四夷哂笑。所以密谕讷亲，命他激奋克敌，不辜负朝廷对他的厚望。可是数月以后，前线虽有小胜，但未有寸土尺地的进展。所以乾隆帝只能下令召讷亲、张广泗还京，另派岳钟琪为代理经略，傅尔丹为川陕总督，取代他们在前线的职务。

这年（乾隆十年）九月，乾隆帝又命大学士傅恒为经略，还派出侍卫富成与讷亲当面责对，并录下他的举止言语向朝廷报奏。在这以前乾隆帝曾经多次手谕讷亲，前后计千言，指责他“受命总领军事，而乖张畏缩。遇敌则先士卒而退”。后来又接到富成送来的密奏，录讷亲所说：“金川的事情大难，不可轻举，这些话不可入奏皇上”，因而乾隆帝对讷亲更加怒不可遏，认为“讷亲受恩久长，有何事不可言？还说什么大金川作战这都是我的过错，而使满洲兵受苦。这些话实是嫉他人成功，动摇军心，不顾国事。讷亲忘恩藐法，罪不可宥”。于是把纳亲祖父遏必隆生前所佩的利剑，交给侍卫鄂实，令他逮讷亲押解京师以示警众。

此时，傅尔丹、傅恒率军入川，与岳钟琪军会师以后便步步为营，深入敌寨，大败叛军。叛军首领派头人向清军乞降，不久，傅恒接受莎罗奔父子的投降，莎罗奔焚香谢恩，并发誓言六条，表示不再反清作乱，归还所掠居民及财物，还献出佛像一尊，白金万两。大金川事态平息。

乾隆十四年（1749）正月，乾隆帝召傅恒等将领班师还朝，又谕侍卫鄂实在途中将讷亲正法。鄂实奉旨监押讷亲，行至班拦山诛杀讷亲于军前。

张广泗（？—1748）　汉军镶红旗人。以监生（国子监生员）赀授知府，康熙六十一年（1722）选为贵州思州知府，雍正四年（1726）调云南楚雄知府，未赴任即随云贵总督鄂尔泰镇压云贵苗族起义，改调贵州黎平知府，次年又擢升为贵州按察使。雍正六年（1628），张广泗率兵赴都匀、黎平、镇远、清平等地镇压苗民起义，并且升为贵州巡抚。清平的丹江苗族武装起事尤烈，张广泗派兵分道进剿小丹江、大丹江等苗寨，进行血腥屠杀，把丹江苗民起义镇压下去。镇远所属的上九股各寨苗民也被迫投降，下九股、清水江、古州各寨苗民均被张广泗“相机剿抚”。雍正十年（1732），张广泗疏奏朝廷：清水江、都江是黔、楚、粤三省通道，应设置哨船巡逻联络三省防范，并宣布条约以控制三省苗民。朝廷议准了他的建议，建立了一套统治苗民的约束制度。张广泗镇压有功，雍正帝给他“叙功”，授拜喇布勒番世职（牛录章京衔世袭）。

不久，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扰掠新疆各地，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奉命出师西征，张广泗为副将移师协助岳钟琪征伐准噶尔部。张广泗率军出鄂隆吉，与岳钟琪军合师于科舍图，雍正帝召岳钟琪还京，命张广泗掌大将军印。岳钟琪离开新疆前线以后，张广泗视察科舍图布阵形势，给雍正帝上了个疏奏，参劾岳钟琪在科舍图驻兵扎营的种种失误，说他“张皇刚愎，号令不明”，奉到皇上谕旨仅作“临时宣传”，居心“莫测诚伪”。雍正帝览奏后罢了岳钟琪官，交兵部拘禁，改授查郎阿为大将军，张广泗为正红旗汉军都统。雍正十一年（1733），张广泗率万余汉军八旗分驻北山。次年，准噶尔部掠乌尔图河，张广泗军在鄂隆吉与准噶尔叛军激战，大败叛军，斩首四百余人，掳俘三十六人。雍正十三年（1735）准噶尔部向清朝乞降，张广泗班师返京，雍正帝又给他叙功，授为湖广总督。

雍正初年鄂尔泰在西南边陲推行“改土归流”以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及文化都有一定的进步。然而，清政府推行“改土归流”采取先剿后抚的方针，大批少数民族群众遭到清军的无辜屠杀，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民族矛盾。清朝派遣的府、州、县各级流官，其统治方式虽然较之土官土司文明，但是歧视、压迫少数民族是封建统治者的基本政策，因而改土归流以后，仍不断地激起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雍、乾之交，贵州九股苗族又爆发了武装抗清起义。刑部尚书张照与将军哈元生、副将董芳率兵镇压，久战无功，苗民起义仍有蔓延的势头。乾隆皇帝即位以后，授张广泗为经略贵州军务，将军以下的各级将领都受他的节制。张广泗为人尖刻，锋芒毕露，树敌甚多。他到贵州以后马上向乾隆帝上疏奏，参劾尚书张照阻挠军机；将军哈元生征兵数万，沿途分布攻剿用兵不过三千，顾此失彼；副将董芳仅事招抚，不行攻剿；巡抚元展成赈济灾民条款纷错，官民并困。由于张广泗的参劾，乾隆帝夺了他们的官职（从尚书到巡抚几乎在贵州的官员都遭他的参劾而受到朝廷的处分）。乾隆元年（1736）正月，张广泗率兵至凯里，分兵三路进剿苗民起义，大破上九股、卦丁等苗寨，毁寨屠民，斩杀苗民万余，苗民起义在他的血腥镇压下得以平息。乾隆帝给他叙功，授张广泗为云贵总督，兼领巡抚，进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轻车都尉世职）。随着地位级级高升，张广泗日益目空一切，妄自尊大，刚愎自用，听不进半点不同的意见，同僚及部属敢怒而不敢言。

乾隆五年（1740）张广泗请求还京觐见皇上，这时候湖南境内的城步、横岭等地也爆发了“红苗”起义，乾隆帝命他暂不返京，即赴湖南镇压苗民起义，并授他为钦差大臣衔，湖广（今湖南、湖北）的地方官员均受他的节制。张广泗率兵全力攻剿，红苗起义又在他的屠刀下平息下去了。不久，张广泗转战贵州镇压黎平的“黑苗”起义，逮获苗民领袖石金元等斩首示众，又给朝廷立了一大功。

乾隆十一年（1746），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叛乱反清，乾隆帝调张广泗为川陕总督，赴四川进剿。四川山区山险碉坚，加上张广泗居功自傲，进取精神逐渐消失，下级将领屡打败仗也失锐气，不再磨砺训练，战术军法陈旧。军纪败坏，战斗力逐渐削弱。张广泗指挥的清军在四川转战二年，屡败无功，而他自诩为常胜将军，委过他人，动辄上疏参劾同僚，而很少反省自己治军得失。在大金川战争中这些致命弱点充分暴露了出来。乾隆帝是位精明的君主，他对张广泗军事上无功已存疑虑之心，乾隆十三年（1748）命大学士讷亲为经略，赴四川督察军情，并起用岳钟琪共同督军。早在雍正末年，张广泗曾参劾岳钟琪，几乎陷之于死，这次乾隆帝派他的政敌赴前线视师督军，其用意不言而喻。张广泗得知讷亲和岳钟琪已赴川经略军事，心情紧张，即刻向朝廷奏报战功，说已攻克戎布寨五十余碉，企图以小功掩大过。乾隆帝在批谕中指责说：“此亦小小攻克耳，张广泗师老气怯，调度失机宜。”讷亲到了四川前线以后不熟悉地形，屡战屡败，张广泗仍我行我素不予配合，还乘机推脱责任，冷眼旁观。讷亲上疏奏乾隆帝，指责张广泗分兵十路，自损军势，治军无方，劳师糜饷；岳钟琪也上疏参劾张广泗玩兵养寇，重用“汉奸”王秋，泄露军情于敌。这些参劾疏奏，正为乾隆帝治张广泗罪所需要。马上命令将张广泗夺官押解京师。张广泗逮至北京，乾隆帝在中南海瀛台亲自审讯。张广泗竭力辩解，大叫冤枉，乾隆帝更加恼怒，命加以酷刑。

乾隆帝决心诛杀张广泗，他在谕旨中说，金川用兵，张广泗、讷亲前后贻误，而张广泗奉命赴川征讨时“妄为大言”，既久无成效，则诿过于部将。及讷亲前往，仍观望推诿，坐视讷亲种种失宜，无一语相告，讪笑非议。张广泗与讷亲自逞其私见，不顾国事大局，因而必须“明正其罪，以彰国宪”。把张广泗、讷亲贻误军机罪状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议罪，议定当以“失误军机律斩”，讷亲与张广泗遂同归于尽。乾隆十三年（1748）十二月，先斩首张广泗，十天以后又诛讷亲。

评：讷亲出身贵族，在雍正朝已是清廷中枢的重要人物，在乾隆朝继续得信任，成为军机大臣，地位颇高。但他自负自信，遇事意气用事，开始失宠于乾隆，大金川之役，纳亲阵前失机，“遇敌先士卒而退”，故在战后被正法于军前。纵观前后，讷亲之死完全是咎由自取。

张广泗虽善于用兵，而嗜杀酷烈，为人更居心险忮，四面树敌。讷亲赴前线视师，他冷眼旁观，不予配合，企图借皇帝之刀杀自己的政敌，可是以害人开始则以害己结束，结果也落得身首异处的可悲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