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迁都北京，既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必然性是指清有二十八年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积累；偶然性是指历史提供了一个三百年一逢的机遇。这个历史机遇，就是大明、大顺、大清之间的形势，发生了特有的变局。
（一）形势之变局
时局对清来说，竟然发生了三方面的变化。
其一，清朝顺利完成皇位传承。崇德帝皇太极病逝后，清廷在最高权力交替中，亲王、郡王和贝勒大臣们，没有发生内讧与火并，而是和平过渡，并一致议定：立皇太极第九子六岁的福临继承皇位，由睿亲王多尔衮与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摄政）。清帝皇位之传承，虽经激荡风波，却能顺利过渡。这是尔后多尔衮与崇祯帝、李自成相较量的基本条件与取胜保证。
其二，农民军形势发展顺利。农民军走过低谷之后，又进入高峰：李自成先陷承天，继破潼关，又占西安；张献忠先破汉阳，继陷武昌，沉楚王华奎于长江，又陷长沙——李自成与张献忠两农民大军，形成攻明的犄角之势。清多尔衮曾派人入关，致农民军将领书，希望“协谋同力，并取中原” (1) ，未见回音。
其三，明祚处于大厦将倾危局。先是，崇祯十四年即崇德六年（1641年），李自成陷洛阳，杀福王朱常洵；同期，张献忠陷襄阳，杀襄王朱翊铭。襄王之死，故事奇特：张献忠受到明大学士、督师杨嗣昌围堵，形势危殆。但是，张献忠率军从杨嗣昌围堵的隙缺东逸，兵到郧阳。明郧阳抚治 (2) 袁继咸急谋发兵，而张献忠令罗汝才与袁继咸相持，牵制其兵，却自率轻骑，直奔襄阳。史载张献忠巧取襄阳的奇智奇行：
（张献忠）自以轻骑，一日夜驰三百里，杀督师使者于道，取军符。以二月十一日，抵襄阳近郊。用二十八骑，持军符先驰，呼城门督师调兵。守者合符而信，入之。夜半从中起，城遂陷。献忠缚襄王置堂下，属之酒，曰：“吾欲断杨嗣昌头，嗣昌在远。今借王头，俾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努力尽此酒。”遂害之。 (3)
《明史·张献忠传》记载略同：
……献忠果东出，令汝才拒郧抚袁继咸兵，自率轻骑，一日夜驰三百里，杀督师使者于道，取军符，绐陷襄阳城。献忠缚襄王翊铭置堂下，属之酒曰：“我欲借王头，使杨嗣昌以陷藩诛，王其努力尽此酒。”遂杀之。 (4)
到崇祯十六年即崇德八年（1643年），明大学士或被杀或被戍或被罢者如：武昌失陷，“在籍大学士贺逢圣等死之”；大学士“范志完、赵光抃弃市，戍吴甡于金齿”；“周延儒有罪赐死” (5) 等。同期，北京自二月至九月，“京师大疫” (6) ；京师雷震，通宵不止，“太庙神主横倒，诸铜器为火所铄，镕而成灰” (7) 。在凤阳，地震、大旱、瘟疫等，虽是偶然灾异，却给人集结了一个总印象：大明气数将尽。
以上是崇德朝和崇祯朝末年的军政大局。到崇祯十七年即顺治元年（1644年），中原政局，骤生巨变。
顺治元年即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日，大明、大清、大顺三方，时政大势，发生变局：
大清，顺治帝祭堂子、祭神后，于笃恭殿（大政殿）接受诸王贝勒、文武群臣、蒙古王公，以及朝鲜国王使臣等的朝贺。顺治朝开局，君臣协和，生机盎然。这表明清朝第三位皇帝顺治朝新纪元的开端。
大顺，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史载：“十七年正月庚寅朔，自成称王于西安，僭国号曰大顺，改元永昌。” (8) 这表明一个新政权的建立。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既要与大明，也要与大清，争夺中央皇权，统一中华天下。
大明，崇祯帝御皇极殿（太和殿），受群臣朝贺。是日，“大风霾，凤阳地震” (9) 。这虽属自然现象，却引发人们联想。崇祯帝临朝时叹曰：“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何面目见于地下！” (10)
明朝这艘行驶了二百七十六年的大船，龙骨腐朽，千隙万孔，风起浪涌，难以抵御。
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之后，二月初七日，攻陷太原，兵锋所向，直指北京。十六日，崇祯帝召集群臣，议京师城守。十八日，李自成军攻畿南。二十日，崇祯帝派高起潜、杜勋等十八位太监前往诸重关要隘处监军。二十五日，李自成军到彰德（今河南安阳），明赵王朱常降。二十八日，崇祯帝诏天下勤王。三月初二日，李自成军攻陷大同，杀明代王朱传，代藩宗室，死亡殆尽。明总兵姜瓖迎降。初三日，大学士李建泰疏请迁都南京。翌日，崇祯帝在平台召见群臣，表示决不迁都：“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 (11) 初五日，崇祯帝封总兵官吴三桂等俱为伯 (12) 。初七日，李自成陷大同。十一日，李自成到宣府，太监监军杜勋等降。十五日，居庸关守将总兵官唐通、太监杜之秩等迎降，李自成军入居庸关。十六日，李自成陷昌平，寻焚明十二陵享殿。十七日，李自成军围京城，京营兵溃。十八日，李自成驻京师外城彰义门（广宁门） (13) 外。他“遣降贼太监杜勋缒入见帝，求禅位。帝怒，叱之，下诏亲征” (14) 。但是，日暝，太监曹化淳启彰义门，“太监内应，门启” (15) ，北京外城陷。当夜，崇祯帝逼周皇后在坤宁宫自缢死。十九日凌晨，李自成军攻入内城。崇祯帝命鸣钟召集百官，结果无一人至者。崇祯帝朱由检登上煤山（景山），自去冠冕，以发覆面，自缢而死 (16) 。李自成进大明门、承天门（天安门），入明皇宫，登皇极殿 (17) 。明亡。明祚自朱元璋传十六世到朱由检，共二百七十六年。
此期，四月初四日，在关外盛京沈阳，清大学士范文程，审时度势，抓住机会，就事关清朝命运、决定中华历史进程，上书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原文近六百字，兹全引如下：
乃者有明流寇，踞于西土。水陆诸寇，环于南服。兵民煽乱于北陲，我师燮伐其东鄙。四面受敌，其君若臣，安能相保耶？顾虽天数使然，良由我先皇帝忧勤肇造，诸王大臣祗承先帝成业，夹辅冲主，忠孝格于苍穹，上帝潜为启佑，此正欲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
窃惟成丕业以垂休万禩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蹇罹丧乱，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虽间有一二婴城负固者，不过自为身家计，非为君效死也。是则明之受病种种，已不可治。河北一带，定属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耳。盖明之劲敌，惟在我国，而流寇复蹂躏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
为今日计，我当任贤以抚众，使近悦远来；蠢兹流孽，亦将进而臣属于我。彼明之君，知我规模，非复往昔，言归于好，亦未可知。倘不此之务，是徒劳我国之力，反为流寇驱民也。夫举已成之局而置之，后乃与流寇争，非长策矣！曩者，弃遵化，屠永平，两经深入而返，彼地官民，必以我为无大志，纵来归附，未必抚恤，因怀携贰，盖有之矣。然而，有已服者，有未服宜抚者，是当申严纪律，秋毫勿犯。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将见密迩者绥辑，逖听者风声，自翕然而向顺矣！
夫如是，则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河北一定，可令各城官吏，移其妻子，避患于我军，因以为质。又拔其德誉素著者，置之班行，俾各朝夕献纳，以资辅翼。王于众论中，择善酌行，则闻见可广，而政事有时措之宜矣。
此行，或直趋燕京，或相机攻取，要当于入边之后，山海、长城以西，择一坚城，顿兵而守，以为门户。我师往来，斯为甚便。惟摄政诸王察之。 (18)
这篇五百九十四个字 (19) 的精粹宏文，虽站在清朝利益一方，但就其智慧与谋略而言，确是高屋建瓴，深谋远虑，运筹帷幄，见解精辟：
第一，分析天下大势：“明之劲敌，惟在我国，而流寇复蹂躏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谏言顺治帝要与李自成角逐天下。
第二，抓住历史机会：“此正欲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清朝历史大局，逢此百年际会，失此历史机会，将遗千古之憾。
第三，检讨过往教训：“曩者，弃遵化，屠永平，两经深入而返，彼地官民，必以我为无大志，纵来归附，未必抚恤，因怀携贰，盖有之矣。”避免流寇攻略掳掠，夺取中原以定天下。
第四，制定方略大计：“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此与李自成拷掠官员、打家劫舍相反，要“官仍其职，民复其业”；也与崇祯帝昏杀功臣、无视民瘼相反，要“录其贤能，恤其无告”。
范文程上书后三天，多尔衮不愧为睿亲王的“睿”字，聪睿英明、果断迅速地采纳范文程的谏议。于此，《清世祖实录》记载：清朝八旗大军，初七日，出师祭告；初九日，“声炮起行” (20) 。于是，同李自成进行山海关大战。
临行前，四月初八日，顺治帝在清宫笃恭殿（大政殿）赐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大将军敕印，并敕曰：
我皇祖肇造丕基，皇考底定宏业，重大之任，付于眇躬。今蒙古、朝鲜，俱已归服。汉人城郭、土地，虽渐攻克，犹多抗拒。念当此创业垂统之时，征讨之举，所关甚重。朕年冲幼，未能亲履戎行，特命尔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代统大军，往定中原，用加殊礼，锡以御用纛盖等物。特授奉命大将军印。一切赏罚，俱便宜从事。至攻取方略，尔王钦承皇考圣训，谅已素谙，其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等，事大将军，当如事朕，同心协力，以图进取，庶祖考英灵，为之欣慰矣！ (21)
多尔衮经过顺治帝受命，代统八旗大军，合法进行指挥。
多尔衮在进军途中，得报李自成农民军攻占北京。十三日，军至辽河地方，多尔衮以军事咨洪承畴。洪承畴向多尔衮启曰：
我兵之强，天下无敌，将帅同心，步伍整肃，流寇可一战而除，宇内可计日而定矣。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扫除乱逆，期于灭贼，有抗拒者，必加诛戮。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之意。仍布告各府州县，有开门归降者，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若抗拒不服者，城下之日，官吏诛，百姓仍予安全。有首倡内应立大功者，则破格封赏，法在必行。此要务也。
况流寇初起时，遇弱则战，遇强则遁。今得京城，财足志骄，已无固志。一旦闻我军至，必焚其宫殿、府库，遁而西行。贼之骡马，不下三十余万。昼夜兼程，可二三百里，及我兵抵京，贼已远去。财物悉空，逆恶不得除，士卒无所获，亦大可惜也。
今宜计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兵在前，出其不意。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前。贼走，则即行追剿；倘仍坐据京城以拒我，则伐之更易。如此庶逆贼扑灭，而神人之怒可回。更收其财畜，以赏士卒，殊有益也。
初，明之守边者，兵弱马疲，犹可轻入，今恐贼遣精锐，伏于山谷狭处，以步兵扼路。我国骑兵不能履险，宜于骑兵内选作步兵，从高处觇其埋伏，俾步兵在前，骑兵在后，比及入边，则步兵皆骑兵也，孰能御之！若沿边仍复空虚，则接踵而进，不劳余力。抵京之日，我兵连营城外，侦探勿绝，庶可断陕西、宣府、大同、真、保诸路，以备来攻，则马首所至，计日功成矣。
流寇十余年来，用兵已久，虽不能与大军相拒，亦未可以昔日汉兵轻视之也。 (22)
洪承畴与范文程的两封上启，是清军西向入关，进行山海关大战，攻入北京，底定中原，极为重要的文献。多尔衮既采纳范文程的上启，也接纳洪承畴的上启，坚定信心，明确策略，统帅八旗军，挺进山海关。
然而，山海关大战是关系到大明、大顺、大清三方命运，也关系到皇朝、民族、生民命运的一场决战。此战，影响大明、大顺、大清三方局势的一个极为重要因素，就是吴三桂。吴三桂是个川剧变脸式的人物。他在明、清之际，多次变脸，徘徊不定，反复无常。
吴三桂，字长伯，江南高邮人，籍辽东。父襄，明崇祯初官锦州总兵。三桂以武举承父荫，初授都督指挥。襄坐失机下狱，擢三桂总兵，守宁远。洪承畴出督师，合诸镇兵，三桂其一也。师攻松山，三桂战败，夜引兵去。松山破，承畴降，三桂坐镌三秩，收兵仍守宁远。三桂，祖大寿甥也，大寿既降，太宗令张存仁书招三桂，不报。 (23)
《清史稿·吴三桂传》又记载：
顺治元年，李自成自西安东犯，太原、宁武、大同皆陷，又分兵破真定。庄烈帝封三桂平西伯，并起襄提督京营，征三桂入卫。宁远兵号五十万，三桂简阅步骑遣入关，而留精锐自将为殿。三月甲辰，入关。戊申，次丰润。而自成已以乙巳破明都，遣降将唐通、白广恩将兵东攻滦州。三桂击破之，降其兵八千，引兵还保山海关。自成胁襄以书招之，令通以银四万犒师，遣别将率二万人代三桂守关。三桂引兵西，至滦州，闻其妾陈为自成将刘宗敏掠去，怒，还击破自成所遣守关将；遣副将杨珅、游击郭云龙上书睿亲王乞师。王方西征，次翁后，三桂使至，明日，进次西拉塔拉，报三桂书，许之。 (24)
此际，吴三桂的“变脸”行为，表现为三变：
第一变，入关勤王，犹豫观望。崇祯十七年即顺治元年（1644年）初，李自成自西安东进，三路大军，直指京师。崇祯帝感到大明江山危在旦夕，诏天下兵，保卫京师，命府部大臣各条陈战守事宜。先是，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徵奏言：“弃山海关外宁远、前屯二城，徙吴三桂入关，屯宿近郊，以卫京师。” (25) 三月初四日，明廷封吴三桂为平南伯，随后命他火速领兵入卫北京。吴三桂“被命，迁延不即发，简阅步骑，携挈人民徙五十万众，日行数十里” (26) 。自宁远至山海关二百里路程，正常日行军百里，二日便可到达。可是吴三桂六日启程，十六日才到达山海关，整整行军十一天。
三月十五日，李自成在居庸关，收明降将唐通。李自成以唐通与吴三桂为旧部同僚，便命他带着四万两白银、财物前去招抚吴三桂。唐通“遗书三桂，盛夸新主礼贤，啖以父子封侯”。但是，“三桂不答” (27) 。十九日，明廷盼望的辽军刚离山海关，北京城陷落，崇祯帝自缢。在京居住的吴三桂之父吴襄及爱妾陈圆圆等全家三十多口，都落入闯王李自成之手。二十日，吴三桂率军至丰润一带，惊闻事变，犹豫观望，停止不进，待机而动。在吴三桂得知京师陷落、帝后殉难的消息后，何去何从，犹豫不定。
第二变，背叛明朝，归降大顺。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入北京后，京畿各镇将领，大多投降新主。但李自成认为吴三桂是一员骁将，应当招附。其属下顾君恩指出：南方立藩王皆不足有为，惟山海关外不可不虑。由是，李自成加紧招抚吴三桂，以利用吴三桂遏制清军入关。李自成为招降吴三桂，采取多种办法：一是令诸降将函书招三桂，二是命三桂之父吴襄写信劝子降附，三是派遣巡抚李甲、兵备道陈乙等，持檄招降吴三桂，其条件是：“尔来不失封侯之位”，并犒赏吴军官兵银四万两。吴三桂的态度是：“大喜，忻然受命，入山海关而纳款焉。” (28)
此事，吴三桂立即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吴三桂说：“都城失守，先帝宾天，三桂受国恩，宜以死报国。然非藉将士力，不能以破敌，诸将若之何？”众将态度，“皆默然，三问不敢应”。因为不知吴三桂的意图，不敢表态，只有默然。吴三桂接着说：“闯王势大，唐通、姜瓖皆降，我孤军不能自立。今闯王使至，其斩之乎？抑迎之乎？”众将答道：“今日死生，唯将军命！”众将领知道他的意图，表示愿意听命。于是，“三桂乃报使于自成，卷甲入朝” (29) ，归降大顺。吴三桂将山海关交给已降大顺的原明密云总兵唐通所部驻守，亲率所部，向京进发。沿途大张告示：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四月初五日，吴三桂行至永平西沙河驿，见到从北京逃出的家人，得知乃父吴襄为闯王部下刑掠，三桂愤怒，但考虑到已与清军结下深仇，归北很难，待到京后再辩明。接着，吴三桂闻知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抢占，便如吴伟业《圆圆曲》所言：“冲冠一怒为红颜”——改变降李初衷，另寻新的主子。
第三变，反叛大顺，剃发降清。吴三桂剃发降清，有学者分析其原因有二：其一，吴三桂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大将刘宗敏霸占。所以，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 (30) ，背叛李自成，投降多尔衮。刘健《庭闻录》记载：吴三桂闻讯爱妾被霸占，大怒道：“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见人耶！”其二，李自成军在北京大肆拷掠：“遍拿百官，拘系追赃，酷刑拷打，呼号遍地。” (31) 吴三桂之父吴襄也未能免。四月初八日，吴三桂率军返回，进攻山海关。守将唐通所部败逃。李自成得知吴三桂降而复叛，立即派明降将白广恩等率军增援唐通，也被吴三桂全歼。吴三桂重占山海关后，即斩李自成所派使臣李甲，并用李甲的头颅祭旗，还割去陈乙之双耳，然后纵之。吴三桂远近传檄，发表文告，号召士民，讨伐李自成军。吴三桂招兵买马，队伍扩充到五六万人。
十一日，李自成派遣使臣携带吴襄手书和大量金银前往山海关，劝降吴三桂。十三日，李自成统领六万大军，号称十万或二十万，宋献策、刘宗敏、李过等将领从之，并带着吴襄、明朝太子朱慈烺等，出齐化门（朝阳门），直指山海关。李自成打算对吴三桂先劝降，后武攻，以控制山海关，阻断清军南下通道。
此时，吴三桂夹在李自成与多尔衮之间，如何应对？吴三桂作了两方面处理：
一方面，致书多尔衮。四月十五日，多尔衮率领八旗军师抵翁后（今辽宁省阜新市境），遇见明平南伯吴三桂遣副将杨珅、游击郭云龙，自山海关来，递吴三桂给清睿亲王多尔衮书。书曰：
三桂初蒙我先帝拔擢，以蚊负之身，荷辽东总兵重任。王之威望，素所深慕，但《春秋》之义，交不越境，是以未敢通名。人臣之谊，谅王亦知之。今我国以宁远右偏孤立之故，令三桂弃宁远而镇山海。思欲坚守东陲，而巩固京师也。不意流寇逆天犯阙，以彼狗偷乌合之众，何能成事！但京城人心不固，奸党开门纳款，先帝不幸，九庙灰烬。今贼首僭称尊号，掳掠妇女财帛，罪恶已极，诚赤眉、绿林、黄巢、禄山之流，天人共愤，众志已离，其败可立而待也。我国积德累仁，讴思未泯，各省宗室，如晋文公、汉光武之中兴者，容或有之。远近已起义兵，羽檄交驰，山左江北，密如星布。三桂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国与北朝，通好二百余年。今无故而遭国难，北朝应恻然念之。而乱臣贼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夫除暴剪恶，大顺也；拯危扶颠，大义也；出民水火，大仁也；兴灭继绝，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况流寇所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义兵一至，皆为王有，此又大利也！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 (32)
得吴三桂来书后，多尔衮立即征询范文程等人对策。范文程建言曰：
自闯寇猖狂，中原涂炭。近且倾覆京师，戕厥君后，此必讨之贼也。虽拥众百万，横行无惮，揆其败道有三：逼殒其主，天怒矣；刑辱缙绅，拷劫财货，士忿矣；掠民资，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备此三败，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我国家上下同心，兵甲选练，诚声罪以临之，恤其士夫，拯厥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
范文程又言：
好生者，天之德也。兵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止欲帝关东，当攻掠兼施。倘思统一区夏，非乂安百姓不可。 (33)
多尔衮对吴三桂的来书，不同政见，重点有三：
其一，吴三桂是“泣血求助”，而不是归降清朝；
其二，吴三桂要清军“直入中协、西协”，即从长城其他隘口进入，而未许清军从山海关进京；
其三，吴三桂将“裂地以酬”，就是割一块土地相酬谢，而不是受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
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心高气远，胸怀韬略，岂肯答应吴三桂的条件！
然而，多尔衮迅速回应吴三桂。翌日（十六日），多尔衮回书吴三桂。书曰：
向欲与明修好，屡行致书，明国君臣，不计国家丧乱，军民死亡，曾无一言相答，是以我国三次进兵攻略，盖示意于明国官吏军民，欲明国之君，熟筹而通好也。若今日则不复出此，惟有底定国家，与民休息而已。予闻流寇攻陷京师，明主惨亡，不胜发指，用是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灭贼，出民水火。及伯遣使致书，深为喜悦，遂统兵前进。夫伯思报主恩，与流贼不共戴天，诚忠臣之义也。伯虽向守辽东，与我为敌，今亦勿因前故，尚复怀疑。昔管仲射桓公中钩，后桓公用为仲父，以成霸业。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河山之永也。 (34)
多尔衮与吴三桂书信往来之时，先后采取了几项行动：一是派降清汉将一人往山海关，送去给吴三桂的复信，同意出兵；二是提出条件，要吴三桂投降，许诺如率众来归，将封土晋王；三是即遣学士詹霸等驰往锦州，谕汉军赍红衣炮，向山海关进发；四是驿召抱病于盖州汤泉的范文程，扶病随征；五是采纳范文程建议，申严纪律，禁掳掠，戒枉杀；六是改变原拟行军路线，直趋山海关，迫吴三桂投降，以控制山海关。
另一方面，拖住李自成。时在山海关的吴三桂，则两面运筹应对：派走了前往多尔衮请兵的使臣，又对李自成行缓兵之计。当李自成使臣来劝降时，吴三桂表示“愿一见东宫而即降”，以麻痹李自成，争取时间，等待援兵。很快，吴三桂接到了多尔衮的回信，积极进行战前准备。
十九日，吴三桂在演武堂，进行重大活动：“合关、辽两镇诸将并绅衿，誓师拒寇。” (35) 二十日，吴三桂在校场，与诸将歃血同盟，进行布防，祭旗兴兵。
同日，多尔衮率军进至连山（今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会见吴三桂派出的部属郭云龙和孙文焕。吴三桂再次紧急请师：
接王来书，知大军已至宁远，救民伐暴，扶弱除强，义声震天地。其所以相助者，实为我先帝，而三桂之感戴，犹其小也。三桂承王谕，即发精锐于山海以西要处，诱贼速来。今贼亲率党羽，蚁聚永平一带，此乃自投陷阱，而天意从可知矣。今三桂已悉简精锐，以图相机剿灭。幸王速整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夹攻，逆贼可擒，京东西可传檄而定也。又仁义之师，首重安民，所发檄文，最为严切，更祈令大军，秋毫无犯，则民心服而财土亦得，何事不成哉！ (36)
吴三桂就归降一事，含糊地表示：“民心服而财土亦得，何事不成哉。”
此事，随军朝鲜世子李在《沈馆录》中记载：
二十日，卯时发行。行三十里许，九王设幕下坐，请世子，言曰：俺当少歇而行，世子先往止宿处。世子先行，至连山驿城东，清兵先阵已围布帐矣。九王追到，世子往见。俄而，吴三桂又遣将官于九王曰：“贼兵已迫，朝夕且急，愿如约促兵以救。”王即发驰行。 (37)
二十一日，大顺军在石河西岸与吴三桂军对阵。之前，李自成行军速度缓慢，从北京到山海关七百里，急行军三四天就可到达，但大顺军整整走了八天。
二十二日，清八旗军“师至山海关。吴三桂率众出迎”。睿亲王很高兴，设仪仗，吹螺号，同吴三桂向天行礼 (38) 。
有个问题，需要附论。吴三桂降清是真降，还是假降？清史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是，吴三桂是真降，从顺治元年（1644年）到康熙十二年（1673年），长达三十年之久，一直死心塌地效忠清朝。另一种意见是，吴三桂是假降，证据是“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 (39) 。后来吴三桂反清，说明他是韬晦，是假降。
吴三桂历史地位之评价，清史界也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是，肯定吴三桂的历史贡献，主要是为明末清初中国重新统一作出了贡献。另一种意见是，吴三桂官于明而叛明，叛明而降李自成，再叛李而降清，最后到老年又叛乱反清，是一个丧失大节的人。持这种意见者，可见《甲申传信录》中引述的一段话：
自古不子不臣之人，鲜有如吴三桂者。当自成薄城日，假令自成虽迫死君亲，而不图夺其妾，三桂固已卷甲归之矣。徒以嬖妾故，与闯争床笫之私，然后效申胥之泣，乞王师，剿巨寇。彼披发于面，悬首于纛者，曾何足系三桂之心耶？厥后受封于王，又复地僻生恃，鼓浪满池。而论者因仅诛其晚节，而犹称其昔复仇事，以是知三桂之一身，固始终一不忠不孝之人也哉！ (40)
我个人则认为：
吴三桂这个人，我在这里不对他作全面评价，就人品而言，仅着重阐明：在明清松锦大战时，身为宁远总兵而率先逃跑的是他，背明朝降李自成的是他，叛李自成降清朝的是他，勒死南明永历帝的是他，身为清平西王而起兵叛清的也是他！吴三桂一生有“三叛”——一叛明朝投降李自成，二叛李自成投降清朝，三叛清朝起兵反乱，反复无常，孑孓小人。吴三桂与我下一节要讲的清初江南士人，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以及山西傅山等，其人品，其气节，龙蚁之分，天壤之别。清朝人刘健在《庭闻录》中讲了一个故事：吴三桂在辽东的祖茔，风水“一脉三断节”。吴氏一门除吴三桂以疾而终外，都死于非命，吴三桂落得断子绝孙的悲剧结局。这当然是巧合。但吴三桂“一人三叛”，出尔反尔，毫无气节，贰臣叛臣，兼而有之。吴三桂气节之大亏，越千年而为人不齿。 (41)
总之，我们还是从整体上看，李自成农民军、吴三桂关宁军、多尔衮八旗军，汇集于山海关，战云密布，山崩海啸，进行了一场决定大明、大顺、大清之历史命运的山海关大战。
（二）山海关大战
山海关大战前，在山海关内外，主要有三股军事势力——李自成的农民军、多尔衮的八旗军和吴三桂的关宁军。三股势力的分合、激战、谋略、胜败，直接影响当时中国局势的走向，也影响或决定大顺、大明、大清三个政权的最终命运。
三股势力 三股势力分别是：
第一股势力：吴三桂的关宁军。吴三桂在明亡后已经投降李自成。但是，当他知道父亲吴襄被拷掠、爱妾陈圆圆被强占的时候，则对李自成采取了两面策略——明着不同李自成决裂，暗着却另找新的主子。吴三桂于崇祯十七年即顺治元年（1644年）三月二十九日，收到其父吴襄的劝降信后，同李自成决裂的态度变得明朗而坚决，他复信说：“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乎？儿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旁以诱，三桂不顾也。” (42) 李自成得知吴三桂坚决不降，令白广恩、王则尧带着犒师银两，星夜赴永平（今河北卢龙），增援唐通并继续招降吴三桂，结果唐通反被吴三桂击溃。吴三桂纵兵大掠而东，顿兵山海关，并观望局势，以图再举。当时，吴三桂约有关宁军五万（一说八万）之众。
第二股势力：李自成的农民军。崇祯十七年即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亲率刘宗敏等将士六万人，号称十万或二十万人，向山海关，开始东征。李自成派明降官去山海关招降吴三桂，但使者被扣留。李自成分析形势，认为成败决于一战，于是令大军连营并进，直逼山海关。七百里路，行军八天，方才到达。这就给吴三桂与多尔衮的联合提供了时间。
第三股势力：多尔衮的八旗军。四月初九日，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率军十万，向山海关挺进。原想绕过榆关，破墙而入，争夺北京。四月十五日，清军师抵翁后，吴三桂派出副将杨珅、游击郭云龙持吴三桂书前往乞师。吴三桂乞师信称：“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 (43) 多尔衮遣官持复书到山海关，一则探听虚实，二则要吴三桂降清。多尔衮本想进一步观察吴三桂的真实动机，恰在此时，得报李自成所率大军已离永平，急驰往山海关。为防贻误战机，多尔衮遂命清军星夜前进。从连山到山海关，二百里路程，大军“达夜疾驰，人马饥渴，黄埃涨天，夜色如漆，人莫开眼，咫尺不辨。……过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至关外十五里许，日已昏黑，屯兵不进，一昼夜之间，行二百里矣” (44) ！
两军相争，贵在争时。时间就是主动，时间蕴含胜利。《孙子兵法》曰：其疾如风，动如雷震。这正如张预注所引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瞬目。” (45) 多尔衮率领的八旗军，自沈阳至榆关，约八百里路程。所经艰难，史有记载。《西行日记》载述多尔衮军沿途遭遇——黄沙弥天：“军兵车马，骈阗广野，风沙眯目，人莫开睫”；道路难行：“辽河水深盈丈，夫马则卸鞍泅涉，辎重卜物，以船载之，而船只鲜少，未易得济”；雷电风雨：行军中突然雷电大作，风雨交加，“行役之苦，人如鬼形，马无完足，人病者载马而呻吟，马病者弃路而颠仆，其间关跋涉之状，有不忍言者”云云 (46) 。但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统率大军，行疾如风，日夜兼程，冒雨急进，及时到达，占有主动，进行山海关大战。
这样，李自成的大顺军、多尔衮的八旗军、吴三桂的关宁军，就在山海关交汇，由此引发了一场大战，就是山海关大战。这个大战的战场，集中在山海关门。
关门大战 山海关以关城为中心，四面有四座辅城——东罗城、西罗城、南翼城、北翼城，加上长城、关隘、敌楼、台堡等，形成相互连接、彼此相依的防卫体系。南翼城面向大海，敌军无从通过。西罗城面向关内，前有石河，成为关城的天然屏障，而河西则为开阔地，成为山海关大战的一个重要战场。
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衮采纳洪承畴、祖大寿等人的建议，入关之后，未及休整，作出部署，分军为四：以英郡王阿济格率万骑为左翼，入西水关；以豫郡王多铎率万骑为右翼，入东水关；自将三万骑为主力，从正面主攻，其余为预备队。
李自成于四月二十一日清晨到山海关后，也紧急部署：
首先，除南翼城面向大海无法布阵外，将兵力分布在东罗城、西罗城、北翼城，全面包围，分别攻城。
其次，李自成命唐通率兵，由离关城西北三十多里的一片石北出，到关城之外，以防止吴三桂退往辽东，与清军会合。山海关一片石，即九门口，位置冲要，地势险峻，两山之间，夹条大河，河上九个拱门——有水时放水，无水时落闸，凭借水闸，阻断通路。
其三，在西罗城外，从北山到大海，沿着石河走势，布成“一”字形战线，与吴三桂军对阵。
从李自成上述“三点一线一堵”的战术部署来看，是要把吴三桂围而歼之。李自成志在必胜，却在攻城与野战上留下罅隙——围城，分散了兵力；列阵，暴露出弱势。
山海关之役的激战，实际上只有两天——顺治元年即崇祯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具体战况，分述如下：
二十一日。清军于二十一日进至欢喜岭后，并未立即投入战斗，而是观变待机，仅于当天派兵击败一片石之唐通部，使李自成从关外打击吴三桂，并企图切断吴军与清军联络的计划未能实现。清官书记载多尔衮给顺治帝的报捷书曰：“臣即星夜前往，于四月二十一日抵山海关。值贼首李自成亲率马步兵二十余万，挟崇祯帝太子、第三子定王、第四子，及宗室晋王、秦王、汉王、郡王等，并三桂父襄与俱来。复遣人招三桂降，三桂不从，贼随围山海关。是晚，即败贼总兵唐通马步兵数百人于一片石，斩百余人，贼兵遂遁。” (47)
一片石之战是山海关大战的前哨战、预热战，规模虽小，却很重要。当然，主战场在山海关城。
于关城，李自成先调集骑兵，强攻西罗城；复集中兵力，攻打北翼城。双方交战，十分激烈。石河一线，极为惨烈。大顺军“鳞次相搏，前者死，后者复进”。吴三桂军东驰西突，企图突围，屡次遭堵，未能成功。至下午，李自成军奋勇攻城，北翼城、西罗城，态势严重，急待援军。
二十二日晨，吴三桂军态势危急，而清军屡请不至。时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率军来到离关城二里的威远台，“高张旗帜，休息士卒”。同时，多尔衮与吴三桂急切遣使往来：
（多尔衮）遣使往三桂营觇之。三桂复遣使往请，九王（多尔衮）犹未信。请之者三，九王始信，而兵犹未即行。三桂遣使者相望于道，凡往返八次，而全军始至，共十四万骑。 (48)
吴三桂派人“往返八次”请多尔衮，但多尔衮不相信。吴三桂只好带领五名缙绅和二百名亲兵，在炮火掩护下，突围出城，到威远台，往见多尔衮。当时情景，史书记载：
多尔衮问：汝约我来，我来，何用炮击？
吴三桂答：非也，闯兵围关内三面，甚固，又以万骑逾边墙东遏归路，故用炮击之使开，可得间道东出也。
多尔衮曰：是也，然无誓盟，不可信。且闯兵众，关内兵几与闯同，必若兵亦剃发殊异之，则我兵与若俱无惮矣。
吴三桂曰：然。然我固非怯也，徒以兵少止数千。使我有万骑，则内不患寇，外犹可以东制辽沈，我何用借兵于若为？今兵少固然，剃发亦决胜之道也。 (49)
于是，《明季北略》记载：吴三桂与多尔衮达成默契——“共歃血，三桂即髡其首以从”。
多尔衮与吴三桂在欢喜岭威远台，歃血盟誓，吴三桂剃发称臣，双方决定合攻李自成军。
此事，《山海关志》记载：“多尔衮对吴三桂曰：‘汝等欲为故主复仇，大义可嘉，予领兵来成全其美。先帝时事在今日不必言，亦不忍言，但昔为敌国，今为一家。我兵进关若动人一株草、一颗粒，定以军法处死。汝等分谕大小居民，勿得惊慌。’” (50)
这时，忽然得到探报，北翼城部分吴军哗变，投奔李自成军。多尔衮命吴三桂先行，并对他说：“尔回，可令尔兵以白布系肩为号，不然同系汉人，以何为辨，恐致误杀。” (51) 三桂立即返回关城，令全体官兵剃发，来不及剃发者，用白布系肩，以示区别。然后，在关门上竖白旗，率诸将十数员，甲数百骑，出城礼迎。清军三路分别从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进入山海关城。多尔衮受拜于军阵中，进兵城里 (52) 。
李自成知道山海关易守难攻，想诱吴三桂军出关城野战。他令沿石河列阵，自北山横亘至海，成“一”字形阵，包围吴三桂军。吴军则布列于右翼边缘，准备集中兵力，向李自成军突击。时值大风扬尘，咫尺不见，清军隐蔽在关城之下。多尔衮告诫众贝勒大臣说：“吾尝三围彼都，不能遽克，自成一举破之，其智勇必有大过人者。” (53) 因此，谕曰：‘尔等毋得越伍躁进，此兵不可轻击，须各努力破此，则大业成矣。” (54)
多尔衮不肯先同李自成军轻战，而是命吴三桂军为前锋，其目的是：一则观察吴三桂投降的真伪；二则观察李自成军的强弱；三则吴、李交战，两败俱伤，乘势突击取胜，坐收渔人之利。
中午，吴三桂首先出动全部精锐与李自成军交战，陷入包围之中，处境十分困难。吴三桂军与李自成军“死战，自辰至酉，连杀数十余阵”，历十小时，战数十合，互相冲突，异常激烈。据彭孙贻记载：
自成、宗敏知边兵劲，成败决一战，驱众死斗。三桂悉锐鏖战，无不一当百。自成益驱群贼连营进，大呼，伐鼓，震百里。三桂兵左右奋击，杀贼数千。贼鳞次相搏，前者死，后者复进。贼众兵寡，三面围之。自成挟太子登庙观战，关宁兵东西驰突，贼以其旗左萦而右拂之，阵数十交，围开复合。
自成按辔高冈上，见白旂一军，绕出三桂右，万马奔腾，不可止。自成麾后军益进，有僧跪于马前曰：“彼旂白者，非关宁兵也，大王急避之。”白旂所至，风卷潮涌，皆披靡莫能当。自成鞭马下山走。诸贼斗良久，莫敢进退，尘开，见辫而甲者，贼惊呼曰：“满兵至矣。”贼众奔溃，坠戈抛弓矢，自相践数万人。关兵、满兵，分道乘之，杀其将领十五人，夺辎重亡算。自成率精骑数千，疾走入永平。贼帅收散亡归永平，得数万。 (55)
吴军拼命突围，围开复合，死伤惨重。清军按兵不动，静观事态发展。李自成军英勇陷阵，肉搏厮杀。双方死伤惨重，已经精疲力竭。吴三桂已陷入重围，曾多次突围未成，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
多尔衮先按兵不动，作壁上观，双方精疲力尽，观察时机已到，决定集中兵力，突破李自成从北山至大海的沿石河“一”字形阵线。睿亲王曰：我军可向海击彼阵尾，鳞次布列，逐层推进；三桂兵可分列右翼之末 (56) 。多尔衮选择关城以南石河口一带为突破口，这里离李自成中军大帐最远，最薄弱，而且这里东南临海，又是开阔地，便于清军发挥骑兵纵横驰突的优势。多尔衮令阿济格、多铎率正白旗、镶白旗军，“以二万骑，自三桂阵右突入，腾跃摧陷” (57) 。八旗满洲白旗两万骑兵为先锋，突袭李自成的阵尾；同时，吴三桂军从阵右（北山附近）切入。李自成军由主动为被动，反而陷于清军和吴三桂军的首尾夹击之中。交织战局，顿生变化。八旗军直冲李自成军主力，“白旗所至，风卷潮涌，皆披靡莫能当”。当时，李自成骑马立于高冈之上，“见白旗一军，绕出三桂右，万马奔腾，不可止。自成麾后军，益进” (58) 。李自成正要准备火速驰援时，据说他身边一僧人告诉他：“此非吴兵，必为东兵也，宜急避之。”就是说，这不是吴三桂的关宁兵，而是多尔衮的八旗兵！李自成虽从未同八旗兵交过锋，但久闻八旗兵的凶猛，于是惊诧道：“此满洲兵也！”策马下冈走，自成兵夺气，奔溃。李自成既没有作预防清军的准备，也没有料到吴三桂可能降清，所以面对清、吴联军的进攻，慌了手脚。
多尔衮军与吴三桂军的联合，把李自成军压向海边，“一食之顷，战场空虚，积尸相枕，弥满大野，骑贼之奔北者，追逐二十里，至城东海口，尽为斩杀之，投水溺死者，亦不知其几矣” (59) 。
《庭闻录》记载：“是日，战初合，满兵蓄锐不发，苦战至日昧，三桂军几不支，满兵乃分左右翼，鼓勇而前，以逸击劳，遂大克捷。”李自成军以分对合，刘宗敏“亦中流矢，负重伤而回” (60) 。
朝鲜《沈馆录》作者亲历战阵，也作了记载：
两军酣战于城内 (61) 数里许庙堂前，飞丸乱射于城中……炮声如雷，矢集如雨。清兵三吹角，三呐喊，一时冲突贼阵。发矢数三巡后，剑光闪烁。是时，风势大作，一阵黄埃，自近而远，始知贼之败也。 (62)
此役，清官书作了综合而概括的载述：
己卯（二十二日）。师至山海关，吴三桂率众出迎。王大喜，设仪仗，吹螺，同三桂向天行礼毕，三桂率所属各官谒王。王谓三桂曰：尔回，可令尔兵，各以白布系肩为号，不然同系汉人，以何为辨，恐致误杀。语毕，令之先行，遂入关。时贼首李自成，率马步兵二十余万，自北山横亘至海，列阵以待。是日，大风迅作，尘沙蔽天，咫尺莫辨。我军对贼布阵，不能横列及海。摄政和硕睿亲王集诸王、贝勒、贝子、公及诸大臣等，谓曰：“尔等毋得越伍躁进，此兵不可轻击，须各努力，破此，则大业成矣！我兵可向海，对贼阵尾，鳞次布列。吴三桂兵分列右翼之末。”号令毕，诸军齐列。及进兵令，军士呼噪者再，风遂止，各对阵奋击，大败贼众，追杀至四十里。贼首尾不相顾，遁走燕京。获驼马、缎币无算，俱给赏随征将士。
是日，进吴三桂爵为平西王，赐玉带、蟒袍、貂裘、鞍马、玲珑撒袋、弓矢等物。令山海城内，军人各薙发，以马步兵一万隶平西王，随摄政睿亲王直趋燕京，追杀流贼。又与诸将誓约，随谕众曰：此次出师，所以除暴救民，灭流寇以安天下也！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仍晓谕官民，示以取残不杀，共享太平之意。谕下，凡百姓逃窜山谷者，莫不大悦，各还乡里，薙发迎降。 (63)
大战刚结束两日即二十四日，多尔衮就山海关战役告捷，奏报说：“我大军直薄山海关，三桂开门迎降，我军遂从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入。望见贼渠领众，自北山横亘至海列阵。是日，大风扬尘，咫尺不见。我军对贼布阵，不能横列及海。臣随集诸王、贝勒、贝子、公、固山额真、护军统领等，谓：‘尔等毋得越伍躁进，此兵不可轻击，须各努力，破此，则大业可成。我军可向海对贼阵尾，鳞次布列。三桂兵可分列右翼之末。’各号令毕。于是我军齐列。及二次呼噪进兵，风遂止。各对阵奋击，大败贼兵，追杀至四十里，阵获晋王朱审煊，获驼马、缎币无算。此皆仰藉上天眷佑，及皇上洪福所致。臣随统大军，与三桂直捣燕京矣。” (64)
山海关之战，对于清朝在关外同明军作战来说，是继萨尔浒之战、沈辽之战、广宁之战、大凌河之战、松锦之战后，又一次重大的胜利。因此，盛京闻报，八门击鼓，八旗官兵，热烈庆贺。
山海关之战，双方兵力，官私记载，都说李自成军人数多，而吴三桂军和多尔衮军人数少，多尔衮与吴三桂的取胜是“以少击多，以寡胜众”。但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商鸿逵先生在《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论文中，引用、分析、考辨相关官私记载之后，认为：“山海关这一战役，不是以少胜多，相反，是以多胜少。” (65)
李自成见败局已定，率骑数千，急促撤退。
进军北京 当日，清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晋吴三桂爵为平西王，分马步兵一万隶属，并令吴三桂随军前进，追击李自成军。
二十三日，李自成退到永平，命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斩首示众，然后带领大顺军残部向北京撤退。
二十六日，李自成回到北京，下令屠吴襄家。
这时，北京还有农民军四十万，李自成没有组织军队对抗吴清联军，而是急着操办即位典礼。
二十九日，李自成在北京紫禁城武英殿举行即皇帝位典礼。
三十日，李自成仓促弃京西走 (66) 。
实际上，在李自成此次征讨吴三桂时，流言蜚语，撒到长安门；匿名飞帖，贴到了皇城 (67) 。大顺军已经表现出士气不足，当时就有人私下里占卜算卦，问李闯王是否有可能成功，问出师会不会被吴三桂打败等。一时“讹言四起”、“人思窃逃” (68) 。有的“马厮、炊丁亦人怀重宝，皆有归志” (69) 。当李自成军临阵突然发现清军时，便惊慌失措，咸惊呼“虏至矣！虏至矣！拉然崩溃” (70) 。
山海关大战，既是李自成、多尔衮、吴三桂三方军事与政治实力的较量，也是李自成、多尔衮、吴三桂三人智慧与谋略的较量。
——李自成的军队，既有豪气（攻占北京），又有骄气；既有勇气，又有惰气（因胜而懒惰）；既有锐气，又有怨气（人怀重赂，各思西归）。李自成的指挥，关内与关外、四面围城、石河列阵，分散兵力，以分对合，这是他犯的一个致命错误。同时，对清军估计不足，没有想到多尔衮会率领军队到山海关，并且和吴三桂联合，共同对付他。更重要的是李自成行军迟缓，丧失了取胜的最佳时机。
——吴三桂当时可有三种选择：闭门死守，如宁远例，但崇祯帝已死，社稷无主；出城迎战，以弱对强，以寡击众，必然失败；联合清军，以合对分，可能胜利。
——多尔衮也有三种选择：孤军深入，攻打北京；两拳并出，双打李、吴；联吴击李，以合对分。显然，后者是上策。
最后，山海关大战就三方指挥来说，多尔衮和吴三桂对李自成，合者胜，分者败。这也是历史的经验。
（三）清迁都北京
清军进京 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率军取得山海关大战胜利后，接着进入山海关内，乘胜前进，“自山海以西，各城堡文武将吏，皆争先率表迎降” (71) 。
二十五日，进抵抚宁。
二十六日，师次昌黎。
二十七日，到达滦州。
二十八日，军至开平 (72) 。
二十九日，进抵玉田。
三十日，清军到蓟州。
五月初一日，抵通州。“城中居民，开门迎入”。
五月初二日，到北京。明、清档案记载：“京内官民，开门迎降。” (73) 朝鲜官员目击者记载：“都民处处屯聚，以迎军兵，或持名帖来呈者有之，或门外瓶花焚香以迎者亦有之矣。” (74)
清朝官书，作了记述：
己丑（初二日），师至燕京。故明文武官员，出迎五里外。摄政和硕睿亲王进朝阳门。老幼焚香跪迎，内监以故明卤簿、御辇，陈皇城外，跪迎路左，启王乘辇。……令将卤簿向宫门陈设。王仪仗前列，奏乐，拜天、地，三跪九叩头礼，复望阙行三跪九叩头礼。毕，乘辇入武英殿，升座。故明众官俱拜伏呼万岁。 (75)
这种情形和李自成进北京后大不一样，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李自成在北京四十几天，拷掠严重，民怨深重。查继佐《罪惟录》记载，拷掠之人数以千计，这数字可能夸大。点名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等官员，包括太监，每人要交钱数，不然就拷打；交了说你没交彻底，还要打；一些人被活活打死。史书记载，仅举一例，即崇祯帝的岳父周奎：
嘉定伯周奎从子左都督镜，闻城陷，劝奎殉国，不听。镜遂聚其家百余口，勒之自缢、投井，皆尽，乃自刎。伪制将军李岩据奎第，奎献长公主，并银十万助军，希免祸。岩数其为国至鄙吝不忠，夹足箍脑。奎复输银十万。岩笑曰：“此贼悭，不与杀手，不吐也。”烧烙铁熨其肤，一熨承银一万，累四十熨，遍身焦烂，承四十万。先后追银六十万，珍玩币帛无算。夫人卜氏及子妇，皆拶指笞死。岩更令奎担水执爨以辱之，乃死。 (76)
清大学士范文程曾上疏言：“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 (77) 范文程总结历史，特别是晚明历史的教训，谏言清廷的政策、行政要得民心，要得士心。清初皇太极、多尔衮等，吸纳了范文程这条宝贵建议。
多尔衮比李自成聪明的一点，就是采纳了范文程的八个字政策——“官仍其职，民复其业”。所谓“官仍其职”，就是所有做官的官复原职，吏部尚书做吏部尚书，户部尚书做户部尚书等，各衙门照常办公；所谓“民复其业”，就是士、农、工、商、百姓，该做什么还做什么。这样，就迅速地把北京城秩序，以及中原秩序基本稳定下来。
山海关大战的中心人物吴三桂，并没有随着多尔衮进入北京，而是奉命跟随阿济格，逐李自成至庆都，屡战皆胜。
顺治帝定鼎京师，授吴三桂平西王册印，赐银万两、马三匹。这时，南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也遣使封吴三桂为蓟国公，又遣沈廷扬自海道运米十万、银五万犒师，吴三桂不受。这表明吴三桂决心追随清朝。
吴三桂先后率部征战于西北和西南地区，为清朝江山社稷，为中原再造统一，征战大江南北，立下汗马功劳。而他本人也被封为王，镇守云南，成为藩王。他的儿子吴应熊尚公主，为和硕额驸。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又上演了一出“三藩之乱”的闹剧，经过八年，叛乱平息。此是后话。
清军入关，是富有戏剧性的历史一幕。
当农民军风起云涌之时，皇太极曾经积极联络农民军，试图与其共同对付明朝，但是没有得到李自成及其他农民军首领的回应。直到当年的正月二十七日，多尔衮还曾经派人给李自成送过一封信：“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惟速驰书使，倾怀以告，是诚至愿也。” (78) 这封信辗转送到大顺军榆林守将王良智手上，此时李自成已经率领大队人马进军北京了。李自成得知皇太极信的内容后，他对清政权的建议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态度。
时局变化，天翻地转。多尔衮见到吴三桂的使者，并同吴三桂歃血为盟，又在吴三桂的引领下进入山海关。而在此之前，后金—清的八旗军先后七次入塞攻明掳掠，即使打到北京城下，却都从来没有进入过山海关城。
当李自成攻下北京之后，他只看到降而复叛的吴三桂，而对吴三桂身后的大清却视而不见，根本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
大顺军利用明、清对峙，顺利攻占京城，推翻明朝统治。清军则利用吴三桂与李自成的矛盾，顺利入关，夺取大顺果实。在这场三方角逐中，大明和大顺都是输家，大清却是赢家。
山海关大战，是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战，它改变了当时中国政治力量的格局，影响中华历史的进程。清朝大军终于通过山海关，迁鼎北京，一统华夏。后来乾隆帝说：“定鼎燕都，一统之基，实始于石河一战。” (79) 充分肯定了山海关之战对清朝江山社稷的重大意义。
大顺先覆灭大明，大清又覆灭大顺，最后政权落到了清朝的手里。有人问：这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我认为是：偶然中有必然，必然中有偶然。说“必然”，就是明朝气数已尽，这是历史必然；但也有偶然，吴三桂若投降了李自成，李与吴联军，山海关一战，则是另外一种局面。结果，吴三桂与多尔衮联合，共同对付李自成，战争又是一种局面。所以，历史发展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它就是在偶然与必然之间，反复交错，曲折演进。
此后，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与摄政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辅佐顺治皇帝，迁都北京，入主中原，几经波折，统一华夏。从此，开启了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历史。
清军进入北京，面临迁都问题。
迁都之争 清顺治元年即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睿亲王多尔衮率清军占领北京。定都问题就成为清朝的一件大事。多尔衮建议迁都北京，但他的胞兄英亲王阿济格表示反对：
初得辽东，不行杀戮，故清人多为辽民所杀。今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海山，可无后患。 (80)
多尔衮以清太宗皇太极遗言回答其胞兄阿济格曰：
先皇帝尝言，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况今人心未定，不可弃而东还。
多尔衮力主迁都北京，诸王、贝勒、大臣、官员等亦皆赞同。于是，奏请顺治帝迁都北京，言：
燕京势踞形胜，乃自古兴王之地，有明建都之所。今既蒙天畀，皇上迁都于此，以定天下，则宅中图治，宇内朝宗，无不通达。可以慰天下仰望之，可以锡四方和恒之福。 (81)
在这个奏文里，多尔衮阐述了九个意思：
第一，“燕京势踞形胜”，就是说燕京“右拥太行，左注沧海，抚中原，正南面，枕居庸，奠朔方” (82) ，地理优越，势踞形胜。
第二，“乃自古兴王之地”，就是历朝在这里建都，如辽、金、元等。
第三，“有明建都之所”，就是明朝在这里建都，有宫殿楼阙。
第四，“今既蒙天畀”，就是上天把燕京——北京赐给了大清，应该接纳。
第五，“迁都于此，以定天下”，就是迁都在北京，可以安定天下。
第六，“宅中图治”，就是北京居天下之中。这个“中”很重要，国都要居中，特别在古代，交通不发达，更要居中，在南北而言，从黑龙江北外兴安岭，到南海曾母暗沙，北京居中。这样一来，便于“宇内朝宗”。
第七，“无不通达”，就是北京四面八方，皆为通达。
第八，“可以慰天下仰望之心”，就是天下人都希望把都城设在北京，阿济格等少数人的意见，要服从天下人的意见。
第九，“可以锡四方和恒之福”，就是这样一来，四面八方和平、安定的福祉局面，就可以得到保障。
多尔衮的意见得到大部分八旗诸王、贝勒、大臣、官员的赞成，正式奏报顺治帝。年方七岁的顺治帝，自然采纳多尔衮迁都的奏请。顺治帝为平定中原、迁都北京而告祭曰：
燕地为历代帝王都会，诸王朝臣，请都其地，臣顺众志，迁都于燕，以抚天畀之民，以建亿万年不拔之业。 (83)
同年十月初一日，顺治帝应在皇极殿（今太和殿）举行登极大典，但皇极殿（今太和殿）被李自成焚毁。何以见得？
朝鲜李朝国王与大臣有一段对话：
上曰：宫室之烧烬几何？
对曰：皇极、文渊两殿，并皆灰烬，唯武英一殿，岿然独存，故九王方在武英列立军卒，作为军门矣。
上曰：万寿山其高几许？而离宫别馆亦无余存耶？
对曰：山在后苑，而不甚高大，山前别馆五六处幸免延烧，如公廨则尚多余存者矣。 (84)
此外，诸多文献记载李自成撤离北京时，放火烧毁紫禁宫殿。如朝鲜《沈馆录》记载目睹者言：“皇城宫阙、宫廨烧毁。”又载：“九王（多尔衮）乘辇舆以入，阙内灰烬之中，只有武英殿存焉。” (85) “太子宫、文渊阁尽为烧毁，唯有前星门存焉” (86) 。明北京皇宫的文渊阁，在午门内、文华殿南，储藏典籍，《有学集》说文渊阁“消沉于闯贼之一炬” (87) 。而与武英殿相对的文华殿，“李闯乱后，殿被焚” (88) 。其旁证之一是，顺治初科臣杨黄上疏言：“今应于文华殿旧基，从新建殿。”得旨：“文华殿著工部于次年遇暇修建。” (89) 重建文华殿依武英殿式样建造，因清初财力不足，直到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二月二十五日才告成 (90) 。多尔衮初进明皇宫，也见到宫殿被焚。如《清世祖实录》记载：“三十日，自成焚毁宫阙遁走。” (91) 至于被焚毁宫殿的具体详情，文献不足，档案亦阙，尚需研究。
清廷利用故明宫殿，迁都北京，举行大典。
定鼎北京 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初一日，清顺治帝以“定鼎燕京，亲诣南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 (92) 。顺治帝迁都北京的登极大典，在皇极门（今太和门）举行。《清世祖实录》记载：设御座于皇极门阶上，陈诸王表文于阶东，诸王及文武各官以次列阶下。顺治帝升辇出宫，众官跪迎。顺治帝升御座，始起。鸣鞭，行三跪九叩头礼，鸣赞，读表文，行三跪九叩头礼毕，三鸣鞭。顺治帝乘辇还宫。众官皆跪，驾过乃退 (93) 。
在这里“定鼎燕京，亲诣南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十六个字，有两重意义：人界的事是“定鼎燕京，即皇帝位”；神界的事是“亲诣南郊，告祭天地”。自然，其核心意旨是“定鼎燕京，即皇帝位”。“定鼎燕京”是事实，为什么还要“即皇帝位”呢？崇德帝死后，顺治帝已经在盛京举行过即皇帝位大典，为何还要再次举行“即皇帝位”大典呢？因为要向天地宗社告祭：顺治皇帝已经不仅是关外一隅的皇帝，而且是中原臣民的皇帝，是中华天下的共主，是中国继明之后的正统皇帝。因此，“定鼎燕京，亲诣南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标志着清朝开国历史的终结，大清皇朝历史的开启。所以，本书《清朝开国史》的时间断限，起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迄顺治元年即崇祯十七年（1644年）。
清朝迁都北京是一项历史性的重大决策。中国从秦始皇称皇帝，到清宣统末结束帝制，凡二千一百二十三年。其间皇权政治中心，前一千年主要在西安，后一千年主要在北京。都城变迁呈“十”字形摆动——前一千年，都城变化东西摆动，后一千年则南北摆动。但是，中国大一统王朝的新政权，却要抛弃旧王朝都城与宫殿：周武王灭纣未都朝歌而仍回镐京，秦始皇帝统一六国后仍都咸阳，西汉定都长安，东汉奠都洛阳，隋朝都大兴，唐朝都长安，北宋都汴梁（今开封），蒙古成吉思汗焚毁金中都使“可怜一片繁华地，空见春风长绿蒿”，元朝先在上都、后迁大都，明洪武定都金陵（今南京）、永乐迁都北平（今北京）。纵观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商、周、秦、汉、隋、唐、宋、元、明，清朝之前，所有大一统王朝兴国之君，宸居前朝宫殿，史册盖无一例 (94) 。然而，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却一反历代大一统王朝对前朝宫殿焚、毁、拆、弃的做法，对故明北京紫禁城宫殿，下令加以保护、修缮和利用。经过清代兴建、修葺的皇家宫殿园林等，保存至今的故宫、天坛、先农坛、颐和园、太庙、社稷坛、避暑山庄暨外八庙、沈阳故宫、明十三陵、清五陵（永陵、福陵、昭陵、清东陵、清西陵）等，如今都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还有台北故宫博物院、南京故宫博物院等保存的文物。因此，清朝迁都北京既对文物保护起着重大的作用，也对满、汉文化融合起着积极的作用。
清朝迁都北京，北京成为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而北京大体位置居中，这有利于中华的国家统一、民族协和，特别是对北部、西北、东北版图的确定和巩固起了重大的作用。
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到清顺治元年（1644年）定鼎北京，其间整整六十年。这六十年的特点是：天崩地坼、皇朝兴替、战争频仍、社会动荡。由于长时间的社会震荡，中原地区，荒野千里，村无狗吠，家无鸡鸣，中国各族人民渴求和平与安定。
清顺治元年（1644年），顺治帝迁都北京，以明朝都城作为清朝都城，以明朝宫殿作为清朝宫殿。作为新王朝的统治者，他们的国策应当是：和平与安定。
清军入关前，北京的明朝皇宫，特别是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遭到破坏。清顺治帝入主紫禁城后，先后对故明三大殿进行修缮。顺治二年（1645年），将修建后的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依次改名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突出一个“和”字。北京明、清皇宫三大殿的名称，先后有三次变更：永乐皇帝建三大殿之初，命名为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特别是奉天殿，突出“天”，就是突出神权。嘉靖重建三大殿后，改名为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突出“极”，就是突出皇权。而顺治重修三大殿后，再改名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突出“和”，就是突出国家与民族的和谐。这是殿，还有门。
明代皇城的城门，正门为承天门，后门为地载门。顺治八年（1651年），承天门重修竣工，改名为“天安门”，突出一个“安”字。第二年，皇城北门重修竣工，改名为“地安门”，也突出一个“安”字。再加上皇城的东安门、西安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这样，皇城的城门都突出“安”字。
清代北京皇城城门的名称突出“安”，皇宫三大殿突出“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朝的执政者力求国家安定，民族和谐 (95) 。
顺治帝迁都北京，在有清一代，各民族文化既有冲突，也有融合。中华文化在民族文化交汇过程中融合、丰富、发展和繁荣。
第一，宫殿满洲特色。清初对故明宫殿，既加以利用，又适度改造。如坤宁宫，仿照沈阳清宁宫，宫前设索罗杆子，就是满洲祭神、祭天的杆子。现在这个杆子没有了，沈阳清宁宫前面还有，这是满洲文化一个重要的标志和象征。索罗杆子上有个锡斗，搁上米、骨头等，来祭祀乌鸦。满洲崇拜乌鸦，说乌鸦是神鸟，还传说乌鸦当年救了努尔哈赤，实际上乌鸦是满洲祭祀的一个图腾。这个习俗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还将坤宁宫的正门东移，宫内建起围炕（俗称卍字炕），砌起萨满祭祀煮肉的大锅、大案，为祭祀杀牲之用。皇宫内设箭亭、文渊阁前碑亭为盔顶。这都是满洲森林文化在宫廷建筑上的表现。清建的皇宫雨华阁，则体现满、藏、蒙、汉文化的特色。
明朝人建的皇宫，体现中原汉族农耕文化的需要。少数民族到北京建立政权，也要将其文化带到北京，带到皇宫。譬如，元大都，宫殿是品字形的，东面大内位置大体相当于现在故宫，西面隆福宫和兴盛宫在现在的北海公园前后，元大都城的中心是太液池，就是现在的南海、中海、北海。所以，我说元大都北京的建筑是以太液为主，宫殿为客。到明朝作了重大改变，主是紫禁城，西苑、中南海、北海是帝后游玩和休憩的地方。其变化的文化原因，因为蒙古是草原文化，以水为主，所以元大都城规划布局，太液为主，宫殿为客。汉族是农耕文化，北京城规划布局，宫殿为主，太液为客。清初满洲有一个苏麻喇姑，蒙古科尔沁人，是庄妃（孝庄太后）的陪嫁女，后她照顾过康熙皇帝。苏麻喇姑有一个习俗，每年腊月三十的洗脚水不倒掉，澄清之后，撇出一碗，喝了下去，说是可以消灾。从文化学、民俗学来看，这个习俗体现的是蒙古对水的重视，因为牛、羊要吃草，草要靠水，水是草原文化的生命。元大都还“移沙漠莎草于丹墀”，阑干也护以青草。这表明蒙古大汗要在紫禁城黄瓦、红墙、青砖、白石之中，抹上草原文化的绿彩。忽必烈兴苑囿太宁宫（今北海公园），其万寿山（万岁山）不仅有绿树、绿水、绿草，而且殿顶覆绿瓦，山石换绿石——“君主并命人以琉璃矿石满盖此山，其色甚碧” (96) ，从而形成山绿、水绿、树绿、草绿、殿绿、石绿，成为一片绿色世界。这是蒙古草原绿色文化在大都宫殿苑林的鲜丽展现。
第二，旗民分城居住。八旗官兵及其眷属到北京后，安排住在内城，汉人等住在外城。内城：两黄旗居北，两白旗居东，两红旗居西，两蓝旗居南。在八旗驻防地如成都、杭州、广州、福州、荆州、绥远、西安、青州等，也都有满城。其实，早在辽阳，就满、汉分城居住：“移辽阳官民于北城，其南城则帝与诸王臣军民居之。” (97) 建辽阳新城后，旧城居汉民，新城则居旗人。这是清朝满、汉分城居住之始。更早则契丹人得辽阳，居住内城，汉人则居住外城，“外城谓之汉城” (98) 。这是少数民族居于统治民族时，其族人住居在以汉人为主体居民城市中的一种文化隔离政策。但两种文化间的交融，是任何城墙都阻隔不了的。
第三，兴建皇家园林。满族的先人女真人的文化为森林文化。顺治帝迁都北京后，满洲贵族为了避暑与狩猎，在北京及其附近地区大建皇家园林。如北京的“三山五园”——万寿山的颐和园（清漪园）、香山的静宜园、玉泉山的静明园和畅春园、圆明园，以及热河的避暑山庄暨外八庙、木兰围场等。清代北京皇家园林，兼取南北、中外园林之长，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推向新的高峰。其中颐和园、避暑山庄暨外八庙等园林坛庙，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有人说，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用人民的血汗修了皇家园林，是历史的罪人。这也有道理；但是从另外的视角看，清朝皇家园林是科学技术人员和人民共同劳动的结晶，我们应该珍视的不是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他们个人的事情，是珍视我们国家亿万劳动人民辛勤血汗和聪明智慧的结晶。天坛原来不是蓝瓦，乾隆时候改成蓝瓦，蓝是天的象征，更有气势，也更壮丽，并更具有对上天敬畏的含义。
第四，中华文化融合。应当承认，清军进入北京之后，汉族文化和满族文化有冲突，甚至于有激烈的冲突。据史料记载，有人把孔庙打个洞，来回出入；天安门门前摆放大炮，炮筒上晾晒衣服。科举考试时秩序也不好，有人把砚台、毛笔给抢跑了。但是，总的历史趋势是满、汉各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比如，满族的子弟书、岔曲、太平鼓等，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清朝崇儒重教，满洲人、蒙古人等参加科举考试，满洲麻勒吉、蒙古崇绮成为殿试的状元。皇宫殿额、门额满、汉文合璧书写。《清实录》用满、汉、蒙三种文字缮写。雍和宫的满、汉、蒙、藏四体文碑，还有用满、汉、蒙、藏、维五种文字编修的《五体清文鉴》，以及用满、汉文编修的《清本纪》、《满洲实录》、《玉牒》、《八旗通志》、《皇舆全览图》、《满洲源流考》、《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等，用蒙、满、汉三种文体合缮的《蒙古王公表传》，敕编的《回部王公表传》，都是农耕文化、草原文化、森林文化在北京交汇的明显例证。虽然各自经历痛苦磨难、付出巨大代价，但塞外森林文化在北京给中原农耕文化输入了新血液，中原农耕文化又在北京给塞外草原文化、森林文化补充了新营养。
乾隆帝的时候，他做了一些错事，比如修《四库全书》时毁了一些书。但《四库全书》的历史功绩是很大的。当时把《四库全书》抄成七部，好多书在民间早就找不到了，我们今天从《四库全书》可以查出来。清朝修书之认真那是不得了。我查过一份清朝的档案，叫《无圈点档》，又称《旧满洲档》、《老满文原档》 (99) ，是无圈点老满文档案，乾隆帝为长久保存，命人将其整理裱糊，重新再抄一部，以免散失，非常严格。每天早上，从满本堂把它调出来，都有借书条；每天抄几页有定额，领几页纸也有定额，抄错了要把抄废的纸交回来，换一张新纸；每天抄错几张也有定额，多了要罚俸；晚上要把书退还回库，第二天再出库借抄。每晚都有检查，每抄完一卷后，送乾隆帝亲阅，直至把这个书修成，最后审阅人签名。每一件事情都有严格的档案记载，其工作之严肃，程序之完整，态度之敬畏，令人赞叹，令人敬佩！
清乾隆帝纂修《四库全书》，既要看到其在中华文明史上的贡献，也要看到其影响中国历史的进程。“这时，法国正在编修《百科全书》。狄德罗、伏尔泰、卢梭等一批进步思想家，人称‘百科全书派’。他们传播启蒙思想，反对封建专制，批评经院哲学，形成社会进步动力，为法国大革命做了思想、舆情与理论的准备。而‘四库全书派’集中当时知识精英，埋首故纸堆，抄写古文献，扼杀了他们的聪明和智慧，磨灭了他们的批判与创新精神。结果，中国与西方各自走上不同道路，这很值得人们深思” (100) 。
清朝入关之后，定都北京，完成了满、汉文化的融合、对西方文化的吸收，这样，北京才成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这不仅影响到清代，也不仅影响到民国，而且影响到当今，也将影响到后世。
总之，北京处于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和东面海洋文化的交汇点。在元代，实现了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融合；在明代，实现了农耕文化、草原文化、高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融合；在清代，则实现了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和东部海洋文化的大融合。可以说，在从秦始皇帝到宣统帝共二千一百三十二年的帝制时期，清朝盛时实现中华一千四百万平方公里国土，农耕、草原、森林、高原、海洋五种文化的空前大融合，也实现了中华多民族文化的大统一，而北京则成为中华民族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也成为国际文化交往的重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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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致西据明地诸帅书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印，1936年。
(2) 《明史·袁继咸传》载：崇祯十三年“四月，擢右佥都御史，抚治郧阳”。《中文大辞典》“抚治”条诠释：“谓安抚而治之也。明雷礼《列卿纪》：添设都御使提督抚治之。”
(3) 《明史·杨嗣昌传》，第252卷，第6520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4) 《明史·张献忠传》，第309卷，第7973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5) 《明史·庄烈帝本纪二》，第24卷，第332～333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6) 《明史·五行志二》，第29卷，第443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7) 《明史·五行志一》，第28卷，第436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8) 《明史·李自成传》，第309卷，第7963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9) 《明史·庄烈帝本纪二》，第24卷，第334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10) 《明史·李建泰传》，第253卷，第6549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11) 《明史·庄烈帝本纪二》，第24卷，第334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12) 计六奇《明季北略·吴三桂请兵始末》载：崇祯十七年“三月，封三桂平南伯，征兵入援，三桂不即行。”又同书卷20《初四日壬辰》：“诏封各总兵：吴三桂平南伯”。
(13) 广宁门，清为避道光帝旻宁名讳，改其名为广安门。
(14) 《明史·李自成传》，第309卷，第7965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15) 《崇祯长编》，第2卷，第26页，崇祯十七年三月丙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6) 《明史·庄烈帝本纪二》，第24卷，第334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17) 彭孙贻：《流寇志》，第10卷，第16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
(18)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4卷，第3～4页，顺治元年四月辛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9) 此统计字数，未计标点符号。
(20)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4卷，第6页，顺治元年四月丙寅，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21)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4卷，第5～6页，顺治元年四月乙丑，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22)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4卷，第7～8页，顺治元年四月庚午，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23) 《清史稿·吴三桂传》，第474卷，第12835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
(24) 《清史稿校注·吴三桂传》，第481卷，第10769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年。
(25)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甲申之变》，第4册，第1373页，中华书局，1977年。
(26) 《四王合传·吴三桂传》，第297页，《明代野史丛书》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
(27) 彭孙贻：《流寇志》，第11卷，第17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
(28) 钱：《甲申传信录》，第8卷，第143页，《中国历史资料丛书》本，上海书店印行，1982年。
(29) 彭孙贻：《流寇志》，第11卷，第17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
(30) 此句出自吴伟业《圆圆曲》，其诗句为：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痛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鼎湖”典故，出自《史记·封禅书》，原意是黄帝升天的地方，后世指为帝王死亡。
(31) 张岱：《石匮书·后集》，第63卷，第386页，中华书局，1959年。
(32)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4卷，第9～10页，顺治元年四月壬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33) 《钦定八旗通志·初集》），第172卷，第4191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
(34)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4卷，第10页，顺治元年四月癸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35) 光绪《临榆县志》，第9卷，光绪四年（1878年）刻本。
(36)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4卷，第10～11页，顺治元年四月丁丑，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37) 《沈馆录》，第7卷，第12页，《辽海丛书》影印本，辽沈书社，1985年。
(38)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4卷，第11页，顺治元年四月己卯，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39)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4卷，第9～10页，顺治元年四月壬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40) 钱 ：《甲申传信录》，第144～145页，《中国历史资料丛书》本，上海书店印行，1982年。
(41) 阎崇年：《康熙大帝》，第62～63页，中华书局，2008年。
(42) 顾公燮：《丹午笔记·三桂绝父书》，《涵芬楼秘笈》本，商务印书馆，1917年。
(43)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4卷，第9页，顺治元年四月壬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44) 《沈馆录》，第7卷，第12页，《辽海丛书》影印本，辽沈书社，1985年。
(45) 《十一家注孙子》，第165、1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46) 《沈馆录》，第7卷，第10、15页，《辽海丛书》影印本，辽沈书社，1985年。
(47)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4卷，第12页，顺治元年四月辛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48) 计六奇：《明季北略》，第20卷，第495页，中华书局，1984年。
(49) 钱：《甲申传信录》，第8卷，第141页，《中国历史资料丛书》本，上海书店印行，1982年。
(50) 佘一元：《山海关志·兵警》，清钞本。
(51)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4卷，第11页，顺治元年四月己卯，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52) 《沈馆录》，第7卷，第13页，《辽海丛书》影印本，辽沈书社。1985年。
(53) 计六奇：《明季北略》，第20卷，第495页，中华书局，1984年。
(54)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4卷，第11页，顺治元年四月己卯，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55) 彭孙贻：《流寇志》，第12卷，第18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
(56)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4卷，第13页，顺治元年四月庚辰，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57) 《清史稿·吴三桂传》，第474卷，第12836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
(58) 彭孙贻：《流寇志》，第12卷，第18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
(59) 《沈馆录》，第7卷，第13页，《辽海丛书》影印本，辽沈书社，1985年。
(60) 冯梦龙：《燕都日记》，莫釐山人增补，《甲申纪事》本。
(61) 此处的“城内”，似应作“城外”。
(62) 《沈馆录》，第7卷，第13页，《辽海丛书》影印本，辽沈书社，1985年。
(63)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4卷，第11～12页，顺治元年四月己卯，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64)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4卷，第12页，顺治元年四月辛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65) 商鸿逵：《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原载《历史研究》，1978年，第3期，收入商鸿逵著：《明清史论著合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66)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4卷，第14页，顺治元年四月丁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67) 彭孙贻：《平寇志》，第12卷，第18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
(68) 计六奇：《明季北略》，第20卷，第487页，中华书局，1984年。
(69) 《甲申纪事》，《崇祯丛书》本。
(70) 谈迁：《国榷》，第101卷，第6076页，中华书局，1958年。
(71)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5卷，第4页，顺治元年五月己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72) 《沈馆录》作“闗（关）平”。《明史·地理志》载：“滦州，南滨海，又南有开平中屯卫。”开平，今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是知《沈馆录》将“開平”（开平）误作“闗平”（关平）。
(73) 《明清史料》，甲编，第1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印，1930年。
(74) 《沈馆录》，第7卷，第15页，《辽海丛书》影印本，辽沈书社，1985年。
(75)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5卷，第10页，顺治元年五月己丑，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76) 彭孙贻：《平寇志》，第11卷，17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
(77) 《清史稿·范文程传》，第232卷，第9353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
(78) 《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印，1936年。
(79) 乾隆《临榆县志·原序》，卷首，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刻本。
(80)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45卷，第45页，二十二年八月戊寅，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1959年。
(81)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5卷，第10～11页，顺治元年六月丁卯，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82)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第21卷，第250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59年。
(83)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6卷，第3页，顺治元年七月癸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84)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45卷，第44页，二十二年八月戊寅，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1959年。
(85) 《沈馆录》，第7卷，第15页，《辽海丛书》影印本，辽沈书社，1985年。
(86) 《沈馆录》，第7卷，第16页，《辽海丛书》影印本，辽沈书社，1985年。
(87) 章乃炜等编：《清宫述闻》（初续编合编本），上册，第220页，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
(88) 章乃炜等编：《清宫述闻》（初续编合编本），上册，第208页，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
(89)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64卷，第12页，顺治九年四月乙丑，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90)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24卷，第20页，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己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91)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5卷，第4页，顺治元年五月己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92)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9卷，第1页，顺治元年十月乙卯朔，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93)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9卷，第4页，顺治元年十月乙卯朔，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94) 阎崇年：《满学论集》，第200页，民族出版社，1999年。
(95) 阎崇年：《大故宫》（1），第34～36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
(96)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第325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
(97) 《辽史·地理志二》，第38卷，第456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98)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3卷，第40～41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广文书局影印本，1970年。
(99) 原档仅一份，现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
(100) 阎崇年：《大故宫》（1），第162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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