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开国——顺治帝继承皇位

崇德帝与顺治帝的皇位交替，分作三题，叙述如下。

（一）皇太极猝然病逝

皇太极正在事业中天之时，突然“无疾而终”。崇德八年即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清太宗实录》记载：

是夜，亥刻，上无疾，端坐而崩。上在位十有七年，寿五十有二。 ⁽¹⁾

事出突然，毫无准备。此前的四天，皇太极还一直在理政。

初五日，仅《实录》记载，便有处理豫亲王多铎与睿亲王多尔衮不协、固山贝子罗讬犯罪、贝勒罗洛宏被六人同词讦告、范文程家人康六被夺银一千两、英亲王阿济格因畏暑热贪逸而不上班和八旗下有人盗银等六件事。

初六日，接见科尔沁部和硕土谢图亲王巴达礼率众朝贺并大宴之，赏赐来贺科尔沁部和硕福妃等银有差，处罚章京博琫等十人临阵败逃罪，俱从宽免死、各鞭一百等，共三件事。

初七日，记载皇太极处理政务五件事。

初八日，皇太极仍在正常从事国务和家务活动。这一天，皇太极以第五女固伦公主下嫁内大臣和硕额驸恩格德尔之子索尔哈，在崇政殿赐固伦公主封册及仪仗，规模宏大，礼仪隆重，《清太宗实录》记载：

己巳（初八日），赐固伦额驸祁他特、弼尔塔噶尔诰命、仪仗，并赐固伦公主封册及仪仗。和硕亲王以下，甲喇章京以上，与朝鲜国世子，及戴青绰尔济、洪承畴，外藩庆贺来朝科尔沁国和硕土谢图亲王巴达礼、和硕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多罗巴图鲁郡王满朱习礼、多罗郡王班第、固伦额驸祁他特、弼尔塔噶尔、巴雅恩护朗、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续顺公沈志祥，俱朝服，列崇政殿。上御殿，和硕礼亲王代善入，上降阶迎之，复自中阶升御座。代善升自西阶，坐于殿内西侧。索尔哈母和硕公主率固山额真阿山妻，行三跪六拜三叩头礼。昂邦章京莽古尔代、和硕额驸古尔布什、内大臣额尔克戴青，率索尔哈行三跪九叩头礼。和硕福妃、和硕贤妃、察哈尔国固伦公主、固伦额驸祁他特妻公主、固伦额驸弼尔塔噶尔妻公主、固伦额驸班第妻公主、和硕亲王妻福金以下，昂邦章京固山额真承政等命妇以上，俱集清宁宫外，索尔哈母和硕公主率阿山妻，朝见皇上，行三跪六拜三叩头礼。莽古尔代、古尔布什、额尔克戴青率索尔哈行三跪九叩头礼，赐大宴。索尔哈献雕鞍、甲胄、驼马。上命赐和硕礼亲王代善、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肃亲王豪格、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多罗豫郡王多铎、多罗郡王阿达礼、外藩科尔沁国和硕土谢图亲王巴达礼、和硕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多罗巴图鲁郡王满朱习礼，各马一、甲胄全副。 ⁽²⁾

上述记载，可以看出：皇太极既作为父亲，又作为君主，为女儿结婚操办，是多么重视，多么隆重，多么兴奋，又多么劳累。

初九日，又是忙碌的一天。皇太极分别三批接见、赏赐蒙古王公、章京等官员。更让皇太极兴奋的是在崇政殿的活动：

是日，上偕皇后、诸妃，召固伦公主等，至崇政殿，以征明所获缎匹财物之佳者，赐科尔沁国福妃、贤妃，及固伦公主、诸福金等有差。 ⁽³⁾

皇太极连续三天，大办喜事，过于劳累，过于兴奋，当天夜里在清宁宫，可能患心脑血管病突发，用现代医学术语来说，就是脑卒中或心梗，不治而死。

其实，皇太极之病，早已有先兆。在《清太宗实录》中，有八条皇太极“圣躬违和”的记载：

第一条，崇德五年即崇祯十三年（1640年）七月，皇太极“圣躬违和” ⁽⁴⁾ ，到安山（即鞍山）温泉疗养。这年皇太极四十九岁。有医学家讲，四十八九岁对男人生理来说，是个易“折断”的年龄。这是《清太宗实录》第一次记载皇太极“圣躬违和”，也就是说他有病了。

第二条，同年十一月，皇太极又“圣躬违和” ⁽⁵⁾ ，并派超品公塔瞻恭代冬至圜丘祭天。

崇德六年即崇祯十四年（1641年），皇太极五十岁，刚知天命，流年不利。这年的八月十四日，松山大战前线形势紧急，皇太极要亲征，但因鼻衄延缓三天，“鼻衄不止，承以碗，行三日，衄方止” ⁽⁶⁾ 。鼻衄流血，连续六天。

第三条，同年九月，宸妃病逝。史书记载：“上居御幄，饮食顿减，圣躬违和。” ⁽⁷⁾ 皇太极这次患病，比较厉害。崇德六年即崇祯十四年（1641年）九月，关雎宫宸妃（庄妃之姐）病故，年三十三。皇太极因爱妃逝世，而过于悲伤。《清太宗实录》记载：

庚寅（十七日），是夜一鼓，盛京使至，奏宸妃疾笃。上即起营，遣大学士希福、刚林，梅勒章京冷僧机、启心郎索尼等，先驰往候问，来报。希福等以五鼓至京。冷僧机、索尼方至内门，闻宸妃已薨。冷僧机、索尼复驰行，于途间奏上。上闻妃薨，恸悼，卯刻，驾抵盛京。入关雎宫，至宸妃柩前，悲涕不止。 ⁽⁸⁾

《清史稿》亦载：

六年九月，太宗方伐明，闻妃病而还，未至，妃已薨。上恸甚，一日忽迷惘，自午至酉始瘥。……上仍悲悼不已。诸王大臣请出猎，遂猎蒲河。还过妃墓，复大恸。妃母和硕贤妃来吊，上命内大臣掖舆临妃墓。 ⁽⁹⁾

第四条，崇德七年即崇祯十五年（1642年）十月，皇太极再次“圣躬违和，肆大赦” ⁽¹⁰⁾ 。对死刑罪犯施行大赦，看来病情空前严重。

第五条，同年十二月，皇太极第五次“圣躬违和” ⁽¹¹⁾ 。与上次“违和”，只隔了一个月又十二天。

第六条，崇德八年即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初一日，皇太极第六次“圣躬违和” ⁽¹²⁾ 。不能亲祭堂子、太庙，也免行朝贺大礼。与上次“违和”，只间隔十八天。

第七条，同年三月，皇太极“圣躬违和，大赦，死罪以下，咸宥之” ⁽¹³⁾ 。病症频繁发作，看来病得极其严重。

第八条，崇德八年即崇祯十六年（1643年）四月初一日，皇太极“圣躬违和，命祷于盛京寺庙，施白金” ⁽¹⁴⁾ 。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三年之间，皇太极有八次“圣躬违和”的记载，还有一次鼻衄，流血六天才止。皇太极患的是什么病？《李朝实录》记载朝鲜世子在沈阳馆所得到的信息：

清人言于世子馆所，以为皇帝病风眩，愿得竹沥，且要见名医。上命遣针医柳达、药医朴

从皇太极的身体肥胖、性情焦躁、喜食肥肉、过度哀伤等来看，皇太极的患病与猝死，可能同心脑血管疾病有关。而那些皇太极在夜间被“暗杀”等说法，为编造的故事，纯属子虚乌有。

崇德帝皇太极死后，清廷国务之急，莫过于君位。因此，皇位争夺与会议协商，就成为皇太极身后之头等军国大事。

清初的皇位继承，没有形成如明朝“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制度与传统。清太祖努尔哈赤生前曾试图建立皇子继承汗位制度，因先后发生舒尔哈齐、褚英、代善之问题，而在其晚年提出“八大贝勒共同推举或罢黜”大汗的《汗谕》。

皇太极死得过早，也过于突然，没有留下皇位继承人的遗嘱。于是，诸王便援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继位所采取的八大贝勒共议的办法，来解决皇位继承问题。

当时，有亲王四人，郡王三人，他们是：“和硕礼亲王代善、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肃亲王豪格、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多罗豫郡王多铎、多罗郡王阿达礼。” ⁽¹⁶⁾

代善（1583～1648年），努尔哈赤次子，皇太极兄长，为和硕礼亲王，因努尔哈赤长子褚英已死，而位居长兄，又称“大王”，其家族代表两红旗，时年六十一岁。

济尔哈朗（1599～1655年），努尔哈赤弟舒尔哈齐之子，皇太极堂弟，为和硕郑亲王，虽在上述七王中位列第二，因其非太祖直系血胤，自不在皇位候选人之列。又称“右真王”，为正蓝旗主旗贝勒，时年四十五岁。

多尔衮（1612～1650年），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皇太极同父异母弟，其母为努尔哈赤大妃阿巴亥，为和硕睿亲王，又称“九王”，与阿济格、多铎为同母兄弟，同胞三兄弟代表两白旗，时年三十二岁。

豪格（1609～1648年），皇太极长子，为和硕肃亲王，又称“虎口”，以先帝之子代表两黄旗，时年三十五岁。

阿济格（1605～1651年），努尔哈赤第十二子，皇太极同父异母弟，为武英郡王，又称“八王”，时年三十九岁。

多铎（1614～1649年），努尔哈赤第十五子，皇太极同父异母弟，为豫郡王，又称“十王”，时年二十九岁。

阿达礼（？～1643年），努尔哈赤重孙，皇太极堂侄孙，为礼亲王代善之孙、颖亲王萨哈璘之子，又称“俊王”。阿达礼为孙子辈，无缘争夺皇位。

当然，在上列七王中，有条件继承皇位的是四位亲王，其中代善已无意，济尔哈朗已排除，实际上是多尔衮与豪格在争夺皇位。按照清太祖努尔哈赤规定的皇位继承《汗谕》，由满洲八旗贵族共议嗣君，而决定皇太极遗位继承人的是“七王会议”。

（二）争皇位七王会议

崇德八年即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十四日，皇太极逝世刚过四天，议商皇太极遗位继承人的七王会议，在崇政殿举行。出席会议的七王有：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和颖郡王阿达礼。会议发言实况，满、汉文字没有留下完整记载，但在朝鲜世子沈阳馆所的《沈馆录》里，有一件《秘密状启》，史料珍贵，文字不长，除去标点符号，一百九十九字，很有价值，全引如下：

十四日，诸王皆会于大衙门。大王发言曰：“虎口，帝之长子，当承大统云。”则虎口曰：“福少德薄，非所堪当！”固辞退去。定策之议，未及归一。帝之手下将领之辈，佩剑而前，曰：“吾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大王曰：“吾以帝兄，常时朝政，老不预知，何可参于此议乎？”即起去。八王亦随而去。十王默无一言。九王应之曰：“汝等之言是矣。虎口王既让退出，无继统之意，当立帝之第三（应作九）子。而年岁幼稚，八高山军兵，吾与右真王，分掌其半，左右辅政，年长之后，当即归政。誓天而罢云。 ⁽¹⁷⁾

上述《秘密状启》，时间记为癸未年即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二十六日，地点记为大衙门。大衙门是指大政殿还是指崇政殿？这里略作考说。多书文将大衙门作大政殿。金毓黻先生在《沈馆录·叙》中认为：“大衙门为清帝朝会治事之所，盖即后来之大政殿，原称为笃恭殿。《盛京通志》谓崇政殿旧名笃恭殿，此殊不然。《东华录》天聪十年四月丁亥，定宫殿名大殿为笃恭殿，正殿为崇政殿。笃恭殿盖为大政殿之旧名。”查《清太宗实录》记载：天聪十年四月丁亥，定宫殿名：正殿为崇政殿，大殿为笃恭殿 ⁽¹⁸⁾ 。皇太极于崇德八年八月庚午（初九日）死，辛未（初十日）其梓宫（灵柩）奉安在崇政殿。诸王贝勒大臣等朝夕哭临三日，七日又哭临祭奠。崇政殿连续斋戒七个昼夜。蒙古诸王，恭顺、怀顺、智顺三王等，也到崇政殿叩拜祭奠，焚香致哀。大衙门会议在皇太极死后第五天举行，时皇太极死未满七日，尚在昼夜斋戒之期内。严肃而机密的诸王大臣皇位继承会议，在崇政殿大殿举行，既与史实不符，也与情理不合。《清史稿·索尼传》记载：皇太极死后五日即十四日，“黎明，两黄旗大臣盟于大清门，令两旗巴牙喇兵张弓挟矢，环立宫殿，率以诣崇政殿。诸王大臣列坐东西庑”云云。是知议商皇太极遗位继承人的大衙门会议，泛指是在崇政殿，但不是在崇政殿的大殿，而是在崇政殿的配殿，因正殿摆放大行皇帝遗体，且护卫官、祭奠者往来不断，香烟缭绕，哭声哀痛，气氛肃穆，不宜开会。而在配殿，诸王大臣，列坐举行，议商国是。八月二十六日，顺治帝登极大典则是在笃恭殿即大政殿暨殿前举行的。

前面引述《秘密状启》的内容，列下十点，逐句解析：

第一，会议的时间，八月十四日，皇太极死后第五天，还在七天大殓之前。

第二，会议地点，在大衙门。大衙门，有学者认为在大政殿，即笃恭殿，也就是俗称的八角殿。应当是在崇政殿，或其配殿，因大政殿（笃恭殿）不利于开会，更不利于保密。

第三，大王即礼亲王代善率先发言：“虎口，帝之长子，当承大统。”虎口就是豪格，为先帝长子，时年三十五岁，年富力强，屡立战功，应当立豪格继承皇位。

第四，虎口（豪格）说：“福少德薄，非所堪当。”说完离席。豪格想学乃父当年，三推让，三拥立，但尔非父比，今亦非昔比。此一让一退，铸成了大憾！

第五，“定策之议，未及归一”，议商的结果，意见不统一；皇太极生前手下固山额真佩剑上前道：“我们衣食仰赖于先帝，先帝养育之恩比天大，要是不立皇帝的儿子，我们以死相拼，从先帝于地下！”

第六，大王代善则说：“我虽是先帝的兄长，但老了，不参于此议。”说完也退席。

第七，八王即阿济格也跟着退席，十王即多铎却默不作声。

第八，九王即多尔衮说：“大家说得是。虎口（豪格）既然让退出，无意继位，那就立先帝第九子福临。他年幼，才六岁，八旗军兵，我和右真王（济尔哈朗）各领一半，左右辅政。等幼帝年长后，我们当即归政。”

第九，众人没有反对意见。

第十，择日举行新帝登极并告祭天地、宗社大典。

皇位继承在肃亲王豪格同睿亲王多尔衮之间角逐，结果皇位既不是甲，也不是乙，而是由第三者丙即六岁的福临继承。此事，多年来存在一个学术问题：拥立皇九子六岁的福临继位，谁是经始者？一种意见认为是睿亲王多尔衮。这是个清朝历史之谜。当代清史学界学者，多认为出自睿亲王多尔衮之首议。

王思治教授在《清代皇位继承制度嬗变与满洲贵族间的矛盾》论文中阐述，多尔衮在议立皇位继承的关键时刻，提出让皇九子福临继承皇位。他论述道：

索尼与鄂拜进入殿内，首先发言，声称定立皇子。多尔衮命其暂时退下。阿济格、多铎劝多尔衮即帝位。多尔衮犹豫未允，多铎即毛遂自荐说：“若不允，当立我，我名在太祖遗诏。”多尔衮不同意，说：“肃亲王（豪格）亦有名，不独王也。”代善提出：豪格“帝之长子，当承大统”。以代善的地位和两红旗的支持，豪格以为大局已定，辞让表示谦恭，等待劝进。虎口（豪格）曰：“福少德薄，非所堪当！”这颇像乃父皇太极当年被议立时所说“吾凉德，惧不克负荷也”。待众人“坚请不已，然后从之”。其所言显系固套。旋即“固辞退去”，故作姿态，以效乃父。豪格离去后，多铎又提出“不立我，当立礼亲王”。代善说：“吾以帝（皇太极）兄，常时朝政老不预知，何可参与此议乎？”又说：“睿亲王若允，我国之福，否则当立皇子，我老矣！能当此位耶？”代善的话是面面俱到，但其倾向于立皇子之意则甚明。会上各执一词，各有所立，“定策之议，未及归一。帝之手下将领（黄旗大臣）之辈佩剑而前，曰：‘吾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以武力胁迫多尔衮拥立皇子，否则将以死相拼。八旗中除多尔衮兄弟所将两白旗支持自己外，两黄旗之重要带兵将领，代善（两红旗）都明确支持豪格，镶蓝旗济尔哈朗内心实则支持拥立皇子。力量对比不利于多尔衮的严峻形势，如若强自为君，势必爆发满洲贵族内部的大厮杀。多尔衮当机立断，立福临，由己摄政，而黜政敌豪格。

王思治先生认为：“多尔衮当机立断，立福临，由己摄政，而黜政敌豪格。”于是，睿亲王多尔衮的“这一方案为众人接受” ⁽¹⁹⁾ 。

周远廉教授在《顺治帝传》专著中，关于福临继位问题，有一段论述：

这时聪睿绝顶的睿亲王多尔衮迅速地思考对策。形势已很明显，自己若要坚持登基，白、黄四旗必然火并。胜负很难预料，且即使侥幸战胜对方，四旗将士将大量死于血泊之中，八旗劲旅必然元气大伤，十几年来拼死厮杀争取到的即将进军中原的有利局面便会彻底丧失，代价太大了。但若屈服于黄旗大臣的压力，尊豪格为君，自己多年以来梦寐以求地要夺回被兄长太宗抢走的君汗之位，就毁于一旦，又太可惜了。怎样才能两全其美，既不致引起白、黄四旗火并，又不影响掌权的利益？他突然从“必立皇子”四字中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立即宣布：黄旗大臣的建议，是正确的。肃王既然退让，“无继统之意”，那就立先帝之子福临，不过他年龄还小，“八高山军兵，吾与右真王分掌其半，左右辅政”，待幼君年长之后，“当即归政”。众赞同，遂定议。 ⁽²⁰⁾

周远廉先生也认为：睿亲王多尔衮首先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立先帝之子福临，自己与济尔哈朗，左右辅政，众皆赞同，由是定议，福临继位。

李洵、薛虹教授在《清代全史》第一卷里，论述皇太极遗位继承的大衙门会议时，就福临继位问题阐述道：

选定皇位继承人问题，经过一番纷争之后，结果是出现了一种类似折衷的方案，即选定皇太极的第九子，年仅六岁的福临继位。同时决定，由济尔哈朗与多尔衮二人辅政。这个方案基本上是由多尔衮提出的。 ⁽²¹⁾

李、薛二位先生作出了福临继位始议者的论断：“这个方案基本上是由多尔衮提出的。”

李鸿彬教授在《孝庄文皇后传》一文中，也认为是多尔衮提出的让福临继位：

当时在诸王中有力量争夺皇位的，是睿亲王多尔衮和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两者之间斗争激烈。最后多尔衮感到势单力薄，暂时作了让步，提出立年方六岁的福临为帝，“八高山（即固山）军兵，吾与（右）真王（即济尔哈朗）分掌其半，左右辅政，年长之后，当即归政”。 ⁽²²⁾

李鸿彬先生的结论是：“最后多尔衮感到势单力薄，暂时作了让步，提出立年方六岁的福临为帝。”

此外，李格在《关于多尔衮拥立福临问题的考察》中认为：多尔衮于皇太极死后满洲贵族集团面临分裂的紧急关头，“断然决策，拥立福临” ⁽²³⁾ 。张玉兴教授在《多尔衮拥立福临考实》中也认为：皇太极突然逝世，由谁来继位，成了大问题；多尔衮随机应变，“而成为拥戴元勋” ⁽²⁴⁾ 。

上述两篇关于福临嗣承皇位的专题论文的作者都认为：福临之所以继承皇位，睿亲王多尔衮成为拥戴的元勋。

以上六例，充分说明：当代清史界比较普遍地认为，拥立福临继位之议，出自睿亲王多尔衮。这个问题，需要辨析。

第一，出自多尔衮之议辨析。认为福临继位之议，出自多尔衮的学者，其主要依据是朝鲜《沈阳状启》或《沈馆录》中的一段记载（见前文，此从略）。

在前述《秘密书启》中，有两句重要的话，不应被忽视，而应受重视。这就是：“九王应之曰”和“汝等之言是”十个字。在整段文字中，“九王应之曰”——此前为议论，此后为结论；“汝等之言是”——承上而启下，接前而转后。有三点，作分析。

其一，“九王应之曰”，就是说在九王多尔衮发表当立帝之第九子福临以前，诸王们有一番议论，而被《秘密状启》的作者，或出于重点在启报新君为谁而省略繁文，或对当时秘议不甚了了而断简阙载。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其前都有一番争论。因是最高机密会议，外人不可得知而详。这段记载，十分可贵，有所罅漏，不必苛责。

其二，“汝等之言是”，就是说在九王多尔衮发表当立帝之第九子福临以前，诸王们有人提出立福临，故多尔衮才“应之”、“是之”，否则何应之有、何是之言！上述《秘密状启》记于当时盛京，记载疏略，“汝等之言”断简，于是给人一种信息误导，似乎福临继位是由多尔衮提出的。睿亲王多尔衮权势倾朝，功劳归于己，罪祸嫁于人。这样，多尔衮就“翊戴拥立，国赖以安” ⁽²⁵⁾ ，把拥立福临的功劳归于自己。

其三，“九王应之曰”与“汝等之言是”，萧一山先生《清代通史》在转述上面引文时，作了通俗节录：“睿亲王多尔衮曰：‘诸将之言是也。豪格既退让无续继意，则当立帝之三子福临，若以为年稚，则吾与郑亲王济尔哈朗分掌其半，以左右辅政，年长之后，再当归政。’因誓天而散，福临方六岁云。” ⁽²⁶⁾ 这里虽省略“九王应之曰”，却将“汝等之言是”诠释为“诸将之言是也”。

上面在“九王应之曰”和“汝等之言是”之中，其“应”的是什么？其“是”的又是甚么？细加分析，共有四点：一是，豪格退让，无意继统；二是，拥立福临，嗣承皇位；三是，福临年幼，郑、睿辅政；四是，幼主年长，当即归政。

由上可见，福临继位之议，出自多尔衮，直接史料，未见一条 ⁽²⁷⁾ ；所引《沈阳状启》之记载，其辞含糊，且存疑点。

第二，出自代善之议解析。礼亲王代善是议商嗣君诸王会议的重要政治力量。因为：代善是努尔哈赤次子（长子禇英已死），春秋六十一，花甲老翁，在宗室中年龄最长、有着家长的地位，此其一。代善为正红旗的旗主贝勒，有军事实力，此其二。代善的子孙掌镶红旗，此其三。代善为大贝勒、和硕礼亲王，被朝鲜称为“大王”，此其四。代善召集诸王大臣会议，议立嗣君，此其五。代善率领诸王、大臣、贝勒等以福临继位盟誓告天，此其六。所以，代善在议立嗣君的诸王会议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是，代善知己知彼，圆融平和，进退有度，主动谦让，以“常时朝政，老不预知，何可参于此议”而坚辞。所以，立福临继位之议，并非出自代善之口。从代善坚决辞让、圆融建言、退席避锋与未行摄政四事，可以反证其并非倡福临继位之首议。

第三，出自豪格之议诠析。肃亲王豪格继承皇位的有利条件是：豪格为皇太极长子，三十五岁（比多尔衮年长三岁），正值壮年，有文韬武略，也有显赫战功，此其一。豪格的十一位弟弟中，有七位在世：四阿哥叶布舒十七岁 ⁽²⁸⁾ ，五阿哥硕塞十六岁 ⁽²⁹⁾ ，六阿哥高塞七岁，七阿哥常舒七岁，九阿哥福临六岁，十阿哥五岁，十一阿哥博穆博果尔三岁，六、七、九、十、十一阿哥都年龄较小，此其二。豪格人才出众，史称他“容貌不凡，有弓马才”，“英毅、多智略”，此其三。豪格在太祖时因军功被封为贝勒，太宗即位后又因军功被晋为和硕贝勒，崇德元年皇太极即皇帝位后再被封为和硕肃亲王兼摄户部事，此其四。豪格有两黄旗贝勒大臣的支持，其父皇太极生前亲掌正黄、镶黄和正蓝三旗，而两黄旗和正蓝旗大臣拥护豪格继位，此其五。豪格有济尔哈朗表示支持，还有众大臣拥护，如开国五大臣中额亦都、费英东、扬古利的子弟侄孙多是两黄旗的勇将，都拥戴豪格，此其六。但是，肃亲王豪格既不善上（故作虚套），也不善让（真正辞让），或者说既不知上，也不知让，“因王性柔，力不能胜众” ⁽³⁰⁾ ，大清皇位，失之交臂。从豪格或因故套谦恭或由愤懑退席与未行摄政两件事，可以反证其并未首议福临继位。

第四，出自其他诸王之议考析。参加大衙门会议的其他诸王还有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和颖郡王阿达礼。前已分析，英郡王阿济格主张立胞弟多尔衮，豫郡王多铎也主张立胞兄多尔衮。史载：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等“跪劝睿王，当即大位” ⁽³¹⁾ ，甚至说：“若立肃王，我等俱无生理！”豫郡王多铎还提出“当立我” ⁽³²⁾ ，即立自己。阿济格则因“心非立其幼，自退出之后，称病不出，帝之丧次，一不往来” ⁽³³⁾ 。十王多铎，史载：颖郡王阿达礼“入往十王家，要见，则十王曰：‘此非相访之时。’终始不出见” ⁽³⁴⁾ 。由此可见，阿济格、多铎兄弟不会、也没有提出拥立福临继位。至于多罗颖郡王阿达礼，为代善第三子萨哈璘之长子，以父死袭颖郡王。萨哈璘多军功，与议政，掌礼部，同多尔衮亲近。其子阿达礼多有战功，附多尔衮，管礼部，与议政。阿达礼在皇太极死后，谋立多尔衮继位。阿达礼、硕讬（代善次子）往来于代善、多尔衮、济尔哈朗之间，谓“众已定议，立和硕睿亲王矣” ⁽³⁵⁾ ！结果阿达礼以“扰政乱国”罪，当夜被“露体绑缚”、“即缢杀之” ⁽³⁶⁾ 。阿达礼之母、硕讬之妻，也同时被缢杀，其军兵财产也皆被没入。此事《清史稿·萨哈璘传附阿达礼传》载：“太宗崩，（阿达礼）坐与硕讬谋立睿亲王，谴死。” ⁽³⁷⁾ 这件事情发生在礼亲王代善会集诸王贝勒等为福临继位而“共立誓书、昭告天地”之后两天，所以就排除多罗颖郡王阿达礼首议福临继位之可能。

除上之外，剩下应论，首议拥立皇太极第九子、六岁的福临继承皇位的，就是郑亲王济尔哈朗。

（三）顺治帝六岁登极

拥立福临继承皇位之议，出自郑王济尔哈朗。依据史料，阐述如下。

第一，四大亲王态度。当时最有影响的四位和硕亲王——礼亲王代善抱明哲保身态度，以年老多病为由，不想卷进这场政治漩涡里面；肃亲王豪格与睿亲王多尔衮角逐，互不相让，双方僵持；所以，当时只有郑亲王济尔哈朗比较超脱而能起协调作用。郑亲王济尔哈朗是努尔哈赤胞弟舒尔哈齐之子，在这场宫廷斗争中扮演着重要的政治角色。因为：一则，济尔哈朗虽是舒尔哈齐之第六子，但自幼为伯父努尔哈赤养育宫中；二则，济尔哈朗小皇太极七岁，两人情谊犹如同胞；三则，济尔哈朗在乃兄阿敏被夺旗后，成为镶蓝旗的旗主贝勒；四则，济尔哈朗屡经疆场，勇智兼具，军功显赫；五则，济尔哈朗年四十五，序齿仅亚于代善，比多尔衮年长十三岁；六则，济尔哈朗受清太宗皇太极信任倚重，被封为和硕郑亲王；七则，济尔哈朗既是多尔衮的兄长，又是豪格的叔辈，便于两方协调；八则，济尔哈朗表面憨厚而内心机敏，在关键时刻提出重要政议。所以，郑亲王济尔哈朗在大衙门议商皇位继承而陷于僵局之时，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让既是皇子、但不是豪格、而是福临继位。

第二，济尔哈朗辅政。郑亲王济尔哈朗因倡立福临继位之功，而得到担任辅政王的政治回报，且其位次在睿亲王多尔衮之前。辅政 ⁽³⁸⁾ 亲王的政治地位，较和硕亲王更高一层。当时为何不由代善、豪格，而由济尔哈朗辅政？显然，代善在这场严重而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没有作出有利于胜利一方的贡献。豪格则与多尔衮对立，如二人同时辅政，会出现两虎相争的局面。至于济尔哈朗，有学者解释说，多尔衮拉济尔哈朗辅政，是因为他“非属皇室直系，当然无法与多尔衮并肩，也绝不会与之争夺权势”。在宫廷激烈斗争态势下，济尔哈朗出任辅政王，既不是情愫之事，也不是因其弱势，而是政治势力角逐、皇位继立回报的结果。愚以为，济尔哈朗之所以为辅政王，主要原因是：一则，原有“谋立肃王为君，以上（福临）为太子”之私议，当肃亲王继位受阻，退而求其次就是拥立福临。二则，他提出了福临继位这一折中方案，侄子继统，皇叔辅政，理所当然，众王接受。三则，他因私下表示拥立豪格 ⁽³⁹⁾ ，而为两黄旗王大臣所认同。四则，他同代善父子无恶，而为两红旗王大臣所认允。五则，他非帝统血胤，对多尔衮兄弟构不成政治威胁，而为两白旗三王及其大臣所接受。可以说，济尔哈朗是当时皇位继承矛盾对立两方最合适的协调者。史料记载可以佐证：肃亲王豪格派何洛会、扬善同郑亲王密商，两黄旗大臣已“定立我为君，尚须尔议”。济尔哈朗回答道：睿亲王多尔衮“尚未知，待我与众商之” ⁽⁴⁰⁾ 。

以上说明，郑亲王济尔哈朗同争位角逐的两方都能对话，他不仅有可能、而且实际上提出协调矛盾双方的方案，而首议拥立福临继位。在这里，附论立福临的一个理由。皇太极死时除其长子豪格和九子福临外，还有六位在世：四阿哥叶布舒十七岁和五阿哥硕塞十六岁，均已成年，若立为君，勿须辅政；六阿哥高塞和七阿哥常舒虽均比福临年长一岁，但其生母皆为庶妃；十阿哥韬塞不仅年幼，且其生母氏族不明，地位更低；十一阿哥博穆博果尔虽其生母为麟趾宫贵妃，但年仅三岁，又太幼小。而皇九子福临在年龄长幼与生母身份方面均占优势：福临年龄不算太大（太大不便摄政），也不算太小；其生母博尔济吉特氏既是孝端文皇后之侄女，又是永福宫庄妃。所以，仅从当时年龄与其生母身份来说，拥立福临当是皇子中除豪格之外的最佳选择。但是，济尔哈朗拥立福临后，于顺治四年（1647年）二月被多尔衮罢其辅政王，一年后又被多尔衮降为郡王。这是多尔衮对济尔哈朗不拥立自己而拥戴福临的一个政治报复，也是多尔衮独揽朝纲的一项举措。

第三，睿亲王权衡利弊。睿亲王多尔衮在两黄、两红和两蓝六旗不支持的情势下，若自己强行登极，只有两白旗支持，明显不占优势，还势必引起两白旗与两黄旗的火并，其后果可能是两败俱伤。解决皇位继承难题的途径不外三条：一是强自为君，得不到两红、两蓝旗的赞同，还会引发两黄旗的强烈反对；二是让豪格登极，自己既不甘心，还怕遭到豪格报复；三是让年幼的皇子福临继位，而自己同济尔哈朗辅政，可收一石三鸟之利——打击豪格，摄政掌权，避免内讧。显然，在上述三种解决办法中，以第三种解决办法比较切实可行，两黄、两白、两红、两蓝八个方面都可以接受。睿亲王多尔衮，能识时务，聪睿机智，权衡利弊后回应说：我赞同黄旗大臣“立皇子”的意见，而肃亲王豪格既然没有继统之意，所以就立先帝第九子福临；但他年龄还小，由郑亲王和我辅政，待新君年长之后“当即归政”。众赞同，议遂定。

第四，顺治帝的肯定。福临当时尚在冲龄，不了解继位政争内幕。后来逐渐知道当年的故事。待多尔衮病死、自己亲政之后，即对皇叔济尔哈朗表彰其当年功绩，赐予其金册金宝。对此，《清世祖实录》记载：

我太祖武皇帝肇造鸿基，创业垂统，以贻子孙。太宗文皇帝继统，混一蒙古，平定朝鲜，疆圉式廓，勋业日隆。及龙驭上宾，宗室众兄弟，乘国有丧，肆行作乱，窥窃大宝。当时尔与两旗大臣，坚持一心，翊戴朕躬，以定国难。……睿王心怀不轨，以尔同摄朝政，难以行私，不令辅政，无故罢为和硕亲王。及朕亲政后，知尔持心忠义，不改初志，故锡以金册、金宝，封为叔和硕郑亲王。 ⁽⁴¹⁾

上面，顺治帝福临明确谕示：济尔哈朗在诸王议立自己为帝时，“与两旗大臣，坚持一心，翊戴朕躬，以定国难”，有首议之功。福临的这番话，说出了当时的内情。

蒋良骐《东华录》也记载：“己亥，诏曰：郑亲王、巽亲王等同大臣合词奏言：‘太宗皇帝宾天时，臣等扶立皇上，并无欲立摄政王之议，惟伊弟豫郡王唆词劝进。’”云云 ⁽⁴²⁾ 。郑亲王之功，在拥立福临。上述的记载，细分析，有八则：一则，册文中明白清楚地说：当太宗皇帝去世国丧之时，“宗室众兄弟，乘国有丧，肆行作乱，窥窃大宝”。这显然指的是皇叔睿亲王多尔衮、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和皇侄颖郡王阿达礼。二则，在这宗社危难之时，是谁站出来翊戴福临继位呢？册文里没有提代善，没有提豪格，也没有提多尔衮，与会的四大亲王除前三人外，剩下的只有济尔哈朗。三则，册文又明白清楚地说：“当时尔与两旗大臣，坚持一心，翊戴朕躬，以定国难。”在这里，“尔”即济尔哈朗，在大衙门议立嗣君的最高贵族会议上，倡言“翊戴朕躬，以定国难”。四则，在上文，“两旗大臣”即两黄旗大臣，他们没有出席大衙门议立嗣君的最高贵族会议，索尼与鄂拜虽与会，但会议刚开始不久因抢先发言而被多尔衮勒令退席，只能在会外起策应作用。五则，郑亲王济尔哈朗翊戴福临的倡言，得到礼亲王代善、肃亲王豪格等的赞同。六则，于是，睿亲王多尔衮才“应之”、才赞同，即《沈阳状启》中“九王应之曰”和“汝等之言是”的记载。七则，至于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为多尔衮“建碑立绩”，那是摄政睿亲王自我表彰所为。八则，顺治帝对其他的亲王、郡王，在决定自己继位的功绩上，都没有进行过表彰，只有对济尔哈朗进行表彰。这就透露出当时重要的政治机密：在大衙门议立嗣君的最高贵族会议上，济尔哈朗首先“翊戴朕躬，以定国难”。总之，顺治帝亲自给摄政郑亲王济尔哈朗金册、金宝，封他为皇叔和硕郑亲王，对其为自己继位的功绩进行表彰，这从一个侧面证明：济尔哈朗在大衙门诸王贝勒会议上，拥立福临继位立有特殊的历史功勋。

第五，王公大臣同誓。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颖郡王阿达礼十九位王公等共同誓书，昭告天地：“不幸值先帝升遐，国不可无主。公议奉先帝子（福临），缵承大位。嗣后有不遵先帝定制，弗殚忠诚，藐视皇上幼冲，明知欺君怀奸之人，互徇情面，不行举发，及修旧怨，倾害无辜，兄弟谗搆，私结党羽者，天地谴之，令短折而死。” ⁽⁴³⁾ 八旗大臣阿山等也立誓要竭诚事君。郑、睿二王，特立誓辞：“今公议以济尔哈朗、多尔衮辅理国政，我等如有应得罪过，不自承受，及从公审断，又不折服者，天地谴之，令短折而死。”这段誓词，其中两点格外重要，需要强调：其一，济尔哈朗名在多尔衮之前；其二，以上三份誓词，都有“公议”二字，表明是经过诸王会议集体决定的。济尔哈朗拥立福临继承皇位之议，最后得到诸亲王、郡王、贝勒、大臣等的认同。

综上所述，郑亲王济尔哈朗在大衙门诸王皇位继承会议上，鉴于豪格与多尔衮争夺皇位陷于僵局，能从大局出发，平衡各旗利益，提出折中方案，首议由福临继承皇位，得到多尔衮的回应，也得到诸王贝勒公议。清太宗皇太极遗位争夺的结果，既不是角逐一方的肃亲王豪格，也不是角逐另一方的睿亲王多尔衮，而是由第三者六岁的福临继承。福临缵承皇位，是当时政治与军事、帝胤与血缘、智谋与权变、明争与暗斗，诸种因素相互斗争与相互均衡的结果。这个方案与结果，对于四位和硕亲王来说——于礼亲王代善无利无弊，于睿亲王多尔衮有利有弊，于肃亲王豪格无利有弊，于郑亲王济尔哈朗则有利无弊。所以，皇太极遗位由福临继承，得益最大的四个人是：福临、孝庄太后 ⁽⁴⁴⁾ 、济尔哈朗和多尔衮。

从此，在清代史、满洲史上开了一个幼童继承皇位的先例，其后由八岁的康熙、六岁的同治、四岁的光绪和三岁的宣统继承皇位，在清入关后的十位皇帝中竟占了五位。稚童继位，必有摄政，其影响可谓深远！

《清史稿·诸王列传》论曰：大清皇朝，亲贵用事，“以摄政始，以摄政终”。六龄稚童福临继位，二王摄政，北京定鼎；三龄幼童溥仪继位，醇王摄政，清祚覆亡。论者谓有天焉，诚一代得失也 ⁽⁴⁵⁾ ！

拥立福临，继承皇位，举行大典，昭告天下。

八月乙亥（十四日），七王会议定皇太极第九子福临继承皇位后，当日，“和硕礼亲王代善，会集诸王、贝勒、贝子、公及文武群臣，以天位不可久虚，伏睹大行皇帝第九子，天纵徇齐，昌符协应，爰定议同心翊戴嗣皇帝位。共立誓书，昭告天地” ⁽⁴⁶⁾ 。列名者十九人。诸臣也誓词。同日，诸王贝勒公议，以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硕睿亲王多尔衮辅理国政，誓告天地。

丁亥（二十六日），顺治皇帝即皇帝位。这一天，内外诸王，贝勒大臣，会集在笃恭殿（大政殿）前，举行顺治帝登极大典。《清世祖实录》记载六岁小皇帝福临的两个小故事。一个是：“上出宫时寒甚，侍臣进貂裘。上视裘，却弗御。”另一个是：“时上甫六龄，将升辇，乳媪欲同坐。上曰：‘此非汝所宜乘。’不许上升辇。”登极大典，由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与和硕睿亲王多尔衮率内外诸王、贝勒、贝子、公、文武群臣，行三跪九叩头礼毕 ⁽⁴⁷⁾ 。尔后，举行大宴会。因在大丧期间，与会朝鲜官员记载：“肉膳如常进排，只勿为用乐。” ⁽⁴⁸⁾ 以明年为顺治元年。

顺治元年即崇祯十七年（1644年），是中国历史大动荡、大转变的一年。李自成进京，崇祯帝自缢，明朝覆亡，清军进关，山海关大战，清迁都北京，等等，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

(1)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65卷，第41页，崇德八年八月己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2)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65卷，第38页，崇德八年八月己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3)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65卷，第40页，崇德八年八月庚午，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4)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7卷，第36页，崇德六年八月辛卯，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5) 《清史稿·后妃列传》，第214卷，第8904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

(6)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2卷，第22页，崇德五年七月丙午，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7)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3卷，第13页，崇德五年十一月丙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8)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7卷，第19页，崇德六年八月壬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9)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7卷，第38页，崇德六年九月丙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0)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63卷，第15页，崇德七年十月丁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1)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63卷，第38页，崇德七年十二月丁丑，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2)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64卷，第1页，崇德八年正月丙申朔，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3)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64卷，第16页，崇德八年三月庚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4)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64卷，第16页，崇德八年四月甲子朔，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5)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44卷，第12页，二十一年四月己巳，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1959年。

(16)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65卷，第39～40页，崇德八年八月己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7) 《沈馆录》，第6卷，第19页，《辽海丛书》影印本，辽沈书社，1985年。

(18)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8卷，第29页，天聪十年四月丁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9) 王思治：《清代皇位继承制度嬗变与满洲贵族间的矛盾》，《满学研究》，第3辑，民族出版社，1996年。

(20) 周远廉：《顺治帝传》，第9～10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

(21) 李洵、薛虹：《清代全史》，第1卷，第389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

(22) 李鸿彬：《孝庄文皇后》，王思治主编：《清代人物传稿》，第1卷，第75页，中华书局，1984年。

(23) 李格：《关于多尔衮拥立福临问题的考察》，《清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0年。

(24) 张玉兴：《多尔衮拥立福临考实》，《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1期。

(25)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9卷，第15页，顺治元年十月甲子，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26)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上，第205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又，“帝之三子福临”，“三”应作“九”。

(27)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56、顺治八年四月戊午载冷僧机奏言：“两旗大臣原誓立肃亲王为君，睿王主立皇上”云云，只能说明多尔衮曾主张立福临，而不能证明多尔衮首议立福临。

(2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玉牒》载：清太宗第四子叶布舒生于天聪元年十月十八日子时，即1627年11月25日。承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高换婷研究馆员代为查阅《玉牒》第118册。

(2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玉牒》载：清太宗第五子硕塞生于天聪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亥时，即1629年1月17日。承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高换婷研究馆员代为查阅《玉牒》第118册。

(30)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4卷，第2页，顺治元年四月戊午朔，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31)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63卷，第11页，顺治九年三月癸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32) 《清史稿·索尼传》，第249卷，第9672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

(33) 《沈馆录》，第6卷，第20页，《辽海丛书》影印本，辽沈书社，1985年。

(34) 《沈馆录》，第6卷，第19页，《辽海丛书》影印本，辽沈书社，1985年。

(35)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1卷，第7页，崇德八年八月丁丑，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36) 《沈阳状启》，癸未年八月二十六日，第514页，辽宁大学历史系刊印本，1983年。

(37) 《清史稿·萨哈璘传附阿达礼传》，第216卷，第8990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7年。

(38) 崇德八年八月乙亥（十四日）大衙门会议上，公议由皇九子福临继承皇位，而由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睿亲王多尔衮辅政。但是，《清世祖实录》卷2崇德八年十二月乙亥（十五日）记载：“摄政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定议”云云。这是《清世祖实录》出现“摄政王”之始。后来多尔衮和济尔哈朗由辅政王而成为摄政王。

(39) 《清国史·索尼传》，第37卷，第504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93年。

(40)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37卷，第5页，顺治五年三月己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41)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63卷，第3页，顺治九年二月庚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42) 蒋良骐：《东华录》，第6卷，顺治八年二月己亥，清木刻本。

(43)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1卷，第5页，崇德八年八月乙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44) 高阳：《清朝的皇帝》（一）载：“世祖为多尔衮与孝庄所生之子”，“至于选立六岁的福临继承皇位，自然是由于孝庄太后之故”云云。此为小说家言。

(45) 《清史稿·诸王列传一》，第215卷，第8936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

(46)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1卷，第5页，崇德八年八月乙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47)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1卷，第12页，崇德八年八月乙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48) 《沈馆录》，第6卷，第20页，《辽海丛书》影印本，辽沈书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