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开国——松锦大战



（一）战前形势

松锦大战前，明、清军政形势，发生重大变化。

明朝方面，由于后金—清军七次迂道入边残毁，军兵屡败，国力大衰。加之大凌城失陷，祖大寿投降（后逃回），且失去孙承宗、袁崇焕、赵率教、满桂、何可纲等一批重臣武将，辽西关锦防线，防御能力削弱。崇德二年即崇祯十年（1637年），李自成、张献忠等领导的农民军，已发展到川、晋、陕、楚、豫、鲁，明廷陷于内线与外线两面作战的困境。崇祯帝一心想要剿灭农民军，而对清军的进攻则由消极抵抗变为妥协议和。次年，他派兵部尚书杨嗣昌暗中与清议和，企图稳住关锦防线，移用援辽粮饷和兵力，集中剿灭农民军。陈新甲接任兵部尚书后，继续同清议和。后因走漏消息，遭到朝野反对而作罢，陈心甲也作了刀下鬼 ⁽¹⁾ 。崇德四年即崇祯十二年（1639年），当西线农民军一时受挫而转入低潮时，明廷便把在内线同农民军作战有功的三边总督洪承畴，升为兵部尚书，总督蓟辽军务，兼筹粮饷，以加强关外军事力量。

先是，后金占领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市）后，同明山海关中间隔着辽西走廊，就是锦州至山海关之间的沿海狭长地带。明朝孙承宗、袁崇焕先后建立起关宁锦防线，关宁锦防线以山海关为后劲，宁远为中坚，锦州为前锋，锦州成为明、清守、攻关宁锦防线的前沿军事重镇。锦州往西南依次为松山、杏山、塔山、连山、宁远，每城间隔约为二十里上下。宁远是锦州的依托，锦州是宁远的屏障。明与后金—清经过长期对峙后，皇太极认识到，要入主中原，必先夺取山海关；要夺占山海关，必先突破关宁锦防线，占领辽西走廊；而要突破关宁锦防线、夺占辽西走廊，必须夺取关外八城；要想夺取关外八城，必先夺占锦州，否则，清军即使迂道进关，也是兵饷无继，进退失据。明廷也很清楚，要保住北京，必须保住山海关；要保住山海关，就必须固守关宁锦防线；因此，坚守关宁锦防线，御守辽西走廊，必须要固守其先锋堡垒——锦州。所以，明与清在辽西走廊的一场大战，必然以围绕攻、守锦州而展开。

明朝军政方面，形势更为不利。清文馆秘书院副理事官张文衡奏报明朝腐败道：“彼文武大小官员，俱是钱买的。文的无谋，武的无勇，管军马者，克军钱；造器械者，减官钱。军士日不聊生，器械不堪实用，兵何心用命？每出征时，反趁勤王，一味抢掠。俗语常云：‘鞑子、流贼是梳子，自家兵马胜如篦子。’兵马如此，虽多何益！况太监专权，好财喜谀，赏罚失人心。在事的好官，也作不的事；未任事的好人，又不肯出头。上下里外，通同扯谎，事事俱坏极了。”又说：“今起五省之兵，逐日征剿，是贼半天下，兵亦半天下。” ⁽²⁾ 所以，明朝政治腐败与军力衰弱，是清军敢于进攻锦州的根本原因。

清朝军政方面，形势更加有利。在北方，皇太极统一黑龙江流域诸部及其活动的广大地域，扩大了兵源、财富和版图。这就使得清初的权力更加巩固，从而稳定了北方，并解除了南攻明朝的后顾之忧。在沿海，皇太极攻取旅顺等辽南城镇，冲破了明军的海上防线，从海上对京、津、登、莱形成威胁。在东翼，皇太极两次发兵征朝鲜，最终使朝鲜臣服，基本断绝其同明朝的关系，归服于清朝政权之下，从而切断了明朝的右臂。在西翼，皇太极进兵蒙古，击败察哈尔部林丹汗，统一了漠南蒙古，并使之为其藩属，从而切断了明朝的左臂。在塞外，皇太极于天聪五年即崇祯四年（1631年）发动了大凌河之战，是役，毁大凌河城，逼降祖大寿。在中原，自大凌河之战以后，皇太极连续发动三次迂道入塞之战，取得重大军事胜利。明朝更加衰落，清朝更为强盛。

于是，明、清的军政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明军处处被动，清军处处主动；原来明对后金—清朝的弧形包围，倒转过来，变成为后金—清朝对明朝的弧形包围。

因此，整个辽东战略形势，对清朝极为有利。《清太宗实录》记载：“铁骑如云，加以蒙古军士，即取天下，亦有余力。” ⁽³⁾ 这话明显有张饰之意，但是，面对新的形势，皇太极及时总结前四次入塞的经验与教训，在对明战略上，作出重大调整。

先是，皇太极自夺取大凌河城后，在辽西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八旗军仅在锦州以北，义州、右屯之间，游移骚扰，未得进取；或在宁远以南，游击偷袭，未做大举。特别是对锦州，没有重大军事行动。

皇太极先图锦州的谋略，是经过一段实践而形成的。鉴于关宁锦防线，明军守御颇坚固，他曾一度放弃直取宁、锦的兵略，而改从蒙古绕道进关。天聪三年即崇祯二年（1629年），他首次率大军袭击北京，攻占了滦州、迁安、永平、遵化四城。他撤军东归后，留下贝勒阿敏驻守永平，作为尔后进取北京的前哨阵地。但永平等四城很快被明兵夺回，阿敏撤兵，败回沈阳，遭到囚禁，郁闷而死。后乾隆帝论述山海关控扼关内外形势时说：

以当时盛京而论，有此关控扼其中，内外气脉，不能贯注。即由他路入边，而彼终得挠我之后。所以，天聪三年，太宗文皇帝亲统大军征明，进围燕京，仍复释之而去。圣谟深远，未尝不筹虑及此。迨后攻克永平、滦州、遵化，皆留将督兵驻守，或欲藉以为内外夹攻山海关之策。乃代镇之贝勒阿敏，乖张怯懦，竟弃已得之各城而归。太宗愤甚，数其罪而责之，虽贷其死而全亲亲之谊，遂不复躬总六师入边，亦深以山海关中隔为难也。 ⁽⁴⁾

此后，清兵多次进关，打了许多胜仗，都是残毁俘掠，运载财物而归。所克山东、河北、山西各城邑，都丢弃不守，“皆由山海关阻隔之故” ⁽⁵⁾ 。皇太极从历史经验中认识到：要占一城、守一城，得一地、保一地，就必须在山海关外，稳扎稳打，陷城占地。因此，要从根本上打破关宁锦防线，就要对关外八城，逐城攻克，逐城占领。否则，既不能在辽西站稳脚跟，更不能在关内稳住阵脚。皇太极深知，满洲崛起于关外，要定鼎北京，统一中原，必须占锦州、陷宁远、破山海、进北京。

皇太极为打破辽西战场对峙局面，而发动大规模攻坚战。皇太极认为：“大军屡入塞，不得明尺寸地，皆由山海关阻隔。而欲取关，非先取关外四城不可。” ⁽⁶⁾ 其时关外四城，主要是指宁远以北之锦州、松山、杏山、塔山，锦州则首当其冲。时明、清双方军力对比，已经发生明显变化，清军已有能力攻占锦州等四城，突破关锦防线。因此，皇太极决意沿辽西走廊前进，夺取锦、松、杏、塔四城。其实，早在明军失陷广宁之后，锦州就成为明军关宁锦防线的前哨阵地。

锦州地理位置，尤应值得重视。在锦州东南三十里是松山城，松山城偏西南二十里是杏山城，而杏山城西南约四十里便是塔山城。这三城护卫着锦州城，在其背后西南一百二十里是宁远城，为锦州城之后盾。从袁崇焕经营辽西关宁锦防线，便首筑宁远城，次修锦州城，锦州成为明军战略防御的前沿要塞。袁崇焕死后，继任者也无不重视锦州。明派辽东名将祖大寿驻守此城，防御非常坚固，清兵望而却步。因之，锦州坚城不破，清军难进一步。反之，锦州一破，则松山、杏山、塔山，三城俱下，宁远孤立，山海危机，京师动摇。锦州城是明军关宁锦防线首要环节，打断这个环节，整个关宁锦防线，就会随之瓦解。

皇太极的文馆谋士们，曾多次奏言：集中兵力，围攻锦州。

先是，归顺汉人生员杨名显、杨誉显、杨生辉三人，于天聪八年即崇祯七年（1634年）二月奏称：“扩地屯田，遣兵于宁、锦切近地界处，住扎耕种。时惊之以兵，使彼不得耕种，宁、锦必弃而逃矣。宁、锦一为我有，山海更无所恃！山海归我，出入自便，在我无逾险涉远之苦，在彼有唇亡齿寒之虑。” ⁽⁷⁾ 但他们提出先图宁锦、后取山海的奏议，没有受到皇太极的重视。

尔后，崇德五年即崇祯十三年（1640年）正月，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理事官马国柱、雷兴等人，联名奏言“进取之计”，陈述应采取的进兵战略。其中提出进兵之策：“我兵屯驻广宁，逼临宁锦门户，使彼耕种自废，难以图存。锦州必撤守，而回宁远；宁远必撤守，而回山海。” ⁽⁸⁾ 祖可法等提出的作战方略，同前述杨名显等三人所见略同，但被又一次否定。皇太极仍然坚持迂道入塞，“残毁”与“掳掠”的作战方略。同年四月十一日，都察院参政、梅勒章京张存仁，根据形势，再次奏言“围困锦州之计”的进取方略。

张存仁奏言：“臣观今日情势，围困锦州之计，实出万全。但略地易以得利，而围城难以见功，必须旷日持久，将士不无苦难懈怠之心。愿皇上鼓励三军之气，坚持围困之策，截彼侦探，禁我逃亡，远不过一岁，近不过数月，自有可乘机会。虽云成事在天，而定谋未始不由于人也。兵法曰‘全城为上’，盖贵得人、得地，不贵得空城之意也。昔元太祖平定沙漠，劳数十余年之力，及取中原，欲屠近河人民，以其隙地牧马。赖耶律楚材画财赋之策，而太祖勉从。太祖之世，虽大业未成，而世祖一统之基，实耶律楚材一语启之也。由是以观，欲成大业者，非人地兼得，未易为也。人地兼得之术，莫若攻心。往年永平被屠，武臣生而缙绅死，文士寒心。今宁远、锦州，既有寒心之文士，掣肘于内；又有贰志之祖帅，首鼠其中。明国见我大军压境，急则议弃锦归宁，再则议弃宁入关，而祖帅跋扈畏罪，岂肯轻离巢穴？事若缓则虑持久，事若急则虑身家。人多以为祖帅背恩失信，无颜再降。臣确知其惟便是图，本无定见。一当危急，束身归命矣。况伊所素恃者蒙古耳，数年以来，蒙古多慕圣化来归，彼必疑而防之，防之严则思离，离则思变。伏愿皇上，以屯种为本。时率精锐，直抵锦城。布命令于蒙古，以为间谍之计。再多擒土人，兵卒广布，招抚敕谕，探祖帅心事以招之，体文士性情以安之，言之透彻，彼心必动，未有不相率来归者。此攻心之策，得人、得地之术也。往者大凌河之降，松山之抗，岂非明效大验！古帝王传檄而定天下者，莫不由此。” ⁽⁹⁾

上述陈奏进兵方略，其要点是：

第一，集中兵力，围困锦州。攻城与围城，前者易见成效，后者不易见成效。皇太极曾有大凌河之战的成功经验，也有宁锦之战的失败教训。虽此时清军力量空前强大，但“凭坚城、用大炮”仍为明军所长。所以，张存仁力主对锦州围而不攻，断绝其兵援和粮饷，使之不战而自溃。围困需时持久，少则数月，多则经年，不要怕苦难，不要懈军心。

第二，屯种为本，长久之计。既然对锦州采取长久围困之计，军队的粮饷应尽量就地解决。所以，在锦州城外，义州、广宁、右屯等处，垦地种田，建立基地，应广布兵卒，招抚敕谕，等待时机，攻克锦州。

第三，攻心为上，辅以兵力。鉴于永平屠城的教训，要使生员归降，不要使文士寒心，对锦州城内的儒生文士，要耐心体恤，给以优待，实施感化，使其来归。以元太祖成吉思汗、世祖忽必烈帝为借鉴，动摇锦州文士之心。

第四，巧用心机，招降祖帅。分析祖大寿因有“贰志”，不会入关，也不会死守。特别分析祖大寿“惟便是图，本无定见”的性格，他既私虑身家，又顾及部将，首鼠两端，再次招降，其必定走投无路，“束身归命”。

第五，利用蒙古，策应锦州。招抚、策反锦州城里的蒙古官兵背明降清。其已降附者，可“以为间谍”；未降服者，疑虑祖大寿。总之，借用蒙古力量，以围困与招降两手，瓦解锦州城的坚固防御。

第六，外围内困，乘机双打。清军死围锦州，或锦州守军突围，或关内明军出援，不管前者，抑或后者，都为清军野地争战、骑兵驰突提供可乘、有利之机。促使明军内部瓦解，收到外战而内溃的结果。

张存仁总结以往对明作战的经验与教训之后，对局势作出正确分析、准确判断，提出符合实际的对明作战方略。后来战争胜利的事实，证实了张存仁的预见。

但是，围攻锦州的前沿基地，是设在广宁，还是设在义州？张存仁等曾建议设在广宁。因屯驻广宁，可进逼锦州。皇太极却不选广宁，而选定义州（今辽宁省义县）。这是因为义州比广宁更为有利：其一，历史悠久，历代重镇。义州本秦辽西郡，唐始建城，金改为州，明洪武设义州卫 ⁽¹⁰⁾ 。其二，义州距锦州九十里，比广宁更逼临锦州（锦州至广宁一百四十里），为锦州北面门户。其三，义州邻大凌河畔，开阔平坦，土壤肥沃，水源充足，适于耕种。其四，义州供应粮饷路途较近，交通便利，减少长途挽输之苦。其五，义州原有城垣基础，修城较为省力，便于驻兵防守。其六，义州距沈阳不远，便于军队轮换，也便于同后方联络。皇太极选中义州作为围攻锦州的前进基地，实为得策。后张存仁说：“臣先言修广宁而守之者，因与白土厂相近，实为国家辟土地、立城池，渐次前进之计。今大兵住义州，已超出寻常，为臣望外之事。” ⁽¹¹⁾

其实，明朝中有识之士，早已看出义州对锦州的重要战略价值，奏言朝廷关注。辽东巡抚方一藻指出：“义州为前锋门户，形格势禁，足以制奴西窥”，“揣度辽局，此地在所必争”。他在三年前（崇祯十年），曾亲自到义州相度地势，然后上疏建议，尽速修复义州。囿于艰难时势，无人给予注意，其结果是：“往复商略，驯致迁延，迄今倏逾三载。” ⁽¹²⁾ 其时，明廷既没有气魄、也不愿意，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修复并坚守义州城。

皇太极采纳张存仁等围困锦州、屯兵耕种的奏议后，积极进行部署与军备。皇太极主要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件，筑城屯种。崇德五年即崇祯十三年（1640年）三月，皇太极命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贝勒多铎分任右、左翼军主帅，率“官兵往修义州城，驻扎屯田” ⁽¹³⁾ 。清军边筑城、边耕种，并骚扰明锦州城外一带，田地不得耕种，庄稼不得收获。皇太极还亲自率诸王贝勒大臣等诣堂子，为济尔哈朗驻屯义州，行礼祭纛，鸣炮送行。一个多月后，清军在义州“修城筑室，俱已完备。义州东西四十里田地，皆已开垦” ⁽¹⁴⁾ 。第二件，储备米谷。在尔后一年多的时间内，除当地生产的粮食外，还从朝鲜用船运载米谷一万包 ⁽¹⁵⁾ ，限令四月十五日开航，二十五日必运到大、小凌河口，以供军需。第三件，配备火器。赶造红衣大炮六十位，招募“善梯者”一千人。第四件，调买马匹。从蒙古喀喇沁部购买良马一万匹，充实前线战马。第五件，征调军兵。征发蒙古诸部骑兵，以及朝鲜水师五千名 ⁽¹⁶⁾ 。第六件，亲自视察。皇太极于三月十八日派济尔哈朗等筑屯义州，五月十五日，亲到义州城：“阅视建造房屋处所。” ⁽¹⁷⁾ 又于十七日，往阅锦州城。并贮备了充足的战备物资和兵马。

到崇德六年即崇祯十四年（1641年）三月，驻屯义州，整整一年。据明朝方面的奏报：在义州“所来马步夷兵甚多，每歇宿有三十余处，大营小营，更难细数”，还“亲见车载大红夷（炮）三位，小炮亦难细数，又随带锹镢等项甚多”。由总兵官石廷柱带领，“尽入义州城内”，还有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及蒙古等众，也都来到义州 ⁽¹⁸⁾ 。义州成了清军前进战略基地，起着集结军队、屯种粮秣、储存物资和换防休整的作用。

松锦大战，从崇德五年即崇祯十三年（1640年）四月开始，至崇德七年即崇祯十五年（1642年）五月结束。明、清双方各投入十多万大军，共历时两年多。其全部过程，为三个阶段：围困锦州、松山决战和攻占四城。

（二）围困锦州

清派大军，围困锦州，分为四个时期：两翼驻军，严密监视；周防无隙，攻占外城；明军反扑，锦外激战；汉官献策，围锦打援。

清军围困锦州，自崇德五年即崇祯十三年（1640年）四月十一日，到崇德六年即崇祯十四年（1641年）八月十八日，其间一年零四个月。

两翼驻军，密切监视。锦州以其“城西有锦水，故名” ⁽¹⁹⁾ 。锦州“枕山而襟海，西则股肱长安，东则咽喉丰沛，内屏畿甸，外控要荒” ⁽²⁰⁾ ，是明朝关锦防线的重镇，也是明军辽西防线的首冲。它地处大、小凌河之间，其南三十里为松山，松山西南二十里为杏山，杏山南四十里为塔山，构成关锦防线宁远以北四城防御体系。锦州地处形胜，位居冲要，屏障宁远，守护山海，远卫京师。清军要沿辽西走廊前进，首要障碍，就是锦州。因此，关外之存亡，北京之安危，决于锦州城，系于祖大寿。攻守锦州，意义重大。皇太极战略重点转移的第一个争战目标就是围困锦州。

崇德五年即崇祯十三年（1640年）三月十八日，皇太极派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贝勒多铎率军前往义州驻扎屯种，拉开了松锦大战的序幕。四月十五日，皇太极得到济尔哈朗已经完成修城筑室的奏报后，二十九日，命“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贝勒多铎，率师围明宁、锦等处，兼屯田义州，修筑城垣” ⁽²¹⁾ 。这标志着松锦大战的开端。同日，皇太极命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肃亲王豪格等留守盛京。皇太极作出上述部署后，起行离沈，前往巡察。皇太极正在前往义州途中，济尔哈朗等派军夺取明军“锦北传烽紧地”蔡家楼，拔除其监视清军行动的一个哨站 ⁽²²⁾ 。五月十五日，皇太极到达并阅视新建义州城垣、房屋等。当天，皇太极起行，前往锦州方向巡视。十七日，皇太极遥阅锦州城时，得到济尔哈朗的捷报。先是，蒙古多罗特部民原投明朝，时住杏山西五里台，欲改投于清。济尔哈朗等带兵前去搬接，同锦州地区明军遭遇，击败明军，获马匹、甲胄、器械。皇太极很重视该地区蒙古部民叛明投清，特派人回盛京宣谕捷音。二十二日，皇太极自驻跸地叶家堡起行，在济尔哈朗等护卫下，向锦州进发。二十五日，皇太极等到达锦州城外。

皇太极巡视锦州城守与周围形胜，先后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命军兵分为左右两翼，围困锦州。二是命汉军携带红衣大炮，在锦州城东布列。三是命军士收割城外东、北、西三面的庄稼。四是命汉军举炮击毁锦州周围的明军台堡，使其成为孤城。五是派兵设伏于锦州城西南乌欣河口，待截城中出来的牲畜 ⁽²³⁾ 。六是截杀出城刈草敌兵，不给城中马草、柴薪。七是实行官兵轮流更戍，每期三个月 ⁽²⁴⁾ 。八是调朝鲜舟师一千五百名、精炮一千位备战用，自备粮资、马匹 ⁽²⁵⁾ 。先是，命朝鲜派“兵五千、船一百一十五艘，载为万包”，运至大凌河口三山岛备用。皇太极此行巡视，历时一个月，对于锦州城防，了解更多详情。皇太极向济尔哈朗、多铎等指授方略后，三十日起行，回銮沈阳。后派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肃亲王豪格等率其属下官兵之半，前往替换济尔哈朗、多铎等，继续在义州筑城屯田。七月初六日，多尔衮等奏报：清军分为左右两翼，围困锦州——“一则断绝敌人往来之路；一则投诚之人，可以乘便而来；一则禾稼成熟之时，我兵易于收获” ⁽²⁶⁾ 。皇太极赞成多尔衮等的奏报，并提出在锦州城西选择山城，储存收获的粮草。

在围困锦州的同时，皇太极向祖大寿之子祖泽远、又命祖泽洪向其弟泽远发出两封劝降书。其后书云：“我皇上亲统大军，见驻于彼，换班耕种，势在必得宁、锦。贤弟若能情词委婉劝父归顺，不但吾弟兄享无穷之富贵，凡我宗族皆被宠渥矣。若漫不为意，一旦大军入城，恐贤弟身名俱丧，而老母及全家眷属，亦难瓦全，悔将何及耶！” ⁽²⁷⁾ 这两封信对祖大寿的军心，起着缓慢瓦解的作用。

皇太极在义州驻屯，引起明廷密切关注。先是，同年三月，清军先遣驻屯军兵刚到义州，明总督洪承畴和代方一藻巡抚辽东的丘民仰，即命前锋总兵祖大寿、团练总兵吴三桂“先扼锦州、松山御之” ⁽²⁸⁾ 。不久，辽东总兵刘肇基奏称：“奴屯义州，几及一月，不进不退，不掠不攻。屡据回乡口称，节凭前锋哨报，谓奴盘旋义土，开垦种田，往来山中，采取木植，一图盖房，一图耕食，其为久踞之计无疑矣。且以哨马特扰松、锦，断我樵薪。又以游骑，尝突海隅，梗我粮道。其为困我之计，又无疑矣。奴一日不去，则辽一日受危。” ⁽²⁹⁾ 四月，明哨兵侦报清兵集结义州：“马步骑约数万，广（宁）、义（州）一带屯堡，贼骑云扰蜂屯，日驱穷夷难民，伐树禾，辟草莱。时以锐骑尝我、扰我，逼处卧榻之侧，肆其豕突狼奔之志。”崇祯帝下旨：“倍加侦备，勿得少有弛懈。” ⁽³⁰⁾ 五月，洪承畴出关督师，令锦州总兵祖大寿、团练总兵吴三桂、分练总兵刘肇基出杏山。辽东巡抚在奏疏中说：“今奴远屯义州，实出下策，千里馈粮，士无宿饱，其失一；志骄意满，力疲马乏，其失二；地届新垦，究同石田，其失三；旷日持久，瑕隙易生，其失四。我第站定脚跟，整兵严阵松（山）、锦（州）之间，合群策群力，始示弱以误之，终逼义以驱之，计未有不踉跄却顾者。批将欲驱狂奴，必须奇正互用。”此为对战局之错误分析，书生论断。最后，他上方略说：以吴三桂率所部疾趋松山，刘肇基率马步官兵疾趋杏山，他本人驰赴中左所，从中勉效决策。丘民仰坐守镇城宁远，用固根本。按兵部所议，前锋总兵祖大寿“相机挠之、惊之、剪之、骄之，逼之。乘其骄惰，三镇出不意，攻奴中坚，用彰声捣” ⁽³¹⁾ 。

同时，援锦明兵出关，向锦州、松山缓进。清兵欲将锦州围住，不能不攻击各路援兵，特别是锦州城外的军事据点也必须逐个扫除。在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饶余贝勒阿巴泰、安平贝勒杜度等替换济尔哈朗后，连续攻克锦州城西九个哨所、小凌河西岸两个哨所，共十一个哨所 ⁽³²⁾ ，使锦州城周围，尽为清兵所有。从六月到十二月末，在半年的时间内，双方争战不断。从《清太宗实录》与《崇祯实录》中，记载了对于锦州清军围困与明军反围困的激烈斗争：

五月初三日，据大胜等堡守堡官报：清兵及其家丁在义州城外“四面耕种”，“其精兵达贼，俱在城南下营” ⁽³³⁾ 。十八日，总兵吴三桂、刘肇基出杏山，前锋祖大寿以副总兵祖泽远遇清兵松、杏间。“三桂受围，肇基救出之” ⁽³⁴⁾ 。总兵吴三桂却奏报：“与贼血战，大获全胜。” ⁽³⁵⁾ 此战，副总兵程继儒临阵胆怯，被总督洪承畴斩之。六月十五日，明台丁王显明报称：义州房子已盖完，城已补完 ⁽³⁶⁾ 。七月初六日，多尔衮等奏报：清兵收割锦州城西庄稼时，明马步兵自城西北出动，枪炮并施；以护军出战，分作三队冲击，明兵败回城中。七月十四日，多尔衮等又报：八日深夜，明锦州马步兵五百偷袭清兵镶蓝旗营，为哨兵发现，清军杀出，明军溃败。三十日，多尔衮等再报：锦州明兵出动千人，多尔衮与豪格率军迎战，叶克舒坐骑中箭颠蹶而落马；图尔格力救，“身被重伤五处，轻伤十八处，马中伤十九处” ⁽³⁷⁾ ，由此可见战斗激烈。同日，杜度率一军伏于宁远路，遇明兵自关内运米千石往锦州，杀其押车部卒三百九十人，获驼、马、骡、牛、驴七百八十七头。明朝则报：“是月，总兵曹变蛟、左光先、吴三桂，合御清兵于黄土台，凡三战，松山、杏山皆捷。” ⁽³⁸⁾ 八月，明兵曾夜袭义州，伤满、汉军民八十九人。九月十三日，多尔衮再报：初九日，多尔衮与诸将率部往杏山出击，半路得报松山明骑兵出，即率军奔松山，击败明兵；清兵欲还，松山明兵又出动马步兵，复回师还击。十一月初八日，新换防围锦州的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奏：多铎率护军与骑兵一千五百人，乘夜前往锦州西桑噶尔寨堡设伏。次日，发现明骑兵四人，即令追赶。明伏兵齐出，多铎率军迎击，追至塔山，斩明兵八十六人。又有一次，清兵得知明兵乘夜在杏山与塔山间运粮，追斩明兵五十余人，俘虏五十人，获牛、驴百余头。

以上战斗，少者几百人，多者上千人，彼此攻杀，互有伤亡。但清军围困锦州，围而不死，未收实效。

周防无隙，攻占外城。清军两翼围监锦州八个月，成效不大，皇太极决策围锦州，采取“由远渐近，围逼锦州以困之” ⁽³⁹⁾ 的渐进策略，稳扎稳进，围紧围死。先是，崇德五年即崇祯十三年（1640年）十二月，张存仁陈奏围困锦州城不见效果。他奏道：“我兵始困义州，又困锦州，如猛虎之逼犬豕，莫之敢撄矣。至今犹奋螳臂以当车轮，乃思虑所不及也。虽然非彼之智勇，能抗我兵；必我兵围困不严，得偷运糗粮接济，故苟延旦夕耳。”他进而提出围锦的措施：“新春大兵之攻锦州，或挖壕，或炮击，不克不止。臣料城之必得也，必其内蒙古有变，中自溃乱。倘无此事，则城之得也，亦无定期。若欲久困，必绕城筑台，兵围数匝，始可得也。松山、杏山、塔山，乃锦州之羽翼，宁远之咽喉也，此三城不破，宁、锦之胆不丧。三城之中，惟塔山可取。其城在两山之下，若从山上以炮击之，其屋室自坏，不多费力，而城可得矣。城一得，锦州之羽翼折，而宁远之咽喉塞。羽折喉塞，宁、锦之胆自丧。兵法云：‘困坚城者，必留其隙。’今锦州虽不甚坚，正当留山海以为之隙。” ⁽⁴⁰⁾ 张存仁建议的要点：一是，严围锦州，掘壕筑台，数层围困，辅以炮击。二是，锦州城里，分化蒙古，促之内变，使其自乱。三是，攻取塔山，折其羽翼，使之丧胆，乘机进攻。四是，围困锦州，留其缺隙，逼之外逃，乘机截杀。

张存仁的奏言，尚未引起皇太极的重视。从这时的军事形势来看，明辽西前锋四城——锦州、松山、杏山、塔山，处势危迫，急需增援，储运粮食，尤为重要。明军担心锦州如被围死，必然缺粮，一旦缺粮，定会自溃。因此，抓住空隙，运输粮食，增加兵力，更为急需。时从天津发运的米豆，已运往宁远一带。宁远地区储米猛增至一万石，而前锋三城各仓只存二千石 ⁽⁴¹⁾ 。明决定“将宁西粮料，多运松、锦，以防不虞”。时逢崇德六年即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旦，明臣决计“以新年过节，出其不意”，将粮运至锦州。正月初二三两天，明将一万六千石粮食，装载上车，派兵防护，尽速赶运。此行果然躲过清兵监视，于初七日，进锦州城，车载粮食，全部入仓。次日，运粮空车，返回宁远。至初九日，清兵闻讯，出动骑兵共二万余，企图夺粮，至沙河堡，分为四股，进行追击。明兵发炮攻击，清兵一无所得，仍从原路，返回营地。明军数百辆大车，装载万余石粮食，安然进入锦州。这表明清军并没有将锦州城围住，也没有把宁、锦之间交通线切断，围困锦州，并不成功。

清兵围城不严，究其原因，在于松懈。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等统领的围城军队，比前述张存仁疏告的问题更为严重。主要是围城军队离城太远，且在远处牧放马匹，军兵多人轮休回家。多尔衮、豪格、阿巴泰、杜度、罗讬、硕讬、阿山、谭泰等，在执行围城任务时，擅自移军，退到国王碑以东，即在离锦州城三十里处驻营。他们还私自决定每牛录甲兵三人轮流回家一次，后又以每次甲兵五人、每旗章京一员轮流回家。围城士兵，换班之际，或各带很多子弟，或令家人代替，或推病不去，或驻久逃亡，从而导致严重后果：部伍减员，滥竽充数，军心涣散，无心围战。至于锦州城内，军兵百姓，随便出入，运粮车辆，不断进城。锦州城内明兵马匹，在城外草地牧养，出关援锦军队也退回休整、养马。多尔衮统帅的军队，“尔等在外，意图安寝，离城远驻，既求休息，疾速还家，且归安寝” ⁽⁴²⁾ 。明军抓住清军的弱点，将大量粮食运到锦州。皇太极得到上述奏报，勃然大怒。

《清太宗实录》记载：“原令由远渐近围逼锦州以困之。今离城远驻，敌必多运粮草入城，彼此相持，稽延月日，何时能得锦州耶？上怒甚，竟日未解。后值发兵更番之期，因命甲喇章京车尔布等，赍敕往谕多尔衮等曰：‘尔等围困锦州，果能使敌人内不得出，外不得入，周防无隙耶？我围城之兵，尚有余力，故于士卒中，择马匹之疲者遣还耶！若果周防无隙，何以使锦州汉人，出城田猎，车牛挽运军粮，任意往来。如此田猎、挽运非止一人，尔等觉察者安在？” ⁽⁴³⁾ 皇太极命郑亲王济尔哈朗更换多尔衮等，还至辽河，盛怒不息，令全军不许入城，要调查事情原委。多尔衮主动承担责任：“不逼围锦州，遣兵回家，轻违谕旨，致误锦州不得速破。我既总掌兵柄，将所属之兵，议遣还家之时，倡言由我，遣发由我。悖旨之罪甚重，应死。”最后旨定多尔衮降为郡王、罚银万两，豪格降为郡王、罚银八千两，其他贝勒杜度、阿巴泰、罗讬、硕讬等，固山额真阿山、谭泰、叶克书、何洛会、巴特玛、马喇希、准塔等各罚银有差 ⁽⁴⁴⁾ 。并令“各罚银完纳，始许入城”。于是，王、贝勒、固山额真等缴纳罚银完毕，才入城。此事过后半月，“诸王贝勒大臣，半皆获罪，不许入署”；因而，“各部事务及攻战器械俱误”。到四月初七日，才令其“入署办事，不可怠惰，不许入大清门”。至十七日，方获旨准，“遂进大清门，各入朝办事” ⁽⁴⁵⁾ 。崇德六年即崇祯十四年（1641年）三月初四日，郑亲王济尔哈朗及阿济格、多铎、阿达礼、罗洛宏率军前往锦州，代睿亲王多尔衮等，对锦州实行严密围困。他采取张存仁的建议，将八旗军将士，进到离城很近，却又为炮火不及之处扎营。“每面立八营，绕营浚深壕，沿壕筑垛口。两旗之间，复浚长壕。近城设罗卒哨探” ⁽⁴⁶⁾ 。在锦州城四面，每面立营八座，绕营挖掘深壕，沿壕筑砌垛口，在每两旗之间，挖一道长壕，于近城地带，设哨兵巡逻，严密监视锦州城内及宁远以北明兵动静。经过此次番部署，锦州城垣内外，已被八旗军队完全严密包围。据明兵部三月三十日奏报：围锦清兵，马步万余，在城四面，挖掘壕堑，安设大炮四十位。杏山以北，大小山头，清军哨兵，遍布联络。另据锦州前线报称：“奴众此番倾巢困锦，内打栅木，外挑壕堑，水泄不通，人影断绝。松城与锦相隔十八里，奴贼离锦五六里下营，即近在松城左右，今锦城壕栅已成，奴众精骑，尽绕松城，势虽困锦，实乃伺松。” ⁽⁴⁷⁾

济尔哈朗在对锦州城外掘壕围困的同时，实施瓦解锦州城内蒙古人的策略。时锦州城里的蒙古人，见清军严整，围城坚决，志在必得，惶恐动摇。锦州东关副总兵、蒙古诺木齐（那木气）塔布囊、吴巴什台吉、绰克讬台吉等十五人，密谋降清。其中一人欲往告祖大寿，被吴巴什发现并幽杀。他们派人从城上缒下，递送降书，约期内应。济尔哈朗会诸王贝勒、固山额真议商并奏报，皇太极览奏后大悦。三月二十四日夜，清军至锦州外城，城上蒙古兵缒绳城下，清军陆续攀绳而上，城上城下，两兵夹击，明兵败退。清军奏捷称：“三月二十四日暮时，闻锦州关内蒙古兵，与城内明兵接战，两白旗营，相去甚近，率兵先登，左右之兵，相继尽登，俱至外城。诺木齐塔布囊、绰克讬台吉、吴巴什台吉等，尽率其官属兵丁以降。” ⁽⁴⁸⁾ 此战，诺木齐等“降于清，东关陷” ⁽⁴⁹⁾ 。清军攻陷锦州外城，降副将、都司等官八十六员、男妇六千二百余名口。皇太极闻捷报后，盛京八门，击鼓宣捷。四月初五日，又命恭顺王孔有德、智顺王尚可喜等各率本部将士，前往锦州，协助围城。此前，朝鲜也派总兵柳琳等率军一千五百人、马一千一百五十匹，前来锦州援助清军 ⁽⁵⁰⁾ 。

明军反扑，锦外激战。明兵失去锦州外城，朝廷为之惊慌。先是，上年十一月，洪承畴驻宁远，调整兵力部署，筹办粮饷。本年正月，洪承畴至松山视察。他奏请增调宣大总兵王朴、宣府总兵杨国柱及蓟镇总兵唐通、山海总兵马科兵共七万赴援获准。至是，清军攻破锦州外城，明军形势更加不利，祖大寿派人向朝廷告急。崇祯帝急命驻守宁远的洪承畴率王朴、唐通、吴三桂等八总兵及副将以下二百多员、步骑十三万驰援锦州。正月间，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宁远总兵吴三桂、辽东总兵王廷臣、东协总兵曹变蛟、援剿总兵白广恩等到宁远驻兵。洪承畴亲自驰往松山巡视，发现兵力单薄不足防御，便奏请调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山海关总兵马科、密云总兵唐通各率所部来援，以备春季清兵可能发动的进攻。四月下旬，洪承畴挥军进至松山与杏山之间，再移军至松山城附近的石门，遂与围城的清兵遭遇。二十五日，双方展开激战。明兵推进到离松山只有数里的地方，自南向北，布列车、骑、步、火器诸营，以马兵张为两翼：在西石门，有吴三桂、王廷臣、杨国柱营兵；在东石门，有曹变蛟、白广恩、马科营兵；王朴的营兵，居东西石门之中，应援左右翼兵。清军郑亲王济尔哈朗也进行部署：“右真王闻援兵大至，以我国炮手四百人为先锋，坚守南山。分其军为二队：一以防塔山之归路，一以遮锦州之来路。作瓦家于阵中，以示久驻之计。” ⁽⁵¹⁾

五月，洪承畴督军进援。十七日 ⁽⁵²⁾ ，明军与清兵于杏山激战。先是，皇太极命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贝勒多铎、多罗郡王阿达礼、多罗贝勒罗洛宏、固山贝子博洛等，率精锐护军一千五百人，前往杏山接应归降的蒙古多罗特部民苏班代、阿巴尔代等三十家共六十人。济尔哈朗等于夜间偷过锦州，在返回时，被明兵侦知，于是，总兵吴三桂、刘肇基、祖大寿等皆出兵，计七千余人，全力堵截清军。清军济尔哈朗等骁勇能战，奋力冲击，将吴三桂围住，幸被刘肇基救出 ⁽⁵³⁾ 。明副总兵程德儒临阵胆怯，后洪承畴以尚方剑斩之。此役明军失亡千人，双方杀伤相当，清军稍得优势 ⁽⁵⁴⁾ 。清在乳峰山 ⁽⁵⁵⁾ 部署步兵，在东西石门屯聚精骑约二万，各埋伏于松山周围，列阵待战。明兵七镇劲旅在山下，分为东西，两路进兵。各挑选精锐步兵，携带弓箭、枪炮上山，攻击清步兵。清兵则从山上，居高下击。明兵冒矢石奋进，已抢至近台高处，向山上摇旗放炮。锦州城内听得炮声不断，知道援兵已至，便出南门，摆列营阵，与援兵遥相呼应，形成夹击清兵之势。明援军步兵登山，与清步兵搏斗，山顶为清两红旗和镶蓝等三旗营地，为明兵所夺，人马多死伤。此时，清骑兵自西石门冲出精锐七八千，明各镇将士鼓勇当先，直冲十余合，兵气强劲，清兵受挫。清军原欲以精锐骑兵，将明军阵冲垮。但明马步官兵拒战，清军没有得势。于是，清军推出红衣大炮三十余门，从东西两面，向明马步营，猛射连发炮弹，明兵遭到损失。明兵仍不退缩，坚持战斗，直到酉时，清兵退去。此次战斗，清兵失利。

洪承畴调动七镇进兵松山，总计兵力约六万。据明朝方面记载，清兵约有二万余人。但双方实际投入的战斗兵员并不多，故双方伤亡还不够严重。明前线塘报：斩杀清兵二十五人，其中有将官，还生擒一人。明伤亡颇重，据洪承畴呈报：阵亡七百三十八人，伤者七百九十三人，失毙马、骡六百六十二匹头 ⁽⁵⁶⁾ 。清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等遣官奏报：“明经略洪承畴，率总兵六员，兵六万人，来援锦州，屯于松山北冈。我军击败之，斩首二千级。” ⁽⁵⁷⁾ 清军报捷数字，显然有所夸张。战后洪承畴表示：“大敌在前，兵凶战危，解围救锦，时刻难缓，死者方埋，伤者未起，半月之内，即再督决战，用纾锦州之急。” ⁽⁵⁸⁾ 洪承畴决心解锦州之围。

从五月到八月，明援军屡进，清军亦奋力阻击，双方在松、杏之间，不断发生战斗。明援军锐气正盛，小有胜利。辽抚奏疏称：“乃锦围三月未解，盖以二十年来，未能与逆奴扑砍一阵，所以数月间，多方鼓舞，先作其气，先壮其胆。今有此几番战胜，军声已振，解围有望，目下惟候机缘一凑耳。” ⁽⁵⁹⁾ 一份佚名的残本奏疏：“前次擒斩奴虏一千五百余级，皆出万死一生，心力颇为竭尽。” ⁽⁶⁰⁾ 时朝鲜领兵将柳琳率军同明军交战，或放炮不中，或去丸虚放：“星州军金得平放炮不中，李士龙去丸虚放。监胡知之，甚怒，斩士龙，杖得平。” ⁽⁶¹⁾ 朝鲜文献也记载：“清人围锦州，数与汉兵交战，而汉兵尚强。九王请济师于汗，汗使八王率骑赴之。”据其得到的情报，“时清人与汉兵相持，自春徂夏，清国大将三人降，二人战死。汗闻之，忧愤呕血” ⁽⁶²⁾ 。

汉官献策，围锦打援。七月二十三日，汉军固山额真石廷柱上取锦州、破援兵之策：“锦州系辽左首镇也，蜂屯蚁聚，与我国相持。皇上发兵围困，凿重壕，筑高垒，轮流更换，防御严密。誓必灭此叛贼，乃可席卷中原，诚皇上之神机妙算也。第明国京都，倚祖大寿为保障，遭此围困之急，日夜发兵救援。近值八九月间，天气爽凉，度彼必与我国并力一战。乘此时现在围城者，不必更换掣回。仍将应换之兵，挑选精壮，分置各旗屯田之处，秣马驻防，一旦有警，乘夜潜进。各营侦探虚实，如敌人驻定营寨，我兵四面环列，用红衣炮攻击，彼纵有百万之众，安能当我四十炮位之威也。敌营稍动，我军奋力突入。绕过锦州城，直抵松山、杏山等处，敌兵谅不能当。况松、杏环城有壕，彼兵一败，岂能遽入其城？即城上安设火器，彼此混杂，恐其误中己兵，必不敢施放。我军纵横驰击，彼必零落逃窜。如此大创一番，敌兵寒心丧胆，锦州从此失恃，不能固守矣。倘蒙上天垂念，锦城一破，则关外八城，闻风震动。安知当年沈阳得而辽阳随破，沙岭捷而广宁随顺之一大机会也哉！”其条奏，略如下：

一、我国兵马得大败锦州援兵一阵，则各处援辽之局破矣。局一破，一二年难以再举，我皇上无西顾之忧矣。

二、援兵从宁远至松山，带来行粮，不过六七日，若少挫其锋，势必速退，或犹豫数日，亦必托言取讨行粮而去。我军伺其回时，暗伏高桥，择狭隘之处，凿壕截击，仍拨锦州劲兵尾其后，如此前后夹攻，糗粮不给，进退无路，安知彼之援兵，不为我之降众也。

三、我以兵马四面远围，夜则凿壕困守，昼则火炮攻击。彼欲战无路，欲退无门，不一二日间，自生变乱，我可坐待敌人之毙，何必轻生死、亲冒矢石，而甘蹈白刃之危也！

四、洪承畴，书生辈耳！受朝廷重任，总督天下兵马，不能辞避，各处援辽总镇官兵，亦不过旧日亡命之徒，谁不知我国王、贝勒破山东、擒德王、克昌平、斩诸将，战无不胜，攻无不取。今伊被命援锦州，出于万不得已，虽在松山妄张声势，实明国法度逼迫，并非才能出众、踊跃赴义之人也。如祖总兵一失，洪承畴各总兵，俱无所倚恃，纵得逃还，不过东市就诛而已。

最后，石廷柱说：“况明国气运渐衰，旱潦虫灾，种种迭见，流贼叛民，处处啸聚。我皇上乘运奋兴，王、贝勒同心协助，定鼎之谟，在此一举，时不容缓，机不可失！” ⁽⁶³⁾

石廷柱上述条奏，预见到八九月间，将在松山附近进行一场激战。他明确提出清军围锦打援的兵略，设伏高桥，赢得胜利。皇太极采纳了石廷柱的建议，其作战部署，其具体战术，都在松锦大战中得到印证。

因此，松山大战，即将展开。

（三）松山激战

先是，崇德五年即崇祯十三年（1640年）五月，锦州被围，羽书告急。同月，明蓟辽总督洪承畴出关，驻宁远。十二月，明征调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蓟镇总兵白广恩、东协总兵曹变蛟、山海关总兵马科、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宁远总兵吴三桂，共八镇官兵十万，马四万、骡一万，克期出关 ⁽⁶⁴⁾ 。崇德六年即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锦州被围，填壕毁堑，声援断绝” ⁽⁶⁵⁾ 。祖大寿派人突围出城，向明廷求援。三月，增调大同王朴、宣府杨国柱、蓟镇唐通、榆林马科等率兵共七万往关外。后崇祯帝得报，命蓟辽总督洪承畴率领王朴、杨国柱、唐通、白广恩、曹变蚊、马科、王廷臣、吴三桂八总兵及副将以下官员二百余名，步骑十三万，火速驰援，解围锦州。七月二十八日，明军到达松山。明朝以倾国精锐，汇聚于辽西一隅，解锦州之围，保关锦防线，护山海关，卫北京城。

蓟辽总督洪承畴密陈作战方略。他认为，“奴屯锦、义之间，将为持久之计”。故“今日筹辽非徒言守，必守而兼战，然后可以成其守；而战又非浪战，必正而出之以奇，然后可以守其战”。兵部肯定洪承畴的方略：“战守双筹，内外兼顾，切中机宜。”请求崇祯帝予以旨准实行。同时，兵部要洪承畴将方略作以调整。第一，抚臣仍居宁远，不宜移驻塔山。此城势低，四面皆高，为受敌之所，如清兵一部出高桥，会切断塔山与松、锦的联系；如出连山，则切断宁远与塔山的联系。第二，督臣不宜驻中后，应暂驻前屯。兵部强调，洪承畴最担心锦州运道中梗，樵采不通；出关兵数量多，关外粮草一时难以供应。崇祯帝旨准洪承畴的方略和兵部的呈奏，命户部速发米豆，运到前线，宁远饷司，不得疏虞 ⁽⁶⁶⁾ 。

但是，总督洪承畴，驻军宁远，探窥局势，不敢轻进。五月，洪承畴命总兵杨国柱率领一支精兵，屯松山北冈，被清军发现。济尔哈朗“令右翼兵击之，失利，山顶立寨，两红旗、镶蓝旗三旗驻营之地，为敌所夺”；另外四旗护军等与明军交战，“人马被伤者甚众”。皇大极认为“右翼山营被夺，损伤士卒，皆郑亲王指挥失律之故”。因其“偶误耳，着免议” ⁽⁶⁷⁾ 。洪承畴选择松山为兵马集结地，进军救援锦州。

洪承畴于崇德六年即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二十六日，在宁远誓师，援锦州，自率六万兵马先行，余军后继，往松山城集结。二十八日，抵松山，夜见清兵屯乳峰山东。承畴兵登乳峰山西。乳峰与锦州，相距很近，炮石相应。又东西石门并进兵，以分其势。遂立车营，环以木城，部署略定 ⁽⁶⁸⁾ 。时多尔衮率右翼军驻守乳蜂山东的东石门，豪格率左翼军驻守乳峰山西的西石门，阻止明兵进入锦州。洪承畴决定：“东西二门并进兵，以分其势，遂立车营，环以木城，部署略定，建州兵大骇。” ⁽⁶⁹⁾ 清军多尔衮见此，“颇劳心焦思，亲自披坚执锐” ⁽⁷⁰⁾ ，欲与明军大战。

八月初二日，明军出战。祖大寿督兵，从城内杀出，冲闯清兵之围。清兵围匝三重，闯过二重围，被清兵逐回。明援军合力作战，清兵拼死抵御。明朝战报载：此役斩清兵百三十级，杀固山、牛录等官二十余人。明军损失相当，但总兵杨国柱先出陷伏，“突围中矢，坠马卒” ⁽⁷¹⁾ ，即以山西总兵李辅明代之。此战，《崇祯实录》记载：“乙巳，合战，战甚力，斩百三十级，获王子及孤山、牛鹿，杀二十余人，阳和总兵官杨国柱阵殁，李辅明代统其兵。祖大寿分步卒三道，欲突围出。兵围三匝，克其二，望外援，犹隔不得达。” ⁽⁷²⁾ 初六日，睿郡王多尔衮、肃郡王豪格已派人向皇太极驰报：“明国会集各省兵，来拒我师。我兵击败其三营，获马五十匹，敌兵来者甚众。” ⁽⁷³⁾ 皇太极命满洲学士额色黑往谕多尔衮：“敌人若来侵犯，王等可相机击之，不来切勿轻动，各当固守汛地。” ⁽⁷⁴⁾ 初八日，皇太极命固山额真英俄尔岱等率军增援。同日，清军攻击乳峰山西侧明兵营，被击退；再攻击，又被击退。初九日，明兵攻西石门，王朴所部战败，“各将俱沮”。初十日，明兵再战，清兵受挫。时清军主帅多尔衮已深感到明军的顽强，不再出战。明军“数战围不解”，清军亦失利，陷于腹背受敌局面。多尔衮说：“洪军门于南山向北放炮，祖大寿从城头向南放炮，我兵存身无地，神器实为凶险。” ⁽⁷⁵⁾ 于是清军师退六十里，“分守各隘，上疏请兵” ⁽⁷⁶⁾ 。同日，洪承畴没有采纳马绍愉、张斗的用兵建议：“马绍愉请洪承畴乘锐出奇击之，可解锦州围，承畴不纳。而长岭山，自塔山迤逦至锦州，地可旁抄。大同监军张斗言，宜驻一军长岭山，防其抄袭我后。承畴亦不纳，且曰：‘我十二年老督师，若书生，何知耶！’” ⁽⁷⁷⁾ 十一日，多尔衮遣使告急：“敌兵实众”，无法抵敌，请求派郑亲王率兵前来助战。前线求援急报，不断送到沈阳，皇太极急得“忧愤呕血” ⁽⁷⁸⁾ ，患鼻衄，出血不止，他不顾有病，决定亲征。皇太极“传檄各部军马，星集京师” ⁽⁷⁹⁾ 。朝鲜文献记载：“锦州卫南朝援兵极盛，故悉发国中兵继援。” ⁽⁸⁰⁾

十五日，皇太极亲率大军，自沈阳起行。时皇太极患鼻衄出血不止，以椀盛血，骑马三日，急驰行进。其弟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劝他缓行，皇太极说：“行军制胜，利在神速。朕如有翼可飞，当即飞去，何以徐行也！” ⁽⁸¹⁾

十九日，皇太极率领援军，到达锦州城北五十里的戚家堡（今辽宁省锦县齐家堡）。此时他已有一个作战方案，便派遣大学士刚林往谕多尔衮、豪格等人曰：“朕当即至矣，可令前遣之固山额真宗室拜尹图、多罗额驸英俄尔岱兵，及科尔沁土谢图亲王兵、察哈尔琐诺木卫寨桑等兵，先在高桥驻营，俟朕至时，合围松山、杏山。” ⁽⁸²⁾

是日，皇太极到达松山后，立即召开作战会议。他“亲率数骑，相视情形，往来指挥，立马黄盖下” ⁽⁸³⁾ 。皇太极登上松山城南山阜，察看明军营垒，见明军以步兵在松山城北和乳峰山之间立七营，以骑兵驻松山东、西、北三面，合步、骑兵，号十三万，部署严整。时皇太极“登其岭，横窥洪阵久之。见大众集前，后队颇弱。猛省曰：‘此阵有前权，而无后守，可破也！’” ⁽⁸⁴⁾ 于是，将主力部队部署在松山与杏山间，乌欣河南山至海边，“横截大路，绵亘驻营” ⁽⁸⁵⁾ 。并于锦州至南海角之间，掘三道大壕，各深八尺、宽丈余，包围松山明军，并切断其松山、杏山之间的联系。清军从王宝山、壮镇台、寨儿山、长岭山、刘喜屯、向阴屯、灰窑山至南海口等处下营，各处挖壕，断绝松山要路。又“遣诸贝勒大臣，各以精兵伏于杏山、连山、塔山及沿海诸要路” ⁽⁸⁶⁾ 。皇太极之作战部署是：围锦打援——将原重点围困锦州的兵力，转移到重点打击援锦明军。这就由松山、锦州明军对清军的包围，转变为清军对明军的反包围，即将洪承畴率领的十三万大军，包围在松山一带，使锦州、松山、宁远，彼此孤立，无法互援。清军由被动转向主动。

明总督洪承畴陷于被动局面，他见清军“环松山而营，大惧。欲战，则力不支；欲守，则粮已竭，遂合谋退遁” ⁽⁸⁷⁾ 。是夜，洪承畴等欲收缩兵力，“撤其七营步兵，迎松山城而营” ⁽⁸⁸⁾ ，企图聚兵，突破重围。

二十日，明、清两军，列阵大战。接战良久，矢飞炮鸣，杀伤相当，未分胜负。皇太极先派阿济格率军进攻塔山，夺取了明军在笔架山的十二堆储粮。其时，明军粮食被抢夺，退路被截断，因为无粮秣，而气挫势穷。洪承畴担心明军步、骑兵被分割，将步骑数万之众，收缩在松山城内。

皇太极亲自上阵，张黄盖，率护军，往来布阵，立马指挥。他对明军可能突围西逃，已早有所料，并预作部署。他命两翼八旗护军及骑兵、蒙古兵、前锋兵：“俱比翼排列，直抵海边，各固守汛地。敌兵之遁者，有百人，则以百人追之；千人，则以千人追之；如敌兵众多，则蹑后追击，直抵塔山。” ⁽⁸⁹⁾ 时明军南逃的海陆两路，皆为清军封堵。在杏山附近，蒙古固山额真库鲁克达尔汉阿赖、察哈尔毛海各率所部蒙古兵伏于此，专候明溃兵。在锦州至塔山大路，有多罗睿郡王多尔衮、贝子罗讬、公屯齐等率四旗护军和科尔沁土谢图亲王兵横截明兵归路。在塔山附近，有正黄旗骑兵镇国将军宗室巴布海、护军统领图赖，各以本部堵击逃入塔山城的明兵。如明兵越塔山南去，可追击至连山。在桑噶尔塞堡，布置博洛一军截击。在小凌河口至海滨，以正黄旗固山额真谭泰率四百骑兵巡守，绝明兵归路。

二十一日，洪承畴见形势严峻，召开会议，共谋对策。他对总兵王朴、李辅明、唐通、白广恩、曹变蛟、马科、王廷臣、吴三桂诸将说：“彼兵新旧叠为攻守，我兵既出，亦利速战。当各敕厉本部，与之力斗。余身执桴鼓以从事，解围制胜，在此一举矣！” ⁽⁹⁰⁾ 洪承畴拟于次日，与清军死战。但是，诸将意见不一。洪承畴又对诸将说：“往时诸君俱矢报效，今正其会。虽粮尽被围，宜明告吏卒：战亦死，不战亦死，若战或可幸万一，不肖决意孤注，明天望诸君悉力。” ⁽⁹¹⁾ 明军面临强敌，又缺乏粮食，多主张“回宁远就食”。洪承畴夸大明军面临“兵”与“粮”两个困难——其一是兵：“奴势重大，终不能闯壕，恐日久根固，此贼尤难剿杀。”其二是粮：“海仓之粮，未及运入，为清所夺。松山中守兵，自有一年之粮，城外列屯，十万援兵，粮道既绝，城中之粮，欲分不足。”监军张若麒赞成回宁远曰：“松山之粮，仅给三日。且今不但锦州困，松山又困，各帅既欲暂回宁远，以图再战，似可允也。” ⁽⁹²⁾ 于是，洪承畴放弃解锦州之围的计划，决定分兵两路突围。他传令大同总兵王朴、蓟州总兵白广恩、密云总兵唐通等三镇马步兵为左路，宁远总兵吴三桂、山海关总兵马科、原任总兵李辅明等三镇马步兵为右路，合二路兵马，于初更时，突围南逃。

当夜，明总兵王朴“怯甚”，尚未到约定突围时间，率领部众，已先逃遁。由此致使明军大乱，唐通、马科、吴三桂、白广恩、李辅明等，马步争驰，自相践踏，弓甲遍野，尸横满地，忽进，忽退，遇伏，大溃。洪承畴等人突围未成，退守松山城。冲杀而出去的明军，在尖山、石灰窑山 ⁽⁹³⁾ 一带，遭到截击，伤亡惨重。总兵吴三桂、王朴等逃入杏山；总兵马科、李辅明等奔入塔山；监军张若麒、马绍愉等由海上乘渔舟逃回宁远；其余残兵败将，奔向海边。当吴三桂、王朴等沿海边逃跑时，清军迎头截击。其他明军，也遭截堵。数万明军，前有大海，后有追兵，盔甲遍野，溃不成军。“明兵窜走，弥山遍野，自杏山迤南沿海至塔山一路，赴海死者，不可胜计” ⁽⁹⁴⁾ 。仅曹变蛟、王廷臣败入松山，与洪承畴共守松山城。《清太宗实录》记载，明兵得脱者仅二百余人，显系夸大战果。其余明军，逃出重围，奔往杏山、塔山。

二十二日，皇太极扎大营于松山城外，“欲四面浚壕困之”。是夜，洪承畴组织明军分道突围，皆未成功。但驻守乳峰山的总兵曹变蛟，屡战辄胜，“勇冠诸军” ⁽⁹⁵⁾ ，率马步兵，冲出重围。曹变蛟军先冲击镶黄旗护军鳌拜巴图鲁汛地，又冲击正黄旗宗室巴布海汛地，再突入皇太极御营。朝鲜文献也记载明军“潜入汗阵”。明军突入御营，清“军中大惊” ⁽⁹⁶⁾ ，双方展开激烈拼杀，结果曹变蛟中创，退入松山。皇太极为此大怒，命将守卫大营“门将，以不捍汉兵，斩杀”，并惩处数百名有关官兵。明兵奔窜一夜，精疲力竭，盔甲、弓箭也多走失。清兵掩击穷追，吴三桂、王朴和六镇残兵拼死闯过清兵堵截，陆续溃入杏山城。侥幸生还的李辅明，奏报其突围的险恶经历说：“本职二十二日早，欲入杏城收兵，岂料贼奴，遍置铁桶，势难入杏，复行中左所，岂贼南北皆营，中路断绝，不能入城，及察各镇将，不识居址何地。本职于二十三日卯时入宁城。”李辅明的奏报，反映了当日明军溃败的惨状。曹变蛟、王廷臣两总兵和辽东巡抚丘民仰撤退到松山，同洪承畴及其万余残卒守城。

此战，《崇祯实录》记载：“辛酉（十八日），清兵以三千骑来援。午刻，据长岭山。声言：‘欲困松山城。’洪承畴不为动。甲子（二十一日），合战。边兵敢战，深入搴其大旗，进斩九级。清兵议旋师，故将孔有德控马止之。遂复进攻松山，掘壕揲土，壕深浚及八尺，绝边人饷道。乳峰故在锦州城外，松山又乳峰外。边军进屯松山，为锦州声援。至是，环壕绝堑，松山亦困。承畴谓其下曰：‘新旧叠为攻守，我兵既出，利在速战，当各敕厉本部，与之力斗。吾身执桴鼓，与诸公从事，解围制胜，在此举矣！’诸将议饷乏，请为宁远就饷。薄暮，张若麒抵承畴书，亦言：‘松山之粮，仅给三日，若复进师，不但困锦，又复困松山。’于是，诸将议论蜂起，各怀去志。承畴怒曰：‘往时诸君，俱矢报效，今正当其会。虽粮尽被围，宜明告吏卒：战亦死，不战亦死，况战或可冀幸万一！麾军一退，不可复止。吾决意孤注，明日望诸（君）悉力。’方起送诸将出，总兵王朴怯甚，先遁。于是各帅争驰，马步自相蹂践，弓甲遍野，遥望火光，谓在不敢前走，还为伏兵所截，大溃。曹变蛟、王廷臣突入松山，巡抚辽东丘明（民）仰，誓与承畴同守。承畴夜留兵三之一婴城，率其复决围冲阵而前，清兵邀之尖山石灰窑，皆力战，清兵暂却，俄而云合，不得入城，移屯海岸。海潮大上，一军尽没。得脱者，仅二百余人。独白广恩还松山，若麒、绍愉得附渔舟，偕诸监军，逃至宁远。” ⁽⁹⁷⁾

二十四日，皇太极命内大臣、宗室锡翰等，率领精兵与蒙古兵“一伏于高桥大路，一伏于桑噶尔寨堡（即大兴堡），以杏山逃兵，必由此路出也” ⁽⁹⁸⁾ 。又命隋荪等率兵从旁助应。清军设伏后，不久有明军约一千人，由杏山遁出南逃，遇伏败走，追至塔山，斩获甚多。

二十六日，先是皇太极判断，逃入杏山的明军，必定再奔宁远。于是又遣军至杏山、宁远之间扼险设伏。至是，逃入杏山城的吴三桂、王朴等，率残部逃出，向宁远奔遁，遭到清军追击，败奔至高桥。清军多铎等“伏兵四起，阻截前路，追兵蹑后。三桂、王朴并士卒，手足无措。欲遁走，伏兵合力进击，敌各路溃窜。我军追击至暮，自海至桑噶尔寨堡，列兵固守，敌兵乘夜遁走者，俱斩之，三桂、王朴，仅以身免” ⁽⁹⁹⁾ 。清军一举将其歼灭，吴、王二人，仅以身免，逃回宁远。后王朴以“首逃下诏狱，十五年五月伏诛” ⁽¹⁰⁰⁾ 。

二十七日，皇太极命清军“行猎山野，并搜剿逋敌” ⁽¹⁰¹⁾ ，将逃亡和藏匿山野的明军，像行猎一样，全部收降。

二十八日，清军塔瞻等率兵，往高桥设伏，歼灭明两股溃军，共骑步兵一千六百余人。

松山激战，历时十天，明军大败，清军获胜，斩杀明军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人，获马七千四百四十四匹、驼六十六峰、甲胄九千三百四十六副。另外“赴海死者，以数万计，浮尸水面，如乘潮雁鹜，与波上下” ⁽¹⁰²⁾ 。明军投海死者及丢弃马匹、甲胄数以万计 ⁽¹⁰³⁾ 。

此时，锦州、松山皆为清军围困，唯有杏山、塔山，未被清军控制，且收容大批败退明兵。清军在获得松山大捷后，同明军展开攻守松山、锦州、塔山、杏山四城的激战。

（四）攻陷四城

清军取得松山大捷之后，乘势对关锦防线北四城即宁远以北四城——松山、锦州、塔山和杏山，分别围困，逐个攻打。是年冬季，“辽东大雪，丈余” ⁽¹⁰⁴⁾ ，清军冒着风雪严寒，继续围困，进攻四城。从崇德六年即崇祯十四年（1641年）九月至次年四月，皇太极对松山、锦州、塔山、杏山四城，调派大军，集中兵力，分别包围，逐城攻破。

攻陷松山　松山城（今辽宁省凌海市松山乡）位于锦州东南约三十里地方，“以地有松山而名” ⁽¹⁰⁵⁾ 。且相传城北山上以多松树而名山。松山城地势，四周为高缘，中间偏低，状如大锅，城建在锅底部台地之上。今存该城遗址，为一座方城，长、宽各约三百余米。时在关外八城中，“松山系旧城，不甚高厚” ⁽¹⁰⁶⁾ 。松山城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位于锦州城与杏山堡之间，为宁远与锦州的咽喉之地。时人具揭首辅周延儒曰：“相公入朝，愿首以松山为急，国家安危系焉，舍此无可措手矣。” ⁽¹⁰⁷⁾ 所以，清军攻破松山，不独使锦州失去犄角、宁远动摇，而且使山海危急、京师震惊。

皇太极早已看到松山城的重要性。他在崇德四年即崇祯十二年（1639年）二月十四日，曾派八旗军，携带红衣大炮，攻松山城。皇太极“倾众犯辽，多载炮火，大攻松山，将欲尽力一举，妄图破克，以摇撼八城” ⁽¹⁰⁸⁾ 。清军环城发炮，台堞俱摧，屡登屡却，伤亡惨重。登城失败，分道挖城，清军在松山城南，分道穴城，并且宣布：“此松山城，有能穴地以炮药崩溃之者，城破时，为首效力及运送火药之人，无主者赏而授之以官，奴仆则赏以人、牛，准离其主；其指示督率官员，照先登大城例升赏。协同穴城兵丁，视其出力多少，以次赏赉。” ⁽¹⁰⁹⁾ 攻城不下，复加招降，派遣使臣招抚，宣称：“若能察天意，顺时势，速来归命，则不特军民免于死亡，尔等之丰功伟绩，何可限量乎！” ⁽¹¹⁰⁾ 遭到明松山副将金国凤等人的拒绝。金国凤率兵三千，戮力死守，激战四十日，清兵解围而去 ⁽¹¹¹⁾ 。后皇太极几次冀图攻破松山，都没有成功。此次，皇太极大规模进兵松山，必欲破城，擒洪总督。

松山被围，报传京师，崇祯震动，朝野惊慌。明朝辽军，经此一围，军心已散，无力再战。崇祯帝谕旨，命洪承畴以守为战，以战为守，要竭尽全力，守住松山城。崇祯帝对援救松山不力，严旨责问：“围城望救甚切，已有屡旨剿援，乃至今未发一兵，未通一信，抚镇道将，料理何事？” ⁽¹¹²⁾ 明吏科给事中迅速奏称：各衙门及其所属，都“不以力行为尽职，而以题复为尽职，不论是何条奏，但一题复，即为了事，当日具文，而当日已忘之矣。”崇祯朝上下，以谕旨传达谕旨，以题复落实题复，既不想做实事，也不肯做实事。松山城内，两万官兵，“每丁五日，放米二碗”。松山危情，内缺粮薪，外无援助，更加危重。九月初二日，宁前道石凤台奏道：“锦、松、杏孽奴，重重围困，亟不能解，钱粮匮诎，智勇难施，督抚在围，必不能出，必不肯出。” ⁽¹¹³⁾ 所以，清军包围，已经一月，援救松山，一筹莫展。

皇太极命加强对松山城攻击，向前移营，缩紧包围，绕城掘壕，四面列炮，断其出入，以困毙之。传谕曰：“所掘壕堑，可周围巡视。其城外薪草，即令我兵割取。” ⁽¹¹⁴⁾ 据从松山城逃出的明参谋官汪镇东目睹：“奴挖地为壕，壕上有桩，桩上有绳，绳上有铃，铃边有犬，其狡已极。”松山城内，虽有“战车二千辆，大炮二千门”；却“言战不能，望援不至” ⁽¹¹⁵⁾ 。明宁前道石凤台塘报：“松山自八月二十一日闯围之后，奴营遍布，水泄不通，督、抚在松许久，音耗寂然，本道屡差探听，无路可入。” ⁽¹¹⁶⁾ 松山城内，缺粮短薪：“米粮有限，主客聚食，三月之后，恐不可支。”明朝兵部认为：松山城内，二万士卒，坚守时间，不能久待——“非饿死，则杀死”。

松山被围，断绝外援，情状危机，明方奏报：“督抚司道，复坐困松山，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封疆诚岌岌危矣！” ⁽¹¹⁷⁾ 但是，总兵曹变蛟，为明骁将，尝转战千里，身不解甲者，二十七昼夜。九月，洪承畴、曹变蛟等尽率城中马步兵，突围失败 ⁽¹¹⁸⁾ 。皇太极粉碎明军突围的计划后，更加紧对松、锦的围困。首先，严密包围。命郡王阿达礼、贝勒多铎等围松山，于城外筑城、掘壕。其次，增强军队。命郑亲王济尔哈朗、贝勒杜度等人，集中兵力，加以围困。再次，防止突围。为阻止松山、锦州明军突围西逃，并防止宁远明军前来增援，命蒙古科尔沁亲王武克善、郡王满珠习礼等人围杏山、高桥。诸种措施，将明军队，加以困死，坐以待毙。十二月，洪承畴以兵六千人，夜冲清军大营，清军还击，斩四百余人，明军退入城内，紧闭城门。关内援兵，竟驻宁远，卷缩城内，不敢前进。洪承畴“欲战则力不支，欲守则粮已竭，欲遁又未敢成队而出” ⁽¹¹⁹⁾ 。松山明军，坐困城中。

崇德七年即崇祯十五年（1642年）初，松山城内，两万士卒，人多粮少，军民饥困，“转调路俱绝，阖城食尽” ⁽¹²⁰⁾ 。洪承畴派人执密札求援，结果未得粒米寸薪。城中严重缺粮，起初人日发米二碗，不久减至一碗，寻杀马充饥，后至人相食。朝廷先派顺天巡抚杨绳武督师救承畴，但兵不敢出战；又派副将焦埏赴援，出山海关败没。副将杨振请行，至吕洪山遇伏，军没被俘。清军令杨振往松山说降，近城时，杨振就地向南坐，语从官李禄道：“为我告城中人坚守，援军即日至矣！” ⁽¹²¹⁾ 杨振、李禄，皆被杀害。时“松山城内，糗粮罄绝，人皆相食” ⁽¹²²⁾ 。松山副将夏成德，遣人密约降清，许为内应，并以其子夏舒为质。二月十八日夜 ⁽¹²³⁾ ，清军应约攻城，由南城墙，登梯而入，“众俱继之，敌兵方觉” ⁽¹²⁴⁾ ，遂克松山城。

次日晨，夏承德率部生擒洪承畴及巡抚丘民仰，总兵王廷相、曹变蛟、祖大乐，游击祖大名、祖大成，总兵白广恩之子白良弼等。然后进行全城大搜杀，诛斩明巡抚丘民仰及总兵曹变蛟、王廷臣，兵道张斗、姚恭、王之祯，副将江翥、饶勋、朱文德，游击以下官员百余人，兵丁三千零六十三人等。监军、郎中张若麒逃，从海上荡渔舟还。夏承德部因开门投降，其下男妇幼稚三千一百一十三人，获免死。清军获得妇女孩幼一千二百四十九口，甲胄军械一万五千二百六十七件，各种火器三千二百七十三位，金银珠宝一万五千有奇，绸缎衣服等一万五千九百余。皇太极下令把洪承畴及祖大乐等送往沈阳，将松山城“毁如平地”。

洪承畴城破被擒后，被送到沈阳 ⁽¹²⁵⁾ 。五月初五日，明总督洪承畴等跪大清门外，剃发称臣。但明松山城陷，报总督洪承畴死。其《家主尽节松山奏本》称：“八月，因轻战挠溃，（安）臣家主坐困松城，内乏粮糗，外杳救援，杀战马以饲军，马尽而军多饿毙，军士皆感平日恩信联结，忍饥苦守，以死为期，毫无叛志。乃逆将夏成德，见粮断援绝，开门献城。（安）臣家主被执，义不受辱，骂贼不屈，惟西向庭阙叩头，口称‘天王圣明，臣力已竭，愿为厉鬼杀贼’等语。奴恨数年战守，经碎体而亡。从来死节之惨，就义之正，未有如（安）臣家主者也。” ⁽¹²⁶⁾ 事闻，崇祯帝甚为惊悼，特降洪承畴“义殉可悯”、“节烈弥笃”之旨，又亲临致祭，以旌忠烈。命在北京为总督洪承畴设坛十六，赐祭哀甚，又命在北京城外，为洪承畴建祠 ⁽¹²⁷⁾ 。时洪承畴是否“殉节”，辽东“塘报”互异。《明清史料》中的《兵部行〈确察洪承畴等殉节塘报互异〉稿》，可为其时互异“塘报”的史证 ⁽¹²⁸⁾ 。但是，巡抚丘民仰，城陷死难，“塘报”确实。崇祯帝命为丘民仰设坛、建祠，崇祯帝将亲祭时，“闻承畴降，乃止” ⁽¹²⁹⁾ 。

降服锦州　先是，锦州守将祖大寿向明廷报称：“锦城米仅供月余，而豆则末及一月。倘狡虏声警再殷，宁锦气脉中断，则松、杏、锦三城势已危，朝不逾夕矣。” ⁽¹³⁰⁾ 至是，洪承畴松山战败后，锦州形势，危若悬卵。九月二十二日，皇太极命济尔哈朗等对锦州“所掘壕堑，可周围巡视。其城外薪草，即令我军割取。”清军对锦州不仅断绝其粮食，而且断绝其薪草。十月，皇太极派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率领属下官兵驻防锦州城外。随之张存仁奏言：“锦州一破，则三边悉动摇矣！”建议皇太极加紧对锦州的围攻。十一月，命多尔衮等驻防锦州城外。十二月，命祖大寿之子泽洪，到锦州领取妻子，并说服其父投降。泽洪等至锦州，竟未能同其父交谈而回。

崇德七年即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清军外攻内应，占领松山城。其时的形势，“松山已破，杏山、锦州，指日沦没” ⁽¹³¹⁾ ，皇太极仍尽力劝祖大寿投降。他命将祖大名、祖大成二人，纵还锦州。三月初十日，清军围困锦州，掘壕防守，轮番更戍，已历一年。其时锦州城内，“援兵尽绝，城内粮尽，饥民相食”，祖大寿战守计穷，率众出城，到清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睿郡王多尔衮等军前“叩首乞降”。济尔哈朗等派员到盛京具奏。其间，祖泽远遣人欲邀祖泽洪到锦州面谈，回答祖泽洪已回沈阳，祖大寿又要见祖大乐，然后“我即归顺。我若归顺，宁远已可得也”。经诸王大臣商议，令祖大寿来使同祖大乐相见。降而后叛的祖大寿又提出：“王可许与盟誓及有用文移否？如有之，即归顺矣！”经过来回反复，次早“祖大寿率众官诣军前，叩首降” ⁽¹³²⁾ 。清军入城，占领锦州。

皇太极对祖大寿等作了区别处理：第一，对祖大寿以礼相待。祖大寿被送到沈阳，皇太极等待祖大寿已经十年，不改初衷，以礼相待。第二，对其部属妥善安置。将祖大寿部众留养，其祖大弼等及男妇、僧人、喇嘛共四千八百九十四名口，俱免死入册。第三，凡非其部众者屠杀。不属于祖大寿部属者副将以下官员十七人，兵丁八千余人，都遭屠戮。第四，蒙古兵尽遭屠戮。“凡在锦州蒙古人，俱查出处斩”。蒙古兵有数千，以宴会的名义，让他们去掉随身带的弓和剑，驱赶到野外，遂出动满洲“铁蹄蹂之”，皆被惨杀。第五，原在锦州居民商贾，悉于保全 ⁽¹³³⁾ 。第六，斩俘获一万二千四百多人，甲胄军械七千二百多件，各种火器六百多位。第七，百姓财物，“收取一空”。第八，平毁锦州城。

总之，锦州自崇德五年即崇祯十三年（1640年）五月二十五日，至崇德七年即崇祯十五年（1642年）三月初十日，被围近两年，为清军占领。

攻克塔山　塔山城（今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位于松山与连山之间，南距宁远四十里，北距杏山也四十里。先是清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睿郡王多尔衮、多罗肃郡王豪格，率右翼将士，及两翼护军、汉军，运载火器，列红衣炮于塔山城西。崇德七年即崇祯十五年（1642年）四月初八日，清军开始进攻塔山城。四月初九日午时，城崩二十余丈，清兵由城垣崩处，先登入城，遂克其城。城内三营官属兵丁共七千余名，尽被歼灭，俘获城内物资，不计其数 ⁽¹³⁴⁾ 。塔山堡位重势要，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引《一统志》所载：“卫境南自北而东南有战歌、安家、庆春、永丰、古城、广积、积粮、长安、镇安、永安、蛇山、海泉、海山、新安、林树、泰新、盐场、三山、塔山、海滨、刘兴、兴安、城南、老军凡二十四堡。”塔山堡之陷，其余各堡，未经弓矢，亦皆尽没。尔后，毁其城垣，进攻杏山。

占领杏山　杏山城（今辽宁省凌海市杏山乡）位于松山与塔山两城之间，南距塔山四十里，北距松山二十里。清军在围困锦州、松山、塔山时，也围困杏山，并于九月十二日，派郡王阿济格等人率军，全力围攻杏山。崇德七年即崇祯十五年（1642年）四月二十一日，清军攻杏山城。先是，清军攻克塔山后，十二日，皇太极遣和讬、钟古等赍《敕谕》，往杏山招抚。谕云：“杏山吕将军及众官军士等，朕以大军，久围松、锦。松山军民粮尽，人相杀而食。副将夏承德，势穷力竭，自分必死，遂质子于军前，接引大军入城。故将夏承德同谋归顺之众，尽宥养之。其祖大乐、祖大成、祖大名等，因系祖大寿之昆弟，俱经惠养。即总督洪承畴，亦赦而养之。其余抗拒者，尽皆诛之。锦州自被围以来，有出城樵采者，既为我兵截击，城中粮尽，又互相残食，军民死伤殆尽。祖大寿势迫，匹马来归。”又说：“今尔杏山，受困日浅。若不劳我士马，敕书到日，即举城投顺，朕当保抚全城，秋毫无犯。汝等不特可全身家，并当叙尔献城之功。”否则“朕命速降而不来降，后或攻或困，城下之日，尽行屠戮，悔无及矣” ⁽¹³⁵⁾ ！杏山城内守将答云：“任汝攻击，我等断然不降！” ⁽¹³⁶⁾ 拒绝投降，送还《敕谕》。二十一日黎明，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睿郡王多尔衮、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等，命移炮于城北面，先攻取其近城几处墩台。二十二日，济尔哈朗等率军攻城。在杏山城前，列红衣大炮，击毁城垣约二十五丈余。清军将欲登城，城中危急，明军守城副将吕品奇率领众官，开启城门，至清军营，叩首投降。并云：“我等先欲归顺，畏惧军威，所以未降。今或杀或宥，惟命是听。” ⁽¹³⁷⁾ 济尔哈朗遂令将士入城，立于城上，并拨兵守门。其投降官属兵丁，及人畜牧业物数，俟察明具奏。是战，清军在籍获杏山投降官民及俘获，计获男子二千五百七十六人，妇女幼稚四千二百六十二口，驼二只、马二十二匹、牛五头、骡七头、米谷一百四十四石、甲二千七百四十六副，红衣炮、鸟枪共八百六十有三位。清军攻克杏山，“报至，京师大震” ⁽¹³⁸⁾ 。

清军于崇德七年即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十八日占领松山城后，于三月初十日，占领锦州城。四月初九日，又攻占塔山城。最后，四月二十二日，再夺占杏山城。后将松山、塔山、杏山三城毁之。至此，在两个多月时间，松山、锦州、塔山、杏山四城，均被清军全部占领，明军关宁锦防线北段崩溃。

（五）胜败申论

松锦大战于明、清兴亡，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此役以清军歼灭洪承畴援锦大军与夺占辽西锦州、松山、杏山、塔山四城而告终结，并为尔后入主中原奠定基础。明朝则相反，不仅失掉十余万兵马，以及辽西四城，而且将大明江山堕入危境之中。乾隆帝在萨尔浒树立纪念碑，后嘉庆帝在松山亦树《太宗皇帝大破明师于松山之战书事文》纪念碑。清朝皇帝重视这两次大战，并在原战场树碑纪念，表明这两次大战是明、清在关外的两次战略决战，对清兴明亡具有深远影响。萨尔浒大捷使后金“克辽东，取沈阳，王基开，帝业定”。如乾隆帝所说：“我大清亿万年丕丕基实肇乎此。”松锦大捷使清攻克辽西四城，摧毁关锦防线，亦如乾隆帝所说：“我太宗大破明师十三万，擒洪承畴，式廓皇图，永定帝业。”所以，“太祖一战而王基开，太宗一战而帝业定” ⁽¹³⁹⁾ 。总之，萨尔浒大战、松锦大战，加上沈辽大战，是清朝开国史上的三块里程碑，反映了清朝开国史三次重大的历史转折。明朝与后金—清自万历四十六年即天命三年（1618年）抚顺第一次交锋，至崇祯十七年即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前，在近三十年间，曾发生大小百余次争战，但对明、清兴亡产生极其深远影响的主要是三大战役，这就是萨尔浒大战、沈辽大战和松锦大战。萨尔浒大战是明、清重大军事冲突的开端，标志着双方军事态势的转化——明辽军由进攻转为防御，后金军由防御转为进攻；沈辽大战是明、清激烈军事冲突的高潮，标志着双方政治形势的转化——明朝在辽东统治的终结，后金在辽东统治的确立；松锦大战是明、清辽东军事冲突的结束，标志着双方辽西军事僵局的打破——明军顿失关外的军事凭借，清军转入新的战略进攻，为破山海关、定鼎北京、入主中原，准备条件，奠下基础。

松锦大战，明军失败，清军胜利，各有其因。

明军失败，原因复杂。从根本上说，在于明朝腐败，大厦将倾。崇祯帝面对清朝军队和农民军队，受到外线与内线两个战场的双重打击。但是，农民军暂时失利，转入低潮，朝廷将军事重点，转向关外辽西战线。崇德四年即崇祯十二年（1639年）正月，任命三边总督洪承畴为蓟辽总督，负责辽西军务。但崇德五年即崇祯十三年（1640年）四月至翌年八月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明朝关内形势急剧恶化，李自成已经攻陷河南，福王常洵被杀；张献忠攻陷襄阳，襄王翊铭被杀；中原饥荒，哀鸿遍野：“是年，两京、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浙江，大旱蝗。至冬，大饥，人相食，草木俱尽，道馑相望。” ⁽¹⁴⁰⁾ 京师饥民，流亡塞路。

明朝社会危机深重，军事极端腐败，且军中事权不一、文武不协、监军掣肘、将贪兵惰。凡军国大计，皆决于文臣。身任边防之将帅，都由文臣担任，且由内臣监军。号令不一，事权不专。其时，明朝辽东统帅孙承宗、熊廷弼、袁崇焕皆死于辽事；名将杜松、刘、满桂、贺世贤、罗一贵、赵率教、何可纲等皆死于疆场。能协调关外战事、且富有辽事经验的统帅，一个没有；至于武将，只剩下一个祖大寿，既已先降，且被围困。可以说，整个调到辽西关锦防线的明军统帅与将领，没有一个是清军统帅与将领的对手。明军统帅洪承畴是否为清军统帅皇太极的对手呢？事实证明也不是。

明军松山失败的根源，在于腐败的社会机制。但明军在关内、关外战场上，都打过一些胜仗。因之，明军松山之败，还有具体原因。明朝皇帝朱由检、兵部尚书陈新甲、监军郎中张若麒，以及八镇总兵等，都不能辞其咎。明人评论，此役之败，或谓崇祯帝“主意多变”、“性急催战”；或谓“总督和监军互相掣肘”；或谓“张若麒一人误之也”；或谓“陈新甲、张若麒辈，其肉岂足食乎” ⁽¹⁴¹⁾ ！时人痛恨陈新甲、张若麒二人，自然不无道理。突围时总兵王朴先逃，各总兵不战自溃，遂使局面不可收拾，他们应各负其咎。明军松山之败，究其具体原因，概括说来，一语破的，皇太极言：“君暗臣蔽。”君暗必臣蔽，臣蔽则君暗。其具体的表现，在于洪承畴与陈新甲的兵略分歧。

解救锦州之策，庙堂存在分歧。两种兵略，“朝议两端” ⁽¹⁴²⁾ 。一种兵略是以兵部尚书陈新甲为代表，另一种兵略是以蓟辽总督洪承畴为代表。《崇祯实录》记载：“陈新甲奏陈边事：‘欲出兵塔山，趋大胜堡，攻营之西北；出杏山，抄锦、昌，攻其北；出兵松山，渡小凌河，攻其东；又正兵出松山，攻其南。’命下行营议之。洪承畴虽统正兵，仅白广恩、马科、吴三桂敢战，若分三将于三路，虑众寡不敌，且兵既分，则势更弱。洪承畴请且战且守，略曰：‘久持松、杏，转运锦州，守御颇坚，未易撼动。若清再越今秋，不但清穷，即鲜亦穷矣！此可守而后可战之策也！今本兵议战，安敢迁延？但恐转运为艰，鞭长莫及，国体攸关，不若稍待，使彼自困之为得也。’上是之。而新甲执前议，职方郎中张若麒，躁率喜事，见前战松山、石门，皆有斩级，谓围可立解，上密奏。” ⁽¹⁴³⁾ 兵部尚书陈新甲的作战方略是：分兵四路，解救锦州之围；蓟辽总督洪承畴的作战方略是：守而后战，待彼自困。崇祯帝先赞同洪承畴的意见，又接受陈新甲的建议，他派职方郎中张若麒前往宁远监军，又命原绥德知县马绍谕出关赞划军务。松山败后，或因陈新甲主和议被杀，史书多砭其议。平心而论，如按陈新甲作战方略行事，或可胜利，即便不胜，当不至于全军覆没。当然，作为兵部尚书，松锦之败，负有责任。但主要责任，在于洪承畴。

洪承畴，福建南安人，万历进士。崇祯帝以其知兵，命为兵部尚书、三边总督、督关中军务。洪承畴同农民军作战，屡战辄胜，李自成潼关兵败，仅十八骑走商洛，洪承畴屡立战功，深受兵部和崇祯的赞赏。后清军屯筑义州，围困锦州，明廷命洪承畴为兵部尚书、总督蓟辽，调集八总兵、十三万步骑、四万马匹并足支一年粮料于宁远，以解祖大寿锦州之围。明军与清军展开松锦会战，结果——洪承畴兵败被俘，皇太极获得全胜。明军是役失败的原因，论者或谓“庙堂趣兵速战”，或谓“将领不听调遣”，或谓“营伍纷纭，号令难施，而人心不一” ⁽¹⁴⁴⁾ 等，皆轻论洪承畴兵略之失。洪总督议用持久之战，从宁远到锦州建立一条饷道，以救援锦州。有学者概括其兵略为“步步为营，且战且守，待敌自困，一战解围” ⁽¹⁴⁵⁾ 。上述兵略，何得何失？看清汉军固山额真石廷柱给皇太极的条奏：“明援兵从宁远至松山，带来行粮，不过六七日，若少挫其锋，势必速退，或犹豫数日，亦必托言取讨行粮而去。我军伺其回时，添兵设伏高桥，择狭隘之处，凿壕截击，仍拨锦州劲兵尾其后，如此前后夹击，糗粮不给，进退无路，安知彼之援兵，不为我之降众也！” ⁽¹⁴⁶⁾ 皇太极采纳了石廷柱的建议。洪承畴的兵略，落入皇太极之彀中。洪承畴在松锦会战中，兵略之失，条析如下：

其一，轻进顿师，错失军机。兵贵拙速，不贵巧久。速虽拙，可迅胜；久虽巧，斯生患。洪承畴于崇德四年即崇祯十二年（1639年）正月十九日，受命为蓟辽总督，表明崇祯帝加强辽西战事的关注。翌年五月，洪总督简锐集饷，出山海关。崇祯十四年即崇德六年（1641年）三月二十一日，锦州告急，洪承畴会八镇——宁远总兵吴三桂、大同总兵王朴、宣府总兵李辅明、密云总兵唐通、援辽总兵左光先（后以蓟州总兵白广恩代）、东协总兵曹变蛟、山海总兵马科、辽东总兵刘肇基（后以前屯卫总兵王廷臣代）的兵马于宁远。宁远距锦州，逶迤百余里。洪总督设谋：建立饷道，步步为营，边战边运，济援锦州。但是，时不我待，同月二十四日，清济尔哈朗等克锦州外城。清军又于锦州内城之外，环城而营，深沟高垒，重兵紧围，绝其出入。时锦州内外交困，急待解救，直至七月二十八日，洪承畴援锦之师，才驻营松山。况且，宁远距松山，才百里路程；其间拖宕，四个多月。其时，洪承畴出关，用师年余，宁远会师，亦逾四月，顿兵耗饷，锦围未解。作为崇祯皇帝朱由检、兵部尚书陈新甲，见到锦州求援急报，趣洪进师，当无大错。洪承畴旨在解围，却计设巧久，轻进顿兵，延缓时间，老师糜饷。洪总督将十余万大军，环松山立营，图进解锦州之围，却退无回旋之地——自断与后方杏山、塔山、宁远等城的联络。皇太极观察洪承畴阵势，决定对其掘长壕，断粮道，使之陷于绝境。洪承畴虽处于“孤危之地”，锐气尚盛，例如：乘锐决战，或分兵袭清营，“可以得志”；或退保杏山，“徐图制胜”；或分屯长岭山，可防清兵抄明兵后，并使饷道保持通畅。尤其是大敌当前，不思如何破阵解围，竟“退师就饷”，这是一大失误。退兵时，“不能善后，形见势绌”，此又一失误。“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粮刍，尽付一掷” ⁽¹⁴⁷⁾ 。从一开始，洪承畴就完全陷于被动。

其二，部署失误，决战失机。洪承畴统十三万之众，入孤危之地，首尾全无照应。洪总督亲自率兵六万先进，以诸军居后继之；大军抵松山，却布兵分散：以骑兵绕列松山城之东、西、北三面，步兵在乳峰山至松山道中分屯为七营并卫以长壕。明军到位后，即同清军激战。据《清太宗实录》记载：清军右翼郑亲王济尔哈朗失利，山顶两红、镶蓝三旗驻营之地为明军所夺，“人马被伤者甚众” ⁽¹⁴⁸⁾ 。又据《李朝仁祖实录》记载：“九王阵于汉阵之东，直冲汉阵，不利而退。清人兵马，死伤甚多。” ⁽¹⁴⁹⁾ 是役，清军失利，几至溃败。宜乘彼困待援之机，鼓锐骑突解锦之围。其时，祖大寿数次督兵突围，洪总督如组织松山军同锦州军南北夹击，战局便会主动。时赞画马绍愉建议：“乘锐出奇”，夺取大胜；兵道张斗也建议：防敌抄后，以免被动。将之智者，机权识变。但洪承畴不通机变，没有采纳，坐失时机；却轻蔑地说：“我十二年老督师，若书生，何知耶！” ⁽¹⁵⁰⁾ 朝鲜人评论洪承畴松山兵败的一个原因是：“军门洪承畴年少自用，不听群言，以至于败。” ⁽¹⁵¹⁾ 智者不后时，谋者不留缺。洪承畴在松山会战的关键时刻，“阵有前权，而无后守” ⁽¹⁵²⁾ ，既后时，又留缺，错过决战机会，留给敌人空缺。

其三，帅才不周，战必隙缺。皇太极在清军松山失利，态势紧急危难之时，以“行军制胜，利在神速”，不顾病患 ⁽¹⁵³⁾ ，急点兵马，亲率援军，疾驰五日，自沈奔松，立营待战。八月十九日，清军统帅皇太极在松山附近戚家堡驻营后，即举行诸王贝勒大臣会议，共议攻守之策。皇太极的军事重点是：围困锦州，打击松山。其兵略是：围城打援，横堑山海，断彼粮道，隘处设伏，邀其退路，纵骑驰突。翌日，皇太极指挥并完成穿越松、杏通道，直至海角大壕，置明军于包围之中；切断明军粮源，阻隔明军饷道；并在明军从杏山撤往宁远通路之要隘——高桥和桑噶尔寨堡设伏，候其通过，扼险掩杀。洪总督未以己之长，贾锐决战，速解锦围；反以己之短，予彼机会，批亢捣虚。皇太极利用洪承畴的短阙，断其粮食之源，置其死亡之地。

其四，自断粮料，反资于敌。洪总督由宁远进军松山时，先率六万人马前行，其后继部队亦接踵而至，十三万大军所需的粮料，不能及时运至松山，只好准备三天行粮，命将粮料储于塔山附近海中笔架山上，但未设重兵御守，军兵自带行粮，仅够数日食用。他忘记了“赤眉百万众无食，而君臣面缚宜阳”的惨痛历史教训。粮食为军中命脉，切不可等闲视之。愚将，粮资于敌；智将，粮取于敌。清军统帅皇太极，看准洪承畴的致命弱点，决定断其粮道，避免直接决战，躲其锋锐，击其要害，就是采取派军断其粮道、夺其粮仓的釜底抽薪之计。二十日，皇太极派阿济格率军攻塔山，夺取了明军在笔架山存储的粮料十二堆，并令各牛录派甲士运取之。明军储粮，未运去锦州，反资于清军，松山之粮，不足三日。明军储粮被夺，所带行粮将罄，欲野战，则力不支；欲坚守，则粮已竭——全军将士，军心涣散；八镇将领，一片恐慌。严峻缺粮形势，逼迫他们闯围，返回宁远就食。退师就食，岂有此理？此为清军截杀，提供难得机会。严阵以待的清军趁机截杀，一夜之间，方寸之地，十万大军，落得惨败。

其五，事权不专，号令不一。先是，洪承畴就总兵金国凤将兵胜败之事，奏言统帅应“事权专、号令一、人心肃”。史籍记载：“总督洪承畴上言：‘国凤素怀忠勇，前守松山，兵不满三千，乃能力抗强敌，卒保孤城，非其才力优也，以事权专，号令一，而人心肃也。迨擢任大将，兵近万人，反致陨命，非其才力短也，由营伍纷纭，号令难施，而人心不一也。乞自今设连营节制之法，凡遇警守城，及统兵出战，惟总兵官令是听，庶军心齐肃，战守有资，所系于封疆甚大。’帝即允行之。” ⁽¹⁵⁴⁾ 但是，清军断粮包围，明军极度惊慌，大敌当前，堑垒困围，岂有退师就食之理？二十一日，洪承畴决定次日突围，诸将不愿拼战。洪氏未能“惟其令是听”，封疆事大，临机果断，事权专，号令一，斩懦将，肃军心；而左顾右盼、计无所出，自乱其军、自去其胜。当夜，总兵王朴先遁，顿时步骑大乱。尔后，吴三桂、唐通、马科、白广恩、李辅明等五总兵带所部沿海迭退。总兵曹变蛟率军直突清军御营，中创遁还松山城，同洪承畴、王廷臣带兵万人困守。冲围的各部明军，遭到清军的追击、截击、伏击和横击。清军纵骑，横扫明军，明军官兵，或被逼涉海，尽没于潮；或遭蹂躏，不可胜计。二十六日，退到杏山的吴三桂和王朴，率余部冲出，欲奔向宁远。退至高桥，中伏，溃败。短短六天，松山一带，十万官兵，败没殆尽。遍野死伤狼藉，海上浮尸蔽涛。所余败兵，部分逃入松山城，部分遁向宁远城。

其六，暗知彼己，敌何自困？洪承畴作为明辽军总统帅，既不料己，内部出现叛将，夏成德密约清军登城，松山城陷；又不料彼，清军后方辽阔，筑城屯田义州，围困锦州经年。锦州外城已陷，内城被围数重。洪承畴何以将清军拖疲、甚至拖垮？明军不去解围，清军不会自困。洪总督所谓“待敌自困，一战解围”之议，大言媚上，自欺欺人。明军松山败后，洪承畴率败兵万余，缩守松山城。松山、锦州、杏山、塔山，四座重城，均被围困，援兵无望，粮食且绝。翌年二月，松山城陷，洪氏降清。三月，锦州守将祖大寿举城投降。四月，杏山与塔山，亦相继失陷。洪承畴的错误兵略，使明军丧失辽左四城，损失约十五万军队 ⁽¹⁵⁵⁾ 。松锦之败，这是明朝在辽西损失的最大一支精锐军队，也是明朝在关外损失的最后一支精锐军队，从而，打破双方长达二十年之久的辽西军事僵局，清军开始新的战略进攻。

其七，合兵解围，合而未齐。明末史学家谈迁总结辽东萨尔浒与松山两大决战，明军失败原因时说：“自辽难以来，悬师东指，决十万之众于一战，惟杨镐与洪氏。镐分兵而败，洪氏合之亦败，其失并也。” ⁽¹⁵⁶⁾ 杨经略分兵之败，原因在于：兵分四路，彼此分隔，分而未合，各被击破。天命汗则看准明军分兵的致命弱点，采取“凭尔几路来，我自一路去” ⁽¹⁵⁷⁾ 的作战方针，取得萨尔浒大捷。同样，洪总督合兵之败，原因在于：兵会八镇，合而不齐，前众后寡，有正无奇。皇太极也抓住明军合兵缺粮的致命弱点，采取断其粮道、退路设伏的策略，取得松山大捷。所以，杨经略分兵而未合，洪总督合兵而未齐，其失败原因，都是一样的。虽有步兵立营、骑兵列阵，但无后援机动、粮秣保障、奇着制胜。两军对垒，兵力相当，布设奇伏，智者之优。前述笔架山粮食被劫，是一例证；吴三桂、王朴率败兵自杏山奔宁远，皇太极先于高桥、桑噶尔寨堡设伏兵，果然吴、王中伏，两员总兵，仅以身免，是又一例证。洪承畴不得不吞下统兵时兵合而不相齐、首尾而不相及和布阵时无奇兵、无后守的毒果。

其八，进退失时，尤怨庙算。洪总督在进军时，兵部尚书陈新甲以“师老财匮”而令其尽速进兵；所派监军、郎中张若麒亦报请“密敕趣战”；崇祯帝密敕“刻期进兵” ⁽¹⁵⁸⁾ 。崇祯皇帝朱由检和兵部尚书陈新甲，其别的误失姑且不论。然而，总督出关，老师糜饷，“用师年余，费饷数十万，而锦围未解，内地又困”。况且，洪承畴顿兵宁远达数月之久，却不速解锦州燃眉之急，趣之促之，情理宜然，这不能成为其失败的遁词。兵部尚书、总督蓟辽洪承畴，是松锦战场的统帅，当有权临机决断。《孙子》曰：“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李筌注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者胜，真将军也！”《孙子》又曰：“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张预注曰：“苟有必胜之道，虽君命不战，可必战也；苟无必胜之道，虽君命必战，可不战也。与其从令而败事，不若违制而成功。” ⁽¹⁵⁹⁾ 此役，洪总督并不是“真将军也！”洪承畴谋略不周，轻进顿师，进不能突围，退不能善后，拒纳善谏，兵败疆埸，垂辫降北。

清军胜利，原因复杂。从根本上说，在于满洲新兴。当然，清军也有局部的失败，但总体上赢得此次战役的胜利。

最为突出的是：皇太极长于野战，而短于攻城，在松锦大战中，始终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不仅消灭洪承畴率领的十三万援军，而且困逼松山、锦州、杏山、塔山的明军献城投降，摧毁了明军经营多年的关宁锦防线北段，为进取中原铺平了道路。松锦之捷，是皇太极一生军事艺术中最精彩的杰作，也是中国军事史上围城打援的范例。

清军松锦之战，其取胜之兵略：一是御驾亲征，二是兵略正确，三是围城打援，四是用红衣炮，五是各个围破，六是用间内应。《清太宗实录》记载：“锦州之役，上整旅亲征，击败明援兵十三万，锦州、松山相继归降，又用红衣炮攻克杏山、塔山等处。” ⁽¹⁶⁰⁾ 皇太极在松锦大战中的成功兵略，举其大要，列作六点。

第一，御驾亲征。明、清松锦大战，明军变化的特点是：劣势——优势——劣势；清军变化的特点则是：优势——劣势——优势。就是明军由锦州被围的劣势，转化为集中十三万军队于松山的优势，又变为劣势；清军则由围困锦州的优势，转化为面对松山十三万明军的劣势，再变为优势。洪承畴进兵松山后，同清军交锋。清军接战，损失惨重。多尔衮遣官奏报，请派援军，协力拒敌。朝鲜文献记载：沈阳官民，得知“军兵大半见败，大将数人，亦为致毙。行街之人，多有惶惶不乐之色。城外远处，则坊曲之间，哭声彻天” ⁽¹⁶¹⁾ 。前方急报，驰至盛京，清军统率皇太极不顾患病，决定亲征，昼夜急行，奔赴前线。皇太极疾驰到松山，立即观察地理形势，举行贝勒大臣会议，针对明军部署，共议攻围之策。皇太极作出明确判断，及时调整战术，重新进行部署，化被动为主动，经过一夜，各赴汛地。明军见皇太极“亲率大军，环松山而营，大惧，欲战则力不支，欲守则粮已竭，遂合谋退遁”。皇太极在松山决战中，大路掘壕，断敌粮道，横击掩杀，高桥设伏等，正如清人总结道：激战过程，“悉如睿算”。皇太极御驾亲征，振奋军心，临机决策，调整战术，对扭转战局，起关键作用。相反，明朝最高决策者，或庙堂，或兵部，远在京师，塘报迟缓，不了解实情，凭主观臆断。洪承畴虽临阵指挥，却没有最高决策权。因此，清军取得松锦大捷，崇德帝皇太极御驾亲征，前线指挥，临机决断，对于扭转战局，取得战役胜利，实是一大关键。

第二，兵略正确。继天命汗宁远之败后，又遭宁锦之败，皇太极进行战略调整。东面两次兵败朝鲜；西面打败林丹汗，统一漠南蒙古；北面远征黑龙江地域，绥服索伦部；南面则先后四次迂道入塞，残毁掳掠。正如章京盛忠所言：“年来我兵内入，累次破城获捷，而不得坐守其地者，皆因关门阻隔，首尾难顾，是以得其城而不能保。” ⁽¹⁶²⁾ 时明、清军政形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清、不利于明的变化。“定鼎之谟，在此一举，时不容缓，机不可失” ⁽¹⁶³⁾ ！皇太极能依据彼此态势，掌握作战时机，转移主攻方向，选择战略目标，制定作战方略，临阵正确指挥，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清军驻屯义州，为着松锦大战，做了充分准备。皇太极对明军守城兵力、援军数量、经过道路、粮秣储存、作战方略及逃遁线路等，都有清晰了解与准确判断，因此能掌握整体松锦战场的主动权。

第三，围锦打援。皇太极在关内施行残毁掠夺的方针，激起中原广大民众的反抗。清军几次入关，寸土未得，实因“关门未开，盖以关外之八城未得耳” ⁽¹⁶⁴⁾ 。皇太极总结多次破墙入塞的历史，既汲取两次攻打宁远的教训，也接受攻陷大凌城的经验，因而首先围攻关宁锦防线的先锋要塞锦州。而在围攻锦州时，先于城外挖壕筑垒，切断城内明军与外界的联系，实行长围久困，迫使对方陷于饥境，而急待救援。然后在预先设好的战场上，埋伏精兵。在松山、塔山、杏山三城，也是如此。皇太极将“围城”、“攻坚”、“隔离”、“堵截”、“设伏”、“打援”、“追击”、“诱降”等战法，有机结合，巧妙运作，利用优势，一举取胜。

第四，用红衣炮。红衣大炮原是明军对付八旗军的法宝，而今成为清军攻坚打援的强大武器。皇太极除令左右翼八旗携带火器外，又命善用大炮的孔、耿、尚及汉军参战，还征发朝鲜火炮手随军。在围困锦州时，清军发红衣大炮毁其外城，缩紧包围；在塔山攻坚战中，清军发红衣炮，轰城崩塌二十余丈，然后“由崩处先登，遂克其城”；同样，杏山城之攻克，亦是“列红衣炮击毁城垣”，促成清军之胜利 ⁽¹⁶⁵⁾ 。

第五，各个击破。明军总督洪承畴统帅八总兵、十三万兵马，集结松山，占有优势。其时，清军从义州到塔山，战线过长，兵力分散，长期露宿，处于劣势。但是，皇太极的高明之处在于，将明军辽西的十五万兵马，逼于四处——锦州、松山、杏山、塔山，加以分割，进行围困，使之孤立，逐个攻破。先是，杨镐在萨尔浒大战中，兵分四路，分进合击；但是，兵分四路，分而未合，被天命汗努尔哈赤集中兵力，逐路击破。至是，洪承畴同杨镐一样，在松锦大战中，合兵一路，并力解围；但是，兵合一路，合而为分，被皇太极集中兵力，逐个击破。洪承畴与杨镐相同的是，兵力一分为四，而被逐个攻破。洪承畴与杨镐不同的是，杨镐主动地将兵力分为四路，被各个击破；洪承畴却被动地使兵力分割为四，遭各个击破。皇太极与努尔哈赤相同的是，集中八旗精锐，逐个击败敌军。皇太极与努尔哈赤不同的是，努尔哈赤利用明军已经分为四路的布局，集中兵力，逐个击破；皇太极却巧妙地将洪承畴的军队，强行分割为四，然后逐个击破。集中优势，各个击破——这是兵家之常理。然而，杨镐与洪承畴都犯下兵家所忌的同样错误，努尔哈赤与皇太极都聪明地实践了这个兵家之常理。

第六，劝降策反。皇太极劝降与策反，极其用心，屡奏成效。他曾派人潜入锦州，策反明军中的蒙古将士。果然，城内蒙古诺木齐塔布囊等约降，与清军里应外合，清军攻取锦州东关外城。松山副将夏成德献城降清，也是清军劝降的结果。在长期围困战中，先后敕谕蓟辽总督洪承畴、锦州守将祖大寿，对松山、锦州、塔山、杏山守城官兵多次进行劝降。后来洪承畴被擒降清，皇太极亲自到洪馆看望与劝说，对洪承畴剃发降清起着重大作用。至于祖大寿，更是采取多种方法，通过各种渠道，晓以利害，反复诱劝。祖大寿终在绝境中，再次献城降清。

第七，断敌粮道。明军与清军，在数量上，明军多而清军少；在后方上，明军近而清军远——清军如何转不利为有利？这就要以彼之长为彼之短，而以己之短为己之长。皇太极在这个有利与不利、彼长与己短的关系上，抓住了一个关键的点，这就是粮食。明军的粮食，重要储存地在锦州和松山附近的笔架山。笔架山在海中，山与岸之间的通道，海水涨潮则通道隐，退潮则通道显。明军以为清军骑兵不会着力海上，而清军恰恰在海水退潮时，突击抢了明军在笔架山的粮食，不仅“因粮于敌”，而且“扰乱敌魂”。果然，明军因缺粮而军魂散、心骚动，因之有“回宁远就食”之举。这成为松山洪承畴十三万大军溃败的一个溃堤的蚁穴。《清史稿·左宗棠传》说：“行军之法，必避长围，防后路。”洪承畴在松山之战中，既未避长围，又未防后路，给皇太极以可乘之机。

第八，设伏截击。皇太极到松山前线之后，一个重要的决策是：高桥设伏，截击明军。高桥在松山与宁远之间，西临山，东濒海，为从松山往来宁远必经的咽喉之处。皇太极预先在高桥埋设伏兵，等待截击从松山回宁远的明军。果然，王朴、吴三桂率领败兵狂奔宁远。这群惊魂未定的溃兵，刚到高桥，正中其计。明军逃命，惊恐，饥饿，疲惫；清军静待，镇定，饱满，有备——两军相遇，明军惨败，明总兵王朴、吴三桂仅以身免，逃回宁远。这是因为明军统帅预想不周，而清军统帅设计周全。《孙子兵法·计篇》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在这里，仅借用“算”，计算也。少算不胜，何况无算呢！皇太极算了高桥设伏，洪承畴没有算及于此。可以说，整个松锦大战，清军多算，明军少算，这是两军胜败的重要原因。

总之，明、清辽西松锦大战，明军统帅为洪承畴；清军统帅为皇太极。此战谋略集中表现于双方军事统帅的争战谋划及其实施。

清崇德帝皇太极统帅的八旗军，在十年之间，曾七次入塞，虽予关内明军以重大杀伤，但对关外辽西明军未做决战。后乾隆帝总结历史教训时曰：“山海关，京东天险。明代重兵守此，以防我朝。而大军每从喜峰、居庸间道内袭，如入无人之境。然终有山海关控扼其间，则内外声势不接；即入其他口，而彼挠我后路。故贝勒阿敏弃滦、永、遵、迁四城而归。太宗虽怒谴之，而自此不亲统大军入口。所克山东、直隶郡邑，辄不守而去，皆由山海关阻隔之故。” ⁽¹⁶⁶⁾ 其实，早已有智者疏谏，先取山海关、后夺北京城的兵略，皇太极未撷取其合理的内核，而以“未协军机” ⁽¹⁶⁷⁾ 拒之。至是，十年时间，锦州未下，宁远未破，榆关未攻，从军事地理说，可谓寸土未进。事实又回到十年之前：只有夺取锦州、兵叩关门，才能问鼎北京、入主中原。于是，皇太极决定围困辽左北端首镇锦州。锦州总兵祖大寿告急，明廷派洪承畴率军解围，这就爆发了明、清松锦大战。

明军总督洪承畴与清军统帅皇太极，在松锦会战的军事舞台上，各以其兵略奇正，导致各自的胜败。

由上可见，明、清松锦大战，明朝方面——总督成擒，全军败没；清朝方面——松山大胜，连克四镇。就兵略而言，其关键在于明军统帅洪承畴兵略之错误，清军统帅皇太极兵略之正确。一次独立战役的胜败，主帅的谋略是争战否泰演化的枢轴。所以，洪承畴作为松锦之役明军的统帅，其兵略之错误，是不容辞其咎的。所谓松锦兵败“主要并非洪承畴的过失”和“败是正常的，不败是不可能的”之论断，颇有商榷余地。洪承畴在《明史》中无传，在《清国史》中也无传，在《清史列传》中才有传。清人在其传记中多有讳饰，论者或多忽视对其错误兵略作理性的批评。

明、清辽西争局中，明军统帅熊廷弼、洪承畴，后金—清军统帅努尔哈赤、皇太极，历史表明，都有缺失：熊廷弼在广宁之战中的“三方布置策”，是一个空泛的兵略，是导致明军广宁之败的重要因素。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的“硬拼蛮冲”，是一个鲁莽的兵略，造成了天命汗的宁远兵败、病发身死。皇太极在入口诸战中的“远袭掳掠”，是一个野蛮的兵略，使崇德帝失去中原民心、错过北京登极机会，铸成其终生之憾。洪承畴在松锦大战中的“轻进顿师”，是一个愚蠢的兵略，从而导致明军松锦兵败。由是，可以得到历史的启示：在帝制时代，一个军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其胜败，其荣辱，其盛衰，虽然原因复杂，但是并不多极。一个军队的兵略，一个民族的政略，一个国家的方略，对这个军队的胜败，对这个民族的荣辱，对这个国家的盛衰，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军队的兵略、民族的政略、国家的方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军队的统帅、这个民族的领袖、这个国家的君主。因此，要取得军事的胜利，就要有一个优秀的统帅及其好的兵略；要取得民族的繁荣，就要有一个杰出的领袖及其好的政略；要取得国家的强盛，就要有一个英明的君主及其好的方略。在这里，民众巨大力量不容忽视，但需要有一定条件；这个历史条件，本文不及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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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史·陈新甲传》，第257卷，第6639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2) 《张文衡请勿失时机奏》，《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下，第89页，辽宁大学历史系铅印本，1980年。

(3)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0卷，第14页，崇德五年正月壬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4)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第1066卷，第1～2页，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丁亥朔，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5) 魏源：《圣武记》，第1卷，第32页，中华书局，1984年。

(6) 魏源：《圣武记》，第1卷，第29页，中华书局，1984年。

(7) 《杨名显等谨陈四款奏》，《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下，第93页，辽宁大学历史系铅印本，1980年。

(8)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0卷，第16页，崇德五年正月壬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9)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1卷，第18～19页，崇德五年四月壬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0) 《大明一统志》，第25卷，第27页，明天顺五年（1461年）刻本。

(11)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3卷，第24页，崇德五年十二月辛未，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2) “兵部为遵旨深筹等事”，《明档》，第960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3)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1卷，第12页，崇德五年三月己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4)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1卷，第20页，崇德五年四月丙寅，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5)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2卷，第2页，崇德五年六月戊辰，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6)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1卷，第14页，崇德五年三月辛丑，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7)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1卷，第29页，崇德五年五月乙未，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8) 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明清档案论文集》，第634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

(19) 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卷上，第8页，《辽海丛书》影印本，辽海书社，1985年。

(20) 康熙《锦州府志》，第1卷，第3页，《辽海丛书》影印本，辽海书社，1985年。

(21)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1卷，第24页，崇德五年四月庚辰，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22) 《明档》，第16号卷，第5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3)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2卷，第18页，崇德五年七月辛丑，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24)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2卷，第1页，崇德五年六月乙丑，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25)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2卷，第20页，崇德五年七月丙午，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26)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2卷，第13页，崇德五年七月乙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27)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2卷，第15～16页，崇德五年七月丁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28) 《崇祯实录》，第13卷，第2页，崇祯十三年三月丁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29) 《兵部为辽东署总兵刘肇基奏报战守机宜事行稿》，《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

(30) 《明档》，第85号卷，第9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1) 《明档》，第153号卷，第4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2)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2卷，第13页，崇德五年七月乙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33) 《明档》，第86号卷，第2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4) 《崇祯实录》，第13卷，第5页，崇祯十三年五月戊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35) 《明档》，第16号卷，第7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6) 《明档》，第88号卷，第7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7)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3卷，第9页，崇德五年十月壬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38) 《崇祯实录》，第13卷，第8页，崇祯十三年七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39)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5卷，第4页，崇德六年三月丁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40)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3卷，第22～23页，崇德五年十二月辛未，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41) 《明档》，第87号卷，第5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2)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5卷，第13页，崇德六年三月戊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43)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5卷，第4～5页，崇德六年三月丁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44) 蒋良骐：《东华录》，第3卷，第16叶，清刻本。

(45)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5卷，第27页，崇德六年四月壬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46)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5卷，第15页，崇德六年三月辛丑，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47) 《明清史料》，乙编，第3本，第296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印，1936年。

(48)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5卷，第18页，崇德六年三月壬寅，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49) 《崇祯实录》，第14卷，第4页，崇祯十四年四月壬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50)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5卷，第13页，崇德六年三月己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51)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42卷，第28页，十九年七月丙戌，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9年。

(52) 《崇祯实录》第13卷第5页和《国榷》第97卷第5865页均记为戊戌，即十八日；《清太宗实录》第51卷第30页记为丁酉，即十七日。从后说。

(53) 《崇祯实录》，第13卷，第5页，崇祯十三年五月戊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54)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1卷，第29页，崇德五年五月丁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55) 康熙《锦州府志》第1卷第4叶：“乳峰山，在城东南十五里。”

(56) 《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第310～311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印，1936年。

(57)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5卷，第29页，崇德六年五月丁丑，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58) 《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第312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印，1936年。

(59) 《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第362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印，1936年。

(60) 《明清史料》，丁编，第7本，第67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51年。

(61)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42卷，第16页，十九年五月戊寅，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9年。

(62)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42卷，第32页，十九年九月庚辰，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9年。

(63)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6卷，第26页，崇德六年七月丁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64) 《崇祯实录》，第13卷，第11页，崇祯十三年十二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65) 《明史·丘民仰传》，第261卷，第6769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66) 《明档》，第153号卷，第2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67)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6卷，第15页，崇德六年七月乙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68) 《崇祯实录》，第14卷，第7页，崇祯十四年七月庚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69)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锦宁战守》，第4册，第1482页，中华书局，1977年。

(70) 《多尔衮摄政日记》，闰六月十二日，抄本。

(71) 《明史·杨国柱传》，第272卷，第6975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72) 《崇祯实录》，第14卷，第7页，崇祯十四年七月乙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73)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7卷，第17页，崇德六年八月丁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74)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7卷，第17页，崇德六年八月丁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75) 《多尔衮摄政日记》，闰六月初七日，抄本。

(76) 计六奇：《明季北略》，第18卷，第12页，光绪十三年（1887年）刻本。

(77) 《崇祯实录》，第14卷，第8页，崇祯十四年八月癸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78)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42卷，第32页，十九年九月庚辰，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9年。

(79)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7卷，18页，崇德六年八月丁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80) 《沈阳状启》，第278页，辽宁大学历史系校印本，1983年。

(81)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7卷，第19页，崇德六年八月壬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82)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7卷，第19页，崇德六年八月壬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83) 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卷上，第8页，《辽海丛书》影印本，辽沈书社，1985年。

(84) 计六奇：《明季北略》，第18卷，第12页，光绪十三年（1887年）刻本。

(85)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7卷，第21页，崇德六年八月壬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86) 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卷上，第8页，《辽海丛书》影印本，辽沈书社，1985年。

(87)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7卷，第21页，崇德六年八月壬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88) 蒋良骐：《东华录》，第3卷，第18叶，清刻本。

(89)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7卷，第22页，崇德六年八月甲子，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90)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锦宁战守》，第4册，第1483页，中华书局，1977年。

(91) 谈迁：《国榷》，第97卷，第5904页，中华书局，1958年。

(92)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锦宁战守》，第4册，第1483页，中华书局，1977年。

(93) 康熙《锦州府志》第1卷第4叶：“石灰窑山，在城南二十五里。”

(94)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7卷，第25页，崇德六年八月甲子，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95) 《明史·曹变蛟传》，第272卷，第6975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96)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7卷，第27页，崇德六年八月乙丑，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97) 《崇祯实录》，第14卷，第8～9页，崇祯十四年八月辛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98)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7卷，第27页，崇德六年八月丁卯，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99)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7卷，第28～29页，崇德六年八月己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00) 《明史·王朴传》，第272卷，第6980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101)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7卷，第29页，崇德六年八月庚午，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02) 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卷上，第8页，《辽海丛书》影印本，辽沈书社，1985年。

(103) 明军兵力，共十三万，各书记载，相差不多。《清太宗实录》、《清史稿》、《明季北略》、《明史》等记为十三万，《李朝实录》记为十二万，《国榷》等记为十万。清军兵力，官书未载，《明季北略》记为二十四万，显系夸大。时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总兵力约十二万。此次出师，皇太极“悉索沈中之丁”，实为清军之总动员，还调外藩蒙古诸部兵马，征发朝鲜出兵助战，合其兵力总数，或与明军相当。

(104) 《崇祯实录》，第14卷，第11页，崇祯十四年十一月辛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05)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第37卷，第36页，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本，1998年。

(106) 《明档》，第229号卷，第6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07)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锦宁战守》，第4册，第1484页，中华书局，1977年。

(108) 《兵部呈为高起潜题松山防卫获胜事本》，《历史档案》，1984年，第2期。

(109)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45卷，崇德四年三月辛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按：《清史稿·太宗本纪二》此事系于“己未（初二日）”，《清太宗实录》则系于“辛酉”（初四日）。

(110)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45卷，23页，崇德四年三月丁卯，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11) 《明史·金国凤传》，第272卷，第6973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112) 《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第336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6年。

(113) 《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第328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6年。

(114) 蒋良骐：《东华录》，第3卷，第21叶，清刻本。

(115) 《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第322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印，1936年。

(116) 《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第331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印，1936年。

(117) 《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第327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印，1936年。

(118) 《明史·曹变蛟传》，第272卷，第6979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119) 蒋良骐：《东华录》，第3卷，第22页，清刻本。

(120) 夏燮：《明通鉴》，第88卷，第3276页，中华书局，1959年。

(121) 《明史·杨振传》，第272卷，第6974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122)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60卷，第20页，崇德七年五月癸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23) 松山破城时间：《清太宗实录》、《清史稿·太宗本纪》俱载为二月十八日，《崇祯实录》、《国榷》等均载为三月十八日，后者当为接到奏报时间。

(124)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9卷，第7页，崇德七年二月辛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25) 昭梿：《啸亭杂录·用洪文襄》：“松山既破，擒洪文襄归。洪感明帝之遇，誓死不屈，日夜蓬头跣足，骂詈不休。文皇命诸文臣劝勉，洪不答一语。上乃亲至洪馆，解貂裘与之服，徐曰：‘先生得无冷乎？’洪茫然视上，久之，叹曰：‘真命世之主也！’因叩头请降。”

(126) 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明清档案论文集》，第631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

(127) 刘献廷《广阳杂记》第2卷第104页：“北都正阳门，西月城中有关壮缪庙，东月城有观音大士庙。其观音庙，崇祯中敕建，以祀经略洪承畴，而配祀关壮缪者也。后知洪生降，改祠大士焉。”

(128) 《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第398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印，1936年。

(129) 《明史·丘民仰传》，第261卷，第6769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130) 《兵部为总兵官祖大寿题御敌之等事行稿》，《历史档案》，1985年，第2期。

(131)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9卷，第9页，崇德七年二月甲子，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32)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9卷，第11页，崇德七年三月己卯，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33)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9卷，第17页，崇德七年三月壬午，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34)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60卷，第13页，崇德七年四月辛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35)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60卷，第15页，崇德七年四月辛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36)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60卷，第17页，崇德七年四月甲子，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37)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60卷，第17页，崇德七年四月甲子，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38) 《崇祯实录》，第15卷，第4页，崇祯十五年三月丁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39) 颙琰：《太宗皇帝大破明师于松山之战书事文》，清武英殿刻本。

(140) 《崇祯实录》，第13卷，第12页，崇祯十三年十二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41) 谈迁：《国榷》，第97卷，第5905页，中华书局，1958年。

(142) 《明史·丘民仰传》，第261卷，第6769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143) 《崇祯实录》，第14卷，第5～6页，崇祯十四年六月乙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44) 《明史·金国凤传》，第272卷，第6974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145) 李新达：《洪承畴传》，王思治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2卷，第300页，中华书局，1986年。

(146)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6卷，第25页，崇德六年六月丁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47) 谈迁：《国榷》，第97卷，第5905页，中华书局，1958年。

(148)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6卷，第14页，崇德六年七月乙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49)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42卷，第34页，十九年十月庚戌，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9年。

(150) 《崇祯实录》，第14卷，第8页，崇祯十四年八月癸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51)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42卷，第33页，十九年九月甲午，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9年。

(152) 计六奇：《明季北略》，第38卷，第12页，光绪十三年（1887年）刻本。

(153)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7卷崇德六年八月壬戌：“上行急，鼻衄不止，承以椀，行三日，衄方止。”

(154) 《明史·金国凤传》，第272卷，第6974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155) 明军八镇总兵数十三万余人，被困在锦州的约二万余人，总计约十五万人。

(156) 谈迁：《国榷》，第97卷，第5904～5905页，中华书局，1958年。

(157) 夏允彝：《幸存录·东人大略》，下卷，第10页，商务印书馆，1912年。

(158) 谈迁：《国榷》，第97卷，第5899页，中华书局，1958年。

(159) 《孙子·谋攻》、《孙子·地形》，上海广益书局，1922年。

(160)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61卷，第16页，崇德七年六月癸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61) 《沈阳状启》，仁祖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辽宁大学历史系铅印本，1983年。

(162) 《盛忠奏陈攻取山海关外八城策略事本》，《历史档案》，1982年，第2期。

(163)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6卷，第26页，崇德六年七月丁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64) 《段学孔奏陈攻取关外八城方略事本》，见《历史档案》，1982年，第2期。

(165)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60卷，第17页，崇德七年四月甲子，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66) 魏源：《圣武记》，第1卷，第32页，中华书局，1984年。

(167)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8卷，第16页，天聪八年五月丙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