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开国——统一蒙古诸部



（一）漠南蒙古分化

蒙古在明朝正德、嘉靖年间，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确定蒙古各部格局。明正德五年（1510年），成吉思汗第十五世孙巴图蒙克（1464—1543年） ⁽¹⁾ 在祭祀成吉思汗的八白室（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成吉思汗陵地），登上汗位，称大元可汗，即达延汗。《蒙古源流》（汉译本）记述：达延汗号巴图蒙克，父为博勒呼济农，母为锡吉尔福金，甲申年即天顺八年（1464年）生。上代可汗满都鲁汗死，其遗孀满都海福金求元室之裔。庚寅年即成化六年（1470年），满都海福金与巴图蒙克结婚。称巴图蒙克为达延汗，时满都海福金年三十三岁，巴图蒙克汗年仅七岁。达延汗为人“贤智卓越”， ⁽²⁾ 值瓦剌分裂与衰微之际，以控弦之骑十万，打败枭雄部酋，迫使瓦剌西迁，结束蒙古诸部各自为政的局面，成为重新统一蒙古的君主。达延汗在漠南、漠北地区，和平分封诸子，成了后世蒙古各部落形成的起源，影响极为广泛而深远。达延汗分封诸子，建六万户——左翼三万户，察哈尔（察罕儿）、喀尔喀（哈剌哈）、兀良哈（后被击灭）；右翼三万户，鄂尔多斯、土默特、应绍不（永邵卜）。达延汗治世七十四年，岁癸卯即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年八十，乃殁。达延汗死后，长子早丧，嫡孙年幼，汗权衰微，相互争斗，各部实力，此消彼长，分化重组，驻地转移，形成明末蒙古诸部落。到满洲兴起时，同天命、天聪、崇德三朝直接有关的重要蒙古部落，主要是：察哈尔（察罕儿）万户，由达延汗及其长子铁力摆户（图鲁博罗特）统领。长子铁力摆户（图鲁博罗特）先死，由铁力摆户（图鲁博罗特）之子博迪即博迪阿喇克（卜赤）嗣为汗。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为羊年，博迪汗死，其子打来孙立，是为打来孙汗（达赉逊库登汗）。打来孙汗（达赉逊库登汗）继位后，因受到其从父俺达汗等欺凌与逼迫，以及水草不丰，而举部东迁。史载：“二十六年夏，今小王子庭直辽东。” ⁽³⁾ 但据明兵部郎中唐顺之条奏：“自嘉靖二十九年以后，迤北把都儿、打来孙二虏，收属东夷，而居其地，遂巢辽、蓟之间。” ⁽⁴⁾ 这说明察哈尔部已经完成东迁。《皇明世法录》引《蓟门考·东虏考》也载：打来孙汗（达赉逊库登汗）与俺达汗“有隙”，举部东迁之后，“由是分为东西二虏。本夷素称察罕儿，迩来住巢离边渐近，为蓟、辽患”。

打来孙汗（达赉逊库登汗）东迁，产生重大历史影响。冯瑗在《开原图说》中评论：“元小王子苗裔打来孙者，收复三卫属夷，举部东迁，驻潢水之北，西南犯蓟门，东北犯辽左，而辽左始有虏患。”察哈尔部东迁到辽、蓟地域后，明万历前期，在辽、东地区，形成三股鼎足的军政势力：明朝、蒙古与女真——满洲。明朝同蒙古的矛盾，成为此期此区的主要矛盾。特别是“隆庆和议”后，明万历前期，在辽、蓟地域，经过长期反复、激烈残酷的厮杀，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均遭到极大的破坏，损失惨重，两败俱伤。满洲的努尔哈赤则隐藏于赫图阿拉地区，暗自发展，形成气候。所以，辽东地区明朝与蒙古的厮杀，为满洲的勃然崛起，提供了历史的机遇。此种影响与后果，和田清认为：“小王子东迁的事实，当时明人只顾俺答的威胁，并没有重视。后代的学者也未尝没有人等闲视之。其实，东迁意义极为重大。这个纯粹蒙古的中心部落、大元可汗的正统后裔，率领所部十万东迁，移牧于兴安岭东南半部，不仅是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罕有事件；由于移动的结果，在蒙古内部引起了重大变化，并使明廷辽东大为疲蔽，不久便形成了清朝兴起的基础。” ⁽⁵⁾ 察哈尔部东迁到老哈河以西、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市）以北地域。打来孙汗（达赉逊库登汗）的后裔，形成浩齐特（蒿齐特）、苏尼特、乌珠穆沁、敖汉、奈曼、克什坦（克什克腾）等部。因达延汗及其长子铁力摆户（图鲁博罗特）既领察哈尔万户，又统左翼三万户，故此系自诩为正宗嫡系的“宗主”，且为诸部之雄长。后满洲的努尔哈赤及其子皇太极，成为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的克星。

察哈尔部盛衰　漠南蒙古的察哈尔部，即插汉、察汉、擦汉儿、擦汉脑儿等 ⁽⁶⁾ 。察哈尔为蒙古语“边”的音译；明嘉靖时打来孙汗（达赉逊库登汗），受俺答汗的逼迫，徙牧于辽东边外，以地近边而得部名。日本学者和田清认为：“察哈尔原本是部族名而非地名，它原来的根据地并不是今察哈尔地方。” ⁽⁷⁾ 达延汗统一蒙古各部，成为继成吉思汗、忽必烈之后，又一位统一蒙古各部的大汗。察哈尔部领主世袭蒙古汗位，号称蒙古各部的共主。后来蒙古可汗实际上成了察哈尔部的汗。前述打来孙汗（达赉逊库登汗）东迁后，成为辽东地区重要的军政势力。万历年间，努尔哈赤在满洲建元称汗，库图克图也在蒙古登位称汗。库图克图汗，就是来孙汗（达赉逊库登汗）的四世孙林丹汗。

林丹汗（1592—1634年），又称陵丹汗，亦称库图克图，明称作虎墩兔。《明史·鞑靼传》记载：“虎墩兔者，居插汉儿地，亦曰插汉儿王子，元裔也。其祖打来孙，始驻牧宣塞外。俺答方强，惧为所并，乃徙帐于辽，收福余杂部，数入掠蓟西，四传至虎墩兔，遂益盛。” ⁽⁸⁾ 先是，达延汗长子铁力摆户（图鲁博罗特）掌管察哈尔万户，并统领左翼三万户，驻帐察哈尔。铁力摆户（图鲁博罗特）之子博迪（博迪阿喇克），博迪（博迪阿喇克）子为打来孙汗（达赉逊库登汗）。打来孙汗（达赉逊库登汗）又称库登汗，因躲避俺答汗的威胁，举部东迁，移帐西拉木伦河流域。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打来孙汗（达赉逊库登汗）殁，年三十八岁。翌年，其子土蛮（图们）台吉即汗位，时年二十岁，万历二十年（1592年），土蛮（图们）汗殁，在位三十五年，年五十四岁。翌年，子布延台吉（卜言台周）即位，称彻辰汗。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殁，在位十年，年四十九岁。翌年，布延汗长子莽和克台吉先已殁，由其孙林丹（陵丹）即位 ⁽⁹⁾ ，驻帐在广宁（今辽宁省北宁市）以北。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林丹即汗位 ⁽¹⁰⁾ ，年十三岁，众称库图克图汗，明人谐其音称为虎墩兔汗。林丹汗登汗位比努尔哈赤登汗位，在时间上，早十二年，年龄却比努尔哈赤小三十三岁。恰巧，林丹汗与皇太极同岁。后来，天聪汗成了林丹汗的克星。此期，林丹汗虽各部名义上尊其为大汗，实际上却各自为政。在林丹汗祖父布延（卜言台周）汗时，蒙古各部还要向大汗纳贡，至林丹汗时各部已多不纳贡。明文献记载：“虎罕自祖父以来为诸部长，诸部尽皆纳贡。其祖父死，虎年幼，沉溺酒色，诸部各自称雄，献贡遂绝。” ⁽¹¹⁾ 林丹汗自称“蒙古大汗”，实际只统辖察哈尔部，因称之为察哈尔汗。然而，林丹汗是建州兴起前漠南蒙古最强大的势力。察哈尔部时为“漠南蒙古诸部的宗主部” ⁽¹²⁾ ，作为察哈尔汗的库图克图，其登临汗位又极盛一时，被其七世祖达延汗的幽灵所纠缠，且“垂涎各部之赏”。林丹汗尝称：“南朝止一大明皇帝，北边止我一人。” ⁽¹³⁾ 因之，林丹汗冀图继承大元可汗的事业，南讨明朝抚赏，东与后金争雄，号令漠南蒙古。

明朝首先拉拢察哈尔部林丹汗，给予抚赏、市赏等银近五万两，以使其号召蒙古各部，阻遏后金西进。天命六年即天启元年（1621年），喀尔喀的炒花、煖兔等也仿效察哈尔，向明廷要求新赏，喀喇沁部也求赏。明朝经略大臣，无论是熊廷弼、袁应泰还是袁崇焕都采用此策，他们认为抚赏蒙古贵族首领，即使不能使蒙古骑兵进击后金，也不至于使其成为后金的盟友。

时明朝、后金与察哈尔部，都要在辽东保持或建立统治地位。萨尔浒大战之后，后金势力的扩张威胁着察哈尔部，察哈尔部的强大又妨碍后金抚绥漠南蒙古；而在明朝看来，察哈尔部与后金相比较，主要威胁来自后金。因此，在明朝、后金与察哈尔部的鼎足矛盾中，明廷与后金的矛盾是主要的。后金为着对抗明朝，必须先征抚察哈尔部；明朝为了对付后金，便利用林丹汗与努尔哈赤的矛盾，同察哈尔部联合抵御后金的进攻。明朝联合林丹汗，共同抵御后金，实行“以西虏制东夷”的策略，为此，就要增加对林丹汗的岁币 ⁽¹⁴⁾ ，并把原由明朝直接给予漠南东部蒙古诸部的岁币，转交给林丹汗控制。先是，据《明熹宗实录》记载，仅天命七八年即天启二三年的两年三季，明朝给蒙古各部首领的赏银，就用银共三十万六千九百余两 ⁽¹⁵⁾ 。明廷每年给林丹汗赏银先为四千两，后增至四万两，再增至八万两，尔后更多。

林丹汗兴起之日，恰逢俺答汗衰落之时。俺答汗于万历十年（1582年）死，其子黄台吉继承汗位，但立三年而死，黄台吉子撦力克登汗位。未几，撦力克又死，撦力克之孙卜失兔（卜石兔）袭封爵、继汗位。其时，配四汗 ⁽¹⁶⁾ 、主兵柄的三娘子死，卜什兔汗徒建空名，部势衰落。卜什兔衰，林丹汗兴。林丹汗借后金军陷抚顺、下开原之机，向明廷提出“助明朝、邀封赏”。天命四年即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后金灭宰赛及叶赫，叶赫贝勒金台什孙女为林丹汗后（苏泰福金），于是明蓟辽总督文球、巡抚周永春等，给林丹汗白金四千两，使其“联结炒花诸部，以捍大清兵” ⁽¹⁷⁾ 。第二年，明廷加林丹汗赏银至四万两。天命九年即天启四年（1624年），林丹汗近属歹青因领赏不满在边关哗噪而被杀，明朝边臣议每年给偿命银一万三千两，而林丹汗不悦，对明若即若离。未几，后金军袭破炒花，其部半降后金，半投察哈尔。不久，林丹汗攻哈喇嗔、卜言台周、卜失兔诸部，哈喇嗔部多被掳，卜言台周仅以身免，卜失兔败走河套。察哈尔势力日盛，明廷商讨对策。王象乾密奏抚赏察哈尔之计，崇祯帝命王象乾往与袁崇焕督师共商对策。《明史·鞑靼传》记载：“象乾至边，与崇焕议合，皆言西靖而东自宁，虎不款，而东西并急。因定岁予插金八万一千两，以示羁縻。” ⁽¹⁸⁾ 就是明廷以牛羊、茶果、米谷、布匹、金银为附金，换取察哈尔林丹汗不犯边，而求得西边安靖；明廷得以集中力量，对付后金军队西进。

天命汗与林丹汗之关系，既受明朝同察哈尔“抚赏”的制约，也受后金同察哈尔利害的影响。

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之前，推行“远交近攻之术” ⁽¹⁹⁾ ，忙于统一女真诸部，无暇顾及察哈尔部。时察哈尔部实力雄厚，其势力范围，“东起辽东，西至洮河，皆受此虏约束” ⁽²⁰⁾ ，拥有八大部、二十四营，号称四十万蒙古。《山中闻见录》也作了类似载述：“东起辽西，西尽辽河，皆受插［汉］要约。” ⁽²¹⁾ 林丹汗“帐房千余” ⁽²²⁾ ，牧地辽阔，部众繁衍，牧畜孳盛，兵强马壮，依恃明朝，对后金态度骄横。但是，自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就形成明朝、后金与蒙古三足鼎立之势。林丹汗并没有认识到后金的实际地位，天命四年即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十月，林丹汗遣使后金，狂称“统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问水滨三万人满洲国主”云云。诸贝勒大臣见林丹汗来书大怒，要将其来使一半斩杀，另一半劓鼻馘耳放归。努尔哈赤说使者无罪，暂加扣留，待派使臣返回后再作处理。天命五年即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正月，天命汗努尔哈赤遣使赍书报察哈尔部林丹汗。其书曰：“阅察哈尔汗来书，称‘四十万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致书水滨三万满洲国主神武英明皇帝’云云。尔奈何以四十万蒙古之众，骄吾国耶？我闻明洪武时，取尔大都，尔蒙古以四十万众，败亡殆尽，逃窜得脱者，仅六万人。且此六万之众，又不尽属于尔，属鄂尔多斯者万人，属十二土默特者万人，属阿索忒、雍谢布、喀喇沁者万人，此右三万之众，固各有所主也，于尔何与哉！即左三万之众，亦岂尽为尔有？以不足三万人之国，乃远引陈言，骄语四十万，而轻吾国为三万人，天地岂不知之！吾固不若尔四十万之众也，不若尔之勇也。因吾国之少且弱也，遂仰蒙天地眷佑，以哈达、辉发、乌喇、叶赫，暨明之抚顺、清河、开原、铁岭等八处，悉授予焉！……昔吾未征明之先，尔曾与明构兵，尽失其铠胄、驼马、器械，仅得脱去。其后再构兵，格根戴青贝勒之从臣，并十余人被杀，毫无所获而回。尔侵明者二，有何虏获？克何名城？败何劲旅乎？夫明岂真以此赏厚汝耶？以我征伐之故，兵威所震，男子亡于锋镝，妇女守其孤嫠。明畏我，姑以利诱汝耳！且明与朝鲜，言语虽殊，服制相类，二国尚结为同心；尔与我，言语虽殊，服制亦类，尔果有知识，来书宜云：‘明，吾深仇也，皇兄征之，天地眷佑，俾堕其城，破其众，愿与天地眷佑之主合谋，以伐深仇之明。’如是立言，岂不甚善与！” ⁽²³⁾

天命汗在回书中试图祭起元顺帝的亡灵，并历数其兵败之辱，以激起林丹汗的隐愤，拆散察哈尔部与明朝的联盟；并通过炫耀八旗军威，拉拢察哈尔部倒向后金一边，共同对抗明朝。明朝得知林丹汗派“部夷三金榜什等，曾与奴尔哈赤讲说，奴儿不理，口出妄言” ⁽²⁴⁾ 。但是，林丹汗与努尔哈赤在辽东地区现实利益的冲突，涂抹了孛儿只斤氏与天潢贵胄朱氏贵族历史的旧账。林丹汗以囚械其来使，对努尔哈赤赍书作出回答。努尔哈赤误闻其使臣被林丹汗所杀，要杀前羁留的林丹汗来使；他又派使臣往约，互还使臣，但林丹汗不答。努尔哈赤怒斩其使，而后金使臣却以贿赂守者逃归。后金杀死林丹汗使臣，林丹汗对后金斩其使臣也无可奈何。在努尔哈赤攻占沈阳、辽阳后，后金同察哈尔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

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后金势力渐大，明朝力渐不支，察哈尔受到威胁。林丹汗深感力量不足，常求助于明朝。其他诸部被林丹汗杀掠，需要寻求后金庇护。因此，在漠南蒙古内部便形成两股军事政治势力：一是以林丹汗为首，主张得到明朝的抚赏与支持，控制和辖治漠南蒙古诸部；另一是诸多部的首领，企图取得后金的支持与援助，摆脱林丹汗的劫掠与控制。明朝重要官员如经略王在晋、总督王象乾、宁前道袁崇焕等，都先后主张加紧对蒙古抚款，并与之结盟，以抗击后金。明辽东经略王在晋奏报“今日以款虏为急着”，而“款虏”的重点是虎墩兔憨即林丹汗：“西虏以憨为主，憨之顺逆，西虏所视为向背，亦东夷所视为重轻，故讲赏惟憨之费巨。” ⁽²⁵⁾ 魏源也说：“明人思用东部插汉小王子（即察哈尔林丹汗），欲以敌大清。” ⁽²⁶⁾

明廷面对东部后金与西部蒙古，其东西策略即东对后金、西对蒙古的策略，后来袁崇焕概括为：“外战东夷，内抚西虏。” ⁽²⁷⁾ 袁崇焕在给天启帝的上疏中，详细分析了明朝、后金、蒙古的三方关系，并提出朝廷应采取之对策：“虎带甲可数十万，强与弱，奴非虎敌；然奴百战枭雄，虎无纪律，乱与整，虎又非奴敌。臣故亲出，厚遣其领赏之人，嘱其无与奴野战，脱有急，移于我之近边，彼此声势相倚。量虎感皇上多年豢养之恩，且自图存，必不折而入奴。若哈喇慎之三十六家，最称狡猾。自督臣王象乾一抚之后，顺多逆少。今日之计，我方有事于东，不得不修好西虏，即未必可用，然不为我害，即已为我用矣。岁费金钱数十万，其亦不虚掷乎！西款不坏，我得一意防奴。” ⁽²⁸⁾ 此间，明总督王象乾派员往抚三十六家。天命七年即天启二年（1622年）四月，明与喀喇沁结盟。寻祖大寿与察哈尔首领之一拱兔，朱梅与敖汉部首领结盟。林丹汗“见各部内附，亦孤而求款”。同年八月，明朝与察哈尔部结盟 ⁽²⁹⁾ 。八月，明经略王在晋遣使与林丹汗使臣贵英恰盟誓，盟词曰：“愿助兵灭奴，并力恢复天朝疆土。若奴兵到，憨兵不到，断革旧赏；倘奴酋通赂，背盟阴合，罹显罚。” ⁽³⁰⁾ 明朝与蒙古的联盟，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加强和延续。后来，察哈尔部西迁，这种联盟便告结束。

察哈尔部西迁　林丹汗虽对蒙古文化有所建树，如组织贤能译者三十余人，完成对《甘珠尔》的蒙古文翻译，并用金字钞写；却实行错误政策，加速了察哈尔内部的分崩离析。他掠土地，劫牛羊，穷奢极欲，暴虐无道：“炰休悖慢，耳目不忍睹闻。” ⁽³¹⁾ 他自恃士马强盛，横行漠南，破喀喇沁，灭土默特，逼喀尔喀，袭科尔沁。史载察哈尔部属五路头目的妻子，被林丹汗重臣贵英恰强占，受害头目含愤投巴林部首领炒花，“炒花不能养，投奴酋，奴酋用之守广宁” ⁽³²⁾ 。察哈尔的敖汉部、奈曼部，因对林丹汗不满，其使者往来于后金 ⁽³³⁾ 。《旧满洲档》又载：兀鲁特部一位丧夫的福金，率领其幼子及四百六十人等归顺后金。天命七年即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察哈尔兀鲁特部贝勒明安，带领兀尔宰图、锁诺木等十六贝勒，及内喀尔喀五部台吉石里胡那克等，“各率所属军民，三千余户，并驱其畜产” ⁽³⁴⁾ ，归附后金。次年七月，蒙古兀鲁特诸贝勒同后金诸贝勒共同盟誓，以巩固双方的关系。天命十年即天启五年（1625年），林丹汗率兵围科尔沁 ⁽³⁵⁾ ，及后金军来援，乃退。林丹汗扩张势力，冯陵邻部，诸部不满。林丹汗为抵御努尔哈赤对其附近部落的瓦解，从天命十一年即天启六年（1626年）起，先后讨伐与后金结为姻盟的科尔沁部等。科尔沁等部在后金援助下，打退了林丹汗的军事进攻。天命汗凭借有利的形势，向漠南蒙古发动军事攻势。

后金宁远之败后，内喀尔喀部五部贝勒，乘机出兵奇袭，攻掠后金汛地，杀其哨探，移营相逼。后金即向蒙古内喀尔喀境内，发动重大军事攻击。天命十一年即天启六年（1626年）四月，后金精骑万人，分为八路，攻巴林部，射杀其囊奴克台吉。《明熹宗实录》记载：“逆奴掩袭炒花部落，杀其名王贵人，掠其牛马。虏众避难，来归者以二千计。” ⁽³⁶⁾ 继进至西拉木轮河，“获畜产无算，驱之不尽” ⁽³⁷⁾ 。此役，后金军扫击巴林、巴岳特、乌济业特三部牧地，俘获人畜五万六千五余 ⁽³⁸⁾ ，是为后金军大规模进攻蒙古之始 ⁽³⁹⁾ 。明人评论道：“此奴攻西虏之始。于是朵颜各部不能自存，而插酋亦有去故土，就宣、大之思矣。” ⁽⁴⁰⁾ 不久，敖汉部首领都令、色令与奈曼部首领黄把都儿“折入于奴” ⁽⁴¹⁾ 。后金此次出动大军进攻，喀尔喀受到很大损失，对内喀尔喀五部产生重大影响。明抚夷副将王牧民据炒花报称急奏：“昂奴（囊努克）近东边住牧，猛有奴儿哈赤兵到围住，杀伤昂奴，妻子掠去。我各头脑，因马瘦弱，住的星散，时齐不上兵来，不曾追赶。今黄把都儿，会同巴领、宰赛、煖兔、卜儿亥五大营，在捨莫林（西拉木伦）一处住牧。差人会虎墩兔憨，助兵报仇，不知肯不肯等情。” ⁽⁴²⁾ 到皇太极继承汗位时，明朝孙承宗、王象乾、袁崇焕或引退、或病老、或去职，明“抚西虏”之策未能有效继续。此期，明朝、后金与蒙古之间的关系，发生明显变化。明朝与蒙古不稳固的同盟，被后金打开了缺口，林丹汗更加孤立。林丹汗之孙扎尔布台吉、色楞台吉逃往科尔沁，又从科尔沁至后金，在沈阳行叩首礼 ⁽⁴³⁾ 。

皇太极继承汗位后，由于漠南蒙古东与后金接壤，西与明朝毗连，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于是成为后金与明朝的争夺对象。皇太极认为，要与明朝抗争，入主中原，就必须使漠南蒙古归服，以断明朝之左臂。明朝则认为，要抵挡日益强盛的后金，也必须控制蒙古，遏制后金。天命十一年即天启六年（1626年）十月，皇太极刚继承汗位不久，即命大贝勒代善等率精骑万人，往征蒙古喀尔喀扎鲁特部落，擒获喀尔喀扎鲁特部落贝勒巴克与其二子，及喇什希布、戴青、桑噶尔寨等十四贝勒，杀其贝勒鄂尔寨图，“尽俘获其子女、人民、牲畜而还” ⁽⁴⁴⁾ 。此役，为天聪汗皇太极军事进攻蒙古诸部之始，并威逼到察哈尔部。后金征扎鲁特部不久，察哈尔乘机出兵袭击喀尔喀：“察哈尔汗出兵，尽掠我喀尔喀，从者养之，拒者杀之。” ⁽⁴⁵⁾ 林丹汗的这种政策，也引起察哈尔各部的恐慌。察哈尔的敖汉、奈曼等部，与后金相邻，内怕林丹汗兼并，外怕后金军进攻，贵族平民，惶恐不安。天聪元年即天启七年（1627年）二月初二日，天聪汗遣使敖汉、奈曼部，晓之以利害，争取其归附，这对林丹汗是一个直接的威胁。四月二十九日，皇太极致察哈尔部济农台吉、奈曼部衮出斯洪巴图鲁、敖汉部杜棱等书曰：“汝等以通好事，令喇嘛来言，我已有书答之。今贝勒等，复遣使致书，果欲讲和，可令汝汗特遣使臣来，来时务以诚信之言教之，若词多支蔓，便启争端，一言不善，遂败乃事。我惟有据来使所言，遣使相报耳。我两国非若明人，夙为仇敌，岂以征战为善，而以太平为不美乎！凡人用奸谋诡计，而能成事者鲜矣，惟能以诚信往来，克成厥好，斯可以永久弗替耳。若讲和好，我必不背科尔沁，以科尔沁曾以和好之事，推我主盟也。” ⁽⁴⁶⁾

五月，皇太极率军攻打锦州、宁远不克，却惊动敖汉、奈曼等部。六月初五日，皇太极在回师途中得报：“蒙古敖汉部落诸贝勒、奈曼部落诸贝勒，举国来附。”七月，明总督王之臣题曰：“闻西虏都令、色令等，携带部夷二万余人，投顺东奴，心甚虑之。幸奴子不即收纳，致令徘徊河上。而部夷穷饿，多鸟惊兽散，此其必致之势也。初都令等闻虎酋之欲谋己也，忿激离巢。其投足未定之时，诸头目愿向天朝。副将朱梅差通官以书招之，都令亦欣然欲来。后闻虎酋兵动，恐天朝不能庇，决意投奴。” ⁽⁴⁷⁾ 敖汉、奈曼等部受到后金和林丹汗两方面威胁，难以在原地立足，经过选择，投附后金。敖汉、奈曼二部东归后金之后，察哈尔其他部落，也在作出抉择：或远离察哈尔，或则投附后金。八月，住地在明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市）西北的察哈尔可喇克绰特部台吉巴尔巴图鲁等，率家属降于后金。十一月，察哈尔大贝勒昂坤杜棱也率部属归附后金。十二月，察哈尔阿拉克绰特部多尔济依尔登率属投归后金。于是，察哈尔林丹汗感到后金的威胁，考虑西迁，避敌后金。据《崇祯实录》记载：天聪二年即崇祯元年（1628年）六月，察哈尔“拔帐而西，骚动宣、云，已逾半载” ⁽⁴⁸⁾ 。察哈尔部在敖汉、奈曼等部归附后金之后，开始西迁，到宣府、大同塞外。

察哈尔部西迁的原因，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日本学者和田清认为：“正在这时，各酋骄横已经不能控制，陵丹汗也不得不对属下远族喀尔喀的强酋有所畏忌，对近族敖汉、奈曼等的跋扈也无可奈何。所谓八大营二十四部部众，也都逐渐显出背离、独立的倾向。而助长、煽动这种背离倾向的，是新兴的劲敌清太祖所施巧妙的调侃手段。到这时候，陵丹汗虽想膺惩背叛，巩固统一，为时已晚，心有余而力不足。清天命十年（明天启五年）冬十一月，讨伐北方科尔沁部的贰心，无效。十一年和天聪元年间，南方亲族敖汉、奈曼反而逃亡投清，部下的喀尔喀巴林、扎鲁特部里，也出现逃往科尔沁的人，其间还渐有清军侵越的事件发生，以至可汗本人终于不得不西迁避难。” ⁽⁴⁹⁾ 就是说，察哈尔西迁于宣府、大同边外，主要是为躲避后金的进攻。林丹汗之所以西迁，而没有北迁，是因为察哈尔想西迁达到两个目的：既可避开后金威逼，又能得到明朝抚赏。

察哈尔林丹汗从其游牧地西拉木轮河迤北地域西迁，明宣府北边喀喇沁等部成为其受害者。天聪元年即天启七年（1627年）十月，“插汉西攻摆言台吉、哈喇慎诸部。诸部多溃散，或入边内避之” ⁽⁵⁰⁾ 。察哈尔进入喀喇沁部住牧地区。十一月，巡抚宣府秦士文奏报：“插汉儿即虎墩兔憨，争哈喇慎所分部落，谋犯塞，宜豫为备。时虎墩兔憨倾朝（巢）而来……直抵杀胡堡，克归化城，夺银佛寺。” ⁽⁵¹⁾ 十二月，林丹汗已驻独石口塞外旧开平所 ⁽⁵²⁾ 。时察哈尔部已经进入明宣府、大同塞外喀喇沁、土默特 ⁽⁵³⁾ 两部驻牧地带。翌年二月初一日，喀喇沁塔布囊等致后金书中曰：“察哈尔汗不道，伤残骨肉，天聪汗及大小诸贝勒俱知之矣。欺凌我喀喇沁部众，夺去妻子、牲畜，我汗黄台吉与博硕克图汗、鄂尔多斯济农，同雍谢布及阿索特、阿巴噶、喀尔喀等部落合兵，土默特部格根汗赵城地方，杀察哈尔所驻兵四万。” ⁽⁵⁴⁾ 喀喇沁塔不囊，即喀喇沁属部朵颜三十六家；格根汗，即俺答汗号；赵城，和田清先生说应为归化城，以其建有大召寺故名召城，汉语音译为赵城。具体时间可能在天启七年十二月至崇祯元年正月左右。巴颜苏伯即张家口，这是右翼诸部联军对察哈尔发动的一次反扑。从张家口入市的阿巴噶等少数阿禄部落也参加了此役，联军袭击归化城获得胜利，而其杀伤人数过于夸张。但是右翼诸部自知不敌察哈尔，故有鄂尔多斯部向明朝求援，喀喇沁约后金共同讨察哈尔之事。后金则认为察哈尔根本动摇，立即决定于秋季组织征讨。

察哈尔部西迁，激化了内部的矛盾，加速了自身的衰落。早在察哈尔西迁之前，察哈尔阿禄部落，就对把持宣、大市贸的喀喇沁、土默特等部不满，存在矛盾。如明督师尚书王之臣疏言：“蓟门、辽东，各有虎款赏。其宣府、张家口，乃虎贸易之地。虎酋差夷往来张家口卖马买货哈喇慎家，往往截夺其货物而杀之。赴喜峰口领赏贸易三十六家，截劫亦如之。虎使人讲说，各部傲然不理。虎每云：‘南朝止一大明皇帝，北边止我一人，何得处处称王？我当先处理（里），后处外。’” ⁽⁵⁵⁾ 自察哈尔西迁之后，转到宣府、大同互市，从而激化了原有的部落矛盾。天聪二年即崇祯元年（1628年）三月，察哈尔部林丹汗西迁到明宣府、大同边外后，杀土默特五路台吉。五月，林丹汗遣其大臣贵英恰，至明宣府新平堡索赏，被明将诱杀。林丹汗举兵攻掠大同一带。六月，明陕西道御史李柄奏言：“插部受赏辽东今已十年，虎墩兔嗜利好色，驭下无法，众部落如都令、色令、拱兔等咸散，于是插酋动西行之念。谋报哈喇慎向年仇隙，一举而攻溃哈喇（慎）部落，乘胜西攻宣镇边外白酋等。又乘胜西攻大同边外顺义王卜石兔，致卜石兔不支，西遁套内暂住。而插遂在宣、大时东时西，随水草住牧，此数月来情节也。” ⁽⁵⁶⁾ 时察哈尔住牧于明宣、大迤北，而土默特当时也避入套内，因此右翼诸部北征察哈尔时在此聚兵。九月，“虎墩兔西击卜石兔、永召卜，败之。都令、色令、宰生合把气喇嘛，追杀袄儿都司（即鄂尔多斯）吉能兵马之半。又屯延、宁塞外，穷兵追卜石兔，而佯请款于督师，要求过倍。兵部尚书王在晋不敢闻” ⁽⁵⁷⁾ 。此役，永召卜（永谢布）、卜石兔等部，一战皆溃：“插汉掳卜失兔阏氏与金印，各部皆远走迤西。更遣精骑入套，吉囊子孙皆俯首属之。东起辽西，西尽洮河，皆受插要约，威行河套以西矣。” ⁽⁵⁸⁾ 察哈尔战胜了永谢布（喀喇沁分部）、土默特、袄儿都司（鄂尔多斯）三部。

明蓟辽督师袁崇焕分析其时察哈尔、炒花等边情关系曰：“其时诸部，俱受戎索，有警炒花先来报臣，臣得为备。（后金）愤炒花泄其谋，遂移攻炒（花）。炒（花）卒，其部宰赛等西逃，而依于虎。虎利炒之人畜，遂并之。自虎并炒，而虎之部八大营俱不安。内都令、色令，素不善于虎，居炒之西、虎之南，我亦倚以为藩也。炒失而都与之邻矣。外畏强邻，内惧虎，求内徙，为两避。臣在事时将许之，臣去而都令降矣。都（令）既降，虎恐其部为都（令）续，遂吞并乃蛮、黑石炭等，一概收之，惟余拱兔一家。拱（兔）居宁远边，最恭顺。今春亦为攻去。虎辅车既失，独与强邻。虎自揣非敌西避，而修怨于卜（卜石兔）。欲据卜地、得卜赏，因以远患，遂住牧宣、大。卜又非虎敌，亦西窜矣。三十六家本卜部落，流离失食。我之边人，不肯为存恤，故东附，且欲借力抗虎，此今日边情大概也。” ⁽⁵⁹⁾ 从袁崇焕对当时明朝边外诸部形势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后金的军事打压与政治笼络，加剧察哈尔内部分裂；林丹汗西迁——逼迫一些部落投向后金，其结果是既削弱明朝抗御后金的力量，又加速察哈尔部的败亡。

察哈尔林丹汗在西迁之后，中断了明朝的抚赏，增加了内部的困难，树立了更多的敌人。明大同巡抚张宗衡分析林丹汗西迁后之情形云：“插全恃抚金为命，两年不领，资用竭矣。兼以巢穴未定，半怀携贰，东西驰驱，劳顿已甚。驻牧处草根皆空，马瘦如柴，暴骨成莽。” ⁽⁶⁰⁾ 林丹汗处于逆天时、违地利、缺人和的被动局面。天聪元年即天启七年（1627年），喀喇沁部与后金会盟，双方“刑白马乌牛，誓告天地” ⁽⁶¹⁾ 。林丹汗已经众叛亲离，四面楚歌。

皇太极统一察哈尔部，历史提供难得的机遇。天聪汗皇太极先后发兵，三征察哈尔。

（二）林丹汗之败亡

皇太极继汗位后，继承其父努尔哈赤对蒙古各部联姻结盟的政策，把打击的矛头主要指向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先是，天命汗与林丹汗，虽有矛盾与冲突，但一直未在军事上正面交锋。天聪汗皇太极对察哈尔部的三次军事进攻，在后金、明朝与蒙古的关系史上，是重大的历史事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征察哈尔　先是，天命十一年即天启六年（1626年）十月，皇太极刚登上汗位不久，就对蒙古扎鲁特部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是为后金针对内喀尔喀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也是皇太极继位后对内喀尔喀的第一次大规模军事进攻。其理由是：“尔喀尔喀五部落，竟潜通于明，听其巧言，利其厚赂，以兵助之，是尔之先绝我好也。又尔卓礼克图贝勒下，有托克退者，犯我台站，且扰害我人民，掠取我财畜，至再至三。甚至将所杀之人，献首于明。畴昔盟言安在哉？昔盟誓时，尔五部落执政诸贝勒，及卓礼克图贝勒，俱与此盟，而昂安不从。尔等因以昂安委我裁置，我是以兴师诛昂安。嗣后尔扎鲁特诸贝勒复云：‘昂安之罪，固应诛戮，我部落仍愿修旧好，不似东四部落，或食言败盟也。我故归桑土妻子，及昂安之子。癸亥年（1623年），复申盟誓云：‘察哈尔，我仇也；科尔沁，我戚也。尔慎无与察哈尔通好，或要截我遣往科尔沁之人，致起兵端。’无何，尔又背此盟。于甲子年（1624年），尔扎鲁特右翼，袭我使于汉察喇地方。乙丑年（1625年），又追我使于辽河畔，恣行劫夺。是年，又要截我使臣顾锡，刃伤其首，尽夺其牲畜、财物。尔扎鲁特何其贪利而背义也。然我犹念前好，不问尔罪，远征巴林，所俘获尔使百余人，悉行遣释。后桑土以诳言而来窥我，我已洞悉其奸，仍不执桑土，遣之归，以观其动静。盖我之推诚于尔，不欲终弃前盟如此。丙寅年（1626年），尔扎鲁特左翼诸贝勒，觇我使臣之出，屡次要截道路，劫夺财畜，并行残害。是尔扎鲁特之贪诈不仁，妄加于我者，终无已时也。我之所以兴师致讨者，职是故耳。” ⁽⁶²⁾ 于是，命大贝勒代善、阿敏，贝勒德格类、济尔哈朗、岳讬、硕讬、萨哈廉、豪格等，率领精锐万人，前往征讨。随之，派副将楞额礼等率兵深入喀尔喀巴林地方，纵火燎原，驱逐哨卒，以张声势，进行配合。师出半个月后，大贝勒代善遣使奏捷：“喀尔喀扎鲁特部落贝勒巴克与其二子，及喇什布希、戴青、桑噶尔寨等十四贝勒，俱已擒获。杀其贝勒鄂尔寨图，尽俘获其子女、人民、牲畜而还。” ⁽⁶³⁾ 是役，皇太极新登上汗位后的第一次对外作战，主要收获是：其一，对阳结盟后金而阴通明朝的喀尔喀扎鲁特部贝勒进行打击，起到“杀鸡吓猴”的作用；其二，获取驼、马、牛、羊三千九百四十二头只；其三，巩固新汗地位。于此，《清太宗实录》记载：“是役也，大贝勒阿敏亲党，行事变常，语言乖异，有‘谁畏谁’、‘谁奈何谁’等语。比遣使奏捷于上，语侵代善，欲相诟詈。代善容忍，以善言解之” ⁽⁶⁴⁾ 云云。可以从侧面看出，此战的一个目的是要消弭后金四大贝勒之间的裂缝。

由上，天聪元年即天启七年（1627年），皇太极于新纪元之年，在军事方面主要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是正月初八日，发兵朝鲜，师出顺利，先定“江华之盟”，后定“平壤之盟”，同朝鲜结为“兄弟之盟”，从而瓦解明朝东翼防线，消除进攻明朝的后顾之忧。第二件是五月初六日，出兵进攻锦州、宁远，结果兵败。皇太极说：“昔皇考太祖攻宁远，不克；今我攻锦州，又未克。似此野战之兵，尚不能胜，其何以张我国威耶？” ⁽⁶⁵⁾ 皇太极在用兵的同时，还运用笼络手段，争取受察哈尔部欺凌的敖汉、奈曼等蒙古部落。

二月初二日，皇太极得知林丹汗将兴兵攻打喀尔喀诸部消息，遣使致书受林丹汗欺压和侵掠的奈曼部衮出斯巴图鲁，解释征讨明朝与进攻朝鲜的原因，其书曰：“闻尔曾与乌木萨忒绰尔济喇嘛言，欲与我国和好。果尔，尔衮出斯巴图鲁可与敖汉部落杜棱、塞臣卓礼克图定议，遣一晓事人来，以便计议。我素秉直道而行，善者不欺，恶者不惧。……尔等诚欲和好，同除强暴，各保疆圉，正在此时。彼察哈尔汗，攻掠喀尔喀，以异姓之臣为达鲁花，居诸贝勒之上矣。又离析诸贝勒之妻，强娶诸贝勒之女，以妻摆牙喇之奴矣。尔等岂无见闻乎？若以我言为然，可将此书与两克西克腾诸贝勒观之。” ⁽⁶⁶⁾ 这封信，揭露了林丹汗的罪恶，离间了察哈尔部同诸部的关系，得到理解，收到效果。七月，敖汉、奈曼部落衮出斯巴图鲁、琐诺木杜棱、塞臣卓礼克图三贝勒等，率众归附，寻求保护。皇太极等盛宴迎接会见，衮出斯奏道：“吾等因察哈尔汗不道，来归皇上，叩求皇上福庇。”天聪汗皇太极摆设大宴，并加赏赐。宴后，皇太极率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贝勒阿巴泰、德格类、阿济格、杜度、岳讬、硕讬、萨哈廉、豪格，及蒙古来归诸贝勒，告天盟誓，曰：“臣皇太极敢昭告于皇天上帝，察哈尔汗，败弃典常，罔恤兄弟，无故残害喀尔喀五部落，以故敖汉、奈曼部落诸贝勒，与察哈尔汗交恶，来归于我。我若不加轸念，视若编氓，勒迁内地者，上天鉴谴，夺其纪算；若加之爱养，仍令各安疆土，而琐诺木杜棱、衮出斯巴图鲁、塞臣卓礼克图、土谢图、戴青达尔汉、桑噶尔寨、俄齐尔、杜尔霸诸贝勒，听察哈尔离间之言，背我而怀贰心者，天亦鉴谴，夺其纪算。若各遵誓辞，无相违弃，天佑我等，福祚延长，子孙繁盛，千秋万世，永享安乐。” ⁽⁶⁷⁾ 察哈尔部林丹汗的错误政策，将原来自己的盟友奈曼、敖汉部推向后金，其结果是自己的盟友成为自己的敌人，自己的敌人成了自己盟友的朋友。

天聪二年即崇祯元年（1628年）二月，喀喇沁、鄂尔多斯、阿巴亥、阿苏特等部，因不堪忍受林丹汗的蹂躏，而组成联军十万人马，与林丹汗率领的四万人马，大战于土默特部赵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地区），林丹汗大败而逃，联军获胜 ⁽⁶⁸⁾ 。时喀喇沁部贝勒苏布地杜棱古英、朵内衮济等，致书皇太极，希望合力兴师，进击取之。书曰：“察哈尔汗不道，伤残骨肉。天聪皇帝与大小贝勒俱知之。我喀喇沁部落，被其欺陵，夺去妻子、牲畜。我汗与布颜台吉、博硕克图汗、鄂尔多斯济农，同雍谢布及阿苏忒、阿霸垓、喀尔喀诸部落合兵，至土默特部落格根汗赵城地方，杀察哈尔所驻兵四万人。我汗与布颜台吉率兵十万回时，复值察哈尔兵三千人，赴明张家口请赏，未得而回，又尽杀之。今左翼阿禄阿霸垓三部落，及喀尔喀部落，遣使来约，欲与我合力兴师，且有与天聪皇帝同举兵之语，请天聪皇帝睿裁。”又载：“观伊等来约之言，察哈尔汗根本摇动。可乘此机，秣马肥壮，及草青时，同嫩阿霸垓、喀喇沁、土默特兴师取之。” ⁽⁶⁹⁾ 不久，皇太极派遣使臣往谕喀喇沁，但两次遭到察哈尔多罗特部截杀。

于是，皇太极亲自率军，攻打察哈尔多罗特部。十五日，后金侦知该部青巴图鲁塞棱主力在敖木轮地方，驻兵以待。大军来到，俱擐甲胄，众骑驰击，“多罗特部落多尔济哈谈巴图鲁中伤遁走，尽获其妻子，杀其台吉古鲁，俘获万一千二百人” ⁽⁷⁰⁾ 。后金这次出征，扫荡了阿拉克绰特和多罗特两部之地，获捷班师。寻天聪汗皇太极以敖木轮之捷告天。敖木轮之捷，天聪汗皇太极拉开统一蒙古察哈尔部的战幕。此捷之后，皇太极打通了与喀喇沁部的通道，震动了漠南蒙古诸部，增强了战胜林丹汗的信心。随之遣使赍书谕喀喇沁部落贝勒吴尔赫及塔布囊等曰：“汝以察哈尔汗不道，来书欲与我国和好，合兵讨之。如果欲和好，尔两塔布囊可为倡率，令贝勒吴尔赫，各遣人来，面议一切。”皇太极的意图在于，瓦解察哈尔，扩大同盟圈。

四月初三日，皇太极对先已归降的敖汉部落琐诺木杜棱额驸，赐号济农。十三日，巴林部贝勒塞特尔、台吉塞冷、阿玉石、满朱习礼等率众归顺后金，皇太极率诸贝勒出迎五里，设大宴，盛迎之 ⁽⁷¹⁾ 。五月，明军撤出锦州，退往宁远。皇太极命贝勒阿巴泰等率军，往略明地，毁锦州、杏山、高桥三城。后金进军察哈尔的基地，大大地向前推进。五月，贝勒阿巴泰、岳讬，师至中途，闻顾特塔布囊部落自察哈尔逃至蒙古阿喇克绰忒部落旧地居住，遇归降后金国者，辄行截杀，遣人往觇之，得实，因遣使以其事闻。于是，皇太极命贝勒济尔哈朗、豪格，率兵往取顾特塔布囊部落。后贝勒济尔哈朗等遣人奏报：“顾特塔布囊已被擒戮，尽收其民，俘获人口、驼、马、牛、羊以万计。” ⁽⁷²⁾

五月，发生敖木林之战。《崇祯长编》记载：“朵颜三十六家部落，与插汉战于早（旱）落兀素，胜之，杀获万计。” ⁽⁷³⁾ 此事，《崇祯实录》也作了记载：“朵颜卫苏不的即长昂孙也，三十六家同伯颜阿亥等部，与插汉虎墩兔憨战于敖木林，插汉失利，杀伤万余人。” ⁽⁷⁴⁾ 战事的起因是，五月二十一日，皇太极以顾特塔布囊部，自察哈尔迁至蒙古阿喇克绰忒部居住，遇归降后金的蒙古人，概行截杀；命贝勒济尔哈朗、豪格率军，往征顾特塔布囊。后顾特塔布囊被擒杀，尽收其民，俘获人口驼马牛羊以万计 ⁽⁷⁵⁾ 。以上二月、五月两次征战，都是后金军队和敖汉、奈曼等部联军，攻击察哈尔部属住牧于宁远西北的阿喇克绰特部和多罗特部，而不是林丹汗率领西迁的察哈尔部。朵颜三十六家在后金两次出征扫清大凌河上游（敖木林）一带察哈尔残部，处于腹背受敌的局面，才转而归附后金。对敖木林之役时间，《清太宗实录》记为正月，《崇祯长编》记为四月，都不准确。而《崇祯实录》与《国榷》均系于五月己巳条 ⁽⁷⁶⁾ ，同《满文老档》的所记时间一致，应当是正确的 ⁽⁷⁷⁾ 。此战，察哈尔部受到重大打击，实力大为削弱。

七月，喀喇沁部派遣喇嘛四人，率五百三十人使团到达沈阳。随之，喀喇沁部决定投归后金。八月，后金国与喀喇沁经过商谈，同心修睦，结成联盟，共同攻打林丹汗。

九月初三日，天聪汗皇太极决定亲率大军，会同蒙古诸部，征讨察哈尔部。后金遣使往会蒙古科尔沁、喀喇沁、敖汉、奈曼、喀尔喀等部贝勒，“令各率所部兵，会于所约之地” ⁽⁷⁸⁾ 。皇太极第一次以“盟主”的身份发号施令，统帅蒙古诸部军队向察哈尔林丹汗发起进攻。接着，皇太极率领满洲、蒙古诸路大军西征。初六日，皇太极率领大军离开沈阳，西征林丹汗。初八日，大军经都尔鼻（今辽宁省彰武）地方，敖汉、奈曼部兵来会。初九日，大军进抵辽阳，喀尔喀部诸贝勒，各领兵来会。十二日，大军至绰洛郭尔地驻营，科尔沁部兵来会。翌日，扎鲁特部台吉喀巴海，率兵来会。十七日，喀喇沁部汗喇思喀布、布颜阿海之子台吉毕喇什、万旦卫征、塔布囊马济、贝勒耿格尔及众小台吉、塔布囊等，各率师来会。十九日，满洲、蒙古大军，乘夜进发。翌日，大军连续进攻席尔哈、席伯图、英汤图等地，尽行攻克之。随后，皇太极指挥大军，乘胜前进，追捕败军，直至兴安岭。《清太宗实录》记载：“遣精骑追捕败军，至兴安岭，获人畜无算。” ⁽⁷⁹⁾ 皇太极在进军胜利中，严惩违反纪律者。原额真达敏，对察哈尔降人，掠其财物，杀其男妇，命杀达敏，其从者鞭八十，穿耳刺鼻 ⁽⁸⁰⁾ 。皇太极亲征察哈尔大军，于十月十五日回到沈阳。

是役，为后金第一次由皇太极亲自统帅，会集蒙古诸部兵马，共同进击察哈尔部林丹汗。师出纵骑，无果而归。

其原因之一是，科尔沁部奥巴没有如约前来会兵。奥巴遣使察哈尔，请求返还其被掠人畜，与察哈尔仍然藕断丝连。奥巴不愿与后金一起攻击蒙古大汗，以故敷衍后金，没有真正攻击察哈尔。事后议奥巴九罪，进行了有情有理、有利有节的惩罚 ⁽⁸¹⁾ 。后金军队与前来赴约的敖汉、奈曼、喀喇沁等部兵东略至兴安岭南端，未至西拉木伦河即班师，这就使察哈尔得以暂时立足于明朝宣府、大同塞外。随后皇太极颁敕“科尔沁、敖汉、奈曼、喀尔喀、喀喇沁五部落，令悉遵我朝制度” ⁽⁸²⁾ 。

其原因之二是，后金统帅皇太极没有侦查明了林丹汗的实情，也没有制定明确的战略目标。

然而，皇太极在第一次进攻林丹汗时，其成功之处在于，组成满洲、蒙古联军，共同进讨；其不足之处在于，未能同察哈尔部主力交战。但是，皇太极通过对察哈尔部的第一次进兵，确立了对蒙古诸部的盟主地位，建立了蒙古归附各部对后金的臣属关系。

二征察哈尔　天聪三年即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发动首次迂道入塞的进攻明朝京师之战。次年，攻占永平等四城，后班师。天聪五年即崇祯四年（1631年），后金又进行大凌河之役，逼降明总兵祖大寿，夺取大凌河城。时后金东线已经打败朝鲜，订立“兄弟之盟”；南线因有明朝关锦防线，难以突破；西线林丹汗不甘心失败，仇恨臣服后金的蒙古诸部，掠杀阿禄科尔沁部，该部向后金求援。于是皇太极将进军的重点，再次转向西线的察哈尔部。进军前，先准备。天聪六年即崇祯五年（1632年）三月二十日，皇太极以将征察哈尔，遣使知会蒙古各部：命蒙古喀喇沁、土默特、扎鲁特、翁牛特、巴林、科尔沁、阿禄科尔沁等部，出兵随征，相约在昭乌达会师。并下达军令曰：“朕以察哈尔汗不道，亲率大军征讨，必纪律严明，方能克敌制胜。尔固山额真、梅勒额真、甲喇额真、牛录额真，以次相统，当严行晓谕所属军士，一出国门，悉禀遵军法，整肃而行。若有喧哗者，除本人即予责惩外，该管将领，仍照例治罪。大军启行之时，若有擅离大纛，一二人私行者，许执送本固山额真，罚私行人银三两，给与执送之人。驻营时，采薪取水，务结队偕行。有失火者，论死。凡军器，自马绊以上，俱书各人字号，马须印烙，并紧系字牌。……启行之日，不得饮酒。若有离纛后行，为守城门及守关门人所执者，贯耳以徇。” ⁽⁸³⁾ 这道军令，既为着严肃后金军纪，增强战斗力；又为着大军所经不扰蒙古部民，争取蒙古各部对此次征讨的支持。

天聪六年即崇祯五年（1632年）正月初一日，皇太极由“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始更定为“南面独坐” ⁽⁸⁴⁾ 。皇太极“南面独坐”，结束“三尊佛”局面，表明汗位的提升与汗权的强化。四月初一日，皇太极会同归服的蒙古诸部，发动了第二次对察哈尔部的征讨。是日，皇太极亲率大军由盛京出发，往征察哈尔。次日，渡辽河，值水涨，皇太极与诸贝勒乘舟渡河，并渡辎重，人马皆浮水，两昼夜而过。初四日，大军至都尔鼻地方，喀喇沁、土默特部落诸贝勒，各率所部兵来会。初七日，大军经都尔白尔济地方，镶黄旗固山额真、额驸达尔哈所属蒙古二人，盗良马六匹逃去。初九日，大军次西拉木伦河时，沿途蒙古各贝勒皆率所部兵来会。皇太极统领满洲八旗和投顺后金的科尔沁、内喀尔喀、敖汉、奈曼和喀喇沁等部蒙古骑兵，会兵于西拉木伦河地带，共同大举进攻察哈尔部 ⁽⁸⁵⁾ 。十二日，巴林等部落首领率兵来会。皇太极赐盛宴，招待蒙古各部首领。这次满洲、蒙古大军出征，“一欲为我藩国报仇，一欲除却心腹大患” ⁽⁸⁶⁾ 。集中力量打击林丹汗，统一漠南蒙古。十七日，大军次喀拉木伦河。十八日，大军次哈纳崖。是夜，镶黄旗固山额真、额驸达尔哈家旧蒙古二人，盗良马六匹，潜奔蒙古察哈尔部，告以“满洲已举大兵无数，来征汝国，我等从军至哈纳崖先逃来”。林丹汗闻警大惊，“遍谕部众，弃本土西奔，遣人赴归化城，驱富民及牲畜尽渡黄河。察哈尔国人，仓卒逃遁，一切辎重，皆委之而去” ⁽⁸⁷⁾ 。林丹汗率部至黄河套西，部众散处黄河套及套西一带。二十二日，大军过兴安岭，次大儿湖的公古里河。大儿湖广袤约八十里，东西三河，环流灌注，水卤不可饮，东距沈阳一千三百五十里。二十三日，大军次都勒河。命每贝勒下拨良马二匹，入察哈尔国边界捉生。二十三日，察哈尔国一人，步行逃至后金军大营。讯之，云：“皇上大军前来，有二人驰六骑往报，察哈尔汗大惧，其部民有两牛以上，可以携带者，尽携之，奔库黑得勒酥地方。自大儿湖距彼地，约一月程。” ⁽⁸⁸⁾ 林丹汗率部西遁的消息，再次得到证实。天聪汗皇太极鉴于形势发生变化，谕率兵诸贝勒大臣曰：“察哈尔知我整旅而来，必不敢撄我军锋，追愈急，则彼遁愈远。我马疲粮竭，不如且赴归化城暂住。”因命喀山、吴拜，率兵八十名，往调前遣阿山、图鲁什、劳萨等先锋军返还。于是大军回返，趋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五月初十日，皇太极得报：“观敌人大队踪迹，逃去已久。恐我兵追之无及。” ⁽⁸⁹⁾ 是日，皇太极自布龙图旋师，至枯橐地方驻营。十一日，皇太极召集大贝勒代善、贝勒莽古尔泰及诸贝勒满洲、蒙古、汉官等，谕曰：“我等原征察哈尔至此，察哈尔不能御而遁，追之无益。今我兵马疲惫，其暂旋师，以俟再举乎？抑先取蒙古部民，复入明境乎？二者孰便，尔诸臣可定议以奏。”于是群臣集议，奏云：“我师此来，已近明境，即先取蒙古部民，复入明地，以图大事，诚为上策。” ⁽⁹⁰⁾ 于是，皇太极决定：掳掠察哈尔部民财物，并进兵攻打明朝。十二日，大军边往取察哈尔部民，边向明宣府、大同进军。二十三日，大军次木鲁哈喇克沁地方，分兵两翼：左翼以贝勒阿济格为帅，率巴克什吴讷格、科尔沁土谢图额驸奥巴，及巴林、扎鲁特、喀喇沁、土默特、阿禄等部落兵万人，往掠大同、宣府边外一带察哈尔部民；右翼以贝勒济尔哈朗、岳讬、德格类、萨哈廉、多尔衮、多铎、豪格等，率兵二万人，往掠归化城黄河一带汉民。又以车尔格、察哈喇率兵五百人，往黄河取备船艘为前队；以图鲁什、劳萨先往捉生。皇太极与大贝勒代善、贝勒莽古尔泰等，统大军继进 ⁽⁹¹⁾ 。二十日，皇太极至归化城，驻营。六月初八日，皇太极率大军自归化城起行，趋向明边，沿途不断给明边官致书，斥责明朝罪恶，劝其早日归降。后金军经宣府、张家口边外，肆行抢掠，饱欲而返。七月二十四日，皇太极率军，回到沈阳。

皇太极第二次亲征察哈尔林丹汗之役，历时四十天。据《清太宗实录》记载，仅斩一人、获六人，又获马一匹、骆驼一峰，败敌近百人。后金军只斩获几名哨兵，始终未同察哈尔军队相遇，结果“不得踪迹而还”。皇太极在深入察哈尔境后，主要困难：一是缺水——“天气炎热，无水，人亦晕倒” ⁽⁹²⁾ 。其时，以一黄羊，易水一碗，可以看出，水之珍贵。二是缺粮——大军“分道而猎，及合围，见黄羊遍野，不可数计，遂杀死数万。时军中粮尽，因脯而食之” ⁽⁹³⁾ 。是役，在军事、政治、贸易三个方面，均对后金产生影响。

其一，军事战果不大。此役的军事意义在于，逼迫林丹汗放弃本土，西逃青海，部众涣散离析，部力大为削弱。后来贝勒阿济格总结二征察哈尔的教训道：“往征察哈尔时，皇上坚意前进，幸上天眷佑，仅遇彼之哨兵，而察哈尔汗已自远遁。彼时若渡黄河，略其财物，散给士卒，以所获牲畜为粮，可以持久。纵离家遥远，亦当遣一贝勒，领兵数百，乘草青马肥时，袭察哈尔踪迹，庶远振军威，近慰众望。乃以粮运不继，皇上虑之，转向归化城进发。揆之出师初意，似不相符矣！” ⁽⁹⁴⁾ 皇太极没有长驱远袭，横加打击，犁庭扫穴，却是遇难而退，没有实现出师目的。

其二，政治意义不小。此役的政治意义在于，四月十二日，大军次扎滚乌达地方，“巴林部落塞特尔、阿禄部落奔巴楚虎尔，顾鲁台吉、僧格台吉，科尔沁国土谢图额驸奥巴、布塔齐哈谈巴图鲁、孔果尔冰图、国舅吴克善、满朱习礼额驸、桑噶尔寨，阿禄部落孙杜棱、东戴青、塔赖楚虎尔之子穆章等诸贝勒，各率所部兵来会。又北边蒙古诸部落贝勒，亦各率所部兵来会。谒上，上御座，土谢图额驸奥巴，率各部落贝勒，遥拜，复独近前叩首，行抱见礼，上起座答礼。奥巴跪请上安毕，诸贝勒各序齿相见。上命土谢图额驸坐上左侧，其余诸贝勒及本国诸贝勒以次坐。阿禄部落孙杜棱率本部众贝勒朝见，上命孙杜棱与大贝协代善同坐，诸贝勒与本国诸贝勒同坐。于是蒙古诸贝勒各以所携酒献，上饮毕，复献马。上酌纳之，赐大宴” ⁽⁹⁵⁾ 。这实际上是一次皇太极与蒙古诸部首领的会盟。天聪汗皇太极以盟主身份发号施令。十六日，皇太极召集科尔沁国土谢图额驸并其昆弟诸贝勒及扎鲁特、敖汉、奈曼、阿禄各部落贝勒等，谕之曰：“朕以察哈尔汗不道，整旅徂征。先期谕尔等，率所部兵来会，今尔等所率兵，多寡不齐，迟速亦异，惟土谢图额驸率来军士甚多，又不惜所畜马匹，散给部众，疾驰来会，足见立心诚慤，忧乐相同，朕甚嘉之。若吴克善者，则于朕心有所不慊矣。扎鲁特诸贝勒，亦属实心效力。至若巴林诸贝勒，既托命于我，自应身先士卒，竭力戎行，乃吝惜马匹，怠缓不前，何耶？尔同类之喀尔喀诸贝勒，为察哈尔所俘戮者有之矣，离其夫妇者有之矣，取其部曲、只存孑身者亦有之矣，朕从大公起见，兴师来此，正尔等奋志雪仇之日也。今视尔等，似犹有惧心者。彼察哈尔能至我城下否，我亦有惧心否，尔塞特尔，动辄托病，果何病耶？不念及国政，而嗜饮无度，为酒所困耳。又阿禄诸贝勒，为察哈尔所逐，自奔投我国以来，朕每谓当移营近地，乃不遵朕言，仍于远处放牧，复为察哈尔所掠。且以所掠诸物，献于明国，诳云：‘满兵进攻之后，我入其地，而得之以献。’是彼指侵夺我国之名，以诳告于明也。属国为人所袭，朕犹有憾，阿禄诸贝勒躬罹其害，蓄怨自深，岂不思仗朕力以复仇者！乃竟不散给尔马，不多发尔兵，仅以一旅之师，勉强应命。应俟班师日议罪。至尔敖汉、奈曼诸贝勒，独先他部来归，济农移居沈阳，班第年少，衮出斯巴图鲁身居本国，汝等较巴林殊优，然亦未为尽善也。”又谕曰：“今朕所忧者，惟恐八旗诸贝勒，不体朕意，或将汝等良马美物，欺而夺之耳。若两国贝勒，联姻缔盟，彼此相馈，各出所愿则可，有不愿者则勿与也。倘有恃威强索者，尔当奏闻。”众皆叩首受命 ⁽⁹⁶⁾ 。皇太极为了加强对蒙古各部的控制，次年八月遣使到蒙古各部颁布法律，正式建立起他们对后金的从属关系，密切相互往来。

其三，贸易有新拓展。其时察哈尔林丹汗所属诸部，或投附后金，或自称雄长，原有献贡，拒绝交纳：“各自称雄，献贡遂绝。” ⁽⁹⁷⁾ 此役，逼迫察哈尔部远离宣府、大同外地区，失去明朝的市赏。察哈尔部断了明廷的岁赏，如同中原，秋成歉收：“插恃抚金为命，两年不得，资用已竭，食尽马乏，暴骨成莽。插之望款，不啻望岁。” ⁽⁹⁸⁾ 翌年，林丹汗遣人到明延绥、宁夏讨赏，明边吏不应。林丹汗合五万余骑，连营数十里，纵掠塞外 ⁽⁹⁹⁾ 。后金则乘机同明议和，同漠南蒙古诸部等，“大市于张家口” ⁽¹⁰⁰⁾ 。于是，后金在边口的贸易，有了新的拓展。

三征察哈尔　皇太极二征林丹汗后，明朝和后金发生许多重大事情。其一，明朝力量更加削弱。天聪七年即崇祯六年（1633年）五月，孔有德、耿仲明率部投降后金。寻封孔有德为都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后尚可喜亦降，授为总兵官。六月，后金派贝勒岳讬、德格类等会同孔有德、耿仲明统领军兵，进攻明旅顺口，后克之。其二，出兵掳掠明朝边民。后金地区，发生灾荒，粮食奇缺。天聪八年即崇祯七年（1634年）五月，皇太极亲率大军第二次入塞进攻明朝。后金军攻入宣府、大同地区，肆意抢夺，掳掠而归。此期，皇太极与林丹汗发生历史性变化。

后金与察哈尔关系，发生转折性的变局。皇太极拉拢蒙古首领，孤立林丹汗，瓦解察哈尔。天聪七年即崇祯六年（1633年）正月，皇太极将长女下嫁给敖汉部贝勒都喇尔巴图鲁之子班第为妻。二月，蒙古阿禄科尔沁车根汗率固本巴图鲁、达尔马代衮、吴巴什等举部归附后金 ⁽¹⁰¹⁾ 。四月，察哈尔汗属下两翼大总管塔什海虎鲁克寨桑归附后金，言：“察哈尔汗残虐不道，国人思乱。” ⁽¹⁰²⁾ 翌年正月，蒿齐忒部台吉额林臣归附后金。六月，皇太极得到二征征察哈尔部时之报：“壬申年（天聪六年），上统大军，往征蒙古察哈尔国林丹汗时，林丹汗举国惊恐无措。林丹汗见人心惶忧，知国势不可为，为窜逃计，遂弃故业，渡黄河，西奔图白忒部落，牲畜死者甚多。其臣民向苦其暴虐，抗违不往，中途逗留者十之七八。又食尽，杀人以食。自相屠戮，夺取牲畜财物，相继溃散。” ⁽¹⁰³⁾ 察哈尔许多部众，不愿再随林丹西迁土蕃——青藏一带地方。同月，察哈尔候痕巴图鲁率其民千人投归后金；察哈尔额林臣戴青等五寨桑率二千七百人又投附后金；察哈尔土巴济农复率其民千户归附后金。喀尔喀部巴噶达尔汉归附后金。七月，察哈尔林丹之妻率其八寨桑，以一千二百户归降后金。闰八月，皇太极连续得到来自察哈尔的奏报：“察哈尔林丹汗病痘，殂于打草滩 ⁽¹⁰⁴⁾ 地方，其子及国人，皆欲来归。” ⁽¹⁰⁵⁾ 又得到奏报：察哈尔寨桑噶尔马济农等率小寨桑、扎萨古尔及贝勒、台吉、塔布囊等并其国人六千，“送察哈尔汗妻窦土门福金，携其国人来降” ⁽¹⁰⁶⁾ 。后皇太极将窦土门福金纳娶之。十二月，察哈尔祁他特车尔贝、塞冷布都马尔等，各率所部人民，归降后金。天聪九年即崇祯八年（1635年）二月，后金编审内外喀喇沁蒙古壮丁共一万六千九百五十三名，分为十一旗，并确立蒙古八旗建制 ⁽¹⁰⁷⁾ 。

以上说明，天聪汗正在巩固根基，日益强大，林丹汗却是众叛亲离，土崩瓦解。察哈尔内部发生最重大的变局是：先是，察哈尔噶尔马济农等遣使后金请降，言：“林丹汗病殂，汗子及国人皆欲来归。” ⁽¹⁰⁸⁾ 皇太极为证实上述奏报是否真实，派阿什达尔汉等前往核查。天聪汗得到确讯，林丹汗已经病死。于是，天聪汗皇太极决定出动大军，三征察哈尔。

天聪九年即崇祯八年（1635年）二月二十六日，天聪汗皇太极命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贝勒岳讬、萨哈廉、豪格为统兵元帅，以固山额真纳穆泰为右翼，以吏部承政、镶白固山额真图尔格为左翼，率护军、骑兵万人，三征察哈尔，往收察哈尔林丹汗之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 ⁽¹⁰⁹⁾ 。三月，多尔衮等在宣府水泉口，招抚了林丹汗的遗孀囊囊福金，从他们口中得知额哲等人的驻牧地。后多尔衮等，遣礼部启心郎祁充格等赍疏奏言：“臣等奉命率大军，至西喇朱尔格地方，遇察哈尔汗妻囊囊太后、琐诺木台吉，率部下一千五百户来降。臣等以礼接见，设宴宴之。已遣温泰等引之见上矣。”四月初二日，皇太极派大臣济席哈、海塞等，往驻上都旧址，等候出征察哈尔诸贝勒的消息。和硕贝勒多尔衮，贝勒岳讬、萨哈廉、豪格等统领大军，初十日，渡河。多尔衮等从囊囊太后部众中，得知苏泰太后及其子额哲的驻牧地。多尔衮等率领后金大军继续前进，至黄河造船，前往黄河河套一带，收抚察哈尔部众，寻找苏泰太后及其子额哲等人的下落。苏泰太后为皇太极母舅叶赫贝勒金台石之孙女，台吉德尔格勒之女。

二十八日，大军进抵察哈尔林丹汗之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国人所驻牧的托里图地方。其时天雾昏黑，额哲部中无备。多尔衮等恐被额哲惊觉，夜间按兵不动。多尔衮、岳讬、萨哈廉、豪格议商决定，派遣随军的叶赫金台石贝勒之孙南楮，及其叔祖阿什达尔汉等，先见南楮之姐林丹汗遗孀苏泰太后及其子额哲，面告满洲诸贝勒多尔衮等，奉天聪汗皇太极之命，统率大军前来，招抚苏泰太后及其子额哲，军纪严明，秋毫不犯。南楮等受命后，急驰至苏泰太后大营。到大营后，南楮高声喊道：“尔福金苏泰太后之亲弟南楮至矣，可进语福金！”苏泰太后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后，既惊又喜，但怕有诈。苏泰太后遂令她的从者旧叶赫人亲自目睹，加以辨认。还报道：“是真！”苏泰太后恸哭而出营帐，与其久别之弟抱见。随之，苏泰太后令其子额哲，率领众寨桑，出迎后金军。此事，《钦定蒙古源流》记载：“林丹库图克图汗运败，妻苏台太后系珠尔齐特精太师之子德格勒太师之女，同子额尔克洪果尔二人，限于时命，仍回原处。汗族之诺延四人，领兵往迎。岁次乙亥五月，于鄂尔多斯游牧之托赉地方被获，因取蒙古汗之统。” ⁽¹¹⁰⁾ 上文中的珠尔齐特精太师，即叶赫贝勒金台石。在上文之下，张尔田校补注曰：“天聪九年五月丙子，林丹汗子额尔克洪果尔额哲降。初，贝勒多尔济［衮］、岳讬、萨哈璘、豪格统兵至黄河西，额哲驻地托里图地方，其母苏泰福金，叶赫贝勒锦台什女孙。因遣其弟南楚偕同族往告，招之降。时天雾昏黑，额哲不虞，军至无备。苏泰与额哲乃惶，牵众宰桑迎。于是，全部平。” ⁽¹¹¹⁾ 这是多尔衮利用姻亲关系，取得政治与军事“一石二鸟”的生动史例。于是，多尔衮等命列旗纛，鸣画角，吹鼓乐，隆重前进。多尔衮同额哲等，率领双方大臣，行拜天礼。礼毕，多尔衮、岳讬、萨哈廉、豪格等依次与额哲交拜抱见。尔后，多尔衮等到苏泰太后营帐，苏泰太后迎入相见，行礼，设宴。多尔衮等秘议，恐额尔克孔果尔及其群臣生疑，乃誓告天地云：“我等待额尔克孔果尔，若有异念，天地降谴。我等推诚敦信，如此盟誓。若伊等不从，包藏异心，伊等当被天地谴责。”

翌日，苏泰太后、额哲设宴，送多尔衮等驼马、雕鞍、貂裘、琥珀、金银、苏缎等物。多尔衮等谢却其驼、马，其余礼品俱收下。多尔衮等仍设宴答礼，并赠以雕鞍、马、黑貂裘等礼物。最后，多尔衮等奏言：“臣等荷蒙天眷，仰仗皇威，谨遵指授方略，进止以时，所有察哈尔国苏泰太后母子，及其部众人民，悉已招降归附。其囊囊太后，同琐诺木台吉，率其部众人民，先已投诚，谅至国境矣。谨遣礼部启心郎祁充格，具奏以闻。” ⁽¹¹²⁾ 八月初三日，和硕贝勒多尔衮，贝勒岳讬、萨哈廉、豪格等，征察哈尔国，获历代传国玉玺。

先是，相传传国宝玺，藏于元朝大内，至顺帝为明洪武帝朱元璋所败，弃大都城，携玺逃至沙碛。顺帝后死于应昌，宝玺遂遗失。二百余年后，有在山冈下牧羊者，见一山羊，三日不啮草，但以蹄跑地，牧者发掘，见此宝玺。既而归于元后裔博硕克图汗，后博硕克图为察哈尔林丹汗所侵国破，玺复归于林丹汗。贝勒多尔衮等，闻宝玺为林丹汗遗孀苏泰太后福金所收藏，索要，得之。玺文为“汉篆‘制诰之宝’四字，璠玙为质，交龙为纽，光气焕烂，洵至宝也”。多尔衮等见宝玺后甚喜，曰：“皇上洪福非常，天锡至宝，此一统万年之瑞也。” ⁽¹¹³⁾ 遂收其玺，携降民渡黄河，至归化城。

时贝勒岳讬有疾，分兵一千，驻营归化城，防守察哈尔降民。多尔衮、萨哈廉和豪格三贝勒率众兵，并察哈尔林丹汗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及其大臣，往略明山西一带，自平鲁卫入。时镶白旗护军参领博尔惠，率二十人，遇明右卫兵二百人，败之，生擒一人。是日，以所得牲畜、粮米，送至岳讬所。“我军由朔州前发，有明宁武关参将，率兵五十名来探。我镶蓝旗前锋参领席特库击败之，杀十余人，参将中伤，领余兵遁走。我军直抵长城下，三贝勒遣前锋将领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往毁长城。劳萨乘夜前往，遇明羊房口步兵出迎，击败之。次日，又败宁武关哨卒，斩十人，生擒二人，遂毁关，入略代州。大军于忻州驻扎。于是，三贝勒纵兵略忻州一带。又令右翼正黄旗喀迩喀玛防御忻州，有敌兵千余，从忻州出战，我哨卒击败之。比我军将还，前锋参领苏尔德、安达礼，率四十人，伏于忻口，遇明往来哨卒三百人，败之，斩杀大半，获马六十匹。我军至忻口，明总督遣副将一员，领兵七百人，从代州来探。我左翼主帅固山额真图尔格，率诸贝勒所属护卫，自忻口追击至崞县，获马六十余匹。我军至黑峰口，劳萨击明游击下哨卒四十名，俱斩之，获马三十余匹。我军出长城，自应州赴平鲁卫。卫内有马步兵五百人，出城列阵，三贝勒即令右翼主帅正黄旗固山额真纳穆泰、图尔格，率兵破其阵，追击至城壕，明兵死者百余人。三贝勒率大军出边，令纳穆泰，图尔格率章京十六员、兵千名殿后。有明大同城守王姓总兵属下兵，及宁远、锦州总兵祖大寿援兵，共马步卒三千人，齐出。图尔格先见之，遂奋勇冲入，明兵皆溃。图尔格乘胜掩杀，拥至壕边。我军皆步战，击死明兵甚众。明溃兵马步约五百余人，复于台上列营。纳穆泰率兵围台奋击，尽歼其众。其马匹伤死者甚多，我军获马二百匹” ⁽¹¹⁴⁾ 。

九月，后金军凯旋回到沈阳。初四日，皇太极派遣刚林、罗硕等，诣凯旋诸贝勒军前，商约相见日期。初五日，后金凯旋诸贝勒等，携归降人民、牲畜、财物至，营于皇太极御营之右二里许。初六日，皇太极出御营，迎凯旋诸贝勒，举行隆重仪式。时诸贝勒率归降察哈尔林丹汗之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及其诸大臣，从天聪汗侧，驰马拜谒。在皇太极御营南冈上筑坛，设黄案，焚香，吹螺，掌号。皇太极率众拜天毕，还御座。凯旋诸贝勒设案，铺以毡，奉献所得“制诰之宝”玉玺于案上。由正黄旗固山额真纳穆泰、镶白旗固山额真吏部承政图尔格，举案前进，诸贝勒率众遥跪以献。御幄前设黄案，陈香烛，皇太极受玉玺，亲捧之，率众复拜天，行礼，复位。传谕左右曰：“此玉玺乃历代帝王所用之宝，天以畀朕，信非偶然也。”于是凯旋诸贝勒，率诸大臣遥跪。国舅阿什达尔汉奏曰：“仰蒙天眷，复赖皇上洪庥，收服察哈尔汗子额尔克孔果尔，并察哈尔汗遗孀苏泰太后，与其群臣百姓，又获历代帝王传国玉玺，又入明宣、大界，至山西地方，多所俘获，大败敌兵。此行甚利。” ⁽¹¹⁵⁾ 奏毕回班。于是察哈尔汗遗孀苏泰太后及其子额哲、察哈尔汗妇弟泰松格格，及其臣额尔克楚虎尔琐诺木卫寨桑等，各以金印、玉带、诸色数珠、蟒缎、金银、器皿、驼马等进献。苏泰太后进前，皇太极起迎，出幄，以礼相见。额哲率其部诸大臣跪拜，行抱见礼。皇太极饮酒之时，皇后及三妃，率诸贝勒福金等出营，迎苏泰太后，俱以礼相见。皇太极大宴后金凯旋诸贝勒、苏泰太后及额哲与其诸大臣。

后金军三征察哈尔之役，回程顺攻明朝晋北地区。大军出征，时已半年，士马疲劳，衣食匮乏。如贝勒岳讬患病，在归化城休养。靠其他旗抢掠的牲畜、粮米，送至岳讬所，以解燃眉之急。因之，多尔衮等收取额哲、苏泰太后等后，没有立即回师，而在明边外饱掠后，才回师沈阳。《清太宗实录》记载：“是役也，我军入明边驰略，自平鲁口入朔州，直抵长城。又经宁武关、代州、忻州、崞县、黑峰口、应州，而复还平鲁，斩击明兵六千余人，计俘获人口、牲畜七万六千二百有奇。乃出边，与贝勒岳讬会于归化城。方三贝勒入边后，贝勒岳讬驻守归化城。” ⁽¹¹⁶⁾ 后金军在归化城地区，纵马放牧，抢掠财富。

后金精锐军队，三征察哈尔部，都没有同察哈尔部主力交战。皇太极实际上是不战而降察哈尔。皇太极未经决战，统一了察哈尔部。在统一察哈尔部的过程中，皇太极采取的策略是：第一，“慑之以兵，怀之以德” ⁽¹¹⁷⁾ ，将军事征服和招抚劝降相结合。多尔衮在招降苏泰太后时，利用其弟南楮的亲情关系，顺利地降顺苏泰太后及其子额哲。第二，利用矛盾，分化瓦解。采取恰当策略，利用蒙古各部族之间矛盾，逐步切断漠南蒙古喀尔喀各部同察哈尔部的联系，同时拆散其同明朝的盟约。主要孤立和打击察哈尔部林丹汗。第三，抓住时机，发兵进剿。当皇太极得知林丹汗西迁并病死的确讯后，派兵前往，长驱深入，耐心争取，一举成功。第四，降顺兵民，妥善安置。皇太极对林丹汗遗孀苏泰太后及其子额哲，以及其他寨桑、台吉、部民等，都安置抚养（详见后文）。

后金统一察哈尔，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一，吞并察哈尔部。察哈尔汗不仅是察哈尔部的大汗，而且是蒙古各部的宗主。察哈尔部的灭亡，既是漠南蒙古全部归于后金统治的标志，也是成吉思汗创立大蒙古国在其故土最终覆灭的标志。林丹汗的遗孀窦土门福金和囊囊福金都嫁给皇太极，苏泰福金则嫁给济尔哈朗。林丹汗之子、年十四岁的额哲，则娶了皇太极第二女、十二岁的马喀塔 ⁽¹¹⁸⁾ 。随着额哲投降后金，察哈尔部的贵族、喇嘛也相继归降后金。《清太宗实录》记载了一长串名单：额哲部下群臣额齐格顾实、多木藏顾实、额齐格喇嘛、达尔汉喇嘛、阿木出忒喇嘛、卓礼克图格龙、俄克绰特巴俄木布、朱成格达尔汉诺颜、额布格寨桑、布兑杜棱诺颜、巴牙思户达尔汉塔布囊、达赖浑津、布泰阿噶喇户、琐诺木卫寨桑、额参塞臣、额尔克楚虎尔、阿齐图太锡、波罗库鲁克、巴特玛都喇尔、扎唐伊尔都齐、苏朗察尔庇、毕木布寨桑、杜棱大云、俄思户布都马尔、图巴太锡、摆户寨桑、塞冷叶尔登、祁他特西格津、伊图寨桑、褚阳寨桑、波布达雅齐、塞冷古英、萨马克谈古英、喀木卫达尔汉、达尔马台吉、巴雅海塔布囊、通阿寨桑、囊弩克台吉、吴尔寨图古英、达鲁齐诺颜、阿拜泰台吉、萨代寨桑、阿津泰达尔汉寨桑、朝科、卿礼、巴特玛寨桑、古木台吉、吴巴什苏朗、辛达孙古英、波格勒寨桑、库图克达尔汉、讷木汉达尔汉、扎萨克古英、西达布都马尔、绰思熙扎萨古尔、琐诺木札萨古尔、俄齐尔札萨古尔、海赖札萨古尔、巴达礼札萨古尔、博尔达扎萨古尔、巴颜图寨桑、土巴台吉、多尔济冰图、土轮齐达户、占泰寨桑、翁讷和寨桑、苏朗塔布囊、博洛尔泰喀萨克等，率其部民归降。随以察哈尔额尔克楚虎尔妻，及其部下人达云绰尔齐、宜特格尔图、额尔克多克辛、托诺达尔汉塔布囊、托克脱和都喇尔寨桑、劳罕俄尔洛克诺颜、布兑寨臣、额尔克俄尔洛克、僧格寨桑、古鲁古英、琐诺木诺颜、塞臣卓礼克图、门都赫塔苏尔海、僧格塔苏尔海、朱喇图巴图尔、布尔噶图宜特格尔图、吴哈纳特白里户、额墨格墨尔根、巴图都喇尔、沙里额尔克古英等官，并其部民归降 ⁽¹¹⁹⁾ 。在此先后，漠南蒙古各部，先后降服后金。

察哈尔部被后金征服，明朝失去北面屏障，边事越发不可收拾。《明史·鞑靼传》记载：

明未亡，而插先毙，诸部皆折入于大清。国计愈困，边事愈棘，朝议愈纷，明亦遂不可为矣！ ⁽¹²⁰⁾

第二，补充大量兵马。《圣武记》曰：“夫草昧之初，以一城一旅敌中原，必先树羽翼于同部。故得朝鲜人十，不若得蒙古人一。” ⁽¹²¹⁾ 皇太极统一漠南蒙古后，扩大了兵源，仿照八旗满洲兵制，编设八旗蒙古。如天聪九年即崇祯八年（1635年），编内外喀喇沁蒙古壮丁一万六千万多名，除盲人和残废者外，凡年在六十岁以下、十八岁以上者都被编入。从此以后，八旗蒙古作为八旗劲旅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对明征战的主力军队。

以编审内外喀喇沁蒙古壮丁为例，编审壮丁一万六千九百五十三名，分为十一旗。其中古鲁思辖布杜棱等共五千二百八十六名为一旗，以古鲁思辖布为固山额真；俄木布楚虎尔等共一千八百二十六名为一旗，以俄木布楚虎尔为固山额真；耿格尔等共二千一十一名一旗，以耿格尔与单把同管固山额真事；正黄旗津扎等之壮丁及旧喀喇沁壮丁共一千二百五十六名，合旧蒙古为一旗，以阿代为固山额真；镶黄旗吴思库等之壮丁及旧喀喇沁壮丁共一千四十五名，合旧蒙古为一旗，以达赖为固山额真；正红旗昂阿等之壮丁及旧喀喇沁壮丁共八百七十名，合旧蒙古为一旗，以恩格图为固山额真；镶红旗苏木尔等之壮丁及旧喀喇沁壮丁共一千十六名，合旧蒙古为一旗，以额驸布彦代为固山额真；正白旗布尔哈图、阿玉石等之壮丁及旧喀喇沁壮丁共八百九十名，合旧蒙古为一旗，以伊拜为固山额真；镶白旗喇木布里等之壮丁及旧喀喇沁壮丁共九百八十名，合旧壮丁为一旗，以额驸苏纳为固山额真；正蓝旗什喇祁他特等之壮丁及旧喀喇沁壮丁共八百六十名，合旧蒙古为一旗，以吴赖为固山额真；镶蓝旗诺木齐等之壮丁及旧喀喇沁壮丁共九百一十三名，合旧蒙古为一旗，以扈什布为固山额真。此次编审壮丁时，谕令“凡年六十以下，十八以上，并从本地方带来汉人，每家所有壮丁若干名，俱照例编审。其目不能视，足不能行，手不能持者，不入编审内。如诸贝勒、塔布囊及一切人等，有隐匿壮丁不送编审者，或经人举首，出首之人，准其离主，将所隐之人入官，仍交刑部，照例治以隐匿之罪。其十家之长，罚马二。永著为令” ⁽¹²²⁾ 。

满洲的骑射，一重兵，二重马。在统一漠南蒙古的过程中，皇太极既补充了兵，又补充了马。从蒙古的战利、贡献、罚没和通市中，获得大量蒙古马匹。其通市，如《钦定八旗通志》所载：“以出兵所得汉人财帛及与朝鲜所得货物，尽与蒙古易马。” ⁽¹²³⁾

第三，后金可靠盟友。皇太极继东征朝鲜解除了左翼威胁之后，又解除了右翼蒙古的威胁，使后金从根本上扭转了“四境逼处”的被围态势，从战略上由朝鲜、明朝、蒙古三面包围的局面，变为对明朝三面包围的态势，同时也为迂回袭扰明朝腹地开辟了通路。天聪八年即崇祯七年（1634年）十月，皇太极征察哈尔回师后，在其父努尔哈赤灵前祭告说：“乃者，朝鲜素未输诚，今已称弟纳贡；喀尔喀五部，举国来归；喀喇沁、土默特，以及阿禄诸部落，无不臣服；察哈尔兄弟，其先归附者半，后察哈尔汗携其余众，避我西奔，未至汤古忒部落，殂于西喇卫古尔部落打草滩地，其执政大臣，率所属尽来归附。” ⁽¹²⁴⁾ 这是皇太极对统一蒙古业绩及其意义的总结。以蒙古明安贝勒为例，蒙古兀鲁特部明安贝勒，是察哈尔蒙古降服后金的一个代表人物，也是清初满蒙关系的一个家族典型：明安先为初设兀鲁特蒙古旗，后改隶满洲正黄旗。后明安多次随军征战，在大凌河之战中立有大功。是役，明总兵祖大寿出城作战，明安贝勒同和硕图固山额真等夹击，祖大寿兵失利退入城内。后金军伪装成明军增援，祖大寿误中其计出战，明安等齐进奋击。祖大寿败阵，寻率众投降。顺治初，进二等伯，雍正追进一等侯。其子昂洪、多尔济、纳穆生格、朗素等多有军功，地位显赫。长子昂洪，天命朝从征巴林、扎鲁特，后在大凌河战役中立功，进三等副将。昂洪子鄂齐尔，官内大臣，后授为领侍卫内大臣，乾隆追封为三等男。子多尔济，为额驸，伐扎鲁特、征克什克腾，皆有战功。设六部，为刑部承政，专管蒙古事。后授内大臣，预议政。子纳穆生格，清军入关后，从征福建，殁于海。幼子朗素，袭明安职。孙马兰泰，雍正进为一等侯，署前锋统领，后官参赞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军机大臣。科尔沁部的布颜代贝勒，天命七年即天启二年（1622年），同明安率所属归后金，娶公主，为额驸，后隶满洲镶红旗。他在觉华岛之役中率蒙古骑兵，同武讷格立有奇勋，以军功晋镶红旗固山额真。《清史稿·明安传附布颜代传》赞扬其英勇精神：布颜代在一次战斗中，“身被数伤，所乘马亦创，犹力战冲锋殪敌，遂以创卒。年六十有一”。布当亦随明安投后金，后授二等参将世职，隶满洲正蓝旗，晋三等男。到天聪十年即崇祯九年（1636年）三月二十二日，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贝勒，在盛京集会，尊皇太极为“博格达·彻辰汗”（宽温仁圣皇帝），尊奉皇太极为共主。整个漠南蒙古诸部，皆臣服于后金。

第四，直接马市贸易。后金吞并察哈尔蒙古，南部边界已同明朝宣府、大同接近，从而便于直接或间接地同明进行贸易。天聪六年即崇祯五年（1632年），后金在宣府，与明互市，获利丰厚。班师之后，继续进行。八年，后金派人由喀喇沁地方与明贸易，使臣返回途中被明人截杀，“所携财物，尽被掠去” ⁽¹²⁵⁾ 。九年，多尔衮收察哈尔林丹汗之子额哲返回时，至明大同沙河堡，双方并出“货物互市” ⁽¹²⁶⁾ 。天聪十年即崇祯九年（1636年）二月，后金遣察汉喇嘛等，率每家十五人，各携貂皮五十张、人参百斛，往明山西杀虎口贸易 ⁽¹²⁷⁾ 。六月，皇太极又遣诺木图等率八家，每家三人及每旗蒙古一人，携每家金银千两，与土默特部鄂木布楚虎尔等，同往蓟镇喜峰口贸易 ⁽¹²⁸⁾ 。崇德二年即崇祯十年（1637年），清廷遣阿尔津携俄莫克图等，“率商人百余及八家官员，携货往归化城贸易” ⁽¹²⁹⁾ 。同年八月，皇太极派“吴拜等出张家口，往迎归化城贸易之丹岱等，遇明哨卒十六人，斩十五人，生擒一人，获马十九匹，奏闻” ⁽¹³⁰⁾ 。崇德三年即崇祯十一年（1638年）六月，满洲八家以银两万五千六十六两及貂皮等物，梅勒章京以上银九千三百六十九两及貂皮等物，往土默特贸易，易得大量蟒缎、素缎、布帛、金线、衣服、红毡、卧柜、草纸、茶、粉等物而归 ⁽¹³¹⁾ 。随后又遣额尔德尼达尔汉囊苏喇嘛等四十人，“携黑貂皮一千七百张、人参二千七百斤，前往蒙古土默特部落贸易” ⁽¹³²⁾ 。

后金统一察哈尔部后，可以直接在张家口同明进行贸易。天聪六年即崇祯五年（1632年），后金与明“大市于明张家口” ⁽¹³³⁾ 。崇德三年即崇祯十一年（1638年）七月，皇太极派遣达雅齐塔布囊卫寨桑等，往明张家口议“开关互市” ⁽¹³⁴⁾ 。又遣达雅齐塔布囊，率喀喇沁部落毕喇什、喇什希布等，往明张家口，“与明镇守官议岁币，一如与喀喇沁贝勒之数，兼议开关贸易事” ⁽¹³⁵⁾ 。七月，清人屯大青山议和，“卢象昇请讲市、不讲赏，许之” ⁽¹³⁶⁾ 。十月，皇太极派“达雅齐、卫寨桑、多罗额驸毕喇西、喇斯希布等，自张家口贸易还” ⁽¹³⁷⁾ 。崇德四年即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达雅齐、卫寨桑、诺木图卫征、喇嘛卫征囊苏，以“与明人创议开市，有裨国计” ⁽¹³⁸⁾ ，因其之功，受到封赏。八月，“以张家口互市缎匹，赐诸王、贝勒、贝子、公及承政、固山额真以上各官有差” ⁽¹³⁹⁾ 。崇德八年即崇祯十六年（1643年）七月，皇太极谕鄂尔多斯济农、土默特部落格根汗，以及乌朱穆沁、蒿齐忒、苏尼特等部落，“令其各安地方，仍与汉人贸易” ⁽¹⁴⁰⁾ 。清朝通过鄂尔多斯、土默特等部，同汉民贸易。

皇太极还派喇嘛到杀虎口进行贸易。天聪汗遣察汉喇嘛、额尔德尼囊苏、艾松古、达代、邦荪，率每家十五人，携貂皮各五十张、人参各百斤，往明边杀虎口贸易 ⁽¹⁴¹⁾ 。崇德四年即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皇太极谕责弟多铎曰：当年至张家口与明议互市事，兼索察哈尔旧例。正当议时，尔乃大言于众曰：“明之所与者，多不过银三千两、缎三百匹而已，岂可为此微物而驻兵乎？”皇太极又谕：“昔太祖时，以人参与明人互市。明人不以贵美之物，出售于我，止得粗恶片金、绫、缎匹。其时贝子、大臣家人，有得明国私市好缎一匹者，阿敦阿格奏请将其人处死。所以华整之服，亦不可得。尔等岂不知之！今朕嗣位以来，励精图治，国势日昌，地广粮裕。又以价令各处互市，文绣锦绮，无不备具。尔诸王、贝子、大臣，所被服者非欤？往时亦尝有此否也？朕之为众开市，岂属无益？尔英俄尔岱、索尼等，不见昔日库中余布，尚无十匹之贮乎！”并谕：“且常愿诸王贝勒、贝子、大臣，俱仰荷天庥，长享富贵。今尔等不已臻富贵乎？” ⁽¹⁴²⁾ “库中余布，尚无十匹”！足见当年财货之匮乏，物资之短缺！皇太极的上述谕旨，道出了互市在后金经济中的作用。天聪八年即崇祯七年（1634年），后金首次在明宣、大与明互市之前，主要是与朝鲜互市和转市明朝的产品。八年之后，与明朝的互市逐渐占据主要地位。

第五，打开入塞通道。在征抚漠南蒙古过程中，后金天命朝同漠南蒙古尚交结，重盟谊，不事讹诈，也少征讨 ⁽¹⁴³⁾ 。到天聪朝时，既动员八旗蒙古实行联合作战，又对抗颜拒从者进行军事征讨。漠南蒙古降顺后金，进“九白之贡” ⁽¹⁴⁴⁾ ，表示臣服。“九九之数”，为蒙古大礼之数，当年不儿罕谒见成吉思汗，以“九九金银器皿、九九童男童女、九九骟马、骆驼等物，皆以九九为数来献” ⁽¹⁴⁵⁾ 。后金统一漠南蒙古，使明朝防御战线拉长，由山海关直至宁夏，都成为与后金直接相邻的前线，北京则成为后金—清军随时可以进攻的目标。后金征服漠南蒙古，逐渐组成八旗蒙古，打通从西北进入中原的道路。皇太极的军队，先后七次迂道入塞，甚至攻陷济南府城，都是间道蒙古，而破墙入塞的。皇太极征服漠南蒙古，从根本上改变关外军政力量对比：由万历、天启年间的明朝、蒙古、满洲鼎足三分之势，到满洲与蒙古联盟，共同对付明朝，形成后金与明朝分庭抗礼的局面，从而改变后金与明朝的力量对比，占领更为广阔的地域，拥有更为雄厚的骑兵，占有更丰厚的资源，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更为优势的地位，为后来清军入关，迁鼎北京，入主中原，奠下基础。

（三）统一漠南蒙古

到后金兴起时，同天命朝直接有关的重要蒙古部落：其察哈尔（察罕儿）万户、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内喀尔喀、应绍不（永邵卜）后演变为喀喇慎（喀喇沁）等前已述。其中喀尔喀（哈剌哈）万户，由达延汗第九子纳力布剌和第十一子格列山只分领，共有十二个鄂托克（部）。他们的后裔分成两支：第九子纳力布剌的后裔，统领五个鄂托克向东北发展，在今内蒙古境区，形成内喀尔喀。内喀尔喀到虎喇哈赤时，其五子分牧，形成五部，各领其所属军民：长子兀把赛（乌巴什），领扎鲁特部；次子速把亥（苏巴海），领巴林部；三子兀班，领翁吉剌部；四子索宁岱青，领巴岳特（巴约特）部；五子炒花自统大营，领乌齐叶特部，为泰宁卫都督。他们住牧在开原、铁岭、沈阳、广宁边外，和泰宁卫地域大致相符，直接同海西女真为邻。后兀班之孙宰赛（斋赛），所领扎鲁特部移近福余卫，与开原北关叶赫交往，同后金常有纠纷。此内喀尔喀五部，前文已作了叙述。其第十一子格列山只，统领的七个鄂托克（部），往西北发展，在大漠迤北地域，即进入今蒙古国境内。他们住牧在贝加尔湖迤南、河套迤北、兴安岭以西、厄鲁特以东的漠北地域，形成外喀尔喀蒙古（即外蒙古），以其分居于喀尔喀河流域而得名。格列山只后裔阿巴岱，赴唐古忒（今西藏），谒达赖喇嘛，“请藏经，归漠北，部众智而汗之，遂世号土谢图汗，并其族车臣汗、札萨克图汗而三” ⁽¹⁴⁶⁾ 。外喀尔喀蒙古分为土谢图汗、札萨克图汗和车臣汗三部。土谢图汗部，居住在三部之中，住牧于土拉河流域地区。札萨克图汗部，居住在土谢图汗之西，主要驻牧在杭爱山南麓地带。车臣汗部，居住在土谢图汗之东，住牧于克鲁伦河流域地带。外喀尔喀三部游牧地域，东起黑龙江呼伦贝尔，西至阿尔泰山，南达瀚海，北到贝加尔湖，“东西延袤五千里，南北三千里” ⁽¹⁴⁷⁾ 。

蒙古诸部在天命朝，各部情况，相当复杂。其漠南蒙古科尔沁部，先祖首领为成吉思汗之弟合撒尔的后裔。先是，明永乐年间，蒙古主要分为鞑靼与瓦剌，东西对峙。后瓦剌败鞑靼，鞑靼合撒尔十三世孙为图美尼雅哈齐，十四世孙为奎蒙克塔斯哈喇率部东走，驻牧于嫩江流域。所部称科尔沁，或称嫩江科尔沁，明人称好儿趁。科尔沁与满洲，同属阿尔泰语系，都信奉萨满教，也有相似的习俗。所以满洲同科尔沁蒙古容易沟通，这也是他们联姻的一个重要文化基础。奎蒙克塔斯哈喇定居嫩江流域称科尔沁后，其子博第达喇，有子九人，分掌诸部：长子齐齐克、次子纳穆赛，袭领科尔沁部；又次子乌巴什，领所部号为郭尔罗斯；再次子爱纳噶，领所部号为杜尔伯特；另次子阿敏，领所部号为扎赉特。齐齐克，号巴图尔诺颜，其子为翁果岱贝勒，翁果岱子奥巴贝勒。纳穆赛，子莽古斯贝勒，莽古斯子宰桑贝勒；子明安贝勒，明安子栋国尔贝勒；子洪果尔贝勒。科尔沁部东邻乌拉，东南近哈达、叶赫，西南界扎鲁特，南接内喀尔喀，北临嫩江上游地区。魏源《圣武记》载：“科尔沁部在喜峰口外，东西距八百七十里，南北距二千有百里，南界盛京边墙，北界索伦。本元太祖弟哈萨尔之后，明初置兀良哈三卫之一也，后自立国曰科尔沁。明洪熙间，为厄鲁特所破，东避嫩江，以同族有阿鲁科尔沁，因号嫩江科尔沁以自别。其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三部，皆科尔沁一部所分，兄弟同牧。” ⁽¹⁴⁸⁾ 科尔沁所分诸部，不同部落、不同首领、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对后金采取不同的对策——时亲时疏，时附时离，时盟时背，时友时敌。但就总体而言，在天命朝时期，基本上归顺了后金。皇太极继承父业，完全绥服了漠南蒙古科尔沁部。

蒙古诸部在天聪朝，内喀尔喀五部——扎鲁特、巴林、翁吉剌特、巴岳特和乌齐叶特部，完全臣服后金；察哈尔部，已经归降后金。在崇德朝，皇太极加强并完善对蒙古诸部的治理与管辖。至于外喀尔喀诸部，经过天命、天聪、崇德三朝的抚绥与征战，也已向清朝遣使朝贡。后在康熙时期，完全臣服于清，并全部纳版图。

皇太极在天聪时期，突出业绩是征服漠南蒙古察哈尔部。察哈尔部林丹汗之子额哲归附后金，皇太极命其率部住牧义州边外孙岛习尔哈地方 ⁽¹⁴⁹⁾ 。翌年正月，皇太极第二女马喀塔下嫁额哲，时额哲十四岁，公主十二岁。四月，额哲等蒙古十六部四十九贝勒，同上皇太极尊号，承认其为蒙古的共主。同月，额哲被封为和硕亲王，继续管领随其归降的部众。后康熙帝追述道：“昔额哲、阿布奈被俘，不没入旗下为奴，封额哲为亲王，所部人员，亦加抚养。” ⁽¹⁵⁰⁾ 额哲及其弟阿布奈没有编入满洲八旗下役使，而是另立外藩旗分，就是组成一个扎萨克旗。额哲虽然已失去汗位，却成为外藩蒙古诸扎萨克之一。在崇德年间，外藩蒙古分为左右两翼会盟。科尔沁部土谢图亲王，为左翼科尔沁等十旗首领；额哲为右翼扎萨克各旗首领 ⁽¹⁵¹⁾ 。崇德六年即崇祯四年（1641年）正月，察哈尔固伦额驸、和硕亲王额哲病逝，时年二十岁 ⁽¹⁵²⁾ 。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皇太极之次女马喀塔再嫁额哲之弟阿布奈，后命阿布奈袭爵 ⁽¹⁵³⁾ 。康熙十四年（1675年），阿布奈之子布尔尼，乘吴三桂反乱而发动叛乱，遭清军击溃，布尔尼被杀。清廷命杀阿布奈及其诸子，女子没为官奴，察哈尔汗后嗣遂绝，察哈尔扎萨克旗，也至此结束。

林丹汗病死部散，其子额哲降后金，对漠南蒙古各部产生巨大影响。先是，漠南蒙古右翼三万户，鄂尔多斯部、土默特部、喀喇沁部，到明末时，逐渐分化，领地众多，各自为政。漠南蒙古右翼三部，受到察哈尔部打压，喀喇沁部被击溃，土默特、鄂尔多斯避兵于河套。天聪六年即崇祯五年（1632年），后金第二次征讨察哈尔，林丹汗率部西迁。其时，察哈尔部众，纷纷脱离林丹汗。右翼诸部乘机摆脱察哈尔部控制，投附后金。天聪八年即崇祯七年（1634年）闰八月，皇太极命鄂尔多斯济农额林臣、土默特部博硕克图汗子俄木布，分别收集其部众，在其移牧处驻牧 ⁽¹⁵⁴⁾ 。清对曾被察哈尔兼并的蒙古右翼三部，采取与左翼不同的处置方法。有的部落如土默特，对后金采取若亲若疏的政策。如土默特部归降后金的次年，发生毛罕事件。时多尔衮率军招降额哲还师，贝勒岳讬因病留住归化城。岳讬发现博硕克图子乳母之夫毛罕，私自遣人会喀尔喀部、乌朱穆秦部之人与明朝贸易，并泄露军机，遂派兵杀死毛罕，截获贸易商人 ⁽¹⁵⁵⁾ 。此前，多尔衮曾截获喀尔喀车臣汗招抚林丹汗子额哲的信函 ⁽¹⁵⁶⁾ 。岳讬疑其与喀尔喀私通谋叛，将俄木布带回沈阳。后归化城土默特正式“编立旗分牛录，设固山额真、梅勒章京、牛录章京，仍依品级，各授以世职” ⁽¹⁵⁷⁾ ，两部每年都遣使盛京朝贡。另外，巴林部受察哈尔部侵扰，大部分逃往嫩科尔沁。后巴林部色特尔台吉、满珠习礼台吉（昂阿子）等率领部属，自科尔沁归附皇太极。皇太极建立扎萨克旗时，色特尔之子色布腾掌右翼，满珠习礼掌左翼。扎鲁特部在天聪初归附后金。

从蒙古诸部共上皇太极尊号，及每年正旦朝贺的名录来看，漠南蒙古各部都已经臣服清朝。《钦定外藩蒙古王公表传》天命、天聪、崇德三朝封爵简表 ⁽¹⁵⁸⁾ ，是蒙古诸部臣服清朝的表证。该表所列，简述如下。

科尔沁部：

奥巴，元太祖弟哈巴图哈萨尔之裔。天命九年（1624年）归附后金。十一年（1626年）封土谢图汗。天聪六年（1632年）卒。

巴达礼，奥巴长子。天聪七年（1633年）授济农，袭土谢图号。崇德元年（1636年），封扎萨克和硕土谢图亲王，诏世袭罔替。

满珠习礼，土谢图汗奥巴从子，追封福亲王莽古斯之孙，忠亲王宰桑之子。崇德元年（1636年），封扎萨克多罗巴图鲁郡王。诏世袭罔替。后晋为扎萨克和硕达尔汉亲王。

乌克善，满珠习礼之兄。崇德元年（1636年）封和硕卓哩克图亲王，诏世袭罔替。

布达齐，土谢图汗奥巴之弟。天命十一年（1626年），赐扎萨克图杜棱号。崇德元年（1636年），封扎萨克多罗扎萨克图郡王，诏世袭罔替。

洪果尔，达尔汉亲王满珠习礼之叔父。崇德元年（1636年），封扎萨克多罗冰图郡王，诏世袭罔替。崇德六年（1641年）卒。

栋果尔，冰图郡王洪果尔从子。崇德元年（1636年），封镇国公。崇德八年（1644年）卒。

喇嘛什希，土谢图汗奥巴之从弟。崇德元年（1636年），封扎萨克镇国公，诏世袭罔替。

扎赉特部：

蒙衮，元太祖弟哈巴图哈萨尔之裔。天命九年（1624年），归附后金。同年，赐达尔汉和硕齐号。崇德八年（1643年）卒。诏世袭罔替。

杜尔伯特部：

色棱，元太祖弟哈巴图哈萨尔之裔。天命九年（1624年），归附后金。崇德元年（1636年），封辅国公。诏世袭罔替。

郭尔罗斯部：

布木巴，元太祖弟哈巴图哈萨尔之裔。天命九年（1624年），归附后金。顺治五年（1648年），始封为扎萨克镇国公。诏世袭罔替。

固穆，布木巴之从弟，毕里衮鄂齐尔之从祖。天命九年（1624年），归附后金，崇德元年（1636年），封扎萨克辅国公。诏世袭罔替。

喀喇沁部：

固噜思奇布，元臣济拉玛之裔。初为喀喇沁塔布囊。天聪二年（1628年），归附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授扎萨克。崇德元年（1636年），封固山贝子，赐多罗杜棱号。

色棱，固噜思奇布族祖。初为喀喇沁塔布囊。天聪九年（1635年），授扎萨克。诏世袭罔替。

土默特部：

善巴，元臣济拉玛之裔。初为土默特塔布囊。天聪三年（1629年），归附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授扎萨克。崇德元年（1636年），封达尔汉镇国公。诏世袭罔替。

敖汉部：

班第，元太祖之裔。天聪元年（1627年），归附后金。崇德元年（1636年），封扎萨克多罗郡王。诏世袭罔替。

奈曼部：

衮楚克，元太祖之裔。天聪元年（1627年），归附后金。崇德元年（1636年），封扎萨克多罗达尔汉郡王。诏世袭罔替。

翁牛特部：

逊杜棱，元太祖弟谔楚因之裔。初为阿噜部济农。天聪六年（1632年），归附后金。崇德元年（1636年），封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诏世袭罔替。

噶尔玛，郡王逊杜棱从子。初为喀喇齐哩克台吉。崇德八年（1643年），封镇国公。诏世袭罔替。

栋岱青，郡王逊杜棱之弟。崇德元年（1636年），授扎萨克，赐多罗达尔汉青号。诏世袭罔替。

乌珠穆沁部：

多尔济，元太祖之裔。崇德二年（1637年），归清。崇德六年（1641年），封扎萨克和硕车臣亲王。诏世袭罔替。

苏尼特部：

腾机思，元太祖之裔。崇德四年（1639年），归清。崇德六年（1641年），封扎萨克多罗墨尔根郡王。诏世袭罔替。

叟塞，腾机思之族兄。崇德七年（1642年），封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诏世袭罔替。

阿巴噶部：

多尔济，元太祖弟布格博功格图之裔。号额齐格颜。崇德四年（1639年），归清。崇德六年（1641年），封扎萨克多罗卓哩克图郡王。诏世袭罔替。

四子部落：

鄂木布，元太祖弟哈巴图哈萨尔之裔。天聪四年（1630年），归附后金。崇德元年（1636年），授扎萨克，赐达尔汉卓哩克图号。诏世袭罔替。

以上，共十三部，二十五人。

后金对外喀尔喀蒙古影响很大。天聪九年即崇祯八年（1635年）五月，外喀尔喀蒙古车臣汗等，发出两封信函：一封给天聪汗皇太极，冀图同后金通好；另一封给林丹汗之子额哲，拉拢其投归外喀尔喀。其前书云：“马哈撒嘛谛塞臣汗、土谢图汗、塞臣济农，率大小诸贝勒，奏书于水滨六十三姓满洲国天聪皇帝。人君抚有大宝，以宣扬美名于诸国为贵。其兴起教化，盛于诸国之名，各当力图。我六万蒙古之主，虽不能奋兴，然谊属同宗，尚能守此大宝。倘谓大业尚存，可互相通好，信使不绝。如此则我等，方可谓生为有福之人，称为强盛之主也。”其后书云：“夫我等素无怨恨，并非仇敌。自汗弃世，闻尔国全来附我。自秋以来，即令哨卒侦探实耗。我等与尔汗，原系同宗。满洲岂尔等之主耶？即宜来归，勿再迟延。譬诸衣服，有表有里。太后乃吾福金之妹，若欲他往，揆之国体宗谊，未有亲于我者，其三思之。” ⁽¹⁵⁹⁾ 同年十二月初七日，车臣汗等派遣一百三十六人的使团至盛京，向崇德帝朝贡奉表。其书云：“成吉思汗后裔，马哈撒嘛谛塞臣汗等，书奉天下无敌天聪皇帝，伏惟皇帝，躬膺厚祉，起居康泰。乡（向）者，察哈尔胡土克图汗，居必不可败之势，与大国抗衡，今已既灭其国矣！现今安迩怀远，以图太平之道，天聪皇帝自有睿裁。但今抚有大宝，必声名洋溢，为天下法，使政令炳曜，如日方升，庶几当时利赖，万世传休。倘蒙睿鉴，以此言为然，愿往来通问不绝，共守盟约，以享太平。” ⁽¹⁶⁰⁾ 这份表文说明，皇太极降服察哈尔部，震动外喀尔喀蒙古；获得“制诰之宝”，更加声名远播。因此，外喀尔喀车臣汗愿同天聪汗“往来通问不绝，共守盟约，以享太平”。

皇太极登上清朝皇帝大位，对外喀尔喀蒙古、厄鲁特蒙古，以及西藏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均产生重大影响。在外喀尔喀蒙古三部中，车臣（塞臣）部在大兴安岭西麓，是靠后金最近的一部。车臣汗遣使同后金聘问盟约，影响其另外两部。崇德三年即崇祯十一年（1638年），喀尔喀三部遣使来朝，皇太极规定喀尔喀三部每年贡“白驼一，白马八，谓之九白之贡”。从此，外喀尔喀臣属于清朝 ⁽¹⁶¹⁾ 。

外喀尔喀部落土谢图汗也遣朝贡使臣，上表行礼。表文曰：“土谢图汗敬奉表于宽温仁圣皇帝陛下，恭候万安。近闻欲筵致达赖喇嘛，反复思之诚是。喀尔喀七固山，及厄鲁特四部落，皆有同心。若遣使延致，乞同往何如？凡所议，悉与皇上无异。谨随表文，献黄弓二张、马三匹，奉使卿里萨米、纳古尔舍津二人，已自宝庙前起行矣。” ⁽¹⁶²⁾ 蒙古喀尔喀部落马哈撒嘛谛塞臣汗，也表示相同愿望。除向崇德帝献其地所产名兽獭喜、貂皮、马匹外，还上表行礼。表文曰：“马哈撒嘛谛塞臣汗，奉表敬候皇上起居万安。闻欲延致达赖喇嘛，甚善。此地喀尔喀七固山，及厄鲁特四部落，亦有同心。乞遣使者过我国，同往请之。我等公同会议，遣使候安，并献方物。” ⁽¹⁶³⁾ 十月，厄鲁特顾实汗遣使到盛京，其表文曰：“厄鲁特部落顾实车臣绰尔济，遣其头目库鲁克，来贡马匹、白狐皮、獭喜兽、绒毯等物。顾实车臣绰尔济初未入贡，闻上威德远播，至丙子年，乃遣使。因路远，于是岁始至。” ⁽¹⁶⁴⁾ 扎萨克图汗距盛京较远，也遣使朝贡。“喀尔喀部落查萨克图汗，鄂尔多斯部落善达遣绰什熙等头目来朝，贡驼马、雕翎等物” ⁽¹⁶⁵⁾ 。时外喀尔喀车臣汗、土谢图汗及厄鲁特四部落，以及西藏达赖喇嘛，都承认皇太极为其皇上。到崇德七年即崇祯十五年（1642年），西藏达赖喇嘛等遣使到盛京。据史载：“图白忒部落达赖喇嘛，遣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戴青绰尔济等，至盛京。上亲率诸王贝勒大臣，出怀远门，迎之。还至马馆前，上率众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毕，进马馆。上御座，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等朝见。上起迎，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等，以达赖喇嘛书进上。上立受之，遇以优礼。上升御榻坐，设二座于榻右，命两喇嘛坐。其同来徒众，行三跪九叩头礼。次与喇嘛同来之厄鲁特部落使臣，及其从役，行三跪九叩头礼。于是命古式安布，宣读达赖喇嘛，及图白忒部落臧巴汗来书，赐茶。喇嘛等诵经一遍，方饮，设大宴宴之。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及同来喇嘛等，各献驼马、番菩提数珠、黑狐皮、羢单、羢褐、花毯、茶叶、狐腋裘、狼皮等物。酌纳之。” ⁽¹⁶⁶⁾ 《圣武记》载：“奉书及方物，约共行善事。并先卦验，知必当一统。” ⁽¹⁶⁷⁾

外喀尔喀蒙古完全归附清朝则是在康熙时期。《钦定外藩蒙古王公表传》记载：喀尔喀土谢图汗部，察珲多尔济，元太祖裔喀尔喀格哷森扎扎赉尔珲台吉之五世孙，继其父衮布，称汗号土谢图。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归清，设旗二十，先后受爵二十一 ⁽¹⁶⁸⁾ 。其主要驻牧在土拉河一带地域。喀尔喀车臣汗部，元太祖裔喀尔喀格哷森扎扎赉尔珲台吉之七世孙，继其父伊勒登阿喇布坦称汗号车臣。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归清，设旗二十三，先后受爵二十六 ⁽¹⁶⁹⁾ 。喀尔喀札萨克图汗部，元太祖裔喀尔喀格哷森扎扎赉尔珲台吉之七世孙，其曾祖素巴第称汗，号扎萨克图。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归清，设旗十九，先后受爵二十二 ⁽¹⁷⁰⁾ 。

（四）对蒙古之治策

皇太极在统一蒙古的过程中，对蒙古各部，颁行政策，制定制度，封赏官爵，加强管理。

第一，联姻。早在天命朝，努尔哈赤不仅娶科尔沁两贝勒的女儿为妻，他的儿子也相继纳蒙古王公的女儿做妻子。仅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努尔哈赤的四个儿子，即次子代善娶扎鲁特部钟嫩贝勒女为妻，第五子莽古尔泰娶扎鲁特部纳齐贝勒妹为妻，第八子皇太极娶科尔沁部莽古思贝勒女为妻，第十子德格类娶扎鲁特部额尔济格贝勒女为妻。尔后，第十二子阿济格娶科尔沁部孔果尔女为妻，第十四子多尔衮娶桑阿尔寨台吉女为妻。努尔哈赤在位时，同科尔沁联姻十次，其中娶入九次、嫁出一次。其子皇太极继续实行上述联姻政策，皇太极在位时，同科尔沁联姻十八次，其中娶入十次、嫁出八次。皇太极的两位皇后，都是莽古斯贝勒之女，其中孝庄后辅育顺治、康熙两代皇帝，定鼎中原，功在社稷。努尔哈赤之孙顺治帝，两位皇后也都出自科尔沁。蒙古科尔沁部与后金政权，通过联姻，巩固同盟，以加强自己的势力，来对抗察哈尔部。总之，由于蒙古科尔沁部归附后金最早，博尔吉特氏与爱新觉罗氏世为懿亲。清太祖、太宗、世祖和圣祖先后有四位皇后、十三位皇妃，出自蒙古科尔沁等部。所以，魏源评论道：“科尔沁从龙佐命，世为肺附，与国休戚。孝端文皇后、孝庄文皇后、孝惠章皇后皆科尔沁女，故世祖当草创初，冲龄践阼，中外帖然，繄蒙古外戚扈戴之力。自天命至乾隆初，额驸尚主者八，有大征伐，辄属橐前驱，劳在王室，非直亲懿而已。” ⁽¹⁷¹⁾ 蒙古科尔沁部博尔吉特氏，影响清初五朝（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康熙）四帝（太祖、太宗、世祖、圣祖）的政治与血缘，其中以皇太极孝庄文皇后博尔吉特氏尤为突出。

在天聪朝，满洲与察哈尔联姻也是一例。皇太极先娶察哈尔林丹汗的遗孀窦土门福金（巴特马·璪） ⁽¹⁷²⁾ ，后封为衍庆宫淑妃。又娶其遗孀囊囊福金（那木钟） ⁽¹⁷³⁾ ，后封为麟趾宫贵妃。她生下一子，名博穆博果尔。皇太极还将第二女马喀塔下嫁给林丹汗之子额哲为妻。额哲死后，马喀塔再嫁其弟阿布奈。和硕贝勒济尔哈朗妻子已死，继娶其妻妹、林丹汗遗孀苏泰福金为妻。大贝勒代善娶林丹汗之女、额哲之妹泰松格格为妻 ⁽¹⁷⁴⁾ 。皇太极之子豪格娶察哈尔伯奇福金，皇太极七兄阿巴泰也娶察哈尔俄尔哲图福金 ⁽¹⁷⁵⁾ 。满洲与察哈尔，由昔日之仇敌，成为今日之亲家。如卫送窦土门福金到盛京的蒙古多尼库鲁克等，接到皇太极纳娶窦土门福金谕旨时，喜曰：“我等此行，乃送福金，非私来也。皇上纳之，则新附诸国，与我等皆不胜踊跃欢庆之至矣！” ⁽¹⁷⁶⁾ 众人欢庆，望天拜谢。此例可见，满洲爱新觉罗氏家族，同蒙古博尔吉特氏家族，相互联姻，彼此嫁娶，婚配血缘融合，结成政治联盟。

第二，法令。皇太极对蒙古，颁谕法令，进行管理。天聪三年即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对已归附的蒙古科尔沁、敖汉、奈曼、喀尔喀、喀喇沁五个部落，令其“悉遵我朝制度” ⁽¹⁷⁷⁾ ，就是遵行后金的制度。皇太极要求蒙古各部落，如遇征战，提供兵力。三月，皇太极遣国舅阿什达尔汉同尼堪等，赍敕往谕归顺各部落蒙古诸贝勒，申定军令。天聪汗敕曰：“尔等既皆归顺，凡遇出师期约，宜各踊跃争赴，协力同心，共申敌忾，毋有后期。我兵若征察哈尔，凡管旗事务诸贝勒，年七十以下，十三以上，俱从征，违者罚马百、驼十。迟三日不至者约会之地者，罚马十。我军入敌境，以至出境，有不至者，罚马百、驼十。若往征明国，每旗大贝勒各一员，台吉各二员，以精兵百人从征，违者罚马千、驼百。迟三日不至约会之地者，罚马十。我军入敌境，以至出境，有不至者，罚马千、驼百。于相约之地，辄行掳掠者，罚马百、驼十。” ⁽¹⁷⁸⁾ 这是很严刻的政令与军令。军令对察哈尔的征战，每部落年龄十三至七十，都要出征。年逾花甲的老人，未成丁的少年，全体出动，一律从征。军令又规定：对明朝的征战，每蒙古旗出贝勒一人、台吉二人、兵士百人。军令规定：对迟到者、不到者、违纪掳掠者，均作了具体的约束规定。

第三，编旗。皇太极对蒙古各部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置，划定牧界，编牛录旗。天聪六年即崇祯五年（1632年），皇太极遣济尔哈朗、萨哈廉等人，前往蒙古地域，“指授归顺蒙古诸贝勒牧地，申明约法” ⁽¹⁷⁹⁾ 。天聪八年即崇祯七年（1634年），皇太极又命阿什达尔汉、塔布囊达雅齐等人，召开会议，确定敖汉、奈曼、巴林、扎鲁特、翁牛特、四子、塔赖、吴喇忒、喀喇沁、土默特各部落管事大小诸贝勒等，会于硕翁科尔地方，确定诸贝勒牧放地界，分定地方户口之数，“既分之后，倘有越此定界者，坐以侵犯之罪。至于往来驻牧，彼此会齐，同时移动，不许参差” ⁽¹⁸⁰⁾ 。在此基础上，进行编旗。有的编入八旗满洲，有的编为八旗蒙古，有的则编为扎萨克旗。崇德元年即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察哈尔林丹汗已亡，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王公与满洲八旗王公和汉军诸王，共上皇太极尊号。这表明漠南蒙古诸部，共尊皇太极为蒙古的大汗。十月，清廷派遣蒙古衙门承政尼堪等，偕阿什达尔汉、达雅齐塔布囊等人，前往察哈尔、喀尔喀、科尔沁等蒙古地区，与蒙古诸王、台吉会盟，清点壮丁，统编牛录，以五十户，编一牛录，任命牛录额真，编制册籍，加強管理 ⁽¹⁸¹⁾ ，在蒙古正式推行满洲制度。

在科尔沁部，编牛录旗如下：土谢图亲王旗甲兵九百三十六人、二千九百家、五十八牛录；扎萨克图郡旗王甲兵七百三十四人、二千零五十家、四十一牛录；拉玛斯喜旗甲兵六百三十八人、一千八百家、三十六牛录；扎赖特达尔汉绍齐旗甲兵六百四十五人、二千七百五十家、五十五牛录；杜尔伯特色棱旗甲兵九百七十四人、三千二百家、六十四牛录；卓里克图亲王旗甲兵五百八十七人、一千九百五十家、三十九牛录；穆寨旗甲兵二百四十人、六百家、十二牛录；噶儿图旗甲兵一百五十二人、四百五十家、九牛录；东果尔旗甲兵七百六十人、二千九百三十家、五十八牛录；郭尔罗斯布木巴旗甲兵五百一十八人、一千七百家、三十四牛录；古穆旗甲兵五百零五人、二千零五十家、四十二牛录 ⁽¹⁸²⁾ 。总计甲兵六千六百五十七人、二万二千三百八十家、四百四十八牛录 ⁽¹⁸³⁾ 。以上，科尔沁部共为十旗。

科尔沁部外其他旗如下：奈曼部，达尔汉郡王旗一千二百一十家、二十四牛录；敖汉部，班第、索诺木一千三百家、二十六牛录；巴林部，阿玉石旗六百二十家、十二牛录；满珠习礼旗八百八十家、一十七牛录；扎鲁特右翼，桑阿噶哩等旗一千九百八十家、三十八牛录；云顿等八十二家、二牛录；（茂明安）车根，五百三十家、十一牛录；扎鲁特部左翼，内齐等旗一千四百三十家、二十九牛录；图拜色楞等二千一百九十四家、四十二牛录；茂明安部巴特玛四百八十家、十牛录；阿禄科尔沁穆章三千家、六十牛录；翁牛特部杜棱郡王等八百家、十六牛录；哈喇车里克噶尔玛等五百家、九牛录；翁牛特部达尔汉戴青等旗一千八百三十家、三十四牛录；乌拉特部图巴等七百五十家、十四牛录；色棱等三百九十五家、八牛录；额布根等七百五十家、十五牛录，等等。总计一万八千七百三十一家、三百六十七牛录、甲兵五千四百五十六人 ⁽¹⁸⁴⁾ 。综上两项，共计兵甲一万二千一百一十三人、四万一千一百一十一家、八百一十五牛录。以上各旗，大小不一，户数不均，隶属关系，仍旧不变。其旗长的名称，时汉译为“扎萨克贝勒”，后统一译为“扎萨克”（蒙古语意为执政者）。崇德元年即崇祯九年（1636年），漠南蒙古户口的核查，甲兵的编册，牛录的编定，牛录额真的任命，扎萨克的封赐，标志着蒙古扎萨克旗的建立 ⁽¹⁸⁵⁾ 。皇太极按照八旗满洲的办法，创建了八旗蒙古，它具有组织严密，纵骑疾驱，机动灵活，战斗力强等特点，成为后金重要的军事力量。扎萨克旗制度最初建立于漠南蒙古，至康熙年间增至四十九旗，清代称之为内扎萨克旗或内扎萨克蒙古，简称内蒙古。这个制度后来逐渐被推广到陆续归附的其他蒙古部落，形成了外扎萨克旗。

自崇德七年即崇祯十五年（1642年）正月，开始在《清太宗实录》中又出现外藩“二十七旗”之说。崇德四年即崇祯十二年（1639年）二月出征明松山，“外藩奈曼部落达尔汉郡王衮出斯巴图鲁，吴喇忒部落杜巴、吴班、巴克巴海，扎鲁特部落桑噶尔、内齐、穆章，四子部落宜尔扎木，巴林部落满珠习礼，翁牛特部落达尔汉戴青、东寨桑吴巴什等，率十三旗兵来会” ⁽¹⁸⁶⁾ 。四月，清军班师，分遣四子部、翁牛特、巴林、穆章（阿禄科尔沁旗扎萨克）等六旗蒙古兵还 ⁽¹⁸⁷⁾ ，次遣敖汉、奈曼、三吴喇忒、二扎鲁特等部落七旗蒙古兵还共十三旗。五月，“遣理藩院参政塞冷、尼堪等往滔里河波洛代刚甘地方，会同科尔沁十旗诸王、贝勒审问征济南府、中后所时少发兵马之故，定其罪案” ⁽¹⁸⁸⁾ 。八月，又命多尔济达尔汉诺颜等率八旗内外审事官“集敖汉、奈曼、三吴喇忒、二扎鲁特、穆章、四子部落、二巴林、翁牛特诸部于西拉木伦河乌兰布尔噶苏地方，会同外藩贝勒大臣等会讯征济南府、中后所二处遣兵不及额及一切事情” ⁽¹⁸⁹⁾ 。以上旗数，与崇德元年编牛录时的情况基本一致。即科尔沁十旗，其余各部十四旗。加上喀喇沁一旗、土默特二旗，共二十七旗。

第四，册封。先是，天聪十年即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初五日，大贝勒代善等、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和硕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多铎、和硕贝勒岳讬、豪格等，都元帅孔有德和总兵官耿仲明、尚可喜、石廷柱、马光远等，外藩蒙古贝勒科尔沁国土谢图济农巴达礼、扎萨克图杜棱、布塔齐，卓礼克图台吉吴克善，喇嘛斯希木塞、杜尔伯特部落塞冷、扎赖特部落蒙夸，郭尔罗斯部落布木巴、古木、杜棱济农，奈曼部落衮出斯巴图鲁，巴林部落阿玉石、满珠习礼，扎鲁特部落内齐、车根，吴喇忒部落土门、杜巴、塞冷，喀喇沁部落古鲁思辖布、塞冷，土默特部落塔布囊耿格尔、单把等，共请皇太极上尊号。“管吏部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捧满字表文一道，科尔沁国土谢图济农巴达礼捧蒙古字表文一道，都元帅孔有德捧汉字表文一道，率诸贝勒大臣、文武各官，诣阙跪进” ⁽¹⁹⁰⁾ 。这意在象征崇德皇帝是由满洲、蒙古、汉人共同拥戴的。

同月二十三日，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王公，因上皇太极尊号之功，受到皇太极的册封。崇德帝皇太极分叙外藩蒙古诸贝勒军功：“封科尔沁国巴达礼为和硕土谢图亲王，（科尔沁部）吴克善为和硕卓礼克图亲王，（察哈尔部）固伦额驸额哲为和硕亲王，（科尔沁部）布塔齐为多罗扎萨克图郡王，（科尔沁部）满朱习礼为多罗巴图鲁郡王，奈曼部落衮出斯巴图鲁为多罗达尔汉郡王，（翁牛特部）孙杜棱为多罗杜棱郡王，（敖汉部）固伦额驸班第为多罗郡王，（科尔沁部）孔果尔为冰图王，（翁牛特部）东（即栋戴青）为多罗达尔汉戴青，（四子部落）俄木布为多罗达尔汉卓里克图，（喀喇沁部）古鲁思辖布为多罗杜棱、（土默特部）单巴为达尔汉，（土默特部）耿格尔为多罗贝勒。各赐雕鞍、甲胄、金银、器皿、彩缎、文绮有差。” ⁽¹⁹¹⁾ 皇太极先封爵号的蒙古贵族共十四人，后封乌珠穆沁右翼多尔济为亲王，封苏尼特左翼腾机思为郡王 ⁽¹⁹²⁾ 。据《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记载统计，至顺治五年（1648年），获封爵和扎萨克衔的蒙古王公人数，已超过二十七人。《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元年（1662年）二月，理藩院题请并获旨准差大臣往科尔沁、乌珠穆秦等四十七旗会盟 ⁽¹⁹³⁾ 。说明后来已增至四十七旗。崇德皇帝授予蒙古贵族满洲爵号之后，其原有的汗、济农等蒙古称号，随之而逐渐取消。

除上之外，还封其妻。崇德二年即崇祯十年（1637年）九月，皇太极遣内弘文院大学士希福、蒙古衙门参政艾松古等，赍诰命，前往封：外藩奈曼部落多罗达尔汉郡王衮出斯巴图鲁妻，为多罗达尔汉郡王之福金；吴喇忒部落多罗杜棱郡王孙杜棱妻，为多罗杜棱郡王福金；四子部落多罗达尔汉卓礼克图俄木布妻，为多罗达尔汉卓礼克图福金；多罗达尔汉戴青东妻，为多罗达尔汉戴青福金；土默特部落多罗达尔汉单把妻，为多罗达尔汉福金；喀喇沁部落多罗杜棱古鲁思辖布妻，为多罗杜棱福金。赐衮出斯巴图鲁妻诰命制曰：“朕闻表章懿德，锡予褒封，乃圣王之常经，古今之通典。今朕诞登大宝，效法前王，爰定藩封，特颁制诰，封尔多罗达尔汉郡王之妻，为多罗达尔汉郡王福金。尔其属守闺箴，毋违妇德，益辅佐尔多罗达尔汉郡王，敬慎持心，忠勤践职，勋垂当世，誉显来兹。” ⁽¹⁹⁴⁾

第五，赏赐。崇德二年即崇祯十年（1637年）十月二十五日，皇太极四十六岁生日时，满、蒙、汉诸王贝勒大臣等，上表贺寿。蒙古科尔沁部土谢图亲王巴达礼、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扎萨克图郡王布塔齐、巴图鲁郡王满朱习礼等，奈曼部落达尔汉郡王衮出斯巴图鲁，翁牛特部落杜棱郡王孙杜棱，四子部落达尔汉卓礼克图俄木布、达尔汉戴青东，敖汉部落固伦额驸班第，喀喇沁部落查萨衮杜棱古鲁思辖布，土默特部落查萨衮达尔汉单把等，或亲至、或遣臣，奉表称贺。尔后，皇太极颁赐：“赐内六旗诸王、贝勒、贝子等，每旗银六百两。恭顺王、怀顺王、智顺王，各马二匹、貂皮二十张、银二百两。外藩蒙古十三旗诸王、贝勒、贝子等，每旗各甲二副、雕鞍一副、玲珑撒袋一副、弓矢俱全、蟒缎二匹、素缎十八匹、布二百匹。” ⁽¹⁹⁵⁾ 同日，皇太极还赏赐鄂尔多斯部落贡使古塞尔图吴巴什、古禄台吉下德勒图，善达台吉下哈尔邦，布达代楚虎尔下恩得贝，鄂尔多斯济农下额美巴图鲁，萨甘台吉下海塞，沙克察台吉下纳彦泰、巴图，貂裘、貂帽、靴、带等物，其从人亦各赐银两。又赏赐喀尔喀部落古木土谢图汗下贡使洪果兑、额德图，豆尔格齐诺颜下琐诺木、德秦塔布囊，硕雷下毕礼克图山津、贝衮浑津，喀尔喀部落胡土克图喇嘛下顾实喇嘛，诺言木翰喇嘛下卫征郎苏，硕雷噶尔马福金下萨马克、囊嘉达尔汉，吴喇忒部落塞冷下土伯特等，彩缎文绮，其从人亦各赐布匹，等等。其后，皇太极对蒙古王公，赏赐不断，不再赘述。

第六，重教。满洲原来的宗教是萨满教，蒙古原来的宗教也是萨满教。先是，十六世纪后半叶，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后来藏传佛教逐渐在蒙古取得统治地位。万历四年（1576年），漠南蒙古土蛮（图们）汗，往见噶尔玛喇嘛，遂受禅教。后聚集六万人，宣示教令。万历二十年（1592年），图们汗殁。翌年，子布延台吉即位，称彻辰汗，实行“以政治佛教，致大国于太平”的政策。布延汗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殁。翌年，其孙林丹（陵丹）即位。林丹汗时期，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盛行。《蒙古源流》记载：林丹汗从迈大哩诺们汗、卓尼绰尔济等，“承受秘密精深之灌顶，扶持经教”。后又遇萨斯嘉班辰沙喇巴胡土克土，复“承受秘密精深之灌顶，创修昭释迦牟尼佛庙，以及各项庙宇” ⁽¹⁹⁶⁾ 。后魏源曰：“葱岭以东，惟回部诸城郭国自为教外，其土伯特四部、青海二十九旗、厄鲁特汗王各旗、喀尔喀八十二旗、蒙古游牧五十九旗、滇蜀边番数十土司皆黄教。”时藏传佛教在今西藏、青海、北疆、外喀尔喀蒙古、漠南蒙古等地区广泛传播，所以，“黄教服，而准、蒙之番民皆服” ⁽¹⁹⁷⁾ 。因之，后金对藏传佛教的政策，直接关系到后金同蒙、藏关系的亲疏与成败。然而，满洲地区的藏传佛教，是从蒙古地区传入的。

早在努尔哈赤的建州时期，满洲已经信奉佛教。据朝鲜李民寏在赫图阿拉所见：“奴酋常坐，手持念珠而数之。将胡则颈系一条巾，巾末悬念珠而数之。” ⁽¹⁹⁸⁾ 后金还在赫图阿拉兴建佛寺。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四月，“始建佛寺及玉皇诸庙于城东之阜，凡七大庙，三年乃成” ⁽¹⁹⁹⁾ 。后金进入辽沈地区后，发布汗谕，保护庙宇，违者治罪。天命汗努尔哈赤对蒙古大喇嘛“二聘交加，腆仪优待” ⁽²⁰⁰⁾ 。努尔哈赤遣使往迎乌斯藏（西藏）大喇嘛干禄打儿罕囊素到辽阳。天命六年即天启元年（1621年）八月，干禄打儿罕囊素喇嘛圆寂，天命汗命修建宝塔，弘扬佛法，并示纪念。后金还命派六十三户诸申为之种地纳粮，以供香火。

皇太极继承汗位后，沿袭乃父对蒙古喇嘛教的政策，继续尊重喇嘛教。天聪元年即天启七年（1627年），乌木萨忒绰尔济喇嘛将至沈阳，皇太极命国舅阿什达尔汉同达雅齐，率八人往迎之 ⁽²⁰¹⁾ 。翌年，喀喇沁部落使喇嘛四人，率五百三十人到沈阳议和。皇太极命贝勒阿济格、硕讬、萨哈廉往迎，设宴宴之 ⁽²⁰²⁾ 。后与喀喇沁部落议和，誓告天地，词曰：“我满洲国，与喀喇沁，同心修睦，刑白马乌牛，誓告天地。既盟之后，如我两国，有不践盟言，怀贰心者，天地鉴谴，夺其寿命。若遵守盟约，天地垂佑，俾寿命延长，子孙绵远，永享太平。” ⁽²⁰³⁾ 四年，喀喇沁部落满朱习礼胡土克图喇嘛至沈阳，皇太极令其住于城外五里馆舍。随之，皇太极与两大贝勒及诸贝勒出城，至馆喇嘛所，设帷幄，皇太极升御座，喇嘛进见。皇太极“自御座起立，执手相见，设宴宴之” ⁽²⁰⁴⁾ 。

优礼喇嘛，保护寺庙。皇太极在多次出征前的《汗谕》中，屡屡申告，保护寺庙。保护归化城格根汗庙是一例，皇太极《汗谕》曰：“满洲国天聪皇帝，敕谕归化城格根汗庙宇，理宜虔奉，毋许拆毁。如有擅敢拆毁，并擅取器物者，我兵既已经此，岂有不再至之理？察出决不轻贷。” ⁽²⁰⁵⁾

保护宗教，兴建寺庙。皇太极命兴修寺庙，备陈诸祭物，“祀嘛哈噶喇佛于佛寺内。又以已故沙尔巴胡土克图，自孟库地方送佛像至。命造银塔一座，涂以金，藏其骸骨于塔中，置佛殿左侧，礼祀之” ⁽²⁰⁶⁾ 。在盛京兴建实胜寺，修寺的缘起，皇太极征察哈尔时，察哈尔林丹汗惧，出奔图白忒部落，至打草滩而卒，其部人归顺后金。有墨尔根喇嘛、载古帕斯八喇嘛，所供嘛哈噶喇佛至盛京。皇太极命于盛京城西三里外，建寺供奉之。至是告成，赐名实胜寺。寺内铸钟，重千斤，悬寺内。东西建石碑二：东一碑，前镌满洲字，后镌汉字；西一碑，前镌蒙古字，后镌图白忒字。

碑文云：“幽谷无私，有至斯响。洪钟虚受，无来不应。而况于法身圆对，规矩冥立，一音称物，宫商潜运。故如来利见迦维，托生王室，凭五衍之轼，拯溺逝川；开八正之门，大庇交丧。于是，玄关幽键，感而遂通。遥源浚波，酌而不竭。既而方广东被，教肄南移。周、鲁二庄，同昭夜景之鉴；汉、晋两明，并勒丹青之饰。自兹遗文间出，列刹相望，其来盖亦远矣。至大元世祖时，有喇嘛帕斯八，用千金铸护法嘛哈噶喇，奉祀于五台山。后请移于沙漠。又有喇嘛沙尔巴胡土克图，复移于大元裔察哈尔林丹汗国祀之。我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征破其国，人民咸归。时有喇嘛墨尔根，载佛像而来。上闻之，乃命众喇嘛往迎，以礼舁至盛京西郊。因曰：有护法不可无大圣，犹之乎有大圣，不可无护法也。乃命工部，卜地建寺于城西三里许，构大殿五楹，装塑西方佛像三尊，左右列阿难、迦叶、无量寿、莲华生、八大菩萨、十八罗汉，绘四怛的喇佛城于棚厂，又陈设尊胜塔、菩萨塔，供佛金华严世界。具上嵌东珠。又有须弥山七宝八物，及金壶、金钟、金银器皿俱全。东西庑，各三楹。东藏如来一百八龛托生画像，并诸品经卷；西供嘛哈噶喇。前天王殿三楹，外山门三楹。至于僧寮、禅宝、厨舍、钟鼓、音乐之类，悉为之备。营于崇德元年丙子岁孟秋，至崇德三年戊寅岁告成。名曰：莲华净土实胜寺。殿宇弘丽，塑像巍峨，层轩延袤，永奉神居。岂惟寒暑，调雨旸若，受一时之福利，将世弥积而功宣。身逾远而名劭，行将垂示于无穷矣。大清崇德三年戊寅秋八月吉旦立。” ⁽²⁰⁷⁾

实胜寺碑文为满文、汉文、蒙古文、图白忒文。寺庙告成，举行盛典，崇德皇帝率内外诸王、贝勒、贝子，文武众官，出怀远门，幸实胜寺。皇太极将至，喇嘛及僧作乐，引至佛位前，皇太极率众行三跪九叩头礼。后御仪门外，设宴宴毕。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及朝鲜国王二子，并外藩蒙古土谢图亲王巴达礼、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扎萨克图郡王布塔齐及其子海赖，冰图王孔果尔，扎鲁特部落内齐、桑噶尔，四子部落巴拜，翁牛特部落达尔汉戴青，巴林部落满珠习礼，吴喇忒部落杜巴，喀喇沁部落查萨衮杜棱、万旦、塞冷，土默特部落查萨衮达尔汉、俄木布楚虎尔，乌朱穆秦部落多尔济塞臣济农，席勒图绰尔济喇嘛，古门绰尔济喇嘛，护卫桑噶尔寨、都喇尔达尔汉等，各献驼、马、银两、缎匹、貂皮、纸张等物，以为施助。上俱命寺僧收掌之 ⁽²⁰⁸⁾ 。

皇太极将兴修庙宇之事，遣官往谕朝鲜国王。书曰：“予旧居兴京城，有寺宇颓圮者，今复加修理。又蒙古大元世祖忽必烈时，帕斯八喇嘛，以千金铸佛一尊。后汤古忒国沙尔巴胡土克图喇嘛，携之归于太祖成吉思后裔察哈尔林丹汗。今察哈尔国灭，阖属来附，此佛已至我国。复有诸宝，妆成佛像，亦皆携至。今虔造寺宇供养，想尊崇释教，亦王所稔知也。” ⁽²⁰⁹⁾ 又遣察汉喇嘛等，致书于图白忒汗。书曰：“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致书于图白忒汗，自古释氏，所制经典，宜于流布。朕不欲其泯绝不传，故特遣使，延致高僧，宣扬法教。尔乃图白忒之主，振兴三宝，是所乐闻。倘即敦遣前来，朕心嘉悦。至所以延请之意，俱令所遣额尔德尼达尔汉格隆、察汉格隆、玉噶扎礼格隆、盆绰克额木齐、巴喇衮噶尔格隆、喇克巴格隆、伊思谈巴达尔扎、准雷俄木布、根敦班第等使臣口述。”又与喇嘛书曰：“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致书于掌佛法大喇嘛。朕不忍古来经典，泯绝不传，故特遣使，延致高僧，宣扬佛教，利益众生，唯尔意所愿耳。其所以延请之意，俱令使臣口述。” ⁽²¹⁰⁾

皇太极在优礼喇嘛的同时，对喇嘛的违规行为也予制裁。他对喇嘛中的弊端，发出《汗谕》曰：“奸民欲避差徭，多相率为僧。旧岁已令稽察寺庙，毋得私行建造。今除明朝汉官旧建寺庙外，其余地方，妄行新造者，及较前更多。该部贝勒大臣，可再详确稽察。先经察过准留者若干，后违法新造者若干。其违法新造者，务治其罪。至于喇嘛班第和尚，亦必清察人数。如系真喇嘛班第和尚，许居城外清净寺庙焚修，毋得容留妇女，有犯清规。若本无诚洁之心，诈称喇嘛班第和尚，容留妇女，不守清规者，勒令还俗。佛教本清净正直，以洁诚事之，自可获福。若以邪念事之，反生罪孽。嗣后若有违法，擅称喇嘛和尚，及私建庙宇者，依律治罪。其愿为喇嘛和尚，及修造寺庙，须启明该部贝勒，方免其罪。凡有给喇嘛班第和尚饮食者，令男子馈送于寺。如男子他出，毋得私邀至家，给之饮食，违者以奸论罪。有首发者，即将首发之人，准其离主。再满洲、蒙古、汉人，土默特、喀喇沁，巫觋星士等，妄言吉凶，奸惑妇女，诱取财物者，实繁有徒。此等满洲、蒙古、汉人，岂无本主该管，何以不加禁止，任其妄行！嗣后若不严行禁止，有被获者，将此妄行之人，必杀无赦。该管牛录额真、章京及本主，各坐以应得之罪。有用巫觋星士者，亦坐以应得之罪。若道士及持斋之人，妄行惑众，亦一体治罪。” ⁽²¹¹⁾ 又如，皇太极闻喇嘛等不遵戒律，遣察汉喇嘛、戴青囊苏、理藩院参政尼堪等宣谕曰：“今闻尔等，不遵喇嘛戒律，任意妄行。朕若不惩治，谁则治之？凡人请尔喇嘛诵经者，必率众喇嘛同行，不许一二人私往。且尔喇嘛等，又不出征、从猎，何用收集多人？”喇嘛等皆曰：“然。余人俱当遣出。”察汉喇嘛、戴青囊苏等，以喇嘛之言还奏。崇德帝曰：“喇嘛处闲人虽多，然须于其中，择有用壮丁，能随征行猎者，方可取之。若怯懦无用之人，取之何益？”于是，以内齐讬音喇嘛，及诸无行喇嘛等，所私自收集汉人、朝鲜人，俱遣还本主，给以妻室。以土谢图亲王下一喇嘛、扎鲁特部落青巴图鲁下一喇嘛，不遵戒律，令之娶妻；又不从，阉之 ⁽²¹²⁾ 。皇太极从征战与农事考虑，不许占用过多劳力、兵员，对寺庙僧侣数额，严加限制。而对于淫僧，屡教不改者，加以阉割，以示惩戒。

努尔哈赤、皇太极制定的尊重喇嘛教政策，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继续法祖继承，产生深远而重大影响。康熙年间，外喀尔喀蒙古决定投向时，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喇嘛曰：“俄罗斯持教、衣冠俱不同，必以我为异类，宜投中国兴黄教之地。” ⁽²¹³⁾ 乾隆年间，乾隆帝对西藏问题的解决也是一样的。清朝尊重喇嘛教的政策，对外喀尔喀蒙古完全归顺清朝，对巩固同内蒙古的联盟，以及对西藏的统一，均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第七，会盟。后金—清与蒙古的会盟，天命汗努尔哈赤是其经始者。会盟原是蒙古游牧民族一种传统的施政方式，漠南蒙古各部，归附满洲之后，努尔哈赤及其子皇太极，对蒙古传统会盟形式，加以利用，“因俗而治”。后金与蒙古，通过会盟，协调利益，颁布法令，处理政务，巩固联系。早在天命年间，后金同喀尔喀内扎萨克六部会盟，是在漠南蒙古各部归附后金过程中，逐步建立和形成的。天命十一年即天启六年（1626年）六月，努尔哈赤以科尔沁台吉奥巴归附，与结盟通好，刑白马乌牛，祭告天地，进行盟誓。天命汗誓曰：“我以公直处世，被明及察哈尔、喀尔喀，辄肆陵侮，不能堪，乃昭告于天，天佑我。又察哈尔、喀尔喀，合兵侵掠科尔沁奥巴台吉，奥巴台吉亦蒙天佑。今奥巴台吉，怨恨察哈尔、喀尔喀二部落，来此同谋国事。乃天以我两人，被困厄，俾相合也。如能体天心，绝欺诈，式好无尤，天必眷之。不然，天降之罚，俾罹灾害。我两人既相盟好，后世子孙，有渝盟者，天亦降罚，俾罹灾害。如克守盟好，终始弗渝，天亦永为眷顾焉。”奥巴台吉亦誓曰：“我不敢忘天佑，及皇帝助，以故来此，与皇帝会，昭告天地，订盟好。若渝盟负恩，与察哈尔、喀尔喀合，天其降罚于奥巴，俾罹灾害。若践盟，不忘皇帝恩，式好无尤，受天眷禄。我后世子孙，有渝盟者，天亦降罚，俾罹灾害。若世守盟好，天亦永为眷顾焉。” ⁽²¹⁴⁾ 时盟于浑河岸，努尔哈赤率奥巴行三跪九叩首礼，以誓书，宣于众，对天焚祝。这是后金同科尔沁盟誓的典型一例。翌日，后金赐科尔沁台吉奥巴为土谢图汗。并赐其兄土梅，号代达尔汉，弟布塔齐（布达齐），号扎萨克图杜棱；贺尔禾代，号青卓礼克图 ⁽²¹⁵⁾ 。

天聪年间，蒙古归附日众，皇太极逐步加强对蒙古各部的管辖。会盟便成为后金管理蒙古各部的重要形式。时后金发动对明朝，或对朝鲜，或对察哈尔部的征战，常在蒙古各部会兵出征时，举行会盟，发布谕旨，规定纪律，协调行动。皇太极亲自参加会盟，宴赏蒙古各部首领；有时也派遣贝勒或大臣前往蒙古地区，召集各部首领举行会盟。如天聪八年即崇祯七年（1634年），皇太极派阿什达尔汉等，至蒙古右翼诸部会盟，划分牧地，查核户口 ⁽²¹⁶⁾ 。崇德元年即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派派阿什达尔汉、达雅齐塔布囊等，往蒙古各部，大会敖汉、奈曼、巴林、扎鲁特、翁牛特、吴喇忒、喀喇沁、土默特等部首领，宣示谕旨，会审犯罪，划分地界，核定户口，编审牛录，规定汛地。

崇德元年即崇祯九年（1636年），清廷对会盟的礼仪作出规定。有事则临时确定地点召集，无事则罢。崇德二年即崇祯十年（1637年）七月，清廷派阿什达尔汉等人前往古尔班察干地方，与左翼科尔沁诸王公会盟，“清理刑狱” ⁽²¹⁷⁾ 。八月，阿什达尔汉等人又去巴林、扎鲁特、喀喇沁、土默特、阿禄诸部，诸王、贝勒等会盟，“颁赦诏，审理刑狱” ⁽²¹⁸⁾ 。崇德四年即崇祯十二年（1639年），皇太极以上年外藩蒙古诸部攻明之役中派兵甚少等，先后三次遣官往蒙古地区会盟。第一次在五月。皇太极遣理藩院参政塞冷等，前往滔里河波洛代刚甘地方，同科尔沁部十旗诸王贝勒会盟，审问 ⁽²¹⁹⁾ 。第二次在八月。先是皇太极命多尔济达尔汉诺颜等，率八旗内外审事官，集敖汉、奈曼、三吴喇忒、二扎鲁特、穆章、四子部落、二巴林、二翁牛特诸部，于西拉木伦河乌兰布尔噶苏地方，同外藩贝勒大臣会盟。其一，议罚奈曼达尔汉郡王衮出斯巴图鲁、穆章，各马五十匹，宜尔扎木马三十匹。其二，议衮楚克、塔尔济、吴班、吉勒黑、达彦等五人，前征密云时，自其汛地却避。诸固山额真、护军统领、外藩蒙古贝勒，与兵部大臣公议：为首五人，罪应死，仍籍其家；小拨什库，各鞭一百；甲士各鞭五十。但二位多罗贝勒表示异议，曰：“若战败而走，自当论死。彼等不过规避汛地耳。且衮楚克、塔尔济，有投诚功，应免死削职，籍其家；吴班、吉勒黑、达彦等三人，应各鞭一百，籍其家；小拨什库等，各鞭一百；甲士，各鞭五十，释放。”其三，议出征喀尔喀师凯旋时，令富者出马，与无马者均乘。敖汉固伦额驸多罗郡王下达当吴巴什，及子寨桑、俄木布，私藏马百四十匹于格格特地方，并欲杀首告者。达当寨桑、俄木布父子三人，应论死，籍其家。其四，四子部落宜尔札木，元旦不朝贺、进贡，议夺其所属人员。奏闻，得旨：“衮出斯巴图鲁、穆章、宜尔扎木，各免罚马；衮楚克、塔尔济、吴班、吉勒黑、达彦，各免罪及籍没家产，止分其牲畜为三分，以二分给本主，一分给察哈尔国大臣。达当、寨桑、俄木布，各免死，籍其家，以人丁四十四户，并马、驼、牛、羊，赐固伦额驸、郡王，并给贫户琐诺木、宜尔扎木，免夺属员。” ⁽²²⁰⁾ 第三次在十一月。先是，遣参政塞冷、尼堪等，率八旗审事官八员，往迈赖滚俄罗木地方，召集喀喇沁、土默特部落贝勒、塔布囊等会盟，诘其征济南等发兵不及额数等罪。至是，议喀尔喀土谢图汗下多尔济台吉及陶齐，既至镶红旗布颜代家，又往土默特部落查萨衮达尔汉及多尔济家，而查萨衮达尔汉、多尔济等，任其往来出入。应罚查萨衮达尔汉马五十匹，多尔济马二十匹。奏闻，“上命从宽，各罚一九数” ⁽²²¹⁾ 。

第八，礼仪。崇德皇帝遣部院大臣，前往外藩蒙古诸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等处，或举行会盟，或办理政事，或审理罪犯，则需遵行如下礼仪。第一，出迎。诸王等应至五里外迎接。第二，接谕。诸王率众皆下马，排班立于西，俟谕书经过后，方可上马，自后进前，陪伴谕旨到府。府中大堂，设案拈香。赍书大臣，陈旨案上，在东侧西向立。王行一跪三叩头礼，不起。第三，宣谕。赍书大臣，将谕旨自案上取下，授予读祝人。宣谕之时，王跪聆听。读祝人立读毕，呈与王。王双手接受，授予属员，行一跪三叩头礼。礼毕，先将谕旨收藏。王与使臣互行一跪一叩头礼毕，虚中位，使臣在东面，王在西面，对坐。第四，相见。若无谕旨，王即于马上相见，陪伴左右，至府下马，互行一跪一叩头礼。礼毕，王在西面，使臣在东面，对坐。第五，赐赏。若帝赐恩赏，诸王出营，迎至府。呈赏物时，跪受。若系衣物，则即服之，遥向帝行二跪六叩头礼。若系平常财资食物，亦跪受，仍遥行二跪六叩头礼。礼毕，仍虚中位，王坐于东，使臣坐于西。第六，送行。送行使臣，必送至迎接之处。第七，进献。外藩诸王、贝勒、贝子遣人朝贺进献。第八，领赏。圣帝若有所恩赏赐其主，令来人赍还。到府之后，王亦自府出迎领受，遥向帝行二跪六叩头礼 ⁽²²²⁾ 。

第九，衙门。皇太极为对蒙古进行管理，先创设蒙古衙门，后“更定蒙古衙门为理藩院，专治蒙古诸部事务”。其级别，同六部，是为中枢行政机关设置理属院之始。

皇太极通过各种治策、法令、礼仪与制度，以加强对蒙古各部的管理。天聪九年即崇祯八年（1635年），在蒙古地区推行军政合一的盟旗制度，任命蒙古贵族为扎萨克即旗长，旗以上设盟。盟长、旗长皆有封爵，享受特权，以行笼络，还制定宣谕、封爵、联姻、编旗、朝贡、会盟、重教、赏赐、诉讼、驿传等制度。这些重要的治策与举措，不仅加强与密切了后金—清朝同蒙古诸部的关系；而且为清朝入关后对蒙古与西藏等的管理，提供了模式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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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巴图蒙克即达延汗的生卒年有异说，今取上说。

(2) 《李朝成宗大王实录》，第175卷，第23页，十六年二月庚辰，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9年。

(3)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第21卷，第698页，中华书局，1993年。

(4) 《明世宗实录》，第464卷，第12页，嘉靖三十七年九月辛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5) ［日］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集》，下册，第425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

(6) 《明神宗实录》第373卷万历三十年六月戊申：“擦汉脑儿，原系元裔，住牧旧大宁熬母林等处，部落繁衍，介在蓟、辽之间。”

(7) ［日］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集》，上册，第387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

(8) 《明史·鞑靼传》，第327卷，第8491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9) 高文德、蔡志纯：《蒙古世系》，第2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10) 张穆：《蒙古游牧记》，第7卷，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0年。

(11) 《崇祯长编》，第11卷，第11页，崇祯元年七月己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2) 周清澍主编：《内蒙古历史地理》，第214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年。

(13) 《崇祯长编》，第11卷，第11页，崇祯元年七月己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4) 岁币：即明朝每年以赏赐的名义，给蒙古王公定额的物资和金银。

(15) 《明熹宗实录》，第42卷，第23页，天启三年十二月己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6)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西人封贡》，第4册，第1566页，中华书局，1977年。

(17) 《明史·鞑靼传》，第327卷，第8492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18) 《明史·鞑靼传》，第327卷，第8493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19) 《李朝光海君日记》，第23卷，第5页，元年十二月丙寅，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20) 沈曾植：《蒙古源流笺证》，第8卷，海日楼遗书，孱守斋校补本，1932年。

(21) 彭孙贻：《山中闻见录》，第8卷，《西人志》。

(22) 《明神宗实录》，第373卷，第9页，万历三十年六月戊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23)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7卷，第2～4页，天命五年正月丙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24) 《明神宗实录》，第594卷，第6页，万历四十八年五月戊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25)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11卷，第9页，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本。

(26) 魏源：《圣武记》，第3卷，第96页，中华书局，1984年。

(27) 佚名《今史》，第4卷，崇祯元年七月二十三日，清钞本。

(28) 《明熹宗实录》，第72卷，第18页，天启六年六月戊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29)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11卷，第11页，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本。

(30)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11卷，第10页，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本。

(31) 《明史·鞑靼传》，第327卷，第8493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32)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11卷，第12页，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本。

(33) 《满文老档·太祖》，册Ⅱ，第560页，天命七年三月初六日，东洋文库本，1956年。

(34)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8卷，第14页，天命七年二月壬午，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35) 魏源：《圣武记》卷3：“蒙古同名者有两科尔沁，同名同族”：一居嫩江，称嫩科尔沁；另一居北，称阿禄（阿鲁）科尔沁。

(36) 《明熹宗实录》，第71卷，第21页，天启六年五月甲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37)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10卷，第9页，天命十一年四月辛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38)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4卷，第27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广文书局影印本，1970年。

(39)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第1卷，《内蒙古要略一》，筠渌山房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3年。

(40)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16卷，第19页，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本。

(41)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17卷，第26页，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本。

(42) 《明熹宗实录》，第73卷，第14页，天启六年闰六月乙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43) 《满文老档·太祖》，册Ⅲ，第983页，天命十年八月初十日，东洋文库本，1958年。

(44)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卷，第11页，天命十一年十月甲子，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45) 《满文老档·天聪朝》，下册，第808页，天聪元年正月初九日，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46)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卷，第9页，天聪元年四月乙丑，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47)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17卷，第36页，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本。

(48) 《崇祯长编》，第10卷，第16页，崇祯元年六月癸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49) ［日］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集》，下册，第439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

(50) 《崇祯实录》，卷首，第8页，天启七年十月庚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51) 《崇祯实录》，卷首，第1页，天启七年十一月甲子朔，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52) 《崇祯实录》，卷首，第6页，天启七年十二月辛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53) 魏源：《圣武记》卷3：蒙古有“三土默特，其二部分左右翼，异姓同牧（左翼元臣济拉玛裔，右翼元太祖裔）。其一部号归化城土默特，与右翼为近族”。

(54) 《满文老档·太宗朝》，下册，第877页，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55) 《崇祯长编》，第11卷，第11页，崇祯元年七月己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56) 《崇祯长编》，第10卷，第11～12页，崇祯元年六月庚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57)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插汉寇边》，第4册，第1442页，中华书局，1977年。

(58)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西人封贡》，第4册，第1569页，中华书局，1977年。

(59) 《崇祯长编》，第14卷，第3页，崇祯元年十月壬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60) 《崇祯长编》，第19卷，第36页，崇祯二年三月壬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61)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4卷，第11页，天聪二年八月辛卯，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62)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卷，第9～10页，天命十一年十月己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63)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卷，第11页，天命十一年十月甲子，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64)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卷，第11页，天命十一年十月甲子，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65)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卷，第16页，天聪元年五月癸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66)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卷，第3～5页，天聪元年二月己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67)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卷，第20～21页，天聪元年七月己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68) 此条史事，《满文老档》、《清太宗实录》与《崇祯长编》系于二月，《崇祯实录》系于三月，后者则应是收到奏报的时间。

(69)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4卷，第2～3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70)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4卷，第5页，天聪二年二月丁未，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71)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4卷，第7页，天聪二年四月丙辰，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72)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4卷，第9页，天聪二年五月乙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73) 《崇祯长编》，第8卷，第26页，元年四月戊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74) 《崇祯实录》，第1卷，第8页，元年五月己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75)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4卷，第9页，天聪二年五月乙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76) 谈迁：《国榷》，第89卷，第5435页，中华书局，1958年。

(77) 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第301页，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年。

(78)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4卷，第12页，天聪二年九月庚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79)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4卷，第14页，天聪二年九月丁丑，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80) 张葳：《旧满洲档译注》，《天聪朝一》，第220页，台北故宫博物院印行，1977年。

(81)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4卷，第15～17页，天聪二年十二月丁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82)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卷，第2页，天聪三年正月辛未，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83)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1卷，第14～15页，天聪六年三月丁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84)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1卷，第1页，天聪六年正月己亥朔，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85) 蒋良骐：《东华录·天聪朝》，天聪六年四月，清木刻本。

(86) 《天聪朝臣工奏议》，第13页，辽宁大学历史系铅印本，1980年。

(87)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1卷，第19页，天聪六年四月乙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88)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1卷，第19～20页，天聪六年四月庚寅，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89)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1卷，第23页，天聪六年五月丁未，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90)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1卷，第23页，天聪六年五月戊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91)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1卷，第24～25页，天聪六年五月庚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92) 《满文老档·太宗》，下册，第1284页，天聪六年五月十九日，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93)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1卷，第24页，天聪六年五月丙辰，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94)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4卷，第13页，天聪七年六月戊寅，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95)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1卷，第16～17页，天聪六年四月己卯，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96)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1卷，第18页，天聪六年四月癸未，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97) 《崇祯长编》，第11卷，第11页，崇祯元年七月己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98) 《明史·鞑靼传》，第327卷，第8493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99)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第3卷，第1444页，中华书局，1977年。

(100) 《清史稿·太宗本纪》，第2卷，第40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

(101)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3卷，第7页，天聪七年二月癸亥朔，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02)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3卷，第17页，天聪七年四月乙丑，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03)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9卷，第3页，天聪八年六月辛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04) 打草滩（大草滩）：在西喇卫古尔（撒里畏兀儿）部落西日塔拉，今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境内。

(105)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0卷，第2页，天聪八年闰八月庚寅，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06)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0卷，第11页，天聪八年闰八月辛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07)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2卷，第12～14页，天聪九年二月丁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08)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0卷，第2页，天聪八年闰八月庚寅，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09)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2卷，第24页，天聪九年二月丁未，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10) 萨囊彻辰：《钦定蒙古源流》，第8卷，第14页，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

(111) 萨囊彻辰著、沈曾植笺证、张尔田校补：《蒙古源流笺证》，第8卷，第13页，海日楼遗书之一（沈氏藏版），孱守斋校补本，1932年刊印。

(112)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3卷，第14页，天聪九年五月丙子，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13)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4卷，第9页，天聪九年八月庚辰，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14)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4卷，第9～11页，天聪九年八月庚辰，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15)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5卷，第2页，天聪九年九月癸丑，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16)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4卷，第11页，天聪九年八月庚辰，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17)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0卷，第25页，天聪八年十月庚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18) 《星源吉庆》，第29页，学苑出版社，1998年。

(119)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3卷，第12～13页，天聪九年五月丙子，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20) 《明史·鞑靼传》，第327卷，第8444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121) 魏源：《圣武记》，第1卷，第9页，中华书局，1984年。

(122)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2卷，第12～14页，天聪九年二月丁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23) 《钦定八旗通志》，第7卷，第47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

(124)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0卷，第25页，天聪八年十月庚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25)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第88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

(126)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第188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

(127) 《满文老档·太宗》，下册，第1395页，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128) 《满文老档·太宗》，下册，第1514页，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129)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6卷，第10页，崇德二年六月癸丑，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30)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8卷，第11页，崇德二年八月庚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31)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第323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

(132)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第328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

(133)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2卷，第7页，天聪六年六月癸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34)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42卷，第9页，崇德三年七月壬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35)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第328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

(136) 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建州》，第5卷，第86页，《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

(137)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44卷，第9页，崇德三年十月己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38)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46卷，第19页，崇德四年五月庚辰，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39)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48卷，第16页，崇德四年八月壬子，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40)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65卷，第26页，崇德八年七月丁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41)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7卷，第17页，天聪十年二月庚寅，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42)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46卷，第22～23页，崇德四年五月辛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43) 《明清档案与蒙古史研究》，第179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

(144) 福格：《听雨丛谈》，第2卷，《九白》：“蒙古地在沙漠，罕有出产，每爵献白马八匹、白驼一匹，谓之九白贡。”

(145) 谢再善译：《蒙古秘史》，第180页，开明书店，1951年。

(146) 魏源：《圣武记》，第3卷，第102页，中华书局，1958年。

(147) 张穆：《蒙古游牧记》，第7卷，《外蒙古喀尔喀四部总叙》，清同治六年（1867年）刊本。

(148) 魏源：《圣武记》，第3卷，第97～98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84年。

(149)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6卷，第1页，天聪九年十一月丁未，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50)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54卷，第19页，康熙十四年四月丁巳，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

(151)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第258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

(152)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4卷，第12页，崇德六年正月己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53) 马喀塔：康熙二年（1623年）死，年三十九岁。

(154)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0卷，第7页，天聪八年闰八月壬辰条，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55)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第187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

(156)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3卷，第15页，天聪九年五月丙子，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57)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42卷，第2页，崇德三年六月庚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58) 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首，第11至17，光绪十六年（1890年）刻本。

(159)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3卷，第15～16页，天聪九年五月丙子，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60)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6卷，第8页，天聪九年十二月癸未，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61) 《皇朝开国方略》，第25卷，第6叶，广百宋斋本，光绪十年（1884年）。

(162)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8卷，第6～7页，崇德二年八月庚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63)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8卷，第5～6页，崇德二年八月辛丑，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64)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9卷，第1～2页，崇德二年十月丙午，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65)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9卷，第24页，崇德七年三月丁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66)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63卷，第1～2页，崇德七年十月己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67) 魏源：《圣武记》，第5卷，第201页，中华书局，1984年。

(168) 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首，第19卷，第1页，光绪十六年（1890年）刻本。

(169) 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首，第20卷，第1页，光绪十六年（1890年）刻本。

(170) 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首，第21卷，第1页，光绪十六年（1890年）刻本。

(171) 魏源：《圣武记》，第3卷，第99页，中华书局，1985年。

(172)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0卷，第12～14页，天聪八年闰八月癸丑，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73)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4卷，第3页，天聪九年七月戊辰，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74)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5卷，第3～4页，天聪九年九月丙辰，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75)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5卷，第5页，天聪九年九月戊午，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76)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0卷，第14页，天聪八年闰八月癸丑，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77)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卷，第2页，天聪三年正月辛未，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78)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卷，第8页，天聪三年三月戊午，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79)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2卷，第23页，天聪六年十月甲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80)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1卷，第2页，天聪八年十一月壬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81)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2卷，第6页，崇德元年十一月丙午，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82) “古穆”旗下牛录数缺载，依据总数，推算得出。

(183) 《满文老档·太宗》，下册，第1682页，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184) 《满文老档·太宗》，下册，第1673至1674页，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185) 关于扎萨克旗初建的时间，学界存在不同看法，有天命九年、天命十一年、天聪八年、天聪九年、崇德元年等说。参见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郑玉英：《试论清初八旗蒙古问题》，载《辽宁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186)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45卷，第15页，崇德四年二月丙午，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87)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46卷，第2页，崇德四年四月乙未，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88)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46卷，第10页，崇德四年五月己未，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89)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48卷，第2页，崇德四年八月庚寅，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90)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8卷，第9页，天聪十年四月己卯，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91)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8卷，第36页，天聪十年四月丁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92)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8卷，第11页，崇德六年十月壬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93)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6卷，第7页，康熙元年二月辛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94)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8卷，第16页，崇德二年九月乙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95)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9卷，第10页，崇德二年十月己未，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96) ［日］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集》，下册，第431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

(197) 魏源：《圣武记》，第5卷，第219页，中华书局，1984年。

(198) ［朝］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影印本，第32页，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玉版书屋本。

(199)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4卷，第13页，万历四十三年四月丁丑朔，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200) 《大喇嘛坟碑记》，《辽阳碑志选》，第37页，铅印本。

(201)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卷，第17页，天聪元年六月壬子，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202)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4卷，第11页，天聪二年七月戊寅，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203)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4卷，第11页，天聪二年八月辛卯，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204)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7卷，第17页，天聪四年七月甲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205)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2卷，第3～4页，天聪六年六月辛未，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206)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7卷，第1～2页，天聪十年正月壬子，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207)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43卷，第8～10页，崇德三年年八月壬寅，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208)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43卷，第10～11页，崇德三年年八月壬寅，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209)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4卷，第4页，天聪九年七月癸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210)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49卷，第3～4页，崇德四年十月庚寅，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211)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0卷，第20～21页，天聪五年闰十一月庚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212)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44卷，第28页，崇德三年十二月丁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213) 松筠：《绥服纪略》，见《圣武记》，第5卷，第207页，中华书局，1984年。

(214)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10卷，第12～13页，天命十一年六月丁丑，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215)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10卷，第14页，天命十一年六月戊寅，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216)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1卷，第1页，天聪八年十一月壬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217)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7卷，第17页，崇德二年七月癸未，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218)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8卷，第11页，崇德二年八月己未，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219)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46卷，第10页，崇德四年五月戊午，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220)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48卷，第4页，崇德四年八月庚寅，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221)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49卷，第9页，崇德四年十一月丙寅，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222) 《满文老档·太宗》，下册，第1628～1629页，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