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开国——东征朝鲜



（一）朝金关系

建州同朝鲜的关系，既历史久远，又十分密切。早在明永乐二年（1404年），建州女真首领之一阿哈出被封为建州卫指挥使。努尔哈赤的先祖猛哥帖木儿，也是建州女真首领之一，经转徙到朝鲜斡木河地区（今朝鲜会宁）居住。他在明永乐十年（1412年）朝贡时，被永乐帝封为建州左卫指挥使。猛哥帖木儿在这里农耕植谷，打围放牧 ⁽¹⁾ 。后发生“斡木河事件”，致“猛哥帖木儿、阿谷等男子俱被杀死，妇女尽行抢去” ⁽²⁾ 。猛哥帖木儿及其长子权豆（阿谷）惨遭杀害，次子董山（童仓）被掳走，弟凡察负伤出逃。建州左卫受到重创，寨破人亡，劫难空前。后凡察到北京“朝贡”，受明封为建州左卫指挥使。不久，董山被“赎回”。此前，建州卫指挥使阿哈出之孙李满住，经朝廷旨准先迁到婆猪江（今浑江），后迁到苏子河一带居住。至是，凡察与董山获明廷旨准，也迁到辽东浑河支流苏子河地域，同李满住合住在一起 ⁽³⁾ 。后董山又被封为建州右卫指挥使 ⁽⁴⁾ 。在建州部民转徙辽东地域时，遭到朝鲜官兵阻拦。建州部民冲破拦阻，损失很大，留下创伤。

建州女真三部合居后，部众繁衍，势力日大。当时明朝与朝鲜都不愿意看到建州女真日渐强大，更不愿看到女真人“犯抢”行为，或单独用兵，或联合兵力，深入建州，进行攻剿。第一次，明宣德八年即李朝世宗十五年（1433年）四月，朝鲜发兵一万五千人，分为七路，进攻建州卫女真。建州女真遭受重创，损失惨重：被杀二百六十人，被俘二百四十八人，被抢马、牛一百八十头匹 ⁽⁵⁾ 。第二次，在成化三年即李朝世祖十三年（1467年）九月，朝鲜与明朝合军，进攻建州。是役，朝鲜派军一万五千人，分为五道，进攻建州，“入攻婆猪江，斩李满住及古纳哈、豆里之子甫罗充等二十四名；擒满住、古纳哈等妻子及妇女二十四口，射杀未斩头一百七十五名，获汉人男一名、女五口，并兵械、器仗、牛马，焚家舍、积谷” ⁽⁶⁾ 。建州女真遭受明军与朝鲜军双重打击，“寨舍被焚毁，部民被杀俘，粮食遭烧掠，首领遭斩杀，焚荡殆尽，部落残破” ⁽⁷⁾ 。这件事情，朝鲜大将在得胜后，命析白木书云：“朝鲜大将康纯领精兵一万攻建州。”朝鲜国王李瑈对康纯曰：“‘攻’字未快，‘灭’字最好！” ⁽⁸⁾ 这说明朝鲜同建州冤仇之深。朝鲜对建州犁庭扫穴的攻剿，在建州女真首领与部民的心灵中，刻下烙印，留下仇恨。

努尔哈赤起兵后，同朝鲜尽量结好关系。明万历二十三年十二月（1596年1月），朝鲜南部主簿申忠一受命到建州卫首府佛阿拉。努尔哈赤在大厅接见申忠一，表示愿意同朝鲜结好。但是，在建州兴起史上，影响后金同朝鲜的关系，六件事情，相当重要。

第一件，出兵参战。天命四年即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在萨尔浒大战中，朝鲜受明廷调发，而派都元帅姜弘立率军一万三千人参战。姜弘立兵败投降，朝鲜全军覆没。天命汗努尔哈赤将朝鲜都元帅姜弘立收养于赫图阿拉，并优礼相待，想通过姜弘立沟通双方关系。但朝鲜国王同明朝关系密切，敌视后金。朝鲜公然出兵协助明朝攻打后金，在双方关系中留下阴影。

第二件，贸易摩擦。朝鲜与后金，接壤之境地，东自豆满江（今图们江）口，西至鸭绿江口，边界上开有义州（今朝鲜新义州）、中江（今朝鲜平安北道邻中国临江县处）、会宁（今朝鲜咸镜北道）三个边贸集市，以与后金之镇江（今辽宁省丹东境）、临江（今吉林省龙井市境）、豆满（今吉林省图们市）三市进行交易。粮食是重要的交易品，朝鲜国都在京城（今首尔），而其产粮地区多在西部、南部，运粮至鸭绿江各市场，须借海运，明游击毛文龙巡弋海上，粮船不便北上。而朝鲜国之东北部多山，所产之粮不足以当地食用，故会宁市场无余粮可售。朝鲜又不愿意将粮食同后金交易，常引起边境冲突。后金指责朝鲜索取金银，不与牛角；朝鲜商贾与后金的贸易，时抬物价，以劣充优，短斤缺两。贸易纠纷不断，朝鲜商贾不至。

第三，边民纠纷。图们江地域为满洲的发祥地，其居民瓦尔喀，与建州女真同语言、同习俗、同族群。随着后金的日渐强大，后金需要他们，他们愿附后金。越境投附后金者，既有女真人，也有朝鲜人。朝鲜国王为此大惧，派官吏阻止其民向北越界，且常以逋逃为名而越界捕杀。同样，后金掳掠的汉人，时有逃往朝鲜者，朝鲜将其遣送明朝；辽东难民，逃往朝鲜，朝鲜又容留辽东逃民 ⁽⁹⁾ 。后金对朝鲜的上述做法极为不满。

第四件，补充财富。后金人口增长过快，衣食匮乏，物资短缺。明朝同后金处于战争状态，马市、木市被关闭，后金同明朝的贸易渠道断绝。皇太极将朝鲜作为重要财富之源，如后金一次向朝鲜索要“木绵四万匹、牛四千头、绵绸四千匹、布四千匹” ⁽¹⁰⁾ 。至于粮食、火器、弹子、食盐、布帛、纸张、农具等，更需要朝鲜补给。

第五，朝、明关系。朝鲜是明朝的臣属藩邦，又是与后金仅一江之隔的近邻，故朝鲜对明朝与后金均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明朝进攻后金，必先联络朝鲜，以成夹击之势；后金崛兴辽东，必先争取朝鲜，避免两面受敌。时明、金对峙，朝鲜态度，确实重要。后金西进征明，常有后顾之忧。为此，后金将朝鲜纳入自身发展的战略范围之内。当时影响后金与朝鲜的关系，主要是毛文龙事件。

第六，毛帅事件。先是，天命六年即天启元年（1621年），明辽东巡抚王化贞，为使明军出广宁，渡辽河，攻后金，便派游击毛文龙率领二百余人，进入河东，联络辽民，以牵制后金。五月十一日，毛文龙率部由三岔河东渡到猪岛、鹿岛、禽道等地，地近后金，活动困难。时辽东廪生王一宁来会，建议求助朝鲜，共图发展之计。七月初，他们到朝鲜弥串堡，得报后金镇江守将佟养真派兵外出，城防空虚，议袭镇江。令千总陈忠过江，潜约镇江中军陈良策为内应。二十日深夜，毛文龙率领三千人马，突袭镇江，陈良策降。尔后生擒佟养真及其子佟松年等六十余人，收兵民万人。明军镇江捷报，全辽军民震动。宽甸、叆阳、汤站、险山等城堡，相继叛金投明，“数百里之内，望风归附” ⁽¹¹⁾ 。毛文龙因功授参将，不久又晋升为平辽总兵，史称“毛帅”。后金失守镇江，大为震惊，命贝勒阿敏、皇太极等率军前去镇压。毛文龙退入朝鲜境内。时朝鲜“昌州、义州以南，安州、肃州以北，客居其六七，主居其三四” ⁽¹²⁾ 。明辽沈失陷，难民渡江，避居朝鲜，人数甚多，毛文龙则利用他们反金。后金兵几次入朝进击，并遣使赴朝鲜致书道：“如果我两国真心想友好相处，那么就逮捕毛文龙、陈良策交来。” ⁽¹³⁾ 文龙兵败，退入朝鲜。朝鲜国王恐毛文龙有日后之患，使其驻于海岛。兵部议“毛文龙寄身海岛，如有应援，可出其不意，潜师捣虚，有此可用之众” ⁽¹⁴⁾ 。此议得到明廷旨准。天命七年即天启二年（1622年）十一月十一日，毛文龙率部进驻朝鲜皮岛（椴岛、从云岛）。此岛位于明朝、后金和朝鲜之间，其地“南可以屏蔽登、莱，东可以联络朝鲜，北可以攻冲辽、沈，囗平辽扼要区也” ⁽¹⁵⁾ 。随着毛文龙势力日益壮大，后金就更加归罪于朝鲜的支持，正如毛文龙所言：“奴酋之恨臣掣尾，每转恨于朝鲜之假地。” ⁽¹⁶⁾ 努尔哈赤虽然多次致书，要朝鲜断绝与毛文龙往来，如果擒获毛文龙，则以朝鲜降将姜弘立作为交换，但是遭到朝鲜严词拒绝。当时后金战略的重点是在辽西，而对东江的毛文龙则封官许愿，采取招抚之策，然而毛文龙乃无降金之意。

由上，后金对朝鲜的政策，主要有两种政见：一种以皇太极为代表的主战派，另一种以代善为代表的主和派——“子洪太时常劝其父欲犯我国，其长子贵永介则每以四面受敌，仇怨甚多，则大非自保之理，极力主和，务要安全” ⁽¹⁷⁾ 。上文中的洪太时即皇太极，为努尔哈赤第八子；贵永介即代善，努尔哈赤第二子，因其长子已死，故常称其为长子。努尔哈赤为避免东西两线作战，而不敢冒险进兵朝鲜，故对朝鲜采取笼络与和睦的政策。他曾多次派遣使臣赴朝投书，希望朝鲜，不事南朝，结好后金，“子子孙孙，永结盟约”。然而，朝鲜支持明朝，坚决反对后金。朝鲜为防御后金侵犯，支援毛文龙：划给大片“闲田”，使其兵民驻耕；免征商税，“以助军调”；供给粮食，以解决生计；补充火器，增强其军力。因此，毛文龙在朝鲜的支持下，有了基地，势力大增，还控制着宣川、定州、龙川、铁山、昌城、满浦、漳鹿、长山、石城、广鹿、三山、旅顺等地，对后金形成一定威胁。毛文龙对后金的军事行动规模不大，仅是骚扰性的，但“牵制则有余” ⁽¹⁸⁾ 。因此，后金的许多贝勒大臣认为：“毛文龙之患，当速灭耳！文龙一日不灭，则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宁。” ⁽¹⁹⁾

皇太极继承汗位后，要寻找军事突破口，夺得胜利，巩固汗位。如进攻明朝，宁远城下，刚受挫折；如进兵察哈尔蒙古，对林丹汗，把握不大。皇太极的选择是，以对朝鲜战争的捷报，来缓和社会矛盾，巩固新汗地位。他说：“我气不过就是东江，只为山险谷深，前埋后伏，且他奸细甚巧，我的动静言语霎时便知，可恨！可恨！定要拿他。绝了东江，一直西去。” ⁽²⁰⁾ 又据朝鲜所得情报说：“奴酋死后，第四子黑还勃烈承袭，分付先抢东江，以除根本之忧；次犯山海关、宁远等城云。” ⁽²¹⁾ 上文“第四子黑还勃烈”就是第四大贝勒皇太极，他继承汗位后，将进攻的铁骑，首先指向朝鲜。

后金进攻朝鲜的口实，大贝勒阿敏在给朝鲜国王李倧书中略曰：“向者我军往取我属国瓦尔喀时，尔国无端出境，与我军相拒，一也。乌喇贝勒布占泰之屡侵尔国也，尔以乌喇属我姻戚，求释于我，我为劝谕息兵，尔曾无一善言相报，二也。我两国原无仇怨，尔于己未年，发兵助明，合谋图我。幸蒙天鉴，明兵败衄，尔之帅卒，为我阵擒。我不忘旧好，故不加诛戮，且豢养之，纵令返国。至于再三，尔不遣一介来谢，三也。天以辽东赐我，辽东之民，我民也。尔国容匿毛文龙潜据海岛，致我辽东百姓，被其侵扰，听其引诱。我曾令尔缚送毛文龙，复成两国之好，尔竟不从，四也。辛酉年，我军攻剿毛文龙，惟明人是问，亦望尔惠顾前好，不以一矢相加。尔国究无一善言相报，五也。文龙系明国之将，明且无粮饷给与，尔乃予以地土，导其耕种，资之糗粮，赡其军实，六也。尔云：‘何故杀我何通事？’我军进取广宁后，禁绝奸细，潜来窥探之人，不杀何待！我皇考上宾，明方与我为敌，尚遣使来吊，兼贺新君即位。我皇考与尔朝鲜，素相和好，毫无嫌隙，何竟不遣一使吊问？七也。尔如此负恩构怨，难以悉数，我用是统率大军，声罪致讨。” ⁽²²⁾ 这就是进攻朝鲜的“七宗恼恨”。

然而，天聪汗皇太极选择改元之年进攻朝鲜，除上述“七宗恼恨”外，还有政治、军事、经济、时势和外事等五个因素：其一，皇太极新登汗位，要以对外军功，巩固大汗权位。其二，宁远之败，不敢南进；林丹汗兵强，不便西攻；派师东进，可操胜券。其三，后金灾荒，急需掳掠。这年冬春，后金饥荒，“国中大饥，斗米价银八两，人相食” ⁽²³⁾ 。其四，同明和谈，利用机会。时袁崇焕同皇太极遣使往来，进行和议。袁崇焕想借机进行备战，皇太极则想借机进攻朝鲜，而避免后顾之忧。其五，朝鲜内乱，有机可乘。先是，朝鲜发生宫廷政变。朝鲜武将李适、韩明琏等以光海君无道，逼使退位，推其侄绫阳君李倧为朝鲜王。李适与韩明琏等内讧而为乱 ⁽²⁴⁾ ，乱军败没，李适被擒斩，明琏子韩润等入后金。韩润称姜弘立等妻子乱中被诛，劝其借后金兵复仇。姜弘立信之，向天聪汗乞兵。皇太极遂利用了朝鲜内部李适等废立君王之乱。以上是皇太极发动对朝鲜战争的难得机会。

于是，天聪元年即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后金发动了进攻朝鲜的战争。这一年为丁卯年，朝鲜史籍称之为“丁卯之变”，清代文献称之为“丁卯之役”。

（二）丁卯之役

天聪元年即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初八日，皇太极命大贝勒阿敏，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讬、硕讬等，统帅大军，东征朝鲜。皇太极授以或兵攻毛文龙、或并取朝鲜的“两图”方略：“朝鲜屡世获罪我国，理宜声讨，然此行非专伐朝鲜也。明毛文龙近彼海岛，倚恃披猖，纳我叛民，故整旅徂征。若朝鲜可取，则并取之。” ⁽²⁵⁾ 又据《旧满洲档译注》记载：“朝鲜国对满洲国，犯有重重之罪。虽然如此，但这次并非指着朝鲜而来讨伐的。因明的毛文龙，住在靠近朝鲜的海岛，经常收容逃亡者，因此生气而来找他。”由上可见，皇太极此次出兵，采取“两图”的方略：主攻毛文龙，次攻朝鲜国。

阿敏率领三万余骑出征，进军十分谨慎，他把大军隐匿在凤凰城，并且向朝鲜降帅姜弘立了解实情，问道：“我今缚送毛文龙，则朝鲜将从之乎？”答曰：“缚送则未可知，而我国岂有顾惜之理。” ⁽²⁶⁾ 此次征战，以军事进攻开始，附之朝、金议和，终以平壤盟誓。

攻克平壤　十三日，后金军进至明军哨地，阿敏命总兵官楞额礼，备御官叶臣、雅荪、孟安等率领八十人，夜袭明军驻守哨卒，将其全部擒获，无一人逃脱。十四日，后金军渡过鸭绿江，进逼朝鲜义州（今新义州）。又遣朝鲜人韩润等，“变着华服，潜引贼入城。及晓，贼薄城驰突，反民开城纳贼，城遂陷” ⁽²⁷⁾ 。韩润一行，潜入城里，以为内应。他还令人登南山呼曰：“城中将士，解甲出降，南土军兵，悉出归乡，不然铁骑蹂躏，乱杀靡遗。”是夜，后金兵薄义州城，树立云梯，突然攻城。阿敏命巴图鲁艾搏率八旗精锐，攀梯登城。总兵楞额礼与副将阿山、叶臣等率八十人，继之登城。时镇节度使李莞酒醉不醒，军伍废弛，守将李莞、崔梦亮 ⁽²⁸⁾ 等仓猝应战。此时韩润率先潜入官兵，“焚火军器，一城大乱，反氓开门”，遂克义州，杀府尹李莞，通判崔梦亮等自尽。城中有明兵一万、朝鲜兵二万，后金军攻克义州后，屠其兵卒，俘其居民。《仁祖实录》记载：“众寡不敌，力不能支，李莞、崔梦亮等抗贼不屈，同被磔杀，大小将官，数万民兵，屠戮无遗。” ⁽²⁹⁾ 是日，驻军义州。

当夜，阿敏派济尔哈朗等率领大军前进，分兵南攻毛文龙驻守的铁山。因毛文龙自冰合之后，移驻皮岛，未能捉获。后金军攻占铁山后，杀守将毛有俊、刘文举等官兵多人。阿敏因毛文龙避居皮岛，隔海相望，无法进攻；而将主攻矢镞指向朝鲜。于是留大臣八人、兵千人，驻守义州。十五日，阿敏亲率大军与济尔哈朗等会合，挥师东进，直奔定州。随之，后金军攻郭山凌汉山城，招降不从，竖立云梯，鳞次登城，矢石如雨，陷城后杀守城节度使奇协。十七日，后金兵以朝鲜降将姜弘立、韩润为向导，进抵定州。阿敏派人向该城守将金搢投致朝鲜国王书，书曰：“我方统大兵来，尔国要和好，差官认罪，火速来讲。”朝鲜答书称：“我国与尔，本来无怨恨。我国臣事皇朝，二百余年。皇朝伐尔国时，要我兵马。既有天子敕命，何敢违也？……尔若息兵通好，则必以礼义相接，不可以兵戈相胁。” ⁽³⁰⁾ 阿敏见朝鲜定州守将拒绝和议，便发动进攻，一举下定州。阿敏虏获定州节度使金搢、郭山节度使朴惟健等。尔后，阿敏派人向皇太极上报进军方案。他告知后金兵顺利攻取义州、铁山，毛文龙已逃往皮岛，“如内情合适，即进趋王京”。并“请发在外移营蒙古兵，及在内分管蒙古兵，驻守义州，以便调取大军前进” ⁽³¹⁾ 。皇太极览阅来书后，允诺阿敏增兵的请求，并在复书中谕曰：“前进事宜，你们要深思而行”，“如果不可，切勿强行” ⁽³²⁾ 。这表明皇太极赞成阿敏“进趋王京”的兵略。同时皇太极谕曰：“一切事宜，有当请命者，尔行间诸贝勒，公同议定，遣使来奏，我据所奏裁定。我在都城，何能遥度耶！” ⁽³³⁾ 朝鲜王京汉城得知后金兵渡江东进，义州、定州相继失守的败报，惊恐万状，都城震骇。朝鲜国王李倧召集群臣，商讨对策。时诸道之兵，虽已檄召，未及会集，形势危殆。李倧为了“暂避凶锋，以为后图”，奉庙社主，迁入江华岛（在今首尔西北方海中）。李倧又将王妃等送往江华岛，并下《罪己书》。这些措施，无一奏效。

阿敏率军，乘胜前进。十九日，后金兵渡过清川江，驻营。时后金先遣部队，已到达安州城下。副元帅兼平安兵使南以兴等，“前数日，城中闻贼兵日近，整顿兵械，为死守计”。后金招降，城中不答。二十日，阿敏统领大队兵马，驰达安州，安营城下。阿敏派突骑巡城喊道：“无罪南兵，开城出送。城中将士，解甲出降。我且按兵，以候汝降战之答。” ⁽³⁴⁾ 南以兴命人回曰：“我国只知战与死而已，本无降与和耳！”阿敏又派使者投书，其书大意如前，“又添七宗恼恨”。答书曰：“连得二书，要息兵修好，共享太平，其意甚好。但前书既云要好，而兵随其后，此我之所未晓也。自今以往，彼此解兵，两国和好，岂不美哉。” ⁽³⁵⁾ 二十一日黎明，后金兵攻城，双方激战，三进三退，十分惨烈。据载：“是日黎明，远近烟雾，不辨咫尺。贼中吹角鸣鼓，呐喊飐旗，万骑骈进，云屯雷击。城中炮射，一时俱发。坠骑落壕，死者山积。前仆后入，左冲右突，并驱骆驼，输进长梯，一时登城。长枪短兵，彼此相搏。势如风火，措手不及。贼满城中，追逐乱杀。” ⁽³⁶⁾ 朝鲜守军，安州激战，孤立无援，城陷人亡。南以兴、金浚等官员，堆积火药，自烧而死。但后金官兵，也伤亡很大。阿敏决定：“遂驻军安州，息马四日，所俘获悉为区处。” ⁽³⁷⁾

二十五日，阿敏率大军，自安州起行，向平壤挺进。后金大军，攻陷安州，兵逼平壤，李朝上下，一片惊慌。各路守军，纷纷溃散。黄州、凤山、瑞兴、平山等邑军民，“鸟惊鱼骇，望风先溃” ⁽³⁸⁾ 。因此，后金兵“如入无人之境，诸将士皆逃匿，无一人当其锋” ⁽³⁹⁾ 。阿敏等率军到平壤城外。平壤是朝鲜旧京，也是朝鲜半岛北部军政中心。后金进军迅猛，朝鲜防守溃散。据都体察使张晚驰启：“平壤大镇，守城军械，始甚严备。而自见安州屠戮，军民褫魂，缒城逃溃。都巡察使尹暄不能禁，亦自遁避。本城积年蓄聚，荡然都尽。” ⁽⁴⁰⁾ 二十六日，阿敏率军进至平壤城。“城中巡抚、总兵以下各官及兵民等，皆弃城走” ⁽⁴¹⁾ 。阿敏等率领后金军，未遇抵抗，占领平壤。后金军遂尽陷大同江以北各城，兵至大同江以南。

后金军占领平壤后，一面展开军事进攻，一面进行议和活动。

朝金议和　后金军占领平壤后，贝勒、固山额真之间，对于是否进军朝鲜王京汉城，发生几次意见分歧：“一半则欲还；一半则以为不可，更欲动兵。” ⁽⁴²⁾ 贝勒岳讬、济尔哈朗等认为此次出征，主要是讨伐毛文龙，朝鲜既破一道，可不继续进兵。但金军统帅阿敏认为不可，坚持前进，遂向黄州，直指汉城。后诸贝勒及总兵官李永芳议曰：“我等奉上命，秉义而行，若自背前言，不义。前书已有言，朝鲜若遣亲信大臣来，负罪请和，盟誓天地，即行班师。今盍暂驻于此，待其大臣至，听其言辞再议。”阿敏面诟李永芳曰：“我岂不能杀尔蛮奴！尔何得多言！” ⁽⁴³⁾ 李永芳自是终无一言。于是阿敏统帅大军，继续前进。

二十七日，后金兵至中和（今平壤南），驻营秣马。阿敏遣使往朝鲜国王李倧住所，致书议和，未达而还。同日，朝鲜国王李倧逃往江华岛，并命已归降后金的朝鲜元帅姜弘立之子姜、参将朴兰英之子朴雴，携带王廷文书，到后金军大营。时姜弘立、朴兰英俱在军中，阿敏令他们叩见诸贝勒后，各与其父相见。他们携带文书，其书曰：“你们突然无故兴兵，攻入我国腹地。我们两国，原来并无事故相处。自古以来，欺弱凌卑，谓之不义。无故杀捕人民，是为逆天啊！如果说有罪的话，应当先派人来问，然后声讨，方合义理。或是今先退兵，再议和的话，才可言和吧！” ⁽⁴⁴⁾ 二十八日，阿敏在致朝鲜的复书中指出“七宗恼恨”，并提出：“如要和好相处，速派使者来，我愿听之。” ⁽⁴⁵⁾ 二月初五日，阿敏不理会朝鲜国王来书，率军占领黄州城（今韩国黄海道黄州城）。其时朝鲜，无力抵抗：“无兵可以战守，无食可以拾支，智者不能为谋，勇者不能出手。” ⁽⁴⁶⁾ 翌日，朝鲜李倧遣使谈判议和事宜。阿敏“遣使胁和，要以三事：一曰割地，二曰捉文龙，三曰借兵一万，助伐南朝” ⁽⁴⁷⁾ 。朝鲜使者不允，阿敏率军深入，进至平山（距江华岛百余里）驻营。初七日，阿敏接见朝鲜使臣原昌君李觉。原昌君李觉曰：“吾王闻贝勒至，特遣我来，凡有所言，我身任之。今我国自愿诏罪，贵国必欲如何定议？敝国贫瘠，愿悉索吾土物产以献，若如此可以定议，请驻兵于此。吾王恐惧，已弃城避于海岛。城中府库财物，仓皇散失。贝勒若以兵前进，吾王无可与言。此事亦难定议矣！” ⁽⁴⁸⁾ 阿敏不从，令吹角进兵，直趋王京。岳讬、济尔哈朗等出面劝阻，曰：“我等统朝廷重兵，不可久留于外。且蒙古与明，逼近我国，皆敌人也，宜急归防御。”而且“朝鲜王京，阻江为险，江岸置木栅枪炮，兵马环列。且闻冰已解，亦恐难渡” ⁽⁴⁹⁾ 。阿敏不听，坚持进军。岳讬察其情，知不可劝止，遂策马还本营。济尔哈朗也认为不宜深入，遂驻兵平山城。贝勒岳讬邀阿敏之弟济尔哈朗贝勒，令八旗大臣“公同议定”。七旗大臣所议皆同，独阿敏所领镶蓝旗大臣顾三台、孟坦、舒赛，从阿敏议。议久不决，既而岳讬、济尔哈朗、阿济格等，同会于一所，共议遣人令朝鲜国王定盟，以告阿敏。阿敏乃从之。初八日，朝鲜使臣来到平山后金大营，表示国王认错，商谈议和条件。于是，决定遣刘兴祚（刘海）、巴克什库尔缠等往江华岛议和。

在议和过程中，三项条款，分歧严重：

第一，永绝明朝。二月初二日，阿敏给朝鲜国王书曰：“两国和好，共言美事，贵国实心要好，不必仍事南朝，绝其交往，而我国为兄，贵国为弟。” ⁽⁵⁰⁾ 后金要求朝鲜与明朝永绝交往，两国成为兄弟之邦。朝鲜君臣，以明为上国，故坚守忠义，李倧认为此乃“大义所系，断不可许” ⁽⁵¹⁾ 。阿敏仍然坚持，李倧作了调和：尊明朝为事大，和金国为友邻。五日，他又致书阿敏：“事大交邻，自有其道。今我和贵国者，所以交邻也；事皇朝者，所以事大也。斯二者并行，而不相悖矣。” ⁽⁵²⁾ 阿敏见朝鲜对明朝态度坚持不改，故对“永绝明朝”一款不再强求。十四日，后金使臣回言：“不绝天朝一款，自是好意，不必强要。” ⁽⁵³⁾ 于是，阿敏等不强求朝鲜接受“永绝明朝”的条款。

第二，去明年号。阿敏虽不强求朝鲜“永绝明朝”，却对其仍书“天启”年号而“勃然生怒”。谓：“贵国拿‘天启’来压我（后金）！我非天启所属之国也，若无国号，写我天聪年号，结为唇齿之邦。” ⁽⁵⁴⁾ 阿敏又提出“以‘聪’字易‘启’字何如”？朝鲜仍不同意。朝鲜国王李倧提出：“年号依中国揭帖例，不书何如？”后金使臣亦说：“国王答书，非如咨奏公文之比。天朝揭帖则本不书年月，如广宁袁巡抚所送揭帖例为之，则‘天启’二字，自然不书。”最后双方均作让步：“不书年号，从揭帖式。” ⁽⁵⁵⁾

第三，莅盟宣誓。朝鲜国王李倧以母丧“方在忧服之中”，“三年之内，绝不杀生” ⁽⁵⁶⁾ 为由，拒绝杀牲，同金盟誓。阿敏得知后认为，朝鲜国王不愿发誓，是不愿讲和，糊涂了事，进行塞责。二十八日，阿敏致朝鲜书曰：“和好两国之愿，无盟誓，何以信其诚？今贵国王悭滞不誓，是言和而意不欲和也！” ⁽⁵⁷⁾ 后金坚持举行盟誓仪式。经刘兴祚从中斡旋，朝鲜国王李倧以居丧不莅盟，遣大臣等往代，即“国王在殿上焚香告天，令大臣于外处刑牲以誓” ⁽⁵⁸⁾ ，将仪式降等，双方均接受，最后共识，盟誓议和。

朝鲜王廷内部，和战两议。三月初二日，阿敏派副将刘兴祚等十人，随朝鲜使臣进昌君李觉，乘舟抵江华岛，见李倧。李倧端坐，不出一言。刘兴祚怒曰：“汝何物，作此土偶状耶！”李倧色赧，于是说道：“吾因母丧未终故耳！”兴祚曰：“尔惟好自尊大，狂悖无礼，国中百姓，致罹兵祸，不为不甚矣！”李倧不悦，无辞以辩。兴祚曰：“今日之事，成败在于俄顷。尔欲修好议和，可遣汝亲子弟一人往，盟诸天地，汝国所产财物牲畜，每年循礼贡献，尔亲定额数。事竣，我即旋军。”李倧犹豫未决，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汝国果行大义，尽退兵，而后议和。”兴祚曰：“汝尚以支辞抵饰耶！迟一日，则汝民受一日害，恐旦夕不能以相保矣！”当时军事形势，江华岛很艰难：不仅兵败失地，生民涂炭；而且“江都所储之米，未满一朔之用” ⁽⁵⁹⁾ 。李倧面临外逼内困之危，遂遣其族弟原昌君李觉，并侍郎一员、官四员，偕刘兴祚来到平山，见阿敏等诸贝勒 ⁽⁶⁰⁾ 。时朝鲜国王李倧兵败出逃，无力抵抗，和议之事，大臣纷纭。太学生尹鸣殷等上书，“请斩差胡及朴兰英等首，函送天朝，举义斥和，背城一战。”李倧答曰：“羁縻之道，自古有之。姑许息兵，未为不可。” ⁽⁶¹⁾ 备局启称：“朝廷之羁縻此贼，盖出于一时缓兵之计，而恐外方信听道路之言，谓朝廷不思大义，通好丑虏，忠义之士扼腕，介胄之士解体，则所关非细。” ⁽⁶²⁾ 可见朝臣，反对议和。李倧下谕将领曰：“为民讲好，朝廷事也。乘机杀贼，将领事也。如或可图，勿以和为拘。” ⁽⁶³⁾ 他力图先稳住武将，再说服文臣。尹煌上书，直指国王：“而今日之误国，非庙堂而谁乎！”时后金军施加压力，刘兴祚揭帖云：“吾恐金人再为一激，势必下王京，不惟四部道受害，八部道生民亦难安矣。事机一错，祸不忍言。” ⁽⁶⁴⁾ 议和与抵抗，国王与群臣，反复议论，多次交锋。朝鲜国王李倧道：“御敌之道，战、守、和三策而已。今日之势，既不能战，又不能守，奈何不和？”群臣仍坚持：“莅盟不可为。”最后，朝鲜国王李倧曰：“上有宗社，下有生灵，不得不尔！” ⁽⁶⁵⁾ 主和派终占上风，决定同后金盟誓议和。

两次盟誓　后金与朝鲜，武力与外交，交替使用，反复协商，达成协议，焚书定盟。三月初三日夜，朝鲜国王李倧率领群臣和后金纳穆泰等八大臣，在江华岛设坛，焚书盟誓。盟誓时，李倧亲行焚香告天礼，由朝鲜左副承旨李明汉宣读誓文，文曰：“朝鲜国王以今丁卯年某月日与金国立誓：我两国已讲定和好，今后各遵约誓，各守封疆，毋争竞细故，非理征求。若我国与金国计仇，违背和好，兴兵侵伐，则亦皇天降灾。若金国仍起不良之心，违背和好，兴兵侵伐，则亦皇天降祸。两国君臣，各守信心，共享太平。皇天后土，岳渎神祇，监听。此誓。” ⁽⁶⁶⁾ 《誓文》规定：第一，各遵约誓，各守封疆——表明后金与朝鲜是平等的兄弟关系。第二，毋争细故，非理征求——表明后金与朝鲜应着眼于大事，不应任意征伐与索求。第三，遵守盟誓，不兴干戈——表明后金与朝鲜互相尊重，不侵略与讨伐对方。第四，遵守信约，共享太平——表明后金与朝鲜平等守约，结为兄弟之邦。

礼毕焚表，李倧还宫。尔后，朝鲜国议政判书李行远等八员，后金固山额真纳穆泰等八员，亦焚书盟誓，宰白马乌牛，焚香，设酒、肉、骨、血、土各一器，告祭天地。朝鲜誓文曰：“若与金国计仇，存一毫不善之心，亦血出骨白，现天就死。二国大臣，各行公道，毫无欺罔。欢饮此酒，乐食此肉，皇天保佑，获福万万。”后金誓文曰：“朝鲜国王，今与大金国二王子立誓，两国已讲和美，今后同心合意，若与金国计仇，整理兵马，新建城堡，存心不善，皇天降祸。若二王子仍起不良之心，亦皇天降祸。若两国二王，同心同德，公道偕处，皇天保佑，获福万万。” ⁽⁶⁷⁾ 读毕焚表，和礼告成。两国战争状态，应当即行结束。

但是，阿敏等因反对议和，并未亲临盟誓，故对誓文，不予承认。和议既成，理应退军；阿敏坚意，进攻王京。《清太宗实录》记载，岳讬曰：“吾等来此，事已成矣。我国中御前禁军甚少，蒙古与明，皆我敌国，或有边疆之事，不当思豫备乎！况我军中，俘获甚多，宜令朝鲜王盟誓，即可班师。”阿敏曰：“汝等欲归者，自归耳，吾则必到王京。吾常慕明国皇帝，及朝鲜国王，所居城郭宫殿。无因得见，今既至此，何不一见而归乎！我意至彼近地再议。如不从，即屯种以居，至吾等怀念妻子，度有不遣来完聚者乎！”随向贝勒杜度曰：“他人愿去者去，我叔侄二人，可同住于此。”杜度变色答曰：“吾何为与尔同住？皇上乃我叔父，我何可远离耶！” ⁽⁶⁸⁾ 阿敏以未参加盟誓为由，不顾贝勒岳讬及诸贝勒劝止，“令八旗将士，分路纵掠三日，财物人畜，悉行驱载，至平壤城驻营。即于城内，分给俘获” ⁽⁶⁹⁾ 。阿敏率领军队，所到之处，分兵抢掠，“子女财畜，荡覆无余” ⁽⁷⁰⁾ 。

阿敏到达平壤之后，要同朝鲜再次盟誓。朝鲜国王李倧先不同意，然而无奈，亦无他策，派遣族弟原昌君李觉等，于三月十八日，赴平壤阿敏大营，再次举行盟誓。于是阿敏偕朝鲜王弟李觉及同来侍郎，复誓天地，宰白马乌牛，焚香，设酒、肉、骨、血、土各一器，统兵诸贝勒及诸将以下，俱擐甲胄，行九拜礼。读毕，焚之。阿敏誓书曰：“如果朝鲜国王李倧将应送金（满洲）国汗之礼物，背约不送；对金（满洲）国派来的使者，不像对明的使者一样恭敬；对金（满洲）心怀恶意，巩固城郭，整顿兵马；并将金（满洲）所获得的已剃发的人，如逃来朝鲜，就据为己有，而不给回。王曾说过：与其和远方的明往来，不如和近处的金（满洲）国往来。如果违背上述之言，则将向天地控告，而讨伐朝鲜国。天地以朝鲜王为非，殃必及之，寿命不到就死了。如朝鲜国王不违背誓言而相处时，金（满洲）国的阿敏贝勒启衅讨伐的话，则必遭殃而死。我们两国遵守誓言而相处，天地必眷佑，而让我们世远年久地过太平的日子。” ⁽⁷¹⁾

后金与朝鲜，先定“江华之盟”，后定“平壤之盟” ⁽⁷²⁾ 。朝鲜国王与大臣认为，“平壤之盟”与“江华之盟”，同“当初盟意，大不相同” ⁽⁷³⁾ 。朝鲜国王畏其“生梗”而“答之”。总之，“江华之盟”与“平壤之盟”两盟誓文，有所不同。前者，强调双方之四条共同约束；后者，则突出对朝鲜的五条单方义务。其后“崇德元年皇太极亲率大军讨伐朝鲜时，即以朝鲜违背平壤之盟为藉口” ⁽⁷⁴⁾ 。

“平壤之盟”既定，四月初八日，后金军渡江，出朝鲜境。四月十五日，皇太极谕曰：“天佑我国，平服朝鲜，声名宣播。今与兄贝勒，互行拜见之礼。外国闻之，愈章其美。” ⁽⁷⁵⁾ 后金定大军凯旋之礼。十八日，皇太极“率诸贝勒逾行幄数武，立马以待。凯旋诸贝勒，策马驰至，遂同下马，依次排立，竖纛，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尔后，皇太极御行幄，“三大贝勒，左右列坐，令李觉坐阿敏下，诸贝勒分翼坐”，举行筵宴，庆祝凯旋 ⁽⁷⁶⁾ 。十九日，皇太极御行幄，有功将士，叙功行赏。二十五日，赐朝鲜国王族弟李觉宴。

阿敏率军撤离朝鲜后，为防御明军毛文龙，令冷格里等领三千人马留驻义州。但朝鲜提出“当初讲和，约以各守封疆，至于誓天。而撤兵之后，余众尚留我境”。为此，后金达海等回言曰：“义州留兵，非疑贵国。毛兵方在贵境，我兵既撤之后，彼若乘虚夺据，则非但往来阻绝，恐伤两国和好之义。” ⁽⁷⁷⁾ 鉴于后金与明朝议和中断；皇太极宁锦之役兵败；时“义州大水，城中如海。胡人等皆聚统军亭避水。蒙古数百人溺死” ⁽⁷⁸⁾ ，“粮饷已乏，疠疫方炽，死亡甚多” ⁽⁷⁹⁾ 。因此，九月十二日，奉谕留驻义州后金兵全部撤退，朝鲜义州府尹严幌即率领兵民入守义州城。

后金东征朝鲜，朝鲜即遣使向明朝乞援并奏闻 ⁽⁸⁰⁾ 。明辽东巡抚袁崇焕闻之，即自宁远觉华岛发水师应援毛文龙，并遣使贻书皇太极“急撤犯鲜之兵” ⁽⁸¹⁾ ；又遣精兵九千进逼三岔河岸以牵制后金 ⁽⁸²⁾ 。而明廷对朝鲜既加以无端指责，且无任何实际表示 ⁽⁸³⁾ 。

皇太极发动的“丁卯之役”，对后金作用，主要表现在：其一，于政治，化解内部危机，与朝鲜结成兄弟之邦，摆脱孤立困境。其二，于经济，冲破禁运封锁，得到朝鲜粮食，补充大量物资。其三，于军事，获得巨大胜利，破坏明军包围，增强左翼防线。其四，于贸易，义州、会宁先后重新开市，有利于后金经贸发展。其五，于民族，扭转宁远兵败沮丧士气，重振军民旺盛斗志。总之，“丁卯之役”对满洲民族之发展，对后金政权之巩固，作用重大，影响深远。

（三）丙子之役

“丁卯之役”后，经过十年，后金发生巨大变化。此期，皇太极做了几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第一，改族名为满洲，标明一个新兴民族的崛起。第二，征服察哈尔林丹汗，统一漠南蒙古。第三，统一黑龙江流域诸部及其活动的广大地域，稳定了北方。第四，皇太极设反间计，崇祯帝磔杀袁崇焕。先是袁崇焕计斩毛文龙，崇祯帝又屈杀袁崇焕。前者，毛文龙余部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投降后金，东江实力，大为衰落；后者，皇太极借崇祯帝除掉自己的克星袁崇焕，辽西明军，积衰积弱。第五，对明军事节节胜利。皇太极连续发动四次迂道入塞之战，攻打北京，耀兵塞内。还进行大凌河之战，取得重大军事胜利。第六，改国号为大清。天聪十年即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即皇帝位，改国号为大清。

但是，当皇太极欲称尊号时，要朝鲜上表，而朝鲜国王严词拒绝。崇德皇帝举行称帝典礼时，适朝鲜使臣罗法宪、李廓留在沈阳，后金国要他们二人得参列之荣，二人抵死不从。命其持后金国书返朝鲜，二人竟弃国书于通远堡而去。朝鲜主战派诸臣上表其国王，称金使为“胡差”，称后金国为“贼奴”，称金国书为“虏书”，称金国皇帝为“贼酋”。他们视大明为天朝，视后金为寇虏。及朝鲜请降，皇太极仍要求交出其国中主战派诸臣。

皇太极以此为借口，于崇德元年即崇祯九年（1636年），发动第二次东征朝鲜的战争。这一年为丙子年，朝鲜史籍称之为“丙子之变”，清代文献称之为“丙子之役”。“丙子之役”是朝鲜与清朝关系恶化与冲突的表现。

朝金关系恶化　皇太极通过“丁卯之役”，虽然同朝鲜结为“兄弟之邦”；但是仍然不满足，要同朝鲜成为“臣属关系”。随着后金国势日强，兵势日盛，皇太极对朝鲜摇摆于明朝与后金之间的“双面外交”政策，极为不满，企图毁约。早在天聪五年即明崇祯四年（1631年）正月，后金因朝鲜减少“春秋二季贡物”之事，扣留其使臣。皇太极派遣使臣往致朝鲜国王书曰：“王勿听偏向明朝诸臣之言，二心视我。” ⁽⁸⁴⁾ 皇太极对朝鲜亲明疏金的态度，恼怒之情，跃然纸上。翌年十一月，后金赴朝鲜使臣直言不讳地提出：“当革兄弟之盟，更结君臣之约，待来差以天使之礼。” ⁽⁸⁵⁾ 后金改国号为大清，成为清朝与朝鲜关系的转折点。其时，“诸国来附，兼得玺瑞”，军政实力的强大，漠南蒙古的统一，以及其他的因素，朝野上下内外，出现新的局面，恭请皇太极改元称帝：“合辞陈奏，请上进称尊号。” ⁽⁸⁶⁾ 皇太极想利用“改元称帝”之机，采取外交手段，迫使朝鲜称臣，顺附清朝，永绝明朝。

天聪十年即崇祯九年（1636年）二月初二日，皇太极借吊祭朝鲜国王妃丧之机，命户部承政英俄尔岱等，率领包括蒙古使臣在内一百七十五人的庞大代表团赴朝鲜。他们带去以后金八和硕贝勒、十七固山大臣，及蒙古四十九贝勒，致朝鲜国王文书。蒙古四十九贝勒署名致书朝鲜国王，略谓：我等与明国交好已二百余年，但因明朝历数将尽，而后金天眷有归，“我蒙古各国贝勒朝集盛京，俱以天意眷顾我皇上，欲恭上尊号”云云。后金和硕贝勒、固山额真书曰：“我等谨遵上谕，遣使相闻。王可即遣亲近子弟来此，共为陈奏，我等承天意，奉尊号。事已确定，推戴之诚，谅王素有同心也。” ⁽⁸⁷⁾ 十六日，英俄尔岱等一行到达朝鲜义州。他向义州府尹李淑说明此次出使之意，并欲“致书于主上，陈僭号，请与共尊汗为帝，同为臣事” ⁽⁸⁸⁾ 。义州府尹李淑立即将此事报朝鲜国王。

二十四日，后金使臣英俄尔岱等人到达汉城（今首尔）。他们在受到勾管所官员接待时，出示皇太极的谕书三张：一是问安信，二是恤吊唁，三是祭品单。尔后，英俄尔岱又出示两封文书：后金执政八大臣和后金外藩蒙古贝勒，分别致朝鲜国王的文书。但是勾管所官员，以“人臣无致书君上之规”为由，对以上两封致朝鲜国王来书“却而不受”。英俄尔岱态度强硬地说：“我汗征讨必捷，功业巍隆，内而八高山（固山额真），外而诸藩王子，皆愿正位。我汗曰‘与朝鲜结为兄弟，不可不通议’云，故各送差人奉书而来，何可不受？” ⁽⁸⁹⁾ 外藩蒙古使臣随之齐声曰：“天朝失德，只据北京。我等归附金国，当享富贵。闻贵国与金结为兄弟，意谓闻之必喜，而牢拒至此，何也？”朝鲜官员，严词以对。英俄尔岱愤怒，曰：“明日返回，给马则骑马回，不给马则步行回。”后他派员到明政门外吊祭，而自率使团仓促返回。时英俄尔岱等人，“密知其机，益生疑惧之心。破关步出，散入闾家，夺马而走，道路观者，莫不惊骇，闾巷儿童，争相投石”而逐之。于是“京城为之震动，庙堂始为恇恸。发遣宰臣乞留，相属于道，胡将终不入来”。英俄尔岱一行，冲破艰难而回。上述事情传出后，朝鲜备局上疏：“胡差入京之后，其所言之悖慢，所当据义竣斥。”馆学儒生也请求“焚虏书，斩虏使，以明大义”。朝鲜国王李倧认为“斩使焚书，似为过矣”。朝鲜国王既不接见后金来使，也不接阅其来书，以示朝鲜拒绝皇太极上尊号、称皇帝之意。

朝鲜对拥戴皇太极上尊号之事，庙堂纷纭，朝议两端。掌令洪翼汉疏曰：“臣闻今者龙胡（即英俄尔岱）之来，即金汗称帝事也。臣堕地之初，只闻有大明天子耳，此言奚为而至哉。……今乃服事胡虏，偷安仅存，纵延晷刻，其于祖宗何，其于天下何，其于后世何！”又道：“臣愚以为戮其使而取其书，函其首奏闻于皇朝，责其背兄弟之约，僭天子之号，明言礼义之大，悉陈邻国之道，则我之说益申，我之势益张矣。” ⁽⁹⁰⁾ 太学生金寿弘等一百三十八人“请斩虏使，焚虏书，以明大义”。完城君崔鸣吉却曰：“答其循例之书，而拒其悖理之言，君臣之义，邻国之道，得以两全。权宜缓祸之策，亦何可全然不思乎？金差不妨招见，所不可见者西耳。西不必薄待，所当严斥者悖书耳！事机一误，后虽悔之，不可及已！” ⁽⁹¹⁾ 同时，朝廷诸臣，纷纷上疏。谏院启称：“胡差之到馆，严辞斥绝，以明大义，益硕发之志，以为备御之策，则中外人心，岂不耸动，忠义之士，皆欲为殿下决一死战。”弘文馆疏称：“札请以大义责虏使，严词痛斥，以折僭逆之心。”备局奏称：“今者此虏兹肆猖炽，敢以僭号之说，托以通议，此岂我国君臣所忍闻者？不量强弱存亡之势，一以大义决断，欲书不受，严斥其言。”谏院又启曰：“虏使径出，危机已形，备御之策，比前万急。” ⁽⁹²⁾ 鉴于“虏使发怒而去，我国终必被兵”，朝鲜国王李倧便进行备战，并“以书三封，谕其边臣固守边疆”。但此谕书，被英俄尔岱等人所截获。

朝鲜国王李倧看到后金使臣气愤回国，又夺走斥和主战的谕书，深感“兵革之祸，迫在朝夕”。于是，李倧遣使前往后金解释。三月初二日，命罗德宪、李廓等人出使后金。李倧在致后金汗书中辩解，其不接见英俄尔岱等使臣，是因“寡人有疾，不即相见。不料贵使发怒径去，殊未知其故也。贵使虽带同别差他书，此则非但前例之所无，抑约条之所未有，故接待宰臣，不敢收领转示。亦是事体当然，寡人非有所失也”。此书结语是：“略布鄙忱，同希恕谅。” ⁽⁹³⁾ 英俄尔岱等人，三月二十日回到沈阳。他带回截获朝鲜国王给边臣的主战斥和谕书。书曰：“国运不幸，忽遇丁卯年之事，不得已误与讲和。十年之间，使命往来，益肆凭陵。此先世所未有之惭愧也。含愧忍辱，前为一番，以雪其恨，此我拳拳所注念者也。今满洲日益强盛，欲称大号，故意以书商议。我国君臣，不计强弱存亡之形，以正理决断，不受彼书。满洲使臣，每日在此恐吓索书。我辈竟未接待，悻悻而去。都内男女，明知兵戈之祸，在于眉睫，亦以决断为上策。……可晓谕各处屯民知悉，正直贤人，各摅谋略，激励勇猛之士，遇难互相救助，以报国恩。” ⁽⁹⁴⁾ 皇太极览阅上书后，认为：朝鲜“决意断绝”两国“平壤之盟”，召诸贝勒大臣传阅此书，诸贝勒大臣认为可乘机兴兵问罪，一举攻灭朝鲜。皇太极意欲先上尊号，后再兴兵。他遣人持书往谕朝鲜国王，晓以利害，令其入质，如若不许，则将出兵。

崇德元年即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盛京举行隆重大典，皇太极“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建国号曰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祭告天地，即皇帝位。但在群臣行三跪九叩大礼时，“朝鲜使臣罗德宪、李廓不拜”，于是“胡差等殴摔廓等，衣冠尽破，虽或颠仆，终不曲腰，以示不屈之意” ⁽⁹⁵⁾ 。皇太极虽很气愤，却制止众人粗待朝鲜使臣之举。他谕：“朝鲜使臣罗德宪、李廓无理处，难以枚举，是皆朝鲜国王有意构怨。欲朕先起衅端，戮其使臣，然后加朕以背弃盟誓之名，故令其如此耳。” ⁽⁹⁶⁾ 十五日，遣朝鲜使臣罗德宪、李廓回国。皇太极命罗德宪等带给朝鲜国王李倧礼物，并致朝鲜国王以二千二百言的长谕，叙述两国历史、交往、盟约，驳其“巧言饰非”之辞，表示“慈系往事，予无复置念”，最后强硬申言：“尔王若自知悔罪，当送子弟为质，不然朕即于某月某日，举大军以临尔境。尔时虽悔何及！” ⁽⁹⁷⁾ 朝鲜国王李倧览阅大清崇德皇帝的致书后，发出《答金汗书》。朝鲜称其为“檄书”，书中辩说朝金关系中的“汉人之事”、“边民之事”和“谗间之说”三端，尔后申明：“如今番信使之往，劫以非礼，困辱百端，是果待邻国使臣之礼耶？贵使之来，辱我臣僚，无复礼敬，劫卖横夺，靡有止极。当初结盟，本欲保境安民，而今则民无余力，市无余货，沿途州邑，所在空匮。若此不已，与被兵而覆亡等耳。由是国人皆奋，以和为非。”而且表明：“我国无兵可挟，无财可资，而所讲者大义，所恃者上天而已。” ⁽⁹⁸⁾ 朝鲜国王李倧既然表明“国人皆奋，以和为非”，就无异于断绝和路，准备宣战。李倧为阻止和抗击清军入侵，其备御之策除了传谕八道加强战备外，就是遣使请求明朝给予支持和援助。其时明朝内忧外逼，自顾不暇，何遑朝鲜！明朝虽几次派人赴朝鲜表彰其反清精神，却无愿、无能、无力，也无助于朝鲜以实际的军事援助。朝鲜君臣对明朝皇帝，空抱幻想，顿感失望。

皇太极改元称帝，驱逐朝鲜使臣，致书朝鲜国王之后，没有立即兴兵征朝，而是举师西进，发动第四次迂道入塞攻掠之战。此次清军进入长城，威胁京师，俘获财富，凯旋而回。但朝鲜君臣，对明朝之腐败，清朝之强盛，囿于道义，缺乏明见。李倧没有调整策略，结好清朝。皇太极取得第四次攻明胜利之后，企图避免征朝战争，胁迫朝鲜议和。十月，皇太极派遣马福塔等到朝鲜义州，向府尹林庆业警告：“我以十一月二十六日，当举兵东来，尔国若遣使更讲和好，则虽兵发在道，当罢归。且我国称帝，南朝所不能禁，而尔国欲禁之，何也？” ⁽⁹⁹⁾

十一月，皇太极对朝鲜来使小译说：“尔国若不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前，入送大臣王子，更定和议，则我当大举东抢。” ⁽¹⁰⁰⁾ 皇太极在答朝鲜国王书中曰：“贵国多筑山城，我当从大路，直向京城，其可以山城捍我耶？贵国所恃者江都，我若蹂躏八路，则其可以一小岛为国乎？”朝鲜为文化之邦，以礼义自绳，重文轻武，上下苟安。在国难临头之时，有臣揭请密访叶赫金台石子孙，“许以原封，使率其部落而来”；李倧则寄希望于满洲宗室内乱，以“天亡之”。他还寄希望于明朝：“小邦斥和之后，朝夕被兵，而兵残力弱，无以抵抗，唯望父母邦之来救矣！” ⁽¹⁰¹⁾ 朝鲜国王李倧既没有盼到满洲宗室内哄的机会，也没有得到明朝派出军队的援助，而使其臣民再次遭受了深重的战争灾难。

皇太极在同李倧力图用和谈解决双方关系恶化的同时，又在积极准备对朝鲜的战争。十一月十九日，皇太极在笃恭殿召集诸贝勒大臣，以朝鲜“败盟逆命”，将统大军征之，谕曰：“尔等简阅甲士，每牛录各选骑兵十五人、步兵十人、护军七人，共甲三十二副；昂邦章京石廷柱所统汉军，每甲士一人、箭五十枝，甲士二人、备长枪一杆；二牛录备云梯一，挨牌一，穴城之斧、钻、锹、镢俱全，马匹各烙印系牌，一应器械，各书号记。携半月行粮，于二十九日来会。” ⁽¹⁰²⁾ 当天。皇太极以往征朝鲜之由，祭告太庙。祝文曰：“今朝鲜违天败盟，臣将亲统大军致讨，以声其罪。”二十九日，皇帝谕诸将士曰：“今者往征朝鲜，非朕之乐于兴戎也。特以朝鲜败盟，纳我逃人，献之明国。孔、耿二王，来降于我，彼兴兵截杀，我师既至，彼仍抗拒。且遇我使臣，不以旧礼，赍去书词，拒而不视。又贻书于平安道洪观察使云：‘丁卯年权许讲和，今已永绝，当谨备关隘，激励勇士。’其书为英俄尔岱等遇而夺之，是彼之毁弃盟好，乐祸怀奸，将未有已，不得已兴兵伐之。若嗜杀殃民，朕心有所不忍，上天以好生为德，人命岂可轻视！屠戮无辜，实为不仁；妄杀已降，实为不义。今与尔等约：大军所过，不许毁拆寺庙，逆命者诛之，不逆命者勿杀，以城降者勿侵其城，以堡归者勿扰其堡，俱令剃发，有逃亡来归者恩养之，凡阵获官兵，彼既拒战，杀之勿养。所克获城堡人民，勿离其夫妇，勿夺其衣服，即老者瞽者，残疾不堪取携者，亦勿夺其衣服，仍令安居于家，勿使弃于道路，妇女勿得淫乱。违者军法从事。”

皇太极又谕朝鲜国王曰：“朝鲜官属军民人等知悉，朕亲统大军来此，原非好用兵戈，利兹疆土也。朕与尔国，壤地相接，从无嫌隙，向欲常相和好，奈尔国君臣不愿。己未岁助明害我，兴兵构怨，其端自尔国发之。当时犹念大义，姑为容隐，未遽加兵。及既得辽东之后，属我版图，尔国又招诱我辽民而献之明国。复容匿明人居于尔地，给以粮饷，协谋图我。朕是以怒而兴师，有丁卯年之役也。朕犹念邻国之谊，兵不深入，结好而归。此岂尔兵将之力，能退我师哉！盖朕悯民命之伤残，念交邻之大义，欲仍敦和好，故撤师耳。迩来十年之间，尔国君臣，纳我叛亡，盗我物产，明之孔、耿二将来归，尔又兴兵截战。我兵往援，尔以枪炮拒敌，战争又自尔启之。又明欲侵我，索船于尔，尔即与之。及朕取船征明，尔辄不敢发。尔居两国之间，若皆不与，犹可也。乃与明而不与我，岂非助明而图我乎！且我国使臣，不令接见，所遗之书，又不开视，悖慢无礼，又自尔行之。今尔主又与平安道洪观察使密书，其言皆欲与朕弃盟修怨，启衅寻仇。朕因是特起义兵，声罪致讨，原非欲加害尔等也。亦尔之君臣，贻祸于尔等耳！尔等但安居乐业，慎毋轻动。如妄自窜走，恐遇我兵见害。凡拒敌者必诛，奔逃者则俘之，倾心归顺者秋毫无犯，更加恩养。谕尔有众，咸使闻知。” ⁽¹⁰³⁾

皇太极用兵朝鲜，政治意图之外，还有经济需求。《满文老档·太宗朝》崇德元年十月十六日记载：皇太极派遣都察院承政阿什达尔汉、蒙古衙门承政达雅齐塔布囊，往察哈尔、喀尔喀部诸贝勒处；弘文院大学士希福、蒙古衙门承政尼堪，往科尔沁部诸贝勒处。他们曰：“今俟冰冻，即当出师。在此期间，凡欲亲来朝，或遣人来朝，或来探亲者，俱著停止。”又曰：“至停其前来之缘由，我国内粮米歉收，以粮米赈济之闲散人口甚多，来朝人之马匹皆以粮喂之，不够。因命停止。此谕勿令他人知之，尔等阅毕密藏之。”皇太极之用兵朝鲜，还有其经济实用之目的。

皇太极做了各方面充分的准备，发动第二次进攻朝鲜之役。冰冻之后，隆冬季节，丙子之役，终于爆发。

围攻南汉山城　“丙子之役”最激烈、最关键的争战，是南汉山城攻守之战。

崇德元年即崇祯九年（1636年）十二月初一日，皇太极命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留守沈阳，巩固后方。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驻牛庄，备边防敌。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驻海城，收集边民。是日，蒙古诸王贝勒各率兵应约会于沈阳。初二日，皇太极亲自统领十二万大军，分左右翼，东征朝鲜。车驾至沙河堡东冈，命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多罗贝勒豪格等人率领左翼兵，从宽甸入长山口，以牵制朝鲜东北诸道的兵力。初三日，命马福塔、劳萨等率领三百精锐，不要攻城占地，而是伪作商人，日夜兼程，潜往朝鲜都城，采取突然攻击的办法以备里应外合。马福塔率首队前锋于初八日渡江。接着又派多铎、硕讬等率领护军千人，继马福塔等人之后往围之。初九日，皇太极恐怕马福塔、多铎等率领的先头部队兵力太少，于是又命岳讬、杨古利等率三千人马，速往增援。十三日，命贝勒杜度及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率精骑往攻皮岛、云从岛、大花岛、铁山一带，以阻止和切断明军对朝鲜的援助。

初十日，崇德帝皇太极率大军渡过鸭绿江，直趋朝鲜王京——汉城（今首尔）。朝鲜义州府尹林庆业九日驰启：“鸭绿江边，贼兵弥漫。是夕，贼兵分路渡江，罔昼夜倍道亟进。” ⁽¹⁰⁴⁾ 皇太极进抵朝鲜后，没有夺占朝鲜门户义州，也没有攻占西路重镇安州，而是采用第一次破墙入塞的战法，深入袭击、直捣京城的兵略，急如风火，倍道向前，铁骑奔驰，直逼王京。十二日，清军前队五百余骑，到达王京汉城。十三日，清军大队，已到平壤。清军向朝鲜王京汉城推进，朝鲜境内，一片惊慌。其时汉城，军民惊惧，“上下慌忙，莫知所措” ⁽¹⁰⁵⁾ 。十四日晨，朝鲜国王李倧派原任领议政尹昉，将庙社主、王宫妃嫔、王子及凤林和麟平两大君等，送往江华岛（江都）。时满朝卿相，以江都为固，父母妻子，争先入送。午后，李倧带领大臣出汉城南门，将向江华岛。时探卒驰报：“贼已过延曙驿，胡将马夫大率数百铁骑已到弘济院。而以一支兵遮阳川江，以截江都之路。” ⁽¹⁰⁶⁾

李倧无奈，退回城内。李倧在南门城楼召见群臣，问道：“事急矣，将奈何？”大臣诸宰，仓皇失色，朝班大乱，不知所措。时汉城士大夫，扶老携幼，相离奔走，颠仆道路，哭声雷震。李倧急令都监大将申景禛，率军出城，阻击清军，结果“为贼尽没，只余数骑”。李倧接受完城君、判尹崔鸣吉之请：“以单骑并驰往见贼将，问无端动兵、潜师深入之意。虏若不复听臣而杀臣，则臣当死马蹄之下。幸而接话，则少驻其锋。近京师保障之地，莫如南汉。请上由水沟门，疾驰入山城，以观其变。”崔鸣吉具牛酒迎劳清军诸将，以为缓兵之计。寻清军醒悟道：崔鸣吉等“以诡言，缓我师” ⁽¹⁰⁷⁾ 。鸣吉缓师，争得时间。当日，风雨雪夜，李倧从崔鸣吉之议，“从水沟门出，向南汉山城” ⁽¹⁰⁸⁾ 。李倧一行，仓促出逃，十分狼狈，“夫妇相失，哭声震天”。其情景，据史载：“世子牵马者逸，世子亲策马以行。侍卫卒与避乱士女，糅杂而前。至水沟门，门小人多，拼命争出。母子夫妇，相失叫号。老弱者，僵死相枕矣。黄昏，上渡新川所坡两津水，昏黑始抵山足。群臣皆落后，其紧随圣驾者，仅五六人矣！” ⁽¹⁰⁹⁾ 风雪山路，下马步行，二更时分，始入南汉。李倧立足未定，大臣建议：孤城驻跸，外无所援，粮食缺乏；江都更好，敌兵难犯，请幸江都。李倧决定，移避江都。十五日晓，大驾发南汉山城，时“大雪之后，山坡冰冻，御乘磋跌，上下马步行，累次颠仆，玉体不宁，还入城中” ⁽¹¹⁰⁾ 。

南汉山城，在汉城（今首尔）东三十里，地势险绝，城墙坚固，利于防守，不便仰攻。时南汉山城中，“守城者一万四千，以一万守堞，以四千出击” ⁽¹¹¹⁾ 。城中还有宗室、官员、仆役等八百余人，粮食仅够一月之用。全城有十二门，兵力单弱，守四门，及各将台。命申景禛守东城望月台，李曙守北门，元斗杓守北城，贝宏守南将台，李时白守西将台，具仁里守南门。守城官兵，分堞防御，“每堞三人，险要处每堞二人；极险处一人防守，昼则分番休息；绝险之处，则不须分排，昼则令军兵休息” ⁽¹¹²⁾ 。并以蜡书，下达各道，募兵勤王，救援京城。因兵力不足，又做草人，穿以衣服，立于城上，以为疑兵。在李倧逃至当日，清军前锋马福塔等，率军进逼南汉山城。十六日，多铎、岳讬等率领两支清军增援部队，相继到达南汉山城。清军共有四千余人，在城外立寨，伐取松木，四周列栅，进行包围，内外不通 ⁽¹¹³⁾ 。清军围困南汉山城兵不足，白天做草人，虚张声势；夜间燃烟火，如昼光明。

朝鲜国王李倧被围困在南汉山城以后，不断以蜡书下谕于诸道监兵使“勤王”。书称：“君臣上下，寄在孤城，危若一发。汲汲之势，卿可想也。星夜驰赴，前后合击。期剿灭，以救君父之急。” ⁽¹¹⁴⁾ 各地臣民，纷纷勤王。李倧御大门，颁哀痛文曰：“一隅孤城，和事已绝，内无可恃之势，外乏蚁子之援云。”读完之后，百官痛哭。是夜，清军四处屯营，近城十里，烟火通明 ⁽¹¹⁵⁾ 。结果，三起勤王之师，均为清军击败；两次突围之战，皆以失败告终。城内粮草，极为缺乏，“每兵二人，日给一人之粮” ⁽¹¹⁶⁾ 。时天降大雪，四塞晦暝，“将士之马皆饥毙，避乱入城人皆弃子女，惨不忍见” ⁽¹¹⁷⁾ 。因此人心浮动，不断有人逃亡。

二十九日，皇太极率领大军到达南汉山城，在西门外驻营。“其数无量，旗麾剑戟，鼓乐歌舞，盘回雀跃之状，殆不可形言” ⁽¹¹⁸⁾ 。时清军围困南汉山城已经十五日。双方使臣，不断往返。分歧症结，主要在于：清军要朝鲜称臣，承认彼此为君臣关系；朝鲜不愿称臣，而维系兄弟关系。朝鲜大臣，主和派崔鸣吉同意接受皇太极的条件；斥和派则坚守信义——“父子之恩，其可忘乎？君臣之义，其可背乎？”沈光洙曾伏地求李倧道：“请斩一人，以绝和议，以谢人心。”李倧问道：“一人为谁？”对曰：“崔鸣吉也！” ⁽¹¹⁹⁾ 此例可见，主和派与斥和派，政见角立，水火不容。

崇德二年即崇祯十年（1637）正月初一日，皇太极登上南汉山城东望月峰，环视形势，俯瞰城中，认为南汉山城，地形险要，高大坚实，易守难攻，不利骑兵，决定围城，打援，劝降。初二日，李倧遣右议政洪瑞凤等于清军大营。皇太极遣户部承政英俄尔岱、马福塔，赍敕朝鲜国王。其敕曰：“昔年我军东征瓦尔喀时，尔朝鲜以兵截战。后明国来侵我，尔朝鲜又率兵助之。彼时念邻国之好，竟置不言。及获辽东地方，尔复招纳辽东之民，献于明国。朕始赫怒兴师，于丁卯年伐尔，岂恃强凌弱，无故加兵耶？尔自是阳为和顺，阴图报复。时令尔边臣，聚集智谋之士，激励勇敢之人，欲何为也？今朕亲统大军，陈师尔境，尔何不令智谋者效策，勇敢者效力，以当一战乎！朕今此来，并非恃强侵尔之地也。尔乃孱弱之邦，屡扰我疆界，采参捕猎，遇我国逃民，尔辄执献于明。及孔有德、耿仲明二人，自明来归，朕遣军接应，尔兵以鸟枪击战，是兵端先自尔启也。且朕之弟侄诸王，及外藩诸王，致书于尔，尔辄以从无致书之例，置而不视。不思丁卯年之役，尔遁入海岛，遣使请成，是时非听命于朕之弟侄诸王，而谁听耶？朕之弟侄，何不如尔，而尔忽之。至外藩诸王贝勒，彼皆大元皇帝子孙，何卑于尔？尔朝鲜不尝臣服大元，年年纳贡乎！今何妄自尊大如是，置书不视，尔之心昏且骄矣。尔朝鲜先世，非归附辽、金、元三朝，每年奉贡称臣，而图存者乎！今历代以来，曾有不奉贡称臣于人，而得自存者乎！朕既以弟善视尔，尔反行背逆，启衅构兵，陷害生民，遗弃城郭、宫室，离别妻子，奔逃载道，入此山城，得久延乎！度尔之意，或犹以城下之盟为耻，欲湔洗丁卯之辱，是徒弃安乐，而自结祸于盟好之国也。似尔今日，弃城郭、宫室，遁入山城，积罪负愆，以致国破民残，遗笑万世，又何以湔洗之哉！既欲湔洗前辱，何不出战，乃效妇人匿迹遁藏也。尔虽遁匿此城，意图苟免，朕岂肯舍之而去乎！朕之弟侄诸王，及在内文武诸臣，在外归附诸王贝勒，欲上尊号，尔何以云‘非尔君臣之所忍言’乎！夫尊号之称否，岂任尔之私意？尔之此言，亦太谬矣！夫人，天佑之，则尊为天子；天祸之，则降为庶民。朕亦不与尔计，但尔修整城郭，待朕使臣，顿失常礼者何故？又令我使臣见尔宰执，欲设计执之。尔又父事明国，专图害我者何故？此乃罪之大者，其余小罪，又何可胜数！朕是以总率大军，亲至尔八道。尔所父事之明国，如何为尔应援，朕将拭目以俟。宁有子受祸，而父不救之理？不然，则是尔罔识去就，自贻祸于国与民也。群黎百姓，岂不怀恨于尔哉。尔若有辞，不妨奏朕。” ⁽¹²⁰⁾

朝鲜“斥和派”大臣仍放言，要抵制清使来书，抵抗清军围城。初三日，朝鲜国王复遣洪瑞凤等奉国书于清军大营。其复书言：“往日之事，小邦已知罪矣。有罪而伐之，知罪而恕之，此大国所以体天心而容万物者也。如蒙念丁卯誓天之约，恤小邦生灵之命，容令小邦，改图自新，则小邦之洗心从事，自今日始矣。” ⁽¹²¹⁾ 回书仍然回避“尊号称臣”、“决绝明朝”的问题。是日，朝鲜全罗道沈总兵、忠清道李总兵，率兵前来解围，被清军贝勒岳讬部击退。初七日，全罗、忠清两道合兵来援南汉山城，再次为清兵击败，死者甚众。但清军损失很大，超品公额驸杨古利阵亡，是为朝鲜南汉山城唯一大捷。杨古利 ⁽¹²²⁾ ，早年从努尔哈赤，受信任，为额驸，屡建大功勋，位亚八贝勒。杨古利受伤，“创重，遂卒，时年六十六” ⁽¹²³⁾ 。杨古利死于军，舁其尸至，皇太极“亲解御衣衣之，哭之恸，视含殓” ⁽¹²⁴⁾ 。阵丧大将，“上哭之恸，群臣屡劝不止” ⁽¹²⁵⁾ 。后将其陪葬福陵，又改陪葬于昭陵。《钦定八旗通志》载录乾隆帝《赐奠功臣扬古利墓》诗云：“主吏勇过汉，长孙陪似唐。溯思同麦饭，恩合奠椒浆。百战英雄胜，一心诚且良。两朝勋绩赫，异姓独封王。”

时多尔衮、豪格等率领左翼军，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及汉军甲喇章京金玉和携火炮，已到达南汉山城，朝鲜君臣看到清大兵压境，救援无望，粮草日缺，抗清态度，开始松软。十一日，朝鲜国王李倧致皇太极书曰：“小邦僻在海隅，惟事诗书，不事兵革，以弱服强，以小事大，乃理之常，岂敢与大国相较哉！……今皇帝方以英武之略，抚定诸国，而新建大号，首揭‘宽温仁圣’四字，盖将以体天地之道，而恢伯王之业，则如小邦愿改前愆，自托洪庇者，宜若不在弃绝之中。” ⁽¹²⁶⁾ 此稿拟出，颇有争议。但书稿中称皇太极为“皇帝”，因“城中粮食，日甚一日”，大臣之中，态度变化。十五日，李倧遣官问询投送国书不报之由，英俄尔岱等告知：“若无新语，不须更来。” ⁽¹²⁷⁾ 显然是指没有回答清使提出的要求。清加紧对朝鲜国王迫降，在望月峰上竖起白旗，书写“招降”二字，以示城中官兵。

皇太极为为突破僵局，改变战术，重新部署。他从俘获口中得知：“国王与长子及群臣俱在南汉，其余妻子在江华岛。”江华岛为其宗器、社主、宫眷及群臣家财所在之地也。皇太极决心，先夺取江华岛，再攻南汉山城，故决定造船，进攻江华岛：“先攻此岛，若得其妻子，则城内之人，自然归顺。若犹不顺，然后攻城，计亦未晚。” ⁽¹²⁸⁾ 所造船只，限二月十五日以内竣工。十八日，命多尔衮等人率领左翼兵约三万人，大小战船八十余只，往攻江华岛。又致书朝鲜国王曰：“今尔有众，欲生耶，亟宜出城归命；欲战耶，亦宜亟出一战。” ⁽¹²⁹⁾ 十九日，清军与进行和议、备战江华相配合，发炮攻城，“虏放大炮于城中，炮丸大如鹅卵。或有中死者，人皆骇惧” ⁽¹³⁰⁾ 。朝鲜国王迫于政治与军事的双重压力，遣使复书，称皇太极为“陛下”，则示自己为臣。并曰：“诸藩合辞，共进尊号，天人所归。” ⁽¹³¹⁾ 承认皇太极，上尊号为帝。

清军在攻打江华岛、加速备船的准备期间，频繁活动，进行议和。但李倧在同皇太极往返议和中，顾及“出城”一款。因为靖康之难，徽、钦被俘，为前车之鉴。他们认为：“出城被执与死守战死等耳，决不可从。” ⁽¹³²⁾ 李倧以“重围未解，帝怒方盛”为虑，所以不能“出城归命”。十八日，在朝鲜大臣会议上，为复清书事，“入侍之臣，无不泣下。世子在上旁，号泣之声，闻于户外”。在此悲氛下，李倧提出：“古人有城上拜天子者，盖以礼有不可废，而兵威亦可怕也。然小邦情愿既如上所陈，则是词穷也，是知警也，是倾心归命也。” ⁽¹³³⁾ 二十日，皇太极拒绝朝鲜李倧的请求，派英俄尔岱等往谕朝鲜国王曰：“命尔出城见朕者，一则见尔诚心悦服，一则欲加恩于尔，令永主尔国，旋师以后，示仁信于天下耳。若以计诱尔，何以示信天下！” ⁽¹³⁴⁾ 当天，朝鲜国王复书，仍然表示不能“出城归命”，书曰：“今日满城百官士庶，同见事势危迫，归命之议，同然一词。而独于出城一节，皆谓我国从来未有之事，以死自期，不欲其出。若大国督之不已，恐他日所得不过积尸空城而已。” ⁽¹³⁵⁾ 清使臣英俄尔岱见此书，拒绝接受，他说：“汝国所答与皇帝书意不同，故不受。”二十三日，朝鲜国王又派使往清营，致书皇太极曰：“陛下既以贷罪许臣，臣既以臣礼事陛下，则出城与否，特其小节耳，宁有许其大，而不许其小者乎？故臣之所望，欲待天兵退舍之日，亲拜恩敕于城中，而设坛望拜，以送乘舆，而即差大臣充谢恩使，以表小邦诚心感悦之情。自兹以往，事大之礼，悉照常式，永世不绝。” ⁽¹³⁶⁾ 依然隐晦表示，不愿出城归降。此书又被清方退回，城内人心，更加不安，希望早日达成和议。

议和同时，继续攻城。同日，皇太极下令攻南汉山城，城坚势险，久攻不下。诸将认为：“此城之险，实天所设，若欲破灭，必致死伤众多，不如坚守松城，待其自涸。”登城失利，施以重炮。环绕城垣，布设火炮。隔台之外，再设大炮。火炮轰鸣，连日攻城：“炮名虎蹲，一名红夷，丸大如木瓜，能飞数十里。每向行宫而放之，终日不绝。落于司仓，凡家贯穿三重，入地底尺许。” ⁽¹³⁷⁾ “大炮中望月台，大将旗柱折，又连中城垛，一隅几尽破坏，女墙则已无所蔽。……丸之落于城中者相继，人皆畏惧” ⁽¹³⁸⁾ 。君臣上下，惊恐万状。时朝鲜王廷，斥和主战，颇激朝野。然而，讲义理者多，知时势者少。崔鸣吉之见，被多臣鄙视。但除和议，并无出路。拖时愈久，国损愈惨。

多尔衮率军，进攻江华岛。二十二日，多尔衮等率领大军至江华岛渡口。用车轮架运所造之船八十艘，进屯甲串津，曳到岸边，拖入海中。前一天，朝鲜江华岛守将得到清军来攻的探报，却自信：“江冰尚坚，何能运船。”又得探报，清军进攻，始为惊诧，仓卒部署，进行迎战，但兵数零星，人多逃散。多尔衮率领“舟师将渡海时，江华岛敌船，约有百艘，列为两翼。我舟师从中冲入，连发红衣炮。敌船兵役，不能抵敌逃去，于是我兵登岸” ⁽¹³⁹⁾ 。朝兵迎战，不敌败去。将官具元一，投海而死。凤林大君、金庆征等人，便退守城中。多尔衮率清军，先放虎蹲炮，继发红衣大炮，大败守军，破江华城。朝鲜舟师二十六只，检察使金庆征、留守张绅、忠清水使姜晋昕等，皆不战而溃，“贼以扁舟渡江，如入无人之境。至南门，大臣金尚容及洪命亨、沈、李时稷、宋时荣等，皆自决死之。尹昉弃宗社、妃嫔，变着常服，伏窜闾家，内官寻得之。韩兴一、吕尔征等，咸出降。城中人物，汹惧奔走。贼声言：‘我非欲战，实为和事而来，勿为惊动。且军卒冻馁，宜饷酒食。’即以牛酒馈之。贼又曰：‘中分城内，一居鲜人，一居我军。’一如其言。则又请见两大君，及至，问：‘庙社主安在？’答以‘埋置’。则曰‘何必埋之，不久当还奉安’云” ⁽¹⁴⁰⁾ 。二十三日，清军占领江华岛，俘获朝鲜王妃一人、王子二人、宗室七十六人、阁臣一人、侍郎一人，及群臣妻子家口等。攻陷江华岛后，多尔衮严令官兵“守视城门，护尔家室” ⁽¹⁴¹⁾ ，保其宗族，一无所扰。同前次阿敏相比，多尔衮之声誉日高，深为内外军民所重。

二十四日，皇太极遣使通告朝鲜国王，清军已攻占江华岛，宗室嫔宫及文武百官的妻子都被俘。朝鲜国王和群臣得知此讯，虽举朝震惊，却并不相信。

二十五日，清军连日发炮，炮丸飞落王宫。“炮声终日不止，城堞遇丸尽颓，军情益汹惧” ⁽¹⁴²⁾ 。

二十六日，朝鲜使臣洪瑞凤等人赴清营复书，英俄尔岱、马福塔出见曰：“尔国所恃者江都也，吾已攻陷，执嫔宫两大君及夫人矣！”洪瑞凤表示不信，英俄尔岱便出示大君手书、韩兴一状启，又示江都所获二人。英俄尔岱等要求送出“斥和人”，即交出主战者。

二十七日，洪瑞凤等人返回南汉山城，向国王李倧和群臣报告在清营所见，并奉上大君书及状启。其时，南汉山城外，清军以红衣大炮等攻城，城堞多坏，伤亡惨重，官兵惊惧，危在旦夕；南汉山城内，因闻江都失陷，城中臣庶有家眷者，举皆号哭。“宗社人民，既已如此，吾何生为？遂决出城之计” ⁽¹⁴³⁾ 。两司争之，李倧不听，遂定出降之议。朝鲜国王李倧命李弘胄、金荩国、崔鸣吉等往清军大营，致书皇太极曰：“今闻陛下旋驾有日，若不早自趋诣，仰觐龙光，则微诚莫伸，追悔何及？第惟臣方将以三百年宗社，数千里生民，仰托于陛下。” ⁽¹⁴⁴⁾ 明确表示，出城投降，并候“明降诏旨，以开臣安心归命之路” ⁽¹⁴⁵⁾ 。南汉山城被围，凡四十七日夜。明朝未出一将一兵相助，亦无一使一纸相劳。李倧走投无路，决定献城投降。

三田渡受降　二十八日，皇太极又收到朝鲜国王来书，称皇太极为皇帝，朝鲜为小邦，自己为臣。且对“浮议坏事”诸臣，加以斥黜；并把前弘文馆校理尹集、前修撰吴达济等人，作为“斥和者”即主战者，“送诣军前，以俟处分” ⁽¹⁴⁶⁾ 。二十九日，夜二更，李倧命将“斥和人”洪翼汉、吴达济、尹集三人送往清军大营。皇太极见洪翼汉等三人问道：“汝等何以斥两国之和乎？既斥其和，何不攻我？”三人曰：“不斥其和，只沮送使。”皇太极大笑，命“解其缚，给其冠” ⁽¹⁴⁷⁾ 。后以其“倡议袒明、败盟、构兵”罪斩之 ⁽¹⁴⁸⁾ 。崇德帝对崔鸣吉，则优礼相待，赏赉有加 ⁽¹⁴⁹⁾ 。皇太极认为同朝鲜国王李倧签订“城下之盟”时机已成熟，条件已具备，并征询诸贝勒大臣，皆表赞同。于是，皇太极遣使敕谕朝鲜国王李倧，提出投降条款十七项：

（一）当去明国之年号，绝明国之交往，献纳明国所与之诰命册印，躬来朝谒。

（二）尔以长子，并再令一子为质。

（三）诸大臣有子者以子，无子者以弟为质。

（四）尔有不讳，则朕立尔质子嗣位。

（五）从此一应文移，奉大清国之正朔。

（六）万寿节及中宫千秋、皇子千秋、冬至、元旦及庆吊等事，俱行贡献之礼，并遣大臣及内官奉表。

（七）其所进往来之表，及朕降诏敕，或有事遣使传谕，尔与使臣相见之礼，及尔陪臣谒见，并迎送馈使之礼，毋违明国旧例。

（八）朕若征明国，降诏遣使，调尔步骑舟师，或数万，或克期会处，数目限期，不得有误。

（九）朕今移师攻取皮岛，尔可发鸟枪、弓箭手等，兵船五十艘。

（十）大军将还，宜备礼献犒。

（十一）军中俘获，过鸭绿江后，若有逃回者，执送本主。若欲赎还，听从两主之便……

（十二）尔与内外诸臣，缔结婚媾，以固和好。

（十三）新旧城垣，不许擅筑。

（十四）尔国所有瓦尔喀，俱当刷送。

（十五）日本贸易，听尔如旧，当导其使者来朝，朕亦将遣使与彼往来。

（十六）其东边瓦尔喀，有私自逃居于彼者，不得复与贸易往来……

（十七）每年进贡一次，其方物数目：黄金百两，白银千两，水牛角二百对，豹皮百张，鹿皮百张，茶千包，水獭皮四百张，青黍皮三百张，胡椒十斗，腰刀二十六口，顺刀二十口，苏木二百斤，大纸千卷，小纸千五百卷，五爪龙席四领，各样花席四十领，白苎布二百匹，各色锦绸二千匹，各色细麻布四百匹，各色绸布万匹，布千四百匹，米万包 ⁽¹⁵⁰⁾ 。

江华岛失陷，妻子被俘，“受困南汉，旦夕城陷，八道人民，流离四散，各道援兵，皆被击败，宗社将覆，无计可免” ⁽¹⁵¹⁾ 。朝鲜国王李倧接受以上条款后，便派洪瑞凤、崔鸣吉等人往清营，商量出城投降事宜。清方由英俄尔岱负责接待谈判，规定：国王投降仪式设在三田渡（麻田浦）筑坛；时间为正月三十日；朝鲜国王李倧出城，不穿龙袍，改穿青衣；李倧出城，不许出南面正门，而出西门；投降时免除“衔璧舆榇”等。

三十日辰时，朝鲜国王李倧，身着蓝衣，带领群臣和长子、次子、三子等，出南汉山城西门，步行至汉江东岸三田渡（麻田浦），向清崇德帝皇太极投降。受降坛，设黄幄，临汉江之碧水，挹黄州之山色。受降仪式，《承政院日记》等书略载：皇太极登坛端坐，上张黄幕，护军环卫。刀矛剑戟，旗纛森列；精兵数万，结阵拥立；张乐鼓吹，庄严肃穆。英俄尔岱驰马前导，朝鲜国王李倧等随后。引李倧等至坛外，行三拜九叩大礼。再领到坛下，又令进前三拜九叩。李倧奏曰：“皇帝天心，赦臣万罪，生已死之身，存已亡之国，俾得重立宗社。缘臣罪过多端，故加之罚。今臣服罪恶，来谒皇上。自兹以后，改过自新，世世子孙，不忘厚泽。”皇太极谕曰：“朝鲜国王，既知罪来降，朕岂有念旧恶苛责之理。今后一心尽忠，不忘恩德可也，前事毋再言及。”随之，礼臣赞礼，引入升阶，李倧坐于皇太极左侧，其次是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等，再次是李倧长子等。右侧是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等，其次是李倧次子、三子，再次是蒙古诸王。朝鲜大臣给席于坛上东隅，江都被执之臣使坐于坛下西隅。坐定举茶，尔后盛宴。宴间射艺，杂耍表演。宴罢，皇太极赐李倧黑貂袍套、白马雕鞍，又赏给世子、大臣等黑貂皮套。仪式完毕，降坛奏乐。后令朝鲜君臣会见被俘嫔宫及夫人，相互洒泣曰：“稍缓数日，我等皆为灰烬矣！” ⁽¹⁵²⁾ 又命英俄尔岱、马福塔送朝鲜君臣和嫔宫夫人返回王京汉城，留下长子、次子为人质。礼毕，申刻，皇太极还营。李倧在清兵护送下，返回王京，沿途民众，数以万计，夹路号哭。李倧回到王京，御昌庆宫养和堂。后在三田渡竖立“三田渡碑”。碑正面汉文书镌“大清皇帝功德碑” ⁽¹⁵³⁾ ，碑阴以满文、汉文合璧书镌碑文 ⁽¹⁵⁴⁾ 。

二月初二日，皇太极先行班师，命多尔衮、杜度率领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大军，携所俘获与辎重后行。派硕讬、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率领部众，携红衣大炮往攻皮岛。二十一日，皇太极历时十九天，回到沈阳，举城欢庆。清军撤走时，分为四路，“一枝兵仍执世子及次子等夫妻并其僚属，置诸军中，从大路以去；一枝兵逾铁岭，出咸镜道，渡头满江以去；一枝兵由京畿右道山路，至平安道昌城、碧潼等地，渡鸭绿江上流以去；一枝兵自汉江乘船下海，悉取沿海舟楫，以真及孔、耿所领辽兵，参杂藏书，仍胁本国西路败卒，张其形势，以图皮岛” ⁽¹⁵⁵⁾ 。皇太极为了防止清军沿途掠夺，招致朝鲜军民不满，于二月初四日，传谕诸王等曰：“嗣后尔等，各宜严禁彼地满洲、蒙古、汉人士卒，勿得劫掠降民，违者该管章京及骁骑校、小拨什库等，一并治罪，劫掠之人，置之重典，为首者斩以徇。” ⁽¹⁵⁶⁾ 可是，清军官兵，阳奉阴违，不听禁令，依然抢掠：“深山穷谷，无远不到，被抢之患，甚于来时。” ⁽¹⁵⁷⁾ 初八日，多尔衮、杜度等军班师，携带大量财物，押着朝鲜俘虏 ⁽¹⁵⁸⁾ ，及世子、次子、侍卫、宰臣等五百余人，离开汉城，还师沈阳。所经沿途，城镇官民，道旁跪送。跪送官民中，有以妻子被俘，遮道跪奏道：“小民等妻子被俘，求赐完聚。”皇太极谕曰：“今将士俱以血战得之，宁有勒令空还之理乎！待至我国后，任尔等之便，准与收赎，俾尔完聚，以示宽恩。” ⁽¹⁵⁹⁾ 由于人众物多，辎重随行，边走边抢，行军缓慢，在朝鲜境内，只需十余日路程，却走了七十三天，直到四月十五日才全部回到沈阳。

清军降服朝鲜之后，回师顺道攻陷皮岛。朝鲜附清，皮岛益孤。二月初二日，皇太极命硕讬、三顺王等合朝鲜水军战船五十艘，往攻毛文龙所遗留之皮岛。时明将沈世魁等，率兵二万，装备火器，储足粮草，驻守皮岛。硕讬等初“攻皮岛，久未下” ⁽¹⁶⁰⁾ 。皇太极又命阿济格率兵一千，前往助攻。四月初五日，阿济格会议诸将，制定作战方案。分兵两路，突击偷袭：一路步军固山额真萨穆什喀在前统领偷袭，攻打皮岛西北隅之山嘴；又命固山额真阿山、叶臣，乘船在后督战；另一路由兵部承政车尔格率领，八旗骑兵、汉军、三顺王军及朝鲜兵，乘船突然列于岛上，汉军固山额真石廷柱、户部承政马福塔在后督战。初六日，阿济格致书皮岛守将沈世魁，劝其归降，未得答复。初八日，阿济格下令进攻皮岛，两路大军，分兵夹击，经过激战，明军溃败，擒获沈世魁，拒降后被斩 ⁽¹⁶¹⁾ 。清军攻占皮岛，斩杀明军万余，俘获男女三千四百多人，大船七十艘、炮十位，其余金银、衣缎、马牛、宝器等物无算。是为皇太极“丙子之役”的又一胜利，也是了结“丁卯之役”未结之题。

此次胜利，意义在于：其一，切断朝鲜与明朝的联系，“天朝之路，今已绝矣” ⁽¹⁶²⁾ 。其二，拔除明朝在清朝腹地的一个钉子。其三，清朝后方更为稳定。其四，获得大量银物。计得：蟒素缎四万二千余匹、银三万一千两、青布十八万匹、红毡五万条、珠宝等二千余件、红衣大炮七门、法兰西炮二门、西洋炮一门，俘获三千余人 ⁽¹⁶³⁾ 。

皇太极发动并指挥的“丙子之役”，采取长驱直入、打击要害的兵略，以骑兵、步兵、炮兵、水兵联合作战，特别发挥红衣大炮的作用，清军取得胜利，朝鲜兵败降服。此一战法，清军长驱深入朝鲜，置义州、平壤等重镇所不顾，径直进攻朝鲜王京汉城（今首尔）；朝鲜国王李倧逃到南汉山城，皇太极则集中兵力围攻南汉山城；而朝鲜庙社主、王妃王子等俱在江华岛，皇太极再调多尔衮率水师与炮队等，攻陷江华岛，从而震慑南汉山城 ⁽¹⁶⁴⁾ ，国王李倧，走投无路，身着青衣，出城投降。

“丙子之役”对清朝、朝鲜、明朝三方，都产生重要影响。

其一，于政治，清朝与朝鲜由“兄弟之盟”，变为“君臣之盟”，即从兄弟平等关系，变为君臣隶属关系。且朝鲜自此永绝明朝，奉大清正朔，用崇德年号。朝鲜与清朝的臣属宗主关系，维持几乎有清一代，影响可谓深远。

其二，于经济，朝鲜向清朝纳贡，贡物数量巨大，前述数字可证。皇太极还向朝鲜征调粮食、枪炮、弹药、布帛、纸张、船只等，并命朝鲜在会宁与清朝互市。

其三，于军事，朝鲜从后金的敌人，变为清朝攻明的帮手；由后金的前线，变为清朝的后方。

其四，于外交，清朝由朝鲜之敌国，而先为兄弟之国，继为宗主之国。

皇太极一生亲自指挥的重大战役，主要有：宁锦之战、第一次入塞之战、大凌河之战、第二次入塞之战、丙子之战、松锦之战和察哈尔之战。其中第一次入塞之战，是皇太极政治谋略与军事胆略的精彩表现；丙子之战、大凌河之战与松锦之战，则是皇太极军事谋略与军事指挥的艺术杰作，也是他对中华军事智慧宝库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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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朝太宗大王实录》，第11卷，第10页，六年三月丙申，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2) 《李朝世宗大王实录》，第62卷，第19页，十五年十一月乙巳，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3) 《李朝世宗大王实录》，第89卷，第30页，二十二年六月丁亥，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4) 《明英宗实录》，第89卷，第6页，正统七年二月甲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5) 谢肇华：《评析朝鲜对建州卫的第一次用兵》，《满学研究》，第5辑，民族出版社，2000年。

(6) 《李朝世祖大王实录》，第44卷，第6页，十三年十月壬寅，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7) 阎崇年：《天命汗》，第16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

(8) 《李朝世祖大王实录》，第44卷，第42页，十三年十一月辛巳，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9)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7卷，第8页，天聪四年六月乙卯，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0)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15卷，第31页，五年二月丙午，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11)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毛帅东江》，第4册，第1450页，中华书局，1977年。

(12) 《明史·外国列传一·朝鲜传》，第320卷，第8305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13) 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28卷，天命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辽宁大学历史系铅印本。

(14) 张岱：《石匮书后集》，第10卷，第87页，中华书局，1960年。

(15) 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第1卷，第7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16) 《明清史料》，甲编，第8本，第710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印，1931年。

(17) 《李朝光海君日记》，第147卷，第5页，十一年十二月丙寅，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18) 《明熹宗实录》，第25卷，第14页，天启二年八月丁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9) 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第4卷，第53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20) 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秒》，第6卷，第97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21)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14卷，第36～37页，四年十月癸亥，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22)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卷，第11～12页，天聪元年三月辛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23) 《清太宗实录》（初纂本），第2卷，第44叶，清抄本。

(24)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10卷天命十年正月癸亥：“朝鲜国韩润、韩义来降。初润之父明廉（明琏），与总兵李国谋篡逆，举兵攻王京城。国王发兵迎战，为明廉等所败，弃王京城走，明廉及国入据其城。国之部将执国及明廉，诛之。明廉子润与侄义惧罪，遁走来归。上以润为游击，以义为备御官。”

(25)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卷，第1页，天聪元年正月丙午，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26)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15卷，第32页，五年二月丁未，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27) 《春坡堂日月录》，第12卷，第11页，见刘家驹：《清朝初期的中韩关系》，第30页，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

(28) 《清太宗实录》卷2天聪元年三月辛巳作“崔鸣亮”，《李朝仁祖实录》卷16五年四月丁酉朔作“崔梦亮”，从后者。

(29)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16卷，第2页，五年四月丁酉朔，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30)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16卷，第3页，五年四月丁酉朔，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31)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卷，第10页，天聪元年三月辛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32) 张葳：《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一），第164页，天聪元年正月十八日，台北故宫博物院印本，1971年。

(33)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卷，第10页，天聪元年三月辛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34) ［朝］赵庆男：《乱中杂录》，第6卷，见潘喆等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3辑，第30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

(35)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16卷，第3页，五年四月丁酉朔，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36) ［朝］赵庆男：《乱中杂录》，第6卷，见潘喆等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3辑，第30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

(37)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卷，第10页，天聪元年三月辛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38)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16卷，第2页，五年四月丁酉朔，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39) 《承政院日记》，第17册，第802页，刻本。

(40)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16卷，第2页，五年四月丁酉朔，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41)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卷，第10页，天聪元年三月辛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42)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15卷，第33页，五年二月丁未，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43)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卷，第14页，天聪元年三月辛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44) 张葳：《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一），第172～173页，台北故宫博物院印本，1971年。

(45) 张葳：《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一），第173页，台北故宫博物院印本，1971年。

(46)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15卷，五年正月丁亥，第11页，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47) ［朝］李肯翊：《燃藜室记述》，23，潘喆等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44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

(48)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卷，第14页，天聪元年三月辛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49)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7卷，第9页，天聪四年六月乙卯，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50)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15卷，第22页，五年二月己亥，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51)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15卷，第23页，五年二月己亥，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52)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15卷，第25页，五年二月壬寅，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53)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15卷，第37页，五年二月辛亥，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54)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15卷，第42页，五年二月戊午，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55)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15卷，第42页，五年二月庚申，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56)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15卷，第47页，五年二月丁卯，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57)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15卷，第46页，五年二月乙丑，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58)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15卷，第49页，五年三月己巳，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59)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15卷，第18页，五年正月甲午，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60)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卷，第14页，天聪元年三月辛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61)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15卷，第24页，五年二月庚子，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62)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15卷，第24页，五年二月辛丑，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63)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15卷，第28页，五年二月甲辰，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64)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15卷，第34页，五年二月戊申，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65)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15卷，第48页，五年二月丁卯，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66)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15卷，第50页，五年三月庚午，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67)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15卷，第50页，五年三月庚午，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68)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卷，第16页，天聪元年三月辛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69)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卷，第18页，天聪元年三月乙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70)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15卷，第54页，五年三月丁丑，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71) 张葳：《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一），第179页，天聪元年三月，台北故宫博物院印本，1971年。

(72) 阿敏“平壤之盟”《誓书》载于《清太宗实录》第2卷第19页。但仅以《誓文》誊本于三月二十一日送朝鲜国王，故《仁祖实录》及《承政院日记》等朝鲜官方文书所未载。

(73)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15卷，第61页，五年三月戊子，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74) 刘家驹：《清朝初期的中韩关系》，第16页，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

(75)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卷，第7页，天聪元年四月丙午，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76)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卷，第8页，天聪元年四月甲寅，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77)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17卷，第3页，五年八月己亥，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78)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17卷，第4页，五年八月癸卯，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79) 《承政院日记》，第18册，第861叶，刻本。

(80)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16卷，第1页，五年四月丁酉朔，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81) 《明熹宗实录》，第82卷，第3页，天启七年三月辛未，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82) 《明熹宗实录》，第83卷，第17页，天启七年四月丁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83) 《明熹宗实录》，第82卷，第2页，天启七年三月庚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84)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8卷，第7页，天聪五年正月壬寅，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85) ［朝］李肯翊：《燃藜室记述》，27，潘喆等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46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

(86)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6卷，第17页，天聪九年十二月甲辰，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87)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7卷，第10～11页，崇德元年二月丁丑，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88) ［朝］李肯翊：《燃藜室记述》，27，潘喆等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47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

(89)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32卷，第10页，十四年二月己亥，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90)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32卷，第9页，十四年二月丙申，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91)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32卷，第11页，十四年二月辛丑，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92)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32卷，第11页，十四年二月壬寅，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93)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32卷，第12页，十四年三月戊申，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94)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8卷，第5～6页，崇德元年三月乙丑，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95) ［朝］李肯翊：《燃藜室记述》，27，潘喆等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47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

(96)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8卷，第15页，崇德元年四月乙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97)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8卷，第34页，崇德元年四月己丑。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98)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32卷，第31页，十四年六月庚寅，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99) ［朝］李肯翊：《燃藜室记述》，27，潘喆等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48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

(100) ［朝］李肯翊：《燃藜室记述》，27，潘喆等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48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

(101)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33卷，第16页，十四年九月甲辰，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102)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3卷，第12～13页，崇德元年十一月己未，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03)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3卷，第17～18页，崇德元年十一月己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04) ［朝］赵庆男：《乱中杂录》，第4卷，第10页，汉城广熙出版社本，1968年。

(105) ［朝］李肯翊：《燃藜室记述》，27，潘喆等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48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

(106) ［朝］李肯翊：《燃藜室记述》，27，潘喆等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48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

(107)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3卷，第11页，崇德二年正月丙辰，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08)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33卷，第41页，十四年十二月甲申，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109) 《南汉解围录》，丙子十二月十四日，刘家驹：《清朝初期的中韩关系》，第108页，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

(110) 《朝野纪闻》，丙子十二月十五日，刘家驹：《清朝初期的中韩关系》，第109页，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

(111)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33卷，第46页，十四年十二月甲午，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112) 《南汉解围录》，第5页，刘家驹：《清朝初期的中韩关系》，第110页，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

(113)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2卷，第27页，崇德元年十二月丙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14) ［朝］李肯翊：《燃藜室记述》，27，潘喆等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49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

(115) ［朝］赵庆男：《乱中杂录》，第4卷，第12页，汉城广熙出版社本，1968年。

(116) 《承政院日记》，第54册，第570页，刻本。

(117) ［朝］赵庆男：《乱中杂录》，第4卷，第13页，汉城广熙出版社本，1968年。

(118) ［朝］赵庆男：《乱中杂录》，第4卷，第14页，汉城广熙出版社本，1968年。

(119)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33卷，第44页，十四年十二月戊子，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1959年。

(120)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3卷，第2～4页，崇德二年正月壬寅，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21)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34卷，第3页，十五年正月癸卯，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122) 杨古利：《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作“杨古利”，《满洲实录》作“扬古利”，《清太宗文皇帝实录》通作“杨古利”，《钦定八旗通志》作“扬古利”，《清史稿》通作“扬古利”，《清国史》也通作“扬古利”。

(123) 《清史稿·扬古利传》，第226卷，9194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

(124) 《清国史·扬古利传》，第5册，第131页，中华书局影印嘉业堂钞本，1993年。

(125)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3卷，第10页，崇德二年正月戊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26)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34卷，第6～7页，十五年正月辛亥，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127)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34卷，第8页，十五年正月丙辰，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128)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3卷，第13页，崇德二年正月丙辰，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29)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3卷，第17页，崇德二年正月丁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30)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34卷，第10页，十五年正月己未，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131)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3卷，第18页，崇德二年正月己未，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32) 《南汉日记》，第3卷，第42页，刘家驹：《清朝初期的中韩关系》，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

(133)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34卷，第10页，十五年正月戊午，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134)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3卷，第19页，崇德二年正月庚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35)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33卷，第21页，崇德二年正月庚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36)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34卷，第16页，十五年正月癸亥，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137) ［朝］李肯翊：《燃藜室记述》，27，潘喆等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50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

(138) ［朝］李肯翊：《燃藜室记述》，27，潘喆等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50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

(139)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4卷，第4页，崇德二年二月乙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40) ［朝］赵庆男：《乱中杂录》，第4卷，第19页，汉城广熙出版社本，1968年。

(141)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4卷，第24页，崇德二年正月甲子，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42)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34卷，第18页，十五年正月乙丑，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143) ［朝］赵庆男：《乱中杂录》，第4卷，第21页，汉城广熙出版社本，1968年。

(144)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3卷，第29页，崇德二年正月丁卯，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45)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34卷，第20页，十五年正月丁卯，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146) 《明清史料》，甲编，第7本，第612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印，1931年。

(147) ［朝］赵庆男：《乱中杂录》，第4卷，第23页，汉城广熙出版社本，1968年。

(148)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4卷，第15页，崇德二年三月甲辰，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49) 崔鸣吉：朝鲜主和派首领，“前后国书，皆出鸣吉之手”。对其评论，或贬或褒。贬者，前文已述。褒者，《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5册第182页载：“时朝鲜国，尚儒臣，缺名将，故讲义理者多，度知时势者少。崔鸣吉之见，亦可谓独出其群侪者矣。”

(150)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3卷，第29～32页，崇德二年正月戊辰，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51)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3卷，第32页，崇德二年正月庚午，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52)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3卷，第34页，崇德二年正月庚午，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53) 《拟题朝鲜称颂皇帝功德碑文稿》，《明清史料》，甲编，第7本，第639页，中央研究历史语言研究所刊印，1931年。

(154) 笔者实地踏查所见。

(155) 《朝鲜记闻》，第5卷，第127页，刘家驹：《清朝初期的中韩关系》，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

(156)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4卷，第4页，崇德二年二月甲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57) 《南汉解围录》，第24页，第126页，刘家驹：《清朝初期的中韩关系》，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

(158) 朝鲜《野乘》卷12记载“沈阳人市六十万，而被掳于蒙古者，不在此数，其多可知”。又朝鲜文献记载“被俘人口，无虑五十余万”等。清军掳掠朝鲜人口，确切数字，无法统计。所谓“五十万”、“六十万”云，可能夸大。

(159)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4卷，第7页，崇德二年二月辛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60) 《八旗通志·阿济格传》，第140卷，第3680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

(161)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34卷，第46页，十五年四月癸巳，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162)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34卷，第44页，十五年四月丁亥，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163)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4卷，第21页，崇德二年四月丙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64) 李光涛《明清档案论文集》第359页载：“承韩国友人孔在锡先生来函见示：‘南汉山城，在汉城东五十余里外山。江都，在汉城西一百余里海岛，一名江华岛。三田渡，在汉城东三十余里野，即我仁祖大王降屈之地，今有碑，名曰三田渡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