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开国——明清议和



后金—清同明朝，既有战争，也有议和。双方的议和活动，前后达二十余年，时断时续，忽战忽和，亦款亦战，有虚有实。按其时间顺序，主要分为天命、天聪、崇德三个时期。

（一）天命议和

后金—清与明朝的和议活动，以天命十一年即天启六年（1626年），袁崇焕遣使到沈阳，后金汗皇太极也遣使到宁远为始。但在此前，双方边事，书使穿梭，屡有交往。

早在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明朝就派遣官员余希元到建州。《清太祖实录》记载：“明遣官一员，朝鲜官二员，从者二百人来。上令我军尽甲，观兵于外。遇于妙弘廓地界，迎入大城，优礼答遣之。” ⁽¹⁾ 努尔哈赤“亲迎至妙洪科地界，接入大城，以礼相待。公事毕，辞别而去” ⁽²⁾ 。

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三月，建州就同明辽东官员，盟誓建碑，协议和平。努尔哈赤谓群臣曰：“吾欲与明，昭告天地，同归于好。”随后，建州遣使往广宁，会见明辽东副将及抚顺所备御等，共同誓词勒碑，刑白马乌牛祭天。其誓词曰：“两国各守边境，敢窃逾越者，无论满洲、汉人，见之杀无赦。若见而不杀，殃及不杀之人。明若渝盟，其广宁巡抚、总兵、辽东道、副将、开原道、参将等官，均受其殃；满洲渝盟，殃亦及之。”誓毕，遂建碑于双方的沿边地方 ⁽³⁾ 。这是建州同明朝通过议和，而达成的第一个盟誓。

尔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九月二十六日，努尔哈赤至明抚顺所。抚顺游击李永芳出城三里外，以礼接见，导入教场。努尔哈赤致李永芳文书，文曰：“昔叶赫、哈达、乌喇、辉发、蒙古、席北、卦尔察等九姓之国，于癸巳岁，合兵侵我。我是以兴师御之。天厌其辜，我师大捷，斩叶赫布寨，获乌喇布占泰以归。逮丁酉岁，刑马歃血，以相寻盟，通婚媾，无忘旧好。讵意叶赫渝弃前盟，将已字之女，悔而不予。至乌喇国布占泰，吾所恩育者也，反以德为仇，故伐之，而歼其兵，取其国。今布占泰孑然一身，奔于叶赫。叶赫又留之，不吾与。此吾所以征叶赫也。我与汝国，何嫌何怨，欲相侵耶？” ⁽⁴⁾ 努尔哈赤既以书与永芳，遂还。努尔哈赤此次投书，是想争取李永芳，并通过他向朝廷转述自己的愿望。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四月，明遣备御萧伯芝，自称大臣，乘八抬轿，到赫图阿拉，递交文书，述古来兴废故事，要建州勿再扩张。时努尔哈赤已经吞并哈达、辉发、乌拉，兵锋锐盛，意气益骄，“竟不视其书，遣之还” ⁽⁵⁾ 。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四月，明广宁总兵张承胤遣通事董国荫，致书努尔哈赤，曰：“汝所居界外地，皆属我，今立碑其地。其柴河、三岔、抚安三路之田，汝勿刈获。其收汝边民，迁汝国。”努尔哈赤答曰：“吾累世田庐，一旦令吾弃之，是尔欲弃盟好，故为斯言耳！昔贤云：‘海水不溢，帝心不移。’今既助叶赫，又令吾境内之民，所种禾黍，勿刈获而迁。将帝心已移耶？帝之言，自不可违，但不愿太平，与我交恶。吾国小，受小害；汝国大，得无受大害乎！吾国之民无多，不难于迁，汝大国能尽藏其众乎！若构兵起衅，非独吾国患也。汝自恃国大兵众，辄欲陵我，讵知大可以小，小可以大，皆由天意。设汝每城屯兵一万，汝国势亦不能。若止屯兵一千，则城中兵民，适足为吾俘耳！”通事董国荫曰：“此言太过矣！”遂去。自此，“明侵我疆土，于边外数处，立石碑为界” ⁽⁶⁾ 。

以上，努尔哈赤在建州时期，同明朝官员有过五次重要的交往。后金作为一个独立政权，同明朝官员通书往来，始于天命三年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

先是，天命元年即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元，自践汗位。天命汗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开始成为一个独立政权，同明朝分庭抗礼。他建元称汗后，花费两年的时间，整顿内部，扩大势力。天命三年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正月，努尔哈赤对诸贝勒大臣宣布：“今岁必征大明！”努尔哈赤向明朝发起进攻时，采取军事进攻与政治和议的两手策略。从此，在后金与明朝的关系中，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议和为辅，既和又战，相辅相成。所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议和为辅”，既攻城，又招降，这是后金—清朝对明朝的基本方略。

天命三年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十五日，努尔哈赤率兵进围明抚顺城，捉获一人，遗书谕游击李永芳降。其书曰：“尔明发兵疆外，卫助叶赫。我乃兴师而来，汝抚顺所一游击耳，纵战亦必不胜。今谕汝降者：汝降，则我兵即日深入；汝不降，是汝误我深入之期也。汝素多才智，识时务人也。我国广揽人才，即稍堪驱策者，犹将举而用之，结为婚媾。况如汝者，有不更加优宠，与我一等大臣并列耶！汝不战而降，俾汝职守如故，豢养汝；汝若战，则我之矢，岂能识汝！必众矢交集而死。既无力制胜，死何益哉！且汝出城降，则我兵不入城，汝之士卒，皆得安全。若我入城，则男妇老弱，必致惊溃，亦大不利于汝矣！勿谓朕虚声恐喝，而不信也！汝思区区一城，吾不能下，何用兴师为哉！失此弗图，悔无及已。其城中大小官吏兵民等，献城来降者，保其父母妻子，以及亲族，俱无离散，岂不甚善！降不降，汝熟计之。毋不忍一时之忿，违朕言，致偾失事机也。” ⁽⁷⁾ 抚顺游击李永芳得书后，立城南门上，言纳款之事。李永芳见后金军势强兵众，树云梯登城，遂冠带整齐，乘马出城降。后金固山额真阿敦，引李永芳下马，跪见天命汗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在马上以礼相答。于是，抚顺（今辽宁省抚顺市抚顺县）、东州（今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马根单（今辽宁省抚顺市马郡乡）三城，及台堡寨共五百余悉下。努尔哈赤驻跸抚顺城。

同年六月，明朝与后金发生纠纷。《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大明边民，每年越边窃采满洲参、矿、果、木等物，扰害无极。一日，帝曰：“昔与大明立碑，宰马结盟，原为杜其混扰。今大明边民，累扰吾地。吾杀潜越禁边者，亦不为罪。”遂于六月，遣答儿汉蝦（即达尔汉侍卫扈尔汉），将越边窃物之人，遇则杀之，约有五十余。时帝闻广宁新任都堂至，乃遣纲孤里、方吉纳二人往见之。都堂李维翰将纲孤里、方吉纳，并从者九人，各以铁索系之。仍差人至满洲，谓帝曰：“吾民出边，汝当解还，安得遽杀之？”帝曰：“昔竖碑盟言，若见越禁边者不杀，殃及于不杀之人。今何负前盟而如是强为之说。”使者曰：“不然，但将首杀吾民者答儿汉蝦，献与抵罪则已，不然此事难寝。”甚以言逼之。帝不从。使者曰：“此事已闻于上，乃不容隐者，汝国岂无罪人乎？盍将此等人，献之边上，杀以示众，此事遂息。”帝欲图大明所拘十一人还，即于狱中取自夜黑所掳十人，解至抚顺所杀之。大明遂将所拘十一人放归 ⁽⁸⁾ 。

明朝与后金的纠纷，通过遣使，进行沟通。如天命三年即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的遣使事例。史书记载：“明广宁巡抚遣通事一人、从者五人，及前送书者一人，来言欲两国修好，可还所俘数人，并遗使来。”于此，努尔哈赤说：“朕征战时所俘获者，即我民也，虽一人何可还耶！若以我为是，于所俘外更加馈赠之礼则和；如以我为非，则不必言和，当征伐如故耳。”随后，将明朝来使遣还 ⁽⁹⁾ 。

萨尔浒大战之前，明朝与后金，仍有使往来，明派李继学及通事（翻译）就是一例。天命四年即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正月丙午（二十二日），《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令大明使者李继学及通事，赍书返回。其文书曰：“皇上若声辽人之罪，撤出边之兵，以我为是，解其七恨，加以王封，岂有不罢兵之理！再将我原赏及抚顺所原有敕书五百道，并开原所有敕书千道，皆赐吾兵将，我与大臣外加缎三千匹，金三百两，银三千两” ⁽¹⁰⁾ 。这里努尔哈赤提出明朝不可能接受的条件，如要一千五百道敕书，以及大量的金银和绸缎。

努尔哈赤攻打明辽东抚顺、清河、开原、铁岭、沈阳、辽阳、广宁和宁远八座重镇，其中清河、开原、铁岭、沈阳、辽阳、广宁六座重镇都没有提出议和，只有开始的抚顺与结尾的宁远，提出议和，和战配合。前者已述，至于后者，《清太祖实录》记载：努尔哈赤率倾国之师，进攻宁远，连陷右屯、大凌河、锦州、松山、小凌河、杏山、塔山、连山八城后，兵临孤城宁远。后金军越城五里，横截山海大路驻营。努尔哈赤纵放所俘汉人，派其进入宁远城，告袁崇焕曰：“汝等此城，吾以兵二十万来攻，破之必矣！城内官若降，吾将贵重之，加豢养焉。”宁远道袁崇焕答曰：“汗何故遽尔加兵耶？锦、宁二城，汝国既得而弃之，以所弃之地，吾修治而居。宁各守其地以死，讵肯降耶！且汗称来兵二十万，虚也！约有十三万，我亦不以来兵为少也！”努尔哈赤欲统兵攻城，命军中准备攻城器具。二十四日，后金兵执楯牌，进薄城下。后金军将毁城进攻，时天寒土冻，凿穿数处，城坚不堕，军士奋勇，乘间攻击。明总兵满桂、宁远道袁崇焕、参将祖大寿，率领兵民，撄城固守，火器炮石，纷射城下。后金军死战不退，但不能攻，且战且退。翼日，再度攻城，又不能克，伤亡惨重，失利而退 ⁽¹¹⁾ 。后金宁远兵败之后，同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死去。天命汗努尔哈赤之死，是清朝兴起史上一个转折点。明朝与后金的关系，后金宗室内部，随着天命汗之死，发生了重大变局。这时，明辽东巡抚袁崇焕，抓住有利的时机，提出同后金议和。这是明、清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明、清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明朝与后金，双方为着“自固”，都需要议和。

于后金：议和是后金的急切需要。

自努尔哈赤建元称汗，至南明永历帝兵败被俘，在中华民族内部，明、清（后金）之间的战争长达四十六年。甲申之际，主客易位，明祚灭亡，清都北京。此前，努尔哈赤崛起辽东，统一建州女真，吞并扈伦四部，征抚漠南蒙古，举兵袭陷抚顺。明军在萨尔浒之役四路丧师后，努尔哈赤一得志于开原、铁岭，二得志于沈阳、辽阳，三得志于广宁、义州。明军败报频至，举朝震惊。努尔哈赤公开打出反明旗帜后，以军事进攻为主，未尝与明帝议和。天命十一年即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死，子皇太极立。明宁远巡抚袁崇焕遣使往沈阳吊丧，兼贺新汗即位，并觇视其虚实。从此，拉开了明朝与后金议和的帷幕。其时，后金出现重大历史转折，遇到重大社会困难。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军事上，努尔哈赤率领号称十三万大军攻宁远，兵败。尔后，皇太极兵攻宁、锦，又败。他说：“昔皇考太祖攻宁远，不克；今我攻锦州，又未克。似此野战之兵，尚不能胜，其何以张我国威耶！” ⁽¹²⁾ 后金连年出兵征战，竟无尺寸土地之得。后金主殂兵挫，满洲军民沮丧。

第二，政治上，皇太极初立，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 ⁽¹³⁾ 。皇太极不容于众贝勒，众贝勒也不容于皇太极。皇太极“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整黄旗一贝勒也” ⁽¹⁴⁾ 。诸贝勒对皇太极心怀不平，他欲借外交胜利，来缓解其内部骨肉相残之困局。

第三，经济上，连年战争，马市关闭，贡市停止，辽东大饥，粮食奇缺，物价飞涨，“斗谷八两银，人有相食者” ⁽¹⁵⁾ 。

第四，策略上，后金军西进，受到袁崇焕阻挡；蒙古林丹汗实力强大，又同明朝结有共同抵御后金的盟约。皇太极欲调整进兵方略，希图与明议和，兵锋东指朝鲜，以收到兴师克捷、获取粮布、兼略皮岛和巩固汗位一石四鸟的效果。

其时，有人在《奏本》中综论当时天下的大势大局，分析后金与明朝的形势，指出明朝与后金各有其短长：“野地浪战，南朝万万不能；撄城固守，我国每每弗下。”并奏称后金战胜明朝，时机未到，不可强求；机会已到，则不可失。故认为后金对明朝“图霸制胜”之大计，“惟讲和与自固二策” ⁽¹⁶⁾ 。皇太极鉴于形势，运筹帷幄，决计遣使携书赴宁远同明议和。

于明朝：议和是明朝的缓兵之策。

明自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失陷抚顺以后，丢城失地，屡战屡败。先是抚顺、清河，继是萨尔浒，又是开原、铁岭，再是沈阳、辽阳，复是广宁、义州——作战，一仗败一仗；城镇，一城失一城。八年以来，宁远虽胜，其北诸城，却需修葺。而要修缮诸城，则需争取时间。明辽东巡抚袁崇焕不仅了解后金前述弱点，而且看到明朝自身困难。

第一，军事上，袁崇焕虽获宁远大捷，但靠“凭坚城以用大炮” ⁽¹⁷⁾ 之策取胜，并未与八旗军野战争锋。为着锐意恢复失地，需藉和谈作阻兵计，宁锦八城，加以修缮，训练士马，运粮治炮，集民耕屯。

第二，政治上，天启末年，庙堂腐败，宦官专权，朝政黑暗。天启帝死，崇祯帝立，国势败坏，党争激烈，新朝初建，也需调整。

第三，经济上，自失陷抚顺以来，兵连十载，军队饷银，数额大增，粮秣军械，运往关外，中空外竭，灾荒严重，哀鸿遍野。

第四，策略上，袁崇焕相机而动，主张同后金议和。崇焕奏报，优旨许之，从而开始了明朝对后金策略的重大转变，是为明朝与后金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议和同战争一样，都是政治斗争的一种形式而已。为着达到政治目的，它可用刀剑，也可用笔舌，或兼而用之。虽然战争已把明朝这个重病躯体拼命地往下拖，但它仍自诩为“天朝”，而视后金作“东夷”，徒好大言，不尚实际，更以宋金和约为鉴戒，不愿同后金议和。然而，袁崇焕能体察形势，不泥成见，疏陈把议和作为明廷对后金的一种策略。他说：“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 ⁽¹⁸⁾ 。袁崇焕把守、战、款，作为三种策略，在同后金斗争中，守攻相济，款战并用。但是，袁崇焕议和，冒着政治风险：“南朝之君，深鉴宋室之覆辙。文臣以口舌纸笔支吾了事，不肯担当以玷清议；武官只垂手听人指挥，不敢专决。” ⁽¹⁹⁾

后来，袁崇焕落狱殒身，此为一大原因。

既然议和为后金与明朝的双方需要，袁崇焕与皇太极，便开始议和活动。

袁崇焕宁远得胜后，升为辽东巡抚，深受朝廷信任，颇有匡复大志。天命十一年即天启六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去世，后金军民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蒙古各部贝勒、台吉，或亲至、或遣使，前往沈阳，烧纸吊祭，哀唁老汗逝世，兼贺新汗继位。先是，王之臣与袁崇焕、内臣依据“便宜行事”谕旨商议，派使前往沈阳，察探“彼中虚实”，并提出“万一此道有济，贤于十万甲兵”。旨批：“阃外机宜，悉听便宜行事。” ⁽²⁰⁾ 十月，明宁远巡抚袁崇焕派都司傅有爵、田成及李喇嘛（即喇嘛镏南木坐）等三十四人，到沈阳为努尔哈赤吊丧，并祝贺新汗皇太极即位。这个惊人的举动，令人们感到意外。后金与明朝自天命四年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以来，八年之间，矢镞纷飞，处于战争状态，并无使臣往来。他名为吊唁，实则是借机刺探后金内部的军政情报。

皇太极也心中有数。他明白袁崇焕的意图，便将计就计，顺水推舟，对从宁远来的明方使臣，盛情款待，表现大度。时大贝勒代善出征喀尔喀扎鲁特部凯旋归来，皇太极要让明使观看后金军队士气之旺，军容之盛，邀请他们随同出迎十五里，阅示后金军凯旋大礼，还赏给李喇嘛一峰骆驼、五匹马、二十八只羊。傅有爵、李喇嘛等一行，在沈阳驻留将近一个月。临走时，皇太极派方吉纳、温塔石带领七个人，随同明使去宁远，并向袁崇焕献参、貂、玄狐、雕鞍等礼物。皇太极致袁崇焕书，文曰：“大满洲国皇帝，致书于大明国袁巡抚：尔停息干戈，遣李喇嘛等来吊丧，并贺新君即位。尔循聘问之常，我亦岂有他意。既以礼来，当以礼往，故遣官致谢。至两国和好之事，前皇考往宁远时，曾致玺书与尔，令汝转达，至今尚未回答。汝主如答前书，欲两国和好，我当览书词以复之。两国通好，诚信为先。尔须实吐衷情，勿事支饰也。” ⁽²¹⁾ 皇太极明确表示：两国和好之事，父汗往宁远时，曾予致书，要求转奉，但至今未复。你们真要和好，作出回应，我将答复。

后金遣使到宁远，袁崇焕立即奏报朝廷。后金来使，恭谨执礼。袁崇焕奏言：“奴遣方金纳、温台什二夷，奉书至臣，恭敬和顺，三步一叩，如辽东受赏时。” ⁽²²⁾ 袁崇焕又奏言：“自宁远败后，旋报（努尔哈赤）死亡，只据回乡之口，未敢遽信。幸而厂臣主持于内，镇守内臣，经、督、镇、道诸臣，具有方略，且谋算周详。而喇嘛僧慧足当机，定能制变，故能往能返。奴死的耗，与奴子情形，我已备得，尚复何求？不谓其慑服皇上天威，遣使谢吊。我既先往以为间，其来也正可因而间之。此则臣从同事诸臣之后，定不遗余力者，谨以一往一还情形上闻。”得旨：“据奏，喇嘛僧往还，奴中情形甚悉。皆厂臣斟酌机权主持于内，镇、督、经臣协谋于外，故能使奉使得人，夷情坐得，朕甚嘉焉。夷使同来，正烦筹策，抗则速遣之，驯则徐间之。无厌之求，慎无轻许；有备之迹，须使明知。严婉互用，操纵兼施。勿挑其怒，勿堕其狡。夷在，无急款以失中国之体；夷去，无弛防以启窥伺之端。战守在我，叛服听之。该抚还会同镇守内臣及经臣、督臣、顺天抚臣，酌议妥确。” ⁽²³⁾ 袁崇焕据此旨意，既将方吉纳等遣还，也不接受皇太极来书。其理由是，来书封面书写“大金”与“大明”字样并列，有失“天朝”尊严，无法向朝廷转奉。袁崇焕没有拆封，就让方吉纳等将原书带回。辽东巡抚袁崇焕既不复信，也未派使者随同其往沈阳。袁崇焕的收获是得到努尔哈赤死亡及其汗位继承的实情。明朝与后金第一次和议使臣往返活动，由此结束 ⁽²⁴⁾ 。

袁崇焕将遣使、议和之事，及时奏报朝廷。据《明熹宗实录》记载：先后于天命十一年即天启六年（1626年）的九月戊戌（二十九日）、十月壬子（十三日）、十二月辛亥（十三日）和庚申日（二十二日）、十二月乙丑（二十七日），还有天聪元年即天启七年（1627年）的正月庚辰（十二日）、正月甲午（二十六日）、二月己亥（初二日），八次奉书，疏报朝廷。旨称可以同后金议和，并允其便宜行事 ⁽²⁵⁾ 。《明史·袁崇焕传》称：“崇焕初议和，中朝不知。”此言系失实，为不确之论。袁崇焕自己也辩白道：“若臣向以侦谕用间，何尝许以‘款’字？前后章疏，俱在御前。有谓以款误，臣不受也！” ⁽²⁶⁾

明廷对同后金议和的政策，朝臣分歧，摇摆不定。辽东督师王之臣在奏疏中认为：“天朝之大，有泰山四维之势，可恃以无恐耳。我若顿忘国贼，与之议和，彼必离心，是驱鱼爵 ⁽²⁷⁾ 于渊丛，而益敌以自孤也。臣款款之愚，必不敢强同一时，终遗后悔。度我力能战则战，不能则守。观变待时，虏自瓦解。何必曲为之和，以酿无穷之衅乎！”因谕“边疆以防御为正，款事不可轻议。这本说亦是” ⁽²⁸⁾ 。袁崇焕于议和持慎重态度，他以皇太极来书“大明”与“大金”并写，不便奏闻，既不遣使，也不回书。既然督师王之臣与巡抚袁崇焕不和，朝廷恐蹈从前河西熊、王经、抚不和而失陷广宁之覆辙，于此年正月召回王之臣，加太子太保衔、管兵部事；关宁兵马，俱听袁崇焕调度。

后金和明朝都需要以议和作为“自固”之需。皇太极之目的，在于集中兵力，进攻朝鲜。袁崇焕之目的，在于修缮关外八城，加强防御。因此，双方又在进行新的议和试探。

皇太极命达海、库尔缠与三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等，共同会议，草拟复书。一个月后，天聪元年即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初八日，皇太极命方吉纳、温塔石等九人再去宁远，致书明宁远巡抚袁崇焕，从而开始天聪朝的议和。

（二）天聪议和

天聪元年即天启七年（1627年），金明议和，双方需要。其时，生员岳起鸾奏曰：“我国宜与明朝讲和。若不讲和，则我国人民，死散殆尽。” ⁽²⁹⁾ 后金与明朝的议和，在艰难曲折中进行。

皇太极对袁崇焕没有继续遣使持书议和，并不甘心，继续试探。正月初八日，皇太极命大贝勒阿敏等率军，东进朝鲜，既攻打毛文龙，又顺道攻朝鲜。天聪汗在东线用兵朝鲜，在西线需要进行和谈，牵制明军东进，解除后顾之忧。

同日，皇太极命方吉纳、温塔石等九人再去宁远，致书明宁远巡抚袁崇焕。书曰：“满洲国皇帝致书袁巡抚。吾两国所以构兵者，因昔日尔辽东广宁守臣，高视尔主，如在天上，自视其身，如在霄汉。俾天生诸国之君，莫得自主，欺藐陵轹，难以容忍。是用昭告于天，兴师致讨。惟天不论国之大小，止论理之是非。我国循理而行，故仰蒙鉴佑。尔国违理之处，非止一端，可为尔言之。如癸未年，尔国无故兴兵，害我二祖，一也。癸巳年，叶赫、哈达、乌喇、辉发与蒙古，无故会兵侵我，尔国并未我援。幸蒙上天以我为是，师行克捷，后哈达复来侵我，尔国又不以一旅相助。己亥年，我出师报哈达，天遂以哈达畀我。尔国乃庇护哈达，逼我释还其人民。及释还哈达人民，复为叶赫掠去，尔国则置若罔闻。尔既称为中国，宜秉公持平，乃于我国则不援，于哈达则援之，于叶赫则听之。此乃尔之偏私也，二也。尔国虽启衅，我犹欲修好，故于戊申年勒碑边界，刑白马乌牛，誓告天地云：‘满、汉两国之人，毋越疆圉，违者殛之。’乃癸丑年，尔国以防卫叶赫，发兵出边，三也。又曾誓云，‘凡有越边者，见而不杀，殃必及之。’后尔国之人，潜出边境，扰我疆域，我遵前誓诛之。尔乃谓我擅杀，缧系我广宁使臣纲古里、方结纳，且要我杀十人于边境，以逞报复，四也。尔以兵防卫叶赫，俾我国已聘叶赫之女，改适蒙古，五也。尔又发兵，焚我累世守边庐舍，扰我耕耨，不令收获，且展立石碑，置沿边三十里外，夺我疆土。其间人参、貂皮、五谷、材用产焉，我民所赖以为生者，攘而有之，六也。甲寅年，尔国听信叶赫之言，遣使遗书，种种恶言，肆行侮慢，七也。我之大恨，有此七端。至于小忿，何可悉数。陵逼已甚，用是兴师。今尔若以我为是，欲修两国之好，当以黄金十万、白金百万、缎匹百万、布匹千万相馈，以为和好之礼。既和之后，两国往来通使。每岁我国以东珠十、貂皮千、人参千觔遗尔。尔国以黄金一万、白金十万、缎匹十万、布匹三十万报我。两国诚如约馈遗，以修盟好，则当誓诸天地，永久勿渝。尔即以此言，转达尔主。不然，是尔仍愿兵戈之事也！” ⁽³⁰⁾ 书中再申“七大恨”，并提出和好的具体条件。皇太极要求明朝必须拿出大批金银财物给后金，否则后金将继续以兵戈从事，对明朝发动军事进攻。皇太极开列的金银缎布等，既是对明朝的经济勒索，也是对明朝的政治讹诈，袁崇焕自然不能接受。

三月，袁崇焕派杜明忠为使，随同方吉纳等去沈阳，带去给皇太极的回书。袁崇焕的回书写道：“再辱书教，知汗渐渐恭顺天朝，而息兵戈以休养部落。即此一念好生之心，天自鉴之。将来所以佑汗而强大汗者，尚无量也。往事七宗，汗家抱为长恨者，不佞宁忍听之漠漠。但追思往事，穷究根因，我之边境细人与汗家之不良部落，口舌争竞，致起祸端。汉过不先，夷过必后；夷过肯后，汉过岂先。作孽之人，即逭人刑，难逃囗囗。不佞不必枚举，而汗亦所必知也。今欲一一而明白开晰，恐难问之九原。不佞非但欲我皇上忘之，且欲汗并忘之也。然汗家十年战斗，驱夷夏之人，肝脑涂三韩，膏泽浸野草，天愁地惨，极悲极痛之事，将为此七宗也。不佞可无一言！今南关、北关安在？河东、河西死者，宁止十人？仳离者宁止一老女？辽、沈是界以内乎！人之不保，宁问田禾？汗之怨己仇，而意得志满之日也。惟我天朝难消受耳！今若修好，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妇，作何送还？汗之仁明慈惠、敬天爱人矣！然天道无私，人情忌满，是非曲直，豁若昭然。各有良心，偏私不得。不佞又愿汗再深思之也。一念杀机，起世上无穷劫运；一念生机，保身后多少吉祥！不佞又愿汗图之也。若书中所开诸物，以中国之大，皇上之恩养四夷，宁少此物，抑宁靳此物？然往牒不载，多取违天，恐亦汗所当自裁也。方以一介往来，又称兵于高丽，何故？我文武兵将遂疑汗之言不由心也。兵未回即撤回，已回无再往，已明汗之盛德。息下刀兵，将前后事情，讲折［析］明白。往来书札，无取动气之言，恐不便奏闻。” ⁽³¹⁾ 袁崇焕的赍书，驳斥了皇太极的“七大恨”，并将双方多年战争，归结边民细末争执所引起。他断然拒绝皇太极的贪婪要求，并要皇太极将辽东土地、人民归还明朝。袁崇焕还要求皇太极从朝鲜撤军，并保证以后不得加兵朝鲜。这些要求，皇太极显然不能接受。时天聪汗已派大军进入朝鲜，无暇西顾。袁崇焕则乘机修复锦州、中左所、大凌河三城，工程正在加紧进行时，袁崇焕接到毛文龙和朝鲜告急文书，便派水师应援毛文龙，并派赵率教统领精兵逼近三岔河，作牵制之势。朝鲜被征服后，赵率教等退兵。

四月初八日，皇太极遣明使杜明忠返回，携带其致袁崇焕答书一封，又致李喇嘛答书一封。在致袁崇焕书中，皇太极逐条驳斥了袁崇焕上封信中的论点，坚持“两国是非晓然，以修和好”。即将弄清是非，作为议和条件。皇太极在回书时也作了一些让步。其一，愿意在书写格式上，把自己名字下明朝皇帝一字书写，但不得与明臣并列。其二，将礼物数目减半，规定明朝出“初和之礼”黄金五万两、银五十万两、缎五十万匹、绫布五百万匹。后金以东珠十颗、黑狐皮二张、玄狐皮十张、貂鼠皮二千张、人参一千斤作为回报。和好之后，明朝每年送后金黄金一万两、银十万两、缎十万匹、绫布三十万匹。后金给明朝东珠十颗、人参千斤、貂皮五百张。皇太极在致李喇嘛书中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此言是也。然向我言之，亦当向明国皇帝言之。若肯回头，同臻极乐，岂不甚善！”云云。皇太极致袁崇焕与李喇嘛两书缮写完毕，刚要遣使前往时，得报：明军正在抢修塔山、大凌河、锦州等城。皇太极命再附书袁崇焕，指责他诈称和好，修葺城垣，乘机备战，不守信义。他提出，如真心议和，应先划定疆界。皇太极决定不派遣使臣往宁远，而让杜明忠带回去 ⁽³²⁾ 。后袁崇焕不满后金东向用兵，停遣使，罢和议。他对皇太极所提要求，不予理睬。因此，双方议和，便告中止。

五月，皇太极既下朝鲜，约为“兄弟之盟”，而消除后顾之忧，又知毛文龙虚实后，发动宁锦之战，欲洗雪其先父之遗恨。皇太极兵围锦州，致书纪用太监等，提出：“或以城降，或以礼议和。”纪用答复曰：“至和好之事，俟退兵后奏知朝廷再议。” ⁽³³⁾ 皇太极攻城不克，兵败而回。旋即袁崇焕被魏阉排挤离职。袁崇焕受排挤的一个“理由”是，“谈款一节，所误不小” ⁽³⁴⁾ 。随着袁巡抚的去职，皇太极的议和便中断。

袁崇焕不予回书，自有苦衷。先是，他主持议和，是以议和为缓兵之计，争取时间，加紧修缮城垣。他曾将议和之事奏报朝廷，天启帝旨允。但很多朝臣反对议和，认为此是重蹈宋金议和覆辙。袁崇焕坚持议和，反复说明其策略。当皇太极进兵朝鲜时，群臣纷纷弹劾袁崇焕，说后金敢于入侵朝鲜，是“和议所致”。袁崇焕不服，遂上书辩解：“关外四城虽延袤二百里，北负山，南阻海，广四十里尔。今屯兵六万，商民数十万，地隘人稠，安所得食？锦州、中左、大凌三城，修筑必不可已，业移商民，广开屯种，倘城不完而敌至，势必撤还，是弃垂成功也，故乘敌有事江东，姑以和之说缓之。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 ⁽³⁵⁾ 这说明袁崇焕议和的真实意图。经过此番申辩，天启帝表示谅解。随后，天启帝又改变主意，不准议和，屡下谕旨：“狡奴变诈叵测，款不足信。” ⁽³⁶⁾ 不难看出，明朝方面，进行议和，毫无诚意。袁崇焕对后金所提议和条件，或是敷衍，或是拖延。皇太极议和赍书都被袁扣压，并未上奏朝廷。因为不是真和，也就不必奏报。

天聪二年即崇祯元年（1628年），崇祯帝初政，魏忠贤已诛。正月初二日，皇太极借给天启帝吊丧、贺崇祯帝继位之机，派人往宁远，赍书总兵祖大寿，曰：“夫构兵则均受苦难，而太平则共享安逸。我愿太平，欲通两国和好之路。” ⁽³⁷⁾ 没有得到回答。不久，袁崇焕被起用为蓟辽督师 ⁽³⁸⁾ 。皇太极致书袁崇焕，要求恢复和谈，并作出让步：奉明朝正朔，去天聪年号。时崇祯帝急欲励精图治，而群臣翘望肤奏辽功。袁崇焕企划五年复辽，整顿诸务，尚需时日，但有其难言之隐。他于议和态度冷漠，回书称：“非一言可定也。” ⁽³⁹⁾

八月，后金佚名《奏本》分析“大势大局”，提出“图霸制胜”之策。略谓：先皇帝席卷辽河以东，已成破竹之势，但怀疑中止，这是皇天有意保留明朝。明朝用兵已久，财力枯竭，然而它以全国之力倾注于一隅之地，还是很充裕的。论野地浪战，南朝则不如我国；而死守城池，我兵却每每攻不下。因此，我国屡次进征，屡次不得长驱直入，令人愤恨不已。我以为时间未到，不能强求；机会来临，不可失掉。我国对南朝的方针大计，惟有“讲和与自固二策而已”。南朝君臣亦深知宋朝的教训，但贿赂的积习难以消除，时间一久，它就会疏忽、懈怠，必然踏入不可挽回的颓势之中。等待我国更加富足，兵力更加强大，那时再乘机进攻，破竹长驱，天下可以传檄而定。再有一策，我国努力修明政治，开垦土地，息兵养民，举贤任才，不慕虚名，只求实力。这是最为要紧的一着，即“自固”的上策。况且南朝文官武将，季季更换，年年变迁。它的宰辅大臣，迂腐而不知通权达变；其科、道官员，不懂军事而纸上谈兵。以为边官无功，统统罢官。虽“师老财匮”，却频频催促进兵。那时，我国以逸待劳，以饱等饥，以一击十。这道奏疏，建议对明朝采取和谈之策、对后金采取自固之策。奏本中提出的“和谈”，是一个策略，利用和谈，争取时间；强化自身，巩固辽、沈，富国强兵。在“自固”同时，利用和谈，装出卑下的姿态，麻痹明朝，促使其内部不攻自乱。时机一到，便“破竹长驱”，天下可定。这份奏本之后，皇太极更主动、更自觉地利用议和，作为辅助手段，同明朝进行较量。

天聪三年即崇祯二年（1629年），仅正月至七月间，皇太极与袁崇焕就议和之事，先后十二封书信往来，其中皇太极致袁崇焕书八封，袁崇焕致皇太极书四封 ⁽⁴⁰⁾ 。

正月十三日，皇太极在得知袁崇焕被重新启用后，赍书袁崇焕，提出恢复和谈。他就东征朝鲜之事作了解释，提出“我愿罢兵，共享太平。何以朝鲜之故，误我两国修好之事”。二月二十八日，时袁崇焕已任蓟辽督师，皇太极又一次赍书表示：“我愿和好，共享太平。如何议和，听尔等之言。”闰四月初二日，袁督师复书称：“议和有议和之道，非一言能定之者也。”信中特别提出印信一事，强调“若非赐封者，则不得使用”。闰四月二十五日，皇太极复书袁崇焕，阐述“议和之道”后，提出议和条件，曰：其一，划定两国国界，明以大凌河为界，后金以三岔河为界，其间为空留缓冲地带；其二，明朝给后金铸金国汗印；其三，讲和修好之礼物数目，可以重新考虑等 ⁽⁴¹⁾ 。皇太极派白喇嘛等持上书前往宁远后，久不见回。后金得到消息，白喇嘛等已被扣留。六月二十日与二十七日，皇太极连赍两书给袁崇焕，要求迅速放人，限期于七月五日前，否则便认定袁加以扣留。七月初三日，白喇嘛等回到沈阳，并带回袁督师两书。第一书，说原辽东人逃到辽西，其先人坟墓均在辽东，他们能不思念其先人遗骨吗？礼物之事，只要修好，可以议商，至于“铸印之语，皆非一言可尽也”！上述诸项，“止有受而不可言，故未奏帝知也” ⁽⁴²⁾ 。第二书，解释使者迟归的原因，其时袁崇焕巡视东江并计斩毛文龙 ⁽⁴³⁾ ，故言“使臣来时我出海，是以久留，别无他事”。

皇太极对袁崇焕的来书，先后发出两封回书。其一，为感谢袁督师善待其使臣。其二，阐述后金的态度，略谓：尔言辽西人之先骨坟墓在辽东，此非令我还辽东地方吗？照此来说，尔所得之地，“岂无汗及诸贝勒之坟墓也”？书中表明：“承蒙天恩，（朕）为一国之君。尔等不纳我言，高视尔帝如在天上，内臣等则自视其身若神，以不可奏闻于帝，亦不合众臣之意为辞，不令我信使直达京城而遣还之，竟达两载。较之大辽欺金，殆有甚哉。此亦天理耳！我岂能强令修好耶？” ⁽⁴⁴⁾ 这封赍书暗示皇太极将动用武力，以实现其议和所达不到的目的。然而，袁崇焕很快复书，言：“汗若诚心，我岂可弄虚？汗若实心，我岂可作假？两国兴衰，均在于天，虚假何用？唯十载军旅，欲一旦罢之，虽奋力为之，亦非三四人所能胜任，及三言两语所能了结者也。总之，在于汗之心矣！” ⁽⁴⁵⁾ 皇太极接到袁崇焕来书，两天后即复书称：“我欲修好，尔复败和议。不念将士军民之死伤，更出大言，战争不息，则兵并非易事也。尔若欲和好，而我不从，致起兵端，我民被诛，则非尔诛之，乃我自诛者也。我若欲和好，而尔不从，致起兵端，尔民被诛，则并非我诛之，乃尔自诛之也。我诚心和好，尔自大不从，谅天亦鉴之，人亦闻之矣！” ⁽⁴⁶⁾

皇太极想借议和，进行南北贸易，调剂衣食之源；见议和不成，便诉诸战争。他发表汗谕曰：“我屡欲和，而彼不从，我岂可坐待？定当整旅西征。” ⁽⁴⁷⁾ 皇太极得知袁崇焕既修葺宁远、锦州等城垣，城防坚固，难以攻破，便率军绕道蒙古，直奔京师。袁督师闻警，“心焚胆裂，愤不顾死，士不传餐，马不再秣” ⁽⁴⁸⁾ ，日夜兼驰，捍御京城。广渠门激战，大破八旗军 ⁽⁴⁹⁾ 。不久，袁崇焕被下诏狱。皇太极见“勤王”之师聚集北京，一面议和，一面退军。其议和，十二月十八日，皇太极“遣达海巴克什赍书，与明君议和” ⁽⁵⁰⁾ 。明廷没作回应。二十二日，皇太极又遣达海巴克什等赍书，与明君议和。和书两封，一置德胜门外，一置安定门外。二十五日，皇太极再遣官赴安定门，赍书与明君议和。天聪大汗，七日之间，四致和书，可谓频矣。明朝君臣，均未作答。其退军，皇太极率军东撤，边撤边战，边退边掠。翌年二月初九日，皇太极连发两封议和书，一封给崇祯皇帝，另一封给明朝诸臣。其后书曰：“我欲罢兵，共享太平，屡遣使议和，惟尔等不从。在此战中，将卒被诛，国民受苦，实尔自相戕害也。我前曾六次致书京城议和，意者以城下之盟为耻，抑冀我兵之速退为幸，故不作答。……今我两国之事，惟和与战，别无他计也。和则国民速受其福，战则国民罹祸，何时可已。” ⁽⁵¹⁾ 后金军占领永平等四城，皇太极回师，于三月初二日到沈阳。八月十六日，崇祯帝以“谋款”即议和等罪，磔杀袁崇焕。袁崇焕之死，即“言和者死”，从而堵塞议和之路，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袁崇焕“谋款”即“议和”之罪：

其一，“谋款助敌”。明朝言官以朝鲜及毛文龙被兵，系由议和所致，而攻讦袁崇焕。事实上，皇太极先命阿敏等率师攻朝鲜，另遣方吉纳等致书袁崇焕议和。袁崇焕未及回书，八旗军已陷平壤。皇太极出兵朝鲜，是由于后金、朝鲜、明朝之间错综复杂矛盾及其力量对比所规定的，同袁崇焕议和并无因果关系。相反，袁崇焕借议和作掩饰，出兵三岔河，牵制后金，策应朝鲜；又利用此机，做了击败八旗军进犯之准备。这正如袁崇焕在疏辩中所言：“锦州、中左、大凌三城，修筑必不可已。业移商民，广开屯种。倘城不完而敌至，势必撤还，是弃垂成功也。故乘敌有事江东，姑以和之说缓之。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 ⁽⁵²⁾ 明廷优诏报闻。袁崇焕令赵率教驻锦州，护版筑，城益固。后皇太极兵犯宁、锦，袁崇焕获“宁锦大捷”。

其二，“谋款杀帅”。“杀帅”是指袁崇焕计斩辽东总兵毛文龙。袁崇焕借斩毛文龙以向后金乞和，多有书文。如谈迁谓：后金“阴通款崇焕，求杀毛文龙” ⁽⁵³⁾ 。其后《明季北略》、《石匮书后集》和《明史纪事本末·毛帅东江》等书，以讹传讹，均持此说。袁崇焕“谋款杀帅”之说并不可信。因为：第一，迄今尚未见到一条文献或档案的直接确凿史料，证明袁崇焕杀毛文龙为皇太极所颐指。第二，袁崇焕遣使吊丧，为着探明“奴死的耗与奴子情形” ⁽⁵⁴⁾ ，并无“谋以岁币议和”之举，更无“函毛文龙首来”之诺。第三，袁崇焕在天启年间没有尚方剑，不可能“以文龙头”为讲款即议和之计。第四，袁崇焕杀毛文龙密计，在受命离京之前，与大学士钱龙锡等商定，并非为“无以塞五年复辽之命”而斩毛文龙。第五，《满文老档》和《李朝实录》等编年史料证明，毛文龙早在努尔哈赤时即表露出叛降后金的端倪。其后因魏阉败死失去内恃，朝鲜被兵又断绝后援，毛文龙叛降活动益甚。仅天聪二年即崇祯元年（1628年）春，毛文龙连致皇太极三书，背着明朝皇帝，与之秘密通款。史料表明，毛文龙与后金通款是背着朝廷的，袁崇焕与后金议和是得到旨准的。因此，不是袁崇焕为通款而杀毛文龙；相反，是毛文龙因“私通外番”等罪而为袁崇焕所杀。

其三，“诱敌胁款”。在皇太极兵围京师之时，阉党余孽密讦袁崇焕“引敌长驱，欲要上以城下之盟” ⁽⁵⁵⁾ 。京城怨谤纷起，流言四布，皆以为袁崇焕引敌入塞，以结宋金之盟。因而致袁崇焕磔死时，传闻“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啖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 ⁽⁵⁶⁾ 。袁崇焕身后蒙受唾訾之辱 ⁽⁵⁷⁾ 。后纂《清太宗实录》、修《明史》，特别是满文档案的插架公览，皇太极反间计公诸于世，袁崇焕的百年沉冤始得以昭雪。

其实，崇祯帝即位后，袁崇焕提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的战略。议和作为一种策略，崇祯并未表示异议。然而，历史上一种新政策的提出，必然会遭到守旧派的反对。明朝崇祯初，“忠贤虽败，其党犹盛” ⁽⁵⁸⁾ ，朝中阉党余孽，以袁崇焕“谋款”作题目，诬其“诱敌胁款”，借此为逆党翻案。袁崇焕被磔死，宰辅钱龙锡下狱，李标休致，成基命去职，刘鸿训先已遣戍，东林内阁被摧垮，开始形成周延儒、温体仁为首的反东林内阁，朝政日非，辽事日坏。明代杰出军事家袁崇焕同后金议和的主张，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既符合明朝和后金的利益，也反映了长城内外中华各族人民的愿望。但明廷出于宋金议和之殷鉴，未能实现其同后金的议和，致八旗军以此为借口 ⁽⁵⁹⁾ ，驰驱入塞，京师被围，袁崇焕也身遭非刑。

天聪六年即崇祯五年（1632年）六月，范文程、宁完我、马国柱合疏曰：“伐明之策，宜先以书议和，俟彼不从，执以为辞，乘衅而入，可以得志。” ⁽⁶⁰⁾ 他们主张“先礼后兵”，边和边战，明朝拒和，继之以战，争取主动，以攻为守。皇太极采纳上述奏议，确定议和方针，使用军事力量，对明实行进攻。同时，皇太极改善其内部政治与经济状况，将议和与自固，军事与政治，相互配合，交互使用，坚定不移，贯彻始终。皇太极进军察哈尔，近明宣化、张家口外，致书明守边官员议和，并定和议，在张家口通市贸易。明宣府巡抚沈棨、总兵董继舒，遣人向后金军献食物。六月二十八日，明宣府沈巡抚、董总兵，派金都司、黄都司及二州官共四员，前往金军大营，同其进行议和。后金阿什达尔汉、达雅齐、龙什及卫寨桑四大臣，同明朝官员，刑白马乌牛，焚书誓告天地，誓曰：“大明国、满洲国，我两国皆欲修好，和睦相处。故刑白马乌牛，誓告天地。若大明先渝盟，则天地谴之，统绝国亡；若满洲先渝盟，则天地谴之，统绝国亡。两国若遵守誓告天地之言，和睦相处，则天地眷佑，至世世孙孙，永享太平。” ⁽⁶¹⁾ 是为明朝官员与后金官员，秘密签订的第一个和约。十一月，后金派卫征囊苏喇嘛往宁远，致书议和。明官员以其“尔方来书故封，未奉我帝命，不敢擅开”而退还。

天聪八年即崇祯七年（1634年）五月，皇太极发动第二次迂道入塞攻掠，主战区域为明宣、大地区，一边用兵，一边议和。皇太极亲率大军，赶到大同。皇太极没有组织军队向明军立即发起进攻，而是派人分别向曹文诏及其众官投送两书。皇太极一面向明总兵曹文诏等投送议和书，一面派额驸多尔济等率军进攻曹文诏设在城外的骑兵营。明军不敌，退回城内。时明代王之母杨太妃同总督张宗衡、总兵曹文诏议，派降金汉人鲍承先在狱中之子鲍韬，往后金军大营送议和书（后宗衡、文诏论罪）。鲍韬在途中被蒙古兵抢其衣服及骡子，并遭杀戮；但鲍韬命大未死复苏。鲍韬被救活并送到皇太极大营，细报详情。皇太极命赍书答之。同时捉获僧人等，令往大同城里催促回答和议之事。皇太极先后四次派人到大同城内，人不回还，书亦无报。

皇太极此次攻明，军事攻击同时，附之致书议和。皇太极先后发出议和十书：第一书，七月初八日，刚入边，至宣府，即发出议和书。此书致明朝官吏，书云：“予向与尔等定盟时，在我毫无欺诳之意，亦并无猜疑尔等之心。故对天地盟誓，以成和好。孰意尔等竟阴怀诡谲，不念前盟。初约遣人于辽东寻盟，久候不至。予三次遣使，辽人复拒不纳。且袭我边部，杀我二十余人。伊虽如此，予犹欲追念前盟，共敦和好。曾经遗书归化城。辽东执事者，毁弃誓词，侵我边塞。尔等之意云何？若谓辽人不和，与尔无涉，我两国盟誓具在，可即遣使来。若谓辽人既不欲和，尔亦难以独和，则不必遣使。至今不惟不遣人来，且无一语相复。是以予切望之心，从此断绝也。尔等或以向日诈盟，自为得计，恐上天必不见佑。予纵可欺，上天岂可欺乎！况盟誓者，同此上天；称名者，各是国主。同盟之人，何论大小耶！今尔等果愿和好，可遣信使，持尔主玺书来，速与裁决，勿延时日。不然，予惟量力前进耳，夫复何言？今予此来，尔地方已遭残破，若再经此，城郭虽存，糗粮不继，民何所恃耶？尔等乃民之父母，明知强弱之形，已不相敌，而不念军民之涂炭，议和不允，其故何也？若谓古人有既盟而复毁者，因而效之，是特守株之见耳。古有盟而复毁者，亦有始终不变者，自宜随时权变也。如执迷不悟，干戈相寻，尔国之祸，何时已乎！既为民父母，不以民之疾苦，奏于朝廷，速议和好，但偷安窃禄，惟恐上之罪己，则尔之所谓大臣者，亦何益于民耶！予未尝不愿太平，值此炎暑，岂乐兴兵？皆尔等不赞成和议之所致耳。” ⁽⁶²⁾ 皇太极将入塞攻掠的责任推卸给明朝。

同日，发布给明朝军民书。其书谕军民云：“予与尔明国构兵之故，非我所愿。止因辽东各官，欺侮难受，及上奏又壅蔽不达，故兴兵至此。冀尔主下询其由，岂知用兵多年，竟无一言相问。及予屡次致书，遣人议和，并不纳我使臣，亦不答书。前年临尔边地，秋毫无犯，结盟而归。予以诚心议和，毫无疑贰，誓诸天地，不意尔官吏阴怀诡诈，从前盟约，尽为尔君臣所毁。凡人盟誓，皆同此天，无论大小，称名各是国主，岂有可以轻弃之理耶？古云：‘下情上达，天下罔不治；下情上壅，天下罔不乱。’似此干戈不息，皆由汝官吏壅蔽下情，尔国君不愿议和所致。尔等父母妻子离散，无辜之民，死于锋镝，实非予之故，乃尔国君之过也。”是为第二书。皇太极将宣、大军民遭受残毁掳掠的不满，引向明朝皇帝和官吏。

第三书，十三日，给明代王的议和书。第四书，八月十五日，至大同，给明总兵曹文诏议和书。第五书，与上同日，给大同、宣府、阳和各官员书。第六书，十八日，派阵获明千总曹天良给明代王母杨氏议和书。此书报代王之母杨太妃曰：“朕曾遣使于各处议和，尔皇帝黜戮大臣，大臣畏惧，以致蒙蔽，不能上达。王母今遣使修好，诚属为国为民之意也！我此番进兵，原为情不得达，故入内地，蹂躏土地，扰累人民，以昭白我愿和不得和之故。下民怨恨，上天自鉴，此我进兵意也。已将此意作书，布告各处。今王母诚能主持和议，当速成之，勿延时日。缓一日，则民受一日之害；早一日，则民受一日之福。若和议果成，我兵不终日而出境矣。我若不思太平，专嗜杀戮，又何以服诸蒙古而统众兵也！予之议和，实出真诚。若稍有越志，独不畏上天乎！惟愿尔等，亦以至诚相待耳！” ⁽⁶³⁾

皇太极想通过明代王母杨氏，将其“议和书”奏报崇祯皇帝，实为空泛之想。城中将崇祯帝致后金的书信置于北楼口，文曰：“满洲原系我属国，今既叛犯我边境，当此炎天深入，必有大祸。今四下聚兵，令首尾不能相救。我国人有得罪逃去，及阵中被擒，欲来投归者，不拘汉人、满洲、蒙古，一体恩养。有汉人来归者，照黑云龙养之；有满洲、蒙古来归者，照桑噶尔寨养之。若不来归，非死于吾之刀枪，则死于吾之炮下。又不然，亦被彼诬而杀之矣！” ⁽⁶⁴⁾ 明朝策动后金内部的汉人、蒙古人、满洲人，来投归明朝。第七书，二十四日，给明崇祯皇帝书。第八书，与上同日，又给明王太监议和书。第九书，二十六日，给明总督张宗衡议和书。第十书，闰八月初三日，给明宣府王太监、吴太监议和书。十书议和，皆为不报。出边时间较久，皇太极下令，八旗军撤退。皇太极同明朝地方官员的议和活动，虽再一次无果而终，但仍产生一定影响。

其实，议和之事，极为微妙。降金汉人王文奎曾向皇太极直言：“汉人以宋时故辙为鉴，举国之人，俱讳言和。” ⁽⁶⁵⁾ 明朝官员，因为和事，罢官者有之，杀头者也有之。所以，明朝文武官员，对于皇太极的议和书，既不敢回书，更不敢奏报。

（三）崇德议和

皇太极与明议和，在崇德朝，有新变化。

先是，天聪九年即崇祯八年（1635年），皇太极有几件大事：第一，改族名为满洲。第二，降服蒙古察哈尔部。时察哈尔林丹汗已死，多尔衮率兵西进，林丹汗子额哲、遗孀苏泰太后降。这表明皇太极已统一漠南蒙古。第三，皇太极获得“传国玉玺”。翌年，皇太极改国号后金为大清，改元天聪为崇德。随之，崇德帝皇太极亲率大军，东征朝鲜，取得胜利。清朝与朝鲜在三田渡，订立“君臣之盟”。从此，在东翼，臣服朝鲜，摧毁明朝右翼防线；在西翼，臣服蒙古，摧毁明朝左翼防线；在北部，征服索伦等部，巩固了对黑龙江流域地区的管辖。由是，皇太极得以一心对付明朝崇祯皇帝。

鉴于清朝空前的有利形势，许多汉官纷纷倡言，力主攻山海，取北京。但是，皇太极不同意此种方略，他认为：“至谓朕宜速出师，以成大业。此亦不达时势之见。夫朕岂不愿成大业，而专以游畋为乐耶？但图大事，须相机顺时而动。今察哈尔蒙古，皆新来归附，降众未及抚绥，人心未及安辑，城郭未及修缮，而轻于出师，其何以克成大业？”又认为：“朕反复思维，将来我国既定之后，大兵一举，彼明主若弃燕京而走，其追之乎，抑不追而竟攻京城？或攻之不克，即围而守之乎？彼明主若欲请和，其许之乎，抑拒之乎？若我不许，而彼逼迫求和，更当何以处之？倘蒙天佑，克取燕京，其民人应作何安辑？我国贝勒等皆以贪得为心，应作何禁止？此朕之时为廑念者也。” ⁽⁶⁶⁾ 他令高鸿中、鲍承先、宁完我、范文程等讨论，将结果奏报。

崇德年间，清朝同明朝的力量对比，出现重大变化。先是，天聪年间，皇太极五次率军入口，袭扰内地。第一次，天聪三年即崇祯二年（1929年），天聪汗率军绕道蒙古，从大安口、龙井关入塞，攻打北京，翌年回军（前面已述）。兴师年为己巳年，又称己巳之役。第二次，天聪八年即崇祯七年（1634年），后金军入塞，蹂躏宣府、大同。是年为甲戌年，又称甲戌之役。第一、第二次入塞之役，皇太极亲自率军，大举兴兵，战和交替，巧妙结合。然而，皇太极于议和，没有收到实效。第三次，崇德元年即崇祯九年（1636年），清军耀兵于京畿。是年为丙子年，又称丙子之役。第四次，崇德三年即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军兵至山东，攻占济南，翌年还师。兴师年为戊寅年，又称戊寅之役。第三、第四次入塞之役，皇太极没有亲自率军，也没有战和交替；而是攻城略地，肆意抢掠。明朝究竟同朝鲜不一样，皇太极派阿敏等率军，第一次进攻朝鲜，同朝鲜议和，先在江华盟誓，继在平壤盟誓，定“兄弟之盟”。后皇太极亲率大军，第二次进攻朝鲜，同朝鲜国王李倧，在三田渡盟誓，定“君臣之盟”。皇太极已经先后五次或亲自统帅，或派贝勒统率大军进入长城，骚扰中原地区，但都没有同明朝崇祯皇帝直接通书，更没有同其盟誓。

崇德五年即崇祯十三年（1640年），皇太极改变对明作战方略，就是将战略进攻重点放在关外，集中兵力，围困锦州——打破关宁锦防线的先锋堡垒锦州。由此引发崇祯帝派总督洪承畴，统帅十三万兵马，以解救锦州之围。然而，事与愿违，遭到惨败。其时，明朝遭到农民军的沉重打击，极为被动，摇摇欲坠。崇祯皇帝面临内线农民军、外线八旗军两面作战的被动困境。崇祯帝为着从腹背受敌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想同清议和，以便集中力量，攻剿农民军。清军取得松山大捷之后，乘势对关宁锦防线北四城即宁远以北四城——松山、锦州、塔山和杏山，分别围困，进行攻打。是年冬季，“辽东大雪，丈余” ⁽⁶⁷⁾ ，清军官兵野炊星宿，“马匹因天寒冰冻，料草艰难” ⁽⁶⁸⁾ 。清军在严寒与风雪、冰冻与饥馁面前，为求速决，再行议和。皇太极通过蒙古人向明廷发出议和书，明兵部尚书陈新甲“信张若麒之言，许之” ⁽⁶⁹⁾ 。其时辽东宁前道副使石凤台，也得悉清军有议和意向，他将这一机密信息奏报朝廷。崇祯帝接到石凤台奏报后，以封疆大吏私自与敌方洽谈和议之罪，旨令将其下狱 ⁽⁷⁰⁾ 。不久，松山、锦州形势，被困时久，日益危迫。辅臣谢陞等议：“清果许款，款亦可恃。” ⁽⁷¹⁾ 阁臣们以为谢陞之言有理，商定由兵部尚书陈新甲，向崇祯帝侧面提及此事，以窥视圣意。

陈新甲，长寿（今重庆市长寿县）人。万历举人，为定州知州。天聪二年即崇祯元年（1628年），入为刑部员外郎。后进郎中，迁宁前兵备佥事。宁前，关外要地，新甲以才能著。天聪五年即崇祯四年（1631年），大凌新城被围，援师云集，征、缮悉倚赖焉。及城破，坐削籍。巡抚方一藻惜其才，请留之，未报。监视中官马云程亦以为言，乃报可。新甲言：“臣蒙使过之恩，由监视疏下，此心未白，清议随之，不敢受。”不许，寻进副使，仍莅宁远。天聪八年即崇祯七年（1634年），升为右佥都御史，代理宣府巡抚。崇德三年即崇祯十一年（1638年）六月，代理卢象昇为宣大总督。不久，升为兵部右侍郎。崇德五年即崇祯十三年（1640年）正月，代傅宗龙为兵部尚书。翌年，主持兵部。松锦兵败，时“言官劾新甲者，章至数十。新甲请罪章，亦十余上。帝辄慰留” ⁽⁷²⁾ 。陈新甲任兵部尚书后，面临南北交困局面，表示愿意派遣使臣，前往沈阳，同清议和。他将此事，私下同傅宗龙言及。宗龙，字仲纶，云南昆明人。万历进士，任知县，为主事，升御史。后金陷辽阳，募兵五千，请赴辽东，未能成行。崇祯帝继位后，由孙承宗推荐，为右佥都御史，顺天巡抚。不久，升为兵部右侍郎、蓟辽总督。后因洪承畴请用刘肇基事，触怒崇祯帝，下狱论死。崇德六年即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督师杨嗣昌死，“尚书陈新甲荐其才” ⁽⁷³⁾ ，被释放出狱。旋被任为兵部右侍郎、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宗龙出都赴任前，又将此事语及大学士谢陞。后谢陞再将此事奏于崇祯帝。

崇德七年即崇祯十五年（1642年）正月初一日，明庙堂决定，同清朝议和。新年正旦，崇祯帝御殿朝贺毕，召见内阁辅臣周延儒、贺逢圣、谢陞等，谕曰：“古来圣帝明王，皆崇师道。卿等乃朕之师，宗社奠安，允惟诸先生是赖。”参与召见的陈新甲趁机向崇祯帝提出“款建虏”即与清议和的奏言，因不便提及“款”字，便迂回地奏道：“（松山、锦州）两城久困，兵不足援，非用间不可。”陈新甲这里的“间”字，用意并非离间清军，而是“款建虏”的委婉表述。崇祯帝答道：“城围且半载，一言不达，何间之乘？可款则款，卿其便宜行事。”随后，询问辅臣，谢陞奏道：“彼果许款，款亦可恃。”周延儒等老于世故，虽暗里赞成，却一言不发。陈新甲得到崇祯帝“可款则款”、“便宜行事”的旨意，即推荐兵部赞画主事马绍愉为议和使臣。崇祯帝允准，并加马绍愉兵部职方郎中，赐二品官服，前往沈阳，秘密议和。此事，《崇祯实录》崇祯十五年正月初一日记载：

上朝毕，召周延儒、贺逢圣、谢陞入殿，曰：“古圣帝明王，皆崇师道。卿等乃朕之师，宗社奠安，允惟诸先生是赖。”命东向立，上降座，西向揖之。各愧谢。先是，辽东宁前道副使石凤台，以清意许和，驰书询守将。得报，凤台遽以闻。上（以）私遣辱国，下凤台刑部狱。至是，谢陞语同列曰：“我力竭矣！凤台言良是。”同列亦然之。乃属兵部尚书陈新甲微言于上谓：“两城久困，兵不足援，非用间不可。”上曰：“城围且半载，一言不达，何间之乘？可款则款，卿其便宜行事。”上以问阁臣。谢陞独曰：“彼果许款，款亦可恃。”新甲遂荐赞画主事马绍愉可遣，从之。加绍愉职方郎中，赐二品服。上深秘之，外廷不知也。 ⁽⁷⁴⁾

陈新甲得到圣旨后，积极进行议和准备。正月初七日，马绍愉偕参将李御兰、周维墉一行驰至宁远，派人往锦州，报闻于清帝。清以马绍愉没有皇帝敕书，请敕书以为信。马绍愉向朝廷奏报，等待崇祯帝敕书。其间，二月十八日，清军攻破松山城；三月初十日，清军占领锦州城。明朝同清朝议和，条件则更为不利。三月十六日，明命职方郎中马绍愉、兵部主事朱济之、副将周维墉等，携带崇祯帝议和敕书，奔赴沈阳，同清议和。马绍愉以崇祯皇帝给陈新甲的敕书，作为明廷议和证明，送达皇太极御案之上。其敕书曰：“朕闻沈阳有罢兵息民之意，向来沿边督、抚，未经奏闻。既承讲款，朕不难开诚怀远，如我祖宗朝旧约，恩义联络，永为和好。” ⁽⁷⁵⁾ 《清太宗实录》与《明清史料》记载相同，但与《崇祯实录》文字略异，曰：

谕兵部尚书陈新甲：据卿部奏，辽沈有休兵息民之意，中朝未轻信者，亦因以前督、抚各官，未曾从实奏明。今卿部屡次代陈，力保其出于真心，我国家开诚怀远，似亦不难听从。以仰体上天好生之仁，以复还我祖宗恩义联络之旧。今特谕卿，便宜行事。差官宣布，取有的确信音回奏。 ⁽⁷⁶⁾

皇太极阅毕，对诸王贝勒大臣道：“明之笔札，多有不实。若谓与我国之书，何云谕兵部尚书陈新甲？既谓与 ⁽⁷⁷⁾ 陈新甲，又何用皇帝之宝？况其所用之宝，大而且偏，岂有制宝不循定式之理？此非真宝明矣！” ⁽⁷⁸⁾ 因此，清“以为边吏伪作，并怒敕中语”，拒绝谈判。明使马绍愉等人，只好回京禀奏。在此期间，清军于四月初八日，攻占塔山城；二十一日，又攻占杏山城。明军宁锦防线，已被清军突破。四月底，陈新甲又一次奉旨，再遣马绍愉、朱济之等人前往沈阳议和。此次明清议和谈判，在清的内部有两种意见：一是主战——“皇上乘机运策，因时速成，关宁一破，燕京震动，必致南迁，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 ⁽⁷⁹⁾ 另一是主和——“南朝盗贼蜂起，饥馑载途，兵力竭而仓廪虚，征调不前，中原势如瓦解，关外所恃者只有九城，已破其四矣。辽之兵将，已失十之八九矣。依赖之武职，重托之文臣，皆为我擒矣。明国之君，审天时，度人事，自知气运衰败。文臣不能效谋，武职不能宣力，欲战无术，欲守无资。我兵再举，彼南迁必矣。大势一动，河北皆皇上有也。南地非练兵之地，南人非备敌之人，表里山河，全属皇上。汉人此时，心胆俱丧，如坐针毡，是以遣使乞怜，求和谆切。臣等料度如此，皇上明并日月，自有远谟，谅彼不能出范围也。”议和条件，建议三策。祖可法、张存仁等奏议：“首广其地，次广其财。广其地，以穷彼国之势；广其财，以竭彼国之力。广地以黄河为界，上策也；以山海为界，中策也；以宁远为界，下策也。广财令彼纳贡称臣，为上策；令蒙古各家索其旧额，为中策；止于关口互市，为下策。” ⁽⁸⁰⁾ 皇太极运用战争与和议两手，能和则和，不和则战。边和边战，以战促和。

五月初一日，明兵部职方司郎中马绍愉等十三人，到宁远城，欲赴沈阳，急疾报闻。清廷派员护送马绍愉一行于十四日到达盛京 ⁽⁸¹⁾ 。崇德帝皇太极派官出城二十里迎接，设宴。宴时，清命明使行一跪三叩礼。入城后，明议和使臣兵部职方司郎中马绍愉、主事朱济之、副将周维墉等，会见清礼部承政满达尔汉、参政尼堪、大学士范文程等，仍行一跪三叩礼。马绍愉递上《敕书》，书云：“敕谕兵部尚书陈新甲，昨据卿部奏称，前日所谕休兵息民事情，至今未有确报。因未遣官至沈，未得的音。今准该部便宜行事，差官前往，确探实情，具奏。特谕。” ⁽⁸²⁾ 崇祯帝的《敕书》，不是直接写给清太宗皇太极，而是以“谕兵部尚书陈新甲”形式书写。他既想与皇太极谈判，又不想平等对话，采取谕兵部尚书陈新甲的形式，间接地表示愿意接受清朝方面“休兵息民”的请求。这引起了皇太极的不悦。尤使皇太极感到疑惑的是，既然是皇帝给大臣的敕谕，为何违反常例在文书钤“皇帝之宝”印？而历朝给属国敕书都是龙边黄色笺，而此笺却是中横一龙；往时玺方，其篆“敕命之宝”，而今皇帝之宝，稍长，右角微挟一线，遂具书谓边吏伪作 ⁽⁸³⁾ 。皇太极命将此《敕书》，给新降清的明总督洪承畴查验。洪承畴认为“此宝札果真”，并道：“昔壬申年（崇祯五年），皇帝征察哈尔时，张家口沈巡抚六月二十八日盟誓之事，明国皇帝亦悉知之，但为文臣浮议所惑，故将沈某罢巡抚之任。后来复命会议和事，又为诸文臣所阻，遂寝其事。此次请和，决非虚语。” ⁽⁸⁴⁾ 于是，皇太极才信以为真。他也以敕谕英郡王阿济格等人的形式，间接地答复明朝。马绍愉立即奏报朝廷，崇祯帝再以谕兵部尚书陈新甲的形式，准许兵部便宜行事，差马绍愉等人前往沈阳议和。马绍愉此时正在塔山等待朝命，不料四月二十一日清军攻陷塔山。清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睿郡王多尔衮、多罗肃郡王豪格，派士兵护送马绍愉一行前往沈阳。皇太极下令暂停进攻宁远，退兵三十里，以示诚意，并待来使。双方会谈后，六月初三日，崇德帝皇太极赐明国议和使臣兵部职方司郎中马绍愉、主事朱济之，副将周维墉、鲁宗孔并天宁寺僧性容，游击王应宗、都司朱龙，守备乔国栋、张祚、赵荣祖、李国登、王有功、黄有才等貂皮、银两有差，从役九十九人，亦各赐貂皮，俱遣还。还命大臣送马绍愉等至十五里外，设宴饯之。皇太极以书回复崇祯帝，书曰：

大清国皇帝，致书于明国皇帝。向来所以构兵者，盖因尔明国，无故害我二祖。我皇考太祖皇帝，犹固守边疆，和好如旧。乃尔明国，反肆凭陵，干预境外之事。哈达国汗万，窃踞之地，我已征服。尔逼令复还，又遣人于叶赫金台石、布扬古处，设兵防守。以我国已聘之女，嫁于蒙古。乙卯年，尔明国夺我土地，扰我耕获，逐我居民，烧毁庐舍，仍驱令出境。所在勒石，是以我皇考太祖皇帝，收服附近诸国，乌喇国布占泰、辉发国拜音达礼、哈达国万之子孟格布禄，所有之地，渐次削平。于是昭告天地，亲征尔国。又平定叶赫国金台石、布扬古之地。其后每欲致书修好，而尔国不从，事渐滋蔓，遂至于今。此皆贵国先朝君臣事也，事属既往，于皇帝何与！然从前曲直，亦宜辨之。今予仍欲修好者，诚非有所迫而使然也。予缵承皇考太祖皇帝之业，嗣位以来，蒙天眷佑，自东北海滨，迄西北海滨，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蒙古大元，及朝鲜国，悉入版图。于是举朝诸王大臣，及外藩臣服诸王等，合辞劝进，乃昭告天地，受号称尊，国号大清，改元崇德。迩来我军，每入尔境，辄克城陷阵，乘胜长驱，若图进取，亦复何难！然予仍愿和好者，特为亿兆生灵计耳。盖嗜杀者殃，好生者祥，应感之理，昭然不爽。若两国各能审度祸福，矜全亿兆，而诚心和好，则自兹以后，宿怨尽释，彼此不必复言矣。至我两国尊卑之分，又何必较哉。古云：情通则明，情蔽则暗。若尔国使来，予令面见；予国使往，尔亦令面见，如此则情不壅蔽，而和事可久。若自视尊大，俾使臣不得面见，情词无由通达，则和事终败，徒贻家国之忧矣。夫岂拒绝使臣进见，遂足以示尊耶。

至两国有吉凶大事，则当遣使交相庆吊。每岁贵国馈兼金万两、白金百万。我国馈人参千斤、貂皮千张。若我国满洲、蒙古、汉人及朝鲜人等，有逃叛至贵国者，当遣还我国。贵国人有逃叛至我国者，亦遣还贵国。以宁远双树堡中间土岭为贵国界，以塔山为我国界，以连山为适中之地，两国俱于此互市。自宁远双树堡土岭界北，至宁远北台，直抵山海关长城一带，若我国人有越入，及贵国人有越出者，俱加稽察，按律处死。或两国人有乘船捕鱼，海中往来者，尔国自宁远双树堡中间土岭沿海，至黄城岛以西为界，我国于黄城岛以东为界。若两国有越境妄行者，亦俱察出处死。倘愿如书中所言，以成和好，则我两人，或亲誓天地，或各遣大臣代誓。尔速遣使赍和书及誓书以来，予亦遣使赍和书及誓书以往。若不愿和好，再勿遣使致书。其亿兆死亡之孽，于予无与矣。 ⁽⁸⁵⁾

清崇德帝皇太极，提出的议和条件：

一、两国有吉凶大事，则当遣使庆吊。

二、每岁明向清馈金万两、银百万两；清向明馈人参千斤、貂皮千张。

三、明、清双方叛逃至境内者，一律互相遣还对方。

四、明以宁远双树堡中间土岭为界，清以塔山为界。

五、明、清两方在连山地带行互市贸易。

六、沿海乘船往来，以黄城岛为界，以西为明，以东为清，有越境妄行者查出按律处死。

以上所提条件，皇太极认为，并非十分苛刻，只相当于前述《奏议》中的“下策”。

清廷以书授明朝来使，并命章京库尔禅、萨苏喀，笔帖式查布海、法尔户达等，率兵四十人，过锦州，出清军哨探地方，送明使至连山而还。

马绍愉将在盛京议和结果，报告给兵部尚书陈新甲，陈新甲又禀报崇祯帝。崇祯帝召见内阁首辅周延儒，征询对议和意见，周一言不发，“上问周延儒，至再，终不对” ⁽⁸⁶⁾ 。其实，周延儒是赞成和议的。当初谢陞与陈新甲提出此事时，他并无异议，只是没有当众表态，留下后退余地。正如给事中李清所说：“宁锦之溃，北边精锐几尽，而中州寇祸正张。上意亦欲以金币姑缓北兵，专力平寇。谢辅陞与陈司马新甲主之。周延儒亦欲安享其成，成则分功，败不及祸。” ⁽⁸⁷⁾ 而今事情已成，正可安享分功，为何沉默不语？因其时事情已泄，陈新甲成为众矢之的。

此次和谈，秘密进行。崇祯帝再三嘱咐，不得让外廷知晓。时在沈阳的朝鲜官员，也只是风闻其事。朝鲜贰师李景奭自沈阳回到汉城（今首尔），国王李倧召见并与之问答。问曰：“中朝请和之说，信然乎？”对曰：“以其形势言之，祖大受（寿）以关外大将，力屈而降，数万之兵，一朝被杀，土贼滋蔓，宦寺秉权。请和之说，虽未能的知，而中朝之运，亦已衰矣。” ⁽⁸⁸⁾ 由此可见，明廷议和，极为秘密。然而，马绍愉与陈新甲的书信，偶尔疏忽，泄漏朝野。先是，陈新甲得到马绍愉的信报后，阅毕放在几案上，其仆人信手交给塘报官传抄，机密遂流传于外。抄传马绍愉塘报，史载：“见敌，讲和好，敌索金三十万、银三百万，已许金一万、银一百万两。敌尚不肯，决要金十万、银二百万两，如不从，即发兵，尔家所失，岂止此数！” ⁽⁸⁹⁾ 兵科给事中方士亮上疏劾兵部尚书陈新甲：“各地塘报皆上闻，后发科抄传，今忽有此报。伪耶？兵部不宜为此眩惑人心。真耶？则陈新甲主和辱国。” ⁽⁹⁰⁾ 此论一出，朝野哗然。首辅周延儒，左右为难，沉默不语，“故延儒缄口不敢异同，又以脱后罪也” ⁽⁹¹⁾ 。七月二十九日，兵部尚书陈新甲下狱 ⁽⁹²⁾ 。由是，崇祯帝朱由检没有来得及斟酌崇德帝皇太极的议和条款，议和之事，便告夭折。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庸辅谢陞在和谈刚开始，就向言官透露消息：“上意主和，诸君幸勿多言。”言官一听，骇愕不已，交章弹劾谢陞妄言，崇祯帝只得把谢陞革职。兵部尚书陈新甲则泄漏机密。给事中方士亮率先弹劾陈新甲，崇祯帝将奏疏留中不发，严旨切责回奏。陈新甲回奏，“绝不引罪，反自诩其功” ⁽⁹³⁾ 。在申辩书上细陈和谈事件的始末，内多援引圣谕。聪明的陈新甲，反被聪明所误。崇祯帝恼羞成怒，于七月二十九日，下令将陈新甲下狱。陈新甲在狱中向皇上上书请求宽恕，皇上毫无通融余地。至此，陈新甲才意识到难免一死，嘱咐家人贿赂首辅周延儒，“周延儒入其贿，营解甚力” ⁽⁹⁴⁾ 。还贿赂倡议必杀陈新甲的给事中廖国遴、杨枝起、光时亨、倪仁祯。这四名言官收到贿赂后论调大变，奔走于刑部侍郎徐石麒处，倡言陈新甲必不可杀。

刑部右侍郎徐石麒疏历数陈新甲的罪状，以为非杀不可。他具狱词：“人臣无境外之交。未有身在朝廷，不告君父，而专擅便宜者。今圣意未俞，瞽师先遣，谩书朝入，名城夕隳。昔石星未尝私用惟敬，袁崇焕不敢私遣喇嘛，只以弥缝闪烁，立置重典。况辱国启侮，甚于二臣乎！当以失陷城寨律斩！” ⁽⁹⁵⁾ 以失陷城寨罪，斩首陈新甲，显然不妥。崇祯帝看了徐石麒的奏疏，以为定陈新甲“专擅议款”、“失陷城寨”罪不当，便批复道：“陈新甲失事重大，法无可宽，但引律尚属未确，可另行复拟即奏。”徐石麒细心思忖，再上一疏：“论新甲陷边城四，陷腹城七十二，陷亲藩七，从来未有之奇祸。当临敌缺乏，不依期进兵策应，因而失误军机者斩。” ⁽⁹⁶⁾ 奏上，新甲弃市。首辅周延儒向皇上求情：“国法，敌兵不薄城，不杀大司马。”崇祯帝责问道：“连陷七亲藩，比薄城孰重？” ⁽⁹⁷⁾ 廷臣以为陈新甲“专擅议款”当斩，崇祯帝则谕陈新甲任兵部尚书期间，使七名藩王遭到戮辱，比敌兵薄城罪更重，所以当斩，只字不提与清议和之事。然而，置陈新甲于死地之罪者正是议和。谈迁如是剖析道：“陈司马甚辩有口，颇谙疆事，羽书狎至，裁答如流，案无留牍，后人莫之及。其祸兆于主款。时天子亦心动，不欲外著，宜兴（周延儒）预其谋而又避之，听至尊自为计。事成则分其功，事败则委之司马（陈新甲）。……陈司马以媚宜兴亦败。大臣不深为社稷虑，惟私旨是徇，鲜有不覆者，况抢攘危急之秋哉！” ⁽⁹⁸⁾ 陈新甲被置于死地，是他遵旨议和。崇祯帝授权陈新甲，秘密与清议和，不失为一时权宜之计，于内于外，利大于弊。崇祯帝既不能战，又不敢和，就只剩下一条路——死亡。

在给陈新甲定罪过程中，其下狱前后，言官表演突出：陈新甲未下狱前，给事中廖国遴、杨枝起、光时亨、倪仁祯，倡议必杀之。及下狱后，四位言官奔走于刑部侍郎徐石麒，力言陈新甲必不可杀。“盖前之必杀以索贿，后之弗杀以赂入也” ⁽⁹⁹⁾ 。陈新甲议和之事，《明史·陈新甲传》记载：

初，新甲以南北交困，遣使与大清议和，私言于傅宗龙。宗龙出都日，以语大学士谢陞。陞后见疆事大坏，述宗龙之言于帝。帝召新甲诘责，新甲叩头谢罪。陞进曰：“倘肯议和，和亦可恃。”帝默然，寻谕新甲密图之，而外廷不知也。已，言官谒陞。陞言：“上意主和，诸君幸勿多言。”言官骇愕，交章劾陞，陞遂斥去。帝既以和议委新甲，手诏往返者数十，皆戒以勿洩。外廷渐知之，故屡疏争，然不得左验。一日，所遣职方郎马绍愉以密语报，新甲视之置几上。其家僮误以为塘报也，付之抄传。于是言路哗然，给事中方士亮首论之。帝愠甚，留疏不下。已，降严旨，切责新甲，令自陈。新甲不引罪，反自诩其功，帝益怒。至七月，给事中马嘉植复劾之，遂下狱。新甲从狱中上书乞宥，不许。新甲知不免，遍行金内外。给事中廖国遴、杨枝起等，营救于刑部侍郎徐石麒，拒不听。大学士周延儒、陈演亦于帝前力救，且曰：“国法，敌兵不薄城，不杀大司马。”帝曰：“他且勿论，戮辱我亲藩七，不甚于薄城耶？”遂弃新甲于市。 ⁽¹⁰⁰⁾

崇祯帝于陈新甲，“恶其泄机事，且彰主过”，故而杀之。此时崇祯帝不是自己承担全部责任，却是为着保全皇上尊严，文过饰非，推卸责任。陈新甲被处死，明、清议和中断。朱由检作为明朝君主，敢于做事情，而不敢承担责任，文过饰非，亡国君也。

十一月初一日，“诏诛兵部尚书陈新甲” ⁽¹⁰¹⁾ 。十一月十五日，“削兵部职方主事马绍愉职” ⁽¹⁰²⁾ 。至此，在明、清间由皇太极与朱由检主持进行的政府议和活动流产。明、清议和事败，产生严重后果。

第一，清军大举入塞。皇太极的议和，态度主动，用尽心思，方式灵活，遇挫不挠。他要通过议和，稳定局势，争取时间，积蓄力量，强化汗位。和议之达成或不成，对皇太极都有利：和议达成，可以获得经济、政治、舆论、外交等多方面的利益；和议不成，可以制造舆论，争取民心，表明他攻明为不得已之举，争取政治主动，取得社会舆论的同情与支持。所以，皇太极议和既表现心情迫切，也显得心诚意坚。皇太极自继位以后，始终坚持议和与战争两手，一面进行战争，一面与明议和。崇祯帝越是不加理睬，皇太极越是高唱议和。结果，议和中断。崇德七年即崇祯十五年（1642年）九月初五日，皇太极在明、清议和中断后，谕祖可法、张存仁等汉官曰：“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 ⁽¹⁰³⁾ 于是，皇太极发动第六次迂道入塞战争。清军再入山东，大肆掳掠，翌年而归。兴师年为壬午年，又称壬午之役。这次清军入关，其直接原因，是明、清议和破产。

第二，明朝更加危机。明朝君臣以天朝自居，狂妄自大，高谈阔论，放言误国。他们囿于宋金和议的教训，认为同皇太极议和，便是“陷于宋人自愚自误之弊”。论者或谓：万历帝“苟不惟金人是弃，而与以岁赏，则是辽东虏祸，何止于决裂而不可为”！天启、崇祯二帝，“款卜可，款插可，款诸夷亦可，直不欲与金人讲款耳” ⁽¹⁰⁴⁾ ！万历、天启、崇祯三帝，计不出此，拒绝和谈，崇祯帝甚至严谕“不许接囗片字” ⁽¹⁰⁵⁾ 。崇祯帝不知彼己，内外交困，先是拒绝议和，继是秘密议和。崇祯初，杀了袁崇焕；崇祯末，又杀了陈新甲。崇祯帝既不能指挥军队作战，又不能运筹帷幄议和，做事不敢担责，遇事文过饰非，断送大明皇朝，难辞亡国之咎。

崇祯帝临吊死之前曰：“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 ⁽¹⁰⁶⁾ 崇祯帝执意先杀袁崇焕，再杀陈新甲，说明崇祯帝朱由检是一位亡国之君！

皇太极曾说过：“我兵至燕京，谆谆致书，欲图和好。尔国君臣，惟以宋朝故事为鉴，亦无一言复我。然尔明主，非宋之裔，朕亦非金之后，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天时人心，各有不同，尔大国岂无智慧之士？当权时度势，乃执胶柱鼓瑟之见，可乎？” ⁽¹⁰⁷⁾ 明朝不是没有“智慧之士”，而是没有驾驭“智慧之士”的明君。

总之，明朝君臣，不因时制宜，却胶柱鼓瑟。崇祯皇帝面对着两只强大的拳头扑面打来，不会妥协一个，对付另外一个。就历史发展趋势，或就彼己力量对比，或就个人阅历才华，或就驾驭国家能力而言，明朝崇祯帝朱由检与清朝崇德帝皇太极，处境不同，谋略亦异。大清皇朝的兴起与大明皇朝的覆灭，从一个侧面看，崇德帝皇太极与崇祯帝朱由检，相互角量，彼此高下，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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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2卷，第19页，丙申年（1596年）二月戊戌朔，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2) 《满洲实录》，第2卷，第99页，丙申年（1596年）二月，辽宁通志馆影印本，1930年。

(3)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3卷，第15页，戊申年（1608年）三月，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4)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4卷，第11页，癸丑年（1613年）九月庚辰，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5)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4卷，第11页，甲寅年（1614年）四月，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6)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4卷，第14页，乙卯年（1615年）四月，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7)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5卷，第15～16页，天命三年四月甲辰，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8)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2卷，第28页，天命三年六月，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广文书局影印本，1970年。

(9)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5卷，第23页，天命三年六月己卯（二十二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10)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3卷，第1页，天命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广文书局影印本，1970年。

(11)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10卷，第6页，天命十一年正月戊午，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12)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卷，第16页，天聪元年五月癸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3)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1卷，第1页，天聪六年正月己亥朔，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4) 《天聪朝臣工奏议》，上卷，第30页，辽宁大学历史系铅印本，1980年。

(15) 《满文老档·太宗》，册Ⅳ，第87页，天聪元年六月二十三日，东洋文库本，1959年。

(16) 《明清史料》，甲编，第1本，第48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印，1930年。

(17) 《明熹宗实录》，第79卷，第19页，天启六年十二月庚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8) 《崇祯长编》，第11卷，第15页，崇祯元年七月乙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9) 《天聪朝臣工奏议》，上卷，第19页，辽宁大学历史系铅印本，1980年。

(20) 《明熹宗实录》，第76卷，第16页，天启六年九月戊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21)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卷，第13页，天命十一年十一月乙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22) 《明熹宗实录》，第79卷，第20页，天启六年十二月庚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23) 《明熹宗实录》，第79卷，第11～12页，天启六年十二月辛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24) 袁崇焕派傅有爵、李喇嘛等往沈阳议和，事在皇太极新登汗位之后，本应列在下文“天聪议和”之内，但因其时年号仍为天命，故将其纳入天命朝。

(25) 《明熹宗实录》，第79卷，第12页，天启六年十二月辛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26) 《明熹宗实录》，第84卷，第13页，天启七年五月庚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27) 《孟子·离娄上》：“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爵”字通“雀”字。

(28) 《明熹宗实录》，第79卷，第17页，天启六年十二月丙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29) 《天聪朝实录稿》，天聪元年三月初二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30)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卷，第1～3页，天聪元年正月丙子，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31) 《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第1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印，1936年。

(32)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卷，第1～6页，天聪元年四月甲辰，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33)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卷，第14页，天聪元年五月辛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34) 《明熹宗实录》，第87卷，第12页，天启七年八月壬寅，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35) 《明史·袁崇焕传》，第259卷，第6711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36) 《明熹宗实录》，第81卷，第18页，天启六年十二月壬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37) 《满文老档·太宗》，下册，第875页，天聪二年正月初二日，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38) 《崇祯实录》，第1卷，第5页，崇祯元年二月甲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39) 《满文老档·太宗》，册Ⅳ，第218页，天聪三年闰四月初二日，东洋文库本，1959年。

(40) ［日］信田信夫：《袁崇焕与皇太极的往来书信——特别崇祯二年（天聪三年）间书信》，载阎崇年、吕孟禧主编：《袁崇焕学术论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41) 《满文老档·太宗》，册Ⅳ，第219页，天聪三年闰四月二十五日，东洋文库本，1959年。

(42) 《满文老档·太宗》，册Ⅳ，第223页，天聪三年七月初三日，东洋文库本，1959年。

(43) 《毛总戎墓志铭》，《东江疏揭塘报节抄》，第218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44) 《满文老档·太宗》，册Ⅳ，第225页，天聪三年七月初十日，东洋文库本，1959年。

(45) 《满文老档·太宗》，册Ⅳ，第228页，天聪三年七月十六日，东洋文库本，1959年。

(46) 《满文老档·太宗》，册Ⅳ，第229页，天聪三年七月十八日，东洋文库本，1959年。

(47)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卷，第11页，天聪三年六月乙丑，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48) 程本直：《白冤疏》，《袁督师事迹》，道光伍氏刻本。

(49) 《满文老档·太宗》，下册，第998页，天聪四年二月初十日，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50)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卷，第35页，天聪三年十二月戊辰，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51) 《满文老档·太宗》，下册，第997页，天聪四年二月初九日，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52) 《明史·袁崇焕传》，第259卷，第6711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53) 谈迁：《国榷》，第90卷，第5488页，中华书局，1958年。

(54) 《明熹宗实录》，第79卷，第11页，天启六年十二月辛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55) 叶廷琯：《鸥陂渔活·温体仁家书》，第4卷，清刻本。

(56) 计六奇：《明季北略》，第5卷，第10叶，光绪十三年（1887年）刻本。

(57) 传闻所谓袁崇焕遭磔刑后，“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啖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云云，缺乏史证，不合情理，难以置信。

(58) 《明史·刘鸿训传》，第251卷，第6482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59)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卷，第11页，天聪三年六月乙丑，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60) 《清史稿·太宗本纪二》，第3卷，第39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

(61) 《满文老档·太宗》，下册，第1036页，天聪六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62)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9卷，第13～14页，天聪八年七月壬辰，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63)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9卷，第23～24页，天聪八年八月辛未，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64)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9卷，第24～25页，天聪八年八月丁丑，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65)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2卷，第12页，天聪六年八月丁卯，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66)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2卷，第15～16页，天聪九年二月戊子，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67) 《崇祯实录》，第14卷，第11页，崇祯十四年十一月辛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68) 《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第370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印，1936年。

(69) 谈迁：《国榷》，第97卷，第5910页，中华书局，1958年。

(70) 谈迁：《国榷》，第98卷，第5913页，中华书局，1958年。

(71) 文秉：《列皇小识》，第201页，上海书店印行，1982年。

(72) 《明史·陈新甲传》，第257卷，第6638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73) 《明史·傅宗龙传》，第262卷，第6779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74) 《崇祯实录》，第15卷，第1页，崇祯十五年正月辛未朔，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75) 《崇祯实录》，第15卷，第1页，崇祯十五年正月丁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76) 《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第81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印，1936年。

(77) 《明清史料》，丙编，第81页“与”作“谕”。

(78)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9卷，第19页，崇德七年三月乙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79)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60卷，第5页，崇德七年四月庚子朔，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80)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60卷，第28—29页，崇德七年五月丙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81)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60卷，第19页，崇德七年五月己巳朔，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82)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60卷，第27页，崇德七年五月壬午，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83) 谈迁：《国榷》，第98卷，第5914页，中华书局，1958年。

(84)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61卷，第18页，崇德七年六月癸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85)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61卷，第2～5页，崇德七年六月辛丑，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86) 《崇祯实录》，第15卷，第7页，崇祯十五年五月戊寅，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87) 李清：《三垣笔记》，第185页，中华书局，1982年。

(88)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第43卷，第12页，二十年五月乙酉，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印，1959年。

(89) 李清：《三垣笔记》，第191页，中华书局，1982年。

(90) 《流寇长编》，第15卷，崇祯十五年七月丁酉，清刻本。

(91) 谈迁：《国榷》，第98卷，第5928页，中华书局，1958年。

(92) 《崇祯实录》，第15卷，第10页，崇祯十五年七月丁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93) 李逊之：《三朝野记》，第7卷，第171页，上海书店印行，1982年。

(94) 《崇祯实录》，第15卷，第13页，崇祯十五年九月戊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95) 张岱：《石匮书·后集》，第32卷，第185页，中华书局，1960年。

(96) 《明史·徐石麒传》，第275卷，第7040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97) 李清：《三垣笔记》，第191页，中华书局，1982年。

(98) 谈迁：《国榷》，第98卷，第5942页，中华书局，1958年。

(99) 李清：《三垣笔记》，第192页，中华书局，1982年。

(100) 《明史·陈新甲传》，第257卷，第6638～6639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101) 李逊之：《三朝野记》，第171页，上海书店印行，1982年。

(102) 《崇祯实录》，第15卷，第16页，崇祯十五年十一月丁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03)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62卷，第15页，崇德七年九月壬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04) 李光涛：《明清档案论文集》，第412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

(105) 《明清史料》，甲编，第8本，第736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印，1931年。

(106) 《崇祯实录》，第17卷，第18页，崇祯十七年三月丙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07)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9卷，第21页，天聪五年八月乙卯，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