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开国——改国号为大清



皇太极将国号“金”改为“大清”，既是清朝历史的大事件，也是中华历史的大事件。改“金”为“大清”，是自努尔哈赤建元“天命”二十年以来，后金军事——政治——民族形势发展之必然结果。伴随后金军政事业的演进，皇太极在内政方面作出一系列改革，其中心是改国号“金”为“大清”。围绕“金”改为“大清”这个中心，其前与其后，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军政的变化。

（一）天聪政策的重大调整

从天命元年即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到天聪十年即崇祯九年（1636年），共计二十年。在这二十年间，后金作出重大的改革，发生巨大的变化。后金改号为大清，则是其社会改革与社会变化的集中反映。后金在二十年间，其重大的社会改革与社会变化，主要表现是：

于社会重大改革方面：

第一，调整满汉关系。恰当处理满汉关系，是皇太极继承父汗事业、巩固后金政权、进图更大发展的一个关键。满洲是少数民族，当时总人口大约数十万人；面对的汉人：辽东以百万计，全国则以万万计。努尔哈赤自起兵以来，虽在军事上节节胜利，但在形势上处处受制。特别是进入辽河平原以后，实行一些错误政策——大量迁民，按丁编庄，清查粮食，强占田地，满汉合居，杀戮诸生等，受到辽东汉民的反抗，自感处于汉人包围之中。特别是努尔哈赤晚年，对待汉人，政策有误，后金经济形势很糟，人民缺衣少粮，汉人处境更难。“先是，汉人每十三壮丁，编为一庄，按满官品级，分给为奴。于是同处一屯，汉人每被侵扰，多致逃亡”。皇太极强调满洲、蒙古、汉人之间的关系，“譬诸五味，调剂贵得其宜。若满洲庇护满洲，蒙古庇护蒙古，汉官庇护汉人，是犹苦、酸、辛之不得其和。”因此，恰当调剂满汉关系，是天聪汗最费思忖之事。

皇太极继位之后，对其父汗失误之策，适时作出调整，安抚汉人，分屯别居，缓和社会矛盾，平息社会动乱。皇太极在九月初一日登极，初五日即颁布《汗谕》：“治国之要，莫先安民。我国中汉官、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令奸细往来者，事属已往，虽举首，概置不论。” ⁽¹⁾ 对“私欲潜逃”和“令奸细往来”者，既往不咎。此项政策，产生结果：“汉官、汉民皆大悦。逃者皆止，奸细绝迹。”初七日，皇太极又宣布《汗谕》：（1）“工筑之兴，有妨农务”，今后停止筑城等过重劳役，使农民可以“专勤南亩，以重本务”。（2）“村庄田土，八旗移居已定”，今后不得随意移占，以使百姓各安其业。（3）“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凡审判罪犯，差徭公务等，不得差别对待。（4）不准诸贝勒大臣及其下人，对庄民擅取牛、羊、鸡、猪、鱼等物，严禁进行勒索扰害。初八日，皇太极再发布汉人分别屯居的《汗谕》。先是，“汉人每十三壮丁编为一庄，按满官品级分给为奴”。至是规定：“乃按品级，每备御止给壮丁八、牛二，以备使令。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择汉官之清正者辖之。” ⁽²⁾ 这项规定，使大量满洲庄屯下的农奴，分拨出来，编为民户，成为农民。总之，汉人壮丁，分屯别居——缓解过去汉人受满洲奴役的悲苦。汉族降人，编为民户——改变过去掳获汉民，悉作满洲奴仆的悲剧。实行部分汉人“分屯别居”，协调了满、汉关系，有利于社会安定，有利于农业生产。同日，皇太极严谕：“禁止诸贝勒大臣属下人等，私至汉官家，需索马匹、鹰犬，或勒买器用等物，及恣意行游，违者罪之。”皇太极的上述措施，产生积极影响：“由是汉人安堵，咸颂乐土云。”所谓“乐土”，显然有所夸张，较前却有改善。

天聪四年即崇祯三年（1630年）十月，皇太极下令编审壮丁，要“牛录额真各察其牛录壮丁，其已成丁无疑者，即于各屯完结”。此次编审时，“有隐匿壮丁者，将壮丁入官。本主及牛录额真、拨什库等，俱坐以应得之罪。若牛录额真、拨什库，知情隐匿者，每丁罚银五两，仍坐以应得之罪”。同时又令，“凡贝勒家，每牛录止许四人供役，有溢额者，察出，启知贝勒退还。如贝勒不从，即赴告法司。若不行赴告，或本人告发，或旁人举首，将所隐壮丁入官” ⁽³⁾ 。对违规隐匿、溢额的壮丁（主要是汉人），从总兵官到拨什库，进行或自誓、勘验，或告发、举首，分别不同情节，处以应得之罪。此外，对以往骚扰辽民的虐行，再三告诫，不得重演。天聪七年即崇祯六年（1633年）六月，孔有德、耿仲明投顺金国，皇太极为此严谕：“向者，我国将士于辽民多所扰害，至今诉苦不息。今新附之众，一切勿得侵扰。此辈乃攻克明地，涉险来归，求庇于我。若仍前骚扰，实为乱首，违者并妻子处死，必不姑恕。” ⁽⁴⁾ 经过皇太极的三令五申，满洲贝勒、官员、军兵等，对辽民的骚扰有所收敛。

第二，优礼汉官汉儒。满洲占有辽东地区后，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没有汉官和汉儒的合作与支持是不可能的。先是，天命十年即天启五年（1625年）十月，努尔哈赤对明朝生员通明者，“令查出明绅衿，尽行处死”。此次事件中屠杀后的“隐匿得免者”，约有三百人，尽沦在八旗包衣下为奴。皇太极命对这些为奴的生员进行考试。天聪三年即崇祯二年（1629年）八月，皇太极谕曰：“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戡祸乱，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兴文治，于生员中，考取其文艺明通者，优奖之，以昭作人之典。诸贝勒府以下，及满、汉、蒙古家，所有生员，俱令考试。于九月初一日，命诸臣公同考校，各家主毋得阻挠。有中者，仍以别丁偿之。” ⁽⁵⁾ 是为金国科举考试之始。这次考试，得中者共二百人。他们从原来“皇上包衣下、八贝勒等包衣下，及满洲、蒙古家为奴者”，尽被“拔出”，按考取的等级，获得缎布奖赏，优免二丁差徭 ⁽⁶⁾ 。天聪八年即崇祯七年（1634年）三月，又举行汉人生员考试，取中一等十六人，二等三十一人，三等一百八十一人，共二百二十八人 ⁽⁷⁾ 。一个月后，又命礼部从中考取通晓满洲、蒙古、汉书文义者为举人，共有满洲人习汉书者查布海、汉人习满书者宜成格等十六人。他们受到赏赐，并优免四个丁差徭。

汉人归附官员，先前“俱分隶满洲大臣，所有马匹，尔等不得乘，而满洲官乘之；所有牲畜，尔等不得用，满洲官强与价而买之；凡官员病故，其妻子皆给贝勒家为奴；既为满官所属，虽有腴田，不获耕种，终岁勤劬，米谷仍不足食，每至鬻仆典衣以自给”。由是许多汉官，虽然“身在曹营”，却“潜通明朝”。皇太极谕告：将汉官“拔出满洲大臣之家，另编为一旗。从此尔等，得乘所有之马，得用所畜之牲，妻子得免为奴，择腴地而耕之，米谷得以自给。当不似从前之典衣、鬻仆矣” ⁽⁸⁾ 。他对归降的汉官，加以“恩养”，盛宴款待，给以田舍，分配马匹，封官赏赐。皇太极重用汉官，范文程是一史例。范文程在太祖时，未受重用。“太宗即位，召直左右”。尔后，军国之大计，文程皆与谋。《清史稿·范文程传》“论曰”：“文程定大计，左右赞襄，佐命勋最高。” ⁽⁹⁾ 崇德元年即崇祯九年（1636年），范文程任内秘书院大学士，是为汉人任相之始。他对“三顺王”——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的政策也是成功的。

重用汉官汉儒，听取汉官奏谏。天聪六年即崇祯五年（1632年）八月，皇太极召王文奎、孙应时、江云，至内廷，赐宴筵。皇太极征求他们对“此番出兵，与明国议和，尔三人之意云何？可各抒所见，具疏奏闻”。于是，王文奎疏曰：“汉人以宋时故辙为鉴，举国之人，俱讳言和。虽我皇上好生为念，不忍明国生民之涂炭，欲安息以待时，而汉人反以我为可愚，区区边塞小臣之盟誓，宁足据哉！”直言对明议和，不可期望过高。立足之点，仍在决胜。孙应时疏曰：“臣思明国之主，恃其土广人众，生物繁盛，制度严谨，必不轻于议和。其下大臣，亦阿谀将顺，和之一字，不敢轻言。昔皇上大军临边，其防边诸臣，修备未完，恐我兵猝入，故以和议迁延，以诱我耳。即实心议和，其馈遗之礼，于我所定额数，减一分，我则不可，增一分，彼又不从，和岂易言哉！和既不成，结仇愈深。两国势难并立，我国当秣马厉兵，有进无退也。”江云疏曰：“今皇上姑遣使往明，以和议试之。明若不识天时，怠忽和事，则我兵入境攻取，亦为有名。天下闻之，孰有议我之非者。今皇上欲与明和，而不能即决者，未免怀疑也。夫我兵战则必胜，攻则必克，可以纵横于天下。明欲和，则与之和；否则，是天以天下与皇上也。宜速布信义，任用贤人，整师而入，天下指日可得，又何必专言和事耶！” ⁽¹⁰⁾ 提出后金用议和与征战两手，立于不败之地。但立足之点，在于布信义，用贤人，整师攻战，夺取胜利。皇太极在开科取士时，也是采纳了汉儒的谏议，所以才有行科考、用汉儒、传仁声的效果：“奴仆中式者，即行换出，仁声远播。” ⁽¹¹⁾

第三，不杀投降军民。先是，努尔哈赤进占辽东，屠杀汉民，引起反抗。皇太极继承汗位后，后金贝勒，旧习未改，攻占城镇，杀戮汉民。皇太极总结先父过去政策上错误的教训，争取明将明兵，不杀降官降民，取得效果，获得成功。以大凌河城之战为例。天聪五年即崇祯四年（1631年）十月间，皇太极率兵围困明军死守的大凌河城。大凌河城守将祖大寿派义子祖可法，与后金大贝勒代善之长子岳讬议商和谈。祖大寿及其将领之所以坚守拒降，其重要原因是怕杀降。下面引述《清太宗实录》中，岳讬与祖可法的对话：

岳问：“汝等死守空城，何意？”

祖答：“天与尔辽东、永平兵民，若不加屠戮，则天下之民，闻风归顺。因屠戮降民，是以人皆畏缩耳！”

岳曰：“前杀辽东兵民，此亦当时事势使然，然我等不胜追悔 ⁽¹²⁾ 。后杀永平兵民者，乃二贝勒阿敏之事。上以其违命妄杀，已将阿敏论罪幽禁，夺其属员矣！我皇上自即位以后，敦行理义，治化一新，抚养黎民，爱惜士卒，仁心仁政，尔等岂不闻之！”

祖答：“然我国之人，见尔等先年杀戮，肝胆俱丧。今虽言养人，而人犹不信者。” ⁽¹³⁾

皇太极实行不杀投降汉官汉民的政策，用各种手段，招降祖大寿。果然，明朝在辽东地区继袁崇焕之后，“祖家军”中的祖大寿及其全部将领（何可纲除外），都归顺了后金—清。明朝辽西战将，丧失殆尽。皇太极继而争取了毛文龙死后离散的部下，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部明军。后来这些官将，成为八旗汉军的将领、大清皇朝的重臣。他们是：总兵官祖大寿，副将刘天禄、张存仁、祖泽润、祖泽洪、祖可法、曹恭诚、韩大勋、孙定辽、裴国珍、陈邦选、李云、邓长春、刘毓英、窦承武，参将、游击姜新、吴良辅、高光辉、刘士英、盛忠、祖泽远、胡弘先、祖克勇、祖邦武、施大勇、夏得胜、李一忠、刘良臣、张可范、萧永祚、韩栋、段学孔、张廉、吴奉成、方一元、涂应乾、陈变武、方献可、刘武元、杨名世等。其中，七人后为部院承政：张存仁为都察院承政、祖泽洪为吏部承政、韩大勋为户部承政、姜新为礼部承政、祖泽润为兵部承政、李云为刑部承政、裴国珍为工部承政 ⁽¹⁴⁾ 。在崇德七年即崇祯十五年（1642年）六月，汉军又由四旗扩编为八旗时，八位固山额真和十六位梅勒章京中，固山额真有祖泽润、刘之源、吴守进、金砺、佟图赖、石廷柱、巴颜、墨尔根侍卫李国翰八人，梅勒章京有祖可法、张大猷、马光辉、祖泽洪、王国光、郭朝忠、孟乔芳、郎绍贞、裴国珍、屯泰、何济吉尔、金维城、祖泽远、刘仲金、张存仁、曹光弼十六人 ⁽¹⁵⁾ 。其中祖泽润、祖可法、祖泽洪、祖泽远四人是祖大寿的子侄，张存仁、裴国珍等是祖大寿的副将，他们是原“祖家军”中的主要人物。皇太极就是以这批人为骨干，以原辽东汉官、汉将、汉兵、汉民为基础，组织八旗汉军。这样就使后金的军队，形成了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三个方面军。八旗军由满洲、蒙古、汉军三部分组成，既具有满洲、蒙古野战骑射之优长，也兼有汉军大炮火器之优长。

第四，更定离主条例。先是，努尔哈赤在得到明朝辽东时，辽东城乡汉人，“抗拒者被戮，俘取者为奴”。大量汉人，沦为奴仆。汉人奴仆，不断反抗。皇太极了解其弊，于天聪五年即崇祯四年（1631年）七月初八日，颁布《离主条例》，规定：一、除八分（即八固山贝勒）外，有被人讦告，私行采猎者，其所得之物入官，讦告者准其离主。二、除八分外，出征所获，被人讦告，私行隐匿者，以应分之物，分给众人，讦告者，准其离主。三、擅杀人命者，原告准其离主，被害人近支兄弟并准离主。四、诸贝勒有奸属下妇女者，原告准其离主，本夫近支兄弟并准离主。五、诸贝勒有将属下从征效力战士，隐匿不报，乃以并未效力之私人冒功滥荐者，许效力之人讦告，准其离主。六、本旗人欲讦其该管之主，而贝勒以威钳制，不许申诉，有告发者，准其离主 ⁽¹⁶⁾ 。以上六种，可以告发，审查属实，准其离主，听所欲往。此法实行之后，出现许多问题。奴主以“诬告”为名，反坐告发者以“诬告罪”。翌年三月，皇太极又对《离主条例》作出补充规定：“凡讦告之人，务皆从实。如告两事以上，重者审实，轻者审虚，免坐诬告罪，仍准原告离主。如告数款，轻重相等，审实一款，亦免坐诬告之罪。如所告多实及虚实相等，原告准离其主。所告多虚，原告不准离主。” ⁽¹⁷⁾ 虽有上述补充规定，但奴主靠手中的权势及其关系，奴仆告发属实，而断为“所告多虚”者，不得离主，事例很多。为此，崇德三年即崇祯十一年（1638年）正月，皇太极再次下令，奴仆勿需告发，准其离主为民。皇太极谕：“朕因念此良民，在平常人家，为奴仆者甚多，殊为可悯。故命诸王等以下，及民人之家，有以良民为奴者，俱着察出，编为民户。” ⁽¹⁸⁾ 这些措施，奴仆离主，编为民户，使许多奴仆改变身份，成了普通居民。制定条例，限制特权——重新修订的《离主条例》，对满洲贵族的特权作了某些限制；对于逃人，放宽惩治，因此，“民皆大悦，逃者皆止”。但是，八旗官兵因死战擒获者，或因阵亡而获赏给者，均不在奴仆离主之例。皇太极对祖可法、张存仁建言上述两种人离主时，责问道：“尔等所奏，止知爱惜汉人，不知爱惜满洲有功之人。”祖可法、张存仁等立即奏言：“臣等见不及此，叩首谢罪。” ⁽¹⁹⁾

第五，重视发展经济。于农业，皇太极认为“五谷乃万民之命所关”，农业是“立国之本”，发布《汗谕》，保护耕牛，及时耕种，勿扰降民耕田禾苗。他即位不久便下令停止大规模建筑工程，指出：“工筑之兴，有妨农务”，以后“有颓坏者，止令修补，不复兴筑，用恤民力，专勤南亩，以重本务” ⁽²⁰⁾ 。他即位之年，明令禁止屠杀大牲畜，规定：“嗣后自宫中暨诸贝勒，以至小民，凡祭祀、筵宴及殡葬、市卖，所用牛、马、骡、驴，永行停止。” ⁽²¹⁾ 他严禁滥派民夫，妨碍农作，规定：“嗣后有滥役民夫，致妨农务者，该管牛录章京、小拨什库等，俱治罪。” ⁽²²⁾ 他还规定保护田禾，“遇有践踏田禾之人，应鞭责者鞭责，应罚赎者罚赎” ⁽²³⁾ 。他鼓励农业生产，惩罚忽视农业生产的牛录额真。于贸易，在盛京、大同、杀虎口等地，进行贸易。并同蒙古、朝鲜、索伦等进行贸易。于手工业制造，较前有大的发展，已能制造红衣大炮。天聪五年即崇祯四年（1631年）正月，在沈阳制造出第一批红衣大炮，共四十门，定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满洲“造炮自此始”。这批红衣大炮，是仿照明朝从澳门购买的英国制造的新式火炮，明人称为“红夷大炮”或“西洋大炮”。此炮，炮管长、口径粗、装药多、射程远，安置城上、铳规瞄准、技术先进、威力巨大，是当时中国、也是世界最为先进的火炮。天聪朝能在盛京仿造成功、批量制造，说明后金手工业技术水平之高超。

第六，南面独坐柄政。皇太极为了加强以汗为首的中央集权，削弱八旗贝勒的权势，逐步取消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他首先打击三大贝勒的势力。早在天命十一年即天启六年（1626年）九月，皇太极即汗位后，沿袭旧制，仍在每旗设总旗务大臣一名（即固山额真），但是扩大了他们的权限，规定“凡议国政处，与诸贝勒偕坐共议之。出猎行师，各领本旗兵行。凡事皆听稽察”。同时又在每旗设佐管旗务大臣二员、调遣大臣二员：前者“佐理国政，审断狱讼，不令出兵驻防”；后者“出兵驻防，以时调遣，所属词讼，仍令审理” ⁽²⁴⁾ 。以上措施，削弱了诸贝勒掌管旗务的权力。天聪三年即崇祯二年（1629）正月，皇太极取消贝勒值月之制，实行“以诸贝勒代理值月之事” ⁽²⁵⁾ 。每当朝会和盛典时，皇太极与三大贝勒俱面南并列而坐。天聪四年即崇祯三年（1630年）六月，皇太极利用二大贝勒阿敏“弃滦州、永平、迁安、遵化四城”罪，议定阿敏罪状十六条，将阿敏“革去爵号，抄没家私，送高墙禁锢，永不叙用” ⁽²⁶⁾ 。后阿敏“病卒于狱” ⁽²⁷⁾ 。天聪五年即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在大凌河战役中，皇太极和三大贝勒莽古尔泰发生口角。皇太极以此将莽古尔泰治罪，革去其大贝勒名号，降为一般贝勒，夺其五牛录的属员，罚银万两及马匹若干。翌年，莽古尔泰“以暴疾卒” ⁽²⁸⁾ 。

是年十二月，当礼部参政李伯龙疏奏“酌定仪制”时，有的贝勒提出莽古尔泰“因其悖逆，定议治罪”而“不当与上并坐” ⁽²⁹⁾ 。皇太极为顾及影响，试探舆情，命代善会同巴克什达海等会议具奏。会议时“诸贝勒执不可并坐者半”，一半赞成，一半不赞成。代善先曰：“上谕诚是，彼之过，不足介怀，即仍令并坐亦可。”代善自觉这不符合皇太极的御意，尔后又曰：“我等既戴皇上为君，又与上并坐，恐滋国人之议，谓我等奉上居大位，又与上并列而坐，甚非礼也。”于是代善提出：“自今以后，上南面中坐，以昭至尊之体。我与莽古尔泰侍坐上侧，外国蒙古诸贝勒坐于我等之下。如此方为允协。” ⁽³⁰⁾ 他主动请求退出并坐，得到皇太极允准。天聪六年即崇祯四年（1632年）正月，皇太极废除“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受”，改为自己“南面独坐” ⁽³¹⁾ ，这标志着汗权的确立。后皇太极对代善列了四条罪状，拟革去大贝勒名号，削和硕贝勒，夺十牛录所属人口，罚雕鞍马十匹、甲胄十副、银万两。但是皇太极心中有数，这不过是借题发挥，提高汗权而已，所以只罚银马、甲胄。从此，威胁汗权的三大贝勒势力已除，皇太极实力大增，南面一尊独坐，汗权更为巩固。

第七，颁定等级名号。先是，天聪六年即崇祯五年（1632年）八月，汉官王文奎上书皇太极，奏议衣冠服制，建立等级。他说：“自古有国家者，必严上下尊卑之别，非但以美观听，实驭世大机权也。窃见我国官民，毫无分别：贪而富者，即氓隶而冠裳之饰，上等王侯；清而贫者，即高官而服饰之混，下同仆从。”他“伏乞皇上，毅然独断，辨制衣冠，使天下后世，知圣哲所为，超出寻常；使愚民亦知富有百万，而终不得与职官并。此则主权尊，民志定，贤愚佥奋，国势愈隆” ⁽³²⁾ 。九月，礼部汉官王舜慕也奏：“自古冠服之区别，贵贱尊卑系之，乃古帝王治世之权也。帝王之冠服，不同公侯；公侯之冠服，不同散官。若是庶民，即家赀百万，不过庶民之冠服已耳！惟有功于国者，衣冠不等平人，所以礼不容毫发僭越。故创业帝王，首必辨官服，严等威，使举国之人，重贵不重富，耻贱不耻贫。英雄豪杰，必行尊重；利徒鄙夫，自然轻贱。此帝王所以取天下如拾芥也。今我国冠服混淆，贵贱、贫富难分，甚有乐户之穿戴，更强于良贵。所以人重富不重贵，而汗大体失矣。” ⁽³³⁾ 以上二王所陈奏言：建立等级制度，以维护君臣、官民、贵贱的等级身份。这种封建等级制度，包括封爵、官阶、礼仪、冠服等方面。皇太极要“参汉酌金”建立其大清皇朝，也就要建立一套等级制度。

至是，皇太极改元称帝，即着手重定礼仪。崇德元年即崇祯九年（1636年）六月，皇太极谕：“我国之人，向者未谙典礼。故言语书词，上下贵贱之分，或未详晰。朕阅古制，凡上下问对，各有分别。自今俱宜仿古制行之。” ⁽³⁴⁾ 这表明崇德帝要辨仪威、分尊卑的等级制度。制定爵位：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固伦公主——和硕公主——和硕格格——多罗格格——固山格格等级名号，而且“皆有定制，昭然不紊” ⁽³⁵⁾ 。《清史稿·皇子世表》概括为：“崇德元年，定九等爵。顺治六年，复定为亲、郡王至奉恩将军凡十二等，有功封，有恩封，有考封。惟睿、礼、郑、豫、肃、庄、克勤、顺承八王，以佐命殊勋，世袭罔替。其他亲、郡王，则世降一等。”雍正及其以后，又有怡亲王允祥、恭亲王奕、醇亲王奕、庆亲王奕劻四王，皆世袭罔替。以上八王，所谓“铁帽子王”，即睿亲王多尔衮、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庄亲王（原承泽裕亲王）硕塞（皇太极第五子）、克勤郡王岳讬（代善长子）、顺承郡王勒克德浑（代善第三子萨哈廉之第二子）。清还规定：清景祖觉昌安（努尔哈赤之祖父）以上之子孙称为“觉罗”，清显祖塔克世（努尔哈赤之父亲）以下子孙为“宗室”。“盖自景祖以上子孙，为之‘觉罗’；与显祖以下子孙，为之‘宗室’”。宗室系黄带子，觉罗系红带子。《清太宗实录》天聪九年正月二十六日，载皇太极上谕：“宗室者，天潢之戚，不加表异，无以昭国体。甚或两相诋毁，詈及祖父。已令系红带，以表异之。又或称谓之间，尊卑颠倒，今复分别名号：遇太祖庶子，俱称阿格；六祖子孙，俱称觉罗。凡称谓者，就其原名，称为某阿格，某觉罗。六祖子孙，俱令系红带，他人毋得紊越。”

皇太极参酌明朝典章，规定清朝礼制，但保留满洲的语言、骑射、服装、天足、萨满教等民族传统不变。他说：“先时儒臣巴克什达海、库尔缠，屡劝朕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朕不从。”为此，皇太极在皇宫御翔凤楼，召集诸王、贝勒、固山额真、都察院官员，命内弘文院大臣，读《金史·世宗本纪》。皇太极谕曰：“尔等审听之。世宗者，蒙古、汉人诸国，声名显著之贤君也。故当时后世，咸称为小尧舜。朕披览此书，悉其梗概，殊觉心往神驰，耳目倍加明快，不胜欢赏。朕思金太祖、太宗，法度详明，可垂久远。至熙宗合喇，及完颜亮之世，尽废之，耽于酒色，盘乐无度，效汉人之陋习。世宗即位，奋图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孙，仍效汉俗，预为禁约。屡以无忘祖宗为训，衣服语言，悉遵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虽垂训如此，后世之君，渐至懈废，忘其骑射。至于哀宗，社稷倾危，国遂灭亡。乃知凡为君者，耽于酒色，未有不亡者也。先时儒臣巴克什达海、库尔缠，屡劝朕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朕不从，辄以为朕不纳谏。朕试设为比喻，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矢，右挟弓，忽遇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挺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与尚左手之人，何以异耶！朕发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朕身岂有变更之理？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 ⁽³⁶⁾ 五个月后，皇太极又谕诸王贝勒曰：“昔金熙宗及金主亮，废其祖宗时衣冠仪度，循汉人之俗，遂服汉人衣冠，尽忘本国言语。迨至世宗，始复旧制衣冠。凡言语及骑射之事，时谕子孙，勤加学习，如元王马大郭，遇汉人讼事，则以汉语讯之，有女直人讼事，则以女直语讯之。世宗闻之，以其未忘女直之言，甚为嘉许。此本国衣冠、言语，不可轻变也。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不时亲弓矢，惟耽宴乐，则田猎行阵之事，必致疏旷，武备何由而得习乎！盖射猎者，演武之法；服制者，立国之经。朕欲尔等，时时不忘骑射，勤练士卒，凡出师田猎，许服便服，其余俱令遵照国初之制，仍服朝衣。且谆谆训谕者，非为目前起见也。及朕之身，岂有习于汉俗之理？正欲尔等识之于心，转相告诫，使后世子孙遵守，毋变弃祖宗之制耳！朕意如此，尔等宜各陈所见。”和硕睿亲王多尔衮等皆跪奏曰：“皇上谆谆诫谕，臣等更复何言？惟铭刻在心，竭力奉行而已。” ⁽³⁷⁾ 一年之后，皇太极再次重申名号等级，不得违制，谕礼部曰：“国家创立制度，所以辨等威，昭法守也。乃往往有不遵定制，变乱法度者。若不立法严禁，无以示儆。自后若王、贝勒、贝子等犯者，议罚；官员犯者，幽系三日，议罚；庶民犯者，枷号八日，责治而释之。凡出入起坐，有违误者，坐以应得之罪。一切名号等级，乃已更定称谓，有错误者，严行戒饬之。若有效他国衣帽，及令妇人束发、裹足者，是身在本朝，而心在他国也。自今以后，犯者俱加重罪。如奴仆举首者，出户；旁人告首者，与赏；仍治本管官罪，著为定例。” ⁽³⁸⁾ 上文中的“他国衣帽”与“妇人裹足”，指的是汉人的衣服冠帽和妇女缠足两种习俗，皇太极严禁满洲仿效汉人上述习俗，违者治罪。皇太极在衣饰习俗方面，保持满洲的民族传统。因为满洲的衣饰习俗，是其民族特点的一个标志。特别是皇太极命令不许满洲妇女“裹足”，而保持“天足”，是其明智的一个表现。

第八，纂修《太祖实录》。先是，后金没有纂修“实录”的传统。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满文创制后，在建州推行。《八旗通志·大海巴克什传》记载：“大海生而聪明，九岁即通满、汉文。” ⁽³⁹⁾ 达海九岁，为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其时满文刚创制四年。满文创制之后，产生满文档案。用无圈点老满文记载建州、天命的档子，这就是初始的无圈点满文档案。早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无圈点老档》记载：“额尔德尼巴克什，将淑勒庚寅汗所施行的各种善政，纪录下来。”到天命六年即天启元年（1621年）五月，又记载：“库尔缠巴克什、尼堪巴克什所记之档子”云云。以上说明，后金天命年间，已有满文档案。与档案相关的“书房”，努尔哈赤时期已经设立，具体设立时间无考。后皇太极命达海、库尔缠改进老满文，增加圈点，新制字母，成有圈点满文，即新满文。又将“书房”改称为“文馆”。皇太极命达海翻译汉文书籍如《三国演义》、《明会典》、《通鉴》、《六韬》、《孟子》、《大乘经》等。

天命汗死后，在天聪年间，皇太极重视纂修《太祖实录》。他谕文馆诸臣曰：“朕嗣大位，凡皇考太祖行政用兵之道，若不一一备载，垂之史册，则后世子孙，无由而知！”于是，皇太极命文馆纂修《太祖武皇帝实录》。天聪九年即崇祯八年（1635年）八月，《太祖实录图》告成。此事，《清太宗实录》记载：“画工张俭、张应魁，恭绘《太祖实录图》成。赏俭人口一户、牛一头，应魁人口一户。” ⁽⁴⁰⁾ 崇德元年即崇祯九年（1636年），《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告成，后缮录满文、蒙古文、汉文三种文本。初纂的《太祖实录》称《太祖太后实录》，后定名为《太祖武皇帝实录》。后金举行隆重进呈《太祖武皇帝实录》典仪，后送入翔凤楼珍藏，与修官员二十余人受到赏赐 ⁽⁴¹⁾ 。在纂修《清太祖实录》过程中，将内国史院的无圈点满文档案，进行梳理，加以汇编，从而形成内国史院的天命朝、天聪朝的编年体史料长编《无圈点老档》 ⁽⁴²⁾ 。《无圈点老档》是以无圈点老满文为主、兼以加圈点新满文并间杂蒙古文和个别汉文书写，记载满洲兴起和清朝开国的史事册档。后乾隆朝将其重钞七部——《无圈点字档》（底本）、《加圈点字档》（底本）、《无圈点字档》（内阁本）、《无圈点字档》（崇谟阁本）、《加圈点字档》（内阁本）、《加圈点字档》（崇谟阁本）和《加圈点字档》（上书房本） ⁽⁴³⁾ 。《无圈点老档》即《旧满洲档》、《老满文原档》今为孤档，存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七部钞本除《加圈点字档》（上书房本）已佚外，其他六部分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辽宁省档案馆。同时，记载清开国的满文史料长编《内国史院档》，积累了大量系统珍贵的史料，除军政大事外，还就祭祀、礼制、爵位、婚姻、习俗、民族、萨满等作出一系列记载。《无圈点老档》、《太祖武皇帝实录》、《内国史院满文档案》、《清太宗文皇帝实录》，是清开国时期最重要、最珍贵、最系统、最基本的史料。

（二）改国号前的军政形势

皇太极在改国号“金”为“大清”之前，天聪朝的军政形势，发生巨大深刻变化。

第一，版图空前扩大。后金初建时的版图，东起鸭绿江、图们江，西到抚顺关外，南达清河北，北到黑龙江中游地域。经过二十年的开拓、扩张，后金的疆域，东临日本海，西到青海，南界锦州、张家口，北达外兴安岭。崇德三年即明崇祯二年（1638年），皇太极曾说：

昔金、辽、元三国之主，西伐额讷特珂克，东抵朝鲜，北及黑龙江，南至于海，朕今日正与相等。 ⁽⁴⁴⁾

尔后，皇太极总结说：

自东北海滨，迄西北海滨，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等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 ⁽⁴⁵⁾

就是说，东自鄂霍茨克海，西迄贝加尔湖，南濒日本海，北跨外兴安岭的广阔地域，原明奴儿干都司、辽东都司（山东北部除外）和蒙古部分辖境内的各族部民，都被置于后金—清初的管辖之内。显然，新的地理现实，需要对后金国号进行变更。

第二，民族成分变化。后金经过多年征抚，不仅已经吞并哈达、辉发、乌拉、叶赫，而且重新整合东海女真、黑龙江女真。还有大量汉人、蒙古人、朝鲜人、锡伯人、达斡尔人、鄂伦春人、鄂温克人、虎尔哈人等，同满洲族融合，而形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为此，天聪九年即崇祯八年十月十三日（1635年11月22日），皇太极发布关于改族名的《汗谕》：

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 ⁽⁴⁶⁾

显然，新的民族现实，新的政治现实，需要对后金国号进行变更。然而，上述谕旨难解之处在于，“诸申”即“女真”，都是jūsen的汉文音译，皇太极何以认为它与金国无涉，而将“诸申”说成是“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如果把这件《汗谕》，同翌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相联系，似不难理解。因为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改的是国号，而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改的是族名，“国号”与“族名”，既有联系，也有区别。金国对本族人称女真（有时译为诸申），对蒙古族人称蒙古，对汉族人则称尼堪，这都属于习惯上的称谓。为了适应新的形势，需要统一族名，也需要规范族名。皇太极在上述《汗谕》中曰：女真人有满洲、哈达、乌拉、叶赫、辉发等名，用什么族名来“称谓”、来“统一”、来“规范”？在上述满洲、哈达、乌拉、叶赫、辉发等称谓中，后四名称，其部落已灭，其部神已无；只有满洲，是胜利者。因此，以“满洲”代替原来的泛称“诸申”，既顺应历史，也贴合现实。而且，在新的民族共同体中，除满洲、哈达、乌拉、叶赫、辉发之外，还包括汉人、蒙古人、朝鲜人、索伦人、锡伯人等，显然用“诸申”作族名，也不完全妥当。而用胜利者部落——“满洲”作族名，各个方面，易于接受。至于诸申“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学界有异议，本书不讨论。皇太极改族名为“满洲”与改国号为“大清”，都是为了建立新皇朝的政治需要。

第三，军事不断胜利。自努尔哈赤死后，后金在军事上又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后金—清军先后五次迂道入关作战。第一次是在天聪三年即崇祯二年（1629年）、第二次在天聪八年即崇祯七年（1634年）、第三次在天聪十年即崇祯九年（1636年）、第四次在崇德三年即崇祯十一年（1638年）、第五次在崇德七年即崇祯十五年（1642年）。其中，在皇太极改元称帝之前有两次入塞之战。在辽西，主要攻破明朝辽西关锦防线的前沿堡垒——大凌河城，降祖大寿。虽然祖大寿降而后归明，但辽东主力祖大寿的武将及军队，被后金摧毁。

第四，降服漠南蒙古。皇太极继承汗位后，为实现其攻取辽西、进叩关门的战略目标，必须在其父汗努尔哈赤已有的基础上，设法解决西部蒙古察哈尔部对金国的威胁。然而，后金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经过长达二十年的奋争——武力征讨，政治怀柔，封爵赏赐，联姻结盟等策略，完全降服漠南蒙古。其主要的标志，一是林丹汗死后其妻苏泰太后率子额哲降附后金，二是皇太极得到蒙古传国玉玺“制诰之宝”，三是漠南蒙古诸部首领愿意拥戴皇太极上尊号。

第五，臣服邻国朝鲜。先是，天命汗努尔哈赤对朝鲜，虽有萨尔浒大战朝鲜出兵的怨恨，但是仍采取克制态度，派遣官员，前往朝鲜，调解纠纷，结好关系。皇太极继位之后，改变父汗努尔哈赤对朝鲜的政策，使用武力，出兵过江，逼迫朝鲜，降服结盟。天聪元年即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皇太极派阿敏、岳讬等率军，渡过鸭绿江，攻陷平壤城，同朝鲜订“兄弟之盟”。后金将明朝的盟友朝鲜，变为后金的兄弟之邦。后经过第二次远征朝鲜，在汉城近郊三田渡，订“君臣之盟”，朝鲜废除明朝正朔，改奉清朝正朔，称臣朝贡，派出质子，从而成为清朝的藩属。

第六，确定攻明目标。后金政权是局处东北一隅，还是夺取全国江山？看来清太祖努尔哈赤对此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但是，皇太极在天聪三年即崇祯二年（1629年）十一月十五日，发表《告谕》，《清太宗实录》载述：

若谓我国褊小，不宜称帝，古之辽、金、元，俱自小国，而成帝业，亦曾禁其称帝耶！且尔朱太祖，昔曾为僧，赖天佑之，俾成帝业。岂有一姓受命，永久不移之理乎！天运循环，无往不复，有天子而废为匹夫者，亦有匹夫起而为天子者。此皆天意，非人之所能为也！上天既已佑我，尔明国乃使我去帝号，天其鉴之矣！ ⁽⁴⁷⁾

上述宣言充分表明：其一，引述古代历史，说明偏隅小国，可以完成帝业；其二，引述民族历史，说明东北民族小部，可以战胜中原大国；其三，引述明朝历史，论证明太祖朱元璋，原是个穷和尚，也可以成为皇帝，别人为何不能称帝？其四，天道哲理证明，循环往复，历史轮回，帝位易主，没有万世；其五，上天眷顾，佑其称帝，明朝皇帝，岂能禁之？

总之，皇太极要效法契丹耶律阿保机、女真完颜阿骨打、蒙古成吉思汗，建元称帝，进军中原，推翻朱明，一统天下！皇太极在这个总战略思想之下，值获得故元传国宝玺的机会，于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建号大清，改元崇德。皇太极怀着雄心，部署战略，同明崇祯，争夺国统，为大清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第七，扩充八旗建制。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在满洲八旗中就有十六个汉人牛录。皇太极即位后，天聪五年即崇祯四年（1631年）正月，将汉人牛录拔出二千多人，正式成为一汉军旗 ⁽⁴⁸⁾ ，命汉官佟养性统辖，敕谕曰：“凡汉人军民一切事务付尔总理，各官悉听尔节制。” ⁽⁴⁹⁾

八旗汉军，逐渐形成。先是，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金创制成红衣大炮，后用之于大凌河之战获得成功。翌年正月，佟养性上奏：

往时汉兵不用，因不用火器。夫火器，南朝仗之以固守；我国火器既备，是我夺其长技。彼之兵，既不能与我相敌抗，我火器又可以破彼之固守。何不增添兵力，多拿火器，以握全胜之势。目今新编汉兵，马、步仅三千余，兵力似少，火器不能多拿；况攻城火器，必须大号将军等炮，方可有用。然大号火器拿少，又无济于事。再思我国中，各项汉人尚多，人人俱是皇上赤子，个个俱当出力报效。若果从公查出，照例编兵，派定火器，演成一股。有事出门，全拿火器，大张军威；无事归农，各安生理，一则不废民业，一则又添兵势。如此一行，敌国声闻，自然胆落，无坚不破，无城不取也。 ⁽⁵⁰⁾

佟养性的奏疏建议：其一，成立一支专门的火器部队；其二，加强这支部队的火器装备。皇太极重视佟养性的陈奏，但没有立即实行。天聪七年即崇祯六年（1633年），汉兵实力增强，发生三件大事：其一，五月，孔有德、耿仲明率部众、眷属、火器投顺金国。其二，七月，皇太极命满洲各户下汉人十丁抽一，共一千五百多人，由马光远等统领 ⁽⁵¹⁾ 。其三，十月，原明毛文龙部下、副将尚可喜率众降金。此前大凌河之战中祖大寿军多数投降。于是，佟养性、马光远统领的旧汉兵，祖、孔、耿、尚归降的新汉兵，以及新造、携来的火器、大炮，八旗军队的实力大增，组建汉军的条件已经具备。

天聪八年即崇祯七年（1634年）三月，皇太极于沈阳城北郊进行一次阅兵。时满洲八旗、蒙古二旗、旧汉兵一旗，共十一个旗参加。行进的序列是：前列旧汉兵炮手，次满洲、蒙古骑兵，再次是骑兵，再次是守城各处应援等兵，最后是守城炮兵，队列“绵亘二十里” ⁽⁵²⁾ 。军队检阅的前列与后卫，都是汉人组成的炮兵，可见其地位之重要。但此时仍称“旧汉兵”。五月，皇太极正式定其名为汉军，以黑旗为标志。因时铸造火炮者基本是汉人，而使用这些火器、大炮者也基本是汉人，所以“汉军”满文为ujencooha，汉音译作“乌真超哈”，汉意译作“重军”。崇德二年即崇祯十年（1637年）七月，分汉军为左右两旗：以昂邦章京石廷柱，为左翼一旗固山额真；昂邦章京马光远，为右翼一旗固山额真。照满洲例，编壮丁为牛录 ⁽⁵³⁾ 。崇德四年即崇祯十二年（1639年）六月，增析汉军二旗为四旗，每旗设固山额真一员、梅勒章京二员、甲喇章京四员。正黄、镶黄两旗，以马光远为固山额真；正白、镶白两旗，以石廷柱为固山额真；正红、镶红两旗，以王世选为固山额真；正蓝、镶蓝两旗，以巴颜为固山额真。初两旗纛，色皆用玄青。至是改马光远纛，以玄青镶黄；石廷柱纛，以玄青镶白；王世选纛，以玄青镶红；巴颜纛，纯用玄青 ⁽⁵⁴⁾ 。崇德七年即崇祯十五年（1642年）七月初四日，皇太极命编汉军为八旗，各设牛录章京。崇德帝谕曰：“汉军旗内，新设官员，应用之人贤否，朕未悉知。着该部王大臣，同汉军固山额真、梅勒章京等，遴选用之。”于是多罗睿郡王多尔衮、镇国将军承政阿拜、参政满朱锡礼、启心郎索尼等，与汉军固山额真、梅勒章京，公同遴选，请旨补授 ⁽⁵⁵⁾ 。由是，再增设四旗，共为八旗，称之八旗汉军，旗色与满洲八旗相同，每旗设固山额真一人、梅勒额真二人、甲喇额真五人，共约有一百六十一个牛录，三万三千多人。

但是，孔、耿、尚的部队，人数过多，尚未整编，没有被拨入八旗贝勒属下，也没有打乱其原有编制，而将孔有德、耿仲明的部队命名为天佑兵，尚可喜的部队命名为天助兵 ⁽⁵⁶⁾ 。孔、耿部队的旗纛是“白镶皂”，尚可喜部队的旗纛是“于皂旗中用白圆心为饰”。凡汉军的旗纛，用玄青或皂色，孔、耿、尚的天佑、天助兵旗纛，其本色为皂色，新编的汉军四旗则在玄青基色之外加镶色，以示其与天佑、天助兵的区别 ⁽⁵⁷⁾ 。于是，孔、耿、尚等的新汉人部队，与以佟养性等的旧汉军，其旗纛的颜色有了区别——金国内部旧汉人与新汉人的区别。

八旗蒙古，相继建制。天命六年即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攻占辽、沈后，归降的蒙古军民，部分编为牛录，是为始设蒙古牛录，称蒙古军，隶八旗满洲，由武纳格、布彦代统领。翌年，始设蒙古旗。皇太极即位后，蒙古归附军民日众，天聪三年即崇祯二年（1629年），已将原有的蒙古军，扩编成“蒙古二旗” ⁽⁵⁸⁾ 。天聪四年即崇祯三年（1630年），《清太宗实录》已经出现“率蒙古八旗将士”的载述。但蒙古八旗正式整编、建制，是在天聪九年即崇祯八年（1635年）。二月二十六日，皇太极命编审蒙古壮丁，将蒙古二旗，扩充、建制为八旗蒙古——正黄、镶黄、正红、镶红、正白、镶白、正蓝、镶蓝，合有蒙古壮丁七千八百三十名；并另设三旗，合有壮丁九千一百二十三名。以上十一旗，共有壮丁一万六千九百五十三名 ⁽⁵⁹⁾ 。其旗色和建制，与八旗满洲相同。清廷于蒙古建旗，编设牛录，任命额真，是在蒙古地区，推行满洲制度。

八旗汉军和八旗蒙古的组建，虽与八旗满洲相同，但八旗汉军、八旗蒙古的固山额真，是由皇太极任免。皇太极直接指挥八旗蒙古与八旗汉军，再加上由他直接统领的满洲两黄旗，皇太极的军政实力，远在其他大贝勒之上。其他诸大贝勒，与皇太极相比，军政实力，相差悬殊，既无法与之抗衡，亦无力与之较量。

第八，政治影响更大。后金的影响，在逐渐扩大。后皇太极致明朝皇帝书中表露：

予缵承皇考太祖皇帝之业，嗣位以来，蒙天眷佑，自东北海滨，迄西北海滨，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蒙古大元，及朝鲜国，悉入版图。于是举朝诸王大臣，及外藩臣服诸王等，合辞劝进。乃昭告天地，受号称尊，国号大清，改元崇德。 ⁽⁶⁰⁾

从此，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

（三）政府机构的重要变革

皇太极改“金”为“大清”前后，伴随后金军政事业的发展，皇太极在内政方面作出一系列改革，其中心是改国号“金”为“大清”。围绕这个中心，政策作出重大调整，机构作了重大改革，从而发生许多重大军政的变化。

先是，努尔哈赤建州时期，在佛阿拉已经有被掳汉人龚正陆掌管文书 ⁽⁶¹⁾ 。天命年间，建立“书房”。但后金的国家行政机构，实属草昧，很不健全。军政机构合一，旗政职能难分。随着后金地域之拓展，人口之众多，民族之纷繁，经济之发展，文业之兴举，军事之远征，就需要改革并完善政权机器。皇太极为适应后金军事、政治、经济、司法、外交等的需要，以协调满、蒙、汉关系，强化汗权，使其处于独尊的地位，因此逐步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国家行政机构。他要求“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极为得策，故行政机构，多仿自明制。后金国家机构以女真军事组织为主，参照蒙古模式（如理事官之设）等，建立起国家机构的雏形。一是，废除大汗同三大贝勒并坐制，改为皇太极“南面独坐”，强化君主集权；二是，改蒙古衙门为理藩院，以专门处理民族事务（后文专述）；三是，逐步设立汉军八旗，以管理汉军及其眷属之军、政、民等事宜；四是，完善并扩编蒙古八旗，加强对蒙古的统辖；五是，制定一系列法典，使管理有法律依循；六是，仿效明制，设立内三院、六部、都察院，基本上完成国家机关的建构。皇太极改革和完善国家组织的特点是，以满洲政权组织为模式，参酌蒙古历史经验，借鉴明朝的机构，架构后金—大清的国家组织形式。在进行国家体制改革时，皇太极告谕廷臣“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天聪朝逐步形成内三院、六部、都察院和理藩院所谓“三院六部二衙门”的政府架构，基本完善了政府组织。

文馆与内三院。天聪三年即崇祯二年（1629年）四月，设立文馆，分为两班：达海、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翻译汉文书籍；库尔缠、吴巴什、查素喀、胡球、詹霸等记注朝政。天聪十年即崇祯九年（1636年）三月，改文馆为内三院：一名内国史院，一名内秘书院，一名内弘文院。其分任职掌：内国史院职掌——记注皇帝起居诏令，收藏御制文字，凡皇帝用兵行政事宜，编纂史书，撰拟郊天告庙祝文，及升殿宣读庆贺表文，纂修历代祖宗实录，撰拟圹志文，编纂一切机密文移，及各官章奏，掌记官员升降文册，撰拟功臣母妻诰命、印文，追赠诸贝勒册文，凡六部所办事宜，可入史册者，选择记载。一应邻国远方往来书札，俱编为史册。内秘书院职掌——撰拟与外国往来书札，掌录各衙门奏疏，及辩冤词状，皇帝敕谕，文武各官敕书，并告祭文庙、谕祭文武各官文。内弘文院职掌——注释历代行事善恶，进讲御前，侍讲皇子，并教诸亲王，颁行制度 ⁽⁶²⁾ 。设置八承政，分管内三院事务。五月，皇太极又更定内三院官制，内国史院大学士一人，学士二人；内秘书院大学士二人，学士一人；内弘文院大学士一人，学士二人，其中以满人为主，兼有汉人和蒙古人。这是清代设大学士之始。内三院的组织和职掌，比文馆更完善、更扩大。内三院的官员参预国家机密，成为皇太极处理政务的得力助手。清承明制，不设宰相，大学士参与议商军国之大政。内三院是“参汉酌金”，即参酌明朝翰林院和内阁的体制，并加以变通而建立的。

设立六部。先是，金国建立天命政权，是以八旗制为特点的体制。而后金较为完整的中央行政体制，当以建立六部为始。天聪五年即崇祯四年（1631年）七月，皇太极接受汉官宁完我等的建议，仿照明朝，“爰定官制，设立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部管理国家行政事务。六部的官员，每部以贝勒一人掌部事，下设承政、参政、启心郎等，分司其职。天聪五年即崇祯四年（1631年）七月初八日，天聪汗任命六部官员：

贝勒多尔衮管吏部事，图尔格为承政，满朱习礼为蒙古承政、李延庚为汉承政，其下设参政八员，以索尼为启心郎。

贝勒德格类管户部事，英俄尔岱、觉罗萨璧翰为承政，巴思翰为蒙古承政，吴守进为汉承政，其下设参政八员，以布丹为启心郎。

贝勒萨哈廉管礼部事，巴都礼、吉孙为承政，布彦代为蒙古承政，金玉和为汉承政，其下设参政八员，以祁充格为启心郎。

贝勒岳讬管兵部事，纳穆泰、叶克书为承政，苏纳为蒙古承政，金砺为汉承政，其下设参政八员，以穆成格为启心郎。

贝勒济尔哈朗管刑部事，车尔格、索海为承政，多尔济为蒙古承政，高鸿中、孟乔芳为汉承政，其下设参政八员，以额尔格图为启心郎。

贝勒阿巴泰管工部事，孟阿图、康喀赖为承政，囊努克为蒙古承政，祝世荫为汉承政，其下设满洲参政八员，蒙古参政二员，汉参政二员，以苗硕浑为满洲启心郎，罗绣锦、马鸣珮为汉启心郎，其余办事笔帖式，各酌量事务繁简补授 ⁽⁶³⁾ 。

由上可见：第一，以八旗贝勒分管部事。金国的六部虽然都直属于天聪汗，但从其分管部务关系来看，仍然保存八旗贝勒分别掌管部务事，说明此时的六部体制，还没有完全与八旗分离。第二，六部的承政，相当明朝六部的尚书。承政为满洲、蒙古、汉军分任，除吏部设满、蒙、汉承政各一人外，其余各部皆设满承政二人，蒙、汉承政各一人，是为其六部机构的一个明显的民族特征，也是清入关后政权组织的满、蒙、汉三元重职的经始。第三，六部的参政，相当于明朝六部的侍郎。工部设满参政八人，蒙、汉参政各三人；其他五部，各设参政八人。第四，每部下设启心郎一人，但工部设满洲启心郎一人，汉启心郎二人。六部的启心郎，承担部分明廷六科给事中的职能。第五，其余办事人员笔帖式等，酌量事务繁简，分别加以补授。虽然分掌六部事务的贝勒，同皇太极已是君臣关系；但不久皇太极为了直接控制六部，进一步削弱贝勒的权力，下令“停王、贝勒领部院事” ⁽⁶⁴⁾ 。于是，皇太极独主政务，而将贝勒置于国家行政机构之外。

然而，六部草创，很不健全。贝勒多在家中处理政务。翌年八月，六部衙门建成，各部官员，入署办公。颁六部银印各一。并规定六部办事礼仪：“命六部诸贝勒，于初入署时，率本部大臣，赴阙领印，行三叩头礼，还部，张鼓乐。承政、参政及阖部官员，于本部贝勒，行一叩头礼，左右分次序列坐。各部事宜，皆用印以行。其职掌条约，备录之，榜于门外。凡各衙门，通行文书，亦用印行。”吏部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户部贝勒德格类、礼部贝勒萨哈廉、兵部贝勒岳讬、刑部贝勒济尔哈朗、工部贝勒阿巴泰，各率本部大臣，赴阙受印，行三叩头礼。各还本衙门坐，承政率属军民拜见，设宴，张乐 ⁽⁶⁵⁾ 。

建立六部之后，出现新的问题。宁完我奏言：“我国六部之名，原是照蛮子家（指明朝）立的，其部中当举事宜，金官原来不知。汉官承政当看《会典》上事体，某一宗我国行得，某一宗我国且行不得，某一宗可增，某一宗可减，参汉酌金，用心筹思，就今日规模，立个《会典》出来。每日教率金官，到汗面前，担当讲说。各使去因循之习，渐就中国之制。必如此，庶日后得了蛮子地方，不至手忙脚乱。然《大明会典》虽是好书，我国今日全照他行不得。他家天下二三百年，他家疆域横亘万里，他家财赋不可计数。况《会典》一书，自洪武到今，不知增减改易了几番。何我今日不敢把《会典》打动他一字！他们必说：‘律令之事，非圣人不可定，我等何人，擅敢更议！’此大不通变之言。独不思有一代君臣，必有一代制作。” ⁽⁶⁶⁾ 宁完我的重要奏疏表明：皇太极设立的六部，既是“参汉酌金”，也是“金承明制”。但在“参汉”与“承明”时，天聪朝对大明朝的典章制度，既要“使去因循之习”，又要“渐就中国之制”。最终制定出一部《会典》，那是清朝定鼎北京后的事情。设立六部之后，设置监察机构，则是在皇太极改元称帝之后的要务。

设立都察院。先是，后金—清没设专门监察机构与官员。皇太极谕：“何必立言官，我国人人得以进言，若立言官，是隘言路也。”然而，书房秀才马国柱仍建言：“言官不立，无责成，而有嫌疑，谁肯言之？即有言者，必私而不公，是开人以报复之门，而扰乱国家也。汗试思连年以来，谁曾公道说几件事来？即有言者，果是为汗为国？抑是报怨报仇？汗一详思而自明矣。建立言官，乃千古帝王之美意良法，后世人主，虽有神圣，亦不得弃而不置。若言官一立，汗之过失得闻，贝勒是非不掩，国中善恶可辨，小民冤苦得伸。” ⁽⁶⁷⁾ 汉官总兵马光远也奏议设立言官：“伏乞皇上，早选铁面鲠直之人，立为八道言官，不时访察，如有奸盗邪淫、谋逆贪恶、谎诈欺公、含冤抱屈者，许据实指名参奏，以听皇上拿问处分。如有廉能公勇者，许即时奏闻，以听皇上试用。如此则忠良进步，狐鼠潜踪，而国家无不大治矣！” ⁽⁶⁸⁾ 于是，皇太极依据清朝需要，参照明朝监察制度，斟酌损益，设都察院。

崇德元年即崇祯九年（1636年）五月，皇太极在三院六部之外，仿照明制，设置监察机关——都察院。其职掌是参加议奏、会审案件、稽察衙门、监察考试等，“凡有政事背谬，及贝勒大臣有骄肆慢上，贪酷不法，无礼妄行者，许都察院直言无隐。即所参奏涉虚，亦不坐罪” ⁽⁶⁹⁾ 。五月十四日，皇太极谕都察院诸臣曰：“尔等身任宪臣，职司谏诤。朕躬有过，或奢侈无度，或误谴功臣，或逸乐游畋、不理政务，或荒耽酒色、不勤国事，或废弃忠良、信任奸佞，及陟有罪、黜有功，俱当直谏无隐。至于诸王贝勒大臣，如有荒废职业，贪酒色，好逸乐，取民财物，夺民妇女，或朝会不敬，冠服违式，及欲适己意，托病偷安，而不朝参入署者，该礼部稽察，若礼部徇情容隐，尔等即应察奏。或六部断事偏谬，及事未审结，诳奏已结者，尔等亦稽察奏闻。凡人在部控告，该部王及承政，未经审结，又赴告于尔衙门者，尔等公议，当奏者奏，不当奏者，公议逐之。明国陋规，都察院衙门，亦通行贿赂之所。尔等当互相防检，有即据实奏闻。若以私仇诬劾，朕察出，定加以罪。其余章奏，所言是，朕即从之；所言非，亦不加罪。必不令被劾者，与尔面质也。尔等亦何惮而不直陈乎！” ⁽⁷⁰⁾ 崇德帝规定都察院的职能是：其一，督察皇帝，如有过错，直谏无隐。其二，督察诸王贝勒大臣，如有荒怠政务、贪酒淫乐等九项过错者，据实察奏。其三，督察六部，如刑部或秉事不公，或拖延过久等，稽查奏报。其四，自身防检。鉴于明朝吏治腐败，都察院也不能免，指令其官员防止贿赂，互相检查。皇太极特别指出：都察院为言官，“所言非，亦不加罪”！都察院的地位，在六部之上。其官员设置，与六部相同。

除都察院监督之外，六部启心郎也进行监督。皇太极召集六部启心郎索尼、布丹、祁充格、穆成格、额尔格图、苗硕浑六人，谕之曰：“朕以尔等为启心郎，尔等当顾名思义，克尽厥职。如各部诸贝勒，凡有过失，尔等见之，即明言以启迪其心，俾知改悔。若一时面从，及事已往，而退有后言，斯最下之人所为也。汝等先自治其身，身正而后可以言谏上。如不治其身，不勤部事，则自反尚多抱愧，何以取重于人？虽恳切言之，上必不听，人亦不信也。” ⁽⁷¹⁾

创设理藩院。蒙古衙门——理藩院，是清朝为管理蒙古事务而建立的机构。先是，明朝对少数民族事务的管理，由礼部主客清吏司分掌朝贡、嗣封、敕印、接待、赏赉、通译等事宜，还设立四夷馆训练通事和翻译文书 ⁽⁷²⁾ 。后金—清朝则不同。后金很早同蒙古发生联系，有些官员负责这方面的事务。早在天命年间，达海以通满、蒙、汉语言文字，凡与蒙古诸部聘问往返、草拟政令、宣示汗谕，而常与之 ⁽⁷³⁾ 。天聪、崇德年间，阿什达尔汉、尼堪则担负重任。尼堪，纳喇氏，早年归顺，赐号“巴克什” ⁽⁷⁴⁾ 。初以“说降蒙古科尔沁部，授备御” ⁽⁷⁵⁾ 。天聪七年即崇祯六年（1633年），从诸贝勒往蒙古诸部处理狱讼事件。同年，受命往迎蒙古蒿齐忒台吉额林归顺后金。八年，又受命安置察哈尔部归顺后金部众。崇德元年即崇祯九年（1636年）六月十三日，皇太极命都察院承政尼堪 ⁽⁷⁶⁾ 为蒙古衙门承政 ⁽⁷⁷⁾ ，负责管理蒙古诸部事务，是为《清太宗实录》中首见蒙古衙门的记载。官职只分承政、参政二等，每等各有三四员。崇德三年（1638）七月二十九日，“更定蒙古衙门为理藩院” ⁽⁷⁸⁾ 。以贝子博洛为承政，这样使该衙门地位得到提高，成为清廷八大衙门之一。设承政一员、左右参政各一员、副理事官八员、启心郎一员。此前，蒙古衙门与理藩院两个名称混称。如崇德二年二月十五日，《清太宗实录》记载：“又遣理藩院承政达雅齐，赍敕谕蒙古王、贝勒等” ⁽⁷⁹⁾ ；崇德三年六月二十日，《清太宗实录》却记载：“阿禄部落贝子达赖故，遣蒙古衙门副理事官胡什格往吊之。” ⁽⁸⁰⁾ 再后，即七月二十九日之后，《清太宗实录》记载规范为“理藩院”。

蒙古衙门确切建立时间史籍缺载，学界看法，纷纭不一，多认为是崇德元年建立的。蒙古衙门的建立，是在天聪年间。但是蒙古衙门的建立和活动，文献记载早于崇德元年。《清太宗实录》记载，皇太极攻明行前布置后方防御，命留守将领，若有敌人来，相距很远，不必出击。留守将领图尔格奏云：“黄泥洼一路若有敌至，可往否？”皇太极谕曰：“倘敌至黄泥洼，勿往。恐乘尔去后来袭，亦未可知。可令驻防巨流河城四将，率兵四十，驻彼处村落，余则尔等率之以往。至于外藩蒙古，勿使沿边屯驻，俱令退驻阳石木河迤北。朵内衮济、塞冷来归，独在众后，亦当命之远退。凡此遣退蒙古及发喀喇沁兵，俱不可无蒙古衙门官员。可留该衙门扈什布、温泰，并其下办事四人，以任其事。” ⁽⁸¹⁾

“蒙古衙门”为“monggo i yamun”，汉音译为“蒙古衙门” ⁽⁸²⁾ 。文献所见，至晚在天聪八年即崇祯七年（1634年）五月，蒙古衙门已经建立，并有各级官员和办事人员。天聪十年即崇祯九年（1636年）二月，后金颁定冠饰，受赐嵌玛瑙金顶者有蒙古衙门阿什达尔汉 ⁽⁸³⁾ 。可证已经建立蒙古衙门。同年六月十三日，皇太极改任国舅阿什达尔汉为新建的都察院衙门承政，以尼堪为蒙古衙门承政 ⁽⁸⁴⁾ 。又据《清太宗实录》记载：皇太极叙平定朝鲜、皮岛之功，增国舅阿什达尔汉敕辞曰：“尔为蒙古衙门承政时，审理外藩讼狱，不辞勤劳，允称厥职。” ⁽⁸⁵⁾ 可知阿什达尔汉确实曾任过蒙古衙门承政。据史载，阿什达尔汉自天聪元年开始，经常受命出使蒙古各部，传达谕敕，颁布法令，审断案件，划分牧地，查阅户口，调兵出征。六年，从济尔哈朗赴蒙古审理狱讼，又赴蒙古颁布律令。八年，往征蒙古兵，会攻林丹汗。九年，从多尔衮收取林丹汗遗孀苏泰太后及其子额哲 ⁽⁸⁶⁾ 。

崇德三年即崇祯十一年（1638年）七月，清廷更定各衙门官制。“以贝子博洛为理藩院承政，塞冷为左参政，尼堪为右参政。副理事官八员：诺木图、希福纳、胡什格、扈什布、罗毕、阿布达理、艾松古、罗多里，启心郎敦多惠” ⁽⁸⁷⁾ 。

清内三院、六部、都察院和理藩院，合称“三院六部二衙门”，是在后金原有体制机构的基础上，参酌明制，加以损益，而建立的比较完整的国家机构。这是清初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它一方面表明，满洲定都沈阳，建立起能够管理满洲、蒙古、汉民的中央行政机构；另一方面显示，沈阳政权是清的基地，“日后得了蛮子地方，不至于手忙脚乱”，就是为取得全国政权作了体制的准备。虽然清初六部同八旗制度并存，但已逐步取代先前八旗制所行使的国家权力。皇太极在“参汉酌金”的行政体制改革中，没有采纳明朝中央设置五军都督府的机构。其原因是清朝已经确立严密的八旗制度，且六部中的兵部能够承担相关军政事宜。

（四）国号后金与建号大清

天聪十年即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金国汗皇太极宣布即皇帝位，正式改国号“金”为“大清”，改元“天聪”为“崇德”。这是满洲史上也是清朝史上划时代的事件，从此中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一个新皇朝——清朝。

准备建号大清。皇太极改国号、称皇帝，要做舆情的准备，就是要群臣劝进。四月初五日，后金大贝勒代善，和硕贝勒济尔哈朗、多尔衮、多铎、岳讬、豪格，贝勒阿巴泰、阿济格、杜度，超品公额驸杨古利、固山额真谭泰、宗室拜尹图、叶克书、叶臣、阿山、伊尔登、达尔汉，宗室篇古阿格，蒙古八固山额真、六部大臣，都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尚可喜、石廷柱、马光远，外藩蒙古科尔沁贝勒土谢图济农巴达礼、扎萨克图杜棱、布塔齐、卓礼克图台吉吴克善、喇嘛斯希木塞、杜尔伯特部落塞冷、扎赖特部落蒙夸、郭尔罗斯部落布木巴、古木、杜棱济农、奈曼部落衮出斯巴图鲁、巴林部落阿玉石、满珠习礼、扎鲁特部落内齐、车根、吴喇忒部落土门、杜巴、塞冷、喀喇沁部落古鲁思辖布、塞冷、土默特部落塔布囊耿格尔、单把，及满洲、蒙古、汉人文武各官，恭请上皇太极尊号。管吏部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捧满字表文一道，科尔沁贝勒土谢图济农巴达礼捧蒙古字表文一道，都元帅孔有德捧汉字表文一道，率诸贝勒大臣文武各官，诣阙跪进。时皇太极御内楼，御前侍卫转闻。皇太极命满洲、蒙古、汉人三位儒臣，捧表进入。诸贝勒大臣行三跪九叩头礼，左右列班候旨。儒臣跪读表文，表曰：“诸贝勒大臣文武各官，及外藩诸贝勒上言：恭惟我皇上，承天眷佑，应运而兴，辑宁诸国，爱育群黎。当天下昏乱之时，体天心，行天讨，逆者以兵威之，顺者以德抚之。宽温之誉，施及万方。征服朝鲜，混一蒙古，更获玉玺，受命之符，昭然可见。上合天意，下协舆情。臣等遇景运之丕隆，信大统之攸属，敬上尊号。一切仪物，俱已完备，伏愿俯赐俞允，勿虚众望。”读毕，皇太极谕曰：“数年来，尔诸贝勒大臣，劝朕受尊号，已经屡奏。但朕若受尊号，恐上不协天心，下未孚民志，故未允从。今内外诸贝勒大臣，复以劝进尊号，再三固请，朕重违尔等之意，弗获坚辞，勉从众议。朕思既受尊号，岂不倍加乾惕，忧国勤政，唯恐有志未逮，容有错误，唯天佑启之。” ⁽⁸⁸⁾

祭告天地大典。经过“劝进尊号，再三顾请”；随之“弗获坚辞，勉从众议”。但是皇太极“上尊号”、“改年号”，并勿须天地批准，只是祭告即报告天地。于是，皇太极举行“进上尊号”祭告天地的隆重大典。初六日，礼部以进皇太极上尊号礼仪具奏，择吉于四月十一日，举行大典，祭告天地。获得允准。初八日，以受尊号，告祭天地，皇太极率诸贝勒大臣，斋戒三日。十一日，黎明，皇太极率诸贝勒满洲、蒙古、汉官，出德盛门，至坛，上下马立，陈设祭物毕。导引官满洲一员、汉人一员，引至坛前，上东向立。导引官复从西侧，引至坛西南，上自西南升阶，在东侧西向立。赞礼官赞就位，皇太极至正中，向上帝神位立。赞礼官赞上香，皇太极从东阶升至香案前跪，导引官奉香，皇太极亲三上香毕，从西阶下，复位，北向正立。赞礼官赞跪。皇太极率诸大臣行三跪九叩头礼。赞礼官复赞跪。皇太极率诸大臣皆跪。东侧捧帛官三员，跪奉上帛。皇太极献毕，授西侧捧帛官三员，一官跪受，从中阶升置香案上。东侧捧爵官三员，以酒三爵，相继跪奉上。皇太极三献毕，授西侧捧爵官，皆跪受。亦从中阶升置神位前祭品案上。执事官俱于坛内西侧东向立，赞礼官赞跪，赞叩。俱行三跪九叩头礼。赞礼官赞跪。皇太极率诸大臣皆跪，读祝官捧祝文至坛上，北向跪，读祝文，其文曰：“维丙子年四月十一日，满洲国皇帝臣　　敢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神曰：‘臣以眇躬，嗣位以来，常思置器之重，时深履薄之虞，夜寐夙兴，兢兢业业，十年于此。幸赖皇穹降佑，克兴祖父基业，征服朝鲜，混一蒙古，更获玉玺，远拓边疆。今内外臣民，谬推臣功，合称尊号，以副天心。臣以明人尚为敌国，尊号不可遽称，固辞弗获，勉徇群情，践天子位，建国号曰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窃思恩泽未布，生民未安，凉德怀惭，益深乾惕。’”读毕，读祝官置祝文案上，退西侧东向立。赞礼官赞跪，赞叩。皇太极率众，行三跪九叩头礼毕。赞礼官赞，复位。皇太极退至东侧西向立，诸贝勒大臣左右序立，捧帛官，读祝官，捧爵官，各捧祭物，以次自中阶而下，捧至西侧燔燎所，捧帛、读祝官皆跪，焚帛及祝文，捧爵官亦以酒跪奠于前。于是彻祭物置坛前。皇太极于坛东侧西向坐，命诸贝勒大臣文武各官，各依次列坐。上饮福受胙毕，诸贝勒大臣均赐食，彻馔。赞礼官赞排班。上率众排班，赞跪行一跪三叩头礼。祭告天地之礼完毕，再行皇太极受尊号典礼。

举行受尊号礼。四月十一日，举行上尊号、建国、改元之大典。先是，筑坛于天坛之东，备大驾卤簿，玉玺四颗，黄伞五柄，团扇二柄，纛十杆，旗十杆，大刀三对，戟三对，立瓜一对，卧瓜一对，星一对，吾杖三对，马十匹，金交椅，金杌，香盒，香炉，金水盆，金唾盒，金瓶，乐器，全设。导引官引皇太极由中阶升坛，御金椅，诸贝勒大臣，左右序列毕，奏乐。赞礼官赞跪，赞叩，众行三跪九叩头礼。赞礼官复赞跪，众皆跪。左班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科尔沁贝勒土谢图济农巴达礼捧宝一，和硕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多铎、和硕贝勒豪格捧宝一；右班和硕贝勒岳讬、察哈尔汗之子额驸额尔克孔果尔额哲捧宝一，贝勒杜度、都元帅孔有德捧宝一，各以次跪献于上。皇太极受宝，授内院官，置宝盒内。方奉宝时，即进仪仗，列于上左右，奉宝诸贝勒等复位。赞礼官赞跪，赞叩。众行三跪九叩头礼毕，赞礼官复赞跪，众皆跪。于是满洲、蒙古、汉官，捧三体表文，立于坛东，以上称尊号、建国、改元事，宣示于众曰：“我皇上应天顺人，聿修厥德，收服朝鲜，统一蒙古，更得玉玺，符瑞昭应，鸿名伟业，丕扬天下。是以内外诸贝勒大臣，同心推戴，敬上尊号曰‘宽温仁圣皇帝’，建国号曰‘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宣谕毕，赞礼官赞跪，赞叩，复行三跪九叩头礼。赞礼官赞，复位。诸贝勒大臣各复位立。谕毕，于坛前树鹄，命善射者射之。射毕，列仪仗作乐。崇德帝皇太极还宫 ⁽⁸⁹⁾ 。同日，又遣超品公额驸杨古利等，举行祭告祖陵大典。从此，皇太极以受尊号，祭告天地，大典礼毕，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建国号曰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

追封先祖功臣。十二日，皇太极率诸贝勒大臣诣太庙，追尊其始祖为泽王、高祖为庆王、曾祖为昌王、祖为福王。追封其伯祖礼敦巴图鲁为武功郡王。恭上皇考努尔哈赤尊谥曰“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皇妣太后尊谥曰孝慈昭宪纯德真顺成天育圣武皇后，庙号太祖，陵曰福陵”。追封功臣费英东为直义公、额亦都为弘毅公，配享太庙。追封先祖功臣后，分叙皇太极诸兄弟子侄的军功。册封大贝勒代善为和硕礼亲王、贝勒济尔哈朗为和硕郑亲王、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为和硕睿亲王、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多铎为和硕豫亲王、贝勒豪格为和硕肃亲王、岳讬为和硕成亲王、阿济格为多罗武英郡王、杜度为多罗安平贝勒、阿巴泰为多罗饶余贝勒。又分叙外藩蒙古诸贝勒的军功，封蒙古巴达礼为和硕土谢图亲王、吴克善为和硕卓礼克图亲王、固伦额驸额哲为和硕亲王、布塔齐为多罗扎萨克图郡王、满朱习礼为多罗巴图鲁郡王、衮出斯巴图鲁为多罗达尔汉郡王、孙杜棱为多罗杜棱郡王、固伦额驸班第为多罗郡王、孔果尔为冰图王、东为多罗达尔汉戴青、俄木布为多罗达尔汉卓礼克图、古鲁思辖布为多罗杜棱、单把为达尔汉、耿格尔为多罗贝勒。同日，皇太极以受尊号礼成，赐外藩蒙古诸王、贝勒、贝子彩缎、银器、甲胄、雕鞍等物有差，并大宴于崇政殿 ⁽⁹⁰⁾ 。此外，颁诏大赦。

民族融合之果。先是，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建州左卫首领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称“恩养众国英明汗”尊号。天命四年即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努尔哈赤取得萨尔浒大捷后，在明朝和朝鲜文献中开始出现“后金国汗”，用“后金天命皇帝（印）”的国玺。其后在致毛文龙书信中，努尔哈赤自称“大金国皇帝”。努尔哈赤把国号定为“金”，意在表明自己是中国历史上女真人所建立金朝的后继者。因为金朝是女真人在历史上的辉煌时期，用“金”作为国号，既有继承金国事业之旨，也有团聚女真各部之义。皇太极在改国号之前，也常自称大金国。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都崇拜金朝的太祖、世宗。皇太极喜读《金史》，天聪三年即崇祯二年（1629年），率兵远袭北京时，还派贝勒阿巴泰、萨哈廉到北京西南房山金太祖完颜昊、世宗完颜雍二帝陵去祭奠，祭文中盛赞金二帝的威德 ⁽⁹¹⁾ 。天聪六年即崇祯五年（1632年）八月，金书房相公汉人王文奎，奏议皇太极：“集众誓师曰：幽、燕本大金故地，吾先金坟墓，现在房山，吾第复吾之故疆耳！” ⁽⁹²⁾ 这里把金朝称作“先金”，把“幽、燕”视为金朝故地，将夺取河北视作恢复“吾之故疆”。但皇太极没有采纳，因为其时军事实力不够，而以此作为“兴师问罪”的理由，于争取汉官、汉将、汉儒、汉兵、汉民，名之不正，行之不利。

皇太极改“汗”为“帝”，“汗”即“可汗”的简称，为蒙古语，汉译意为“王”或“帝”。东北地区的女真族，与蒙古族相邻，受蒙古文化影响很深，故努尔哈赤建国即位之后，称“汗”。但努尔哈赤在一些对明朝或朝鲜的文书中，称“大金国汗”或“大金国皇帝”。实际上“汗”即“帝”，万历皇帝在满文中就是“万历汗”。皇太极继位后仍称“汗”，在满文中，凡大金国皇帝处，“帝”仍用“汗”。皇太极与袁崇焕议和时，汉文书信中所写的“大金国皇帝”字样，曾被袁崇焕指责为议和的障碍。皇太极对此作出让步，曾声明不称“帝”而称“汗”。这是因为在明朝人看来，只有明朝皇帝才能称“皇帝”，“帝”与“汗”是不同等级的尊称。在天聪时，许多汉官给皇太极上奏疏，多称皇太极为“汗”。

随着金国军政势力逐渐发展与强大，皇太极的尊称，由“大汗”向“皇帝”提升，当属必然。因为在女真族的概念中，虽然“汗”即“帝”，但“皇帝”一词，在汉文化中是比少数民族的“汗”为更尊贵的称谓。皇太极在绥服蒙古、战败朝鲜、南攻明朝、北征索伦，屡次取得胜利之后，自然不想做“大汗”，而要做“皇帝”。皇太极在建号大清的同时，接受了满、蒙、汉群臣恭上“宽温仁圣皇帝”的尊号。皇太极称“皇帝”，而把出于蒙古语的“汗”，封赐给外藩蒙古的王公。

皇太极不仅将尊号“大汗”改称“皇帝”，而且将国号“金”改为“大清”。皇太极改“金”为“清”，实际上是改换了一个发音相近的汉字而已。只有汉字的“清”和“金”字，发音相近，字义吉祥。然而，皇太极在作这种更改的原因，自己没作说明，文献也无记载。于是，后来学者作出许多推测。有人从字面上作附会，说“金”与“清”的汉字语音相近；有人从历史上作说明，因为“清”字，以往皇朝没有用过；有人从五行说——“明”为“火”，“清”为“水”，水能克火，加以诠释；也有人从萨满文化找答案；更有人从民族方面去解释——皇太极声明过，他们不是金国的后裔，当然这里面也包含如果沿用历史上的“金”为国号，有刺激汉族“以宋为鉴”的禁忌。应当说，皇太极把国号由“金”改为“大清”，主要是由于当时形势发展，他本人已不仅是满洲的“大汗”，也不仅是满洲和蒙古的“大汗”；而是满、蒙、汉的“共主”，是天下的“共主”。因此，皇太极要建立一个新的皇朝，改换一个新的国号，以同明朝抗衡，并且取而代之。因之，既改国号为“大清”，也改纪元为“崇德”。在清代十二位皇帝中，除皇太极有两个年号（天聪、崇德）外，其余十一帝都是一个皇帝一个年号。这同明朝一样，在明代十六位皇帝中，除朱祁镇有两个年号（正统、天顺）外，其余十五帝都也是一个皇帝一个年号。从中国皇朝史来看，当朝的皇帝，改年号是常事，改国号却仅见。只是在改朝换代之际，才出现新皇朝的国号。所以，皇太极改国号、改年号，具有政治家的气魄与胆略，也具有改革家的更制与维新之义。

总之，天聪汗皇太极改国号“金”为“大清”，标志着原先以女真—满洲为主体的女真国（金国），已经发展为以满洲为主体，包含汉族、蒙古族、东北和漠南等地域其他民族在内，民族多元、国家一统的大清帝国，并为清军入关后移鼎北京、入主中原作了政治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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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卷，第6页，天命十一年九月甲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2)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卷，第7页，天命十一年九月丁丑，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3)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7卷，第19页，天聪四年十月辛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4)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4卷，第7页，天聪七年六月壬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5)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卷，第14页，天聪三年八月乙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6)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卷，第14页，天聪三年九月壬午朔，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7)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第73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

(8)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7卷，第7～8页，天聪八年正月乙未，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9) 《清史稿·范文程传》，第232卷，第9369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

(10)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2卷，第14页，天聪六年八月丁卯，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1)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40卷，第12页，崇德三年正月己卯，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2) 《旧满洲档译注》天聪五年十月二十六日载：“杀掉辽东之民，是先汗（努尔哈赤）的罪。”

(13)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0卷，第7～8页，天聪五年十月丙寅，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4)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9卷，第6页，崇德元年五月己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5)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61卷，第7～8页，崇德七年六月甲辰，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6)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9卷，第8～9页，天聪五年七月庚辰，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7)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1卷，第13页，天聪六年三月庚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8)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40卷，第12页，崇德三年正月己卯，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9)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40卷，第13页，崇德三年正月己卯，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20)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卷，第7页，天命十一年九月丙子，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21)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卷，第25页，天聪元年九月甲子，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22)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3卷，第2页，天聪九年三月戊辰，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23)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61卷，第6页，崇德七年六月癸卯，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24)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卷，第8页，天命十一年九月丁丑，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25)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卷，第2页，天聪三年正月丁丑，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26) 《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第17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刊，商务印书馆，1936年。

(27) 《清三朝实录采要·太宗》，第7卷，第23页，清钞本。

(28) 《清史列传·冷僧机传》，第4卷，第33页，中华书局，1928年。

(29) 王先谦：《东华录·天聪朝》，天聪五年十二月丙申，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石印本。

(30)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0卷，第26页，天聪五年十二月丙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31)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1卷，第1页，天聪六年正月己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32) 《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第18页，辽宁大学历史系铅印本，1980年。

(33) 《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第26页，辽宁大学历史系铅印本，1980年。

(34)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0卷，第4～5页，崇德元年六月己卯，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35)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42卷，第3页，崇德三年七月壬戌朔，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36)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2卷，第8～9页，崇德元年十一月癸丑，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37)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4卷，第27页，崇德二年四月丁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38)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42卷，第10页，崇德三年七月丁丑，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39) 《八旗通志·大海巴克什传》，第336卷，第5324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

(40)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4卷，第15页，天聪九年八月乙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41)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2卷，第12页，崇德元年十一月乙卯，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42) 《无圈点老档》又称《旧满洲档》、《老满文原档》、《满文老档》、《满文旧档》等。

(43) 阎崇年：《〈无圈点老档〉及乾隆钞本名称诠释》，《满学论集》，民族出版社，1999年。

(44)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第2卷，第12页，光绪十年（1884年）浙江书局本。

(45)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61卷，第3页，崇德七年六月辛丑，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46)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5卷，第19～20页，天聪九年十月庚寅，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47)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卷，第27～28页，天聪三年十一月丙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48) “汉军”一名，在《清太宗实录》中，首次出现为天聪八年五月初五日：“上谕曰：朕仰蒙天眷，抚有满洲、蒙古、汉人兵众，前此骑、步、守、哨等兵，虽各有营伍，未分名色，故止以该管将领姓名，称为某将领之兵。今宜分辨名色，永为定制。……旧汉兵为汉军。”

(49)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8卷，第3页，天聪五年正月乙未，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50) 《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第7页，辽宁大学历史系铅印本，1980年。

(51)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4卷，第22页，天聪七年七月辛卯，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52)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第69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

(53)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7卷，第30页，崇德二年七月乙未，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54)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47卷，第10～11页，崇德四年六月丙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55)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61卷，第27页，崇德七年七月壬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56)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8卷，第14页，天聪八年五月庚寅，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57)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8卷，第6页，天聪八年三月甲辰，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58)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卷，第32页，天聪三年十二月壬子，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59)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2卷，第12～14页，天聪九年二月丁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60)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61卷，第3页，崇德七年六月辛丑，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61) ［朝］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图版11，《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日文本，建国大学刊印，1939年。

(62)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8卷，第1页，天聪十年三月辛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63)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9卷，第7～8页，天聪五年七月庚辰，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64) 阮葵生：《茶余客话》，第1卷，《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

(65)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2卷，第14页，天聪六年八月癸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66) 《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第71页，辽宁大学历史系铅印本，1980年。

(67) 《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第44页，辽宁大学历史系铅印本，1980年。

(68) 《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第37页，辽宁大学历史系铅印本，1980年。

(69) 《光绪会典事例》，第998卷，第1页，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刻本。

(70)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9卷，第4～5页，崇德元年五月丁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71)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2卷，第14页，天聪六年八月癸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72) 《明史·职官志一》，第72卷，第1749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73) 《清史稿·达海传》，第228卷，第9256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

(74) 《清太宗实录》第9卷天聪五年七月庚辰记载：“上谕曰：“文臣称巴克什者俱停止，称为笔帖式。如奉赐，名巴克什者，仍其名。”

(75) 《清史稿·尼堪传》，第228卷，第9258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

(76) 《清史稿·尼堪传》作“崇德元年六月，授理藩院承政”，误，其时，尚称“蒙古衙门”。

(77)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0卷，第6页，崇德元年六月丙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78)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42卷，第2页，崇德三年六月庚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79)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4卷，第8页，崇德二年二月乙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80)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42卷，第2页，崇德三年六月癸丑，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81)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8卷，第22页，天聪八年五月甲辰，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82)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第83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

(83) 《满文老档·太宗》，下册，第1395页，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84) 《满文老档·太宗》，下册，第1508页，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85)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7卷，第22页，崇德二年七月癸未，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86) 《清史稿·阿什达尔汉传》，第230卷，第9307～9308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

(87)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42卷，第23～24页，崇德三年七月丙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88)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8卷，第9～10页，天聪十年四月己卯，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89)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8卷，第11～15页，天聪十年四月乙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90)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8卷，第15～16页，天聪十年四月乙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91)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卷，第32～34页，天聪三年十二月辛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92) 《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第17页，辽宁大学历史系铅印本，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