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开国——盛京宫殿与陵寝

历史大观园明清光辉 2020-07-15 23:29:10 0

清朝入关以前，定都沈阳，尊其为“盛京”，在盛京建筑宫殿与陵寝。

（一）定都沈阳

先是，后金的第一个都城是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赫图阿拉村）。天命六年即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占领沈阳、辽阳。三月二十一日，天命汗努尔哈赤在攻克辽阳的当天，即决定迁都辽阳。辽阳，又称东京。辽太祖神册四年（919年），修葺渤海辽阳故城。辽太宗天显三年（928年），升为南京。会同元年（938年），“改南京为东京，府曰辽阳”⁽¹⁾。金仍为东京。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东京为辽阳路。明洪武四年（1371年）置定辽都卫，六年（1373年）置辽阳府，八年（1375年）改都卫为辽东都指挥使司。辽东都指挥使司所辖：“东至鸭绿江，西至山海关，南至旅顺海口，北至开原。”⁽²⁾后置辽东经略衙署，驻辽阳。

迁都辽阳　后金迁都辽阳，因为开国之地赫图阿拉，已不能适应其新军政形势的需要。《兴京县志》载述，兴京地偏辽左东隅，四面均为山峦阻隔。它适于据守、崛兴，不宜于开拓、四达⁽³⁾。《盛京通志》也载：“兴京之地，东傍边墙，西接奉天，南界凤城，北抵开原，层峦叠拱，众水环洄。”这种偏隅闭塞的地理形势，不能满足天命汗西抚蒙古、南攻明朝的军事政治需要。选择辽阳作为都城，其有利的条件更多。

辽阳所具有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价值，已为辽、金、元三朝契丹、女真、蒙古的历史，得到充分显示。先是，契丹占有辽阳，而据有河北；女真占有辽阳，而灭亡辽朝；蒙古先取辽东，而动摇金朝。元亡明兴，辽东防务，分为四路：东路辽阳、西路锦州、北路开原、中路广宁，一路有警，相互策应。时后金已经占有上述四路中的东路与北路，迁都辽阳，便于进一步谋取中路广宁、进夺西路锦州。而作为明朝辽东首府的辽阳，势踞形胜，地处冲要。《大明一统志》记载辽阳形胜：“负山阻河，控制东土。秦筑障塞，以限要荒。临闾之西，海阳之北，地实要冲，东北一都会也！”⁽⁴⁾辽阳不仅具有军事地理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经济价值。辽阳“负山面海，水深土衍，草木丰茂，鱼盐饶给”⁽⁵⁾。

辽阳位于辽河平原与辽东山地结合之部，农耕经济与渔猎经济相邻之地，汉族文化与满洲文化交汇之区。后金奠都辽阳，进宜攻取，退宜御守。《盛京通志》概述辽阳的地理形势与战略地位，略谓：“东京之地，以辽阳为屏蔽，以浑河为襟带。北接开原、铁岭，南连海城、盖平，山林蕃薪木之利，沮泽沃水族之饶。我太祖高皇帝创业之初，筑城于此，一以经画宁、锦，一以控制沈、辽。”⁽⁶⁾后金以辽阳作为都城，既能大汗守边，控扼辽东；又能率骑驰驱，进攻辽西。努尔哈赤明确认识到辽阳的重要价值，占据辽阳，首先决策的一件大事就是迁都辽阳。

后金迁都辽阳，遂筑辽阳新城。努尔哈赤命筑城于辽阳城东五里太子河边，创建宫室，迁居之，名曰东京⁽⁷⁾。后金在辽阳太子河东岸建东京新城，其目的有四：一是凭河为障，防明军东扑；二是驻足不稳，另建新城；三是满洲聚居，防汉人反抗；四是旗民分住，防满人汉化。

辽阳原有南、北两城，南城驻辽东都司军政机构，北城住平民百姓。后金官兵及其眷属迁入辽阳后，先是“移辽阳官民于北城，南城诸王臣民居之”。

辽阳的东京城，在今辽宁省辽阳市东京陵镇新城北，离辽阳旧城八里。它东南依韩家碏山，东北傍老大石山，西濒太子河，建在山川之间突起的台地上。台地四周与城垣四周大致相仿。《辽阳州志》记载：东京城在太子河东，离辽阳城八里。天命六年建。城周围六里零十步，高三丈五尺，东西广二百八十丈，南北袤二百六十二丈五尺。城门八：东门二，一曰抚近，一曰内治；西门二，一曰怀远，一曰外攘；南门二，一曰德胜⁽⁸⁾，一曰天佑；北门二，一曰福胜，一曰地载。号曰东京⁽⁹⁾。

东京城的城墙，为砖石包砌，中实土石。环城挖壕，以河护城。城平面呈棱形，八座城门，各有城楼。据实测，城东墙长九百二十四米，南墙长九百七十五米，西墙长九百四十五米，北墙长九百七十米。实测尺寸与《辽阳州志》所载基本符合。城内建有八角殿、汗宫、堂子等。天命七年即天启二年（1622年）四月，城工未完竣，便匆迁入住。

东京城是后金—清朝第一座建在平原、用砖包砌城墙的都城。它在清代都城史上，上承兴京城，下启盛京城，是一座具有重要意义的都城。

定都沈阳　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四年，突然决定迁都沈阳。为此，发生一场要不要迁都沈阳的辩论。

先是，后金迁都辽阳，发生两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要不要迁都辽阳？第二次是要不要兴建新城？

第一次争论发生在后金刚占领辽阳时。这次关于要不要迁都的争论，努尔哈赤同诸贝勒对话如下：

天命大汗谕曰：“天既眷我，授以辽阳。今将移居此城耶，抑仍还我国耶？”贝勒大臣谏曰：“还国！”

天命大汗谕曰：“国之所重，在土地、人民。今还师，则辽阳一城，敌且复至，据而固守。周遭百姓，必将逃匿山谷，不复为我有矣！舍已得之疆土而还，后必复烦征讨，非计之得也！且此地，乃明及朝鲜、蒙古接壤要害之区。天既与我，即宜居之。”

贝勒大臣皆曰：“善！”⁽¹⁰⁾

努尔哈赤从土地、人民、军事、政治、民族、外交等方面，阐述迁都辽阳诸利，并折服贝勒诸臣。《满文老档》记载努尔哈赤迁都的原因，还有经济方面。如赫图阿拉地处山区，离海较远，交通不便，又受明封锁，没有食盐吃。后金贵族的包衣阿哈因没有盐吃，纷纷逃亡。迁到辽阳城住，还可以有盐吃。于是定议迁都，迎后妃、贝勒等到辽阳。无疑，迁都辽阳是努尔哈赤一个勇敢而果断、英明而正确的决策。后金将都城从赫图阿拉迁到了辽阳。

第二次争论发生在后金迁都辽阳之后。这次关于要不要建新城的争论，努尔哈赤同诸贝勒对话如下：

天命大汗谕曰：“我国家承天眷佑，遂有辽东之地。但今辽阳城大，年久倾圮。东南有朝鲜，北有蒙古，二国俱未弭帖。若舍此征明，恐贻内顾忧，必更筑坚城，分兵守御，庶得固我根本，乘时征讨也。”

贝勒大臣皆曰：“舍见居之城郭、室庐，更为创建，毋乃劳民耶！”天命大汗谕曰：“今既与明构兵，岂能即图安逸？汝等所惜者，一时小劳苦耳！朕所虑者大也。苟惜一时之劳，何以成将来远大之业耶！朕欲令降附之民筑城，而庐舍各自营建。如此虽暂劳，亦永逸已。”

贝勒大臣皆曰：“善。”

后金迁都辽阳，时间仅四年，又迁都沈阳。

天命十年即天启五年（1625年）三月初一日，努尔哈赤决定从辽阳迁都沈阳。

迁都定鼎，社稷大事。历史上每次定都与迁都，总要伴随着激烈的论争。昔刘邦都洛阳或关中，犹疑不能定夺，君臣各有所重。张良曰：“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¹¹⁾但在庙堂议争都城的问题上，清太祖与汉高祖不同：汉高祖刘邦为臣谏君，清太祖努尔哈赤则为君谕臣。努尔哈赤第二次迁都沈阳，同上次迁都辽阳一样，又发生一场君臣之争。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帝聚诸王臣议，欲迁都沈阳。”但是，努尔哈赤的意见遭到诸王贝勒的阻谏。诸王大臣谏曰：“迩者筑城东京，宫室既建，而民之庐舍，尚未完善。今复迁移，岁荒食匮，又兴大役，恐烦苦我国！”努尔哈赤不许。他为了说服诸王贝勒，阐述迁都沈阳的理由：

沈阳形胜之地。西征明，由都尔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可由清河路以进。且于浑河、苏克苏浒河之上流，伐木顺流下，以之治宫室、为薪，不可胜用也。时而出猎，山近兽多。河中水族，亦可捕而取之。朕筹此熟矣，汝等宁不计及耶！⁽¹²⁾

迁都沈阳的《汗谕》，长达九十九字⁽¹³⁾，概述其都城选址沈阳的道理。后金迁都沈阳，可概括为十利：

其一，地理方面。势踞形胜之地，位于冲要之区，土地肥沃，河水充沛。“左控朝鲜，而右引燕、蓟；前襟溟渤，而后负沙漠”。扼全辽东西之枢纽，襟松辽平原之腹地。

其二，历史方面。先前辽设五京，没有沈阳；金设五京，也没有沈阳。元朝东北行政中心，在辽阳；明朝辽东军政中心，也在辽阳。努尔哈赤攻占辽阳后，迁都辽阳，再迁沈阳。从此，沈阳第一次成为都城。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使沈阳成为后金—清初的政治中心。

其三，交通方面。上引《汗谕》，共八句话，其中四句，讲了交通：水陆两路，四通八达，利于行军，便于运输。

其四，经济方面。上引《汗谕》，共九十九字，其中四十七字讲经济（占总字数的百分之四十八）：辽河平原，盛产粮棉，物资富饶，河林之利，可渔可猎，适于满洲社会发展渔猎经济。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为尔后沈阳成为东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交通中心，特别是对辽河下游的沈海地带经济开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其五，民族方面。离其“民族故乡”既不过远、又不过近，在汉族、满洲、蒙古结合地带，北向可达松花江、黑龙江流域地区的诸多民族，如索伦、达呼尔（达斡尔）、虎尔哈、鄂伦春、鄂温克、赫哲、使犬部、使鹿部等。依其军政实力，便于展缩进退，征抚蒙古，北向拓展，更为有利。

其六，民心方面。努尔哈赤在辽阳地区实行许多错误政策，辽阳曾长期为明朝辽东统治中心，“汉人思明”。特别是金、复、海、盖四卫，汉民运用各种形式反抗后金，诸如往井水中投毒、出售毒死猪肉等。后金官兵又“每聚而泣”⁽¹⁴⁾，甚至“渐思遁矣”！迁都沈阳，既可以避开辽人反金的中心地带，又可以便于向辽西地区进取。

其七，外交方面。同朝鲜交往，也较方便。

其八，文化发面。汉族为农耕文化，满洲为渔猎文化，蒙古为草原文化，沈阳处于以上三种文化的交汇地带，有利于汉、蒙古、女真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其九，军事方面。其时受到东江总兵毛文龙从海上、辽东总兵马世龙从陆地的军事袭扰，迁都沈阳，比较辽阳更为安全。且便于西进，稳固辽东，争雄辽西，绕道蒙古，进攻塞内。

其十，政治方面。“前之进无穷，后之退有限”⁽¹⁵⁾。迁都沈阳，便于东盟朝鲜，西抚蒙古，北定索伦，阻三面而守，以一面攻明——围攻锦州，进兵宁远，叩打关门，问鼎中原。

但是，诸王大臣仍然拒不同意迁都沈阳。“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先是，北魏孝文帝欲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群臣怀恋故土，稽颡泣谏。他在谕南迁的原因之后，命“欲迁者左，不欲者右”。但安定王休等相率站在右边，表明不愿迁都。魏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谋南迁，恐众心恋旧，乃示为大举，因以胁定群情，外名南伐，其实迁（都）也。旧人怀土，多所不愿，内惮南征，无敢言者，于是定都洛阳”⁽¹⁶⁾。魏孝文帝施展政治权术，佯称南征，实迁都城。

努尔哈赤则不同，他与贝勒诸臣辩议，并力求说服他们。努尔哈赤虽没有说服他的诸王大臣，但最后断言：“吾筹虑已定，故欲迁都，汝等何故不从！”

努尔哈赤不徇众见，决然迁都，乃于天命十年即天启五年（1625年）三月初三日，出东京城，驻虎皮驿；初四日，至沈阳⁽¹⁷⁾。

这次迁都之议，《满文老档》、《满洲实录》、《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等，均未在后金《汗谕》之后，书“贝勒诸臣皆曰‘善’”。《满文老档》的记载是：汗给他的父祖坟墓，供祭杭州纺织细绸；又杀牛五头，烧了纸钱。然后从东京出发，夜宿虎皮驿。翌日，未刻，进入沈阳城⁽¹⁸⁾。贝勒诸臣，跟随迁徙。可见他是力排众议，断然迁都沈阳的。

努尔哈赤综合考虑了历史与地理、社会与自然、政治与军事、民族与物产、形胜与交通等因素，而作出迁都沈阳之开创性的重大战略决策。迁都沈阳后，经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代的开发，沈阳及辽河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得到全面迅速的发展。清朝迁都北京后，沈阳成为清朝的陪都。似可以说，近代辽河流域、沈海地带的区域经济开发，清太祖努尔哈赤是其经始者。

沈阳，又称盛京，是一座历史名城。辽、金为沈州治，兴筑土城。元为沈阳路总管府治，因浑河亦称沈水，城在沈水之北，水北为阳，故称沈阳。它是“辽东根本之地，依山负海，其险足恃，地实要冲，东北一都会”⁽¹⁹⁾。明为沈阳中卫。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指挥闵忠因旧土城修筑砖城，城为方形，“周围九里三十步，高二丈五尺。池二重，内阔三丈，深八尺，周围一十里三十步；外阔三丈，深八尺，周围一十里三十步。外围三丈，深八尺，周围一十一里有奇。城门四：东曰永宁，南曰保安，北曰安定，西曰永昌”⁽²⁰⁾。明中叶以后，沈阳在辽东的地位日趋重要。它襟山环海，地处冲衢，“据险立关，架川成梁，以通行旅，资利涉哉”⁽²¹⁾。但是，天命汗对沈阳战略地位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努尔哈赤占领沈、辽之后，并没有迁都沈阳，而决定迁都辽阳。后金迁都辽阳，翌年夺取广宁，占有河西大片土地。摆在努尔哈赤面前的战略安排是：内固根本，东结朝鲜，西抚蒙古，北稳后方，南进宁远，径叩关门。为此，其都城应即由辽阳迁至沈阳。但努尔哈赤囿于辽阳为辽东首府的传统之见，不仅未迁都沈阳，反而营筑东京城，此可谓得失参半：巩固政权，进退兼顾，是为得；巨耗民力，延宕四年，是为失。经过五年的选择，努尔哈赤终于决定将都城由辽阳迁至沈阳。这是后金—清朝历史，是清代都城历史，也是清代东北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沈阳位于辽河平原的腹部，沈水之阳，辽阳、广宁、开原三镇雄踞鼎峙之中。它在松辽平原的南部，“源钟长白，秀结巫闾，沧海南回，混同北注”⁽²²⁾。沈阳不仅地处形势冲要之区，而且位于民族纷争之地。正如《全辽志》所载，沈阳“左控朝鲜，而右引燕、蓟；前襟溟渤，而后负沙漠”⁽²³⁾。沈阳在辽东地区的位置，康熙《盛京通志》载述：盛京沧海朝宗，白山拱峙；浑河辽水，绕带西南；黑水混同，襟环东北。控制诸邦，跨驭六合⁽²⁴⁾。控制东北诸族之民，辖驭关外六合之众，这就是沈阳的重要战略地位。

迁都沈阳，是后金—清朝的第二次迁都，沈阳成为后金—清朝的第三个都城。在中国皇朝历史上，都城迁移，屡见不鲜。昔“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²⁵⁾。迁都定鼎选址，必择要害之区。汉初刘邦相宅未定，娄敬说刘邦都关中，称：“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肩，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²⁶⁾后金迁都沈阳，正是扼明朝辽东之亢而拊其背，阻三面为守，独以一面南制明朝。其时辽东局势，关系明廷全局。毕恭在《辽东志》中引据史典预言：“昔人有言：‘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园囿之兴废，洛阳治乱之候也。’余于辽亦云：夫辽，必争之地也。天下之治乱，候于辽之盛衰；而知辽之盛衰，候于夷夏之兴废。”⁽²⁷⁾满洲据辽东之形胜，关系明皇朝之盛衰。后金都城的选址，又关系满洲之盛衰。因之，努尔哈赤毅然决定从辽阳迁都沈阳。后皇太极于八年四月初六日，称沈阳城满文名“mukden hoton”。“mukden”汉意译为“兴盛”；“hoton”汉意译为“城”，“mukden hoton”的汉意译为“盛京”。皇太极命将沈阳城“称曰天眷盛京”，并命今后“毋得仍袭汉语旧名，俱照我国新定者称之。若不遵新定之名，仍称汉字旧名者，是不奉国法，恣行悖乱者也，察出决不轻恕”。

后金东京的城都文化，表现满、汉文化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融合。

满、汉文化的相互排斥，主要反映于满、汉分城居住。辽阳原有南、北两城，南城周长十六里，为辽东都指挥使司驻地；北城周长十里，居住平民。后金迁都辽阳之初，实行满、汉分南北城居住，还下令对汉人剃发、查粮、迁民、服役。东京城建成后，辽阳旧城居汉民，东京新城则居旗人。这是清朝满、汉分城居住之始。其实，早在辽初，即实行契丹与汉人分城居住。契丹人得辽阳，居住内城，汉人则居住外城，“外城谓之汉城”⁽²⁸⁾。这是少数民族居于统治民族时，其族人住居在以汉人为主体居民城市的一种文化隔离政策。但两种文化间的交融，是任何城墙都阻隔不了的。这种满、汉分居的形式，是在农耕文化圈内，将森林文化与农耕文化隔离，在东京城保持一个森林文化模式。从而在辽沈地区出现尖锐的民族矛盾。

满、汉文化的相互融合，反映于建筑方面，既具有满洲特色，又吸收汉族风格。东京城为半山城，保留其“依山而居”的旧习，又建在平原；汗宫设在城内突起台地上；其主要殿堂除吸取汉族建筑艺术外，所兴筑的八角殿，又是八旗制度在建筑风格上的反映。八角殿的殿堂内和丹墀上满铺绿色釉砖，则是昔日森林和猎场生活在宫殿建筑色彩艺术上的再现。建堂子以用于萨满祭祀等，均为满洲文化的特色。同时又大量吸纳汉族传统建筑特点——城郭为汉族方正形，城墙、敌楼、瓮城、券洞、壕堑；宫、殿分离，使用琉璃构件，饰以栏板、望柱等。东京城门额如德盛、福胜、天佑、地载、抚近、怀远、内治、外攘等，都受汉族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东京城门额内外各嵌满、汉文一幅，则是满、汉文化融合的佳证。

后金东京的都城文化，表现了满、汉文化的二元性——满洲文化与汉族文化、森林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盛京的都城文化，既表现了森林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又反映了满洲文化与汉族文化的融合。于民族文化冲突：后金军初入辽沈地区，火烧城郭、掠获人畜，滥杀汉人、屠戮儒生，牧放牛马、任吃庄稼，强征粮食、焚毁房屋，强令移民、抛荒耕地，下令剃发、严惩逃人——是森林文化与农耕文化冲突的显现。于民族文化融合：盛京在平原建方正形城池，八角形大衙门和八旗亭，清宁宫内设萨满祭祀神堂、煮祭（胙）肉大锅、举行萨满祭祀并在院内竖立神杆，建于高台上歇山式三层重檐凤凰楼，大清门、崇政殿既为硬山式、又饰五彩琉璃螭首，殿顶盖黄琉璃瓦、镶绿色剪边，彩绘既有京师皇宫和玺彩画、又有关外三宝珠吉祥草图案，宫内匾额为满、汉合璧书写——是满洲文化同汉族文化融合的结晶。盛京宫殿既有汉族建筑规制，又有满洲民族特色，成为满、汉文化融合的典型建筑。笃恭殿顶的宝瓶火焰珠、梵文天花、多彩藻井等，则是满、汉、蒙、藏多民族建筑艺术的融合。总之，盛京皇宫是皇太极“参汉酌金”、融会多民族传统艺术在宫殿建筑上的反映。

清入关前都城，在二十多年间，每次迁徙奠都，都伴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激发着政治上的勃勃生机。后金—清初都城迁徙的轨迹，自东而西，由北而南，从山区到平原，经关外到关内，既表现了森林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也反映了满洲文化与汉族文化的融合。后金进入辽沈地区，由八旗满洲，而八旗蒙古，而八旗汉军，它的文化机制，当属满洲森林文化为主，兼有蒙古游牧文化、汉族农耕文化。后金两次迁都的历史，展现出满洲、蒙古、汉族的渔猎、草原、农耕三种文化在都城文化中的冲突、交流、融合和发展。兴京、东京、盛京展现了女真—满洲文化的发展脉络，也是展示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绚丽奇葩。

清入关前的三座都城，是在不同历史、不同地域、不同经济、不同文化背景下依次建成的，它们相互之间，既有承继、又有创新，既有共性、又具特点。都城是国家或政权的政治中心。后金—清初的政治弈棋，实际分为三步：第一步，统一女真各部，以兴京为其政治中心；第二步，统一东北地区，先以东京继以盛京为其政治中心；第三步，统一整个中国，以北京为其政治中心。

天命汗迁都沈阳后，因时间太短，社会不安定，且大战连绵，而对沈阳的城市建设，既无大举措，也无大成绩。皇太极在沈阳十七年间，沈阳城池宫殿发生巨大变化。天聪八年即崇祯七年（1634年）四月初六日，皇太极谕：“其沈阳城，称曰天眷盛京。”⁽²⁹⁾从此，沈阳也称盛京。盛京的城池、府衙、坛庙、寺观，择其大端，简述如下。

城池府衙　皇太极时期，沈阳城市，变化很大。皇太极兴建盛京皇宫，同时兴建盛京城池。新建的盛京城，比原沈阳中卫城，不仅规模扩大，而且改变原来单纯军事防御之城，而为天子治居之城。其宫殿、衙署、坛庙、王府，逐渐建成，鳞次栉比。沈阳城原为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建的中卫城，城为方形，双重城池，砖石城垣，格局较小。明沈阳中卫城的建筑与规模，其内城，周围九里三十步，高二丈五尺，池两重，内阔三丈，深八尺；周围十一里三十步，外阔三丈，深八尺，城门四座⁽³⁰⁾。并在城墙东南与西北，各辟一门，派兵戍守。由于这四门是两两相对，所以在城内，形成十字街。皇太极随着汗权的巩固与军事的胜利，对沈阳旧城进行改建并拓展。天聪四年即崇祯三年（1630年）增修沈阳城北面城墙。先是，沈阳城东、南、西三面，已经修完；至是，增修北面城垣。《满文老档》记载：“沈阳城北面未曾修筑，仍系明人所筑者。其余三面，早已修筑。天聪四年四月初六日……始行修筑。”⁽³¹⁾

天聪五年即崇祯四年（1631年），因旧城而增拓。后在增拓旧城同时，又“创天坛、太庙，建宫殿，置内阁、六部、都察院、理藩院等衙门，尊文庙，修学宫，设阅武场，而京阙之规模大备”⁽³²⁾。又建堂子、实胜寺等。后金在增拓旧城时，对旧城加以改建，将原城四门中的三门拆除，唯北门——镇边门用砖墙堵死封闭，外筑瓮城，以利防守。沈阳城分内外两重，城高由原二丈五尺，增为三丈五尺；将原四座城门，改为八座城门；从而使原十字形街道，变为井字形街道。城上角楼，为木结构，基础为砖石，垛口砌青砖。八门之门额，为砖石雕镌，外书满文，内书汉文⁽³³⁾，而不是满文、汉文左右合璧。皇宫在南门内，布局在井字街的中心。外城呈方形，井字街北侧街为一条商业街，称为“四平街”，街东为钟楼，街西为鼓楼，街长一百七十四丈、宽三点五丈。井字街南侧街今为沈阳路，东西各设一座木制牌楼，东为文德坊，西为武功坊。拓建城池，历时七年，耗资巨大，夫役繁重。盛京新城，“其制：内外砖石，高三丈五尺，厚一丈八尺，女墙七尺五寸，周围九里三百三十二步。四面垛口六百五十一、明楼八座、角楼四座。改旧门为八：东向者，左曰抚近，右曰内治；南向者，左曰德盛，右曰天佑；西向者，左曰怀远，右曰外攘；北向者，右曰福胜，左曰地载。池阔十四丈五尺，周围十里二百四步。钟楼一，在福胜门内大街；鼓楼一，在地载门内大街”⁽³⁴⁾。时沈阳流传着一首民谣：“有身多做城下土，筑城还家十无五。”反映修筑沈阳城池付出的巨大代价。崇德三年即崇祯十一年（1638年）五月，修盛京至辽河道路。清定鼎北京后，对盛京沈阳，以其发祥重地，而尊之为陪都。康熙时再加增拓。康熙十九年（1680年），在沈阳八门之外各二华里处，增筑墙垣，外郭八关，各设关门。墙周长三十二里四十八步，使盛京成为三重城垣。清自康熙增拓盛京城墙后，都城规模，没再扩大。但旧皇宫，发生变化。

城中心为皇宫。城里部署三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等衙门，以及织造库、银库等。先是，天聪三年即崇祯二年（1629年）四月，设立文馆，分为两班：达海、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翻译汉文书籍；库尔缠、吴巴什、查素喀、胡球、詹霸等，记注朝政。天聪十年即崇祯九年（1636年）三月，改文馆为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天聪五年即崇祯四年（1631年）七月，皇太极接受汉官宁完我等的奏议，仿照明朝，“爰定官制，设立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别掌理国家行政事务。六部的官员，每部以贝勒一人掌部事，下设承政、参政、启心郎等，分司其职。其时，六部草创，很不健全。贝勒多在家中处理政务。翌年八月，六部衙门建成⁽³⁵⁾，各部官员，入署办公。又建立都察院。崇德元年即崇祯九年（1636年）五月，皇太极在三院六部之外，仿照明制，设置监察机关——都察院。还设立蒙古衙门，后改名为理藩院。清内三院、六部、都察院和理藩院，合称“三院六部二衙门”，是在后金原有体制机构的基础上，参酌明制、加以损益，而建立比较完整的国家机构。这些皇家机构，在盛京兴建相应的办事官署。

城中居民，满、汉分城居住。早在辽初，即实行契丹与汉人分城居住。女真也有类似现象。努尔哈赤在建州时期，“北门外则铁匠居之，专治铠甲；南门外则弓人、箭人居之，专造弧矢”⁽³⁶⁾。这种分区居住，虽有经济因素，却因工匠多为汉人、朝鲜人而亦有民族因素。后金迁都辽阳，“移辽阳官民于北城，其南城则帝与诸王臣军民居之”⁽³⁷⁾。这是清朝满、汉分城居住，有明确文献记载之始。努尔哈赤又命“遂筑城于辽阳城东五里太子河边，创建宫室，迁居之”⁽³⁸⁾。于是，汉人居住在辽阳老城，满人则居住在东京新城。后金迁都沈阳后，城中居民，旗民分居，旗人住城里，汉人居城外。后迁都北京，仍然实行旗民分城居住的政策。

《盛京城阙图》，绢本，设色，墨线勾绘，黄绫裱边，以满文或满、汉两体文字标示各种建筑。全图纵一百二十八厘米，横一百一十厘米，约绘于康熙初年。图中描绘有：略呈方形城池，八座城门及其城楼，四座角楼，井字形街道，汗宫、皇宫、衙门及王府等。图内展示清初内三院、六部衙门，均用满文标记。六部衙门建筑规模与形制完全一式，即大门三间，大堂五间。图中的吏部、户部、礼部，在德盛门内街路东，为由北而南序列；兵部、刑部、工部，在天佑门内街路西，由北而南序列。内院衙门在皇宫崇政殿前东侧，有一座西向三间的小厢房，满语标记为“多里吉衙门”，汉文译意为“内院”。图中所绘内院，位于崇政殿前东侧，为三间厢房，应是崇德年间的面貌。都察院设于天聪六年即崇祯五年（1632年），是职司监察的机构，图中位于武功坊之南面偏东，亦满、汉两种文字合璧标记；理藩院在文德坊之南面西，亦满、汉两种文字合璧标记。都察院与理藩院的建筑格局，与六部衙门相同，虽其规模小于三院六部，却较都察院、理藩院的位置更靠近皇宫。此外，图中还绘记“织造库”、“银库”等建筑的位置。

城内王府，图中所绘，文献记载，城图描绘，基本吻合，分述如下。

清入关前盛京城内，建有许多王府，在《盛京城阙图》中，标示出十一座。按图中满文标记的汉语音译为；劳奥亲王（礼亲王代善）府、巴图鲁郡王（武英郡王阿济格）府、墨尔根亲王（睿亲王多尔衮）府、额尔克楚亲王（豫亲王多铎）府、兀真亲王（郑亲王济尔哈朗）府、苏勒亲王（颖亲王萨哈廉）府、巴颜郡王（饶余郡王阿巴泰）府、发奋亲王（肃亲王豪格）府、木特布勒亲王（成亲王岳讬）府、京琨亲王（敬谨亲王尼堪）府、陶夫亲王（庄亲王）府。这十一座王府中，除陶夫亲王（庄亲王）府为一进院落、规模较小外，其他王府均为二进院落。这些王府的第一进院落，前为府门三楹，府门内为正殿五楹，东西配殿各三楹（其中兀真亲王府正殿前无东西配殿）；第二进院落，正面是寝殿五楹，东西配殿各三楹。上述王府建筑，均为硬山式，前后有廊。上述十一座王府，属于“世袭罔替”者有八位亲王、郡王，即和硕礼亲王代善、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豫亲王多铎、和硕肃亲王豪格、裕亲王（庄亲王）硕塞、克勤郡王岳讬、顺承郡王萨哈廉。他们是在皇太极改元、称帝时册封的。岳讬为和硕成亲王、阿济格为多罗武英郡王、杜度为多罗安平贝勒、阿巴泰为多罗饶余贝勒⁽³⁹⁾。他们都是在顺治元年（1644年）以前受册封，因而在盛京均有府第。

诸王府第，其建筑规制，崇德年间定：“亲王府，台基高一丈。正房一座，厢房二座。内门盖于台基之外，绿瓦朱漆。两层楼一座，并其余房屋及门，俱在平地盖造。楼房大门，用平常筒瓦，其余用板瓦。郡王府，台基高八尺。正房一座，厢房二座。内门盖于台基上。两层楼一座。正房及内门，用绿瓦。两厢房，用平常筒瓦，俱朱漆。余俱与亲王同。”⁽⁴⁰⁾

这十一座亲王、郡王府第是：

（1）礼亲王代善府。代善为努尔哈赤次子，位列四大和硕贝勒之首。崇德元年即崇祯九年（1636年），封为和硕礼亲王⁽⁴¹⁾。王府位于皇宫笃恭殿之东，并与之为邻。

（2）睿亲王多尔衮府。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初封为贝勒。天聪初，因征察哈尔功，被赐号为墨尔根代青。崇德元年（1636年），进为睿亲王，又称墨尔根亲王。王府坐落于沈阳城钟楼西路北。皇太极病逝后，在皇位争夺中，赞成拥立福临（顺治帝）继位，与济尔哈朗同为辅政王，寻称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率领清军入关，定鼎北京。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病死于喀喇城。明年二月，定多尔衮罪，削尊号、撤享庙，黜宗室、籍财产。后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予以昭雪，复还睿亲王封号，配享太庙，其世爵世袭罔替⁽⁴²⁾。其王府可能在此期间被拆除或作他用。《盛京城阙图》中所示王府图绘，反映的是顺治八年前的面貌。

（3）武英郡王阿济格府。阿济格是努尔哈赤第十二子，多尔衮胞兄。天命年间，初授台吉，后进贝勒。作战骁勇，屡立战功。崇德元年（1636年），进为武英郡王。王府位于沈阳城钟楼西路北，睿亲王多尔衮府东邻。顺治元年（1644年），进为英亲王。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多尔衮死。后被削爵，罢谥号。翌年十月，阿济格被削爵、幽禁、赐死。康熙十一年（1672年），该王府被拆除。

（4）豫亲王多铎府。多铎是努尔哈赤第十五子，与阿济格、多尔衮为同胞。府邸位于清太祖居住的汗宫之西偏南。这是一座平面呈长方形、两进式院落。第一进院落，正门南向，门三楹，为硬山式，上盖青瓦。进门后，东西配房，各有三间。第二进院落，进门处有一座石雕照壁，院内的正中，为王府正殿，东西配殿，各为三间。整个府第，南北长约三十五米，东西宽约十八米⁽⁴³⁾。上述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同为大妃乌拉纳拉氏所生。大妃乌拉纳拉氏，深得努尔哈赤宠爱。此三座王府，距汗宫最近。其亲密关系，可谓一物证。

（5）饶余郡王阿巴泰府。阿巴泰是努尔哈赤第七子，母为侧妃伊尔根觉罗氏，初授台吉。崇德元年（1636年），进为饶余贝勒。顺治元年（1644年），进郡王。府邸位于西华门之西路北。顺治三年（1646年），阿巴泰死。

（6）肃亲王豪格府。豪格是清太宗皇太极长子，天命朝为贝勒。天聪六年（1632年），进和硕贝勒。崇德元年（1636年），进肃亲王。府第位于饶余郡王阿巴泰府东邻。因皇太极死后汗位继承之争，豪格为多尔衮之政敌。顺治三年（1646年），豪格率军西征，入四川，抵西充，“豪格亲射献忠，殪”⁽⁴⁴⁾。翌年，平四川。五年（1648年）二月，豪格师还，下狱，寻死。肃亲王豪格府与饶余郡王阿巴泰府，都临近皇宫大内，与大清门、三官庙，同处一线。

（7）郑亲王济尔哈朗府。济尔哈朗是努尔哈赤胞弟舒尔哈齐第六子，自幼受努尔哈赤养于宫中，后封为和硕贝勒。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封和硕郑亲王。府邸位于天佑门内大街路西。

（8）颖亲王萨哈廉府。萨哈廉是礼亲王代善第三子，初授台吉，后进贝勒。皇太极与萨哈廉关系至切。崇德帝曰：“群子弟中，整理治道，启我所不及，助我所不能，惟尔之赖。”崇德元年（1636年）五月，萨哈廉病死，皇太极为之震悼，哭临四次，不御饮食，辍朝三日，追封其为颖亲王。《清太宗实录》记载一个故事：一日，皇太极御翔凤楼，偶寝，梦偕皇后东行，俄而至一殿。上与礼亲王代善，及侄颖亲王萨哈廉偕坐。上默念颖亲王已故，何为在此？遂避还盛京。路遇仪仗，左右排列，忽有人自后至，请曰：“颖亲王乞圣上赐牛一。”皇太极许之。驾行不数武，忽硕讬又自后至，奏曰：“颖亲王令臣，求皇上赐牛。”皇太极曰：“已与之矣！”及觉，上以所梦，问内院大臣希福、刚林、詹霸、胡球。众奏曰：“此皇上悼念之切所致耳！”皇太极曰：“不然，朕未尝思之，当别有故也。”于是，希福等检阅《会典》，凡亲王薨，初祭，赐一牛。希福等甚异之。颖亲王初祭时，未曾用牛，因以奏闻。皇太极因命礼部，备牛致祭⁽⁴⁵⁾。颖亲王府位于抚近门内街路北，与礼亲王府邻近。

（9）成亲王岳讬府。岳讬是礼亲王代善长子，初授台吉，后进贝勒。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封为成亲王。四年（1639年），同多尔衮统大军，克济南府，死于军。岳讬死前降为贝勒，死后诏封为克勤郡王。府邸位于东华门外，吏部衙门路北。

（10）敬谨亲王尼堪府。尼堪是努尔哈赤长子褚英第三子。崇德元年（1636年），封为贝子。顺治元年（1644年），进贝勒。五年（1648年），进敬谨郡王。翌年，晋亲王。九年（1652年），死于军中。府邸位于抚近门内街南。从史料记载看，这座王府建造时间最晚。此处当为尼堪未入关时居住之所，由于尼堪的册封，后名为敬谨亲王府。

（11）庄亲王博果铎府。博果铎是皇太极第五子承泽裕亲王硕塞第一子⁽⁴⁶⁾。府第位于大内宫阙之西，在崇政殿西侧宫墙之外。其建筑规模，小于其他王府。因为建府时，硕塞尚未封为亲王。顺治十一年（1654年）硕塞死去，其子博果铎只有六岁袭爵，改裕亲王号为庄亲王。

上述十一座王府，均为顺治元年（1644年）以前所建。天命十年即天启五年（1625年），迁都沈阳后所建王府，多依明沈阳中卫城十字街为分界线，如礼、睿、豫、英等王府。尔后，清改盛京八门后，按井字形街后所建，如郑、肃、饶余、庄、成等王府。上述十一座王府，今仅存豫亲王多铎王府遗迹一处。

后《沈故》记述以上王府当时的地址为：“今礼邸在灰市，睿邸在木行西边，豫邸在木行东边，肃邸在西华门西，庄邸在龙王庙后，郑邸在小南门里，克勤郡邸在将军署后，顺承郡邸在庄邸北大红袍。”⁽⁴⁷⁾

坛庙寺观　沈阳成为都城，兴建坛庙寺观。

钟鼓楼。先是，汉人正白旗牛录章京刘学诚⁽⁴⁸⁾，奏议设通政司，建钟鼓楼：“宜设立通政司，于朝门外，东设鼓，西设钟，晓谕人民。有愿自效者，击鼓三；负冤者，撞钟三。”⁽⁴⁹⁾皇太极以“兵兴未暇”而暂缓之。崇德改元，议铸大钟，城中传言：“将以童子，合铁铸钟。”于是，“民家各匿其子，闭户不令出”⁽⁵⁰⁾。此闻平息后，始建钟鼓楼。钟鼓楼为歇山重檐，石砌高台，上有垛口，下有券门。钟楼在福胜门内大街与四平街相交叉路口处，鼓楼在地载门内大街与四平街相交叉处。

坛庙。在德盛门外南五里，建天坛；在内治门外东三里，建地坛。初在抚近门外建太庙，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移建太庙于大清门之东（即景佑宫旧址）”⁽⁵¹⁾。并在城东内治门外，建祭神祭天之所的亭式殿——堂子。

四寺四塔。据《盛京通志》记载，皇太极命在沈阳东、西、南、北四门外，各建寺庙一座。北方，在地载门外五里处，建法轮寺。东方，在抚近门外五里处，建永光寺。永光寺规模宏大，建筑雄伟。史载其有大殿五间，碑亭两座，天王殿三楹，钟、鼓楼各一座，山门三楹，寺东建宝塔一座，禅房、僧房二十四间。南方，在德盛门外五里处，建广慈寺。西方，在外攘门外五里处，建延寿寺。既建四寺，又建四塔。崇德八年即崇祯十六年（1643年）动工，顺治二年（1645年）竣工。《敕建护国法轮寺碑记》载述：“盛京四面，各建庄严宝寺。每寺大佛一尊，左右佛二尊，菩萨八尊，天王四位，浮图一座。东为慧灯朗照，名曰永光寺；南为普安众庶，名曰广慈寺；西为虔祝圣寿，名曰延寿寺；北为流通正法，名曰法轮寺。各立穹碑，永垂来祀。”每寺建白塔一座，均为藏式喇嘛塔⁽⁵²⁾。皇太极敕建四座喇嘛寺塔，因其病重，祈祷佛佑⁽⁵³⁾。盛京当时最为重要、最具影响的是实胜寺。

实胜寺。全名莲华净土实胜寺，简称实胜寺，俗称皇寺或黄寺，在盛京城西五里许⁽⁵⁴⁾。实胜寺是一座规模宏大、建筑伟丽的喇嘛寺庙。《清太宗实录》对其作了详细记载：“壬寅（十二日），实胜寺工成。先是，上征察哈尔国时，察哈尔汗惧，出奔图白忒部落，至打草滩而卒。其国人咸来归顺，有墨尔根喇嘛，载古帕斯八喇嘛，所供嘛哈噶喇佛至。上命于盛京城西三里外，建寺供之。至是告成，赐名实胜寺。铸钟，重千觔，悬于寺内。东西建石碑二：东一碑，前镌满洲字，后镌汉字；西一碑，前镌蒙古字，后镌图白忒字。”碑文由国史院大学士刚林撰满文、学士罗绣锦译汉文，弘文院大学士希福译蒙古文、道木藏古式译图白忒文，笔帖式赫德书写。

实胜寺主要供奉嘛哈噶喇金佛，又称玛哈噶拉佛。此嘛哈噶喇金佛，先在元代供奉于五台山，后移奉于沙漠，再移奉于察哈尔林丹汗国。林丹汗身死、部破，大喇嘛墨尔根载嘛哈噶喇金佛像到盛京⁽⁵⁵⁾，因敕建实胜寺以崇祀之。寺院坐南朝北，占地约七千平方米。主要建筑有大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单檐歇山，周围出廊。东为钟楼，西为鼓楼，中有天王殿。天王殿两侧，各有碑亭一座，竖碑两通，镌刻满、汉、蒙、藏四体文字。大殿西侧建有嘛哈噶喇佛楼，重檐歇山，四周围廊，正方形楼基，黄琉璃瓦顶，其内供奉征服蒙古所得嘛哈噶喇金佛。嘛哈噶喇金佛受到西藏、蒙古、满洲的尊祀⁽⁵⁶⁾。

实胜寺落成，举行隆重典礼。皇太极率内外诸王、贝勒、贝子、文武众官，出怀远门，幸实胜寺。皇太极将至，喇嘛及僧作乐，引崇德帝，至佛位前。皇太极率众行三跪九叩头礼。典礼毕，皇太极御仪门外，设宴，宴毕。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及朝鲜国王二子，并外藩蒙古土谢图亲王巴达礼，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扎萨克图郡王布塔齐及其子海赖，冰图王孔果尔，札鲁特部落内齐、桑噶尔，四子部落巴拜，翁牛特部落达尔汉戴青，巴林部落满珠习礼，吴喇忒部落杜巴，喀喇沁部落查萨衮杜棱、万旦、塞冷，土默特部落查萨衮达尔汉、俄木布楚虎尔，乌朱穆秦部落多尔济塞臣济农，席勒图绰尔济喇嘛，古门绰尔济喇嘛，护卫桑噶尔寨、都喇尔达尔汉等，各献驼、马、银两、缎匹、貂皮、纸张等物，以为施助，皇太极俱命寺僧收掌之。皇太极又发帑银一千六百、蟒缎三、缎五、貂裘一、玲珑鞍辔一，凡在事人役，皆依次赏之。

皇太极对实胜寺十分重视。崇德四年即崇祯十二年（1639年）正月初三日，皇太极率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到实胜寺礼佛。并令到盛京朝觐的蒙古厄鲁特部落使臣格隆寨桑、厄尔格布什等，到实胜寺入观⁽⁵⁷⁾。崇德五年即崇祯十三年（1640年）正月初六日，皇太极又率和硕亲王以下，梅勒章京以上，到实胜寺礼佛⁽⁵⁸⁾。以上两例，充分说明，皇太极对实胜寺、对喇嘛教、对嘛哈噶喇佛的尊礼。

此外，还有慈恩寺、清真南寺等。慈恩寺建于天聪二年即崇祯元年（1628年），在德盛门外，现寺庙尚存。寺院东西向，分南北中三路，中路山门，门两侧有钟、鼓楼。中路有天王殿，面阔三间，硬山灰瓦。再向西为大雄宝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硬山灰瓦。另外还有比丘坛、藏经楼等。南路为退居寮、厨房、司房、斋堂、禅堂、法师寮等。北路有养静寮、客堂、念佛堂、方丈室、十方堂、库房等。顺治、道光年间，两次扩建和重修。全寺现有房屋一百三十五间，建筑面积三千平方米。清真南寺在外攘门外小西路，是一座规模较大的伊斯兰教礼拜寺。寺坐西朝东，占地六千平方米。据《铁氏宗谱》记载：“先祖铁魁，清初有功，官拜骑督尉，封显将军、光禄大夫，热心教门事业，门庭显赫，施舍家资，而建南清真寺于小西关回民聚居区内，扩大寺址，始具规模。”

清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初八日，福临前往福陵和盛京太庙，以底定中原、迁都北京，祭告列祖列宗。八月二十日，于盛京启驾，次月抵北京。从此盛京皇宫便成为“陪都宫殿”、“盛京旧宫”。

皇太极在盛京增拓城池，修建宫殿，兴筑官署，建设王府，修建坛庙，兴建学宫，设阅武场，于是“京阙之规模大备”⁽⁵⁹⁾。后金—清的都城盛京，规制宏伟，雉堞巍峨，宫殿壮丽，布局严整，这不仅是满洲史上一项辉煌的文化财富，而且是中国都城史上一篇瑰丽的艺术杰作。经过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代的经营，建成一座历史与文物瑰宝——盛京皇宫。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奠下沈阳作为中国东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通中心之大都会的基础。但是，盛京作为后金—清初都城二十年，因顺治帝迁鼎北京，而尊为留都。清朝由盛京移鼎北京，是清初的第三次迁都，也是清朝最后一次迁都。从此，清朝定都北京，至宣统帝退位，长达二百六十八年。

（二）盛京宫殿

盛京宫殿作为清初三帝的治居之所，共有二十年。盛京宫殿的建筑，经历天命、天聪、崇德三个时期，清入关后又多次加以修缮、改建，使之成为中国宫殿艺术的杰作。

天命汗宫殿　天命汗努尔哈赤初到沈阳，宫殿坛庙，尚未兴筑。努尔哈赤住在临时行宫，即明人记载“自筑宫于沈阳瓮城”⁽⁶⁰⁾。据《盛京城阙图》所绘，图中的一座四合院，即为“太祖居住之宫”⁽⁶¹⁾。它位于原明沈阳中卫城的北门——镇边门之南，是一座二进四合庭院。天命汗在治居之所汗宫，处理军政事务，日常生活起居。努尔哈赤迁此汗宫，居住一年零五个月后死去⁽⁶²⁾。

《盛京城阙图》在正北端，即福胜门（大北门）至地载门（小北门）之间偏南，也是原明城北门（（镇边门）之西南处，明确标示“汗宫”即“太祖居住之宫”。这是一座平面呈长方形的两进式院落。从绘图面积看，汗宫大于其他十一座王府。天命汗宫门朝南。第一进院落无对称建筑，第二进院落的建筑是启建于高台之上，正面一座三间正殿，殿顶黄绿琉璃瓦，东西各有三间配殿。据载，“汗宫”草创于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之前的天命九年（1624年），是由海州（今辽宁海城市）黄瓦窑侯振举及其所属工匠等建⁽⁶³⁾。《盛京城阙图》所绘“太祖居住之宫”、解决了长期存疑的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后的治居之所问题。此与明人茅元仪所著《督师纪略》中努尔哈赤“自筑宫于沈阳瓮城”的记载相合。

《盛京城阙图》既与文献记载相符，也与考古发掘相合。2012年5月至8月，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盛京城阙图》所绘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太祖居住之宫”即“汗王宫”遗址坐北朝南，由宫门与宫墙、前院、高台基址三部分组成。整个遗址从北宫墙至南宫墙，南北通长四十一点五米，东西因破坏严重，未发现宫墙，长度不详。其建筑基址与康熙初年所绘的《盛京城阙图》中的“太祖居住之宫”，茅元仪“自筑宫于沈阳瓮城”的记载相吻合。遗址前院废弃堆积中出土的遗物，有两枚满文“天命通宝”铜钱、大量的琉璃建筑构件。器型有板瓦、筒瓦、滴水、押带条、脊砖等。瓦当、滴水和脊砖上的纹饰多为莲花纹，押带条多见联珠乳钉纹和花瓣纹。琉璃建筑构件多施绿釉或蓝釉，少数为黄釉。该建筑遗址的年代，根据地层、叠压打破关系及出土遗物，可确定为始建于明代末年，至迟在清代中期已被废弃。其地理位置、建筑规模与布局及琉璃瓦的装饰风格，都与《盛京城阙图》中所绘“太祖居住之宫”相吻合。这次考古发现，从考古学上确认，“汗王宫”的位置、布局与形制提供了实证⁽⁶⁴⁾。

笃恭殿及列署亭殿　笃恭殿又称大殿、大衙门、大政殿，其所列署亭殿又称八旗亭，俗称十王亭。先是，天命汗努尔哈赤临朝与典礼之殿堂，为大衙门及列署亭殿，后称其为笃恭殿与八旗亭，又称为大政殿和十王亭⁽⁶⁵⁾。笃恭殿始建于天命十年（1625年），是盛京皇宫继天命汗宫后最早的重要殿堂建筑⁽⁶⁶⁾。笃恭殿，始称大衙门，满文体为“amba yamun”。“amba”汉意译为“大”，“yamun”汉音译为“衙门”，意译为“衙署”或“殿堂”。当时或称“大衙门”，或称“大殿”。后满文称“amba dasan yamun”，“amba”汉意译为“大”，“dasan”汉意译为“政”，“yamun”汉意译为“殿”，所以“amba dasan yamun”，汉意译为“大政殿”。殿位置在井字街南北中心偏东方位（今为沈阳故宫东路）⁽⁶⁷⁾。大衙门是天命汗御殿议政、举行大典、颁发谕旨、发布军令的殿堂。大殿建在距地一点五米的高台之上，台基用青砖垒砌，外镶石条，平面图形，呈八角形。台基的周围，栏板与望柱，石质优良，雕刻精美。在砖石须弥座上，兴筑殿宇。大殿为木结构的八角重檐攒尖式建筑。大木架结构，榫卯相接，不施铁钉，巧妙组合。殿体八面，周围出廊。其殿体的八面，由隔扇门组成，共二十四扇，可以启闭。每一扇门，下部为木质雕花裙板，上部为“斧头眼”式窗棂。殿顶与殿身之间，用立柱支撑，内外排柱，共四十根。殿身高大挺拔，庄重疏朗秀美。正门前两侧，立大红木柱，金龙盘绕，翘首飏爪，火焰升腾，黄鳞生辉，露齿吐信，造型逼真，静中似动，活灵活现。重檐之下，斗栱交错，相互扣叠，层次分明。每根柱头，都作巧饰。殿顶满铺黄琉璃瓦，镶绿色剪边。正中的宝瓶火焰珠，形状奇异，色彩斑斓。宝顶正中，镶八条铁链，伸向八条彩脊，越发增添光辉。每条彩脊上，有蒙古力士，戴黄帽，着绿袍，腰系丝绦，足蹬皂靴，显示蒙古的艺术特色。彩脊末端，八角顶檐，装饰着獬豸、麒麟等瑞兽琉璃构件。殿内顶棚，中为藻井，有木雕垂莲，也有梵文天花，还有福、禄、喜等汉字。笃恭殿的建筑艺术，如八角形、盘龙柱、彩画、栿头等，不仅具有满洲文化的色彩，而且融合汉族、藏族、蒙古族文化的特征。笃恭殿建筑，气宇轩昂，造型别致，雄伟多姿，光彩绚丽，是多民族文化的艺术精品。

大殿即大衙门，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十三日，定名为“笃恭殿”⁽⁶⁸⁾，是皇太极举行重大军政活动的殿堂。皇帝登极、颁布谕旨、宣布军令、凯旋大典、重大礼仪、盛大国宴等重要的仪式，常在此举行。下举数例。

例一，登极大典。崇德八年即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二十六日，福临继承皇位登极大典，是在笃恭殿举行的。史载：“丁亥（二十六日），上即皇帝位。是日，内外诸王、贝勒，率文武群臣，集笃恭殿前。上出宫，时寒甚，侍臣进貂裘。上视裘，却弗御。时上甫六龄，将升辇，乳媪欲同坐。上曰：‘此非汝所宜乘。’不许，上升辇，由东掖门出，诸王贝勒、文武群臣跪迎。上御殿，顾谓侍臣曰：‘诸伯叔兄朝贺，宜答礼乎，宜坐受乎？’侍臣对曰：‘不宜答礼。’于是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硕睿亲王多尔衮，率内外诸王、贝勒、贝子、公、文武群臣，行三跪九叩头礼，毕。”⁽⁶⁹⁾

例二，正旦朝贺。先是，天聪元年正月旦日，皇太极御大衙门，受诸王大臣朝贺⁽⁷⁰⁾。至是，崇德五年、六年正月旦日，皇太极御笃恭殿，行贺礼，赐大宴。

例三，庆贺大捷。崇德七年即崇祯十五年（1642年）七月初八日，皇太极以克取明锦州、松山、杏山、塔山四城，并击败明洪承畴十三万援军，在笃恭殿前举行庆贺典礼，并赐大宴，八门击鼓。

例四，重大政事。焚毁明廷敕书：“辛亥（二十五日），先是，满洲接近之哈达、叶赫、乌喇、辉发、蒙古诸国，俱受明国敕书。至是，上以诸国归附，教令统一，明国敕书，不得存留。令大学士希福、范文程、刚林，学士罗硕、胡球、额色黑等悉收之，焚于笃恭殿前。”⁽⁷¹⁾

例五，婚嫁大礼。崇德四年即崇祯十二年（1639年）十月，皇太极万寿节（生日），“赐大宴于笃恭殿”。崇德六年即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十六日，皇太极七公主下嫁大礼，也在笃恭殿前举行。笃恭殿在崇德五年即崇祯十三年（1640年）四月进行大修：“修笃恭殿，兴工。以阿山、金玉和董其事。”⁽⁷²⁾有关笃恭殿的礼仪，日渐规范，更加庄重。《清太宗实录》崇德七年即崇祯十五年（1642年）九月初一日记载：“先是，上御笃恭殿，王以下及众官，皆列班侍立。至是，礼部多罗郡王阿达礼，奏请更定仪制：嗣后上御笃恭殿，及出赐宴，和硕亲王以下及众官等，恭候驾过皆跪，上升阶，众官方起。及上还清宁宫，亦如之。”⁽⁷³⁾等级礼制，愈加严格。“笃恭殿”一词，在《清太宗实录》（汉文本）中，共出现十四次。在笃恭殿的殿亭区，除大殿之外，还有十座亭式殿——“大内宫阙之东，殿制八隅，列署左右十。”⁽⁷⁴⁾

八旗亭，俗称十王亭，是八旗左右翼王与八旗诸王、固山额真，会议军政大事、举行重大礼仪之亭式殿。八旗亭位于笃恭殿南向东、西两侧，两翼呈“八”字形排列，每侧五座亭式殿，共十座亭式殿。因其殿为亭式，共有十座，所以又称十王亭。早在赫图阿拉时期，就在汗殿之前，经常召开八旗首领会议。“殿之两侧，搭八幄。八旗之诸贝勒大臣，于八处坐”。后将八旗临时帐篷固定化，盖了八旗亭。笃恭殿与八旗亭殿，构成一组完美的殿亭式建筑，是清入关前八旗制度在宫殿建筑上的显现。八旗亭殿排列，北窄南宽，错落规整，开敞延伸，井然有序。八旗亭殿为方形亭殿式建筑，砖木结构，歇山式，前后廊。西侧亭殿朝东，为木门，其他三面均为青砖砌墙；东侧亭殿朝西，为木门，其他三面亦为青砖砌墙。其门由槅扇组成，门下部为素面裙板，上部为棱窗。亭殿每角，均有金柱，髹以红漆。亭殿顶，覆青瓦。亭殿的翼角，四向翘起，生动别致。按照后金—清初的八旗方位，十王亭的八旗序列是：距笃恭殿最近两座亭殿：东为左翼王亭，西为右翼王亭。然后再从笃恭殿起，东侧四旗亭依次为：镶黄旗亭、正白旗亭、镶白旗亭、正蓝旗亭；西侧四旗亭依次为：正黄旗亭、正红旗亭、镶红旗亭、镶蓝旗亭⁽⁷⁵⁾。在八旗亭殿的南端东西两侧，各有一座奏乐亭。亭为四角方形大屋顶，亭顶为黄琉璃瓦镶剪边。奏乐亭基高三米，其柱髹红漆，四周围栏杆，是盛京皇宫中最大的奏乐亭。从笃恭殿、八旗亭到奏乐亭的建筑布局，组成协和整体，严谨别致壮观。

崇德帝宫殿　天命汗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继承汗位，年号天聪，是为天聪汗，后改元崇德，称为崇德帝。皇太极兴筑新的皇宫，新皇宫位于笃恭殿与八旗亭的西侧，井字街的中心地带，就是今盛京皇宫中路建筑。盛京皇宫以大清门、崇政殿、凤凰楼、清宁宫等为建筑轴线，其他建筑，两侧展开。主要宫殿名称，崇德元年即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十三日，谕定宫殿名称：“定宫殿名——中宫为清宁宫，东宫为关雎宫，西宫为麟趾宫，次东宫为衍庆宫，次西宫为永福宫。台东楼为翔凤楼，台西楼为飞龙阁，正殿为崇政殿，大门为大清门，东门为东翼门，西门为西翼门，大殿为笃恭殿。”⁽⁷⁶⁾盛京皇宫也是前朝后寝。前朝的正门是大清门。

大清门为盛京皇宫的正门，面阔五间，为硬山式，前后出廊，顶盖黄琉璃瓦、镶绿剪边，浑厚凝重，质朴壮丽。大清门既是文武百官候朝之所，又是进入皇宫的大门。清廷颁行严格的规定：“各官及侍卫、护军，晨夕入朝，皆集于大清门。门内外或坐或立，不许对阙背阙，不许坐立御道中。惟于御道左右，相向坐立。自大贝勒以下，出入由左右两阶，不许由御道行。”⁽⁷⁷⁾官员的升迁调任或获罪恩免等，都要到大清门面向崇政殿望阙叩谢天恩。大清门为宫廷禁地，重兵把守，戒备森严。但是，崇德七年即崇祯十五年（1642年）五月，在大清门前发生善友教持书争取权利的事件。先是，在满洲镶白旗、镶黄旗、镶红旗、正蓝旗等属下，有人组织善友教（又称善友会），被人告发，谕旨严禁。宣布禁谕前一日，善友若干人持书，于大清门外告云：“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今奈何不分邪正黑白，而概行禁革？纵不惜善友，独不看佛之金面乎！”以其不遵守禁约，被执付各本主杀之。此事件牵连三百余人，其中为首者十六人被处死，有札付者十六人各鞭一百、贯耳鼻，其余一百四十五人遭鞭笞。皇太极下令严禁善友教：“自今以后，除僧道外，凡从善友邪教者，不论老少男妇，尔部永行禁止。如有不遵禁约者，或被他人首发，或经衙门察获，杀无赦。”⁽⁷⁸⁾

崇政殿是盛京皇宫的正殿。从大清门到崇政殿，是一个殿前广场，南北长三十二米，东西广四十五米。崇政殿是在借鉴中原皇宫规制，参酌兴京、东京宫殿特点而营建的外朝大殿。其作用相当于明朝北京的奉天殿（明嘉靖改称皇极殿，清顺治又改称太和殿）。殿建在高台之上，前后围着石雕栏板、望柱。殿体通高二十余米。崇政殿又称“金銮殿”，是一座面阔五间，硬山前后廊式建筑。殿檐装饰，独具风采。崇政殿采取中原汉族殿堂建筑，殿内四根金柱，金龙盘绕，姿态生动。崇政殿内有凸字形堂陛，殿内的宝座、屏风及堂陛，全部为木结构，雕梁椽柱，彩画生动。堂陛前有龙盘柱，雕工精细。崇政殿颇具满洲风采。其前后外檐柱，均为方形。枋头装饰，突显兽形。殿内堂陛顶部，装饰华丽藻井。而以天蓝色作底，上绘白色云朵，仿佛是高远晴空，形同森林生活场景。殿内五间通连，不设隔断。其彩画突出“龙草和玺”。崇政殿前台基上，乾隆时增设日晷、嘉量。

大清门、崇政殿为前朝区；崇政殿的两侧，辟有左、右翊门，可通往后寝区。前朝与后寝的过渡与隔断之建筑，便是凤凰楼。

凤凰楼将皇宫的前朝与后寝，既相连接，又相分隔。凤凰楼是盛京皇宫的早期建筑，它前有崇政殿，后有清宁宫。凤凰楼建在距地面三点八米的高台上，是三重檐、歇山式的楼阁建筑，面阔三间，进深三间，楼顶为黄琉璃瓦绿剪边。外檐装饰，柱顶兽面，都是喇嘛庙式样，但额坊为金龙和玺彩画而非雕刻。中层室内天花，亦具佛教艺术色彩。楼层之间，梯道相通。其二、三层楼，木制红漆栏板，形成四周围廊。室内苏式彩画，带有江南气息。凤凰楼是其时盛京的最高建筑，也是大内宫阙的制高点。凤凰楼是皇帝聚会、议事、休憩、筵宴的楼堂，皇太极经常在此与诸王大臣议政，共商国是，设宴招待臣僚与外藩使节，也曾率后妃在此听乐观舞，赏月览胜。清入关后，这里是存贮皇家珍宝之所。

凤凰楼下有门，穿过楼门，即为后妃生活的五宫——中宫清宁宫，东宫关雎宫，西宫麟趾宫，次东宫衍庆宫，次西宫永福宫。五宫是盛京皇宫天聪朝的建筑，均五间，硬山式，前后廊，内设炕。各宫檐柱髹红，柱顶梁头雕龙，内外檐柱，旋子彩画。

中宫清宁宫，既是皇后的正宫，又是“国初祀神之所”⁽⁷⁹⁾。屋顶盖黄琉璃瓦镶绿剪边，正脊为五彩琉璃，中为五彩火焰珠，两侧有腾龙、翔凤，浑厚朴实，庄重典雅。清宁宫在东次间开门。宫内东面有一小门，东间为暖阁。外暖阁正中有一道间壁，将寝宫分为南北二室，均设龙床。暖阁内北间北炕，为帝后宸居之所。南炕邻窗，炕上设桌，为皇太极日常处理政务，或批阅奏章，是宫中政治活动重要场所。清宁宫的文皇后，蒙古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莽古思贝勒之女，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四月十九日生，比皇太极小七岁。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四月来归，努尔哈赤为皇太极定亲，借助婚姻，加强联盟，这年皇太极二十三岁，博尔济吉特氏十六岁。皇太极继位成为天聪汗，博尔济吉特氏则成为后金中宫大福金。崇德元年即崇祯九年（1636年），博尔济吉特氏被册封为中宫皇后。福临即位后，她被尊为皇太后。后于顺治六年（1649年）病死，享年五十一岁。施含葬昭陵。后上谥号为“孝端正敬仁懿哲顺慈僖庄敏辅天协圣文皇后”，通称“孝端文皇后”。有三女，下嫁额哲、奇塔特、巴雅思祐朗。

清宁宫外间，四间相连通，为宽敞堂屋。门北面为锅台，南面开门处西侧设一灶台，灶台与火炕之间，有木板作槅断。西四间有南、西、北三面相连的”万字炕”。宫内取暖，为火炕。宫外西北角设烟囱，是火炕火地的烟道。宫内大窗，木棱直条，外糊窗纸。按照满洲习俗，清宁宫还是萨满祭祀之所。满洲信奉萨满教，在宫内进行萨满祭祀活动。早在赫图阿拉时，就设堂子，而在宫内西墙也设神位。清宁宫外，设索伦杆。索伦杆也叫”神杆”，底为方形石座，神杆插在座上，杆上端有锡斗⁽⁸⁰⁾。后金移都沈阳，萨满祭祀，带至宫廷。萨满祭祀有朝祭、夕祭、日祭、月祭、春秋大祭等，祭祀之时，萨满头戴神帽，腰系神铃，手击鼓，腰振铃，唱神歌，起舞蹈。祭祀时用活猪一口，将热酒灌入猪耳，猪受灌摇头尖叫，叫领牲。将猪下水等切碎，再将碎米等一同放入宫前神杆锡斗内，以饲乌雀，谓之祭天。在大铁锅里煮肉，肉熟后先祭祀，然后君臣围坐炕上共食，称为“吃福肉”。祭祀时还要打糕。所以，清宁宫既是皇后的正宫，也是萨满祭祀的场所。后来，北京的坤宁宫，即仿盛京清宁宫而加以改建。坤宁宫变成既是皇后的正宫，也是萨满祭祀的场所。

东西四宫，次于中宫。明朝北京皇宫建筑格局，为东六宫与西六宫。盛京则格局略小，为东二宫与西二宫。东西四座配宫，均于明间开门，四扇大窗，东西对开。宫内分隔成内外两间，内间亦为“万字炕”，是妃子居住的寝宫。外间亦为“万字炕”，设炕桌、条几、坐垫等陈设。四宫取暖，亦为火炕。《黑图档》记载：“关雎宫正门口，面高七尺四寸，宽三尺二寸九分。中门口，面高六尺七寸八分，宽三尺二寸七分。西炕长二丈二尺八寸，宽五尺六寸。南炕长一丈九尺七寸，宽四尺六寸。东炕长二丈六尺三寸，宽四尺五寸。暖阁内西炕长一丈六寸，宽六尺六寸。暖阁外西炕长一丈一尺，宽六尺四寸；北炕长一丈三尺三寸，宽五尺一寸。”⁽⁸¹⁾东西四座配宫，建筑格局相同。

东宫关雎宫，为关雎宫宸妃海兰珠居住之宫。关雎宫宸妃，蒙古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塞桑贝勒之女，是中宫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侄女，也是永福宫庄妃博尔济吉特氏的姐姐，生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⁸²⁾，天聪八年即崇祯七年（1634年）十月，嫁皇太极，这时她已二十六岁，皇太极也已四十三岁。婚后受宠，生下一子，两岁而殇，悲郁成疾。崇德六年即崇祯十四年（1641年）九月，宸妃病死，结婚七年，便离人世，享年三十三岁。时皇太极正在松锦大战的前线军中，深夜闻报“宸妃有疾”，立即车驾驰行赶回，尚在途中，宸妃已薨。史载：“上闻妃薨，恸悼。卯刻，驾抵盛京。入关雎宫，至宸妃柩前，悲涕不止。”⁽⁸³⁾皇太极对宸妃的死，非常动情。史书说他：妃薨，恸甚，悲悼不已，甚至迷惘⁽⁸⁴⁾。皇太极过于悲悼，病得很重：“上居御幄，饮食顿减，圣躬违和。是日，午刻，皇后、宫妃，及诸王大臣，陈设祭物于神前祈祷。酉刻，上方愈，稍进饮食。”⁽⁸⁵⁾

西宫麟趾宫，为麟趾宫贵妃那木钟之宫。麟趾宫贵妃，蒙古阿鲁阿霸垓博尔济吉特氏，是郡王额齐格克颜之女。那木钟原是蒙古察哈尔林丹汗的囊囊福金。林丹汗部破身死后，她于天聪九年即崇祯八年（1635年）五月投顺后金。皇太极派人谕大贝勒代善，“令娶囊囊太后。彼以其贫而不娶”⁽⁸⁶⁾。代善不娶囊囊福金，可能主要不是因为她“贫”，而是唯恐皇太极另有一番想法。同年七月二十日，皇太极娶囊囊福金为妻⁽⁸⁷⁾。先是，察哈尔林丹汗大福金囊囊太后至，贝勒阿巴泰、和硕贝勒德格类、贝勒阿济格、和硕贝勒多铎等，请曰：“此乃察哈尔汗多罗大福金，既归我朝，必应使之得所，皇上宜纳之。”皇太极曰：“朕先已纳一福金，今又纳之，于理不宜。”诸贝勒奏言：“此非有所欲而强娶之也，乃天所赐，皇上不可不纳。”再三奏请，坚执不从。至是，方允诸贝勒所请。皇太极命皇后诸妃，及诸贝勒福金等，出城迎囊囊福金入，遂集诸贝勒大臣大宴⁽⁸⁸⁾。皇太极娶那木钟为妻，崇德元年（1636年），封其为麟趾宫贵妃。她生下一子一女，子名博穆博果尔。顺治十三年（1656年）死。

次东宫衍庆宫，为衍庆宫淑妃巴特玛·璪之宫。衍庆宫淑妃，蒙古阿鲁阿霸垓博尔济吉特氏，塔布囊博第塞楚祜尔之女。巴特玛·璪原是察哈尔林丹汗的窦土门福金。林丹汗兵败身死，窦土门福金于天聪八年即崇祯七年（1634年）八月二十八日，携其部众降金。闰八月三十日，大贝勒代善等劝请皇太极纳娶窦土门福金为妃。史载：

大贝勒代善，及众和硕贝勒等，公同具奏：“窦土门福金，率国人来归，请选入宫闱，亦抚慰众心之道也。”上辞曰：“朕不宜纳，当以予贝勒之家室不睦者。”代善等力请。上遣文馆儒臣巴克什希福、达雅齐塔布囊、兵部启心郎穆成格，复宣前谕，固辞。代善曰：“臣等以为，福金委身顺运，异地来归，其作合实由于天。上若不纳，得毋拂天意耶！皇上非好色多纳妃嫔者比，若上必不宜纳，臣等岂特不敢劝，且未有不于上前力谏者。伏念皇上修德行义，允符天道，故天于皇上，特加眷佑。皇上恩泽所洽，凡兄弟臣民，咸获休养，群庶无不爱戴如父。臣尝内自思维，不知当操何术，即可仰答高深。俾皇上功德昭宣，比隆古帝。且仓库充盈，治臻殷富，然后快于臣心。夫上丰豫，则国民康乐；上匮乏，则国民怨咨。臣此言，若心与口违，天有不鉴之者乎！皇上若从臣请，不但臣心慰悦，众意亦莫不欢欣矣！”希福等回奏，上深念久之。至三日，谓文馆龙什、刚林、喀木图、白格曰：“大贝勒等，坚劝朕纳窦土门福金，朕恐未合于义。”龙什等奏曰：“此天赐也！大贝勒之请是，上宜纳之。”上因思行师时，驻营纳里特河，曾有文雉飞入御幄之祥。今福金来归，显系天意，于是意始定。命希福、达雅齐往迎焉。卫送福金之多尼库鲁克等喜曰：“我等此行，乃送福金，非私来也。皇上纳之，则新附诸国，与我等皆不胜踊跃欢庆之至矣！”遂望天拜谢。于是送福金至。⁽⁸⁹⁾

崇德元年即崇祯九年（1636年），封为衍庆宫淑妃。淑妃有一养女，皇太极“命睿亲王多尔衮娶焉”。顺治九年（1652年），尊封为康惠淑妃。

次西宫永福宫，为庄妃布木布泰之宫。永福宫庄妃（俗称大庄妃），蒙古科尔沁塞桑贝勒之女，是中宫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侄女。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二月初八日生，天命十年即天启五年（1625年）二月嫁皇太极，年十三岁。这年皇太极三十四岁。崇德元年（1636年），封为永福宫庄妃。崇德三年（1638年）正月，庄妃生下皇九子——福临，即后来的顺治皇帝。这年她二十六岁。顺治元年（1644年）九月，到北京皇宫，尊为皇太后，时年三十二岁。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十二月死，享年七十五岁。福临生于永福宫。庄妃身历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和康熙五朝，对顺治和康熙两朝的政治，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顺治皇帝登极尊她为皇太后，康熙皇帝登极又尊她为太皇太后。死后谥号为“孝庄仁宣诚宪恭懿至德纯徽翊天启圣文皇后”，通称“孝庄文皇后”。后葬清东陵昭西陵。另有女三：皇四女固伦雍穆长公主、皇五女固伦淑慧长公主和皇七女固伦端献长公主。于清朝政治至关重要的两位太后，前面的一位是孝庄太后，后面的一位是慈禧太后。至于有说庄妃委身并劝降洪承畴，又说孝庄太后下嫁睿亲王多尔衮，均无确凿史据，当属小说家言⁽⁹⁰⁾。

东宫、西宫、次东宫、次西宫之外，还建有配宫，为一些庶妃居住之所。皇太极在众多庶妃中，生有子女者：元妃钮祜禄氏，生一子，名博洛会；继妃乌拉那拉氏，生二子，名豪格、洛格及女一；侧妃叶赫那拉氏，生子一，名硕塞；侧妃扎鲁特博尔济吉特氏，生女二；庶妃那拉氏生子一，名高塞、女二；奇垒氏，察哈尔部人，生女一，后下嫁吴三桂子吴应熊，应熊在三藩之乱中被杀；颜札氏，生子一，名叶布舒；伊尔根觉罗氏，生子一，名常舒；另一不知其氏族，生子一，名韬塞；再一也不知其氏族，生女一。

上述后妃为皇太极生育十一子、十四女，共二十五个子女。长子豪格，母为继妃乌拉那拉氏，其祖父努尔哈赤时，从伯父代善征蒙古扎鲁特部，斩其贝勒鄂斋图。后随父兄南征北战，屡立军功。天聪六年即崇祯五年（1632年），晋和硕贝勒。在父皇的大位继承上，同皇叔多尔衮有利益冲突，后被冤死，其王妃也被多尔衮夺占。次子、三子，早殇。四子叶布舒，生母颜札氏，后封镇国将军、辅国公。五子硕塞，生母侧妃叶赫那拉氏，后晋封为承泽裕亲王，掌管兵部、宗人府。六子高塞，生母庶妃那拉氏，后晋辅国公、镇国公。高塞常住沈阳，喜欢在医巫闾山读书，酷爱文学，喜赋诗，善弹琴，自号“敬一主人”。七子常舒，生母为伊尔根觉罗氏，后封镇国将军、辅国公。八子早死。九子福临，即顺治帝。十子韬塞，生母不知氏族，初封镇国将军，后晋辅国公。十一子博穆博果尔，生母为麟趾宫贵妃博尔济吉特氏名那木钟即囊囊福金，封襄亲王，自缢身死。

清入关前盛京宫殿，除金碧辉煌的殿堂楼阁之外，亦有为生活需要而附设的一些建筑，诸如宫廷为帝后制作山珍海味的御膳房，为贮藏珍奇异宝、古玩字画、貂裘锦缎、弓矢鞍辔的库房，储备米面油盐的宫仓，以及肉楼、碾房、磨房、熬蜜房、炭房、堆子房等。

大清门东西两侧的文德坊、武功坊，史载其建于崇德二年即崇祯十年（1637年）。作为宫殿前的左右阙门，两坊对峙，独具特色。坊额分别以满、蒙、汉三体文字，阳刻“文德坊”、“武功坊”金字，末署“崇德二年孟春吉日立”。

后期建筑　康熙帝东巡后，盛京故宫，已有变化。清高宗乾隆帝首次东巡后，盛京故宫格局，发生显著变化，形成东、中、西三路新格局。东路前面已述，中西二路，分述如下。

中路凤凰楼、崇政殿、清宁宫两侧，为东所与西所，是清帝东巡时皇帝、后妃驻跸之所。主要建筑布局，两所略同，且相对称。东所，主要建筑有颐和殿、介祉宫、敬典阁。颐和殿之后为介祉宫，乃皇太后所居之寝宫。介祉宫后，为敬典阁。阁为二层，重檐歇山。阁内存贮玉牒黄档一百五十二包，红档二百三十五包，共三百八十七包⁽⁹¹⁾。西所，主要建筑有迪光殿、保极宫、崇谟阁。迪光殿为皇帝东巡处理政务之所。迪光殿北，为保极宫。保极宫是皇帝东巡的寝宫。保极宫北，为崇谟阁。崇谟阁尊藏实录、圣训⁽⁹²⁾。崇谟阁还因贮藏《无圈点老档》（崇谟阁本）和《加圈点老档》（崇谟阁本）而闻名于世⁽⁹³⁾。《无圈点老档》又称《旧满洲档》、《老满文原档》，原藏盛京，后转运至北京，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崇谟阁藏《无圈点老档》新、老满文乾隆钞本，各为二十六函、一百八十册。还藏有《满洲实录图》共有图八十七帙，图解文字为满、汉、蒙三体，分装为二函八册。

西路系供后来清帝东巡盛京时驻跸之用。其建筑主要有戏台、嘉荫堂、文溯阁、仰熙斋等。戏台北侧，为嘉荫堂。嘉荫堂是皇帝东巡驻跸时的书斋和赐宴、赏戏之所。嘉荫堂北，为文溯阁。文溯阁的建造是为贮藏《四库全书》之用。《四库全书》抄录七部分贮，即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避暑山庄文津阁、盛京文溯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共七阁，盛京文溯阁为其一。著名的《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曾珍藏此阁，现仍有书架，分排于各层⁽⁹⁴⁾。文溯阁后为仰熙斋，是皇帝读书、作画之处。斋前两侧，建以游廊，与文溯阁后檐廊相连。仰熙斋北，有“九间殿”，或为随驾东巡人员居住之所。

盛京皇宫尊藏御用珍宝、宫殿文物今约两万余件，分别藏于凤凰楼、崇谟阁、敬典阁、飞龙阁、翔凤阁、东西七间楼、銮驾库等。其中西七间楼，后被称为”书籍墨刻楼”或”档子库”，主要存贮书籍、墨刻、档案。档案中满、汉文稿档有五万余件。还存有《黑图档》共九百八十余册，是康熙至咸丰年间，盛京内务府与京师及盛京官署之间往来公文的誊录底档，按“京来”、“京行”、“部来”、“部行”等分类，以时为序，装订成册。“盛京旧档”是极为珍贵的档案史料。

清入关后，先后有四位皇帝十次东巡，分别是：康熙帝于康熙十年（1671年）、二十一年（1682年）、三十七年（1698年），乾隆帝于乾隆八年（1743年）、十九年（1754年）、四十三年（1778年）、四十八年（1783年），嘉庆帝于嘉庆十年（1805年）、二十三年（1818年），道光帝于道光九年（1829年）。其中乾隆帝留下著名的《盛京赋》，洋洋三千三百余言，文采四溢，内容博大，是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

盛京皇宫珍藏大量文物，重要文物有两万多件，内有十件文物被誉为“镇院之宝”。这十件国宝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御用宝剑、后金天命云板、清太宗皇太极御用鹿角椅、皇太极腰刀、金代交龙钮大钟、清郎世宁设色《竹荫西狑图轴》、清王翚等设色《康熙南巡图卷》、清雍正款青花红龙大盘、清乾隆款嵌珐琅缠枝花卉钵七件和乾隆帝御笔“紫气东来”匾。

盛京不仅有清初皇宫，而且有“盛京三陵”。

（三）关外三陵

清入关前，在关外不仅有盛京宫殿，而且有三座陵寝——永陵、福陵和昭陵。

永陵　永陵是清皇室爱新觉罗氏的祖陵，原称“老陵”，又称“四祖陵”、“兴京陵”，顺治九年（1652年）尊称永陵。永陵始建时间，清初文献阙载。有人认为：永陵始建于明戊戌年即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有学者对此说作出辩驳。其理由为，永陵始建于“万历二十六年说”，源于日本人前田计《永陵及其附近遗迹调查报告》，其说依据《兴京县志》记载：“戊戌秋八月，谒陵礼成。”前田计诠释这段记载为：“即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努尔哈赤建国之前建成。”查戊戌年，有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顺治十五年（1658年）、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等。论者认为戊戌年秋八月，应为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是年秋八月，乾隆皇帝到兴京祭祀祖陵。因此，戊戌年应是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秋八月，而不是明历历二十六年（1598年）秋八月⁽⁹⁵⁾。永陵始建时间，已经无据可考。文献明确记载，顺治年间扩建。顺治十六年（1659年），始称永陵。

永陵位于今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境。永陵位置的选择，启运山⁽⁹⁶⁾似屏风横卧于北，烟囱山矗立于前，东南为鸡鸣山，西为凤凰岭，前为苏克素浒河（即苏子河），其胜境谓：“群山拱卫，众水朝宗，沃野平畴，草木葱郁。”永陵坐北朝南，占地一万一千余平方米。永陵是埋葬清肇祖原皇帝（孟特穆）、兴祖直皇帝（福满）、景祖翼皇帝（觉昌安）和显祖宣皇帝（塔克世）即清前四祖的陵墓。清肇祖原皇帝（孟特穆）是猛哥帖木儿，还是孟特穆，或是其他名字，清史学界，看法不一。如果是猛哥帖木儿，死于斡木河地方（今朝鲜会宁），其卒年朝鲜《李朝世宗大王实录》有明确记载⁽⁹⁷⁾。兴祖直皇帝（福满），其生卒年，已不可考。景祖翼皇帝（觉昌安）和显祖宣皇帝（塔克世），卒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二月。因此，永陵所葬清皇室四位先祖，不会是同一时间埋葬的。清太祖努尔哈赤之曾祖父，死后埋葬于赫图阿拉地带。其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同年、同月、同日死，后也埋葬于其祖陵。所以，清四祖——清肇祖原皇帝（孟特穆）、兴祖直皇帝（福满）、景祖翼皇帝（觉昌安）和显祖宣皇帝（塔克世），其埋葬之时间，文献无征，难以考定。

天命六年即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后金夺占明辽东首府辽阳后，将都城从赫图阿拉迁到辽阳，随之兴建东京新城。中原汉族王朝，都城必有宗庙。《左传》记载：“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⁹⁸⁾天命九年即天启四年（1624年）四月，天命汗努尔哈赤将其祖坟从赫图阿拉迁到东京辽阳。《清太祖实录》记载：“上以辽阳既定建都东京，奉移景祖、显祖、孝慈皇后及皇妃、皇伯父、皇弟、皇子诸陵墓于东京。命族弟铎弼、王善、贝和齐往，至祖居虎拦哈达之赫图阿喇地，谒祖陵及皇后、皇妃陵。铎弼等遵旨，先以太牢祭告毕，乃奉景祖、显祖、孝慈皇后梓宫，舁以黄舆，暨皇伯父礼敦巴图鲁、皇弟贝勒达尔汉巴图鲁舒尔哈齐、青巴图鲁穆尔哈齐、皇叔塔察篇古之子贝勒祜尔哈齐灵榇，舁以朱舆，日祭以太牢。将至，上率诸贝勒大臣，令军士被甲胄、执器械，出城迎二十里外，至皇华亭。上及诸贝勒、大臣、军士，悉俯伏道左，俟景祖、显祖暨孝慈皇后灵舆过乃起。至东京城东北四里之杨鲁山，预建寝殿，以安葬焉。设太牢，焚楮币，妥侑诸灵。上诣二祖陵，奠酒行礼。祝曰：‘吾征明，复祖、父仇，已得辽东、广宁，祗移寝园，永安斯土。惟我祖考，仰达天地，垂福佑焉。’其继妃富察氏，及皇子阿尔哈图土门贝勒褚英榇，亦同移于此。”⁽⁹⁹⁾

由上引文，可以知道：其一，努尔哈赤的祖陵，原在其祖居虎拦哈达的赫图阿拉地方。其二，努尔哈赤奉移其祖父即景祖觉昌安、父亲即显祖塔克世的灵榇，至辽阳杨鲁山地方。其三，赫图阿拉祖坟还埋葬其伯父、胞弟、儿子等之骨殖。其四，皇太极生母叶赫纳喇氏（后谥孝慈高皇后）死后，葬于赫图阿拉尼雅满山冈⁽¹⁰⁰⁾。皇太极称帝改元，于崇德元年即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十二日，“率诸贝勒大臣诣太庙，追尊始祖为泽王、高祖为庆王、曾祖为昌王、祖为福王”⁽¹⁰¹⁾。此项追尊是在盛京太庙进行的，而没有到辽阳祖陵去告祭。皇太极时在兴京建孟特穆衣冠冢，并将福满陵移到兴京，兴京建有其“始祖泽王、高祖庆王”二祖坟墓，故称之为“兴京二祖陵”。

永陵墓葬，几经变迁，基本格局，最后落定。顺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十六日，议政大臣巴图鲁公鳌拜等奏议：“兴京景祖翼皇帝、显祖宣皇帝陵，自克取辽东后，迁至东京。原以便展谒，伸祭祀享也。今据钦天监地理官奏称：‘兴京皇陵风水，实系第一福地，请仍迁景祖、显祖陵，于肇祖原皇帝、兴祖直皇帝陵旁，庶与风水有合’等语。”⁽¹⁰²⁾顺治帝命“另议以闻”。中间经过一番周折，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九月，“迁东京祖陵于兴京”⁽¹⁰³⁾。顺治帝再将景祖觉昌安、显祖塔克世的灵榇，从辽阳回迁至兴京。郡王礼敦巴图鲁、贝勒塔察篇古等的骨殖，也随之迁到兴京陵⁽¹⁰⁴⁾。后康熙、乾隆屡次修建等，而成为现今永陵的格局与规模。兴京陵几次移葬骨殖，因满洲有火葬习俗。《建州闻见录》记载：“死则翌日举之于野，而焚之。”⁽¹⁰⁵⁾永陵始埋葬着清朝肇、兴、景、显四祖。后又建四祖碑楼。

永陵是清帝的祖陵，而不是皇陵。永陵坐北朝南，平面呈长方形，建筑布局肃穆严整，高低错落，左右对称，既有建筑单体，又成完整组合。永陵的陵区布局，分成为四个部分：

第一，陵前区。由神路及四门——正红门、东红门、西红门、启运门所围成，以神路为中轴线。苏子河北，正红门前，有漫长的神路。正红门三楹，六门。门里往北院内，并列清四祖——肇祖、兴祖、景祖、显祖之“神功圣德碑”⁽¹⁰⁶⁾及其碑楼。碑文为满、蒙、汉三体文，满文居中，汉文列左，蒙文列右。碑楼之前，东西厢房，分置左右。正红门为木栅栏门，显现满洲早期结栅为门的民族建筑特色。启运门前，东为果房，西为膳房。启运门内，为陵殿区。

第二，陵殿区。由启运门至启运殿，形成陵寝的祭祀区。启运门面阔三间，进深二间，六门。门北为启运殿。启运殿⁽¹⁰⁷⁾即享殿。陵区的主体建筑为启运殿，是为祭祀大殿。启运殿建在高二尺九寸的台座之上，为单檐歇山、四门八窗、黄琉璃瓦顶（康熙重修改用黄瓦），宏伟肃穆，雄丽庄严。殿内有大暖阁四座，上设黄缎罩，内设宝床。小暖阁四座，内奉神位。殿前西侧，有焚帛亭，用作焚告祭文。殿前东西，建有配殿。

第三，陵墓区。启运殿迤北为宝城，高一丈三尺七寸，周长八十六丈一尺六寸。其上为宝顶，即黄土封丘；其下为地宫，即清肇、兴、景、显四祖之坟墓。永陵地宫有明显的特点，就是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追尊肇、兴、景、显四帝及四后墓，下层地宫有礼敦巴图鲁、贝勒塔察篇古二陪葬墓⁽¹⁰⁸⁾。

第四，陵附区。陵西红门以西，有陵墓附属区，主要为省牲亭等附属建筑，四周围以墙垣。

永陵四通“神功圣德碑”呈一字形排列、地宫分层合葬等，都为中国陵寝史上所仅见。永陵在顺治时修砌了红墙，雍正时红墙外一里处设红桩，乾隆时又先后立白桩、青桩。于是永陵山界址，山前为栅栏，山后为红、白、青三层界桩，扩展至周长二千二百八十八丈⁽¹⁰⁹⁾。乾隆帝东巡谒陵时，用“依山树栅柳为城”的诗句，来描述满族最初的木栅门、墙的习俗。这为后来清东西陵设栅栏围桩之滥觞。

永陵还有一棵神树，根深叶茂，树冠蔽天。这棵神树，有个传说。相传，努尔哈赤起兵之初，有一天被敌人追杀，他背着父母的骨灰盒逃到苏子河畔，长途跋涉，精疲力竭，见一棵高大的榆树，便将父母骨灰盒挂在树枝上，坐在树下休息，竟然睡着了。一觉醒来，天色已晚，便到屯寨觅店投宿。第二天来取骨灰盒时，发现土堆隆起，没过枝叶，埋下骨灰盒。他扒开隆起的土堆，但骨灰盒与树枝联在一起；他取出腰间佩刀砍树，树枝流出像血一般的汁液，瞬间愈合。努尔哈赤十分惊讶，心想这是上天指引埋藏父母的风水宝地，遂将父母骨灰葬于此。不久，努尔哈赤便在离永陵不远处建赫图阿拉城，势力坐大，建国称汗，成就了大清王朝。后乾隆帝东巡时，写下《神树赋》，并立碑纪念。但到同治二年（1863年）七月，阴雨连绵，风大土松，神树仆倒。盛京将军玉明，加急奏报，朝廷派官，进行处理。今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了当年的神树图和相关档案⁽¹¹⁰⁾。至今，神树成为永陵的著名一景。

福陵　福陵是清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暨高皇后叶赫纳拉氏之陵⁽¹¹¹⁾。先是，努尔哈赤死后，修陵寝未成，奉太祖梓宫，暂安沈阳城内。此事，《明熹宗实录》也作了记载：“老奴瘗骨沈阳”云云⁽¹¹²⁾。皇太极继位之后，派官员为其先父山陵选址。“初，上命诸贝勒大臣，敬卜吉壤，建造山陵，奉迁太祖高皇帝梓宫安葬，至是定议。卜吉于沈阳城东二十里，浑河北石嘴头山”⁽¹¹³⁾。天聪三年即崇祯二年（1629年）二月十三日，努尔哈赤灵柩安葬于福陵。《清太祖实录》记载：“己亥（十三日），清明节，丑刻，以奉迁太祖高皇帝梓宫，上率诸贝勒大臣，诣太祖梓宫前，行告祭礼，奠酒，举哀，焚楮币，读祝。祝词曰：‘皇考升遐，于时三载，向以未获吉壤，敬奉梓宫，暂安沈阳城内，宏规巨制，有待经营。今谨卜地于浑河北石嘴头山，川萦山拱，佳气郁葱，敬建宝城，用诹吉日，奉迁皇考梓宫，奠兹佳域。伏愿亿万斯年，神灵永妥，庆流奕世，申锡无疆。谨告。’遂焚祝文。上与诸贝勒，亲奉太祖梓宫出殿。诸大臣奉安灵轝，列卤簿，奏乐。八旗诸臣，以次恭舁龙，至山陵。随奉孝慈高皇后梓宫，与太祖高皇帝合葬。大贝勒莽古尔泰母妃富察氏灵榇，亦祔葬于旁。葬毕，焚楮币以祭。于是命官，敬谨守护。陵东西两旁，立下马坊。”⁽¹¹⁴⁾

天聪、崇德、顺治、康熙时期，对福陵不断进行修缮、兴建、拓展、完善，使其规制严谨，建筑肃穆。天聪八年即崇祯七年（1634年）十月初六日，后金礼部和硕贝勒萨哈廉，传皇太极谕工部曰：“太祖山陵，应建寝殿。植松木，立石狮、石象、石虎、石马、石驼等，俱仿古制行之。”⁽¹¹⁵⁾清太祖陵寝建立寝殿，种植松树，立石像生。天聪十年即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上尊号、建大清、改纪元。翌日，皇太极率领诸贝勒大臣等，“恭上皇考太祖尊谥曰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皇妣太后尊谥曰孝慈昭宪纯德真顺成天育圣武皇后，庙号太祖，陵曰福陵”⁽¹¹⁶⁾。从此，清太祖陵寝定名为“福陵”，俗称“沈阳东陵”或“盛京东陵”。清太祖的谥号，康熙元年（1662年）四月，加谥“睿武弘文定业”六字；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又加谥“端毅”二字；乾隆元年（1736年）三月，再加谥“钦安”二字，最后尊谥为“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¹¹⁷⁾，以上共二十九字。

福陵建筑，逐步完善。顺治七年（1650年），立石像生。《清世祖实录》记载：“福陵，卧骆驼、立马、坐狮子、坐虎，各一对，擎天柱四、望柱二。”⁽¹¹⁸⁾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帝封福陵原石嘴头山名曰“天柱山”⁽¹¹⁹⁾，又扩建享殿。顺治年间，建成福陵的方城与角楼。康熙二年（1663年）九月，改造福陵地宫⁽¹²⁰⁾。同年十二月，“改造福陵地宫成。安奉太祖高皇帝宝宫。设宝座、神牌于享殿”⁽¹²¹⁾。将清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宝宫奉安，并在享殿内设神牌、宝座，以便祭祀。康熙时，对福陵地宫、宝顶、宝城、月牙城、明楼、方城及神功圣德碑楼等都加以拓建。康熙三年（1664年）正月，立“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弘文定业高皇帝”碑。从此，尊称努尔哈赤为“清太祖高皇帝”。在康熙年间，先后建大明楼，修隆恩殿和隆恩门，立神功圣德碑等。康熙御制《福陵神功圣德碑文》，全文一千七百八十三字⁽¹²²⁾。至此，福陵主体之建筑及改造，重大工程基本告竣。福陵位于天柱山，满洲村寨“依山而居”，陵寝建筑也受满洲山居习俗的影响。

福陵经康熙时期的改造与兴建，在整体布局与规模上，有了较大改观，更加庄严肃穆。福陵依山面水而建，前低后高，南北狭长，整个陵寝，分为四区：

第一，陵前区。福陵经康熙时的增建与改造，将原建在平地的隆恩殿，北移至天柱山上。因陵殿建筑在山上，形成神道庄严肃穆的格局，幽邃漫长，逐步升高。陵前区从左右石牌坊，一对雄狮，经过正红门，通达碑亭，中为神道。神道先为平坦长路，两侧为华表、石卧驼、石立马、石坐狮、石坐虎、华表，排列左右，各为一对。次为马鞍形斜坡过渡，复为在山下与山上，修建一百零八磴台阶，即俗称“一百单八蹬”。其一百单八蹬神路，全长四十米，宽七米，台阶两侧，建筑花墙，上覆琉璃瓦，成为明清陵寝中独特的建筑形式。再为三处斜道，三处阶梯，而达于碑亭。碑亭内竖立清太祖高皇帝的“神功圣德碑”。

第二，陵殿区。前为重檐歇山碑楼，内竖“大清福陵神功圣德碑”康熙帝御制碑文⁽¹²³⁾。碑楼东为茶膳房三间，西为果品房三间，碑楼前设省牲亭、斋班房。其后为陵殿区。此区起隆恩门，至隆恩殿，为城堡式建筑，四围高墙，上设垛口，四隅角楼。城楼正门为隆恩门，门内中为隆恩殿。殿建于五尺高台基之上，三楹四门。台的周围，为石栏板。隆恩殿单檐歇山，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殿内设搭暖阁，悬黄幔、置宝床。又设小暖阁，供奉神牌等。殿之东西，各有配殿。殿西南侧，为焚帛亭。隆恩殿两侧，有东西配殿。陵恩殿作为福陵的祭祀之殿堂，成为陵区最庄严雄伟的建筑。

第三，陵墓区。前大明楼，后为陵墓。前为石柱门，石台基上，列石五供，石香炉一座、石烛台二座、石香瓶二座。其后为大明楼，楼内立“太祖高皇帝之陵”石碑。陵墓下为地宫，埋葬清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暨高皇后叶赫纳拉氏和四妃、二庶妃——大妃乌拉纳拉氏、继妃富察氏等以及庶妃德因泽、阿济根的骨殖。陵墓上为宝顶，即坟丘封土，高一丈七尺一寸。陵墓后墙为弯月形，称月牙城，两侧砌有甬道，达明楼和方城。方城高一丈五尺七寸，周长一百一十三丈八尺四寸，垛口高五尺。上有角楼四座，每座二层，彩油为饰。

第四，陵外区。福陵外西北部，有“妃园”，内葬寿康太妃博尔济吉特氏等努尔哈赤的侧妃、庶妃等。陵外北部有“皇子墓”，内葬努尔哈赤第四子辅国公汤古代、第六子辅国公塔拜等。陵外西部有“功臣墓”，有开国大臣弘毅公额亦都、直义公费英东等陪葬墓。

福陵经天聪、崇德、顺治、康熙、乾隆时期的修建、拓展、兴筑，四周界址共二千九百六十丈，方圆二十里。福陵占地九万亩，古松三万棵，有“天柱排青”、“福陵叠翠”之誉。乾隆帝《恭谒福陵》诗云：

草昧起英雄，维皇乃眷东。

风云龙虎会，日月海天中。

帝业千年巩，山陵万古崇。

永维无竞烈，继序矢深衷。

乾隆帝既拜谒其五世祖努尔哈赤的福陵，又拜谒其四世祖皇太极的昭陵。

昭陵　昭陵是清太宗文皇帝皇太极和孝端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之陵。皇太极在崇德八年即崇祯十六年八月初九日（1643年9月21日）亥刻，“无疾而终”。皇太极“圣躬违和”，《清太宗实录》中先后出现八次，可见他不是“无疾而终”，而是患病而死。他于崇德六年即崇祯十四年（1641年）九月二十三日，因关雎宫宸妃病逝，过于悲悼，突然发病，且病情严重。翌年正旦，因“圣躬违和”而取消朝贺。随后，又因“圣躬违和”而大赦，而祈祷，而布施。《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四月初六日记载：清朝“皇帝病风眩”，向朝鲜找竹沥，请名医。竹沥，是中药，性寒，味甘，主治中风等症。朝鲜国王派针医柳达、药医朴给皇太极治病。这说明皇太极已患“风眩”症。不过，他于八月初九日离世的当天，还进行政务活动。夜间，皇太极在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清宁宫南炕上谢世。清太宗皇太极的死因，从症状看，死于中风。初十日，将皇太极梓宫，奉安于崇政殿，在这里举行哀祭，诸王贝勒、武将文臣，朝夕哭临三日⁽¹²⁴⁾。同日，章京敦达里、安达里二人，均以身殉。二十日，“山陵宝城、宫殿告成”。二十一日，奉移大行皇帝梓宫，敬安陵寝。是日，诸王及内二旗下内大臣、侍卫、已出痘公主、和硕福金、格格等，集崇政殿哭临。和硕礼亲王代善升阶，诣梓宫前跪，三献爵。诸王以下皆跪，行三叩头礼毕。学士詹霸升阶，至东侧跪，读祝文。文曰：“维崇德八年癸未，九月壬辰朔，越二十一日，壬子，孝子嗣皇帝敢昭告于皇考神位之前，曰：我皇考升遐，倏逾旬月，哀慕无穷，典仪有恪。兹者山陵告成，恭奉梓宫，敬安陵寝。谨告。”读祝毕，设卤簿，及鞍马二十匹、驮马六匹、空马百匹，驮御幄驼二十只、空驼二十只，前导。启发梓宫，出大清门。未出痘公主、福金、格格，俱集于城门迤北，候梓宫至，跪泣举哀。梓宫过，随行举哀。固山额真、昂邦章京，尚书以下、牛录章京以上各官，及固山额真、昂邦章京，尚书命妇以下、牛录章京命妇以上，外藩喀尔喀、鄂尔多斯、土默特、索伦、萨哈尔察等分两翼，集关门外，俱候梓宫至，跪举哀。梓宫过，随行举哀。至山陵，奉安梓宫于殿内。陈设祭物，公主、格格、福金，及诸王内大臣等，列阶上。固山额真以下，各照旗列阶下。和硕礼亲王代善，诣梓宫前跪，三献爵，诸王以下俱跪，行三叩头礼毕，各就列举哀。内大臣、固山额真、昂邦章京、尚书等官，升阶，诣梓宫前跪，各二献爵毕，撤馔。皇太后及诸妃，捧梓宫前陈设御衣，举哀，下殿。置焚榻上，跪，三献爵。众皆跪，行三叩头礼毕。皇太后升殿，诸王等进，近焚榻前，举哀，行一跪三叩头礼。和硕亲王暨和硕福金以下，牛录章京等官以上，暨妻，俱除服，焚化御衣及陈设等物⁽¹²⁵⁾。十月初七日丁卯，上尊谥曰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文皇帝，庙号太宗。康熙元年，加上尊谥曰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隆道显功文皇帝。雍正元年，加上尊谥曰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隆道显功文皇帝⁽¹²⁶⁾。乾隆元年，再加上尊谥曰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¹²⁷⁾。

昭陵，坐落于沈阳城西北十华里处，史称“盛京昭陵”，俗称“沈阳北陵”。次年，即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驾崩一周年时厝葬于昭陵。顺治六年（1649年）四月十七日，孝端皇太后死于北京。翌年二月，遗体运至盛京，与皇太极合厝于昭陵。顺治八年（1651年），昭陵竣工，尊昭陵山为“隆业山”。康熙年间，对昭陵又有部分增建，乾隆时期再对旧园陵进行拓建，形成现在的陵貌。陵区平面呈长方形，南北约五华里，东西约二点六华里，总面积为十二点六平方里。

皇太极生前并没有为自己选址建陵，突然病逝，诸臣茫然。工部受命立派堪舆官选址，建造陵墓。堪舆官选取了距离沈阳城北约十华里处的平地，但此处“前无沼，后无靠”。于是，堆土积山，挖土成河，使其符合皇陵的风水。封此人工堆积之山为“隆业山”。其修建时间，从崇德八年即崇祯十六年（1643年），至顺治八年（1651年），为陵的初建期；康熙至乾隆，为陵的增建期。昭陵在初建期，先后修建了下马碑、石像生、陵门、围墙、享殿、隆业山，并种植陵松等。最初这里所立的下马标记为木牌。康熙时，增建大碑楼、神功圣德碑、隆恩门、方城、角楼、宝顶、地宫、月牙城、焚帛亭、石祭台、东西配殿等。乾隆时，将关外永陵、福陵、昭陵的下马木牌，一律改为石碑，以昭永远。碑文用满、蒙、汉、藏、回五体文书写。

昭陵工程，历时百年，拓展了规模，增添了气势。昭陵布局，分为四区：

第一，陵前区。神桥以北，从石牌坊，到正红门，为陵前区。石牌坊之北是正红门——昭陵正门，门内为神道。神道两旁，华表一对。神道两侧，为石像生，顺治七年（1650年）立。《清世祖实录》记载：“昭陵，立象、卧骆驼、立马、坐狮子、坐兽、坐麒麟，各一对，擎天柱四、望柱二。”⁽¹²⁸⁾昭陵的正红门及两侧的围墙，是顺治年间修筑的。正红门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单檐歇山，顶覆黄琉璃瓦，檐下斗拱，雕刻垒砖，枋木结构，威严肃穆。三间大门，各有券门，上有门额。门东西两侧围墙，装饰琉璃壁，镶着五朵琉璃云龙。袖壁两侧为环绕陵寝的围墙，总长四百六十丈，南侧墙高九尺九寸，东、西、北三面墙高七尺七寸。墙顶覆以黄色琉璃瓦，墙身为红色。昭陵前的石像生中，有一对石马，被称为“昭陵二骏”。相传是仿照皇太极生前喜爱的坐骑——大白、小白二骏雕制的。后乾隆、嘉庆、道光等帝，曾有御制诗赞颂之。乾隆帝《昭陵石马歌》云：“陵图石马拟翁仲，古即有之识与共。昭陵石马独超群，大白小白奏殊勋。”《盛京通志》也载：“（昭）陵前立仗石马，曰大白小白。乃我太宗当日所乘，以略城破敌者。”⁽¹²⁹⁾昭陵有三对华表：一对在大红门外，一对在石像生前，另一对在神功圣德碑前。三对华表有六棱柱形，也有圆柱形，高约八米，均由底座、柱体、云版三部分组成。

第二，陵殿区。由大碑楼，经隆恩门，到隆恩殿，为陵殿区。大碑楼为重檐歇山，顶覆盖黄琉璃瓦，飞檐斗拱，施绘彩画，周围红墙，四面洞门。碑楼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十二月初五日，立“大清昭陵神功圣德碑”一座。碑高六点六七米，宽一点七六米，厚零点七一米。碑身正面，镌刻满、汉文合璧康熙帝御制碑文，汉字共为一千七百六十三字⁽¹³⁰⁾。隆恩门是方城的正门，面阔三间，进深三间，下为砖石结构、拱形门洞，上为门楼，三重檐，歇山式。方城高二丈三尺三寸，周长七十九丈，垛口高五尺，上有角楼四座，其规制，同福陵。陵殿区主要建筑为隆恩殿，即享殿，为祭祀的殿堂。隆恩殿建在六尺高台座上，须弥座束腰，雕绘吉祥图案。周围栏板望柱，雕工精美，刻纹流畅。殿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四门、八窗，单层檐，歇山式，殿顶覆黄琉璃瓦。殿内无天花板，梁架裸露，施画彩绘。殿内陈设大暖阁，上设黄缎罩，内设宝床。又设小暖阁，内奉神牌位。前设供案、香几、五供、朝灯等。隆恩殿两侧，配殿三间，分布东西。配殿为歇山式建筑，四面出廊。

第三，陵墓区。大明楼以北，为月牙城，组成陵墓区。隆恩殿北，为石柱门、石祭台。石祭台北为大明楼，为昭陵的最高建筑。大明楼为重檐歇山式，楼的四面，各有拱门。楼内立汉白玉石碑，碑高六米，竖书满、蒙、汉三体文字，汉文为“太宗文皇帝之陵”。陵区四周为城，城高二丈三尺七寸，周长二十七丈七尺。方城以北，为宝城、宝顶、地宫。宝城为半圆形城，城墙高二丈三尺八寸，周长六十一丈。宝顶为丘冢，高二丈，周长三十三丈。宝顶之下，即是地宫。地宫埋葬着清太宗文皇帝皇太极暨孝端文皇后博尔济特氏的骨殖。孝端文皇后博尔济特氏，生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嫁皇太极，年十六岁。天聪元年（1627年），被封为大福金。崇德元年（1636年），为中宫皇后，居清宁宫。崇德八年（1643年），福临继位后，尊其为皇太后。太后随顺治入关，居紫禁城。顺治六年（1649年）四月十七日，皇太后病故，年五十一岁。次年，孝端文皇后梓宫至盛京，与皇太极合葬于昭陵享殿内。康熙二年（1663年）十二月，“改造昭陵地宫成，安奉太宗文皇帝宝宫。设宝座、神牌于享殿”⁽¹³¹⁾。奉安清太宗与孝端皇后的宝宫于地宫，又设神牌、宝座于享殿，时皇太极过世已经整整二十年。

第四，陵山区。昭陵的隆业山，人工积土，堆垒而成。如此之举，缘于风水。这在明、清陵寝史上，是独具特色的。隆业山为顺治时之重大工程，费时八年，工程浩大。山高六丈一尺，山体长一百一十五丈，东西走向，九峰逶迤，势如卧龙。顺治帝封昭陵山名为“隆业山”⁽¹³²⁾。在昭陵宝城以西约百米，有一座妃园寝。《奉天昭陵图谱》记载，经实测：妃园寝长四十九点七八米，东西宽二十七点六米，平面呈长方形，坐北朝南，四围红墙。妃园寝南有红门，正中享殿，东西两侧，有茶果房。享殿北为“坟院”，坟院内有土丘十一座，埋葬妃嫔。在皇太极十四位后妃中，除中宫皇后与皇太极合葬、永福宫庄妃布木布泰葬遵化清东陵昭西陵外，尚有十二位妃嫔等。其关雎宫宸妃海兰珠、麟趾宫贵妃那木钟（即原察哈尔林丹汗囊囊福金）、衍庆宫淑妃巴特玛·璪（即原察哈尔林丹汗窦土门福金），以及其他妃嫔等共有十一位，葬于昭陵旁的“妃园寝”。妃嫔不与皇帝合葬，另设妃园寝，开创清代陵寝制妃园寝之先例。此外，昭陵的陪葬墓：东为武勋王杨古里之墓；西为敦达里、安达里之殉葬墓。杨古里，又作扬古利、杨古利，早年从努尔哈赤，受信任，为额驸，屡建大功勋，位亚八贝勒。丙子朝鲜之役⁽¹³³⁾，扬古利受伤，“创重，遂卒，时年六十六”⁽¹³⁴⁾。扬古利死于军，皇太极“亲解御衣衣之，哭之恸，视含殓，陪葬福陵”⁽¹³⁵⁾。后顺治帝时，以其与皇太极亲近，将其改陪葬于昭陵旁。

昭陵四周界址共二千五百六十丈，外围设红、白、青三层木桩。昭陵为关外三陵中规模最宏大、建筑最完善的清初皇帝陵。

清初盛京宫殿与“盛京三陵”，称为“一宫三陵”，已同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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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辽史·地理志二》，第38卷，第457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2) 《明史·地理志二》，第41卷，第952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3) 《兴京县志》讹误甚多，如“（天命）十一年八月庚戍，龙驭上宾，享寿七十，葬福陵”。此段文字讹误有三：其一，“戍”应作“戌”；其二，清太祖享年六十八；其三，应作天聪三年二月葬福陵。又如“崇德八年，（清太宗）驾崩，谥曰文皇，葬昭陵。世宗嗣位，改元顺治，是年入关”。此段文字，疏误有三：其一，应作“文皇帝”；其二，应作“世祖嗣位”；其三，应作顺治元年入关。

(4) 《大明一统志》，第35卷，第29页，三秦出版社影印本，1985年。

(5)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第37卷，第2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本，1998年。

(6) 乾隆《盛京通志》，第18卷，第8页，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纂修，武英殿刻本。

(7)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8卷，第17页，天命七年三月己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8) 康熙《辽阳州志》卷首《东京城图》：南向东门为“德盛”。康熙《盛京通志》亦作“德盛”。

(9) 康熙《辽阳州志·京城志》，第1卷，第727页，康熙二十年（1681年），《辽海丛书》本，辽沈书社，1985年。

(10)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7卷，第23页，天命六年三月癸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11) 《史记·留侯世家》，第55卷，第2044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59年。

(12)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9卷，第10～11页，天命十年三月己酉朔，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

(13) 未计标点符号。

(14) 《督师纪略》，转引自《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3辑，第24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

(15) 《方舆胜略》，《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16) 《魏书·李冲传》，第53卷，第1183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17)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载天命十年三月“庚午（二十二日），上自东京启行，夜驻虎皮驿。辛未（二十三日），至沈阳”。

(18) 《满文老档·太祖》，上册，第626页，天命十年三月初三日，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19) 雍正《盛京通志》援引《元志》，第9卷，雍正十二年（1734年）刻本。

(20) 毕恭等修：《辽东志·城池》，第2卷，第370页，《辽海丛书》本，1934年。

(21) 康熙《盛京通志》，第11卷，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刻本。

(22) 雍正《盛京通志》，第1卷，雍正十二年（1734年）本。

(23) 毕恭等修：《全辽志》，第1卷，第498页，《辽海丛书》本，1934年。

(24) 康熙《盛京通志·形胜》，第8卷，康熙二十三年（1684）刻本。

(25) 《尚书·夏书·胤征》，宋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本，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

(26)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第99卷，第2716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59年。

(27) 毕恭等修：《辽东志》，第1卷，第368页，《辽海丛书》本，1934年。

(28) 《辽史·地理志二》，第38卷，第456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29)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8卷，第9页，天聪八年四月辛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30) 康熙《盛京通志·京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刻本。

(31) 《满文老档·太宗》，下册，第1015～1016页，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32) 雍正《盛京通志·京城志》，第2卷，雍正十二年（1734年）刻本。

(33) 杨宾：《柳边纪略》，第1卷，第2页，《辽海丛书》影印本，辽沈书社，1985年。

(34) 乾隆《盛京通志·京城志》，第18卷，第1叶，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纂修，武英殿刻本。

(35)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2卷，第14页，天聪六年八月癸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36) 程开祜：《筹辽硕画·东夷奴尔哈赤考》，卷首，第2叶，明万历刻本。

(37)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3卷，第40～41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广文书局影印本，1970年。

(38)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8卷，第17页，天命七年三月己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39)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8卷，第35～36页，天聪十年四月丁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40) 《八旗通志·初集》，第23卷，第429～430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

(41) 《清史稿·代善传》，第216卷，第8976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

(42) 《清史稿·睿忠亲王多尔衮传》，第218卷，第9032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

(43) 今为沈阳市消防研究所招待所院址。

(44) 《清史稿·豪格传》，第219卷，第9046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

(45)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0卷，第5页，崇德元年六月己卯，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46) 《清史稿·诸王传》中，除博果铎为庄亲王外，舒尔哈齐亦被追封为庄亲王。

(47) 杨伯馨：《沈故》，第4卷，第4页，《辽海丛书》影印本，辽沈书社，1985年。

(48) “诚”，《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卷中、卷下三疏均作“成”。

(49)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1卷，第17页，天聪八年十二月甲辰，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50)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9卷，第4页，崇德元年五月乙卯，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51) 乾隆《盛京通志》，第19卷，第5叶，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纂修，武英殿刻本。

(52) 今东塔永光寺、南塔广慈寺塔犹存而寺已毁；西塔延寿寺塔寺均毁；北塔法轮寺塔寺均存。

(53) 王明琦：《辽海文物考辨》，第43页，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

(54) 实胜寺位于今沈阳市和平区南京街，崇德元年（1636年）七月兴工，三年（1638年）八月工成。

(55) 林丹汗视传国之玺、玛哈噶拉金佛和《甘珠尔》金经为三大法宝。

(56) 实胜寺建筑，今保存完整，但金佛已被盗。

(57)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45卷，第2页，崇德四年正月辛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58)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0卷，第8页，崇德五年正月戊午，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59) 雍正《盛京通志·京城志》，第2卷，雍正十二年（1734年）刻本。

(60) 茅元仪：《督师纪略》，第14卷，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

(61) 《盛京城阙图》（满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62) 《盛京城阙图·汗宫》，《清史图典》，第1册，第148页，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

(63) 《侯氏宗谱》，第28页，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

(64) 《沈阳城市考古重大发现：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汗王宫”露真相》，《中国文物报》，2013年3月27日第4版。

(65) 昭梿：《啸亭杂录》，第2卷，第21页，上海鸿章书局石印本。

(66) 笃恭殿始建时间，有三种说法：一是《盛京通志》记载建于崇德二年；二是认为建于天聪初年；三是认为建于天命后期。

(67) 支运亭主编：《清宫大政殿》，第11页，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

(68)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8卷，第29页，天聪十年四月丁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69)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1卷，第12页，崇德八年八月丁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70) 《满文老档·天聪》，册Ⅳ，第1页，天聪元年正月初一日，东洋文库本，1959年。

(71)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47卷，第19页，崇德四年六月辛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72)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1卷，第18页，崇德五年四月辛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73)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62卷，第11页，崇德七年九月戊辰朔，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74) 乾隆《盛京通志》，第20卷，第1叶，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纂修，武英殿刻本。

(75) 八旗诸旗的排列顺序，不同时期，均有变化。本文据乾隆《盛京通志·大政殿图》所载顺序。

(76)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8卷，第29页，天聪十年四月丁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77)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8卷，第29页，天聪十年四月丁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78)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60卷，第25页，崇德七年五月戊寅，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79) 乾隆《盛京通志》，第20卷，第4叶，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纂修，武英殿刻本。

(80) 阎崇年：《满洲神杆及祀神考源》，《满学论集》，第49页，民族出版社，1999年。

(81) 《黑图档·京行档》，乾隆十一年，辽宁省档案馆藏。

(82) 《清皇室四谱》载：“敏惠恭和元妃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塞桑贝勒之女，己亥年生。”己亥年为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

(83)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7卷，第37页，崇德六年九月庚寅，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84) 《清史稿·后妃列传》，第214卷，第8904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

(85)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7卷，第38～39页，崇德六年九月丙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86)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5卷，第8页，天聪九年九月壬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87) 《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中卷载：“1635年，囊囊大福金生下林丹汗的遗腹子阿布奈。林丹汗长子额哲因病去世后，其弟阿布奈袭为亲王，又尚公主。”阿布奈有二子：长布尔尼，次罗不藏。

(88)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4卷，第3页，天聪九年七月戊辰，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89)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0卷，第12～14页，天聪八年闰八月癸丑，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90) 阎崇年：《正说清朝二十帝》，第47～49页，中华书局，2004年。

(91) 《敬典阁尊藏总册》，辽宁省档案馆藏。

(92) 宣统年间，崇谟阁内共贮十朝满、汉文实录一千五百一十三包，圣训三百八十包，总计近一万册。

(93) 阎崇年：《〈无圈点老档〉及乾隆钞本名称诠释》，《满学论集》，民族出版社，1999年。

(94) 《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共六千一百四十四函，三万六千三百一十三册，今藏于甘肃省图书馆。

(95) 《兴京永陵》，第165页，东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

(96) 顺治八年十月乙丑二十一日，封此山名为“启运山”。

(97) 《李朝世宗大王实录》，第62卷，第11页，十五年十月戊寅，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9年。

(98)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宋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本，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

(99)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9卷，第5～7页，天命九年四月甲申朔，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100) 《清史稿·后妃列传》，第214卷，第8899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

(101)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8卷，第17页，天聪十年四月丙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02)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102卷，第5页，顺治十三年六月癸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03)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120卷，第9页，顺治十五年九月壬寅，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04) 东京陵今有舒尔哈齐、穆尔哈齐、雅尔哈齐、巴雅喇和褚英之墓。

(105) ［朝］李民寏：《建州闻见录》，第33页，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玉版书屋本。

(106) 清肇、兴、景、显四祖碑文，见乾隆《盛京通志》卷3。

(107) 明十三陵称其为隆恩殿。

(108) 文物考古部门于1981年对礼敦、塔察篇古墓进行考古发掘，其墓穴长宽不足一米，墓室内有花岗岩石棺床，上置骨殖坛。坛口覆以龙纹织锦包裹，坛周围撒木炭以防潮，未发现其他随葬品。

(109) 清制：红桩以内寸草为重，白桩以内禁止樵采，青桩以内禁止烧造。

(110) 冯明珠：《永陵神树——一棵攸关大清国运的榆树》，载《清宫档案丛谈》，台北故宫博物院，2012年。

(111) 时有僧人陈相子，为善缘，受责杖。史载：“有僧名陈相子者，私率徒众，于梓宫前，旋绕诵经。护守官奏闻。上使问其故，相子对曰：‘我诵经者，欲求佛引太祖英灵，受生善地耳！’上曰：‘太祖神灵，上升于天，岂待众僧祷求，始受生善地耶？自来惑众罔民者，皆此辈僧人也！’因下相子于所司，杖四十，勒令还俗为民。”

(112) 《明熹宗实录》，第81卷，第11页，天启七年二月乙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13)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卷，第4页，天聪三年二月丙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14)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卷，第5页，天聪三年二月己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15)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0卷，第21页，天聪八年十月己丑，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16)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8卷，第17页，天聪十年四月丙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17)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第14卷，第18页，乾隆元年三月乙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18)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48卷，第14页，顺治七年四月己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19)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61卷，第5页，顺治八年十月乙丑，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20)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0卷，第2页，康熙二年九月癸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21)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0卷，第18页，康熙二年十二月辛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22) 乾隆《盛京通志》卷5载述此碑文时，将“开原”误刻印作“开河”。

(123)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38卷，第2页，康熙二十七年十二月甲辰，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