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史——道光皇帝的决心

历史大观园明清光辉 2020-07-05 18:03:30 0

在所有的奏复中，给道光皇帝印象最深刻的是湖广总督林则徐所上的两件。

第一件是对黄折的奏复，皇帝是在十八年五月十九日（7月10日）读到的。林则徐认为历年来条奏虽多但从未有人主张对吸食者处以极刑，尽管论死之说，“私相拟议者未尝乏人，而毅然上陈者独有此奏”。当前鸦片之害已深入内地，如病入经络之间，“常药既不足以胜病，则攻破之峻剂，亦有时不能不用也”。处吸食者以极刑，完全合于圣人“辟以止辟之义”，不能与苛法同日而语。他还拟出了禁烟章程六条，作为对黄折的补充，并主张提高茶叶大黄的出口价，以补漏卮^[1]

作为一国之君，最怕的大概莫过于被臣民视为无仁无德的暴君了。道光帝对黄折的顾虑即在于此。林则徐声称黄爵滋的办法符合圣人“辟以止辟”的大义，不啻是对圣上的一种精神支持。尤其令万岁爷注目的，是林则徐在奏复中还附了一件千余言的《戒烟方》，详细介绍了他在湖广总督任上行之有效的两种戒烟丸和饮方的药理、功能、处方和用法，这说明他的奏复不是例行公事、敷衍塞责，确实是实心办事，认真思考过的。

第二件虽不是对黄折的奏复，但更使皇帝动心、动情。林则徐的这件奏折，是对盛京将军宝兴认为银价日昂是因为商人所出钱票造成的说法，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2]所以奏折题名《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他认为银贵钱贱，主要不是因为商人使用外兑钱票希图换取白银所致，而是因为鸦片走私所偷漏。他以历任所经的苏州、汉口两地为例，“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胜（剩）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3]他向皇帝算了一笔细账，指出一个贫穷的人在一般年景下，大约只要有银四五分即可过一天的日子，若一天有银一钱，就算很宽裕了。但是吸鸦片烟者每日除衣食外，至少要花去银子一钱，那么，每人每年就需要另费银36两。以全国四万万人计，若百分之一的人吸食鸦片，则一年中漏出的白银就不止一万万两，何况目前吸食人数何止百分之一？黄爵滋奏折中称岁漏银数千万两，还是缩小了的数字。中国年年要漏出这样多的银子，岂堪设想？所以，不得不严法于吸食之人也。

林则徐针对有人主张重办开馆吸食之徒、不妨对吸食者从轻处理的看法，也发表了不同意见。他说：现在衙门中吸食鸦片的人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等十之八九都抽鸦片，他们都是些有能力包庇贩卖的人物，要他们去禁兴贩，等于要他们自断鸦片的来路，怎么能会认真破获呢？所以，尽管对开烟馆者处以绞罪的刑法早就有所规定，而历年来未闻绞过一人，办过一案，几乎例同虚设，这就是若辈包庇的结果。可见想要禁绝鸦片，首先得严办吸食。当然，若吸食者论死，那么开馆和兴贩即使加至斩决枭首示众也不为过；但若只重办开馆兴贩而轻治吸食，禁烟定会毫无收效。他说，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打板子、判徒刑已是辜蔽，迨流毒天下，为害极大，就应从严惩办。“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慄！”股慄就是两腿发抖。这话的意思是说，现在如果还拖拖沓沓地看待这个问题，实在是使中国几十年后几乎没有可以抵抗敌人的军队，而且也没有可以充作军饷的费用，我每想到这一点时，能双腿不发抖吗？

这真是石破天惊之语！

哪个皇上不希望在文治武功方面有所作为？不向往把国家治理得民富国强、一派兴旺？何况道光皇帝继位时不就是希望自己不负先帝的嘱托，保住祖宗的基业吗？一想到全国竟有那么多的人吸食鸦片，甚至连王公贵族、旗绿营官兵都在抽吸，再想到每年要流出这样巨量的银子，万岁爷对林则徐的这些话不惟不感到刺耳，反而感到真切。确实，从道光十五年（1835）以来的二三年中，皇帝在禁烟问题上态度是有过摇摆和变化，虽不能说是对烟害知之不深、忧之不切，然而总没有动大手术、有大作为的决心和行动。林则徐说“若犹泄泄视之”，似乎并不过分，确有拖拖沓沓的味道；至于数十年后无兵无饷的警告，按林所算的细账，按皇帝所了解的兵弁吸食的情形，也能想象到那时的窘况，一旦出现内乱外患，局面将何以收拾？再不改弦更张，那真要像奏折上所说的“借寇资盗”了。

皇帝是知道林则徐一向为官清廉，办事认真干练的。林则徐出生于福建侯官的一户书香门第，青年时代已经在科举中显露头角。他治学实事求是，不涉时趋。在福建巡抚张师承幕府，尽识先朝掌故及兵刑诸大政，益以经世自励。^[4]嘉庆年间中进士，入翰林院，后历任监察御史、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足迹遍历南北各重要省份，办过河工、漕运和盐政，不仅官声、政声都很好，对民情也很熟悉，而且凡事必躬亲督察、公正清廉，一时贤名遍天下。

道光元年（1820）他在杭嘉湖道任上时，亲自踏勘海塘、监督修塘工程，甚至连修塘所需石料也细为规定，必择坚厚而用之。道光三年甫任江苏按察使，即亲自断案，“一切谳读，皆出亲裁，不肯稍为假手”，连重要验尸，也必亲自动手，细辨尸伤轻重。总办江浙七府水利后，又亲赴堤工，逐段验勘，并常与僚佐孜孜讲画，毫无倦容；为保证堤工质量，往往冒雨亲验，徒步往返于泥泞之中。道光十一年（1821），接任东河河道总督后，亲往河南东部黄河两岸查验堵口料垛质量。他从北岸曹考厅起向西至黄泌厅，渡河而南，再折东徐进，“周历履勘，总于每垛杂档之中，逐一穿行，量其高宽丈尺，相其新旧虚实，有松即抽，有疑即拆，按束以称斤，无一垛不量，亦无一垛不拆^[5]终于克服历来河工中成为老大难的“堆料积弊”，深得民工赞誉。皇帝为此曾朱批“向来河工查验料垛，从未有如此认真者，揆诸天理人情，深可慨也”。^[6]对这位兢兢业业的汉员表现了很高的敬意。

道光十二年（1822），林则徐接任江苏巡抚后，不仅尽力剔除漕运积弊、立定章程，而且为了推广水稻一年两熟制，竟在抚署后园亲自试种，以验天时，察物性；为了兴修水利，他亲自筹划疏浚浏河、白茆河工程，“每坐小舟，数往来河中，察勤惰、测深浅，与役人相劳苦，不烦供亿^[7]可以说，林则徐每到一处作官，即有一事兴革；每有一事兴革，即以亲自调查、亲临现场、亲手检验为己任，极少假手他人，听任唱报。这种作风，使皇帝深为感佩。十七年初，特意把他从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使任上，召来京师陛见，亲睹这位被百姓称作“林青天”的良臣廉吏的风采。皇帝记得很清楚，这位身材肥胖、留着三绺长须的汉员，有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和一个高高的前额，^[8]垂询时对答如流，言谈举止中透出一股精明干练的英气。这一切都给皇帝留下了好印象，一个月中居然召见了多次。皇帝认为他才堪大用，便特简他担任湖广总督。

后来，听说他感恩知遇，在任上实心办事，并在两湖雷厉风行地查禁鸦片，于武昌、汉口、长沙等地设禁烟局，收缴烟具，配制戒烟丸，收到不小的效果。从呈上的奏折中报告他在两湖厉禁鸦片的情况看，皇上觉得只要认真，兴贩可以匿迹，吸毒之癖也可戒除。那奏折上写明，自十八年初设局至六月底，已缴烟枪计1264杆，皆系久用渍油的老枪，而且烟斗杂具俱全，无疑是一窝端了；收缴的烟土烟膏共计1.2万余两。这些仅是湖北省城的战绩，省外各属尚未汇总统计在内。据称湖南也收缴了烟枪2300余杆。那么两湖首战就已收得烟枪总计3500余杆，成绩确实不小。更使皇上振奋的是，奏折报告了禁烟深入人心的一些例子，说自谕旨颁下后，“奸徒闻有论死之法，莫不魄悸魂惊，不特开馆兴贩之徒闻风远窜，并吸食者亦恐性命莫保，相率改图。……并有耆民妇女在路旁叩头称谢，据云其夫男久患烟瘾，今幸服药断绝，身体渐强等语。是其父子家人平日所不能断者，皆恃国法有以断之。此时新例尚未颁行，而情形业已如此，总因死罪二字足以怵其心志，可见民情非不畏法，习俗大可转移，全赖功令之森严，始免众心之漠驰。”^[9]这一大段文字，确实使皇帝感到欣慰。如果事情确如林则徐所说，那么严禁一定是得民心、裕国家的好事，自己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如果人人都像林则徐那样实心出力，鸦片又何尝不可以禁绝？皇帝决定大干一番了。他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八月十七日，根据林则徐奏折中提到的禁烟出力人员，皇帝下谕对拿获烟枪数量最多的湖北汉阳知县郭觐辰，著加恩赏加知州衔，以示鼓励^[10]

九月初六日，根据山东巡抚经额布奏报，对山东登州知府英文，加恩赏给道员衔并交军机处记名；荣成知县李天，著以知州即行升用；荣成汛千总吴起元，著以守备即行升用；巡抚经额布督缉有方，著交部议叙^[11]

同天，上谕命大学士、军机大臣，根据各省陆续呈上的奏复进行认真讨论，提出方案，并命正在服丧穿孝的穆彰阿也要参加讨论。^[12]

九月初八日，以庄亲王奕、辅国公溥喜身为王公，辄赴尼僧庙内吸食鸦片，著革去王爵和公爵，各罚应得养赡钱粮二年^[13]

同天，命各省将军督抚严禁查拿鸦片烟贩。上谕指出：“各省鸦片烟渐染日深，流毒甚巨，倘该地方官早能认真查缉，净绝根株，何至锢习相沿，浇风日炽？”上谕希望将军督抚们“趁此整顿之时，同心合力，不分畛域，上紧查拿，毋得稍行松劲。”“务当振刷精神，力祛积习，勿生观望之心，以副朕意^[14]

九月十一日，发布降许乃济为六品顶带、即行休致的上谕。内称前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请弛禁，“朕即以为不得政体”；本年黄爵滋奏请严禁，大臣中“从无一人议及弛禁者。”许乃济“冒昧渎陈，殊属纰缪”，故降级休致，“以示惩儆”^[15]这一措施的重要，不单在对许个人的“惩儆”，而且在于宣布皇帝的禁烟决心：“朕于此事，深加痛恨，必欲净绝根株，毋殆后患。”

九月二十三日（11月9日），颁旨命林则徐来京陛见^[16]

林则徐是在九月二十七日接到谕旨的。处在朝野禁烟呼声逐日高涨、皇帝禁烟决心颇坚的氛围下，他虽摸不准皇帝究因何事要自己入觐的意图，但垂询时涉及鸦片问题似乎应是题中之意。所以，他一面遵旨将总督关防移交给湖北巡抚伍长华，由其兼署；一面让属下将各省有关禁烟章程逐件查核，“凡可采者均为录出，其别有见解，另为条议，以备拣择^[17]自接奉谕旨的消息传出后，连日来客不断，他照例也得“趋各处辞行”，^[18]谈次间总免不了论及禁烟问题和估计万岁爷垂询所在。一连忙到十月十一日上午，才算完事。

当天下午一二点钟启程进京。省城官员自中丞以下都送到皇华馆，林则徐与他们稍作叙谈后，即渡江至汉口，在贾家兴隆骡店住宿。是夜他拜折报告自己的行程并叩谢圣恩。折子到凌晨三点钟左右才写完交人赍递。次日下午离开汉口，至十二月初六日行抵直隶安肃县。当天，大学士直隶总督琦善正好从北京回到保定，得知林则徐在此，便到安肃城外行馆拜会林则徐。他们俩早在十多年前就有交往。第一次接触是在道光五年。那时，林则徐在江苏按察使任上，旋奉命总办江浙七府水利。由于洪泽河东段高家堰大坝被大风浪冲垮万余丈，洪泽河水外注，使与之相连的淮河水位下降，严重影响了漕运的通道，“黄强淮弱，漕艘稽阻”^[19]朝廷为此革去了南河河道总督张文浩的职，并将他遣戍新疆，两江总督孙玉庭也因之被褫职休致。林则徐被特旨调到南河督修堤工^[20]大约五月间，时任山东巡抚的琦善，奉旨到高家堰查看大堤抢修情况，林则徐作为工地最高负责人，有责任陪同查验。两人第一次见面，琦善对林的印象颇好。不久，琦善调任两江总督，林则徐成了他的下属。相处过程中，琦善待林则徐总算不错，还曾向朝廷举荐过。所以，琦善这次拜会，既是同僚间的礼节性拜访，又带着老上级看望老部下的居高临下味道。

这次会见，两人谈到傍晚时分。主题离不开禁烟。琦善“嘱文忠无启边衅”，“文忠漫应之”。^[21]文忠是林则徐死后皇帝赐予的谥号，故后世以“文忠公”或“林文忠公”相称，表示对他的敬重。这件史料表明，琦善在谈话中要林则徐注意禁烟不能轻启边衅。这话意味深长。因为禁烟是为了遏止外洋鸦片泛滥，势必要涉及外国鸦片贩子的利益，若措施过于严峻，说不定会造成外国对禁烟的不满而发生武装冲突。这层意思是容易理解的，若仅此而言，也还不失为忠告，林则徐似决不会以“漫应之”相敷衍。看来琦善此言大有弦外之音。如果把琦善在朝廷的地位和他与皇帝的关系估计进去，很可能他向林则徐有过某种暗示。

琦善字静庵，满洲正黄旗人。由荫生任职郎曹。道光元年即擢为巡抚。京察时，以“明干有为，能任劳任怨”，加总督衔，不久升任两江总督兼署漕运总督。道光十一年调任直隶总督，十六年授协办大学士，十八年拜文渊阁大学士仍兼署直督。他“久膺疆寄，为宣宗所倚任^[22]（宣宗是道光帝的庙号），又是穆彰阿的私党，在当时是个权倾朝野的满族大员，消息灵通；这次又是从京师回来，很可能已经探得皇上召林进京陛见拟付林以查办广东禁烟的重任，所以才有“无启边衅”之说；林则徐因为不知事情果如琦善所言否，无法接话表态，才会“漫应之”。琦善话中流露出他不愿因鸦片问题与外国失和的意向，作为朝廷大员，在万事起始时有这样的想法，自可理解；但话中夹杂着某种对以往下属的妒意，当然也使林则徐难以直面相争，只能漫应。总之，这次会见，双方无法就国家命运所系的鸦片问题作推心置腹的深谈，不仅反映了两人对禁烟可能引起的后果具有不同的认识和心态，而且也预示了日后两人在此问题上的政见分歧^[23]

十一月初九日（12月25日），林则徐行抵京郊长辛店。他原拟在此停留一天将息，所以把行李先送入城中。但次日中午得悉万岁爷将于明日亲临大高殿拈香祈雪，他担心那天递折诸多不便，所以决定当天赶紧进城。到傍晚终于到达了东华门外，当夜便在烧酒胡同关帝庙内住宿^[24]

十一月十一日凌晨，下了一阵微雪，不久即天气放晴。林则徐一清早就入大内递折请求觐起。皇帝得知林则徐到来，即命第一起召见，并让他上毡垫，好跪得舒服些。这次召对，君臣俩足足谈了三刻有余。谈些什么，因没有文字记载，不得而知，但自此日起的8天内，皇上连续8次召见林则徐，这说明两人谈得是十分投机的。

十一月十三日，林则徐第三次被召见时，皇帝问他能骑马否？林则徐是能够骑马的，当然骑术不精，只能作为代步的工具，皇上当时没有作出反应，继续垂询他感兴趣的问题，谈了两刻时辰，林叩头告退。正当他在朝房将息时，上头来了谕旨：着林则徐紫禁城内骑马！

这不啻是皇上特别的恩顾，对于地方大员来说，更是少有的殊荣。

按朝廷向例，一般的朝内大员觐见万岁时只能按指定路线，步行入内，外僚尤其如此。由于宫廷硕大，路线很长，考虑到朝内官员中，老年体弱者的困难，为此，特规定凡65岁以上的年老大员，可以免除步行，骑马入紫禁城。但需先列名具奏，皇上恩准。被准予骑马的朝内官员凡由东华门入者，至箭亭下马；由西华门入者，至内务府总管衙门前下马。这项特旨自康熙以来，一直被认为是皇上对属下年老大员的优容照顾，具有无上的荣誉。不过，这只限于朝内，地方大员入内朝觐，照例不准享受骑马的规定。所以，当圣上宣布赏林则徐紫禁城骑马时，不仅使朝臣们感到惊讶，为之侧目，而且连林则徐本人也深感意外，心中暗称“异数”^[25]回到寓所，他赶忙具折谢恩。

第二天，即十一月十四日，林则徐被第四次召见。他在清晨三点多钟穿戴停当后，即骑马进城。这殊荣对他来说，有何感慨，林则徐没有在《日记》中写出，我们无从知道。但当日入朝的同僚们中，可以肯定是有很不同心境的，羡慕者有之，祝贺者有之，嫉妒者亦有之。林则徐对此不能没有意识。中国有句老话，“人怕出名猪怕壮”。殊荣的背后可能是殊悲。早在3000年前，著名的思想家老子就说过：“祸焉福所依，福焉祸所伏”；孔子也要人们处世中庸，执两用中，不可走极端，中庸学说成了孔学的支柱之一。林则徐向来做事认真，办事心细，又熟悉朝廷掌故，对这份殊荣及其带来的影响，自必仔细思量过，只是君令如山，不得不执行而已。他递折谢恩后被安排在第五批召见的序列，皇上问到骑马的情况，他叩头表示臣不惯骑马，请圣上还是让自己步行入内。万岁爷说“你不惯骑马，可坐椅子轿”。天语纶音，自不敢违背，林则徐只得叩头谢恩。^[26]后来的四次朝觐，他都是乘肩舆入内的。

在第五次召见时，即十一月十五日，皇帝上谕任命他为钦差大臣：“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该省水师兼归节制。^[27]

这一任命又如一石击水，掀起了层层波澜。钦差大臣等于皇帝的特派员，或者说是皇帝的代表。在有清一代，授予一个汉族地方大员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是“国初以来未有之旷典”，不是特别受到圣上的恩宠，就是事情本身显得特别的重要，表明执行特殊使命的人具有特出的才具。从历史上看，19世纪50年代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朝廷急于镇压，授钦差大臣逐渐过滥，人们对之也没有什么异常的反应。但在40年代前，任命钦差大臣是很慎重又很少见的。可以想象，这消息在朝野会引起怎样的震动！《蓉城闲话》说“文忠破格得之，枢相亦为之动色。朝罢与同僚论不合，中外交构。有识者已为文忠危。顾上意方殷，势不能已^[28]

所谓“枢相亦为之动色”，枢相即指军机大臣、大学士们。当时的首席军机大臣就是穆彰阿，而琦善作为文渊阁大学士，自然也在相臣之列，他们不仅为之“动容”，而且“有忌阻之者^[29]妒嫉是中国人的通病，官场尤其厉害。虽然林则徐是个正直坦诚、以国家利益为重的人，但他联想到琦善在长辛店晤面时，要他不轻启边衅的警告，面对朝臣们对这一任命可能出现的种种反应，他对此不得不认真考虑将会出现的种种阻力。从他后来给友人的信中，可以隐约地看出他对这个任命起初是再三辞谢的：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40年12月22日），他在致叶申芗的信中说：“侍戊冬在京被命，原知此役乃蹈汤火，而固辞不获，只得贸然而来，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惟时圣意亟除鸩毒，务令力杜来源，所谓来源者，固莫甚于英吉利也。侍思一经措手，而议论者即以边衅阻之，尝将此情重叠面陈，奉谕断不遥制。^[30]

叶申芗，字维郁，号小庚，是林则徐的同乡，也是亲家，当时在河南河峡汝道任上。这封信明确说明林则徐在接到任命后的召对中，曾向皇帝固辞，并将可能出现的议论即琦善所指的轻启边衅之说，反复向皇帝说明，表示阻力不小，且来自枢相。当时，皇帝也明确表示让林则徐放手地干，自己断不为遥制而束缚他的手脚。林信是写于他被削职留粤期间，用意在说明他当初接手钦差大臣的本意是不计个人安危祸福，以国家为重的心迹。所以，他说的固辞不获等情况，不仅是当时的实情，而且也是第一手资料。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1841年2月28日），在同一处境下，他给自己会试时的房师、时在朝廷任职的沈维的信上说：“则徐自戌冬被命而来，明知入于坎窞，但既辞不获免，惟有竭其愚悃，冀为中原除此巨患，拔本塞源^[31]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上浣（1842年9月上旬），林则徐在遣戍新疆途中，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徐自亥年赴粤，早知身蹈危机，所以不敢稍避者，当造膝时，训诲之切，委任之重，皆臣下所垂泣而承者，岂复有所观望^[32]

这些信件证明林则徐确实是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者，他是冒着极大的危险挑起广东禁烟重担的；对于这个任命可能产生的种种后果，事先是作过充分估计的。因为有这些信件，才使我们了解为什么当他在第五次召见时已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并要他驰驿广东，而后来竟然还被连续召见了三次。原来，这三次是他向皇帝固辞任命而不获，进一步与皇帝讨论禁烟、接受训令、明确任务并得到皇帝“不为遥制”的口头保证的过程。

那么，前后8天、召见8次，君臣们究竟讨论了些什么问题？除了一般的地方治绩外，鸦片问题是最主要的议题。林则徐从拔本塞源要求考虑，认为禁烟势必涉及外国鸦片烟贩。为了体现天朝教化，他曾向皇帝建议应向各国颁发檄谕，“晓示外夷”。^[33]对此，皇帝认为待林则徐到广东后，“著与邓廷桢酌商，是否可行。倘必须颁发，著即妥拟底稿具奏，经朕披览，再行檄发”。^[34]看来，皇帝对这个建议原则上是表示同意的，但做法上却讲求稳妥，要林与当地督抚认真讨论檄谕有否可能和必要之后，再作考虑。应该说，皇帝的设想是可取的。因为一则，此事涉及广东当局，不和督抚商酌，单以钦差大臣的身份颁发，会在客观上造成朝廷不信任地方大员的错觉，容易给外夷钻空子；二则，林则徐毕竟没有担任过海口的总督，对两广尤其是广东方面鸦片走私情况，并不一定很熟悉。急于发布檄谕，似乎容易隔靴搔痒，打不中要害；而且先发檄谕弄得不好等于预先通知外夷，反而不利于禁烟大局。所以这件事经过讨论，决定让林则徐到广东后与邓廷桢商量出结果再说。

林则徐估计禁烟的举动有可能会使外夷铤而走险，兴师动武。为此，向皇帝建议应加强海口要害，“须得精兵严守，庶夷人不得窜入^[35]不用说，这是林则徐的深谋远虑，符合兵学上有备无患的要求。皇帝当时的态度，目前没有史料可资说明，但若从林则徐到粤后加强广东海防的作为看，他必定得到过皇帝原则上的认可。从前面所引林则徐致叶申芗的信可见，他们君臣俩一定还谈到过禁烟会不会启边衅的问题。这不仅是上面那个加强海防的合乎逻辑的想法，也是林则徐自与琦善在长辛店会晤后一直感到有形无形的朝议压力，他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得到皇帝的明确表示。这不单是他个人的问题，也是关系禁烟全局的大事。皇帝表示断不为遥制，等于说不会听信别人的谗言而使林则徐动辄受咎。这个表态，坚定了林则徐肩负重任的决心。但是他哪里知道后来皇帝居然自食其言，使禁烟大业功败垂成，自己也因此受到不公正的处分。

此外，在召对期间，皇帝还发交林则徐几件有关鸦片走私的奏折，命他带到广东分别查办。这些奏折是太仆寺少卿杨殿邦，给事中黄乐之，御史袁玉麟、周春祺分别上奏的。奏折内容系揭露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诨号铁头老鼠）与汉奸积惯串通，为夷人中奸猾之尤，因贩运鸦片而致巨富^[36]；奏折还涉及驱逐鸦片趸船、访缉通夷奸人、严究包庇弁兵等事^[37]

十一月十八日（1839年1月3日），林则徐第八次被召见，又谈了三刻。谕令即于是日跪安，林则徐跪辞了皇上，^[38]结束了长达8天的君臣对话。

连续8次召对，是皇帝接位18年来对地方大员绝无仅有的举动。这不仅表现了圣上对林则徐的器重和赏识，也表示了对严厉禁烟的决心。林则徐受此殊遇，感恩异常，为国家民族争命，决心置个人祸福荣辱于不顾，甘蹈汤火。困扰清王朝的鸦片问题，从此有了一线转机；大清帝国为了保持它的万世长存，决定要和中外鸦片贩子作认真较量。这样，作为中英关系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禁烟和反禁烟斗争，成了中国历史转折的一种契机。

[1]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70～274页。另见《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67～575页。

[2] 宝兴奏折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66～268页。他认为银贵钱贱，由于奸商所出钱票注写外兑字样，辗转磨兑，并无现钱，请朝廷严禁钱票，著以现钱交易，以防流弊。道光皇帝命各省督抚妥议章程具奏。

[3] 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359页。又，以下所引用均见此折，不另注出处。另见《林则徐集·奏稿》（第二册），第598～601页。

[4]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续碑传集》卷二十四。

[5] 林则徐：《查验豫东各厅料垛完竣折》，《林则徐集·奏稿》（第一册），第27页。

[6] 林则徐：《查验豫东各厅料垛完竣折》，《林则徐集·奏稿》（第一册），第28页。

[7] 钱宝琛：《壬癸志稿》卷一。

[8] 据美国旗昌洋行职员威廉·亨德在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抵达广州时亲眼所见，说林则徐气度庄重，表情相当严厉坚定，身材肥胖，上唇浓密的黑短须，下巴留着长须。【美】W．C．亨特著、冯树铁译：《广州“番鬼”录》，第102 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9] 《湖广总督林则徐奏报楚省查拿烟贩收缴烟具各情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356～358页；另见《林则徐集·奏稿》（第二册），第596～598页。

[10] 《为湖广总督林则徐等查拿烟贩收缴烟具已有成效甚属认真上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363～364页。

[11] 《奖励山东查获鸦片出力人员事上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387～388页。

[12] 《著大学士军机大臣会议黄爵滋请塞漏卮以培国本一折事上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3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