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史——虎门销烟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839年1月8日），钦差大臣林则徐辞别师友，毅然踏上了南下广东、厉行禁烟的荆棘之途。

临行前，好友龚自珍写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一文，为之送行。文中恳切地提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切望此行能真正禁绝鸦片，“使中国十八行省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并引《诗经》中“忧心悄悄，仆夫况瘁”诗句，要他提高警惕，防止有人破坏禁烟。指出在粤东的僚吏、幕客、游客、商贾、士绅中有一批“黠滑游说而貌为老成迂拙”之徒，是破坏禁烟的人物，对他们必须杀一儆百，不能手软，千万不可被他们的游说所动，失却这千载一时的机会。龚自珍并要求随林则徐南下，亲身参加这场斗争 ^[1]

对老友的爱国热忱，林则徐深为感动，但他深知此行困难重重，不愿意友人因他而同蹈汤火，所以托人“以事势有难言者”婉阻。后来，在旅途中林则徐作书答谢友人，表示自己完全接受龚自珍提出的讲求火器、严惩外国鸦片贩子及奸民、守海口等建议，并指出：“执事所解诗人悄悄之义，谓彼中游说多，恐为多口所动，弟则虑多口之不在彼也。”暗示破坏者主要不在广东而在朝廷。对于老友恳切由衷的期望，表示深受激励，“足坚我心，虽不才，曷敢不勉”，传意自己决心排除困难，全力以赴完成禁烟使命 ^[2]

他根据皇上发下交办的杨殿邦等揭露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的奏折，在离京之前，“密遣捷足，飞信赴粤，查访其人，以观动静”， ^[3] 准备一到广东即着手处理。离京之日，即传牌沿途地方官，说明自己“并无随带官员供事书吏”，“并无前站后站之人。如有借名影射，立拿究办”；申明沿途不准故为铺张，不准随身丁弁人夫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须扭禀，私送者定行特参”， ^[4] 表现了清正廉洁的品格。离京途中，他给广东布政使和按察使发出密扎，说明此行“首在严拿汉奸”，命令他们按照开列的名单，包括“包买之窑口，说好之孖毡，与兴贩各路之奸商，护送快艇之头目”，都要“密札饬拿” ^[5] ；同时严正指出：“其中多有各衙门堂差及营兵在内”，地方官不得徇私包庇；申明对那些虽有失察处分，而自行拿获在官人役犯法者的管官，“例准免议”，“既往之事，付之不咎”， ^[6] 表现了严宽相济、区别对待的原则。

林则徐赴粤禁烟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广州。那些贪贿放纵鸦片贩子的官吏，勾结外国鸦片贩子的行商，都“惊惶万状”，“惶惶不安 ^[7] 而两广总督邓廷桢则兴奋异常。他会同广东巡抚怡良、水师提督关天培等着手在广东海面加强巡防，充实军备，查缉烟犯； ^[8] 并给正在途中的钦差大臣写信表示“协力同心，除中国大患之源”。 ^[9] 他们先后捕获了吸毒人犯二千多名，并于道光十九年正月十三日（1839年2月26日）在十三行商馆广场上，将一名中国鸦片贩子当众处以绞刑。可惜的是，林则徐指明要查访的外号“铁头老鼠”的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已在十八年十二月中旬闻风而走，离粤回国了。

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1839年3月10日），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天字码头，与早已在接官亭等候的总督邓廷桢、巡抚怡良、提督关天培、粤海关监督豫堃、广东将军德克金布、广州副都统左翼翼长公爵弈湘、右翼翼长英隆等人一一相见，跪请圣安。 ^[10] 当夜，他下榻于省城越华书院，书院成了他的行辕。

越华书院与粤秀书院、羊城书院并称省城三大书院，教习均为粤中名士。其中尤以梁廷枬最享盛名。梁是越华书院的监院，字章冉，号藤花亭主人，广东顺德人，嘉庆元年（1796）生，时年44岁，比林则徐小11岁。他以副贡生赐内阁中书，加侍读衔，得窥朝章典故；学问淹博，又留心时务，注意研究西方国家政情民俗；曾应粤海关监督豫堃之聘，主持编纂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海关志《粤海关志》，凡30卷，起于乾隆朝，迄于道光十八年。他在海防局时，“所有诸国禀件禁令，及沿海要隘，诸营县界域道里、墩营炮械，皆有录存图绘”。 ^[11] 林则徐在杭嘉湖道任上时曾读过梁氏的著作，评价很高。这次林则徐赴广州途中，接得时任粤海关监督豫堃幕僚的故友郭桂船来信，向他推荐梁廷枬。林则徐因早知梁氏，极乐意就海防诸问题求教。所以他甫抵广州，便以越华书院为行辕，目的是可以与梁氏经常晤谈时务，以备了解情况之需。

次日，他与邓廷桢、怡良、关天培、豫堃在书院议事， ^[12] 了解广东的禁烟情况及外国烟贩、鸦片趸船的动向。得知查顿已经离粤回国，伶仃洋趸船两只于十二月二十八日（2月11日）回去，另有英、美等国趸船18只驶避丫洲洋面。他将这些情况写进了到粤后的第一份奏折，向皇帝作了报告，并谈了自己的短期行动方案：派师船跟踪监视鸦片趸船，并在伶仃洋及东路惠、潮等属洋面口岸一体巡防；自己目前拟先熟悉情况，与督抚等互相讲求，拟于旬日之间出中路之虎门、澳门等处与关天培巡视了解，以便相机度势、通计熟筹。 ^[13] 就是说，在密切注视外国鸦片贩子的同时，作了解摸底的工作，为采取行动作好准备。

十九年二月初四日（3月18日），林则徐开始行动。他把十三行行商召至行辕，历数行商勾串外国烟贩的种种悖谬事实，并命行商将《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谕帖送至外国烟贩。谕帖要他们将趸船所藏数万箱鸦片尽数缴出，并签名出具甘结，保证嗣后来船永不夹带鸦片；如再夹带，一经查出，“人即正法，货尽没官”。谕帖表示：凡照此办理的，可以不追既往，照常贸易；如执迷不悟、玩弄花招，当遵照新例，从重严惩。在谕帖中，林则徐庄严申明：“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他正告外国烟贩，“察看内地民情，皆动公愤”，不要官兵，“即号召民间丁壮，已足制其命而有余” ^[14] 他责令行商向外国烟贩传交谕帖时，“必须严气正性，晓以利害，不许仍作韦脂之态，再说央恳之词，务令慷慨激昂，公同传谕。限三日内取结禀复。 ^[15]

这两件谕帖，是林则徐禁烟决心和所行禁烟政策的第一次声明。虽然他那时对外国情况还很不了然，语词中仍有不切实际的天朝大国观念和中外力量对比上的盲目自大，但在反对外国烟毒上态度鲜明，立场坚定，义正辞严，表达了中国政府的禁烟决心。对行商，既斥其之罪，又扶其之气，要他们“严气正性”、有忠公体国之心；对外国烟贩，既坚持令其缴烟、具结，又申明照此办理者可以既往不咎，注意了策略的严正和灵活性。

次日，行商向外国烟贩递交了钦差大臣的谕帖。自嘉庆四年（1796）以来，外国烟贩一向藐视清政府的法令，置禁烟令于不闻不顾。但是，这次查办禁烟的钦差是政府的干员，有关他的性格和果断作风的传闻，早在钦差本人未到广州之前，就已在洋人中传开。在这种先声夺人的情势下，外国烟贩不得不考虑对谕帖应取什么态度。

在规定期限的第三天，即二月初七日（3月21日），外国鸦片贩子和商人40人，在商人公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谕帖作何种反应。会议由美国商人滑么（韦特慕，W.S.Wetmare）主持，他认为：“面临这种严重局势，不管今后发生什么样的事件，统一意见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不管他们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我们不应说出对自己不利的事 ^[16] 接着，他宣读了草拟的回禀，声称现有的鸦片是属于居住在孟加拉和孟买的商人所有，所以目前在广州的外国商人无权缴出鸦片，只能要贩运鸦片的船只迅速离开、返回本国，今后不再载鸦片来华 ^[17] 很明显，滑么的对策是以今后不再贩运鸦片的虚伪声明，来保住现有的鸦片；以伪称他人所有，来拒绝向中国政府缴烟。对此，英国大鸦片贩子颠地表示不同意见。他认为钦差大臣的谕帖只是一种威胁，而“贩运鸦片没有丝毫错处”。他说：“我知道享有极高荣誉和声望的人都在做这种事情，他们在任何社会中都是受到欢迎的”。同此，他不同意滑么采取撤出鸦片船只的做法，建议拒不回复钦差的谕帖，应指派一个委员会来从长计议、拟定办法，然后交会议讨论，作出可行的决定 ^[18] 会议对这两种意见投票表决，结果以25对14票通过了颠地拒不禀复的提案。会议决定以各国商人公所名义向行商写一封简短回信，说明由于兹事体大，必须在一星期后才能作出答复 ^[19]

对于外国烟贩故意抗拒，林钦差采取果断措施。二月初七日，行商被命令再次向外国烟贩传达钦差大臣的决心：如到期拒不交烟，本大臣将于上午10时亲至公所处理。外国烟贩得此消息，极感震动，不得不改变态度，象征性地缴出1000箱鸦片，企图敷衍了事。林钦差洞悉烟贩的伎俩，于次日下令拿办颠地，指出：“颠地本系著名贩卖鸦片之奸夷”，现又阻挠缴烟，“诚为首恶，断难姑容”；同时再次申明“断不因颠地之愍不畏法，而连及能知改悔之人 ^[20]

钦差大臣动了真格，不仅使烟贩目瞪口呆，而且也使英国驻广州商务监督查理·义律面临难题。

查理·义律（Charles Elliot，1801～1875）是继罗宾臣之后的第四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与政府全权代表。他出生在英国的一个贵族家庭。祖父世袭男爵，是英贵族院议员；父亲是个职业外交官。义律像大多数英国贵族子弟从参加海军到殖民地寻找出路那样，1815年加入海军，在印度及牙买加服役，累升至少校。1822年后转向外交界，曾赴南美从事奴隶管理。1834年任第一任商务监督律劳卑的秘书，随其来华，后又接连在历任商务监督手下任职。1837年升任商务监督，是一个在华时间颇久的英国人，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只是他的出身和长期在殖民地服务的生活经历，使他养成了贵族老爷的骄横和对落后民族的蔑视心态，自以为熟谙中国官员的性格和了解中国官场的虚应故事，使伦敦相信他确是个中国通。当他在澳门接到中国钦差大臣二月初四日（3月18日）给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的谕帖抄本后，立即断定这是中国官员虚张声势的惯例，便写信报告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子爵，声称自己确信只要以“坚决的语调和态度，将会抑制广东省当局轻举妄动的气焰”。 ^[21] 信发出不久，便得到中国钦差将要对颠地采取行动的消息，他觉得自己应该亲自出马，负起所谓保护本国侨民的责任。

二月初九日（3月23日），义律自澳门启程，次日下午到达位于广州十三洋行街的英国商馆。十三洋行街是广州外城毗邻珠江的一条东西向街道，街南共有十三所行馆，属广州公行商人所有。行商们把其中九所分别租给来华贸易的外国商人居住，称为商馆。其实所谓商馆，是外国商人的住所兼办公室（俗称“写字间”），不但起住宅的作用，而且也是各国商人进行贸易和堆放货物的处所。每个商馆都有几横排楼房，通常底层都作库房、仆役室、华籍雇员办公室、厨房和堆栈之用；二层楼是账房间、客厅和饭厅；三层才是卧室。每个商馆的房屋设备都很豪华、宽敞。据1832年《广州纪事报》报道，该年元旦英国商馆召开的一次宴会，在二楼的饭厅里，席面上坐了100位客人，可以想见建筑物是多么宽敞了。在商馆面南处，是一片长宽约1500平方英尺的广场，供各国商人散步、活动和眺望珠江的秀丽景色。因为清政府历来规定外商不准擅离商馆活动，这儿便成了外国人除规定每月有三天外出到指定地点游览外唯一能任意走动的处所。当时，英国商馆有两处，一处位于南北向的老中国街和俗称猪巷的两条小街的中间，称旧英国馆；另一处在猪巷以东，毗邻荷兰馆，原为东印度公司租借的商馆，自东印度公司撤销后，便改称为新英国商馆 ^[22] 查理·义律的办公室就设在新英国馆里。

义律一到商馆，即将颠地窝藏在他的商务监督办公室内。当夜，颠地企图逃离广州，被军民人等发觉截回。 ^[23] 在此情况下，林钦差一面“谕责义律以不能约束之非”，一面按历来定例，于二月初十日下令封舱、停止对外贸易。他撤回商馆中的中国雇员，派兵严守商馆，断绝趸船与商馆间的交通往来 ^[24] 洋人275名被隔绝在商馆里，既无食物供应，又无中国仆役服务，显得情绪沮丧、气焰顿消。于是，原以为只要用“坚决的语调和态度”就能吓倒中国官员的义律，不得不考虑面临的严重局面。

二月十一日（3月25日），义律向两广总督递交照会，要求三天内给在广州的所有英人及英船颁发离开该城的护照。否则，他将认为“本国的人员和船只已被强行扣留，就要作相应的行动”，并声明他对于可能发生的后果不负责任。林钦差针锋相对，一定要他先遵令缴烟，然后颁发护照。义律收到钦差批复，知道恐吓无效，便申请收回前呈，并请求供应食物和派仆役进入商馆。 ^[25] 翌日，林钦差再次谕令义律，应将趸船烟土迅速全缴，“不但人船卖办，一切照常”，而且定当不追既往 ^[26] 并于当日颁发了速缴烟土的四条告示 ^[27]

既然软磨硬顶都不能动摇中国钦差大臣的决心，那么再不迅速表态，就会引起被隔离在商馆内的英国人和美国、法国、荷兰等国商人的强烈不满。于是，这位女王陛下派驻中国的全权代表，不得不收起殖民老爷的骄横，第一次向他蔑视的中国官员低下头颅。二月十三日（3月27日），义律被迫向中国当局表示愿将“英商手上的鸦片悉数交官”；同时，他以英国政府代表的身份通知英国烟贩，要他们缴烟。通知说：“目前同本国及别国侨居此间的一切商人，被广东省府强行扣留，食物无着，仆役离散，和我们各本国的交通已被断绝”，把咎由自取的一切责任都推向中国方面。并申明：“英商财产的证明及照本通知乐于缴出的一切英国人的鸦片的价值，将由女王陛下政府随后规定原则及办法，予以决定。 ^[28] 这就为英国政府出面，把清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处理在华不法商人的内政，改变为国与国关系埋下了伏笔。所以大鸦片贩子马地臣对此赞扬说，这是“具有政治家风度的行动，特别是因为中国人因此而掉进了要直接对英国政府负责的陷阱” ^[29] 在同样的计谋下，义律也劝美国等鸦片贩子交出存烟，保证一切损失将由英国承担。

林则徐那时对西方的情况还所知有限，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封闭社会中的天朝钦差，自不可能有近代的国家观念，更缺乏近代外交知识。但他又是个长期从政的大员，加以受命之前对可能引起边衅早有思想准备，因此，在对待外国烟贩问题上，一直采取着既坚定又灵活，既有魄力又极谨慎的政策。二月十五日（3月28日），当他收到义律保证“定必将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鸦片如数缴清”，并请求“照常买办工人日备馔食，三板来往省澳及各洋面”的照会后， ^[30] 立即于当天派人送去牛羊两百头和其他食物。 ^[31] 对于义律在照会中所称洋人被“固禁如囚”的说法，林则徐于次日批示中作了驳斥，指出自二月初四日（3月18日）谕令各国商人缴烟之后，“一切尚皆照常”；自初十日（3月23日）“尔乘三板来省，是夜欲将颠地带逃，然后安设巡船，稽查出入。原因尔无信实，令人不得不防”。他要义律晓谕烟贩尽速缴烟，“一经缴到，即一切无不照常 ^[32] 鉴于义律对缴烟只有书面保证而尚无实际行动，林钦差没有撤销围馆、封舱的命令和恢复买办工人的服务，没有同意义律的所请三板往来省澳的要求，并进一步堵死了通向商馆四条街道中的三条，即盘定街、新中国街和猪巷，只留由各国商人公所进入商馆区的老中国街一条通道；并且把向着十三洋行街的商馆后门，都用砖头砌死。 ^[33] 直到林钦差接到义律请求派其副手参逊等人办理缴烟的照会后，他感到义律和各国烟贩确实愿意交出所存鸦片，才于二十九日（4月2日）宣布恢复食物和饮水供应，同时规定鸦片缴到四分之一，即给予买办工人；缴至半数，酌量允许三板往来省澳；缴至四分之三，准予开仓贸易；全数交完，则一切照常并奏请奖励。若贻误失信，以三日为限，断其淡水，再误三日，断其食物供应，又三日，当执法从事，断不宽贷。 ^[34] 钦差大臣以巧妙和极有分寸的措施，把义律引向预定要达到的缴烟目标。

从二月初四日传谕外商缴烟起，林钦差就谨慎地处理着禁烟中可能涉及的两国或多国关系。他在封舱过程中坚持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当商馆被围、断绝供应后，外国烟贩产生分化，美国商人金（CharlesW·King）向中国当局禀告自己从不进行鸦片贸易，请求允许他和他的船只进行正当贸易和招回仆役时，钦差大臣宣谕“本大臣既不许奸夷和良夷混淆，亦不愿因一事而变更大计”，请他向烟贩们劝导缴烟。荷兰领事也得到了同样的劝告。当外国烟贩陆续缴烟时，林钦差逐步放宽了对烟贩的隔离措施，到三月初六日（4月19日），所有买办和中国雇员被允许返回商馆。三月二十一日（5月4日），取消封港和恢复交通。二十三日，撤回了包围商馆的兵丁。而烟贩的缴烟则一直延至四月初六日（5月18日）才缴完。这一切充分说明钦差大臣在和烟贩的斗争中，既果敢又冷静，一切措施都使用到最恰当的火候，注意掌握策略而不超越预定目的的限度。

外国烟贩交烟的地点确定在虎门。自二月二十六日（4月9日）林钦差接到水师提督关天培报告鸦片趸由九洲开至虎门呈缴鸦片的讯息后，于次日偕同总督邓廷桢、粤海关监督豫堃同赴虎门验收鸦片。二十八日，林钦差抵达虎门会晤关天培，当天起逐日收缴烟土。为了进行监督和指挥方便起见，钦差大臣于三月初一日起在师船“新会一号”上居住，直到三月二十四日收烟接近尾声时才移居岸上，前后共住在船上24天 ^[35] 四月初六日（5月18日），外国烟贩所报烟土全部缴清，“合计前后所收夷人鸦片共一万九千一百八十七箱，又二千一百一十九袋，核之义律原禀应缴二万二百八十三箱之数，更溢收一千袋有零。 ^[36] 初九（5月21日），林钦差签发了给英人的收据，据内写明共计20283箱28斤又7个 ^[37] 在这些鸦片中，查顿·马地臣洋行（怡和洋行）缴出7000箱，居第一位；颠地洋行1700箱，居第二位；罗素洋行缴出1500箱，居第三位。这三家洋行共缴出10200百箱，超过应缴总数的一半 ^[38]

2万多箱鸦片总重237.62万多斤，如何贮放是个大问题。因为此物流行已久，利之所在，众庶争趋，严防偷漏，刻不容缓。林钦差等考虑到收缴地点是在虎门，不如就地临时堆放，免得转辗途中发生乱子。因此自收缴以来即先相度堆贮之地，最后选中了位于穿鼻附近的镇口村。这里地处码头，收缴鸦片都在此进行，便于堆放，也便于监守。但此处民房庙宇均无宽敞，鸦片每箱长约三尺，高宽各半，大房一间只能堆至四五百箱之数，没有一处可以堆放这么多的鸦片，不得已，只好把陆续收来的鸦片，分作数堆，每堆屋外围起墙壁，上面添盖高棚，匀排封贮之外，另派文职正佐十二员，在内分棚看守；分派武职十员，带领弁兵一百名，昼夜巡逻，严密防范 ^[39]

这么多的鸦片如何处理又是一个大问题。最初，林则徐等向朝廷报告一俟收缴完毕，即派员押解进京，请朝廷验收。三月十九日，皇帝颁谕同意解京。 ^[40] 但三月二十五日浙江道监察御史邓灜上奏，建议就地销毁，无庸解京。他认为广东距京师路途遥远，运送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如广东、江西、安徽陆路多用抬夫，每箱用夫二人，计须四万余人；广东、江西水路须用船只，计须雇民船百余号、水手一二千人；安徽以北俱用车载，计须大车千余辆、民夫千余人、骡马五六千头；即使由江西水路经向长江，转入运河行走，亦足可与运解铜铅船数相当。此项舟车民夫，不但地方一时骤难雇备，而且需花大量经费。以国家有用之财，花在这种无用之物上，实在很不上算。而且长途运送，难保不会途中发生偷换。他指出近来各省多有假造烟土，其价值仅洋烟十分之一，而形色逼真，虽积惯吸食的老烟鬼也很难辨其真假。经此次查办之后，洋烟愈少则价格愈昂，价愈昂则利愈厚，而为利所趋，舞弊的手法也随之愈巧，很难保证没有偷换，即使到京后派大臣查验，也只能核计多寡而无由辨其真伪。据此两点，邓灜认为林则徐、邓廷桢等都系皇上委任责成之人，自不会扶同欺饰、自取罪戾，不如饬令该大臣等将起获烟土毋庸解京，俟收缴完竣，即在该处督率员弁，公同查核，目击销毁，以省解运之烦 ^[41]

皇帝读了邓灜奏折后，觉得所奏有理，便改变原来解京的主张，三月二十六日，重颁谕旨，著林则徐等无庸将烟土解京，可在收缴完毕后，由林、邓、怡良等督率文武员弁公同查核，就地目击销毁。上谕并对林则徐表示了充分信赖，说“此次查办粤洋烟土甚属认真，朕断不疑其稍有欺饰 ^[42]

对于二万余箱鸦片解京之难，林则徐并非不清楚，只是因为向例必须将办案所获交朝廷验明，才有解京之请。不过他还是作了两手准备，约在三月中旬之初，当收缴的鸦片日益增加时，就着手择地开挖化烟用的大池。四月初一（5月13日）的日记中有“黎明诣天后宫、靖海庙行香，顺往看视池工，拟为毁化烟土之用” ^[43] 的记载，准备圣上一旦命令就地销毁时有所不虞。四月十八日，林则徐接到了三月二十六日发出的廷寄上谕，奉旨烟土无庸解京，便立即投入了紧张的销烟准备工作。

首先是确定如何销烟。林则徐等曾对此多次商量、反复试验，否定了用火烧化的办法。向来鸦片采取拌和桐油后用火烧化，但焚过之后必有残膏余沥渗入地中，若挖土熬煎，可以十得二三，说明此法尚未能去毒务尽。经过调查访问、广谘博采，发现鸦片最忌盐卤、石灰二物，若投以灰、盐，烟土即成渣末，必不能收合成膏。考虑到二万多箱鸦片如用锅灶化毁，不仅须盈千累百，而且旷日持久。最后决定在海滩高处挑挖两个大池，轮流浸化。每个池子各纵横十五丈左右，四周拦桩钉板，不令发生渗漏，池底平铺石板，前面设一涵洞，后面通一水沟，池岸周围树以栅栏，中设棚厂数座，作为文武员弁查视之所。其浸化之法，先由沟道车水入池，撒盐成卤，将每箱烟土逐个切成四瓣，投入卤中，泡浸半日，再将石灰抛入池内，顷刻便如汤沸。其时，人夫手执铁锨木爬，立于跳板之上，往来翻戮，务使尽化。俟退潮时，启放涵洞，残渣流出，随浪送出大洋，并用清水洗涤池底，不留涓滴。若甲日第一池尚未刷清，乙日便用第二池，轮流替换，化一池必清一池底，以免套搭牵混，滋生弊端。傍晚停工时，封闭四周栅栏，派文武员弁巡逻，化烟员工，令其仅穿短裤，其余赤裸，于停工放出时，与执事工役一同搜检，不许稍行夹带。

其次是核定化毁时的鸦片斤数，做到收、化两符，以杜偷漏。林则徐等经商议后，决定在劈箱销化时，将各色烟土分别编号登记，以鸦片名色分为公班土、白土、金花土三等，逐箱过秤，并扣除箱袋斤重，核实净烟斤数，随销化随登记，防止差错。

再次是派定执司、保卫现场。决定沿海居民，只准在栅栏外观看，不许混入厂中；在事员弁，各有职司，相互查核，严防偷漏夹带。

最后是排定在省大员轮流查视，做到共同目击销毁。决定由林则徐、关天培及候补知府余保纯等在虎门驻扎，逐加布置；总督邓廷桢、巡抚怡良、藩司熊长谆、臬司乔用迁、运司陈嘉树、粮道王笃分班轮流，接替查视；并咨会广州将军德克金布、左翼副都统弈湘、右翼副都统英隆，各轮流到虎门弹压；粤海关监督豫堃更应常川在虎门照料稽查 ^[44]

挖池的工作在奉旨前已经完成，并于当天函告总督、将军、都统等一同过目验收 ^[45] ；其他各项也陆续于月底前安排停当。四月二十日（6月1日），林则徐祭告海神，“以日内消化鸦片，放出大洋，令水族先期暂徙，以避其毒”。 ^[46] 他宣读了早在十多天前就已拟就的祭文，祈祷海神保佑，“有汾浍以流其毒，况茫乎碧澥沧溟；虽蛮貂之邦可行，勿污我黄图赤县 ^[47] 虔诚的语句中洋溢着爱国的赤诚。

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1839年6月3日），南国的骄阳显得分外炽热，虎门寨下万头攒动，人群鼎沸，人们渴望的销烟壮举终于开始了。当天下午，林钦差在巡抚怡良、粤海关监督豫堃、广东布政使熊常谆的陪同下，监督和主持了首次销烟的工作。一切按预定的计划进行，当一担担石灰抛入浸化池中，一股股升腾而起的浓烟冉冉升起，池水沸腾起来，把浸泡的鸦片溶成了无数渣末。观看的人群无不欢欣雀跃，声震霄汉。当天，170箱鸦片全部化尽，涓滴不剩地倾注到碧波浩瀚的大海。

自这天起到五月十一日，前后19天 ^[48] 不论晴雨，林钦差坚持每天监视销烟。为了让外国人一睹壮观，五月初三日（6月13日），钦差大臣颁贴告示，准许外人现场观看。初七日，一群外国人包括美国商人奥立芬洋行股东金及其眷属、传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马利逊”号商船船长宾逊（Capt.Benson）等，来到虎门，受到了林钦差的热情接见，并准许他们走进栅栏，在销烟池边观看全过程。这些曾经怀疑中国人在销烟中可能会有偷窃行为的西方人，面对着销烟的每一个过程，惊叹“整个工作进行时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出于我们的臆想” ^[49] 对中国人民的这场伟大斗争，充满了无限的钦佩。

五月十一日（6月21日），除留下各色鸦片共8箱作为样品解京送验外，所有2376254斤鸦片全部销毁。为了庆祝虎门销烟的胜利完成，当天下午镇口村大放焰火，林则徐在师船上观看了这次表演。十四日（24日），两广总督邓廷桢携酒来钦差寓所祝贺，林则徐与邓廷桢、关天培等共同分享了胜利的喜悦，直至上灯时分，又在箭道观看焰火，尽兴而散。次日，在关天培的送别下，钦差和总督乘船离开虎门，返回广州。

虎门销烟是林则徐领导的广东禁烟取得胜利的标志，也是清王朝近半个世纪禁烟过程中所获的最大成就。对外国烟贩进行坚决而灵活的斗争，是禁烟通向胜利的关键。抓住这一关键，严禁吸食就比较容易。林则徐在广东迫令外国烟贩缴烟的同时，还大力进行严禁吸食的工作，在邓廷桢、怡良等人的配合下，三月二十九日（5月12日）仅广东一地就查获吸食犯1600余人、鸦片28845斤、烟枪42741枝，以后的50天内，又继续查获吸烟犯192人、鸦片11000斤、烟枪27538枝，大大超过了以往广东的禁烟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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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龚自珍全集》，第169～171页。

[2] 林则徐：《答龚定庵书》，《龚自珍全集》，第171页。

[3] 《英国烟贩及粤省兴贩吸食之人畏惧观望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中），第627页。

[4] 《本部堂奉旨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传牌稿》，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信及录》，上海书店据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重印，第7页。

[5] 《密拿汉奸札稿》，《信及录》，第8页。孖毡即马占，英语mercnant的音译，即经纪人。

[6] 《信及录》，第8页。

[7] 【英】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5册，第22页。

[8]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

[9] 林则徐：《又和见怀原韵》，《云左山房诗钞》卷七。

[10] 《林则徐集·日记》，第333页。

[11] 梁廷枬：《夷氛闻记》卷一，《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6册，第9页。

[12] 《林则徐集·日记》，第333页。

[13] 《钦差大臣林则徐奏报抵粤日期并体察洋面堵截趸船情形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496～497页。

[14] 林则徐：《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信及录》，第22～23页。

[15] 林则徐：《谕洋商责令夷人呈缴烟土稿》，同上书，第21页。

[16] 《各国商人会议公所会议记录》，见斯莱德：《中国近事纪实》，1939年澳门版，第31页。

[17] 《草拟禀帖原稿》，同上书，第32～33页。

[18] 《颠地发言记录》，《中国近事纪实》，第34～35页。

[19] 《各国商人公所致行商信稿》，《中国近事纪实》，第38页。

[20] 林则徐：《饬拿贩烟夷犯颠地稿》，《信及录》，第24～25页。

[21]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49页。

[22]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81页；《广州番鬼录》，《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249～251页。

[23] 《会奏夷人趸船尽数呈交烟土折》，《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2 册，第92页。

[24] 《谕缴烟土未覆先行照案封舱稿》，《信及录》，第25～26页。

[25]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52～253页。

[26] 林则徐：《咨复广督批示义律夷禀一案稿》，《信及录》，第28～29页。

[27] 林则徐：《示谕夷人速缴鸦片烟土四条稿》，同上书，第29～32页。

[28]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53、254页；另见《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第178页。

[29] 《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译文据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卷，第32页。

[30] 《英吉利国领事义律禀请给还买办三板以便呈缴鸦片由》，《信及录》，第33～34页。

[31] 参见肖致治等：《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59～460页。

[32] 《批英吉利领事义律禀》，《信及录》，第35页。

[33]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56页。

[34] 《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第184页；另见《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57页。

[35] 肖致治等：《鸦片战争前夕中英关系纪事》，第473页；另见《林则徐集·日记》第336、339页。

[36] 《钦差大臣林则徐奏为英国等船只所呈缴之鸦片已一律收清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544页。

[37] 《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第210页。

[38] 参见【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47页注④所列数字。

[39] 《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报销化烟土已将及半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 册，第594页。

[40] 《著将钦差大臣林则徐等交部从优议叙并将收缴烟土查清解京事上谕》，同上书、册，第525～526页。

[41] 《浙江道监察御史邓灜奏请将在粤所收缴烟土就地销毁无庸解京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533～535页。

[42] 《著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将广东收缴之鸦片就地销毁事上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539～540页。

[43] 《林则徐集·日记》，第340页。

[44] 《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奏报销化烟土已将及半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594～595页。

[45] 林则徐：《致怡良》（1839年5月31日），《林则徐书简》第55页。

[46] 《林则徐集·日记》第342页。

[47] 《熬化鸦片烟土投入大洋先期祭海神文》，《云左山房文钞》卷三。

[48] 《林则徐集·日记》第344页。据林则徐日记所记，自6月3日至6月21日，销烟共19天，除去端午节暂停一天，共18天。一般著作称共销烟20天或笼统指自6月3日到25日等说法，均不确。

[49] 裨治文：《镇口销毁鸦片》，《中国丛报》1839年6月号。转引自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页。